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四　奧地利］

我們現在應該來看看奧地利，這個國家在1848年3月以前不為外國人所了解，差不多就像最近一次同英國作戰以前的中國 (1) 一樣。 當然，我們這裡只能研究德意志的奧地利。波蘭、匈牙利或義大利的奧地利人，不屬於本題範圍；至於1848年後他們對德意志的奧地利人的命運的影響，我們將在以後來談。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兩個方針是：第一，使奧地利統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個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處於同樣境地的民族的牽制；第二，這向來是一切專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則，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證券交易的大資本家這兩個階級，同時使這兩個階級的權勢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動自由。以各種封建收益作為全部收入的土地貴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為政府是他們對付被壓迫的農奴階級（他們靠掠奪這些農奴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當他們之中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來反對政府的時候，例如1846年加利西亞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唆使這些農奴去反抗他們，因為這些農奴總是力圖抓住機會狠狠地報復他們的直接壓迫者。 [250] 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資本家由於大量投資於國家的公債，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縛。奧地利在1815年恢復了它的全部實力，1820年後又在義大利恢復和維持了專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產 [251] 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債務，所以，在媾和之後，它很快就在歐洲各大金融市場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長，它也就越是加緊利用這種信用。於是，歐洲的一切金融巨頭都把他們的很大一部分資本投入奧地利的公債。他們全都需要維持奧地利的信用，而要維持奧地利的國家信用又總是需要新的借款，於是他們便不得不時常提供新的資本，以維持他們過去已經投資的債券的信用。1815年以後的長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來奧地利這樣一個千年王國不可能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驚人地增長，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賴維也納的銀行家和證券投機商了；因為只要梅特涅還能夠在法蘭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夠的資金，他當然就心滿意足地看著奧地利的資本家們被踩在他的腳下，而且，他們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銀行家、證券投機商、政府的承包商雖然總是設法從專制君主制那裡獲得大宗利潤，但這是以政府對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具有幾乎是無限的支配權作為交換條件的，因此，不能期待這一部分人會對政府持任何反對態度。這樣，梅特涅便有把握獲得帝國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權勢的兩個階級的支持，此外他還擁有軍隊和官僚機構，它們被組織得最適合於為專制制度服務。奧地利的文武官員自成一個門第；他們的父輩是為奧皇效勞的，他們的子孫也將如此。他們不屬於在雙頭鷹 (2) 的羽翼下聯合起來的許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們經常從帝國的一端遷移到另一端，從波蘭到義大利，從德意志地區到特蘭西瓦尼亞。他們對匈牙利人、波蘭人、德意志人、羅馬尼亞人、義大利人、克羅埃西亞人，對一切沒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標記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樣予以輕視；他們沒有民族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正是他們構成了真正的奧地利民族。很明顯，這樣一個文武官員的特殊等級，在一個有才智有能力的統治者手裡會是怎樣一種馴順而有力的工具。 至於居民中的其他階級，梅特涅採取十足的舊式政治家的態度，不大重視他們的支持。他對待他們只有一個政策：通過賦稅從他們身上儘可能多地進行榨取，同時使他們保持平靜。工商業資產階級在奧地利發展緩慢。多瑙河流域的貿易相對來說無足輕重；奧地利只有的里雅斯特一個港埠，而這個港埠的貿易也十分有限。至於工業家，他們受益於廣泛實行的保護關稅制度，這一制度在大多數場合甚至無異於完全排除了外國的競爭；但向他們提供這種優惠，主要是為了增加他們納稅的能力；不過，由於國內對工業的限制，由於行會和其他封建公會（在不妨礙政府實現它的目的和意圖的情況下，它們是受到周密的保護的）的特權，這種優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抵消了。小手工業者被封閉在中世紀行會的狹窄框框內，這種行會使各個行業彼此不斷地為爭奪特權而鬥爭，同時它們使工人階級的各個成員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而使這些強制性的聯合體的成員具有一種世襲的穩定性。最後，農民和工人只是被當做徵稅的對象；他們所得到的唯一的關心，就是要儘可能使他們保持當前的和以前其父輩所賴以生存的生活條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切舊的、既存的、世襲的權力，都像國家的權力一樣受到保護；地主對小佃農的權力、廠主對工廠工人的權力、手工業師傅對幫工和學徒的權力、父親對兒子的權力，到處都受到政府的極力維護，凡有不服從者，都像觸犯法律一樣，要受到奧地利司法的萬能工具——笞杖的懲罰。 最後，為了把所有這些創造人為的安定的努力結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被允許給予人民的精神食糧都要經過最審慎的選擇，而且極其吝嗇。教育到處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裡，而教士的首腦們像大封建地主一樣，是迫切需要保存現有制度的。大學都辦成這個樣子：只容許它們造就充其量在種種專門知識領域可能有比較高深造詣的專家，但無論如何不允許進行在別的大學裡可望進行的那種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沒有報刊，而匈牙利的報紙在帝國一切其他地方都是違禁品。至於一般的著述，100年以來其發行範圍不但毫未擴大，自約瑟夫二世死後反倒縮減了。在奧地利各邦與文明國家接壤的地方，除了關稅官員的警戒線，還有書報檢查官的警戒線；外國的任何書籍或報紙不經過兩次三番的詳細審查，查明它們絲毫沒有沾染時代的惡毒精神，決不會讓它們進入奧地利。 在1815年後的將近30年中，這種制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奧地利幾乎完全不為歐洲所了解，而歐洲也同樣不為奧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階級和全體居民的社會狀況，似乎都沒有絲毫變化。不管階級與階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怨仇（這種怨仇正是梅特涅統治的一個主要條件，他甚至有意加深這種怨仇，讓上層階級充當政府進行一切橫徵暴斂的工具，從而把憎惡引向它們），不管人民對國家下級官吏有怎樣的憎恨，但整個說來，他們對於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沒有不滿情緒。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實似乎也證實了老弗蘭茨一世的話。他曾經懷疑這種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著就安慰自己說：「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時候，它總還是會維持下去的。」 但是有一種徐緩的、表面上看不見的運動在進行著，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富和勢力都增加了。工業中機器和蒸汽的採用，在奧地利，也像在所有別的地方一樣，使社會各階級的一切舊有關係和生活條件發生了變革；它把農奴變成了自由民，把小農變成了工業工人；它摧毀了舊的封建手工業行會，消滅了許多這種行會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業居民與舊的封建制度到處發生衝突。因業務關係日益頻繁地去國外旅行的資產階級，把關於帝國關稅壁壘以外的各文明國家的某些神話般的知識介紹給國內；最後，鐵路的建設加速了國內工業和智力的發展。此外，在奧地利的國家機構中，也存在一個危險的部分，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憲法、議會辯論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貴族對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紳顯貴們進行的鬥爭。匈牙利的議會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維也納的大門口。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資產階級產生一種情緒——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緒，因為當時反政府還不可能，而是一種不滿情緒，產生一種實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憲性質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魯士一樣，在這裡一部分官僚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了。在這個世襲的官吏階層中間，約瑟夫二世的傳統還沒有被遺忘；政府中受過較多教育的官員本身有時也幻想各種可能的改革，他們寧願要這位皇帝的進步和開明的專制，而不願要梅特涅的「嚴父般的」專制。一部分較窮的貴族也支持資產階級，至於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對上層階級（如果不是對政府）不滿的下層階級，它們在大多數場合是不會不支持資產階級的改革要求的。 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國創立了一個適應這種變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門。少數奧地利的作家、小說家、文藝批評家、蹩腳詩人（他們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猶太人所特有的那種勤奮）在萊比錫以及奧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國城市站住了腳，在這些梅特涅的勢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論述奧地利事務的書籍和小冊子。他們和他們的出版商的這樁生意「十分興隆」。全德國都急於想了解這個歐洲的中國的政治秘密；奧地利人本身通過波希米亞邊境上進行的大批的走私而獲得了這些出版物，他們的好奇心更加強烈。當然，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並沒有什麼重要意義，它們的善意的作者所設計的改革計劃非常天真，可以說在政治上十分純樸。他們認為憲法和新聞出版自由對奧地利來說是難以得到的東西。實行行政改革，擴大省議會權限，允許外國書報入境，稍稍放鬆書報檢查制度——這些善良的奧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謙恭的要求，不過如此而已。 無論如何，要阻止奧地利與德國其他部分以及經過德國與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來越不可能了，這種情況大大促進了反政府的輿論的形成，並且至少使奧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獲得了一些政治信息。於是在1847年底，當時盛行於全德國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動也波及到奧地利，雖然在程度上較弱。這種鼓動在奧地利進行得較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響的革命因素。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橫徵暴斂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農民、農奴或封建佃農，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廠主隨意規定的任何條件下做工的工廠工人，被行會條例剝奪了在自己的行業取得獨立地位的任何機會的手工業幫工，在經營中處處被種種荒謬條例捆住手腳的商人，不斷與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特權的手工業行會或貪婪而多事的官吏發生衝突的廠主，與無知而專橫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進行徒勞無益的鬥爭的教師、學者和受過較高教育的官員。總之，沒有一個階級感到滿意，因為政府有時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讓步，並不是由它自己出資（國庫是負擔不了的），而是靠上層貴族和教士出資進行的。至於大銀行家和公債持有人，義大利最近的事變、匈牙利議會中日益加強的反對派，以及波及整個帝國的異常的不滿情緒和要求改革的呼聲，自然絲毫也不會加強他們對奧地利帝國的鞏固與支付能力的信心。 這樣，奧地利也在緩慢地但確定無疑地走向偉大的變革，而這時法國突然爆發了事變，它使逼近的暴風雨立刻傾降下來，駁倒了老弗蘭茨關於大廈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時候還是會維持下去的斷語。 1851年9月於倫敦 (1) 即鴉片戰爭（1839—1842年）以前的中國。——編者注 (2) 神聖羅馬帝國國徽。——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