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時代的文藝與社會 · 情色的推移與笑話

1 為了保持良性關係的嚴肅與深刻性，就需要兩性感情的「處女性」。但當這種感情的純潔性被破壞的時候，縱然我們的性慾生活還是豐富多樣的，然而最為本質的東西——「不能沒有的東西」——就欠缺了。這樣說，並不意味著肉體的處女或處子是戀愛的先提條件。對男人而言，像唐·璜[1]那樣的人也是有可能保持感情上的處女性的。對於女人來說，「不忠誠好比惡浪，不斷襲來的惡浪，會使妻子的船擱淺」；就連對自己的身份「引以為恥」的游女，也是「隨時必須接待客人，自身命運如朝露，卻在陰暗處悄悄地尋找著自己的愛」[2]。這種真誠之愛的獲得，已經為江戶時代公娼制度高價的實驗所證明。因而可以說，真正的戀愛所必須的，並不是肉體的處女性，而是兩性感情上的處女性，存在於兩性生活中的最神秘之處。這種真正的愛體現得越鮮明，人就越是以淫蕩為恥；越是痛恨賣笑生涯，也就越是尊重肉體的處女性。無論唐·璜還是妓女，他們都會感到這種慚愧和悔恨，也證明了兩性感情中處女性的存在或者復活。 只要沒有深刻的內心矛盾，只要容忍人身的買賣，就會在兩性感情中缺失最為本質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放縱本身、賣笑本身，在邏輯上說是與兩性感情的處女性相矛盾的。何況在制度上公開允許賣淫的存在，無疑就會損害國民的兩性上的純潔，忽視兩性的處女性，慫恿放蕩無恥的行徑。江戶時代在這個意義上的道德的墮落，在以感情表現為使命的文藝作品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現。江戶文藝的大部分對於現代人來說，已經不能作為通用的教育教養的作品資料了，而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戀愛觀的低劣這一點。現在我們面對的新的課題，就是從「性慾之美化」的角度，轉向對其墮落的性質與過程的考察。 但是，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把性的墮落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公娼制度。毋寧說公娼制度是上一代人性放縱的結果，是性墮落的徵候。這就好比是從朽木上長出來的一種菌類，會使得木頭加速腐朽。大凡作為歷史形成的要素而言，個人及社會制度會讓自然之勢推進、轉化，或者逆轉，從而開闢意想不到的新局面。對這種可能性的研究，歷史學家做得還不夠；反過來說，個人與團體的事業也會做到這一點，或者會為此確定方向、奠定基礎，無論他願意不願意，其事業都有決定歷史及社會大勢的意義，而人們對這一點的認識也同樣不足。 憤世之士太宰春台就是一個例子，他曾慨嘆「豐後節」的流行，寫道：「自淨琉璃流行以來直至今日，江戶男女淫奔者不知其數。到了元文年間[3]，士大夫家庭不用說，就連達官貴人，或與女子私通，或者妻室出軌，親屬中奸通之類的行徑不勝枚舉，實為淫樂之災。」正德、享保年間，從「一中節」中產生了「豐後節」，這裡面包含了怎樣的時代要求？到了文元年間得以流行於江戶，是如何適應了江戶人的精神狀態？太宰春台對這些問題沒有任何觸及。因而他儘管懷有憤世嫉俗之士的見識和熱情，但其歷史認識還是相當片面的。這種片面性中的最可悲的一點，就是他不去試圖直面並引導當前的社會現象，而是將精力浪費在站在外圍加以抨擊詛咒上。當然，這類慷慨激憤之詞，是針對當時社會而產生的偏狹而又銳利的觀察，也對社會意識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我們今天已經離江戶時代很遠，無法對它產生詛咒憤懣之情了，而且無論我們如何叫罵，也無法喚起墓地中的那個世界了。因而我們在這裡需要做的，就是對歷史的因果關係進行冷靜的分析考察，並與現代的社會問題聯繫起來。 公娼的設置，即按照資本主義邏輯設立妓院並准許團體營業的制度，逐漸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這種無可阻擋的社會勢力面前，日本人性生活與隨之產生的兩性感情處於怎樣的狀態呢？對這個問題，要追溯到織田豐臣時代、戰國時代、室町時代、鎌倉時代、平安時代、奈良時代以及更早的時代，是很遙遠的。我們現在將這種追溯限定在戰國時代以後，並大體做一點考察。我們首先會看到，在僧人和武士中間的「眾道」（同性戀）的流行是具有悠久淵源的；其次，不可忽略的是，京畿地區官方允許的游廓早在上一個時代就存在了。後者到了江戶時代，已經與普通的平民文化融為一體了。前者在這個時期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已經很明顯了，這從江戶時代初期產生的「好色文學」中有了「男色物」這一種類就足可想像。伴隨這種風俗而產生的性行為的無恥，已經在上一個時代發展得很嚴重了，在江戶時代的文學作品中也能夠舉出很多例證。最典型的一個例證就是山崎宗鑒的作品。他是山崎近江佐佐木氏的後裔，而且本身也有立過一定的戰功，在七十五歲的時候（享祿天文年間）編撰了題為《犬筑波集》的俳諧集（參見《日本俳書大系·貞門俳諧集》解說），值得一讀。這位充滿野性的武士、這位豪放灑脫的俳諧師（或者就他本身看來他只是長短句編輯者），對人們的性生活（特別是「眾道」生活）做了極為露骨的描寫。其中有：「還沒能融為一體，像夫妻那樣，等待夜晚到來。」「父母從縫隙中偷窺，真沒大人樣，干擾合歡之夜。」這種世相圖，還算是格調不太低的、能夠示人的部分。集子中作品不僅僅描寫了人們的性生活，而且對大自然也做了帶有情色意味的觀察。「春風搖盪，松枝上，掛著陰囊」之類，還有寫順著水鳥的絨毛往下滴落的水珠，都帶有「眾道」的色彩。不過，把如此之類的描寫徑直解釋為性的墮落，似乎也並不完全妥當。不如說它們與《十日談》和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相關段落的描寫相類似，表現出了一種帶有原始氣息的性的粗野和無恥。在這裡，玩味性生活並加以滑稽化的傾向已經初露端倪了。 2 《醒睡笑》一書，是淨土宗僧人安樂庵策傳應當時的著名判官、京都所司代[4]板倉重宗的意思寫出並持贈的滑稽小故事集。在該書的寫本上有重宗寫的一段題跋：「元和元年間，安樂庵應命講述，頗有意趣，為便於保存，特記錄整理成冊，一兩年後，所得達八冊。為防散佚，特題跋於此。」據此可知，該書大約是在江戶城開設妓院街之前不久就編好了，正值京都的六條柳町妓院鼎盛的時期。書中的故事是在諸侯面前講述、為諸侯的愛好而收集編寫的，由此可見當時的上流社會是如何地包容並喜歡滑稽故事了。總體上看，該書沒有後來的落語[5]那樣的濃厚的色情意味，還是較為自然、健康和不假雕飾的。但是關於「眾道」的內容，在八卷中有一卷（特別是卷六）有不少。 《醒睡笑》中幾乎沒有涉及游女的故事。這是因為其中的許多笑話並非基於當時的普通的社會生活嗎？還是因為這些笑話是僧侶講給諸侯聽的，所以不能太下流嗎？兩方面的理由可能都有。但從書中不難看出，就「眾道」而言，在當時上流的武士社會中，那已經是家常便飯的事情了。當這種性的無恥轉而運用於女色方面的時候，官方允許開設妓院就一點也不足為怪了。從這一背景來看，似乎可以說，在江戶設立公娼是整頓風紀的第一階段，至少體現了努力使風紀得以改善的一種主觀願望。然而事實上卻導致了鼓勵性道德加速墮落的結果。人的智慧是何等的淺薄，真是無可奈何。 不過，說公娼制度事實上鼓勵了性墮落，這一點還需要加一些解釋。公娼的設立基於性的無恥，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無恥可以自然而然地變本加厲地發展。本來，公娼制度必須起到對賣淫現象加以限制的作用。但在這之前，在人們的倫理中已經有了放任私娼的想法，雖說如此，但還為了對它加以限制而予以集中，而正是因為加以集中，使它的吸引力成倍增加了。在舊吉原街剛開放的時候，那些市井的男人是多麼好奇、多麼興奮，我們可以在上文（第154頁）引用過的《東海道名勝記》的相關章節中看得出來。 游里的誘惑引發了男人玫瑰色的夢，使他們心旌動搖。於是買春便作為一種行為習慣而影響到一般社會。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男人們的心比以前更為放縱和無恥，根據相關文藝作品的描寫來判斷，情況卻恰恰相反。在從前的無恥之上籠罩了一層羞澀的影子。這種羞澀固然並沒有征服無恥，卻使得這種無恥的生活帶上了微妙的、被文化修飾了的色彩。一般而言，隨著倫理意識的進步，好色便失掉了以前的那種自然與本色，而逐漸地有了一種自覺意識。伴隨著意識的分裂，男人看到了有必要為好色尋求一種理論根據，於是這一點增加了在感覺上的細膩程度，同時在意識態度上也越來越趨向於趣味性的、賞玩的了。一言以蔽之，內心仍然覺得無恥，於是就更加感到有必要加以更多的裝飾美化。於是，起初的「無恥」便被「墮落」這個詞置換了。而「墮落」這個詞又可以置換為「頹廢」，這是顯而易見的。好色，在本質上就是感到無恥，而又加以辯解，使其變成細膩誇張的裝腔作勢和充滿技巧的行為。隨著這樣的好色進一步明顯地發展，那種悲傷、絕望、赤裸裸的戀愛，就和基於性墮落的「通人」的文藝漸行漸遠了。不過，只要我們現在把江戶時代的性墮落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那麼這種狹義上的戀愛文藝就是不可忽略的。 為了考察「通人文藝」，我想應該順著上文的線索，對《醒睡笑》之後的笑話、落語之類加以考察。後來的這些笑話，其滑稽趣味背後並非都有著情色的成分。若從繪畫的「整體色調」這一意義上說，這些色情笑話作品的整體色調，則是不符合事實的誇張。不過，說色情的題材日益增多，描寫逐漸細膩，處理方式也更加變態，則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篇幅短小的滑稽文學，以滑稽趣味為中心，一下子抖出事物中的矛盾，然後很快加以解決，從而形成一個「噱頭」，是其通常的自然的套路。而發展到落語這種形式，則更強調詼諧打趣，也是不足為怪的，只是落語更善於運用噱頭，力圖使語言、事件、生活場景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於是，隨著時世推移，情色的成分作為一種刺激性描寫不僅運用於故事情節中，而且靠噱頭的使用，更加突顯、更加令人炫目了。 貞享、元祿年間，京都有露之五郎兵衛，大阪有米澤彥八，江戶有鹿野武左衛門，將滑稽笑話更為普及化。他們的表演舞台已經不是所司代的府邸，而是四條河原、生玉辻、中橋光小路等地方的鋪著蓆子的小戲棚。從當時的相關文獻資料可以看出，這三個人得到了當時市井民眾的極大好評。其中，五郎兵衛的《露之話》、彥八的《滑稽御前男》等，大體上繼承了《醒睡笑》的舊風，沒有什麼新穎之處。後來在落語發源地江戶鹿野產生的《鹿之卷筆》中，色情的題材受到特別的偏愛，作者主要是依靠自己的主觀機智製造出滑稽效果，與《醒睡笑》中從客觀世界中自然體現出滑稽的那種「逸話」風格，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路徑。在那裡，「色之初」這一人生中原本最嚴肅的東西，卻被他們在最齷齪的意義上理解為語源上的「濕漉漉」。與人生的「世間行住坐臥」等各方面加以比較，他們堅持認為色道是「最緊要的快道」。我這裡只想舉出一個相對不是那麼齷齪的故事的梗概。故事的主人公是家住南紺屋町二號街的侍奉一個浪人的鄉下人，是「一個名喚作藏的做事謹慎小心的而又沒有經驗的長男」，他帶著鄉下口音，有些話叫人聽不太懂。有一天附近有火災，他爬上屋頂，一邊看火勢一邊說：「哎呀，這、這成何體統嘛！就在我眼皮底下嘛！」又說，「太太呀，您要小心啊，那大火呀，說話間就要燒過來啦！」這種滑稽故事不僅齷齪，而且不自然。在男女聽眾面前說出這種話來，就可以想像當時人們的羞恥心已經麻痹到何種程度了。 轉眼間到了寬政年間，那麼被稱為「落語中興之祖」的談洲樓焉馬的落語風格又如何呢？到了他那裡，落語的噱頭在形式上已經成熟完備了。故事情節也相應地有了跌宕起伏，像此後產生的長篇落語，不再為了造成滑稽效果而使故事不必要地繞彎子來逗引聽眾，而是把它壓縮到必要的程度、減少到必要的長度，而且噱頭的構成也頗為用心講究了。但是，在落語整體趨向爽快洗鍊的同時，情色的因素也更帶有刺激性、更富有技巧地被運用起來。或是露骨的表現，或是委婉的表達，總之像《鹿之卷筆》那樣的拙劣表現不再出現了。我們從今人編輯的《開卷百笑》中挑出兩三個故事來看。其中有《歲暮、年市》一篇，把劇院後台管澡堂的人喊出來，模仿淨琉璃曲調，把裸體的演員的體態加以描述；《女式轎子》講的是雪夜裡抬著女式轎子帶客人去吉原街，轎夫光說話，卻不往前走，乘客怒喝道：「喂！快往前走啊！」轎夫卻回敬：「走才是傻瓜呢！」《高尾》一篇說的是為了給足利兼公做法事，請人在河川上放焰火，沒想到名妓高尾卻出現在河堤上，訴說自己死後被變成焰火的惱恨。這些落語中有一些內容甚為猥褻，有一些噱頭十分厚顏無恥，以致在這裡難以引用。當然，後兩篇還算是不太過分。這些作品都創造了一個空想的、不可能存在的夢幻世界，最後一下子甩出了最為頹廢的「哏」，使人感到了一種夢幻世界的滑稽感。然而這些又不具備對現實的卑瑣世界加以超越的功能。生活在現代世界中的男女，一大半恐怕看不出其中的滑稽趣味了，但看不懂倒是幸事。假如讀者不幸看懂了其中的意思，只要他還保持靈魂的純潔，恐怕第一反應就是臉紅吧。但是接著，他們的笑馬上就會收住而皺起眉頭來。如果對其中的滑稽抱有同感，那就首先必須使自己的靈魂污濁化。《鹿之筆卷》中的作藏的故事，即便作藏那個人靈魂並不是特別骯髒，只是一個性格上有些猥瑣的人，那麼他的故事也許還有一點搞笑的價值。然而，面對《高尾》和《女式轎子》那樣的段子，假如不是完全喪失了情感的處女性的人，是不會笑出來的。這種笑是墮入地獄的笑。至此，江戶時代性的墮落的徵候終於暴露出來了。 假如一定要在上述的《開卷百笑》中，引用一段作為例子的話，我想不妨引用與我們現在的論題沒有直接關係，但帶有通常的苦澀味的一個段落。其中的《百夜車》（水魚亭魯石作）的短段子，整體上看並不是上乘之作，但在噱頭的使用和諷刺性上，是全書中最引人注目的，如下： 從前，一個著名的美人叫小野小町，其和歌也廣為人知。但那時還沒有戀愛的對象。有一位深草少將對她無限傾心，無論是雨夜還是雪夜都不停地給她寫信，在車的踏台上也寫，寫了九十九夜，然而仍然沒有得到對方的回應，於是就不想活了，女傭們知道了這一情況，就去小町那裡，說深草少將快不行了。小町聽罷，就叫出了用人，出了家門，直奔少將而去。 結尾落實在此處，相當簡練，也充滿著清醒的理智色彩。然而，當這種清醒的理智與內心的無恥相結合，並運用於色情題材的時候，便產生了上述的頹廢的滑稽文學。江戶時代的性的頹廢，大都是在性墮落中朝著一種特殊方向的墮落。決定著這種特殊方向的根源，不能僅僅從公娼制度本身（以及其中所包含著的性的無恥）去尋找。那麼，主要的原因到底要到哪裡去尋找呢？在這個問題上，江戶時代的儒學思想認為應該把賣淫及其責任加以區分，以下我們將開始對這個問題加以考察。 注釋 [1] 唐·璜：西歐古老傳說中的風流浪子，在莫里哀的戲劇、莫扎特的歌劇和拜倫的長詩《唐·璜》都有描寫。 [2] 出典英一蝶《松之葉》（元祿十年刊）第三卷十五。 [3] 元文年間：1736—1741年間。 [4] 所司代：官稱。江戶時代設在京都，處理有關朝廷事物及近畿地方民政、訴訟、監察等事務的官員。 [5] 落語：日本傳統曲藝的一種，由一個演員面對聽眾講述滑稽故事，類似中國的單口相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