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兵家克勞山維茲兵法精義 · 明學第二
原著卷二《論戰之原理》
克勞山維茲曰：兵之為法，作戰之法；所以兵法之為學，作戰之學也。惟戰有一時一地之交戰，有不一時、不一地，數次以至數十次、數百次之交戰而成為一大戰。然戰必為數十百次交戰之所積累，而未有以一時一地之交戰決勝負者。是故兵法有二：殺敵致果，用兵以為一時一地之交戰者，謂之戰術；而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調節空間時間以運用各地之交戰，而靳以達最後勝利者，謂之戰略。易言之，蓋用兵以求交戰之勝利者，戰術也；用交戰以達征戰之主旨者，戰略也。其他如軍隊之給養，傷兵之撫治，兵器之整繕，雖為重要，然不過戰前戰後之所有事，而匪為作戰之法，故不屬於兵法之範圍焉。
行軍也，屯營也，兵站也，皆為作戰之準備。三者具，而後交戰之事興焉；故為戰術之一部。抑亦於全局之勝負有關，而不限於一時一時；故亦為戰略之一部也。
行軍者，乃調遣軍隊之謂，用以分配兵力，而操縱交戰之時與地以神明其用者也。可以支配交戰，而不為交戰之所支配，故為戰略之用。惟行軍之時，如或分道並進以與敵戰，則是涵有戰術之用矣。行軍之神妙者，往往不及交綏而敵已望風披靡，師徒撓敗，於是崇戰略者，以為不戰而勝，用兵之上。此則故甚其詞而失之誇大。蓋謀定後動、操必勝而後戰者有之矣；未有不交戰而能克敵者也。是故行軍者，戰略而兼戰術；而非明戰術之為用，則行軍之威力不見，何以奏膚功哉！
屯營與兵站亦然。若用以休兵養威，備預不虞；此則屬於備戰，而不在兵法之範疇矣。然或分配兵力，控制要害以示形勢，則又戰略之用也。苟其與敵交綏，先據要害，欲以制人而不制[1]於人；則擅戰術之用矣。
是故戰術與戰略，不同而相為用，固結而不可分。特以為學理之探討，而不得不別白言之耳。
基博按：克氏論兵法有「戰略」、「戰術」之分，而《漢書·藝文志》載：
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洪範》八政，八曰師。《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仆據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詔步兵校尉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曰「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其稱「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是則克氏之所謂「戰略」。而謂「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主，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則克氏之所謂「戰術」也。《漢書·藝文志》著錄五十三家，而以《孫子》居首。世傳《孫子》十三篇，而以《計篇》冠首；其大指以為：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曰「計」、曰「勢」，蓋挈十三篇之要焉。勢者，兵家之詭道。計者，廟算之先勝。必先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制權，施之臨戰。計者，量敵審己，慮於未戰。自《計篇》以下，《作戰》、《謀攻》及《形》三篇，反覆丁寧於「先勝而後求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盡知用兵之利[2]」、「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皆闡發《計篇》未盡之蘊。孫子之所謂「計」，任宏謂之「權謀」，而克氏之所謂「戰略」者也。《勢篇》以下，《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論勢；其大指不外言「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後人發，先人至」、「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則任宏之所謂「形勢」，而克氏謂之「戰術」者矣。惟孫子之意，重計而不重勢，則是戰略重於戰術。而欲為計，必先知彼；荀不知敵之情，安能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乎？用間者，所以知敵之情也，故以用間要其終焉。
兵器之學，與兵法不同，挽近世利器之製造、要塞之建築，以及軍隊之組織與陣式，時有進步，日新而月異。技術以之而精能，兵威因此而擴增，然此不過物質之進步、機械之改進，而於兵法無與焉。兵法者，乃心機之交斗。猶之煉劍者，未必能用劍，而殺人則在能用劍。兵器之學，譬之煉劍；而兵法，則能用之者也。
基博按：任宏論次兵書四種，其四曰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此即所謂兵器之學也。克氏論兵器之學，為機械之改進，而兵法乃心機之交斗，其論精矣。然心機之交斗，蓋隨機械之改進，而益發揮以趨於繁賾。中國兵家，多涉制器用器之法。《司馬法》曰：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之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天子之義第二》）
又曰：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定爵第三》）
此言用器之「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也。《吳子》曰：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治兵第三》）
此言用器之人各有宜也。晁錯言兵事書論器用利，有步兵之地，車騎之地，弓弩之地，長戟之地，矛之地，劍楯之地。此言用器之地各有宜也。而戚繼光《紀效新書》有《長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經》、《諸器》等篇；《練兵實紀》有《軍器解》；則更闡明「長兵短用，短兵長用」之義，論勘尤詳。且曰：
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利之一字，不專為鋒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習之精。（《練兵實紀·練將》）
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須兵士立得腳根定，則拽柴可以敗荊，況精器乎！（同上《雜集·儲練通論》）
分門習技者士卒；而所以雜其長短，隨其形便，錯而用之者，主將也。（《紀效新書·或問》）
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邁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為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練兵實紀·雜集·軍器解》）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於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同上《雜集·儲練通論》）
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已。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賊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賊近與大隊齊來，卻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尺，每由此而敗。至於叉鈀、槍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槍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於根，即如把舵使舟，叉必盡柄著手，皆長用之妙也。（同上）
況用器之術，短不接長。且如南方狼士之兵，士官軍令嚴重，人人用命，宜戰無不勝也。初調殺倭，每得一勝，旋即[3]敗衄，何也？所用皆長牌短刀，而倭寇則以長槍重矢。此所謂短不接長。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謂以不能而斗能也。余乃因蹶思便，以敗求勝，乃精放鳥銃之以代矢，矢不及銃。步下短兵，有若長槍，手握於根；而倭則持槍中截。槍法，惟長彼一寸，則必勝，乃較倭長可五尺。是倭槍不足以敵吾之槍矣，狼筅、鈀棍，皆倍刀之長。（同上）
大端短不接長，故必多用長以制短，此不易之論也。兩長相對，惟有法者勝，兩法相同，惟有膽者勝。（同上）
太倉陸世儀著《八陣發明》，謂：
制陣，非陣之難，而制隊伍之難。古之善殺賊者，皆相敵而制伍。吳璘以弓、弩、長槍為三壘，岳飛、韓世忠以麻扎刀大斧砍拐子馬，皆得制伍之精者也。故制陣，先制伍；制伍，先制器。
其《思辯錄·治平類》論：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旂鼓步伐者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書也，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脫出，故於旂鼓步伐之法獨詳。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器；而隊法妙處，全在制器得當，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學，慎勿以一器一藝為可忽也，雖不能行之，亦務為知之，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
麻城魯之裕《趣陶園集》有《選兵論》，至謂：
選兵莫善於選器，必明於選器，而選兵之道乃盡焉。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為壯，過此，則血氣不能不衰矣。就此壯者而論之，其中長短大小強弱之不同，勢不能齊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後用之，無不利。大約目睛灼而猿臂鵠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籐牌、滾刀；其殺氣蘊結於中，而有時勃發於面者，宜腰刀、手槍。至於排槍、大刀、檔木、撓鉤之用，則必老成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兒，筋力未任，而使習其藝，則未幾而乏矣、潰矣。長大豐偉而使習圓徑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縮進退以出沒於鋒鏑之間，其將能耶？必知於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後可與練兵。
雖近代兵器之日趨機械化，自非舊時中國之刀矛弓矢可比；而要之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地各有宜；人各有宜；而投器之必視兵所宜，制陣之在制器得當；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似不以今古攸殊。而制器以圖善用，亦何嘗非以發揮心機之交斗耶？克氏所論，不過以明兵器學之未足以盡兵法耳。
兵法之昌明，特挽近世事爾。其初不過史家之傳記、名將之回憶錄，偶有精卓不磨之成語格言播誦人口。然語焉而不詳，未能立言有宗，成章以達也，烏足以語學術！既而漸有成書，特以戰局兵情，瞬息萬變。往往隨事抒論，未得要領所在。而有開宗明義，欲以自名一家言者，則又見為迂闊而遠於事情！譚兵者未能執簡以馭繁，乃欲避難而圖易，於是舍心理之神明，而專注於物質之估量。計其所以為說者有四：其一曰兵力說。以兵力之強弱，為勝負之所由分，兵以多為勝，以強為武。不知勝負之因多端，而兵力特其中之一。倘指揮無方，地形不習，雖強，亦奚以為！而必謂兵強者勝，斯皮相之談爾。其二曰給養說。以給養為軍隊之生命，而列之為戰略之根本。此尤迷信物力，而無當於事實者也！其三曰鞏固根據說。以為戰必得地利，惟給養集中，器械充足，可進可退，交通便利者，為適於戰也；於是用幾何原理以定一據點，而依之為進退。此一說也，似頗得戰略之微意；然此機械之推理，亦偏面之真理耳。及其既也，則以我之固其根據，而推人之亦恃其根據也，謂惟包圍戰，可以奪所恃、操必勝，而不知其不必然。其四曰內線戰說。此乃不足於鞏固根據說，而欲有以矯其弊者也，以為戰有必勝之法，在以一地為中心，而分兵四出。我之攻敵，可以進退自如，而敵則兼顧不易，不知所以為御矣。然此亦幾何式之偏面理論，未為必勝之法也。斯四者，皆足以備一說；然不免閡於法而失之拙滯！徒斷斷於可占算之數量。詎知戰者，知彼知己，所以為鬥智，必索之於計，而計乃用智之效。我有計，而不計人之所以為計，是不知戰者也。是故兵無成法。才將之所為，用法貴得法外意，寧兵法之所得拘！而欲治兵法者，只有就天挺之將才而問學焉。
兵法之所以為難，尤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質、物力；猶之醫之用藥，而藥之為品易明也，然身體之強弱，無兩人而相同。同一藥也，或效或不效。此醫之所以難為也。夫兵法在用我之心計，以制人之心計，而心理之至幻變，尤不同生理之可測識。是則學兵尤難於學醫矣！
基博按：克氏論兵法，而探源於「心理之神明」，此誠識微之論，而中國兵家之所屢言不一言者也。孫子曰：
敵雖眾，可使無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梅堯臣註：「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杜牧註：「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張預註：「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強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遽之地死與生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也。」）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張預註：「有餘，強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強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陣，常以吾強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強。』苟[4]非角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子·虛實篇》）
此其所論，與克氏所稱「戰者知彼知己，所以為鬥智」之說若合符節；而歸本於「兵因敵而制勝」，是克氏所謂「兵法在用我之心計以制人之心計」者也。
唐李筌論兵，則致辯於「形」與「神」之相為用，以為：
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眾也；減灶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之樹株，形其強也；偃旗臥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為方為圓，或鼎或鍾。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為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為形。形不因神，不能為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為智謀。（見《太白陰經·兵形篇》）
克氏論「兵法之所以為難，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質物力」，而筌則謂「形不因神，不能為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為智謀」，尤視克氏之論為圓融無漏義。而筌之所謂「神」，克氏謂之「心理之神明」者也。若其舍心理之神明，而專注於物質之估量者，特以昧於筌之所云「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爾。
揭暄《兵法百言》上、中、下三篇，上篇論智，有「先」、「機」、「勢」、「識」、「測」、「爭」、「讀」、「言」、「造」、「巧」、「謀」、「計」、「生」、「變」、「累」、「轉」、「活」、「疑」、「誤」、「左」、「拙」、「預」、「疊」、「周」、「謹」、「知」、「間」、「秘」二十八言，蓋宗孫子所稱「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以立說；而於克氏「心機之交斗」一義，闡發尤無餘蘊。如論「識」曰：
聽金鼓、觀行列而識才；以北誘、以利餌而識情；撼而驚之，擾而拂之而識度；察於事也。念之所起，我悉覺之；計之所貽，我悉洞之；智而能掩，巧而能伏，我悉灼之；灼於意也。若夫意所未起而預擬情變，先心敵心以知敵，敵後我意而意我，則謀而必投也。
論「測」曰：
兩將相遇，必有所試。兩將相持，必有所測。測於敵者，避實而擊疏。測於敵之測我者，示短以致長。測蹈於虛，反為敵詭；必一測而兩備之，虞乎不虞，全術也，勝道也。
論「戰」曰：
戰者，爭事也。兵爭交，將爭謀，將將戰機，不爭力而爭心。
論「計」曰：
計有可制愚，不可制智；有可制智，不可制愚；一以計為計，一以不計為計也。惟計之用，智愚並制。假智者而愚，即以愚施；愚者而智，即以智投。每過乎敵所見，反乎敵所疑，則計蔑不成矣。
故「計必因人而施」。論「累」曰：
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可以此制我而設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設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復設一破乎其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中我破，究不為其所破。遞法以生，踵事而進，深乎深乎。
論「疊」曰：
太凡用計者，非一計之可孤行，必有數計以襄之也。以數計襄一計，由千百計練數計。故善用兵者，行計務實制，運巧必防損，立謀慮中變，命將杜違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數端起，前未行而後復具，百計疊出，算無遺策。累字縱言之，計上生計也。此疊橫言之，計中用計也。
而冠之以「先」者，先人有奪人之心也。終之於「秘」者，幾事不密則害成也。然事事秘，則計未就而人先疑，反為敗局。兵，詭道也，有行而隱其端，有用而絕其口。然可言者，亦不妨先露以示信；推誠有素，不秘，所以為秘地也。所以用我之心計而制人之心計者，發微闡幽，備矣，無所不至矣。邵陽魏源《古微堂文集》，有《孫子集注序》，論兵謀，則以為心之變化所極，而非通《易》與《老》之旨者，不足以明孫武而得其所以然，尤為探源立論。其言曰：宋黃震有言：「《孫武子》十三篇，以兵為不得已，以久戰多殺為非理，以赫赫之功為恥，豈徒譚兵之祖，抑庶幾立言君子矣！所異於儒，惟『詭道』一議，言用兵變化，非奸詐之謂。」知言哉！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孝子。殺人以生人，非謀曷成！謀定而後戰，斯常夫可制變。上謀之天，下謀之地，中謀之人。人謀敵謀，乃通於神，非之力也，心之變化所極也。變化者，仁術也。上古聖人，以其至仁之心，搏水火，勝之，搏龍蛇虎豹犀象，勝之。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微觀於五行相生相剋之原，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無兵而非道也，無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習與性成，則造父御、羿弓、稷稼、宜僚丸、秋弈、越女劍，皆得諸心，不能宣諸口。能言其然，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若夫由其然以得其所以然，深乎深乎！微乎微乎！夫非知通《易》、《老》之旨者，孰與言乎！經之《易》、子之《老》、兵家之《孫》，其道冒萬有，其心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蓋以為惟此三書足盡「心之變化所極」也。非盡「心之變化所極」者，不足以言「心機之交斗」；而「心之變化所極」，豈成法可得而拘！史載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唐之張巡，以己意行軍；而宋岳飛亦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克氏所以論兵無成法，而謂「才將之所為，寧兵法之所得拘。」可謂信而有徵也！
夫心理之所尤不可不加意者有四：一曰察敵將之智愚。其人之年齡、經歷、才能、品性，我不能不知也。其人矜而上人，抑謙以能受乎？寬而得眾，抑暴以自恣乎？驕而輕敵，抑靜以能慮乎？謀而無成，抑果以有斷乎？老而更事，抑少以喜功乎？而其戰之勇怯、士之用命不用命系焉。苟知之有素，則應之有方。二曰審士氣之盛衰。夫敵愾之心，致果之志，與相迫之勢，三者，士氣之所為奮也。昧者每以戰為武力之比賽。不知武力之比賽，非濟之以邁往之士氣不為功也。三曰明心理之反應。敵之心理，我則知之。然尤不可不知者，名之曰敵，則必為有智慮而勇抗戰之人。我窺其用心而利用之，安知敵之不因我之利用而反以圖我？是故敵人心理之反應，非心理學之通則所能盡也。知彼知己，惟久經大敵、饒有經驗者能為之耳。與其默守兵法之原理，毋寧發揮天才之明敏。四曰睹事變之不測。戰者，事之不可捉摸者也。譬之大霧行舟，探途於無方，防患於不見，如必萬全無害而後得當以試，古今無此戰也。在我惟恃天才，在勢只有機運，而察微知著，默識心通，兵法固非必勝之保障，此所以難也！
基博按：克氏論列四事，而所以為言者三：「察敵將之智愚」、「明心理之反應」，此審其在敵者也；「審士氣之盛衰」，此固其在我者也；「睹事變之不測」，此慮其在事者也。夫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而士氣為戰之大本。發其「敵愾之心」，勵其「致果之志」，而視以「相迫之勢」，進無必死，退無幸生，則士氣作而敢死必矣！《司馬法》曰：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之輕死，道約人死正。（《嚴位第四》）
道約人死正則奈何？昔宋司馬子魚嘗告襄公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而《吳子》曰：
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之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吳子·圖國》）
蘇洵則論惟義可以怒士，而謂：
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權書·法制》）
蘇軾曰：
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鬥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策別·倡勇敢》）
此所以發其「敵愾之心」，勵其「致果之志」也。何謂示以「相迫之勢」？孫子曰：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孫子·軍爭篇》）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形篇》）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九地篇》）
吳子曰：
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吳子·治兵》）
唐甄曰：
夫兵者，死門也，不可以生心處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為退休之計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虜；欲全家室，家室必滅。善用兵者，有進無退，雖退所以成進；有先無後，雖後所以成先；有速無遲，雖遲所以成速；有戰無守，雖守所以成戰。邳兵圍三盜，立戟如林，幾櫝充閈，盜斬圍而出。以彼千百之眾，其智其力，豈不三盜若也；而不能禽者，趨生者怯，趨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膚，則失色；砭觸趾，則失聲。一旦臨死莫逃，忿發氣生，心無家室，目無鋒刃，鬼神避之，金石開之，何戰不克，何攻不取。（唐子《潛書·五形》）
何也？不得已則斗也，此之謂「相迫之勢」。故曰：「敵愾之心、致果之志，與相迫之勢三者，士氣之所為奮也。」至於審其在敵，一曰「察敵將之智愚」；一曰「明心理之反應」。揭暄《兵法百言》上篇論智，皆以明心理之反應，已見前引。若其論敵將之智愚，此亦中國兵家之所極論。吳子曰：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吳子·論將》）
唐太宗謂李靖曰：
朕嘗臨陣，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己可得而知焉。（《續通鑑·兵典》引）
蘇洵曰：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併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權書·法制》）
許洞曰：
夫興師之際，當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眾，惟以勇敢為己任，我則順用古法待之。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因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喧譁緘默，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眾喧旗亂，其卒自行自止，追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眾可獲矣。」
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能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怨者，倦也。懸瓶不反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眾也。數顧者，失其群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觀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令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要衝，使其勞倦殘傷者如饑渴失群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眾，使吏士喧譁，應敵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鳥起者，伏也。眾樹動者，來也。」不知此未必伏與來也，欲為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眾樹及驚鳥起之類也。（《虎鈐經·逆用古法》）
吳縣汪縉《汪子文錄》有《案兵家》一文，謂：
兵交而欲知其將之賢愚，在乎觸之而動，觸之而不動。觸之動，為愚將。將愚者，見利則動，輕敵則動。法當以二誘取之：見利者，餌而誘之，可取也；輕敵者，怯而誘之，可取也。觸之不動，為賢將。將賢者，智周則不動，法周則不動。法當以二濟持之：兩智相交，智不勝智，濟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兩法相交，法不勝法，濟之以智以持其變，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謀，謂此也。
此其說皆與克氏之論相發；而蘇洵、許洞、汪縉三人，尤極推明敵將之智愚不同，而所以應之者各有攸宜，足以匡克氏之漏義焉。「事變之不測」，亦為用兵者之所宜慎。
唐甄謂：
用兵之道，危伏於安，安伏於危；死伏於生，生伏於死；惟達變者能見其微而用其巧。（唐子《潛書·受任》）
揭暄《兵法百言》上篇有「變」、「活」、「周」之三言，以為：
事幻於不定，亦幻於有定。以常行者而變之，復以常變者而變之，變乃無窮。可行則再，再即變，以其擬變而不變也。不可行則變，變即再，以其識變而復變也。兵必活而後動，計必活而後行。雖然，活中務敵，嚴處尋活。無留接，是謂孤軍。無後者，是雲窮策，擄思於不慮，作法於無防，計周靡恃，為周之至。
皆所以致謹於「事變之不測」也。
將才天授，運用在心，然則兵法非學之所可能乎？曰：必勝之兵法，世之所無。言之愈詳，用之愈乖，以簡御繁，是為得之。明乎此，則兵法未嘗不可學。而學兵法之所不可不知者有二：一曰：兵法，視將之大小尊卑而攸殊。大抵裨將之所貴者，在殺敵致果之勇，而智謀之為用少；其戰爭之範疇小，而對象大都能目見。故兵法之所言者，有定程而易為知。至於大將之所事，因應無方，而時措之宜，則豈兵法之所能盡！又如兵器之應用及其威力，兵法之所能言者也。及其威力之已震，成效之已著，如何利用之以有成功，則涉於心理之範疇，可以意會，而非兵法之所能言傳者矣。要之戰術之兵法易，戰略之兵法難；蓋戰術可以跡求，而戰略惟有意會也。二曰：兵法者，必有以見古今戰事之賾而觀其會通以歸納之為例，然不能視為一成不易之信條，蓋徒法不能以自行。而所謂兵法者，不貴於有法，貴於有法而不乖乎事實。倘能就歷代戰史，匯通而籀討之，或判其異同，或明其謀略，或貫通全局以為說，或酌舉一事以明凡，蘄於養成思慮之智能，而以增進當機之判斷而已。是故兵法者，所以助我思慮、發人神智之學，而非可挾之以入戰場，而執一不變者也。夫如是，則兵法何嘗不可學！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搜戰史以為歸納，讀兵法以相參驗，斯無空談原理而不切情實之病。及其深造有得，則似簡單而實宏深。所操者約，所賅者廣。近代兵器日精，學兵者不可不察其性而習其用，固也。然兵法者，所以指揮將士而盡兵器之用者也。如以學兵器為兵法，則茫不知所措矣。歷古名將，往往不恃問學而發揮天才；倘亦以問學可求，而神明難通也乎！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論學兵者，大抵以法為用，而毋為法拘；以事為驗，而不以跡求。夫事機萬變，應在一心。蘇軾所謂「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此歷古名將所以「不恃問學而發揮天才」也。揭暄《兵法百言》上篇有「讀」與「造」之兩言，亦論兵法之所以為學，蓋視克氏為辭賅而義圓也。其論「造」曰：「勘性命以通兵玄，探古史以核兵跡，窮象數以徹兵征，涉時務以達兵政，考器具以策兵物。靜則設無形事而作謀，出則探素所懷以經天下。」克氏論「兵法者，必有以見古今戰事之賾，而觀其會通，以歸納之為例」，是即所謂「探古史以核兵跡」者也。然非「勘性命以通兵玄」，則或拘閡於跡而不能神明其法。此兵法之所以為難，而克氏尤致嘆於「心理之神明」者也。至於「讀」之一言，則論讀兵法、核兵跡之不可以跡泥，毋拘於法執，謂：
論事古不如今，事多則法數，時移則理遷。故善讀千古兵書者，不宜知拘，妄言知謬，未備識缺，幻查索實，浮張必斥，成套務脫，忌而或行，戒而或出，審疏緻密，由偏達全，反出見奇，化執為圓。人泥法而我鑄法，人法法而我用法，善兵者神明其法。
長沙[5]鄭敦曜《亦若是齋文》中有《城守破攻考》一篇，而卒之曰：
兵法云：「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夫惟智者能師古；非智者，雖師古，亦泥古矣。智者胸中先有卓識，臨時神明變化，存乎一心，不作聰明以棄舊法，不泥舊法而失時機。師其跡，兼師其神；跡者常，神者變也。師其得，又師其失；得者法，失者鑒也。以此治兵，師古而世不知其為師古；即不師古，而亦未嘗不與古合。是之謂能師，是之謂智將。
斯其論通神明，兼得失之謂「能師」，足與揭暄之指相發者也；然非「勘性命以通兵玄」，其孰能通神明、兼得失哉！至我國兵家言之「探古史以核兵跡」者：自唐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為：
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
輒捃摭史事，與孫武書之義相協，並頗相類者纂之，為卷十有五，為目百四十有奇，條舉件系，大抵以孫武書明法，而以古事為驗；其於唐以前兵事略備矣！至清代，河間紀昀等奉詔續《通典》，一仍其例而頗有損益。其事則自唐迄明，凡兵家之論說、名將之事跡皆採擇焉。明武進唐順之論用兵指要，撰有《武編》十卷，分前後兩集。而後集則征述古事，自料敵、撫士、堅壁、摧標凡九十七門。所錄前人舊說，自孫、吳、穰、苴、李筌、許洞諸兵家言，及唐宋以來名臣奏議，無不摭集，亦猶杜佑之志也。宋浦城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備論》一卷，永康陳亮著有《酌古論》一卷，皆論議古人之用兵，判別同異，互明得失。其文雄快踔厲，上下古今，殊足以發。至清初，寧都魏禧著有《兵謀》一卷、《兵法》一卷，則又搜討《春秋左氏傳》載之用兵，而籀其大例。先是明陳禹謨有《左氏兵略》三十卷，曾益有《左略》一卷，宋征璧有《左氏兵法測要》，皆以《左傳》言兵，與魏禧同，然不如禧之辭簡而法賅也。吾邑顧震滄先生著《春秋大事表》，中有《兵謀表》，而序以申其指曰：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嘗曰：「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為類十有二：曰「息民訓卒」，曰「知彼知己」，曰「設守要害」，曰「亟肄疲敵」，曰「持重不戰」，曰「毀軍設覆」，曰「先聲奪人」，曰「先入致死」，曰「攻瑕必克」，曰「亂敵耳目」，曰「乘其不備」，曰「要其歸路」。臚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業而已。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稱：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旨矣。
迨咸同間，江南用兵，益陽胡林翼為湖北巡撫，乃取《通鑑》之敘及兵事者，以時代為次，輯《讀史兵略》四十六卷，以頒諸將，惟摘取事實，殊鮮發明，蓋未足以見古今戰事之賾而觀其會通雲！
兵法者，藝術也，非科學也。藝術之所以異於科學者，以其重判斷而不重知識也。藝術家，發揮其評判而得創造。科學家，考索乎真理而得知識。兵法運用在心，不貴墨守，是天才之創造也，則兵法為藝術矣。世之論者，因以兵法比手藝；然手藝，特一技之末耳，雖得心應手，技有巧拙，而規矩準繩，非無定程焉；若兵法，則無可循之繩墨也。亦有比兵法於文藝者。文藝為天才之創造，似有同於兵法；然文藝之意到筆隨，由熟而巧，縱橫在我，惟所願欲而莫之扞格。若用兵則不能無對，抗兵相加，有往必復，情格而勢禁，匪可縱橫由我，如意之所欲出者也。故兵法者，既不屬於科學，而亦不得概以藝術目之。蓋藝術可匠心以為巧，而兵法必因敵以制勝，此又不同也。
戰者，人類社會之鬥爭；而兵法，則以指揮此人類社會之鬥爭者也。與其以藝術之美妙為比，毋寧以商業之競買為喻。蓋以其為彼我利害之相爭而各極其活力，與兵戰同，此所以有商戰之說也。至政治家以利害之不相容，而竭其心思才力以角逐於政壇，鉤心鬥角，亦與兵法異功而同巧。而政治家之心機，尤戰爭之母體也。觀其意念之所向，而戰端或以開焉。乃不察乎此，而斷斷於科學與藝術之辨，不亦傎乎！要之所謂兵法者，蓋生物鬥爭之法，抑為生物中尤有生氣、有活力之人類鬥爭之法也，變動不居，豈拘拘於繩墨之物質律所能規範其活動。而善言兵者，貴能察其活動之機與情以著為活用之理論。抑亦僅為活用之理論者也，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遂為一成不變之法乎！蓋天下之幻變至賾者，莫如兵法也！
基博按：魏禧叔子文集中有《答曾君有書》云：
承教以兵學敘，治學敘，欲使禧獻其愚見。兵為治學之一，於天下事最為難能，不可以輕談。敘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者皆情變之極致」，二言者，可謂廣大精微矣。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二語則已得其要領。天下之法，貴於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蓋非獨兵為然。
此克氏所以論「兵法為活用之理論」也。夫「法者情變之極致」，知此者乃可與言兵。
兵法為活用之理論；然理論實施諸行事以指揮士兵，尤必有賴於平日之訓練，而習陣法尚焉。陣法者，士兵之所以作戰也。雖曰戰無定勢，然紛紛紜紜，斗亂而不可亂，無定之勢，不能不御以有定之法；而有定之法，乃就紛紜萬變無定之勢，依歷來戰場之經驗，而繹其動作之數見不鮮、差成慣例者，以制為軍隊分合進退之法，而齊其心志，一其動作，此之謂陣法。非服習之既久，何能自然合度，而不以為苦耶！惟不能以之為作戰不變之定型，所貴隨時損益，因地制宜。以之為作戰之基礎，而不以為墨守之定型，是乃善用陣法者也。夫戰場紛紜，士兵眾多，動作不一，指揮未易；與其師心自用，漫無把握，何如成法可循，善用經驗陣法者，積戰場之經驗而得者也。士兵服習之久，既穩且練，進退有度，指揮惟命。而軍官之位愈卑，則有判斷能力者愈少，未能隨機應變，只有成法可守。倘非平日熟練於陣法，則其臨敵，何能無倉皇失措之虞耶！陣法之於大將，亦非無用，方其督戰，非利賴部隊之陣勢，則不能並敵一向。何者？非習陣法，不足以善吾指揮也。惟習陣法，必先致力於操法與規程；是皆使士兵習於戰陣之動作與生活者也。至於將帥臨陣指揮之所不可不知者，有原則焉，有適例焉。大抵原則之應用無制限；而適例，則雖不限於一時一地，而有適用，有不適用。譬如在敵軍密集之步兵之前，勿用騎兵；又如槍炮之發射，必在有效之距離內；兵力宜節省以作決戰之用。凡若此者之謂原則。原則者，謂普遍可用之法則也，而適例則異是。如敵誘勿深入，敵奔須猛擊，兩者相反，而用有取捨，或適或不適也。雖然，將帥之於陣法，可用之作戰，而不能以決最後之勝利。蓋大戰勝負之局，非戰場之一彼一此所能決，而重有賴於其他重大情勢之變化。故善為陣者，可以制一時之勝，而或於大局之得失無與焉；此不過戰術之勝利爾。而大戰勝負之局所由判，則戰略之得失為之，非善為陣者所克有濟也。而戰略則必以理論之活用為之基。此之不可不察也。
基博按：陣法之用在節制，而兵法之奇在變化。然非節制，不能以用變化，而變化無節制，徒以以亂人意而滋擾攘爾。此克氏論兵之所以不廢陣法也。惟陣法可作戰，而不可以墨守。唐李筌撰《太白陰經》十卷，其第九卷為「陣圖」，而序則明戰陣之應敵變化而不可圖，頗與克氏「不可墨守」之論相發。其序以為：
風后演握奇之圖，以正合，以奇勝，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以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諸葛亮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戰有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應敵戰陣，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應形無窮。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
因敘列風后握奇以下諸陣圖。
宋許洞著《虎鈐經》二十卷，大抵彙輯舊文，惟第九卷「飛鶚」、「長虹」、「重覆」、「八卦」四陣，為洞自創之新法，以為：
兵陣，戰場立功之所自；不能規度以固法，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李筌纂聚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釋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因辨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為四陣之施，可御而變。是故結陣之術不可疏，疏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陵；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變。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為常准。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若敵為巒陣，我以飛鶚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覆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用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欲士伍應變之精熟，在日月數習之。不能教陣者，是舉其師伍與敵也；雖萬變之機，不能精於陣戰之事，與愚者同也。
此其論習陣戰以濟萬變之機，正與克氏異代而同揆；然古人亦有謂習陣法無裨於作戰者。宋王德用帥真定。仁宗遣使問邊事，對曰：「常時賜諸陣圖，人皆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於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之應變出奇，自立殊效。」其後金人入寇，汴京留守宗澤授岳飛以陣法，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右丞相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敵，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故無往不克。」帝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且學古兵法，如學弈棋，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疏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然此非陣法之過，而墨守之過。克氏之論，所為貴「隨時損益，因地制宜」者也。明戚繼光撰《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專明束伍練陣之法，以為：
束伍之令，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之信，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其節制、分數、形名，萬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陣勢之制，隨敵轉化。或曰：君用兵酷嗜節制，節制工夫從何下手？曰：束伍為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不能傳也。（《紀效新書·或問》）
兵有二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罰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之眾，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正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峙如山嶽，不可撼搖；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亂猶整，百戰不殆；握定勝算，以制全敵。舍節制，必不能軍。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筍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眾，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制工夫，始於士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拌，此節不敢不重。視死為易，視令為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為堂堂無敵之師。（《練兵實紀·練將》）
至清代，上高李祖陶所著《邁堂文略》，中有讀戚武毅《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有述之作，稱：
采六經之腴，拔百家之萃，精微廣大，兼而有之，而總歸到節制上去。節制者，如竹之有節，節節制之，雖筍抽丈余而仍不傾欹；又如木之有干，幹上報節，節上生枝，枝上生葉，節節固之，雖千花萬蕊而不紊亂。而萬人所以為一心者，只是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兵退步，則斬將；將敗死，則斬兵；一節一節，互相瞻顧，有欲走而不能走，欲走而不敢走者。孫子之書，形而上者也；戚氏之書，形而下者也。然形而上者之道，即寓於形而下者之器之中。倘兵無節制，則雖有權謀，亦無可用，用亦不能成矣。
陸世儀《思辨錄》「治平類」中則論戚繼光之鴛鴦陣及撒星陣，以為：
鴛鴦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撒星陣亦全是隊法妙；陣散而隊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動稱撒星陣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一散，則竟散矣，不能復聚。行陣之妙，全在隊法。
戚繼光謂節制始於束伍；而世儀稱行陣妙在隊法，欲習陣，先操隊。此克氏論習陣法，所以必致力於操法及規程也。世儀精研陣法，詳究古今諸陣，而明其意在用眾，以為：
自學士大夫不知兵，而文與武歧為二。自武夫戰將不知陣，而戰與陣又歧為二。三代而下，善戰者無慮數百，而求其堂堂正正，陣而後戰，合於王者之師，無一人焉。惟漢孔明以王佐之才，推演八陣，匡軍定國，其書不傳；而演而述之者，益為詭異，至使讀者不可究詰。惟李衛公書中載八陣數語，語頗切實，其言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曰：「散而成八，復而為一。」曰：「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沖其中，兩頭俱救。」是數言者，未知所引出於何書；然要而不繁，簡而意盡，從來論八陣者，無逾於此。嘗試論之：陣何從起乎？起於用眾也。眾則易亂，敵則易潰，是故金鼓以教耳，旌旗以教目，而陣法生焉。八陣從何起乎？起於用眾而不已也。眾而不已，則亘山谷，包險阻，前不知後，右不知左，指揮約束之有旌旗金鼓之力所不及者。是故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中外奇正，四頭八尾，而八陣之法生焉。故八陣者，所以用大眾也。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如是而已；非有怪異奇巧，坐得必勝之術，如世俗陰陽鬼神之說也。握奇之說，起於《風后握奇經》，其言曰：「四為正，四為奇，余奇為握機。」世遂謂黃帝陣為握奇；然不知何者為握奇？又《李衛公問答》載唐太宗與李靖論八陣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奇。」世遂謂孔明八陣亦有握奇，然亦不知何者為握奇？曰：奇者，奇也，凡物數偶，則體相敵而不相下。奇則無對，無對則尊，尊則能統眾，即如五人為伍，四人俱是偶數，各不相下，其伍長則是奇，奇則能統四人，故伍長亦即可謂之握奇。其餘千百夫長皆然。凡握奇，以奇偶之奇論，則一伍即以伍長為奇，一隊即以隊長為奇，一部即以部將及中部為奇，一營即以營將及中營為奇，八陣即以大將及中軍為奇。八陣者，中畫井字，四正四奇，開方為九軍，成井田形。何以知其然？曰：只以古人置陣法觀之，則自見矣。凡為三陣者，形必如品；為五陣者，形必如五花；為七陣者，形必如六出；則為八陣者，必四正四隅，開方九軍為井田形。是故井田為兵法之祖；而中軍，則大將之所握奇焉。《握機經》所謂「余奇為握機」。《李衛公問答》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是也。然八陣井田，理一分殊，井田之意，務在均平。使公家之田，稍浮於八家一寸，則不均不平而怨聲作矣。故百畝公田之中，尚須以二十畝為廬舍，以正什一之數，而後田制始定。八陣主於用兵，須有居重取輕之勢，若中一陣與外八陣等，則尾大不掉矣。故雖同為井形，而中軍則必倍四正，四正則必倍四奇[6]，而後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此八陣與井田所以形同而實不同也。中軍雖各為一陣，而營則分而五之，一居中，四居四維，亦成一小井字。《李衛公問答》所謂「其營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地，四為閒地」，是說中五軍也。兵法數起於五，故《周禮》制軍皆用五數。孫子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在天則有五行，在地則有五方，在人則有元首四肢，在勢則有方圓曲直銳。制軍者因而則之，為前後左右中，上以應天，下以應地，中以應人。以戰，則配首翼策應之數；以守，則備方圓內外之體；於法簡而盡，於形實而全，於數順而自然。且中以一當四，則立營制陣，其體適均，無偏輕偏重之弊。故制軍之陣，雖有不齊，而求其至當不易，可守以為法，則莫如五；而質言之，不過前後左右中而已。前後左右中，即八陣起數於五之法，軍中一定不可易之理。昔孫武教宮嬪曰：「汝知爾左右手心背乎？」左右手心背，即前後左右也。《禮記》：「軍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左傳》：「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是前後左右，久為古人用兵良法，今人斷不能外。中四軍分前後左右，正也；則更加以外四軍，不過前後左右，但別之以四正而已；更加以隅四軍，亦不過前後左右，但別之以四奇而已。龍虎鳥蛇，前後左右之別名也。天地風雲，四隅之別名也。大將居中而運，則營部易辦而指揮不繁。士卒環拱而列，則位置久定而分數不雜。此古人所以治眾如治寡，而御一人不為易，御千萬人不為勞也歟？八陣各為一小陣，而合之為一大陣，所謂「大陣包小陣」也。大凡結陣，大陣首尾懸遠，恐為敵所沖，故陣中又結小陣，使人自為戰。若小陣，則須人人當敵，攢則勢迫，自為蹙弱。是故大陣忌散懈，欲其謹嚴；小陣忌迫蹙，欲其寬展。如何能寬展？曰：此所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陣間之為容，主於出入，主於備衛；少隘，則車騎壅塞；少遠，則聲勢不接；故陣間之相去，必以容陣為主，則不隘不遠而壁壘堅。隊間之容隊，主於拒御，主於更疊（古人隊間容隊，凡前隊戰酣，後隊更換，或回軍轉陣，以後為先，皆是隊間出入，於隊間疊進壘退）。太疏，則擊刺不及；太密，則進退不利。故隊間之相去，必以容隊為主，則不疏不密而行伍整。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攻其中，兩頭俱救」者。軍陣之法，不過奇正。故孫子曰：「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首尾之說，奇正而已矣。當敵者為正，即為首；旁擊者為奇，即為尾；故陣有四頭八尾。蓋四正為首，則四奇為尾；四奇為首，則四正為尾。首尾相生，如環無端，孫子所謂「常山之蛇，首動尾應」，即此是也。問四頭八尾，處處可用？曰：此大概謂一首二翼、以三敵一之法也。蓋置陣既大，必不能圍；若選鋒擊其一營，則三營齊應，此是常理。八陣，騎軍列居陣後，為卻月形，兩端外向。列居陣後，畏居陣中，則迫雜而囂，且倉卒難出也。兩端如卻月外向者，摩壘之勢（摩壘者，從軍壘旁行），出則張兩翼，歸則如游康莊，不至沖壘觸車，動搖陣腳也。孔明著八陣圖，然一生未用，以八陣之奇為用眾之極則。蓋兵眾則煩，而愈眾則愈煩；兵煩則亂，而愈煩則愈亂。故雖古之善用兵，如先主苻堅者，亦往往以兵多致敗。甚矣，用大眾之難也！然用大眾，非分營分陣之為難，而合營合陣之為難。合營合陣，又非旁山臨水，依據險阻之為難；而四面無險，平地置陣之為難。孔明當漢賊不兩立之時，值曹丕全盛之勢，一旦出險進戰，而復關陝，必將以數十萬眾，格鬥中原，與曹丕旗鼓相當，非八陣何由用眾。故孔明斟酌古法，竭盡心思，制為八陣。夫亦為數十萬之眾，合斗中原，平地置陣設也。孔明六出祁山，雖皆由坦道，然亦非平原千里之地，亦未嘗用大眾旗鼓相當。杜牧之言孔明出斜谷，以兵少止用六數。六數，即六花也。此可為未用八陣之一證。問何以八陣為平地置陣之法，曰：凡兵家置陣皆據險阻，只一兩面向敵，力省而功倍；猶秦地四塞，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也。地愈險，則力愈省，而功愈倍。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也。不得已平地置陣，四面八方，俱當照顧，故為獨難。八陣圖，面面若一，四頭八尾，互相呼應，故知為平地之陣。魏刁雍云：「仿諸葛八陣之法，為平地置陣之方。」此一證也。
語見《八陣發明》，而其《思辨錄》「治平類」則謂：
戚少保鴛鴦陣，皆是古法。必為方陣，八陣之正形也。遇敵者為正兵，八陣之四頭八尾，觸處相生也。兩儀五形，大三才，小三才，大陣包小陣也。中軍不動，握奇也。陣必為伏，八陣之游兵也。必為間隊，疊追疊出，古之魚麗，吳璘之疊陣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常山蛇勢也。然南塘陣法，不過萬人之陣而已，萬人以外，未之詳也。故繼光亦嘗言：「吾才止堪十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予謂十萬亦何易言，非精於分數，未易幾也。必如八陣法，方可謂之能用眾。戚繼光陣法，其初亦只是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後來見得五人力弱，不足以敵倭，故特倡為鴛鴦隊；雖曰五人為伍，二伍為隊，其實是十人為伍也。凡陣，或以三起數，或以五起數，大要視兵數多寡，不拘成格。至於隊法，必不可變。假如戚將軍若以三起數，則三隊為旗，旗三十人；三旗為哨，哨九十人；三哨為總，總二百七十人；三總為營，營八百一十人；合家丁雜役之類，約成一千人之陣。若以五起數，則五隊為旗，旗五十人；五旗為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為總，總一千二百五十人；五總為營，營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則探游兵之類，約成一萬人之陣。或三或五，其數不拘；要之隊法則總是一鴛鴦隊。戚繼光隊法定於十人。《周禮》隊法定於百人。《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夫周之兵法，既以五起數矣。而至於卒，則獨以四為數，何哉？蓋周之時皆用車戰，每車定用百人，四兩正合此數，二為正，二為奇，增減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止也，言兵法止於此也。所以周之兵陣，亦有一軍三軍者；要之百人為卒之法，卻是一定不易。戚繼光隊法止於千人，步戰法也。《周禮》隊法定於百人，車戰法也。
千言萬語，兩言蔽之，曰制陣以用眾，但用眾起於隊。此克氏論習陣法，所以必致力於操法及規程，而戚繼光謂束伍為節制之始也。至雍正時，臨川李紱巡撫廣西，著有《桂林陣法》，教將士以習進退變化。為陣凡九：一曰一龍戲珠陣，二曰五行六花陣，三曰六疊進步陣，四曰六疊回槍陣，五曰三才陣，六曰風雷捲地陣，七曰九疊八卦陣，八曰天圓地方陣，而以九疊八卦為諸陣之主，一氣相生，可勝可敗。二龍戲珠陣、六疊進步陣、三才陣、風雷捲地陣，以決勝。五行六花陣、天圓地方陣，以為不可勝。而六疊回槍陣，以救敗。又以廣西多山，而鳥道羊腸，未可用大陣，仿宋將吳璘疊陣，制為山路連環三疊陣；仿岳飛麻扎刀、張威撒星，制為籐牌撒星陣。以為：
陣非徒為飾觀而已，必有陣而後行間容行，隊間容隊；進不患其擁擠，退不憂其蹂踐，止以陣為營，行以陣為隊，進以陣為攻，退以陣為守。（見《序說》）
而「演陣先演領旗」，「演陣先演行列」（見《演陣餘論》）。則所以習操法與規程，而為習陣法之始事焉。亦與克氏之論同。
大凡活用之理論，無徵不信，必考驗諸事實而後理論為有據。若僅以理論為信條，則施之於用而或乖；無事實，亦無理論可籀繹也。惟考驗，能以抽象之理論，按諸事實而有驗。其用愈顯，其理益明。所以言理論者，不可不知考驗。
考驗者，籀繹史料之法也。其次第可得而言：一曰辨事實。袪其傳疑，存其可信。二曰探因果。事實既明，乃推因果；因果不昧，而籀理論。三曰評得失。既知其事之前因後果矣，當考驗此之所謂後果者，將舍其前因而必不可能乎？抑其所程之效，固為主者之所預計，倘亦偶然成功以出於僥倖乎？斯將略之功罪可明，而理論之得失有驗矣。然而探因果，誠有難言者！一曰原因之難知也。事之因果，本不易求，而兵為尤甚！方事之殷，紛紜賾變，所有措施之得失及其用意往往未易測識。而識其用意者尤難，何者？兵，詭道也。大抵主者之所措施，多不願明了用意所在，予人以可測，而亦有其用意見於偶發之事實，不過一時之觸機，而為史家所忽漏者，惟多途搜考，或能補記載所未備耳。但書缺有間，可以完全明了者不多。吾人研兵事以籀理論，如記載有缺，慎無臆斷，莫如疑以傳疑而仍其殘缺。倘明知記事之疏漏，而強探力索，穿鑿附會，以為真因在是矣。不知薄物細故，何關得失，而或視為成敗興廢之大因。執此以籀理論，寧有當哉！此探因果之難，一也。二曰原因之複雜也。一戰之成功，往往由多數之原因錯綜成之，而其中之大小輕重，誠非可以概論！吾人推考其因果關係，而於求得若干原因之後。倘不分別估計其原因之何輕何重，或者以偏賅全，誤重為輕；因果之真，既不免淆；得失之評，亦何能確乎？此探因果之難，二也。明乎此二者而知所注意，必能於推考因果之中，而獲理論之實證焉。然歷古相傳切於情實之理論，亦必資以為考驗之具；舍此，則茫不知所以措手矣！然則理論必以事實為根據，而事實必以考驗而得信，斯不易之道也。
夫理論根於事實，斯實施無虞扞格；然執一無權，亦殊非宜！何者？理論非即事實，不過助我判斷之工具耳。事勢何能無變，理論尤貴活用。例如馬隊必置諸步兵之後，而不能同一陣線，此正確之理論也；倘有違者，亦或有其特殊之原因。苟非經縝密之考核，何可率加以非難乎？又如圍攻之法，以我四面進兵，敵人往往驚擾，不知所以為守，而成功極大。特以各路兵到，先後參差，往往未[7]能刻期，勝負遂難懸斷。故會攻者成功之大，可以預期，而未可必得；何可執一不化以自陷於困躓耶！
兵法乃屬於經驗之學科，惟經驗可以確定理論。而兵器之利用，尤必有事於經驗，而非可望空懸談，人人所知也。特是一器一械之實效，往往受其他因素之影響者極多；而非憑各個之試驗所可推測。例如一炮彈之火力，在某距離而有若干之破壞作用。此極易實驗者；然炮彈之作用，不僅在破壞物質；而其足以振軍威而墮敵志者，尤不可不知。往者火藥發明之初，其威力遠不如今日，然其及於心理之振奮而皇擾，則視今日倍蓰過之。拿破崙之軍械，非必勝於人人也，特以其軍隊能受震驚而不亂，故百戰而百勝。而敵軍則反是，往往一震即潰。同一利用火藥也，而勝負相反，則軍心之鎮定、不鎮定為之也，豈必一震之為威乎！故兵法須重經驗，無可疑也。
兵法既基於經驗，而籀史例以得古人之經驗，學兵之捷訣也。史例之大用有二：其一說明一事一理之意義，不用史例，無以闡發。其二用史例以創造新理論，此為尤要，然流弊亦大。而欲推行盡利，所不可不注意者三事：一曰史例不可濫用。理論家欲證其理之可恃者，援引故事，不嫌多多益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細按之，則彼此矛盾而不中情實者，往往有焉。二曰應用之史例，不可不經縝密之分析。吾人證一理，闡一義，例不必多，而所引之例，則必體驗考量，出以詳慎，而證明因果相互之不得不然。夫如是，則一例已足，庸必以多為貴乎！三曰宜用最近之例。蓋古代之事，往往書缺有間。而時代愈近，則記載愈完備。此非言古代之例一無可取也。如戰略犖犖數大端，古例何嘗不精要！惟戰術及戰略之詳細布置，則以近例為尤宜。何者？以其近已而時變相類，非惟記載之完備而已。要之惟能用史例者，而後談兵不患其鑿空，理論毋涉於誣妄。余故不憚證證言之如此。
註解：
[1] 制，原作「致」，據上下文意改。
[2] 利，原誤作「？」，據《孫子》改。
[3] 即，原作「則」。
[4] 苟，原誤作「荀」，據《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改。
[5] 「長沙」後原衍「法」字，據《國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0頁刪。
[6] 奇，原誤作「正」，據《國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5頁改。
[7] 未，原誤作「來」，據《國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7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