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一　革命前夕的德國］

歐洲大陸上的革命劇的第一幕已經閉幕了。1848年大風暴以前的「過去的當權者」，又成為「現在的當權者」了，而那些多少受人歡迎的短期掌權者，如臨時執政者、三頭執政、獨裁者以及追隨他們的議員、民政委員、軍事委員、地方長官、法官、將軍、軍官、士兵等等，都被拋到異國，「趕到海外」，趕到英國或美國去了。他們在那裡組織起新的「有名無實的」政府、歐洲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國民委員會，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們的成立，那些文告的莊嚴堂皇，並不亞於真正當權者的文告。 很難想像還有什麼失敗比大陸的革命黨派（更確切地說是各革命黨派）在全戰線各個據點所遭受的失敗更為慘重。但這有什麼關係呢？為了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國資產階級不是經過了48年 (1) ，而法國資產階級不是經過了40年 (2) 空前的鬥爭嗎？資產階級不正是在復辟了的君主制以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鞏固的時刻才最接近自己的勝利的嗎？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盪，其背後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覺到，因此還不能保證立即獲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越來越強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鎖打碎。所以，如果我們被打敗了，那麼我們除了從頭干起之外再無別的辦法。值得慶幸的是，在運動的第一幕閉幕之後和第二幕開幕之前，有一次大約很短暫的休息，使我們有時間來做一件很緊要的工作：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而又必然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盪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發的運動，不是個別人活動的結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每個國家的各個階級對這種要求和需要的認識程度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覺到。這已經是一件公認的事實。而每當問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麼會讓別人出賣自己。而且，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麼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動盪及其被鎮壓下去的原因，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所有這些瑣碎的個人爭論和互相責備，所有這些互相矛盾的論斷，說把革命之舟駛向暗礁以致使它觸礁沉沒的是馬拉斯特，或者是賴德律—洛蘭，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臨時政府的其他成員，或者是他們全體——這一切對於從遠處來觀察這種種運動、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詳情細節的美國人或英國人來說有什麼意義呢，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呢？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永遠不會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為大善也不能作大惡的11個人 (3) 能在三個月之內毀壞一個有3 600萬人口的民族，除非這3 600萬人和這11個人一樣缺乏辨認方向的能力。問題正在於，這3 600萬在一定程度上還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麼突然應當自己決定走什麼道路，後來他們又怎麼迷了路，而讓他們從前的領袖暫時回到了領導地位。 因此，如果我們要向《論壇報》 [226] 的讀者說明1848年德國革命必然發生以及它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暫時遭到鎮壓的原因，那麼我們無須敘述德國發生這些事件的全部歷史。將來的事變和後代的評論會判定，在這一大堆雜亂的、看似偶然的、互不連貫而又矛盾的事實中，哪一部分將構成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解決這一任務的時候尚未到來。我們現在只限於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論述，如果我們能根據確鑿的事實找出合理的原因來說明那個運動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轉折，使我們能夠認清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出現的下一次爆發將指示給德國人民的方向，那麼我們也就滿足了。 那麼，首先，革命爆發時德國處於怎樣一種狀況呢？ 在德國，作為一切政治組織的基礎的人民，其各個階級的構成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更為複雜。在英國和法國，集中在大城市，特別是集中在首都的強大而富裕的資產階級，已經完全消滅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國那樣，已經使它淪為一些沒有多大意義的形式，而德國的封建貴族卻仍然保留著很大一部分舊日的特權。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處都還居於統治地位。封建領主甚至還保留著對租佃者的審判權。他們雖然被剝奪了政治上的特權——對各邦君主的控制權，但他們幾乎原封不動地保持著對他們領地上的農民的那種中世紀的統治權以及不納稅的權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區比在另一些地區更為盛行，但是除了萊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完全被消滅。 [227] 這種封建貴族當時人數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被公認為國內的第一「等級」。他們充任政府的高級官吏，軍隊里的軍官也差不多全是他們。 當時德國的資產階級遠沒有英國或法國的資產階級那樣富裕和集中。德國的舊式工業因蒸汽的採用和英國工業優勢的迅速擴張而被摧毀了。在拿破崙的大陸體系 [228] 之下開始出現的、在國內其他地方建立的現代化的工業，既不足以補償舊式工業的損失，也不能保證工業有足夠強大的影響，以迫使那些對於非貴族的財富和勢力的任何一點增強都心懷忌妒的各邦政府考慮現代工業的要求。法國在50年的革命和戰爭中成功地經營了自己的絲紡織業，而德國在這個時期卻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舊式的麻紡織業。此外，德國的工業區少而分散；它們深處內陸，主要是利用外國的——荷蘭或比利時的——港口進行進出口貿易，所以它們與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有或毫無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們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倫敦和曼徹斯特那樣巨大的工商業中心。造成德國工業的這種落後狀態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舉出兩個就足以說明問題：國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離已經成為世界貿易要道的大西洋太遠；從16世紀到現在，德國不斷捲入戰爭，而這些戰爭又都是在它的國土上進行的。英國資產階級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統治權，法國資產階級自1789年也已奪到了這種統治權，但德國的資產階級由於人數少，尤其是由於非常不集中，沒有能夠獲得這種權力。可是，自從1815年以來，德國資產階級的財富不斷增加，而且隨著財富的增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斷增長。各邦政府雖不願意，卻也不得不至少考慮一下它的直接的物質利益。我們甚至可以直截了當地指出，各小邦憲法中給予資產階級的每一點政治勢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這兩個政治反動時期雖然都再度被剝奪了，但資產階級卻得到了更實際的利益作為補償。資產階級每次政治上的失敗，都帶來貿易立法方面的勝利。當然，1818年普魯士的保護關稅條例以及關稅同盟的建立 [229] ，對於德國商人和工業家來說，要比在某一小公國的議會中擁有對嘲弄他們的表決權的大臣們表示不信任的那種不大可靠的權利重要得多。這樣，隨著財富的增多和貿易的擴展，資產階級很快就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發現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的發展受到本國政治制度的約束，國家被36個意圖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壓迫束縛著農業和與之相聯繫的商業，愚昧而專橫的官僚統治對資產階級的一切事務都嚴加監視。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大與鞏固，蒸汽在交通方面的普遍採用，國內貿易中日益加劇的競爭，使各邦各省的商業階級互相接近，使它們的利益一致起來，力量集中起來了。這一情況的自然結果就是：它們全都轉到自由主義反對派的營壘中去了，德國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權力的第一次嚴重鬥爭獲得了勝利。這個變化可以說是從1840年，即從普魯士的資產階級領導德國資產階級運動的時候開始的。我們以後還要談到1840—1847年的這個自由主義反對派的運動。 國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貴族，也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城市裡的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和工人，以及農村中的農民。 在德國，由於大資本家和大工業家作為一個階級尚不發達，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人數非常之多。在較大的城市中，它幾乎占居民的大多數；在較小的城市中，由於沒有更富裕的競爭對手同它爭奪勢力，它完全居於支配地位。這個階級在所有現代國家和現代革命中，都居於極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國則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國的各次鬥爭中，它常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於較大的資本家（商人和工業家）即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產業工人階級之間，這種地位就決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圖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命運中的一點點不順利就把這個階級中的某些人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在君主制和封建制的國家裡，這個階級的生存要仰賴於宮廷和貴族的惠顧，失去這些主顧，這個階級的大部分就會破產。在較小的城市裡，駐軍、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們的屬員，通常便是這個階級繁榮的基礎，沒有這些，小店主、裁縫、鞋匠、木匠等就無法生存。因此，這個階級永遠搖擺在兩者之間：既希望躋身於較富有的階級的行列，又懼怕墮入無產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參與對公共事務的領導以增進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時宜的對抗行為會觸怒主宰著他們的生存的政府，因為政府有權力使他們失掉最好的主顧；他們擁有的財產很少，而財產的穩固程度是與財產的數額成正比的，因此，這一階級的觀點是極端動搖的。它在強有力的封建制或君主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順，但當資產階級得勢的時候，它就轉到自由主義方面來；一旦資產階級獲得了統治權，它就陷入強烈的民主主義狂熱，但當低於它的那個階級——無產階級企圖展開獨立的運動時，它馬上就變得意氣消沉，憂慮重重。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在德國，這個階級如何在這種種不同的狀態中變來變去。 德國工人階級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發展比英國和法國的工人階級落後，正像德國資產階級比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落後一樣。主人是什麼樣，僕人也是什麼樣。人數眾多、強大、集中而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的演變，是與人數眾多、富裕、集中而強有力的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的發展同時進行的。在資產階級的各個部分，尤其是其中最進步的部分即大工業家還沒有獲得政權並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國家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本身就永遠不會是獨立的，永遠不會具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而在這以後，企業主與僱傭工人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就會變得刻不容緩而再也不可能推遲；那時，工人階級再也不可能被虛幻的希望和永不兌現的諾言所欺騙了；那時，19世紀的重大問題——消滅無產階級的問題，就終於會十分明朗地毫無保留地提出來了。現在，德國工人階級中的多數人並不是受僱於現代的工業巨頭（大不列顛的工業巨頭是最好的標本），而是受僱於小手工業者，他們的全部生產方法，只是中世紀的遺蹟。就像棉紡織業大王與鞋匠或裁縫這些小業主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一樣，繁華的現代工業中心的十分覺悟的工廠工人也根本不同於小城市裡的溫順的裁縫幫工或細木工，後者的生活環境和工作方法，與500年前沒有多大差別。這種普遍缺乏現代生活條件、缺乏現代工業生產方法的情況，自然伴隨著差不多同樣普遍缺乏現代思想的現象；因此，在革命剛爆發時，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人要求立即恢復行會和中世紀的享有特權的手工業公會，那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在現代生產方法占優勢的工業區域的影響之下，由於交往便利，由於許多工人遷徙不定的生活使他們的智力有了發展，於是便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核心，這個核心關於本階級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確得多，而且更加符合現存的事實和歷史的需要；但這些工人只是少數。如果說資產階級的積極運動可以從1840年算起，那麼工人階級的積極運動則開始於1844年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工人起義 [230] 。我們在下面很快就有機會來考察這一運動所經過的各個階段。 最後，還有一個廣大的小農業主階級，農民階級。這個階級加上附屬於它的農業工人，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但這個階級本身又分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農民，在德國叫做大農和中農，這些人都擁有面積不等的大片農田，都雇用若干個農業工人。對這個處於不納捐稅的大封建地主與小農和農業工人之間的階級來說，最自然的政治方針當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第二是小自由農，他們在萊茵地區占據優勢，因為這裡的封建制度已經在法國大革命的有力打擊之下垮台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區也有這種獨立的小自由農存在，在這些地方，他們贖買了從前加在他們土地上的封建義務。可是這個階級只是名義上的自由農階級，他們的財產大都在極苛刻的條件之下抵押出去，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並不是農民，而是放債的高利貸者。第三是封建佃農，他們不能輕易被趕出所租的土地，但他們必須永遠向地主交租，或永遠為地主服一定的勞役。最後是農業工人，在許多大農場中，他們的狀況和英國的這個階級的狀況完全一樣，他們由生到死都處在貧窮飢餓之中，做他們僱主的奴隸。農村居民中後面這三個階級——小自由農、封建佃農和農業工人，在革命以前是從來不怎麼關心政治的，但這次革命顯然已經為他們開闢了一個充滿光輝燦爛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對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預料，一旦運動全面展開，他們就會一個跟著一個參加進來。但同時有一點也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而且為各個現代國家的歷史所證實，即農村居民由於分散於廣大地區，難以達到大多數人的意見一致，所以他們永遠不能勝利地從事獨立的運動。他們需要更集中、更開化、更活躍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創精神的推動。 上面對在最近的運動爆發時構成德意志民族的各個最重要的階級的概述，已經足以說明這次運動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協調和明顯的矛盾等情況的一大部分。當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異地互相交織的利益發生劇烈衝突的時候，當各地區各省的這些互相衝突的利益以各種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尤其是當德國沒有倫敦或巴黎那樣一個大的中心的時候（這種城市的各項權威性的決定，可以避免每一個地區每一次都要用鬥爭來重新解決同樣的爭論），除了鬥爭被分解成許多不相聯繫的格鬥，因而耗費大量的鮮血、精力和資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決定意義的結果之外，還能希望得到什麼呢？ 德國在政治上分解成36個大大小小的公國，也同樣要用組成這個國家而在每個地方又各有特點的各種成分的混亂與複雜來解釋。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會有統一的目的，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動。不錯，德意志聯邦 [231] 曾宣稱是永遠不可分割的，但聯邦和它的代表機關聯邦議會 [232] ，卻從來沒有代表過德國的統一。德國中央集權所達到的最高點，是關稅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帶的各邦也曾經因此不得不組成它們自己的關稅聯盟 [233] ，而奧地利則仍然關起門來實行它自己單獨的禁止性關稅。這樣，德國可以滿意了，因為它為了自己的實際目的現在僅僅分成三個獨立的勢力，而不是36個。當然，1814年建立起來的俄國沙皇的無上權威，並沒有因此而有所變動。 根據我們的前提得出這些初步結論之後，在下一篇里我們就要談到德國人民的上述各個階級怎樣一個跟著一個捲入運動，以及這個運動在1848年法國革命爆發後所具有的性質。 1851年9月於倫敦 (1) 指1640—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編者注 (2) 指1789—1830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編者注 (3) 即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國臨時政府的成員。——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