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六　柏林起義］

革命運動的第二個中心是柏林。根據前面幾篇所敘述的情形，不難了解，為什麼柏林的革命運動根本不像在維也納那樣得到幾乎所有階級的一致支持。在普魯士，資產階級早已經捲入了反政府的實際鬥爭；「聯合議會」 [54] 造成了破裂；資產階級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於巴黎二月革命 [4] ，這個革命在爆發之初也許會像維也納革命一樣萬眾一心。巴黎事變猛然促進了一切，但同時它是在另一旗幟下進行的，這面旗幟與普魯士資產階級準備進攻自己的政府時所舉起的旗幟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國所推翻的那種政府，正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在自己國內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它宣告了資產階級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魯士資產階級最近則受夠了自己國內工人階級的騷擾。在西里西亞起義所引起的最初恐怖過去以後，他們甚至想為自身利益來利用這些騷擾。但他們對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始終懷有本能的恐懼。因此，當他們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腦人物正是被他們視為財產、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現代資產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險的敵人的時候，他們的革命熱情馬上一落千丈。他們知道，必須抓住時機，沒有工人群眾的幫助他們就會失敗，可是他們沒有勇氣。因此，當外地剛一出現零星的發動時，他們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為五天以來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宮前討論各種新聞，要求改組政府。而當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傳來、國王終於作了一些小小的讓步時，資產階級便認為革命已經完成，跑去向陛下謝恩，說他已滿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願望。可是緊接著便出現了軍隊向群眾進攻、街壘、戰鬥以及王室的潰敗。於是一切都改變了。一直被資產階級排擠到後面去的工人階級，現在被推到鬥爭的前列，進行了戰鬥而且獲得了勝利，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對於普選權、新聞出版自由、陪審權、集會權的限制——這些限制深受資產階級的歡迎，因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階級——現在已經不可能繼續下去了。重演巴黎的「無政府狀態」那一場戲的危險迫在眉睫。在這種危險面前，一切過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來的朋友和仇敵為了反對勝利的工人而聯合起來了，雖然工人還並沒有提出他們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資產階級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擁護者在柏林的街壘上訂立了聯盟。他們彼此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讓步，但也只限於勢在必行的讓步；成立了一個由聯合議會中各反對派的領袖組成的內閣，為了酬答這個內閣保全王位的功績，舊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貴族、官僚、軍隊都保證支持它，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組閣的條件。 新閣員們對於覺醒的群眾非常恐懼，在他們眼裡，任何能鞏固已被動搖的政權的基礎的手段都是好的。這些糊裡糊塗的可憐蟲以為舊制度復辟的一切危險都已經過去，因此便利用整箇舊的國家機器來恢復「秩序」。文武官員沒有一個被撤職；舊的管理國家的官僚制度絲毫沒有變更。這些可愛的立憲責任內閣的閣員們，甚至把那些由於其過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趕跑的官員也恢復了原職。在普魯士，除了閣員更換而外，沒有任何變更，甚至各部門的主管人員也都一個未動；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統治者周圍組成一個合唱隊並希望分得一份權位的獵取官職的立憲派，都被告知：應該等到秩序恢復安定時再來更換官員，因為現在就這樣做是有危險的。 在3月18日起義以後極度沮喪的國王，很快就發覺這些「自由派」閣員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要他們一樣。起義沒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範「無政府狀態」的最後一個現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資產階級及其現任閣員的領袖們，很願意同國王保持最親善的關係。國王和他周圍的反動的宮廷奸黨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於是便利用這種環境來阻礙內閣實行它有時打算進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內閣首先關心的事情，是要給最近的暴力變革一種合法的外貌。它不顧人民群眾的反對，召集了聯合議會，使之作為人民的合法的立憲機關，通過新的議會選舉法，新選出的議會應與國王商定新的憲法。選舉應當是間接的，選民先選舉若干選舉人，選舉人再選出議員。雖然遭到各種反對，這種兩級選舉制還是通過了。接著又要求聯合議會允許發行數目相當於2 500萬美元的公債，人民黨反對，但是議會又同意了。 內閣的這些行為，促使人民黨，或者——像它現在自己稱呼的那樣——民主黨異常迅速地發展起來。這個以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為首的黨，在革命之初曾經把大多數工人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它要求法國已實行的那種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議會，要求完全和公開地承認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體制的基礎。這個黨的較溫和的一派認為可以對這樣「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滿意；它的較先進的一派則要求徹底建立共和國。兩派都同意承認德國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立憲派和反動派對這個機構的最高權力卻懷著很大的恐懼，他們宣布說他們認為這個議會太革命了。 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被革命暫時打斷了。運動的直接要求和環境不允許把無產階級黨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實上，當工人進行獨立行動的場地尚未掃清，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尚未實現，36個大小邦照舊把德國分成無數小塊的時候，無產階級黨除了注視對自己具有極重要意義的巴黎運動，以及和小資產階級一起共同爭取那些使他們日後能夠為自身的事業進行鬥爭的權利以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因此，當時無產階級黨在其政治活動中根本不同於小資產階級，或者更確切地說根本不同於所謂的民主黨之處，主要只有三點：第一，對於法國的運動的評價不同，民主派攻擊巴黎的極端派，而無產階級革命者卻維護他們；第二，宣布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 [249] ，而民主派中最最激進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第三，在一切場合都表現出革命的勇氣和行動的決心，而這卻是任何以小資產者為首並主要由他們組成的黨永遠不會有的。 無產階級的或真正革命的黨只是逐漸地使工人群眾擺脫了民主派的影響，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著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時刻，民主派領袖們的優柔寡斷和軟弱怯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而現在可以說，過去幾年的動盪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階級相當集中的地方，工人們完全擺脫了民主派的影響，這種影響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們犯了許多錯誤和遭到種種不幸。但我們不必去進行預測，這兩年的事變將給我們充分的機會看到這些民主派先生們的實際行為。 普魯士的農民，像奧地利的農民一樣，曾經利用革命一舉擺脫了一切封建枷鎖，但其勁頭較小，因為這裡的農民所遭受的封建壓迫一般來說不那麼厲害。可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裡的資產階級立即轉而反對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農民。同資產者一樣被所謂對私有財產的侵犯嚇壞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農民；這樣，在三個月的解放之後，在流血衝突和軍事屠殺（尤其是在西里西亞）之後，封建制度便通過昨天還在反封建的資產階級之手恢復了。再沒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實可以用來譴責他們了。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黨派這樣出賣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賣自己。不管這個資產階級黨後來遭到怎樣的侮辱與懲罰，單單由於它的這一種行為，它也完全是罪有應得。 1851年10月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