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二　普魯士邦］

德國中等階級或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可以從1840年算起。在這以前，已經有種種徵兆表明，這個國家的擁有資本和工業的階級已經成熟到這樣一種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壓迫下繼續消極忍耐了。德國較小的君主們，都相繼頒布了或多或少帶有自由主義性質的憲法，這部分地是為了保證他們自己有更大的獨立以對抗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霸權，或對抗他們自己邦內貴族的勢力，部分地是為了把根據維也納會議 [234] 而聯合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各個分散的地區團結成一個整體。這樣做對他們自己是毫無危險的，因為，如果聯邦議會——它只是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傀儡——要侵犯他們作為主權君主的獨立性，他們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時輿論和本邦議會會做他們的後盾；反之，如果這些邦議會的勢力太大時，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運用聯邦議會的權力擊敗一切反對派。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或漢諾威的憲法所規定的制度，在這種情形下並不能推動爭取政治權力的嚴重鬥爭；因此，德國資產階級的大多數對於各小邦立法議會中的瑣碎的爭端，一般是不加過問的，他們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國兩個大邦的政治和國家制度沒有根本改變，任何次要的努力和勝利都是沒有用處的。但同時，在這些小邦議會中卻湧現出一大批自由主義律師、職業反對派；羅泰克、韋爾克爾、勒麥、約爾丹、施蒂韋、艾森曼等等這類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20年喧嚷然而總是毫無成效的反對派之後，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權力的頂峰，而他們在暴露了自己的極端無能和微不足道之後，頃刻之間就被推翻了。這是第一批德國土產的職業政客和反對派的樣板；他們用演說和文章使德國人耳熟了立憲主義的語言，並用他們的存在本身預示著這樣一個時刻即將到來，那時，資產階級將利用這些誇誇其談的律師和教授們所慣用然而卻不大了解其真實意義的政治詞句，並恢復它們本來的含義。 1830年的事件 [235] 使整個歐洲頓時陷入了政治騷動，德國文壇也受到這種騷動的影響。當時幾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憲主義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義。用一些定能引起公眾注意的政治暗喻來彌補自己作品中才華的不足，越來越成為一種習慣，特別是低等文人的習慣。在詩歌、小說、評論、戲劇中，在一切文學作品中，都充滿所謂的「傾向」，即反政府情緒的羞羞答答的流露。為了使1830年後在德國盛行的思想混亂達到頂點，這些政治反對派的因素便同大學裡沒有經過很好消化的對德國哲學的記憶以及法國社會主義，尤其是聖西門主義的被曲解了的隻言片語摻混在一起；這一群散布這些雜亂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遜地自稱為青年德意志或現代派 [236] 。後來他們曾追悔自己青年時代的罪過，但並沒有改進自己的文風。 最後，當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一書中宣稱立憲君主制是最終的、最完善的政體時，德國哲學這個表明德國思想發展的最複雜同時也是最準確的溫度計，就表示支持資產階級。換句話說，黑格爾宣布了德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刻即將到來。他死後，他的學派沒有停止在這一點上，他的追隨者中最先進的一部分，一方面對一切宗教信仰給予嚴厲的批評，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築根本動搖，同時又提出了德國人從未聽到過的大膽的政治原則，並且企圖恢復第一次法國革命時期的已故的英雄們的應有的榮譽。用來表達這些思想的晦澀的哲學語言，既把作者和讀者都弄得昏頭昏腦，同樣也把檢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爾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壇的其他任何一個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聞出版自由。 這就是說，德國的輿論界顯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些在專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或生活狀況而能夠得到一些政治信息並形成某種獨立政治見解的階級，其中的大多數人漸漸地聯合成了一個反對現存制度的強大集團。在評價德國政治發展緩慢時，任何人都不應該不考慮：在德國要得到任何問題的準確信息都是困難的；在這裡，一切信息的來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校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事先得到許可，什麼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就以維也納為例，維也納居民在勤勞和經營工業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國可以說是首屈一指，論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們更是遠遠超過別人，但他們對於自身的真正利益，卻比別人無知，他們在革命中犯的錯誤也比別人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對於最普通的政治問題也幾乎一無所知，這是梅特涅政府實行愚民政策的結果。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不用再解釋也很清楚，政治信息為什麼幾乎完全被社會中那些有錢私運政治信息到國內來的階級，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現狀侵害最嚴重的階級——工商業階級所一手壟斷。因此，這些階級首先聯合起來反對繼續保持在不同程度上偽裝起來的專制制度；應當認為它們進入反對派隊伍的時刻是德國的真正革命運動的開始。 德國資產階級宣告反對政府，可以說是從1840年，即從普魯士前國王 (1) ——1815年神聖同盟 [60] 創始者中活到最後的人——死去時開始的。大家知道，新國王 (2) 不贊成他父親的那種主要是官僚軍閥式的君主制。法國的資產階級在路易十六即位時所希望得到的東西，德國的資產階級也希望在某種程度上從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裡得到。大家一致認為舊制度已經腐朽、衰敗了，應該摒棄了；老國王在位時人們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現在都被大聲疾呼地宣布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說路易十六——「受歡迎的路易」是一個平庸的不思進取的蠢材，他多少意識到自己的無能，沒有任何主見，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間養成的習性行事，那麼「受歡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則完全是另一種人物。他在性格軟弱這一點上的確超過了他的法國先驅，但他卻有自己的抱負、自己的見解，他涉獵了許多門科學的基本知識，因此便自以為具有足夠的學識，可以對一切問題作出最後的裁決。他深信自己是一流的演說家，在柏林沒有一個商品推銷員能比他更善於賣弄聰明，更善於辭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見。他憎恨而且輕視普魯士君主制的官僚主義因素，但這只是因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義因素。作為所謂歷史學派 [237] （該學派所信奉的是博納爾德、德·梅斯特爾及其他屬於第一代法國正統派的作家們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的創辦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圖儘可能充分地恢復貴族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這位國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個大貴族；在他周圍的首先是一班顯赫的朝臣——有權勢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許多富裕的下層貴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統治他那些忠順的市民和農民。因此，他自己是社會各等級或階層的至高無上的主宰。而各個等級或階層都享有各自的特權，它們彼此之間應該用門第的或固定不變的社會地位的幾乎不可逾越的壁壘分隔開來；同時，所有這些階層或「王國的等級」都應該在權勢方面恰好達到互相平衡，使國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動自由，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過去準備實現而現在又在努力實現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論問題的普魯士資產階級，過了相當一段時間才看出了國王的真正意圖。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事實，即國王一心要做的和他們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國王 (3) 剛一發現自己的「辯才」因他父親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無數次的演說中宣布他的意圖；但他的每次演說、每一行動，都使他更加失掉資產階級對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嚴酷而驚人的現實打斷了他的美夢，對這種情形他還會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義不是很會算計，而封建主義自唐·吉訶德時代以來總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對於輕視金錢這種十字軍後裔的最高貴的傳統承襲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時發現，政府組織雖然已經相當節約，但用度依然浩繁，國庫已經不太充裕。在兩年之內，一切節餘都在朝廷的喜慶宴會、國王巡狩，以及對貧困、破落而貪婪的貴族的賜贈資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稅收已不夠宮廷和政府開支了。於是，國王陛下很快就發現自己處於嚴重的財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夾攻之下，1820年法令規定，不經「將來的人民代議機關」的認可，任何新的公債或增稅都是非法的。而這時還沒有這種代議機關；新國王甚至比他父親更不願意建立它；而即使他願意建立的話，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來，輿論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的確，資產階級曾經一度期望新國王會立刻頒布憲法，宣布新聞出版自由，實行陪審審判等等；總之，期望他自己會領導資產階級取得政權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現在他們發覺自己錯了，於是便轉而對國王發動猛烈的攻擊。在萊茵省（全普魯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這樣），他們的不滿情緒如此強烈，以致在他們本身缺乏能夠在報刊上代表自己意見的人才的情況下，竟然同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極端的哲學派別結成了聯盟。在科隆出版的《萊茵報》 [238] ，便是這個聯盟的果實。這家報紙雖然在存在15個月之後就被查封，但可以說它是德國現代報刊的先驅。這是1842年的事。 可憐的國王在經濟上的困難，是對他那些中世紀嗜好的最尖銳的諷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議機關」的普遍呼聲作一些小小的讓步，他便不能繼續統治下去，這樣的機關作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遺忘的諾言的最後一點遺蹟體現在1820年法令中。他覺得實施這個討厭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議會的等級委員會 [239] 召集在一起開會。各省議會是1823年成立的。王國八個省的省議會的成員包括：（1）上層貴族，德意志帝國原來的各個皇族，它們的首腦人物都是當然的議會成員；（2）騎士或下層貴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農民或小農業主階級的代表。全部事情是這樣安排的：在每個省都是兩部分貴族在議會中占多數。八個省的省議會各選一個委員會，現在這八個委員會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組成一個代表會議來投票決定發行國王所渴望的公債。據說國庫是充裕的，發行公債不是為了當前的需要，而是為了建築一條國有鐵路。但聯合委員會 [240] 斷然拒絕了國王的要求，聲言他們不能行使人民代議機關的職權，並要求國王陛下履行他父親在需要人民幫助對抗拿破崙時許下的諾言——頒布一部代議制的憲法。 聯合委員會的會議表明，懷有反政府情緒的已不只是資產階級了。一部分農民已經站到他們一邊；許多貴族也宣布反對政府，要求頒布一部代議制的憲法，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自己領地上的大農場主和做穀物、羊毛、酒精和亞麻生意的商人，他們同樣需要獲得反對專制制度、反對官僚制度、反對封建復辟的保障。國王的計劃徹底破產了；他沒有搞到錢，卻增加了反對派的力量。此後接著召開的各省議會會議，更加不利於國王。所有省議會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諾言，要求頒布憲法和給予新聞出版自由；有些議會的有關決議措辭頗為不恭，國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覆，使事態更加惡化。 同時，政府的財政困難日漸增加。由於縮減對各項公用事業的撥款，由於通過「海外貿易公司」 [241] （它是一個由國家出資和承擔風險做投機生意的商業機構，很早以來就充當國家借款的經紀人）進行欺詐交易，才得以暫時維持門面；增發國家紙幣提供了一些財源；總的說來，這個秘密保守得頗為嚴緊。然而所有這些計謀很快就顯得不夠用了。於是又試行另一個計劃：設立一個銀行，其資本部分由國家，部分由私人股東提供，主要的管理權屬於國家，這樣一來，政府就能夠大量取用這個銀行的資金，從而繼續進行已經不能再通過「海外貿易公司」進行的欺詐交易。但是，很自然，沒有一個資本家願意在這種條件下投資；只有修改銀行章程，保證股東的財產不受國庫的侵犯，然後才會有人認股。而當這個計劃也失敗之後，除了發行公債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但願能夠找到一批資本家，他們不要求那個神秘的「將來的人民代議機關」的允許和保證就願意出借他們的現款。於是求助於路特希爾德，但他說，如果公債有「人民代議機關」作保，他馬上就認購，否則，他決不打算談這宗交易。 這樣，搞到錢的一切希望都破滅了，想避開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議機關」已經不可能了。路特希爾德拒絕貸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國王就把所有八個省議會召集到柏林，把它們組成一個「聯合議會」 [54] 。這個議會的任務，就是完成1820年法令規定在需要的情況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決公債和增稅，此外它不應該有任何權利。它對一般立法問題的意見，只是咨議性的；它開會無定期，國王想什麼時候開就什麼時候開；政府想讓它討論什麼問題它就討論什麼問題。當然，議員們很不滿足於讓他們扮演這種角色。他們一再申述他們在各省議會開會時所表達的願望；他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惡化了，而當要求他們同意發行仍然被說成是用來建築鐵路的公債時，他們又一次加以拒絕。 這個表決很快就使他們的會議結束了。越來越憤怒的國王對他們嚴加申斥並將他們遣散；但錢還是沒有弄到手。的確，國王有充分理由為自己的處境感到驚慌不安，因為他看到，以資產階級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層貴族和蘊積在各個下層等級中的各種各樣的不滿分子在內的自由派聯盟，決心要獲得它所要求的東西。國王在聯合議會的開幕詞中徒勞地宣稱，他永遠不會賜給現代意義上的憲法；自由派聯盟堅決要求的正是現代的、反封建的代議制的憲法及其一切成果——新聞出版自由、陪審審判等等；在他們未得到這種憲法以前，他們是分文不給的。很明顯，事情不能這樣長久繼續下去，必須有一方讓步，否則就一定會發生破裂和流血鬥爭。資產階級知道，它正處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準備進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爭取城市的工人階級和農業地區的農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資產階級中間幾乎沒有一個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會主義者」以取得無產階級的同情，下面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這些「社會主義者」的實際行動。 起領導作用的資產階級急於至少是用社會主義來裝點門面，是因為德國工人階級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過法國和瑞士的德國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當時法國工人中間流行的粗淺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的薰染。1840年以來，這些思想在法國越來越引人注意，這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德國也成了時髦的東西，而且從1843年起，所有的報紙都絮絮不休地討論起社會問題來了。德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學派 [242] ，這一學派的特點與其說是思想新穎不如說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葉派、聖西門派和其他派別的學說，從法文翻譯成晦澀的德國哲學的語言。與這一宗派完全不同的德國共產主義學派，大致也在這個時候形成了。 1844年發生了西里西亞的織工起義，接著又發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廠工人的起義。這些被殘酷鎮壓下去的起義，這些不是反對政府而是反對企業主的工人起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在工人中間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給予了新的推動。饑荒的1847年的糧食暴動也起了這種作用。簡單地說，正像大部分有產階級（大封建地主除外）團結在立憲反對派的旗幟周圍一樣，大城市的工人階級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當做自己解放的手段，雖然在當時的新聞出版法之下，關於這些學說他們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點。當時也不能希望他們對於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確的認識；他們只知道，立憲派資產階級的綱領不包含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他們的需要決不局限在立憲思想的範圍之內。 當時德國沒有單獨的共和黨。人們不是立憲君主派，就是或多或少比較明確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 由於這些因素，最小的衝突也一定會引起一次大革命。當時只有上層貴族和上層文武官員是現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層貴族，工商業資產階級，各個大學、各級學校的教員，甚至一部分下級文武官員都聯合起來反對政府；在這些人後面還有心懷不滿的農民群眾和大城市的無產者群眾，他們雖然暫時支持自由主義反對派，但已在低聲地說一些關於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話；資產階級準備推翻政府，無產者則準備隨後再推翻資產階級，而就在這樣的時候，政府卻頑固地沿著那條必然要引起衝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國已處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沒有法國二月革命的促進，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發的。 這次巴黎革命對於德國影響如何，我們將在下一篇中談到。 1851年9月於倫敦 (1)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 (2)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3)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