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時代的文藝與社會 · 游里的崩潰

1 從柳澤淇園的《獨寢》可以看出，他是把游里純粹作為遊玩的地方，至於嫖妓是否對自己的妻子或者相當於妻子的女性造成「信義」上的破壞，則是完全不考慮的。對於「一貧如洗、賣子求生」的家庭可否將自己的子女賣到妓院，對於他來說似乎也不成問題。賣淫所造成的嚴重的倫理上、人道上、社會上的問題，像他那樣的聰明人竟然沒有意識到，這在我們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然而，在納妾是男人公然的權利的時代，在那個貧富貴賤取決於個人的出身家庭、而不將其作為社會問題來看待的時代，這些自然就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在這裡我們要探討的是，這種所謂自由為什麼具有某種積極的文化創造的意味呢？柳澤淇園等人的冶遊在這個意義上具有一定的「文化生產」的價值，並且在其天賦的人格中賦予了一種教養和風度。從文化史的角度看，這一點是我們必須承認的。至於今天我們是否也能按照柳澤淇園那樣的方式去生活，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柳澤淇園之後不久，游里特別是像吉原街上那樣的游里，就已經不再是男人顯示其教養的地方了，游里文化的基礎本來就是不自然的，過了享保年間，游里的崩潰跡象就漸漸顯示出來了。正如污泥中的蓮花，當它的根部的養分開始缺乏的時候，那種蠱惑性的、幻影般的豐麗就不能持久保持了。在極樂世界的背後，地獄的大門漸漸地顯出了輪廓。 享保年間，游女的生活工作環境還好，但許多游女已經不願待在裡邊了（參見《獨寢》上卷之五）。然而對游里而言，越是其內部缺乏生氣與活力，就越要在表面上製造繁榮氣氛。越是在表面上裝潢門面，借錢負債就越是增加。隨著負債的增加，他們的顯擺與鋪張的餘地就越小，游里的生活就越來越痛苦了。在這種情況下，游里就成了俗話說的「苦界」，游女就像籠中的鳥兒那樣渴望外面的自由，急欲掙脫出來。 隨著游里的海市蜃樓般的誘惑力逐漸減少，游里內和游里外判若兩個世界的魔法似的感覺效果就喪失了。被囚禁在游里內的小鳥，渴望著飛出去變成普通女子，而那些好色的町人老闆和「意氣」[1]的小伙子，就想拯救她們，並向她們求愛。於是，「情死」和「逃走」便成為江戶時代後期游里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關鍵詞。當然，情死在任何時代都有發生，但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其時的數量頻率在逐漸增加，其性質也有了變化。在大阪地區，近松寫作的「情死劇」主要是在元祿年間之後到寶永、正德、享保時代[2]。而且，雖然同樣是情死，享保年間之前的情死文藝，不像後期的那樣帶有豐後節[3]特有的頹廢、憂傷和絕望。總之，無論是在大阪地區還是江戶，前期的游里的關鍵詞是「大財主」，而後期的關鍵詞卻變成了「情死」和「逃走」。由此，我們對江戶時代游里這朵地獄之花如何由燦爛到衰敗，就會有一個基本的把握了。文化、文政年間的短暫的繁榮只不過是過了季節的花朵。在那個時候，已經迎來了所謂「藝者」[4]這一秋季的花朵絢爛綻放的時節。 我對江戶時代游里崩潰的過程大體上持有以上的理解。對這個過程做具體的研究描述，是我力所不及的，我想指出的，這個變化開始出現的時候對人們造成了怎樣的衝擊？寶曆、明和、安永年間[5]的隨筆作品對此作了清楚的反映。特別是三味線演奏家原盛和，在寶曆十三年六十七歲時寫的《北里劇場鄰之疝氣》，是記述那個過渡時代的珍貴文獻。雖然對這本是由老人發著牢騷寫成的書，我們在閱讀時應該有所分析和鑑別，但他作為一個目擊者對歷史事實的記載，則是可信的。 原盛和是元祿十年出生的，因而他二十歲的時候應該是享保元年，三十歲的時候應該是享保十一年。正如《我衣》的著者所言，元祿時期遊客的做法是：別人花一百，我花一千；而到了享保以後，別人花十塊，我花五塊。儘管這種情況已經普遍存在了，但畢竟還有紀文奈良茂那樣的富豪，還有第九代高尾和玉菊等名妓在那個時期度過了青年和壯年時代。吉原的品位和規格在人們心裡仍有記憶。但是，在那位時年六十七歲的老人眼裡所見到的，卻已經是喪失了生氣的、衰微的、靠注射樟腦酊劑維生的吉原。 享保末年的短暫的起色姑且不論，直到今天作為吉原重要節日的夜櫻節和燈籠節就是那個時候興起或恢復起來的，但是吉原的衰微靠這個是不能挽回的。要是在從前，「五節日及紋日[6]不用說，平日從大門口到水道兩側的茶屋裡，很少不是客人滿堂、女郎侍奉左右的。揚屋街[7]在揚屋女郎來回的道中，兩層的茶屋中都有女郎陪酒，真是熱鬧非凡。現在固然也有五節日、紋日，但街上的客人和女郎都很稀少了」。而且這時候的女郎，也都沒有了格調和品位，而是濃妝艷抹以吸引客人眼球，這一點也是「靠注射樟腦酊劑維生」的一種表現。 「女郎從前是塗抹以紅粉白粉為下品，揚屋女郎哪怕是淡妝，雖說屬於揚屋風格，但也仍然被視為低俗。髮型是兵庫結[8]，用一把簡單的梳子攏起來，腳穿隱藏腳指頭的草鞋，是有別於良家女子的那種漂亮。而如今女郎的髮型則是由髮油固定，頭插兩三把木屐齒似的梳子，頭簪也是五顏六色地插著七八支，在節日聚會上看上去，與弁慶[9]的人形[10]差不多，天氣晴朗的時候穿著木屐，仿佛是助六。不明白揚屋女郎應有自己的打扮，看上去卻像是舞女，穿著小袖和服，像夜鷹在白天現身。……根津品川地方的游里地方寬敞，人也樸實，但這裡卻總體上品格低下、寒磣、下賤，似乎是把陰羽町和品川的壞的方面合為一處了。」即便像這樣刻意打扮，甚至頭插「花八九兩甚至二十兩」買來的一把梳子，但是效果仍然不佳。假如沒有出手闊綽的客人，實際上情況就很窘迫。於是，「無論是討厭的大佬、粗野的武士貴人，還是街上的小老闆，都不再光顧，也不再談論這裡了」。過去全盛期的女郎被花大價錢應邀參加子待、巳待、庚待[11]之類的活動，呈現無限的風光，如今這種事再也沒有了，許多女郎們只能在游里內表演雜耍的地方、賣麵條的地攤上買零食吃。在這種情況下，客人們也認為，「嫖妓還是以價錢便宜為第一，不去大地方玩了，就去小游里吧」，這和熱衷於琢磨玩法的原盛和的年輕時代很不一樣了。但是，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吉原妓院區脫離了世間的需求，只是這種需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作為「性慾美化的道場」的性質喪失了，而蛻化為僅僅是性慾滿足的場所。 根據《嬉遊笑覽》一書記載，享保五年有「散茶女郎」近兩千人，天明六年游女及見習雛妓總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享和初年三千三百一十七人，文政八年三千六百人（那時男性藝妓二十人，女性藝妓一百六十人）。當時江戶城人口增加的比例不得而知，但從絕對數上看，越到後來游女的數量越增加了。然而街上的客人少了，茶屋蕭條了，富豪少了，游女日子不好過了。為了迎合多數人的趣味，趣味就必然低下，而且多數嫖客都去私娼集中的地方，那是無論如何也不可遏止的。百年來的傳統一朝中斷了，明和、安永以後直到慶應年間，不僅是江戶人最感到自豪的「江戶兒」是如此，地方人士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全國性的現象。這樣，游里作為一種文化創造的勢力就必然走向死滅。而留下的，只有對美好的過去的回憶，對沒落現實的惋嘆，還有那些表現在賣身的苦海中掙扎、為追求真誠愛情而呼喚的絕望的、充滿憂愁的歌舞戲曲。然而，隨著母體的衰弱，附著在母體上的哀訴之聲也逐漸消失了。流傳到後世的，不過都是一些便於保存的形骸。於是，我們對於游里的考察，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至於從以前的舞女發展演變而來的藝妓，在寶曆年間以後開始盛行，對此不遑作詳細考察了。我只想指出，作為私娼的藝妓在妓院街上蔓延開來，竟然威脅到妓女的生意。這一點我們從寬政七年的《新吉原町定書》中的一段話就可以想像，其中有云：「茶屋為吸引客人，招來許多藝妓，其中有與客人陪宿者，固有種種情形，但陪宿超過了經營許可範圍，致使客人不能到游里過夜，妨礙游里經營……」可見，藝妓在吉原街上已經很猖獗了，達到了「妨礙游里經營」的程度。對於官府而言，採取措施遏制此種情況，保護吉原街的經營，是理所當然的。吉原的藝妓作為游里的附屬產物，是非賣身的「藝者」，可以說是在最骯髒的場所中的一群乾淨的遊動藝人，這種傳統直到今天仍保持著。然而僅僅是吉原街區裡面的藝妓是這樣的，至於街區以外的新出現的藝妓，無論是官府還是吉原街都沒有辦法加以有效控制。作為宴會的陪同者，或者是作為私娼，無論如何都是為了滿足「游者」的需要而產生的，於是作為一種女性職業的藝妓便在妓院區之外繁榮起來。它的繁榮是與私娼的興盛和吉原的衰微相伴隨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發展演變的結果。 我們需要看到，藝妓的興盛是與吉原街內部組織上的根本缺陷密切相關。由組織結構上的矛盾而產生的內部破綻，導致了自我滅亡和新的衍生物的產生，於是，吉原街上的公娼制度也有了自己的「Dialektik」[12]。我最後要說的就是這一點。關於藝妓本身的發展演變，已經有了相關的研究成果，如三田村鳶魚先生的《江戶藝妓研究》（載《中央公論》大正十五年五月號）。像我這種外行人也就不必再多說了。 那麼，江戶時代游廓組織結構上的根本矛盾是什麼呢？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就是要女奴隸扮演色界女王。作為色界女王而加以培養的人，結果卻必須擔當女奴隸的功能。為了掩蓋這個矛盾，買賣雙方都要在這個根本事實之上加以形形色色的美麗裝飾，並以此蠱惑人心，這的確是游廓經營者的高明招數。因為太夫有品格、有技藝、有色道的訓練，因而嫖太夫就使人感覺是一種榮耀，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行為。太夫的矜持和傲氣，使她有自由不接待她所不喜歡的客人，這就讓太夫自身感到了自己的尊嚴，讓受到太夫青睞的客人也覺得光榮和滿足。然而在這裡是不能達到愛戀的最終目的的。一些喜愛危險遊戲的嫖客，最終的目標就是以自己的熱誠之心抓住太夫的心。而面對這種為最終目標付出的熱誠之心，太夫們就會對他說：自己身為「接客者」，不能不侍奉許多男人，而且自己身邊還有許多競爭者。這樣的話反而更加激發了嫖客的熱情。 然而，當游女真正對某位嫖客動了真情的時候，她的女奴隸的身份就使得她不堪其重了。即便有多年的訓練，也深知如何把握心誠的限度，但「接客者」的身份本身對她來說是不可擺脫的苦痛。在這個意義上，游廓與戀愛是矛盾的。在江戶那樣男女的純潔接觸並不自由的時代，男女在游廓中發生戀愛卻是很常見的。但是要實現戀愛，就必須逃出遊廓才有可能。畢竟游廓是從興味到戀愛之間的一片原野，人一旦進入了這片原野，就必然會受到魔法般的美的誘惑。然而當這個魔法沒有足夠的財力做保護的時候，當沒有這種保護只能依靠零頭碎腦的錢來支撐的時候，就必然會削弱其吸引力。當品格、教養、矜持、傲氣都黯然失色時，當感到游廓中開始喪失生氣時，女奴隸與狎客赤裸裸的關係，以及游廓的地獄本相就逐漸顯現出來了。 不過，在江戶時代，游廓是戀愛發生的場所，這一功能一直沒有喪失。在那裡發生感情的人，無論是買家還是賣家，都是不幸的。因而，在游廓中發生的戀愛自然都充滿著悲傷、絕望、憂愁，這是對游廓「行規」的逆反，是游廓自滅的徵兆，也是吉原街在精神上的墮落。從人道的立場上看，也可以說是從被誘拐的人的靈魂，向著本來的自然靈魂回歸的一個過程。人，特別是有誠實之心的人，已經對游廓的遊戲不堪忍受了。 在這個時候，值得注意的是，藝妓這一階層，都以小女孩，特別是以處女的身份登場了。當時那些「在遊玩中踏出戀路」的、精通色道的「通人」，離開了越來越赤裸裸地流於色情買賣的游女，離開了充滿征服的自由與失敗的危險的游廓，離開了山寨化的華麗，而轉向了周圍那些似乎很合乎自己趣味的私娼館，這也是理所當然的。那裡比吉原街更隱蔽，那裡更適合做戀愛的遊戲，那裡有著合意的房子和可口的飯菜。不知道那些以性慾滿足為唯一目的的人是怎麼想的，反正大趨勢就是那些玩家都逐漸遠離了吉原街。 如此說來，吉原街就只有什麼都不留下而走向消亡嗎？不！它留下的是「游」的精神。而新的藝妓階層則是繼承了這種精神的「吉原之子」。 注釋 [1] 意氣的：原文「意気な」，意為風流、瀟灑、仗義的。 [2] 寶永、正德、享保時代：1704—1736年間。 [3] 豐後節：江戶時代淨琉璃曲調的一種。 [4] 藝者：藝妓。 [5] 寶曆、明和、安永年間：1751—1781年間。 [6] 紋日：妓院中每月初日和十五例定舉行的活動。 [7] 揚屋街：江戶時代的高級妓館區。「揚屋」又作「舉屋」，是傾城、天神等高級游女的住處及接客的地方，這些地方的游女又叫作「揚屋女郎」，也用來指代該場所的老鴇、管家。 [8] 兵庫結：又稱「兵庫髻」，女性的一種髮型，將頭髮攏到頭頂後部並隆起。 [9] 弁慶：鎌倉初期的僧人，又名鬼若丸，曾保護落難的源義經，後戰死。其事跡在後來的文藝作品中多有表現。 [10] 人形：用於觀賞和表演的人偶、木偶。 [11] 子待、巳待、庚待：當時帶有宗教民俗性質的節日。 [12] Dialektik：德文，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