德國的古典精神 · 第四編 席勒（1759—1805）精神之崇高性與超越性

——宏保耳特：論席勒及其精神進展之過程（譯文） 我跟席勒親密的來往和通信，是多半集中在1794年到1797年的中間（時席勒年三十五至三十八歲——譯者），以前我們彼此還不十分認識，此後呢，我在國外的時候多，因此我們的通信也少下去。剛才我說的這一段期間，無疑的，卻是席勒的精神進展上頂有意義的一段，自席勒發表《堂喀洛斯》（Don Darlos，作於1787年，時席勒二十八歲——譯者）後，無期間的戲劇著作的停歇，現在是告一段落了，以《瓦倫石坦》（Wallenstein，成於1799年，時席勒年四十歲——譯者）為始，他好像預感他的生命快要結束似的，寫下了不少的同樣名貴的傑作。這時是他的一個轉換期，在一個人精神生活的體驗上總算少有的。那生就的、創造的、詩人氣氛的天才，是衝決而出了，把從前所有遏止他在一個運用思想，以觀念世界為生活的人所需要的才能的限制，統統打破了，在思想上所必需的純粹而清晰的形式，是自這次舊戰中漸次完成了。這一次是很幸運的轉機，不能不說是由於席勒性格上的堅毅和他工作上的勤勉；他常是用這種勤勉以不同的方法以應付某一件事體的。這裡便見出，他是以一種富有生命力的質素，而納入藝術的純而不雜的規律里去的。正因為如此，他需要一個創作家的奔放，同時，還需要一個批評家的嚴肅。這在他是十分確實的，所以在他缺乏前者的時候，他就時刻陷在疑惑里，簡直有點膽怯，從事於詩呢？還是從事於哲學呢？拿不定主意，對於他那詩人職責也很沒有自信，卻也是在上面我說的這一個期間，在他的生活上才有所決定了。本來，所有那即使在小小的詩篇製作而感困難者，卻都作了他最後勝利中臻於圓熟之境的助力了。 是在1794年的春天，他剛從他的故鄉作了一個旅行回來，要再卜居於耶那（jena）。他所得的那一場大病，幾乎壞掉了他的整個健康，實在說來，他此後並未恢復，加以這次旅行的勞頓，遂使他一切工作都不能繼續起來，但他竭力支持，還在勤苦著，時時作作這，又時時作作那。那同歌德的定交，也給了他不少的鼓舞。現在就碰到這個問題了，什麼是他應當從事的，什麼是他能夠從事而最有成功的希望的。他已經除了《關於人類之美育通信》（開始作於1793年——譯者）外，沒開始什麼工作。詩是自1790年（時席勒三十一歲）就沒動筆。歷史的興趣是淡了，反而對哲學的研究熱起來，在這時，他意識間總在計劃著《瑪耳特賽》（Malteser）和《瓦倫石坦》這兩個劇本，只是當時的環境，卻像離他決然去著手的時機，還有著一條鴻溝，我為了和席勒接近些，我也在耶那找了房子，住了幾個星期。我們天天見兩回面，特別是在晚上，我們往往談到夜深，平淡的感觸，我們也談。這種談話就作了此後我們通信的張本，從那裡就可以看得出，他一步一步地要走向他那最後的，也就是最偉大的創作之途了。 在這談話和通信中，也露透著比在作品中更直接、更完全的一種偉大精神的活動來的。他的作品，只是他之所以為他的一部分而已。在那活潑新鮮的表現之中，他那精神，純潔而圓滿地流動著。一種人所不能模仿，也不能強求，甚而人能為人所想像的意味，是為同時代的人所感覺到了，並且還流傳下來了。這種偉大的精神和性格所具有的那種潛在而像有魔力的效應，常是在後起的思潮中，一代一代的，一民族一民族的，更有力地，更廣闊了的再洶湧下去。在鄭重其事的寫作里，這種活潑的真實性也許要受了限制了，這時就只能像山澗的溪水，略作潺湲之音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的進展，老是比寫在書里的早著許多，所以凡有所創造或完成，卻也只有在這時而未顯的，但卻是頂重要的時期里才最能有所影響。在這裡，自要一個人略去觀察，就可以見出一世紀的偉人是如何開思想上的風氣的；統他一生的精神，即為的是將律則符合於現象，超有窮以達無窮。這也是我常為紀念席勒而想到的，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恐怕再沒有別人，能以他的內在的精神生活來證實這個觀念的了。 席勒的詩人的天才，在他第一部作品裡就已經看得出了；我們且不管那形式的缺乏，以及在成熟的藝術家看來的粗疏，只消看在《強盜》（Die Rauber）和《費斯可》（Fiesko）中，卻就是表現出一種堅毅的、偉大的、天賦的魄力了。已經透露出在他所有種種哲學的、歷史的著作中所時而迸發的，以及在通信中所更提明的，對於詩的是一如對於他自己那精神之根源的嚮往了。那裡已經顯示著一種男性的威力和淨化的純潔了，這是很久以來為德意志民族所自傲而且是榮譽所系的。可是這個詩人的天才，是把他的思想太往高處和深處緊縮了，於是，遂成為一種獨特的理智表現而出，和其餘的許多根本的東西分離了，他有的這些，卻也自為一個整體。在這之中，有席勒的特別的個性在。他對於作品要求先有深刻的思想，次納入一種嚴格的精神的統一性之中，最後還有兩方面，一是合於牢固的藝術形式，一是須使每個作品裡的取材並不是隨便的，乃是從他自己的個性里發出來的一種擴大的觀念的整體，這是席勒在作品裡頂表現個性的一點。從這齣發，席勒為使他的作品更作得偉大和高超，總是先把他那與其詩人天才相關連的理智成分，經過相當的時間，而弄到清晰和明確的地步上去的。他這種特色，就可以解釋人們對他的作品之責難的所在了，人們說在他的作品裡是沒有藝術之神的用武之地的，在他則所謂天才之得天獨厚者，實在只是精神界之有意識的活動而已，但我們卻覺得，卻只有席勒那種真實的、理智的偉大性，才使他的製作當得起這種責難。 如果我把他的件件作品拿來，以印證上面所說的真實，我以為是多餘的。現在我卻是作一個演進的研究，從我之發現他有這種特性，特別是從我與他之來往，又從我記憶的他的談話，以及按時代前後的他的作品的比較，看看他的精神的過程究竟是怎麼回事，也許對於讀者或者是更有趣些的吧。 各個觀察席勒的人所特別感到的，都是這樣：所謂思想是一個人之生命的根本成分者，在席勒是比在別人更其有著高一層的和含蓄了的意義了。精神的活動好像永離不開他，有時還經他身體方面的不適的打擊，思想可以使他起死回生，思想並不使他疲勞。這大半可以見之於他的談話，席勒好像生就這樣了的。他從不找一種特殊的材料作為話題，他卻是任其自然，想到什麼說什麼，可是自這偶然的話題中，他總把話導之於一個更普泛的觀點上去，人往往在他那小小的對話中，見出那是有為精神界所鼓舞的討論的中心在的，他把他的思想，常當作已為一般人所認可的定論看，而為談話時所援引著，可是這個剛被思索，他心目的觀念就又活動了，於是，他思想上永無休歇。他的談話，是異于海爾德（Herder）的。再沒有比海爾德話說得更漂亮的了，只要一個人在交際上是不太窘的，總可以聽到那好好的辭令，被稱讚的人往往是有這種長處的，很利於在說話的時候，加倍表現他們的能力。思想、表現能力、溫柔之態和高雅之致，是屬於一個人的內在的精神的，說話時正不過此中消息之流露而已，因此，談話總是在一種雖自己好像不能預知談到什麼歸宿之中，而有一種打不斷的清晰的所在，似乎半明半暗的吧，然而我們卻可以從而認識那種確定的思路。不過倘若話中的材料是故意的創造的話，自然人所得的就不是如此了。只會反對什麼的話，人也不能指望在其中有所得的，那只是有一種阻止的用處罷了。自言自語，人未始不可以聽，然而這就失掉了彼此談話的意義，席勒的話，美麗是不算美麗的，可是他的精神，永遠是在銳利和確定下，達到一種新的思想上的收穫，這種努力常是在他進行著的，而浮動於處理他那話題的充分自由之中。因此他常是把相關的事實運用著，也因此他的談話總是那麼富於詞藻，而這詞藻實在卻是即刻發生出來的。然而那種自由卻一點不破壞他探討的歷程。席勒常是緊抓著一個線索，那是一直維持到終極的，只要那談話不被偶然的事件所擾亂，總不能輕易放鬆了達到那個終極。 所以席勒的談話，常是在思想的領域上得到新土地，也因為如此，在他的精神活動上，常是有一種努力著的獨特之見。他的信也是的。他所見到的，總是說一不二的。平淡的講演，他頂多延長到天黑，這種家常的談話，卻可以徹夜。白日他工作，或者有固定的研究，他的精神同時就可以在工作和研究中得到開展了。可是那種純以知識為目的的研究，以信賴它的人看去是有無窮魔力，而不至於太拘守於一隅的，但他卻還不以此為滿足。知識對於他，還只是原料而已，精神的能力才是他寶貴的，在原料中他是要多看出些什麼來的，並不是就作為工作的憑藉而已。 只因為他是求精神之較高的努力的，他特別注意從深處創造了，小的地方常為他所不喜而忽略。然而也是奇怪的吧，就是他常從極小的部分的材料中，似乎不能使他得什麼東西的，他卻獲了許多方面的見識，當人去仔細考察的時候，這也往往越達到了最有真知灼識的實際了，人就不能再說別的了，因為那並不是有別面的途徑可尋故。在德意志國境他也是見了一部分，並未到過瑞士，可是在他的《退爾》（Teil）一劇（作於1804年，時年四十五歲一譯者）中，卻已經有著最活潑的描寫了。誰要曾在萊茵瀑布旁立過一次的，一定在那一剎那間會無意地憶起《潛水者》（Des Taucher，作於1798年，是一民歌體的詩——譯者）中最美的那一筆，那是活繪出這個激動著的水流的，其壯觀真可以吞噬了觀者的眼帘；然而這也是並沒有身歷其境的張本。席勒從經驗中所得到的，他只消看一眼，以後就可以作為描寫他生疏的地方之用了，因此，他不輕視聽講中的研究工作，每是在一種偶爾的取用之資里，他會堅牢的印入他的深思，而他那時刻在活躍的幻想力，永遠在生動地工作於任何時地所搜集的材料上，以補足了這種十分間接了的了解之缺陷。 同樣的情形，他可以採取著希臘文學的精神，縱然他看的只是譯本。他覺得一點也不費事，他就也來翻譯，可是他卻沒譯完，他要保存那原譯的價值，因為他是太喜歡那一字一字的拉丁文的句法了。這樣，他只譯出了那一場，就是鳩律披策斯的《泰提斯的結婚》（Hochzeit der Thetis）。我承認，我每在重讀時，是有無窮的愉悅的。那不只是一種語言上的交代了，乃是傳達一類屬之詩於另一類屬，幻想力所得自原文的活躍，是更繁複了，所以表現出一種純粹的詩的效應來。關於這，人們只能歸之於一般的幻想力與感覺的能力，那是一個詩人和他那觀念的內容所分不開了的，由他的創造中，總是把那鼓舞的氣息吹送給讀者的。古昔的精神，便影子似的，著了可使詩人耀眼的服飾而顯現了。但是在作品的每一筆中。卻都有一種原始性的狀態很瞭然地存在著，而且是這樣純粹了的，因之可使人自始至終，便對於古昔很神往。我現在並不是在說席勒的翻譯強，我只是說席勒之深入於希臘精神，這尤其是表現於此後的兩件作品上而已。《依比庫司之鴿》（Kraniche des Ibyks）與《勝利之宴》（Siesfest）（皆作於1798年——譯者），其帶有的古色古香是這麼純粹而且親切，人甚而是不敢期之於近代的作家，說真的，也是那麼美麗，又那麼充有活力。這詩人是把古代的精華吸取而變為自己的了，他在其中鼓盪著自由思想，於是產生一種新的，而在各部分卻是他自己的氣息的詩篇了。這兩篇東西有其絕然相反的對照。那《依比庫司之鴿》可稱為一個完全的史詩；所有這詩之內在的價值，都是在打動人類心坎的藝術家之表現力的威權和迸發的觀念與思想上。一種不可見的，只由於精神所創造的詩的威權，在實際上表現一種稍縱即逝的力的，是根本的屬於一種觀念世界的，卻也就是席勒所活動於其中的。在他造成一個民歌的形式的前八年，他的意思是已經有了，這是清清楚楚地表現於《藝術家》（Kunstler，作於1789年，時席勒年三十——譯者）；這首詩里的 幸運之神歌隊聲， 兇手逍遙無人懲， 歌聲之中死者影。 即這個觀念論，就也有完完全全的古風；古代文學對他是很有使他的作品蒙上純一與強烈的色彩之作用的。所以，那個整個故事是自他那裡一涌而出了，特別是倭伊門尼頓（Eumeniden）之出現和歌唱，所受的影響，尤為顯然。伊斯啟里斯（Aschylus）那有名的《和歌》，是簡直織有近代詩的韻腳與用字的形式的了，但一點也不失其靜穆偉大之美。席勒的《勝利之宴》卻是抒情的，又是客觀的意味的，在這裡，那詩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胸臆加上了，並不只是古代的觀念情感了。可是在其他的方面，這詩有點荷馬意味，也像別的詩那麼單純。只是在大體上有一種更高的更獨特的精神，為古代詩人所不及，而且正是因此得到它的偉大的優美性。運用古代詩里的一段，而賦以更高的意義，這在席勒早期詩里也這樣作過，而且不少。我只引在《藝術家》里形容死的一句吧：「必然的歸宿之柔和的逼近呵。」令人憶起荷馬的佳句「柔和的射擊」來，然而他把「射擊」改為「逼近」，一轉手之間，意思就更溫婉和深刻了。 對人類精神活動能力的信賴，由詩人的描繪而誇大起來，是充分表現在《哥倫布》一詩的頂端題句上了，那是完完全全代表著席勒的獨特的個性，而吟詠在詩里的。信任這種為人類所不可見的，卻即存在於人類間的能力，以及在這種壯美的、幽深而真切的景象，內在的神秘的處所之中卻有一種一致性，現在實與神秘為一性情所統攝，於是那原始的、永恆的主體之真實與反映，因以可能，這就是席勒的觀念體系。同時又有一種堅持力，他用這以應付各個理智上的課題，非到徹底解決，決不放鬆。在《塔利亞》雜誌（Thalia，本為劇神，此為席勒所創辦的一種文藝雜誌——譯者）中拉裴爾給尤律斯的信上說的「當哥倫布在沒經過的海上，毅然走入一個不可測的賭局」，這句勇敢而美麗的話，就已經透著他上面這種信念了。 從內容與形式上看來，席勒的哲學的概念，不過是他那整個的精神活動的副本罷了。二者在同一的軌道里活動，而且走向同一的目標，只是那活動著的精神常有更多的材料，而在他身上運行著的思考能力，卻又永遠不休歇的使那流動的精神增高而已。他統攝了這一切的終點；便是以人類的天賦之總和的表現，憑人類分辨能力的和諧一致性，而達到人類的絕對自由里去，在我看，二者是一而不是二的，只是一個求變化與材料的，一個乃是求一致與形式的，在這裡已經表現出那是由自由意志的和諧性，而追求一種超乎一切目的的根源的了。在知與意志中間毫不受限制的施行著的理性，對於直觀和感覺是分別地處理著，而並不使二者的範圍互相逾越的。正相反的，卻有一種情形，感覺自自己的獨特的本質里，而入於自己所選擇的軌道上，成為某一種狀態而出，在這狀態之中，直觀憑了種種不同的規則，採取了形式。這種形式，並不是有路可尋的，乃是由忽然的一下，而豁然貫通，其中根於感覺和直觀的這兩種性質而來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是為那互相作為根據的現象所掃除了，於是對於人，就有在那現象之中而存在的一幅圖畫出來，不是給的現象，而是給的方向，這個呢，我們便叫作是審美的。因為它所處理的材料是成自感官的，並非藉助於概念，所以可以當作有獨立性的自由在。 在《論嫵媚與莊嚴》（Anmut und Würde）及《關於人類美育通信》里，這個意思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但我很疑惑，這個帶了內容繁複的概念的和成自稀有美妙的講演的論文，現在人人要讀的，是不是要頗有考慮餘地的保存下去。實在說來，這兩篇東西，特別是那通信，不是沒有毛病的，席勒為鞏固自己的立場起見，就走入了一個比較嚴格而抽象的路了，因此，倘若把他討論的對象，以為可以應用無阻地試一試，就辦不到的，甚而只求概念中的推論沒錯，也仍還不成。然而關於美的概念，關於創作與行為中之審美的成分，也即是一般藝術之基礎，以及關於藝術本身，那卻是把最重要的問題都包括了，這是已經到了不可更易的地步了。在這整個範圍里，那種非從枝節的原則立好不能解答的問題，是沒有的。這不只是因為概念的處理和劃分清晰所致。卻是由於在那論文裡一種稀有的長處，就是在它那整個範圍里，在它那完全的內容里，把所有可以生出的枝節都已交代好了。總起來看，在那論文裡的意見是並不分割和破碎的，倘若讓我用一個比方，則不是像多面鏡樣的，一面映著一樣的光彩和色澤，這特別是在《論嫵媚與莊嚴》的後半，分別情感與行為有許多類屬的時候尤其看得出了。 從沒有把這些材料處理得這麼曉暢，這麼完全，這麼清楚的。這些材料是沒有完的，不只是概念之整理，而且還有美學的以及倫理的教育的問題。藝術與詩是直接訴之於人類的最高貴的素質的，藝術與詩是開始提醒了人類，在超乎一切有限性之上，而另有一種住於人間的素質的存在的。藝術與詩都是建於崇高處，直為崇高而生。確定二者之追求崇高，同時對凡屬瑣屑猥俗之見，凡非發自純潔本源之感，皆排除之，這是席勒所永遠俛著的獨特的聰明里的，就好像在他根源的傾向之中給了他一種真正的生活的指針似的。因此，他所首先而且嚴格要求於一個詩人本身的，並不只是好像分離著的作用的天才與智能了，卻是因他的天職之崇高而所允許的他那整個性情之流露，他不只是曇花一現的剎那的存在了，乃是成為性格了的一種升騰。「在他要觸到那美妙的事物以前，首先而且最是當務之急的，便是把自己的個性先作到最純潔的地步，而且把莊嚴的人性也要淨化到極處吧。」這一段是采自《關於畢爾格詩歌》（Uber Burgers Gedichte，此文作於1791年，時席勒年三十二——譯者）的，席勒把對那有理由而受反對這種意見的詩人之不公平的責難也一口道出了。無疑的，這批評是太苛。因為，只要語言之差不多的一致的狀況是允許我們在德國有這個時代的詩的話（這是系之於一切詩的作用的條件），那麼，畢爾格的各種幻想就確乎喚起詩意，而畢爾格的各種情緒也確乎抓住一種在他是完全適合的真實與深刻了。席勒在他後來的通信里，也已經承認，在那批評里，提出的理想只能適用於特殊的情形了的。所以在他這一般的要求之中，是什麼東西也沒留給了我們，卻只是可藉以見出席勒自己的個性的與人格的表露罷了。他這種要求，再沒有比碰到是施之於他自身時那麼嚴格的了。人對於他可以確實地這樣說，從很遠處而俯就流俗，或與庸常為鄰，在他是永不會的，而那高超而可貴的見地，卻是常充滿了他的思潮，而且在他的情感、生活里，也往往帶了出來，至於對理想的憧憬與努力，更是常鼓舞於他的詩里，以及小品里，有著同樣的活潑新鮮之態的了。因此，在他的作品裡，很少有人所謂的「弱而無力」，或者「平淡無奇」。此外確實地還得加上，就是我已經說過的，他那種精神能力常是用著相同的緊張而在工作。至於說在一種消遣的意味下面把精神放鬆一下，那他是好像不懂得的。從這些地方可以給出席勒的個性，而在他的詩與哲學論文中卻是不容易見到的。因為在他的作品裡，有些小地方縱然表現了，人們會是為別的興致的放過，只有現在他這責難，倘若我們加以注意的話，就見是直觸到他的個性的根本了，因而他那性格的高尚的統一性，遂明明白白地顯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對於他早期作品之嚴格的批判，也在這《關於畢爾格詩歌》的文中，而十分強烈的表示著了，而在他死的前二年，為他的詩集預序的文中，說得更為顯然。在這裡所損傷了他的偉大而細膩的感覺的，也就是人們所稱為他的生活的第二期，很明顯地表現於《堂喀洛斯》，以後卻未曾犯了的，也只是不合於他這詩人的個性和人格罷了。他那高潔的，以人的性格與生活的見地為出發，費全力而努力著的意味，在那部作品裡，卻也同樣表現著了。在他所損傷了的，只需要一種藝術家的修正就行了，這種修正是對誤會「藝術的真」的觀念而言，是對不知把部分統一於全體的必要性，因而有一種不相屬的不清晰的鑑賞力而言。同時，材料的選擇，當然亦受影響。在《堂喀洛斯》里，席勒像是在這個範圍之外的光景。還有，在這裡，是有他泛世界性的立場和國家之感的衝突，以及他那得自經驗的概念和並無概念而只有有限制的經驗之認識的交戰。很顯然的，這命運是懸之於民族的與智識的裁判之手，以及觀念的境界之消退，並在這極大的政治興趣之中，是又不掩那夾雜著爆發的、熱狂的、無邪的、又有點報復意味的愛的色彩的。就是這樣，這些成分，還有那時時要向高處飛騰的原動力，在包圍著我們詩人。可是選擇呢，還是聽憑了他以前早已養成的性格。這並且還見之於他表現的形式，他把散文放棄了，那是在他寫《瓦倫石坦》初稿時所採取的，重新回到散文來，他於是發現他以前的錯，這發現對他便有著永久的用處了。那在《馬克斯》（Max）與《泰克拉》（Thekla）中間的第一場，原先是早寫的，硬沒有用散文寫，一寫卻就是用的韻文了。 像我上面說過的，詩是在全人類的努力之下要達一種高超而嚴肅的境界的，凡狹小偏枯之見，都可借時消除了的。但是深中於德國人士之心的，卻是忽略這種抑此揚彼的看法，只以為詩是生活中的一種開開玩笑的裝飾，要不，只是希望從中得到什麼直接的道德的效用和教訓而已。詩從席勒那手裡才又救出來，自然，席勒是由個人出發的，可是他卻是運用了他身上的德意志民族性，而從語言的本源上，窺見了那隱藏的本義，又會重新恢復了去應用的人。在這裡是有精神演進的意義的，所謂精神演進就是世界歷史中的觀念的一方面，和什麼事實，什麼行動相對待了的，現在在這精神演進中，開始有一個新尺度了，這新尺度便是由個人的特別幸運而獲得了的，但看去雖似乎超過於一民族的精神階段的，其實它還是藉助於民族精神，是並不意識地，由一人的個性而顯現罷了，但結果卻仍是歸入民族精神的巨流里去。現在，藝術及一切審美的效用，是得著正確的看法了，實在再沒有別的新興的國家，有像德國這樣的成績的了，並不是詩人自誇，確乎是永久可以視為偉大而煊赫的一種收穫了。德意志民族性之裡面的真正的傾向是在他們的偉大的深入性上，因此他們可以得到大自然的奧秘，因此他們的事業都是帶上了觀念的，又加之以感情的色彩，總之，全和這深入性相關，在這地方，德國不同於其他的任何新興民族，而在這裡深入性的概念的決定上，倒是寧近於希臘的。他們追求詩與哲學，並不求二者之分，卻在求其合，只要他們在努力於哲學，也不管是純粹的，是應用的，對於那不能捨棄的影響也許常有誤解和強解，但那激動永遠是保持下去，而總有新的心得。就看在前一世紀之後半，那宏偉的精神，便是不能否認的。因詩與哲學的性質之故，二者是居一切精神活動的中心的，只有這二者是可以連結所有的部分的結果合而為一，只有從這二者出發，才有在一切之中的統一性及啟發性的流露，也只有這二者，才代表了人類是怎麼樣的，而一切其餘的學術與事業，人們卻都可以完全從這二者分割而出，那至多不過見出人類的所有物及所適應而已，但沒有二者，則人類聰明的爝火即息，一切博大周深的知識亦將陷於支離，而且對於一己，對於民族，對於人類之重視，必遭阻止，自後人類將弱而無力，惟二者之出，則所有大自然，全人類，所欲解決之課題，悉變為可能。可是，什麼對於「真」與形象的研究，什麼對於「美」的歌詠，倘若不知道所有那些可變的性質並不是散處的對象，乃是公開於精神界的一種純粹的目的物的，則「真」與「美」仍是空名。席勒的使命，卻就是直接從事於詩於哲學，憑他的理智的運用的獨到性，而把握並且表現二者根源和本質的。所以，上面我說的這種看法就自然降到他身上了。 在席勒最慣好抱了的一個意見是，凡淳樸粗糙的自然人（這是席勒的名詞），可以先經過藝術的陶冶，次被上理性的文化的。用散文的，或者詩的，他說了好多遍。據他說，大抵文明之始，由遊牧而為農業，人們是愛把幻想力馳騁於帶有宗教味的視如慈母樣的大地的。他堅持神話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代表人們的欲望，倘若傳說的痕跡是靠得住的話，那麼那個掌農業的女神德默特（Demeter），是這些神中的要腳，作她胸中還有人的與神的感覺的結合，這不是奇異而可深長思之的現象麼？席勒很久想把亞提克（Attika）受外族侵入而生的初期文明，用史詩表彰一下。《愛勞厄西斯之宴》（Eleusische Fest）即是這個未實行計劃的一部。 如果席勒再體會一下印度文學的，他一定比由希臘文學，更知道詩與哲學的聯繫的。在印度的早期詩，一般地講，是更其莊嚴、虔誠，帶有宗教味，視希臘文學有過之，只是沒受外來影響，卻更自由些罷了。但其塑造性因此而失。 這是一件令人十分可惋惜的，卻也是令人在某種程度上覺得可稱讚的，就是席勒對於人類的演進過程以為可見之於語言，說了不止一次了，據他的意見，在語言中可見人性是二重的，不過不是分開的，乃是消融於一種象徵里去。語言把哲學的與詩的作用結合於精確的理解上，在字的方面有比喻，在讀音的方面有音樂性。同時，語言表現出一種到達無限性的歷程，就是語言的符號可以激動起到事業活動去的力量，而這種事業活動乃是無止境的，而且由它所立下的目標前進，由越過更大的，再更大的，而至於無窮。因此，語言便是席勒觀念範圍中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對象了。據他說語言是屬於氏族、種族的，不是屬於個人，在人類還沒仔細意識到它時，已經可以用它作為工具了，雖然不曉得它貫徹於生活中的意義。因此，不能漫無條件的把它作為教育的工具。人類也常有並非原來創造的意味的影響及於語言，這是當然的，所以語言之有其最高的詩與音樂的性質，乃是在初期，這時人民可以用特別的飛騰的幻想力，造成之，運用之。經時既久，語言漸漸失卻這種形成的光景了，至少那進展在我們是不易見了，於是成了課題似的，似為懸案了。倘若人向那沒有文化的民族，帶了研究自然事物的虛心，去看一看奇怪有趣的語言的構造，想一想那往往是在長久黑暗中而忽然有所發明的現象的，人卻一定可以見出，語言是與人類同時並存，而在語言發生之前可說沒有人類所特有的事情可想，並且在語言初有時，情形又是十分和平，有打算，但不為深的或柔弱的印象所囿，社會之野蠻化是以後的事情，於是相反相爭，激烈的憂患，才雜然而起了。不過在我們看，至少如在《美學通信》中所包括的自然狀態，是難以用這樣看法的，而且多年還沒分清楚，到底什麼是出自人類的天性，什麼是出自語言的性質，又如何結合，如何消融為一等等。 喜歡從事於抽象的概念的思索，把一切有限的置之於一個大的系統，於是終於連結於無限，這在席勒都絲毫不是受外面的影響而然，卻是發自他自己個性的。他這種精神之自由的活潑的充分發展，是在他生活中之第二期與第三期的，倘若我們把早期的三個悲劇作為第一期，把他的最後的一劇自《瓦倫石坦》始為第四期。我在這篇論文裡，已經說到過《堂喀洛斯》了。在《塔利亞》雜誌中所有的《哲學信》（Plilosoplische Briefe），同年作的《退休》（Resignation）就見他在熱切之早年的哲學的理性的飛躍之中，是有一種極顯著的特色的，可以視作他那成套的哲學討論的開端。但是那進展是曾有一度的停滯的，自《論嫵媚與莊嚴》出，可以說在席勒的思想上又劃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的緣故，當然是歸之於康德哲學的鑽研。那兩篇東西，我們不能只視為詩人發表的己見而已了，卻是當看作那是他遺留給我們中的最貴重的寶物才對。那些通信，是有不少令人覺得心曠神怡之筆的。也不能說是那一派的東西，卻只是淵源於一種遼遠的，動人的精神罷了。在《退休》中，他那獨特的個性，是充分表現在那用簡單而直接的話所說出的宏偉深奧的道理中了，帶了不可測度的形容，還有那適合於道出勇敢的主張，和自發的創造的見地的語言。他的大部思路，人可以熱情的而在活動著的性情之呼聲視之，可是那熱情卻是納入考慮中了，那表現也是深思及經驗的結果了。 康德擔起了一件最大的工作，而且完成了，這工作便是表現每一種哲學的理性考索是要有賴於個人的。他給哲學的進行找著了一種道路，為任何國家的哲學家所必經的。他把疆界量好了，他把地弄平了，把一切不可靠的虛構給毀了，這種工作的完成，也就是新的基礎的成立，在這種新基礎之上，使哲學的分析，以及早日易使人迷眩之體系相遇，他把哲學這個字的真義，更又恢復到人類思想的深處，所有各大思想家所指明的，他都最完全地吸取了來，而統一起來，矛盾之點，悉行消除，深刻與銳利的辯證：恐怕再沒有更超過的了，可是並不失卻分寸；單這樣還不能得真理呵，那哲學的天才就另有辦法，即將無遠弗屆的觀念組織成的線索，依其各方向，而盡情地伸張，之後則各集合於觀念之統一性之下，要知道不是這樣，任何哲學系統是不會成功的。人們所在康德的著作里可以發現的情緒和感覺，席勒是早已注意到了，就是哲學的事業是要求兩種性質合而為一的，即思想與感覺是。人不從一個人之精神所指向的道路去看一個人，人也可以從他的環境去認識一人的天才的特出。無論在性格上，或者知識的範圍上，決不能都令人無所容心，總有在他的圈裡，為他所吸引的東西，而在他的理智中的獨立的原則當然占上風，於是他那獨特的個性就可以光明四射了，像天上的星辰似的，材料卻供給了為所普照的曠野，在這裡，便是被一種巨大的觀念所導引的想像力是已。幻想力的偉大與有力也就是康德在思想上所有的深刻與銳利了。直到今日，所得之於康德哲學的是多是少，以及日後又如何，這不是我想問及的；只是康德給予他的國家的榮譽，康德所給予玄學的思想與用處，倘若人願意規定的話，卻是不可動搖的了。關於這，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他所破壞的，從沒再建起來過；第二，他所建起來的，從沒有毀壞過；第三，最要緊的，他所創的改革，在全哲學史上找不出相似的來過。所以，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之出，當時雖因為我們連薄弱的考索的哲學也是缺如而無大影響，可是以後卻與德意志精神長存了。因為他不是教人以哲學或哲學的思考，也不是宣傳什麼發明，卻只是點燃自行研究的火把的，所以他引起了不少的間接的受他啟發的系統和派別，而且他那精神之充分自由的特色，也表現於喚醒哲學界都走向獨立創造的道路上去的一點。 一個偉大的人物出現，多半是一個種族或一個時代里不能，而且永遠不能解釋完全的一件事，誰可以解釋像歌德那樣突然出現，他的作品的前後期都是同樣偉大，同樣代表天才的圓滿與深刻的麼？然而他還是建立了詩壇的新時代，創造了詩的新面目，給出了語言的形式，為本國的思想精神作下了一切後起的推動力的，這有多麼奇怪呢！天才，永遠是新的，永遠是給人規則的，他所有的自他一生存就有了，但他的根源，卻不能從他的前輩中預測，天才一出，他自己就有自己的方向。在起初困窘的情形中，康德對於哲學尚無所適從，他也找不到什麼有興趣的東西，他到底是要感謝古代哲學呢，還是近代呢，這是不好說的，他自己卻就有銳利的批評力了，在這方面煊赫起來，而和後來的新時代的精神相接。在他更是奇怪的，他領導著他那一世紀的一切進展，而自屬於當日事事中之最活躍的部分。那時，是他跟前的任何人，都是把哲學冷冷地放在人類胸懷的深處，而理不著的光景，再沒有別人把哲學用之於這麼繁複，這麼廣大，又這麼有結果的處所的了。這在一切著作里，在在給了那著作以全然特出的引人入勝的優長。 這樣的一個現象，在席勒眼前，能熟視無睹。他是時時為事所鼓舞的，對於詩，更是生就了的使命，全生是在詩裡頭，可是此外，他根性上卻是更喜歡結合一點更高的東西，因而有種學術吸引他，這便是必然的了，而能抓住對象的根本和究竟這一點，也是他的性格。忽然間，有一年沒被人注意間，時與地都合適，席勒就正在那個處所，一種熱狂襲到席勒身上了，即在回憶中亦仍是可喜的一幕便出現了。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是康德之對於席勒的。席勒所發表的創作是更多端的了，而在別的活動，也格外有了起色。他找到了新哲學中適合於他性格的部分，整個的系統，他沒走進去，可是他緊抓住美的原理與倫理法則的研究了。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那種自然的、人本的感覺，以及純粹的性格，是作了他的哲學的預先的地步了，這時，那從前一般流行的學說是又代替了新的正確的觀點了，而壯美又為人所輕。席勒則不以這種學說為然，依他的思路看，卻以為只是一半由於人的感覺能力受了損傷，一半是由於人沒充分的注意，所以依人類中由美的原則所立下的自由活動的一致性才不能和理智的統一性一併實現。這時席勒在《論嫵媚與莊嚴》中，才首先公然提及康德的名字，可是他把康德認為是自己的反對者了。 這是席勒的一種根性，就是當他碰到一種偉大的思潮的時候，他決不是打入那個思潮的圈內，卻是生出一種受此思潮的絕大影響而獨自創造的東西來；人對於這簡直要疑惑，也不知道還是讚美這思潮的偉大好呢？還是讚美那性格之深厚和煥發好呢？真無所適從。不隸屬於另外的任何個性，這是各個有偉大的精神能力的人的特色，各種強烈的性情（全然相反的個性自然是看作另一整體），去各式各樣的看透，去稱譽，但從這稱譽的直觀中而創造一種新能力，以利用於自己所決定所指向的目標，任何不屬，這是席勒特殊的性格所具有的。但是這種關係也是發生於相近的精神才行，他們的不同是會在某一更高的點上相同了的，有一半在乎這一點上的確實的理智上的認識，還有一半是緣於性格；可見對於事情的興味的背後，是還有人的問題的。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有其分別與獨特可言，而其理想的合一的地點何在，在無限之中而有所決定的一事，也才於以可能。這正是席勒與康德對立的情形。席勒並不是取自康德；即在《論嫵媚與莊嚴》及《美學通信》中所貫徹的觀念，也是在認識康德哲學之前的著作中就有著萌芽，後來也不過是把他自個的精神中之內在的、原始的底蘊加以表露罷了。不錯，自從他有了康德哲學之後，他的哲學就劃了一個新期，但康德所給予他的，乃是幫助和啟發。就是沒有那強大的不同的刺激，就是沒有康德，席勒自己也會發揮他那獨特的觀念的。惟關於形式的自由，卻似乎從康德而得。 我方才所謂形式，並不是指的風格，在歷史的、哲學的、詩的各方面的風格，席勒還是自己創造的。在他的著作里，曾有論到語言應當如何成其為表現的一段，其見地是已達到很高的地步了的。誰要評論到風格，不是從已有了思想再找定式去論（那永遠論不對，因為既有形式可言，則形式之完成已得故），而是從每一時每一刻要在表現中即有獨立的風格去論，他一定要贊成席勒的風格的。因為他是在能達出他那獨創的性格的烙印之外，同時還給了使一般人在各自的情形里都得到風格的法則。 我這裡說的席勒的風格，還指著他那詩里多少有種隱藏意味的特色，這就是其中常致力於完成幾個哲學的觀念的一事。他那詩里有觀念是不錯的，並不是只飾以詩味的花樣便足了，因此，這樣詩在詩的全體裡便另備了一格，讀者之得到那些觀念的時候，那些觀念是仿佛求一種鴻溝的彼岸，並沒有理解上的橋樑似的，至於席勒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些觀念者，只是藉助於詩人的想像力的飛躍而已，席勒哲學詩就是這種情形。當席勒寫詩的時候，他就是寫他自己所感到的，不過，為使人取信起見，首先當然是用不受限制的形式寫了，其次卻即用他那具有的特別能力了，便是使想出的觀念能夠純粹入於詩的表現，而把他的材料又送到無窮無限的範圍里去，在這範圍中，他卻不是作之於理解，而是憑藉詩的力量和認識的總和，席勒在任何地方聲言，世間並沒有真正的教訓詩，只是像他那樣的是可能的，就是只道出他自己的觀念。在這裡，他似乎是指的《逍遙》（Spaziergang，作於1795年，時年三十六——譯者），在這首詩里，他是超出於描繪自然的景物了，多半卻是馳騁的幻想力和一般的感覺。此外，幾首比這早一些的詩，《希臘之神》（Die Gotter Griechlands），《藝術家》，還有這晚近的在哲學的路上被啟發的一些觀念的寫作，都是這一類。這也是無怪的，在一個詩人的進展上，他的哲學觀念之獲得，當然得由幻想力和感覺。 席勒的歷史學的工作，我們可以看作是他生活中一件偶然的事，而且是由外界的情形所喚起的。當然，由於歷史學之具有極大的擴張性，可以使人有用武之地，這是不可否認的，因此，席勒在他精神的特性上是被吸引於哲學，當然也就被吸引於歷史了。我為了還有幾句相關的話要說，所以把這一點放在這兒。像席勒這樣的人，由他的性格的關係，是要求經過觀念而用觀念以得到感覺材料之自由的統一性與權威性的，所以決不能回到那有許多範圍的豐富的複雜性上去，因此，他的永遠的工作便是把由幻想力所制就的材料鑄入一種有必然性的形式之中，而且他也必定有極大的願望去找這種形式。在這裡，因為要表現出來就當然要形式，而這種形式當然也不外是既有的材料中之所有的真實了。史家的才能是近於哲學與詩的，倘若二者都沒有點根苗，而要向史這方面問津，在成就上就頗有點可疑了。這不特是關於歷史的寫作為然，關歷史的研究亦然，席勒頗以為，一個史家自要對於史料在其來源上有了確實的可靠的研究以後，就可以組織為歷史了，即此為止，也就是很完全的了，縱然那表現方面全然是誤解也不妨。事實對於史家，猶之乎一個人的面孔對於塑像者，照抄而已。至於如何是那有機的機構，如何是那形勢所代表的精神的意義，則在那簡單的成堆的事實之中，自有其一個活的統一性，以這為中心，它自個就在那兒顯示著，表現著。不可避免的，是在事實與敘述中間，往往夾雜著史家的史觀，關於這，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可是只要史料是確實的搜集，和確實的認識的，則他那哲學的，與詩的重要的見地也就已經在作出了。因為在這裡，那真理與精神界是在一種充分神秘味的聯繫下，而存在著了。在事實的搜集中，在來原的研究中，以及由此而得推論等，席勒都作的非常正確，非常小心。在他執筆寫詩的時候，他不忽略他的歷史的或者體驗的學問，因為這些也為他寫詩所需故，倘若他在這方面的工作有時而致敗的話，那一點也不能是因為他努力的不勤，卻是由於缺乏方法，身體不適等等以及其他偶然的事件。零星的不確，人不能遽認為一般的大端之不符的。自然，在他這種研究中，整個的印象的把握，是特別出色的，為的是和詩的工作相近故，也是由於這種愛好，他才致力於史；這見之於他與恪爾諾（Chlristian Gottfiel Korner，1756—1831，與席勒通信集出版於1847年——譯者）的通信。在這裡他才說是歷史的工作只是一個次要的目的。要不的話，在他晚年不會對歷史的興趣全然消失。在1802年的秋天，是我最後見他的一天，他還告我，用一種極其熱情的意味，說他可以實現一部羅馬史的計劃，那是要期之於晚年的，只要詩的創作的熱狂是離開他時。實在說來，還沒有別的歷史發作有這麼偉大的戲劇性的，尤其特別的，是因為席勒乃是憑觀念而去得古代的和現代的巨大的世界史之關鍵的，而細力處則又注意到了這一個城市的地方性。我們可以憶起歌德說的那個妙語，就是羅馬城的歷史乃是異乎世界上任何別的城的。「在別的城，人總是由外向內去懂得，羅馬城，人卻得由內向外來體會，它給我們留下許多東西，但卻又自我們這兒帶了不少東西走。」 天才所施展的是用他全副的才智致力於他天性所近的東西的。這樣的創造是有兩點，對於各個才智特出的人都有著重要的決定的意味：一是天才必有所專注，因為每一類的事情之中仍有不少的花樣；二是天才必有精神的自由，在專注之外有其憑理智的觀點而具有的一般的概觀的能力。在這種才智的邊沿及其有此種才智可能性的關係之中，也常有發展不得於此的人，則可以發展於彼，人人是有各樣不同的才智的，被埋沒了也是常事。席勒，人人是以為詩人的，在這裡我覺得有提明的必要，就是所謂詩人者，卻須是他的整個的精神方向，也即是從他的哲學的意味的方向上說才有意義。倘若只標明他的詩人天才的話，倒似乎他並沒走入詩人的軌道。一個偉大的精神的性格的描寫，往往帶出那特有理智力所觀照的事事物物的根本來。我在這裡並不是希望每個讀者都有這種觀點，只是席勒，如他自己所觀察的，他的特性是極清楚而確然不疑的，在大體上是可以看作如此的罷了。我在這裡卻是很幸運的，就是我不把席勒的歷史的、哲學的活動看作只是多方面的精神現象了，也不是他在瞎摸之中，為的是找他的正當出路了，卻是，二者都是發自他那合一的、深刻的、豐盛的、有力的惟一源頭，而用詩意來發揮了而已。猶之乎在身體裡，各種材料是歸到它適合的部分而被吸取，在席勒，詩乃是內在的結合于思想。它自直觀與感覺，流露而出。從這裡，他有他創造的想像力，這想像力乃是把熾熱、深刻、強大三者融而為一，可說在新舊詩人中，尚無其儔。思想與描寫，觀察與感覺，在他總是交織著的，在那成功的作品中，都是穿插得宜，決不失之一偏的。人不能以把精神看為是有時靜，有時動，可以分，可以離的互相逾越，互相影響的東西。在精神里所有的，是只有活動，在精神里所把握的，是只有統一，只是在發揮上有其不同的方向罷了，那只是由於不同的甚或相反的推動的力量的作用罷了。每一時刻的思想，負荷著鑄就的精神的總體，在一種小小的思想中而代表整個理智的活力的現象，是使席勒非常感到的，即此一端。也就是由他那真正結合於他身上的活力而然。在《歌唱之力》（Macht des Gesanges）一詩里，最美麗的一頁是表示出了「天崩地裂中的大風雨」（ein Regenstrom aus Feleenrissen），足透此中消息。所以在他鄰近的，詩也好像沒看在眼裡，乃是一種高的境界，在這裡頭，他是超過了他的一切零零碎碎的各別的活動而上之，連詩的天才也超過了，卻是最有力，最有威儀的一種境界，凡為血肉之軀，無不為之震撼了的，單稱為自由是不夠的，只可稱為全然特出的超越一切的能力。 以詩人看，他之為詩人是如此了，即他的詩的外形論，也是有著他加倍的生命力的。所有是藝術家的、詩人的，都有這種自由飛揚的性格，可是詩人或藝術家也並不是不勞而獲，就有他們的幸運的。他們還需要工作，只是這種工作完全出之他們的性之所近罷了，而這在席勒，因為他的特性的關係，卻更增加了這工作的繁難性。他的目標，懸的很高，因為一切詩的目的，他算看清楚了，詩的不同的道路，他也估量得極其確實了，而精神能力的整個效應，倘若這種表現是能夠企及最高的自由的選舉的話，他觀察得也非常透徹了。他自己也認識在他那偉大性格中的理想，而這理想在他是永在升騰，而決沒加以壓抑的，同時，他由於他自己那充分光明的建樹，他是徹頭徹尾屬於觀念的、感傷的、婉抒的詩人一派的，所以他提高他的個性時也是就這一方面才有意義可言了。他努力於他自己的性之所近的工作，有時也努力於別的，他因而不只是一個創造家了，而且是一個裁判者，為的是要求從詩的效應而影響于思想範圍的探索。這是可十分讚賞的，就是那為詩人所不知的，也不能解釋的，永遠在前進的天然能力，是使任何東西不能在他眼前落空，在這裡，猶之乎在別處，他的性格是整個的活動著的。再沒有別人是他那樣鑽入感覺材料之絕對自由的，是他那樣鑽入在直觀與幻想力之下的完全的而脫離觀念的獨立的機構的了，而他之如此作，一點也不是由於理論的觀念而為之。他所創造的，毋寧是源於在他所常有的內在的有力的壓迫。所有別的感傷詩人所遇到的，只要他們是感傷詩人，在他們詩里總是很少有可塑性，總是很少有感官的印象，而在他也沒作了例外。但也許，在更高的等級里看，他是屬於淳樸、直致的一派，而不是走入傷感婉抒的一派。他自己所具的性格是引他到高的觀念上去的，在這種觀念之中，那傷感的分別是已經消除，因為已無所謂派了。倘若他有這種特權可以稱為詩人天才中之最偉大的話，那麼，他就是在那觀念之中，他已經把那理想的建造的感官材料之絕對的自由的要求，作出來了。 那種只是激動的、痛苦的、單純的寫作著的詩，簡言之，即只是自直觀與感覺而成的，在席勒也不是沒有，有片斷，也有整篇。我只舉《理想》（Die Ideale，作於1795年——譯者）《女孩的悲哀》（Des M?dehens，Klage）、《溪水旁的少年》（Jungling am Bach）、《泰克拉》、《鬼聲》、《致艾瑪》、《期待》（Die Erwartung）等，就夠了，這都是只給出感覺印象的再現罷了，在這些詩里，人可以看出來，席勒的理智的特性，只是一種輕輕的反映中而已。那充分表現了詩人的天才的，是在《鍾之歌》（Das Lied von der Gocke，作於1795年——譯者）其中音調之抑揚，描寫之極度生動，直把萬象之一切意義，和盤托出，凡人類社會之生活遭遇，皆參透之，而若由人人之肺腑，一涌而出然，但皆托之象徵的永遠的鐘聲，此鐘聲乃以種種不同之姿態而繼續達此詩境，一無休歇。再沒有一種語言裡，我是見到這樣的詩了，那是在這麼狹小的一個形勢之中，而達出那麼寬廣的意境，那一切人類的深的情感是在裡頭了，而且完全是一種抒情詩的意味道出了那帶了嚴重性的人生了，又表現出似乎通過一種自然的劃時代的史詩之那麼親切了，詩人的直觀性，是由之而增了，而那像從遠處來的森羅萬象中的幻想力，是與真實的被描寫的對象，直接相應了，但二者卻又像平行樣的，達到同一的終點。 倘若人們明白，我在這裡說席勒之無休歇的精神活動，以及他那詩人的天才與一種強大的力量之緊密的結合，那是在他的思想範圍以內吸收種種事物的，是怎麼一回事的話，人們一定可以理解我先前所說的在他的詩的進展上所批評著的段落之意義了。任何偉大的詩的傑作，需要性情的流露，但當席勒從耶那而返的時候，卻久已在這方面失卻了。有一部分的理由，是他在計劃《瓦倫石坦》，那是他久想動手的，但迄未著之於筆。以材料而論，是在他的環境下可謂太有刺激性的了，以他的創作而論，則多少有點羞澀的感覺，為的是怕在完成之前，預備的太不充分了。誰要是懂詩的人，一定可以見出，這是詩中的一篇巨製；以席勒之結構的能力，是把這材料豐盛的內容，只擠入三個段落。已足驚人。再則席勒對於適用於舞台的要求，也業已提高，所以在他偶爾的停筆之時，便越參考於正確的批評，並不忘一字一句，都使其不苟。在一切藝術製作裡頭，都需要對於已經知道確實了的實例的信賴。席勒在這裡卻沒注意。他的早年的作品，不足證明他的才智，所以他現在進展到的才可作為批評的依據呢。《堂喀洛斯》是藉外面的環境而詠出一個長期間的過程的，他在第一次去把握時，他總覺得那作品的統一性與熱力，是不值得費許多事的。所以席勒在起首的時候，打算改一個新花樣，一切束縛不要，於是那悲劇便成為舞台上所從來沒遇到過的東西了。這時也正是席勒的精神傾注在哲學的時候，他那活動著的哲學觀念也正趨於清晰與確定了。在他選擇《堂喀洛斯》為悲劇的對象時，人可以從他的信上看得出，他沒有離開那種內在的以觀念為事的衝動，這是全然充滿了席勒式的天才的腦中的，雖然不如在後來的作品中更能代表出那出自這種來源的痕跡，無論在形式上，在內容上。他這內在的觀念的衝動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已經接觸了康德哲學，之後他在《論妖媚與莊嚴》文中也開始說明白了，即他在這篇論文之中所代表的以及作為席勒之內在的工作的體系的，是在他轉入另一個範圍之前，必需先交代清楚的。這在他是不可能的，在他精神里留下一些不清楚或者不確定的來，他反正是不忘記要求清楚和確定了；因此，那作為他的整個理智活動的基礎觀念，是他生活的一個基本的原素，在他是視為和他的詩的創作有不解緣的；自要變為他的觀察與思想的對象了，他便一定非把它作為一個目標，要很純粹的織就他可有一種永久的堅持性，這是席勒一切作品的特色，所以在他是不安定的，倘若他那從內在的性格所作出的工作《關於人類美育通訊》一日不完，在這期間，他一點別的事不想。這就是只要一為他所吸收的，他便非作得有結果及完全不可。 在剛才我說的這一個時期中，可注意的是，席勒關於劇本的製作都極其遲鈍，關於哲學的研究的興趣，卻漸漸高起來。在他歸到耶那的第一年，他忙著完成了《美育通訊》和歷史的著作之後，他的詩只表現於小小的抒情詩與記事體裡，而他的哲學的教養使他在《論詩的直抒與婉致》里卻表現了幻想力之最輕易與明暢的形式。最後他開始《瓦倫石坦》。這在席勒便像在一個輕快的，然而也是所專有的晚年的詩的全盛時代里了，再後便一無阻遏。他的偉大而美麗的死，是使我們極其痛苦的。但卻是在一種極有活力的，更要精富力強的狀態之下的，不過終於，他是死了。 在那種迴光返照的期間，席勒重去寫劇的，卻也是和歌德的交往之始的時期，在他確乎是得著強有力而且有意義的合作的原動力了。那種彼此的影響，這兩個偉大的人物所有的，真正極其巨大，而且可令人驚異。他倆都覺得從他們的責任上受了鼓勵，以更強的，更有了勇氣的，各回到自己的路上來，他倆都看清楚了這是在一種如何的不同的道路之下，而目的仍是不二。誰也不把別個引入自己的道路，誰也不把別個使其為自己追隨者。像在他倆作品裡一樣，是在他倆的友誼里，見出精神的活動是與性格的不同不能分來，而且前者為後者所鼓舞，一直到現在，可說還沒有這樣的模範，在德意志的名字里這麼叫響的。此外再多說什麼，是多餘了，而且會失卻了正當的觀察的。席勒與歌德在通信里是已經說得明白而公開了，對於他們這種關係，也說得十分偉大而且親切了，因此也再沒有人更願意作詞費之舉了。 在通信里，我記得有一段，席勒似乎對他的詩的寫作這職業不大信任，在恪爾諾作的傳記里，也有類似的話。我在這紀念文字的開端，也已經提起，在對於人類的腦筋與胸有所信賴的人，是不會有這種一時的感情的，也不會誤認自己生而其有的才能是史詩的，而不是劇詩的。再沒有人是像席勒對於一己之不好的脾氣之驅除，這麼清楚而意識的決定的了，對於一己之努力與成功是看得這么正確而不受限制的加以評價的了，再沒有人對於以自己的天性所當求當尋，認識得如此明白的了，更再沒有人像他那樣痛恨不曉得自己性之所近而彷徨不定的了。他的命運，無疑是劇詩。想像力之銳，把一切可以納入於一點，從事之迅速，使作品有極大的效應於讀者，以及在逼真之中，而馳騁其高度的才華的開展，加之結合於在觀念中的壯美的消融，這都在在表現席勒所特有的性格，以歌德的觀察看，這種詩是要在近代占一個位置的。因為那是把全體的作用集中於一個目標，不像順著一條線，卻像順著一個平面而在開展，其得力處就在像在思想中，於一定的「時間」的束縛下，這當然不像在「空間」之中更有多的直觀可以活動的。當席勒有時懷疑這種詩人的天才時，他就最惶惶於高處的理想了；在那欲遠到目標之中，也越表現出那深度的內在的嚮往之疑惑來。 外面環境的影響所及於席勒的事業之轉變，我是不想說的。確實的是，大部分散文式的作品，是由《塔利亞》雜誌，或者《海倫》月刊（Die Horen），詩是由當時的紀念冊之類所需而成的。在1796年他所作的，卻才是真正屬於他自己了，從前沒有過。這種不注意的由詩而哲學，又由散文而韻文的情形，就是像我上面所說的。這不過是那種在他自己所負荷的偉大的使命，在他還沒有走完他的路程罷了，他的性格的吸收和反應還沒有圓滿罷了，這卻都是對他的創作的預備所必需的；這時他只有走入那種工作，看來好像只擾亂他的，卻正是在他的事業之中的。真可驚異的，就是這種副業，並且占了正位，而且那種為工作所必需的嚴格性，卻導入美麗的自由里去，自要那幸運的觀念是呈現於精神界的時候；此外，外來的影響的痕跡，到了他的作品裡，卻也化為烏有。對於應酬詩，人自然不能求全責備的。 所有他晚年在劇詩里所出色的表現著的，都是第一流的小心而正確的有理解的努力了，由於這種努力以追求一種藝術體的整個之後又有一種對於對象之深刻的處理；涉及的乃是偉大的豐富的世界性的環境，結合的乃是極其高超的意想；最終則將一切平淡的散文單調一掃而盡，而納入一種純粹的詩意的飛揚的表現，思想，結構之中。在一切觀點上是，詩能作到是一種真正的藝術了，用一種生動的詩的形式把材料充分統整了，而且這是就詩的一種極高的意義的性質而言的。在他的信里，有許多地方，他表示，他是注意詩的全體，他以為在他是一種進步，他不喜歡那種只注意小處，因為這只是對於部分的偏愛。在《藝術家》一詩里，他已很清楚的而且很美麗的說出藝術品之最高的要求了，這在他還是早年。至於他之知道如此處理劇的材料，碰巧又是在這方面的頂難的，便是他的寫《瓦倫石坦》。把一切細微末節納入這無邊的包羅萬象的事件之中，是要破壞了真實性的，可是由於詩人的權威也竟把這作好了，所有那書中勇敢的英雄所要擔承的冒險，越山爬嶺，以及王國的政治情勢，戰爭之歌，德意志的現狀，軍隊之呼求，這種種緣故，對於觀者要詩意的，而且要直觀地表現出來的，他也都作到了。當一個詩人對自己和自己的材料有所要求時，往往易於把那對象之活躍的，感覺的第二世界，攙入於一個悲劇之中，而喧賓奪主，只有莎士比亞是例外。 在《瓦倫石坦》之後的作品，見出席勒是同樣的方式寫作的了。實在的，他是生就為這樣一個詩人，他要就理想的人類而歌詠著，而且有許多世界，都是按他的幻想力創造的，把一切現象的變化多端置於其中，又消融於藝術形式的統一性之內，所以他的悲劇，並不是只是模仿的再現的小巧，卻是由於一種內在的，青年氣的，永遠在新鮮的聲響里而生就了似的，卻又有帶了的正確的真知灼見，在高超的要求里的藝術性之中表現而出，我不想說得再深了下去。他的最後的悲劇是體會了現世的閱歷很久的；它對於後代，是在安靜地期待著。許久這劇會上演，在德意志文學史上已獲了地位。這詩人不是把新的真理置之於空虛的，也不是在搜集事實。他是在他那一類里有所影響，一如他是在他那一類里有所創作。他領導了所有時代的幻想力，幻想力因以提高，因以建造，他又把這作到形勢的地步；在這之中，他裝飾了他的對象；他創造的腳色，是把人類的理想增豐富了，而在他所有作品中不失其是他自己的特性的反映。這樣鼓舞的，這樣如畫的，席勒許久以來，在提高與生動之中，盛大地影響於他的國家了。 他在走完了他的精神的長途而辭世了，可是那精神的長途卻是永久的。他的目標早是這樣定的，他永遠不能達到終點，因而他的精神的活動永無需乎休歇；他永有那種快樂，那種熱狂，甚而在他最後的信里還說要寫成一首不模仿的田園詩的計劃，以表示詩人的創作的快樂。他的生命結束於他常嚮往的目標之前，他的生命一日在，他是一日完全的、不停的、從事於觀念的，幻想力的活動的。再沒有別人是當得起這句話的真實了：「他放棄了塵世的掛懷了，他是自窄狹的，氳氤的生活之中，而逃入理想的王國。」他只生活在高的觀念里，而被圍繞在光明里，這是人類可以引入自己的，而且能由自己得之的。誰要是這樣離開世界了，我們要稱讚那是幸福。此外，便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1936年8月28日改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