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三　德國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中，我們幾乎僅僅談到1840年至1848年間在德國的運動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的那個邦，即普魯士。現在我們則應該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時期德國其他各邦。 自從1830年革命運動以後，各小邦完全處於聯邦議會 [232] 的獨裁之下，也就是處於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獨裁之下。各邦制定的憲法既是用來抵禦大邦的專橫霸道，又是為了給制定憲法的君主們樹立聲望並把由維也納會議 [234] 不依任何指導原則建立的各色各樣的省議會統一起來。這些憲法雖然虛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動盪時期，對各小邦君主的權力仍然是一種危險，所以它們幾乎全部被廢除，倖存下來的則更加有名無實，只有像韋爾克爾、羅泰克和達爾曼這幫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會設想，他們在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議會裡被允許表明的那種摻和著可恥諂媚的、謙卑的反對立場，能夠獲得什麼結果。 這些小邦里比較堅決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1840年後很快就完全放棄了他們從前希望在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這些附庸小邦里發展議會制度的一切想法。當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和同它聯合起來的各階級鄭重表示決心，要為在普魯士實行議會制度而鬥爭時，它們便立即被公認為除奧地利以外的全德國的立憲運動的領袖。現在，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中部德國那些後來退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243] 並因他們單獨召開會議的地點而被稱做哥達派 [244] 的立憲派核心分子，早在1848年以前就討論過一個計劃，1849年，他們把這個計劃略加修改提交給全德國的代表。他們打算把奧地利完全排除於德意志聯邦 [231] 之外，建立一個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聯邦議會的、在普魯士保護之下的新的聯邦，並且把小邦歸併於大邦。只要普魯士一實現立憲君主制，實行新聞出版自由，採取不依賴俄國和奧地利的獨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憲派能夠真正控制各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實現。這個計劃的發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蓋爾溫努斯教授。這樣一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解放，就預示著全德國資產階級的解放，預示著一個對抗俄國和對抗奧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為，正如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的那樣，奧地利被認為是一個十分野蠻的國家，人們對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點點，也不是奧地利人的什麼光彩的事。因此，當時奧地利不被認為是德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至於各小邦里的其他社會階級，它們都或快或慢地跟著它們的普魯士弟兄跑。小資產階級越來越不滿意他們的政府，不滿意加重捐稅，不滿意剝奪他們在同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專制的奴隸」相比時常常藉以自誇的那些政治上的虛假特權。但在他們的反對立場中還沒有任何明確的東西，表明他們是與上層資產階級的立憲主義不同的一個獨立的黨派。農民中間的不滿情緒也在增長，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除非在確立了普選權的國家，這一部分人在安靜的和平的時期，從不會維護自身的利益，從不會採取一個獨立階級的立場。城市工業企業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魯士以外的別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業區更少，由於缺乏活動和宣傳的中心，這個階級的運動在各小邦發展得極為緩慢。 政治反對派所遇到的種種障礙，無論在普魯士或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反對派，即平行地進行活動的德國天主教 [245] 和自由公理會 [246] 。歷史給我們提供了許多例子，說明在那些享受國教的祝福而政治問題的討論卻受到束縛的國家裡，與世俗權力相對抗的危險的世俗反對派，常常隱藏在更加神聖的、看來更加無意於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對精神專制的鬥爭後面。很多政府不允許對自己的任何行動進行討論，但它們卻不敢貿然製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眾的宗教狂熱。所以，1845年在德國的每一個邦里，或者是舊羅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這兩者，都被視為國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每一個邦，這兩個教派的或其中一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機構的重要因素。因此，攻擊新教或天主教正統，攻擊教士，就等於變相攻擊政府本身。至於德國天主教派，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德國，尤其是對奧地利和巴伐利亞的天主教政府的攻擊；而這些政府也正是這樣理解這一點的。自由公理會的信徒，反對國教的新教徒，有點像是英國和美國的一位論派 [247] ，他們公開宣稱反對普魯士國王 (1) 及其寵臣、宗教和教育事務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種教權主義和嚴格的正統主義的傾向。兩個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發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國家，後者是在新教國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之外，沒有別的區別；至於教義，兩派在最重要的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認為一切已確定的教條是無效的。這種缺乏確定性便是它們的真正實質。它們自稱要建築一個偉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國人都能在其屋頂下聯合起來；這樣它們就用宗教的形式表達了當時的另一種政治思想，即統一德國的思想。可是它們相互之間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的教派企圖發明一種適合於所有德國人的需要、習慣和趣味的特製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實現德國的統一。這種思想的確傳布很廣，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從德意志帝國 [248] 被拿破崙滅亡以後，要求將德國的一切分散的成員聯合起來的呼聲，已成為對於現狀不滿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這樣。因為在小邦里維持宮廷、行政機關、軍隊等等的巨大開支，簡言之，沉重的捐稅負擔，與各邦的微小和貧弱成正比地增加著。但是，如果德國的統一得到實現的話，那麼這種統一究竟應該怎樣，在這一點上各黨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願有嚴重革命動盪的資產階級，滿足於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的他們認為「切實可行的」東西，即要求在普魯士立憲政府的領導下建立除奧地利之外的全德聯盟。的確，既然要避免危險的風暴，當時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為止。至於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如果說農民也願意過問這類事情的話），他們從來沒有能夠對他們後來所大聲疾呼要求的德國統一有任何明確的觀念；少數的夢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動派，希望恢復德意志帝國；一些無知的所謂的激進派羨慕瑞士的制度（他們當時還沒有實行那種制度的經驗，後來這種經驗才使他們十分滑稽地醒悟過來），主張建立聯邦共和國；只有最極端的黨派敢於在當時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 [249] 。因此，德國統一問題本身就孕育著分歧、爭執，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孕育著內戰。 我們可以對1847年底普魯士和德國其他小邦的情況作如下的總結。資產階級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決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專制制度用來束縛他們的商業事務、工業生產能力和他們作為一個階級而進行的共同行動的枷鎖；一部分土地貴族已變成了純粹市場商品的生產者，因而他們同資產階級利害相同、休戚與共；小資產階級很不滿意，埋怨捐稅，埋怨對他們的業務設置的種種障礙，但是並沒有任何明確的、應保障他們在社會和國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農民在一些地方飽受封建的苛捐雜稅的盤剝，在另一些地方則備受放債人、高利貸者和律師們的壓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滿，他們對政府和大工業資本家同樣憎恨，並且深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感染。總之，反對政府的群眾是由各種各樣的成分組成的，它們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資產階級領導，而走在資產階級最前列的又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尤其是萊茵省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許多問題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魯士政府，雖然它們不得不依靠它的保護。在普魯士，政府已遭到輿論的唾棄，甚至遭到一部分貴族的唾棄，它所依賴的軍隊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越來越受它的影響；除了這一切，這個政府又確實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資產階級反對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錢去彌補日漸增多的赤字。有哪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反對現存的政府、奪取政權時曾經處於比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於倫敦 (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