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五　維也納起義］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趕出巴黎，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緊接著，在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摧毀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權，迫使他可恥地逃亡國外。3月18日，柏林人民舉行武裝起義，經過18小時頑強的戰鬥之後，滿意地看到國王 (1) 向他們求饒乞降。同時，在德國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發了激烈程度不同但成果相同的騷動。如果說德國人民沒有完成他們的第一次革命，那麼他們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們不能在這裡考察這許多次起義的細節；我們只想闡明這些起義的性質以及居民中各個階級對起義所採取的立場。 維也納的革命可以說幾乎是全體居民一致完成的。資產階級（銀行家和證券投機商除外）、小資產階級、全體工人，一致立即起來反對大家所憎惡的政府，這個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從前支持它的極少數貴族和金融巨頭在它剛剛遭到攻擊時也都隱藏起來了。梅特涅已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無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們對從巴黎傳來的關於無政府狀態、社會主義和恐怖的統治的消息，以及關於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即將展開鬥爭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由於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這些消息的意義，就是以為那是梅特涅惡意捏造的，為的是恐嚇他們，讓他們再去服從他。而且，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工人作為一個階級行動或者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階級利益而鬥爭。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不能設想剛剛如此衷心地聯合起來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階級之間可能產生任何分歧。他們看到工人在所有各點上——在憲法、陪審審判、新聞出版自由等等問題上——都與他們一致。於是，他們至少在1848年3月全身心地投入了運動，而另一方面，運動從最初起就使他們（至少在理論上）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但是，不同階級的這種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向來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條件，卻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運都是如此。在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後，戰勝者之間就要分成不同的營壘，彼此兵戎相見。正是舊的複雜的社會機體中階級對抗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迅速成長，一個接替一個掌握政權，使一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動盪時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100年還走不完的途程。 維也納革命使資產階級成為理論上的統治階級；也就是說，一旦從政府那裡爭取到的讓步付諸實行，並且能夠堅持一個時期的話，就一定會保證資產階級的統治。可是，事實上這一階級的統治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不錯，由於國民自衛軍的建立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掌握了武器，資產階級獲得了力量和權勢；不錯，由於成立了「安全委員會」這種由資產階級占支配地位的、對誰都不負責的革命政府，資產階級取得了最高的權力。但同時一部分工人也武裝起來了，每當發生戰鬥時，他們和大學生 [252] 總是承擔起戰鬥的全部重任；約4 000名裝備優良、訓練遠比國民自衛軍要好的大學生，成為革命武裝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們決不願意只是充當安全委員會手裡的一個工具。他們雖然承認安全委員會，甚至是它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可是他們成立了一種獨立的而且頗不安分的團體，在「大禮堂」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保持介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中間立場，以不斷的鼓動阻止事物回復到舊日的平常狀態，而且經常把自己的決議強加於安全委員會。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業了，國家不得不花錢雇用他們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於這方面的款項當然必須取自納稅人的腰包或維也納市的金庫。這一切自然使維也納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該市的工業企業本來是為這個大國中的富豪和貴族的消費服務的，由於發生革命，由於貴族和宮廷的逃亡，這些企業自然完全停業了；商業陷於停頓，工人和大學生不斷進行的鼓動和騷動，當然不是如當時人們常說的「恢覆信任」的辦法。這樣，資產階級與不安分的大學生和工人之間很快就出現了某種冷淡關係，而這種冷淡關係之所以在一個長時期中並沒有轉變為公開的敵對關係，那是由於內閣，尤其是宮廷急欲恢復舊秩序，因而不斷證明比較革命的黨派的疑慮和不安分的活動是有道理的，並且甚至當著資產階級的面，不斷地使舊日的梅特涅專制借屍還魂。由於政府企圖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剛剛爭得的新的自由，於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後兩次發生了維也納各階級的起義。在這兩次起義中，國民自衛軍或武裝的資產階級、大學生以及工人之間的聯盟又暫時得到鞏固。 至於居民中的其他階級，貴族和金融巨頭們已經銷聲匿跡，農民則到處忙於剷除封建制度的殘餘。由於義大利的戰爭 [253] ，也由於宮廷忙於維也納和匈牙利問題，農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動自由，在奧地利，他們在解放事業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這之後不久，奧地利議會只好確認農民已經實際實行了的種種措施，不管施瓦爾岑堡公爵的政府還能夠恢復別的什麼東西，它永遠不能恢復對農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說奧地利目前又比較平靜了，甚至強有力了，這主要是因為人民的大多數即農民真正從革命中得到了利益，還因為不管業已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別的什麼東西，農民所爭得的這些實際的物質利益卻沒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於倫敦 (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