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七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讀者大概還記得，我們在前六篇里敘述了德國的革命運動，直到維也納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兩次人民的偉大勝利 [53] 。我們看到，在奧地利和普魯士都建立了立憲政府，自由主義的或資產階級的原則被宣布為未來整個政策的指導方針；這兩大運動中心之間唯一顯著的區別是：普魯士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這兩位富商為代表，直接攫取了權柄；而奧地利的資產階級所受的政治訓練差得很遠，自由派官僚們便走馬上任，宣稱自己是受資產階級的委託來執掌政權。我們又看到，原來團結一致反對舊政府的各黨派和各社會階級，如何在勝利之後甚至在鬥爭進行中四分五裂；而獨享勝利果實的上述自由派資產階級，如何立即轉而反對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對一切較先進的階級或黨派採取敵對態度，並且同戰敗的封建官僚勢力結成同盟。事實上，早在革命劇開演時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資產階級只有依靠較激進的人民黨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陣地，抵抗那些已被擊敗但未被消滅的封建官僚黨；另一方面，為了對付這些較激進的群眾的衝擊，自由派資產階級又需要封建貴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顯，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沒有掌握足夠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權並使一切國家機構適應於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內閣不過是一個中間站。從這裡，按照事態的發展情況，國家或者將走向更高級的階段——統一的共和國，或者將重新墮入舊日封建教權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制度中去。無論如何，真正的決戰還在後面；三月事變只是戰鬥的開始。 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德國是居於支配地位的兩個邦，因此維也納或柏林的每個決定性的革命勝利，對全德國都有決定的意義。這兩個城市1848年三月事變的發展，決定了全德國事態的進程。所以，如果不是由於各小邦的存在而產生了一個機構——這個機構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國的不正常狀態的最顯著的證據，正是最近這次革命半途而廢的證據——那麼本來無須再敘述各小邦所發生的運動，我們的確可以只限於研究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情況了。上述機構如此不正常，它所處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說，在歷史上將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所謂的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德國國民議會 [243] 。 在維也納和柏林的人民勝利之後，自然就產生了應當召開全德代表會議的問題。於是這個會議就被選舉出來，在法蘭克福開會，與舊的聯邦議會 [232] 並存。人民希望德國國民議會解決一切有爭議的問題，履行全德意志聯邦 [231] 最高立法權力機關的職能。但召集國民議會的聯邦議會，對於它的職權未作任何規定。誰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還是需要經過聯邦議會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這種混亂狀況中，如果國民議會稍有一點力量，它就會把聯邦議會這個在德國最不受歡迎的機構立即解散，使之壽終正寢，代之以從國民議會自己的議員中選舉出來的人所組成的聯邦政府。它就會宣布自己是德國人民的至高無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從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會使自己在國內獲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在革命初期，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個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師和學究式的教授們組成的議會做到這一點，那就未免太過分了，這個議會雖然自稱體現了德國思想和學術的精華，而事實上它只是一個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國眼前表現他們不自覺的滑稽醜態和他們思想與行動上的無能的舞台。這個老太婆議會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運動甚於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動陰謀。它在聯邦議會的監視之下開會，不僅如此，它幾乎是懇求聯邦議會批准它的各項法令，這是因為它的最初一些決議必須由這個可憎的機關發布。它不堅持自己的最高權力，反而故意迴避討論任何這一類危險的問題。它不把人民的武裝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圍，而是閉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來討論議事日程上的問題。這個國民議會眼看著美因茨實行戒嚴，該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裝，竟不聞不問。後來它選舉了奧地利的約翰大公做德國的攝政，並宣稱自己的一切決議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約翰大公只是在獲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後才榮登新的高位，而且這不是由國民議會而是由聯邦議會授予的。至於國民議會的法令的法律效力，這一點從來沒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認，而國民議會本身也不堅持，因此仍然是一個懸案。總之，我們看到一種奇異的景象：一個議會宣稱自己是偉大的主權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從來既沒有願望也沒有力量迫使別人承認自己的要求。這個機構中的辯論沒有任何實際結果，甚至也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只不過是重複一些陳腐不堪的哲學學派和法學學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談；人們在這個議會中所說的，或者毋寧說是所嘟噥的每一句話，報刊上早已刊登過一千次，而且比他們說得要好一千倍。 總之，這個自稱為德國新的中央政權的機構，使一切都保持原來的狀態。它根本沒有實現人們久已渴望的德國的統一，連統治德國的各邦君主中最無足輕重的君主也沒有廢除；它沒有加強德國各個分散的省份之間的聯繫；它從未採取任何步驟去摧毀分隔漢諾威和普魯士、分隔普魯士和奧地利的關稅壁壘；它甚至完全沒有打算廢除在普魯士到處妨礙內河航行的苛捐雜稅。但是，這個議會做得越少，卻喧嚷得越厲害。它建立了一個紙面上的德國艦隊；它兼併了波蘭和什勒斯維希；它允許德意志的奧地利對義大利作戰，但在奧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時卻禁止義大利人追擊；它對法蘭西共和國連呼萬歲，並接納了匈牙利的使者，後者回國時對德國的了解無疑是比出使時更加糊塗了。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這個議會看做一個可怕的怪物。它們估計這個議會可能採取十分專斷而革命的行動，因為它的權限極不明確——當時對它的權限問題不作明確規定是必要的。於是，為了削弱這個可怕的機構的影響，各邦政府策劃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陰謀；但事實證明，它們的幸運勝過聰明才智，因為這個議會替各邦政府辦事比它們自己辦得還要好。這些陰謀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開地方的立法議會。結果，不僅各小邦召開了它們的立法議會，連普魯士和奧地利也召開了制憲議會。在這些議會裡，像在法蘭克福議會裡一樣，也是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師和官僚占據多數，而且所有這些議會的工作情況幾乎完全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德國國民議會是一個假想的國家的議會，因為它拒絕建立它自身賴以存在的首要條件——統一的德國；它討論一些它自己創造出來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種假想的、永遠不能實現的措施，它通過了一些誰也不感興趣的假想的決議。而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制憲議會至少還是真正的議會，它們推翻了舊內閣並且任命了真正的內閣，而且至少曾一度強迫它們與之進行鬥爭的各邦君主實行它們的決議。它們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決斷的遠大見識；它們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權交還給了封建的、官僚的和軍事的專制制度。但當時它們至少還是被迫討論了一些有關目前利益的實際問題，被迫同別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蘭克福的吹牛家們卻以在「夢想的空中王國」 (1) 里遨遊為無上的快樂。因此，柏林和維也納制憲議會的辯論構成德國革命史的重要的一章，而法蘭克福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卻只能使文獻和古董收藏家感興趣。 德國人民深深感到必須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狀態，因為這種狀態分散和抵消了民族的集體力量，他們曾一度希望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至少是一個新紀元的開端，但這群自作聰明的蠢人的幼稚行為很快就使全國的熱情冷卻了。簽訂馬爾默停戰協定 [254] 這一可恥行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來反對這個議會；他們本希望它會給民族提供一個自由的活動場所，但它卻無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現在的反革命制度藉以建立的各種基礎恢復了它們從前的穩固。 1852年1月於倫敦 (1) 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第7章。——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