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時代的文藝與社會 · 游里中的勝利者

1 一、傾城町[1]以外一律不得賣淫；傾城町範圍以外的相關人等，無論從何方來者，必須遣往傾城町。 二、嫖客的逗留時間，不得超過一天一夜。 三、傾城女郎的衣物，一律不得有金銀裝飾，可使用各地染坊的衣料。 四、傾城町建築不可追求華美，街道設計等應參考江戶城之格式。 五、武士不可打扮成町人模樣出入妓院區，如有在彼處流連徘徊者，將盤查其住址，可疑人員將扭送官府。 以上各條，務請嚴格遵守。 根據寫本《洞房語園》的天明年間增改本，以上五條是元和三年（1617年）三月，庄司[2]甚右衛門在批准吉原妓院區開工建設時下達的「指令」，可以說它反映了德川新政府關於賣淫業的基本政策。京都的島原和大阪的新町，上溯到其前身柳町或瓢簞町，那都是江戶時代之前就有的，現在對它們重新加以整改的時候，是必須遵循上述的吉原妓院區的五條基本要求的。德川幕府的政策，在一切方面都不是「理想主義」的，因而對於賣淫的必要性也不加否認，而是將其危害限定在最小程度。限制的方法，就是以公娼代替私娼，將相關人員限定在特定的妓院區內，而且對妓院區的奢侈和放縱行為加以預防，就可以將游廓僅僅限定於賣淫，防止此行業容易產生的富麗堂皇的趣味風尚影響於一般社會，因而對於游廓而言，「建築不可追求華美」，不能以美輪美奐、燈紅酒綠來招惹遊客，而只是滿足於賣淫的實用即可。從事這個行業的傾城女郎們，也不能穿著金銀裝飾的衣服，只能是一般的花色衣料。而出入那裡的遊客也以一天一夜為限，不可長時間在那裡逗留。假如這樣的「指令」在現實中能夠被執行的話，那麼吉原、島原、新町等處，就與板橋、品川、三島無異了。居於最高位的太夫們，就與那些街頭流鶯沒有區別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色道大鏡》和井原西鶴的「浮世草子」中清楚地看出來。那裡不僅是在外在的形式方面突破了禁令，而且也與賣淫僅僅限於賣淫這一初衷形成了矛盾，帶有美和自由的戀愛「理想」在那裡結晶了，正如司湯達在《論愛情》中所說的，賣淫這種事，仿佛是落入薩爾茨堡鹽坑中的枯枝很快就變魔術般的結晶化一樣。[3]果然，雞孵出了小鴨，在本是醜惡黑暗的地域中卻意想不到地出現了極樂世界。這種出人意料的情況對人們形成了一種蠱惑和引誘，這是歷來相信政令萬能的政客們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意外」。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採取的公娼政策本身，卻是造成這種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 寫本《洞房語園》是庄司甚右衛門六世在享保五年（1720年）寫成的。根據書中的一節記載，當慶長年間[4]有人提出設立新的游廓的時候，他身邊的人是有爭議的。提出異議的人岡田九郎兵衛原本是一家游廓老闆，此人隨著吉原的建成而移居於江戶。寬永初年雇有游女二十餘人，後將房產家業都交給了一位管家，自己隱居於京都，可見是一個富有變化的人。岡田九郎兵衛的看法是：「若官府允許開辦妓院，那就等於鼓勵人們前往妓院區遊玩，如此，世間的放蕩風氣就會蔓延開來，有害無益。」相反，甚右衛門的看法是：「現時江戶是全國最為繁昌之地，假如沒有妓院街，隨著歲月推移，各地的游女會匯聚而來，使原有的本地的游女衰微，而新來者得以橫行猖獗。隨著游女的數量增多，放蕩風氣會蔓延，雖有規矩法度，恐怕也難以有效遏制之，紛至沓來，不可或止……不如權且劃出一個游廓街，在此範圍之外禁止此類活動，對世間普通人而言，未嘗不是好事。」這種看法得到了大家的贊同，於是官府採納了甚右衛門的意見，並予以許可。 九郎兵衛的觀點含有無可爭議的道理。與此相反的甚右衛門則是公娼設置論的代表，可以說今天的公娼設置論者也不過是步甚右衛門的後塵而已。這種觀點並沒有充分考慮公娼設置在道義上的問題，還有由此引發的對放蕩行為的慫恿。誠然，不設置公娼，對私娼又無法取締，那就會使得「各地的游女會匯聚而來……隨著游女的數量增多，放蕩風氣會蔓延」，然而取締私娼也得有多種辦法。私娼之所以是私娼，那是因為她們完全是在暗處行事的，她們極盡放蕩之能事，但也只能是在馬路邊上進行，她們不會成為一種明確的社會勢力，也不能成為一種文化勢力。而當她們作為一種公開場所被認可的時候，賣淫和放蕩就獲得了一定的道義約束和社會權利。雖然難以進行數字上的統計，但在本質上確實具有慫恿放蕩行為的一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江戶時代，游廓與游女的關係事實上是僱主與僱傭者、資本家與勞動者、有溫情或沒有溫情的榨取者和被榨取的奴隸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隨著公娼制度的合法化，游廓的有組織的宣傳——包括「傾城歌舞伎」「傾城道中」以及後來的燈籠、夜櫻、滑稽短鬧劇之類的活動都隨之而來，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吸引當時的遊客的氣派的建築與華麗的服裝，是游廓作為一種社會單位而自我保持的一種必要條件。法令並不具備那種遏制它生存的威力。既然官方允許設立公娼，那麼，所謂「妓院區建築不可追求華美」，或者「傾城女郎的衣物一律使用各地染坊的衣料」之類的嚴格要求，在執行中可以說是不能不打折扣的。因而在元和、寬永之後的江戶，像後來的伏見和奈良等地那樣的游廓就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無論如何，箭已經射出去了。而且當局不僅許可，還在那裡發展了自己的勢力。在過去的吉原時代，在江戶城豪華的「山王、神田兩所御祭禮」上大出風頭的，便是吉原的官差。吉原方面也不放過利用官員出席大做宣傳的機會。「去愛宕，從小舞女中挑選出俊俏者加以打扮，使之更為搶眼。」不過，吉原區的管理者要做的不只是日常事務，「對於大掃除，更換鋪席等事都是要出人力的」，這是官府對新舊吉原都應盡到的義務。「寬永十六年卯九月，一名門小姐出嫁尾州上轎子的時候」，上百人的小工被派到吉原町張羅。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吉原妓院區開工建設時直到寬永年中，吉原街有一項義務，就是要向『御評定所』派送三位『太夫』級的游女，前往服務」。根據道恕的父親良鐵的解釋，那樣做的理由「雖然很難說清，但據我的看法，官府每天公務繁多，各方申訴及裁判不斷，與常人不同，官員一年到頭閒暇很少，把游女叫來並不是為了觀賞其美艷。游女原本是所謂『白拍子』[5]，在『御評定所』節慶期間，把白拍子等人招來，辦完公事之後，令其唱上一曲，以收慰藉解乏之效」。當局對吉原暗中支持，吉原也因此而強化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存在，這是不言而喻的。就這樣，「歷史」勝過了「法令」，官許的游廓區形成了一種社會勢力，並有條件實現其歷史意志，產生出一種特殊的文化。官府作為法令的代表者，卻因此而成了妓院街的手足。 誠然，游女與上層社會形成特殊關係，並不是從江戶時代開始的，中古時代的白拍子和桃山時代的游女是其先驅者。但是到了江戶時代，由於承平日久，諸侯和士人「為了觀賞其美艷」而出入花街柳巷者漸漸地增多起來了，而且越陷越深，這是不爭的事實。從舊吉原到新吉原，遊客特別是那些招「太夫」的人都屬於哪個階層呢？這還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但大體上可以說，越是在初期，士人的比例越大，這是可以想像的。從歷代關於高尾的信息中可以得到一些相關材料。 高尾的問題，是游女研究者的迷宮。關於高尾的世代身份以及相關的傳記，簡直是眾說紛紜，令人無所適從。這當中，有原武太夫的《高尾七代之事》記錄了相關的舊日傳說，作為較為晚近的考證性著作，則有京傳、京山兩兄弟的《近世奇蹟考》以及《高尾考》，還有種彥的《高尾年代記》都較有參考價值。京傳和種彥的考證一長一短，而以種彥的考證較為精細。現根據京傳兄弟的考證，三浦的高尾共有十一代，初代高尾生活在舊吉原世代，第二代高尾去世於萬治二年（1659年）十二月五日（見《高屏風管物語》）。另外第三代高尾生活在寬文、延寶年間（《袖鏡》《鎮石》），第四代高尾在元祿五六年間離開游廓（見《幕揃》《草摺引》），第五代高尾於元祿十二年離開游廓，第六代於寶永六七年前後離開妓院（見《大黑舞》《大鑒》），第七代不詳，第八代於正德四年離開游廓（見《亦逢染》《丸鏡》），第九代於正德五年進入游廓（見《丸鏡》），第十代於享保十三四年間離開游廓（見《細見圖》《兩巴卮言》），第十一代於享保十九年十月九日進入游廓（見《全盛鏡》《志家位名見》），於寬保元年六月四日離開游廓（見《高尾贖身證文》）。如果再加上從三浦屋入贅到玉屋家之後的寶曆年間的高尾的話，三浦屋系統中的高尾一共就有十二代。其中，離開游廓後完全銷聲匿跡的有五人，剩下的七人都被原武太夫寫入題為《高尾七代之事》的書中。在這七代高尾中，玉屋的高尾不成問題。三浦屋高尾的六人當中，據說有半數都落戶於諸侯，這是頗為值得注意的。而高尾萬治[6]被仙台侯贖身後又被斬殺這一傳說實際上是不可靠的，這一點可以從京山的《高尾考》中得到證明。從仙台侯角度來看，他所看重的游女無論是高尾還是薄雲還是薰，或者是其他的太夫，無非都是他在花街柳巷恣意享樂的對象而已。 其次是原武太夫所說的為第四代高尾贖身的那位「三萬石淺野壹岐守」到底是什麼人呢？從淺野一家的家譜當中找不到「壹岐守」這個人，我只是在池田家的家譜中發現了一個名叫「池田壹岐守仲澄」的人，他於寬文五年敘任，元祿十六年致仕，享保七年七十三歲時去世，俸祿三萬石。大田南畝等人所著的《高尾考》引用了元祿七年版《吉原草摺引》中的一節，根據京傳編排的家譜，認為第四代高尾很可能落籍於諸侯家，這恐怕是不難想像的。……被諸侯贖身的最為明確可靠的例子就是被「十五萬石榊原式部大輔」贖身的第六代高尾（按京傳的說法屬十一代），而根據《過眼錄》的說法，被贖身的不是高尾而是薄雲，不過對我們來說，到底是哪位游女並不是重要的問題。事實是，高尾被贖身的寬保元年十月十三日，因「此事非同小可，但也司空見慣」，故而當年二十九歲的榊原政岑從姬路被召回，挨了一頓訓斥。《藩翰譜續編》中明確記載，同年十一月他的兒子政永被移封於高田。這期間的事情由《過眼錄》加以補充，在時間上已經超出了享保時期。由此我們可以想像，這段時期那些貴族大亨在游廓中擁有怎樣的勢力。游廓內的組織本身是貴族式的、等級森嚴的，這一點雖然只通過一件事無法得到全面的解釋，但我們必須記住：無論如何，游廓設立的初衷都不是為町人提供服務，游廓這個機構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需要而設立的，結果卻不得不拱手讓給了町人。 2 在士人和町人這兩個階層中，哪個階層對游廓的貴族化要求更迫切呢？當然兩方面明顯都有這樣的要求，但比起士人來，町人在這方面的要求更為迫切。我想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士人因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偶爾來尋花問柳，但他必須放下自己的身段，並會為此而感到苦惱。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要求自己所去的游廓必須是貴族化的。然而另一方面，為了舒緩官場和家庭生活中的枯燥和壓力，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們又不把游廓的貴族主義看作是必須的。游廓中所通行的是與貴族的教養及習慣有所不同的東西，要通過這個「約束之門」，對他們而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請。他們帶著權力者的派頭邁進這個大門後，卻並不一定行得那麼順暢，由此可以明白，他們中的許多人為什麼被視為粗野者或蠻橫者了。 本來，脫離等級上的貴族身份，變成游廓中的「貴族」並成為游廓中的「通人」，才是游廓中的貴族主義趣味之所在。這就需要將自己從專斷的主人的寂寞中解脫出來，從圍繞在自己身邊的奴僕中掙脫出來，而獲得一種自由；需要從點頭哈腰相迎送、何事都唯命是聽的女人堆中擺脫出來，而輕鬆地從事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或者進而言之，是在太夫的溫柔的支配下，投入其懷抱中而獲得一種溫馨感。從這一點上說，他的貴族趣味是在一種新的場合中變形後的復活，與他依偎的人必須是能夠滿足其趣味的「色氣」女王。因而，他的身為貴族的意志若不在此處滿足，便不能在別處得到滿足，這與他在其他場合下的貴族身份大異其趣。在這裡，身為貴族不是他的憧憬，而是一種事實。因為他要從死板的貴族身份中掙脫出來，尋求一時的自由。 町人逛游廓當然也是尋求解脫的。從撥打算盤、只想賺錢的枯燥生活中解脫出來，抱著「借錢也在所不惜」的達觀，從一個似乎人人認可、不水性楊花也不可能水性楊花的、老實而又實用的老婆的汗臭中解脫出來。一個只懂得料理家務事的主婦，與一個專門琢磨如何吸引男性的游女，兩種女人實際上從兩個方面滿足了男人的需求，這真是江戶時代女性的不幸。戀愛與老婆被看成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在這一點上淡化了他們對老婆的責任感。男人「看見老婆就像見到了猿猴」「一寸之前就是黑暗，性命消融露水間，明天如何不得知，勸誘朋友快遊玩」（《東海道名勝記》），於是「鴛鴦衿下尋連理」，便向日本橋對面和三谷奧[7]奔去。 不過，町人在那裡尋求的不只是解脫，還有他們的向上的意志、對貴族生活的憧憬，並且在游廓里發現了入口。町人無論在社會上實力有多大，但政治上和法律上卻沒有任何能夠保障的權利，在統治階層隨時都有可能砍來的屠刀之下，他們能夠發泄自己的鬱悶，能夠尋找到溫柔鄉的地方，就只有吉原那塊「社會外的社會」了。至少他們在那裡可以自由自在地伸開手足，感覺自己似乎是個貴族。因而，把游廓當作貴族的領地而趨之若鶩的，與其說是士人，不如說是那些富有的町人。這種心理他們自身恐怕也沒有自覺地意識到，但從局外人的眼光看來，是頗為悲壯的，並且值得同情的。從丈夫接受妻子的教育感化這個意義上，他們從游廓中的貴族式的「小姐」那裡受到了富有人情味的教養和品格的薰陶，「總之，沒有通過小姐們的薰陶，自己就不能提高品位。」（《鄰居疝氣》）可以說，在江戶時代，游女是一個種類的社會教育家。 那麼，在士人和町人中，哪個階層更有資格成為游廓中的勝利者呢？柳澤淇園在《獨寢》中寫道： 武士貴人與町人，遊玩的方式不同判若雪墨。女郎方面多喜歡與町人結交而不喜歡武士貴人，這樣說絕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原因的。第一，武士貴人往往不能盡情開心地玩，四時來的，早晨七時便要回去，顯得匆匆忙忙。不能陪女郎待一整夜，而且說話也令人膩煩，男管家也是「現在幾點啦，現在幾點啦」地不斷詢問，令人討厭。或者有些武士貴人來這裡也能優哉游哉地玩，但是多數顯得粗魯。女郎跟他們在一起不像和町人那樣心安。如此等等。（《獨寢》上卷四十五） 這段話就是享保年間，作為武士貴人之一員的柳澤淇園對町人的稱讚。一個名叫酒井抱一的貴族說過這樣的話：「世間所尊崇的是團十郎和春天的早晨。」這句話值得注意，它與上述《獨寢》中的話一樣是對河原從業者的稱讚。的確，武士貴人「粗魯」的表現，換言之，將外面的武斷的貴族主義原樣不動地拿到游廓里來，就使得他們在「游廓的貴族」方面大大地劣於町人。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町人在這裡能夠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金錢，這是妓院式資本主義的根基，在這一點上，統治階層卻漸漸地處於劣勢，町人漸漸地占據了優勢。 正如淇園所說：「誠實與金錢是兩回事。」只有誠實是不能成為游廓貴族的。有誠實而沒有金錢，就像徘徊在妓院之外「手裡拿著鍋」的人，必然受到冷落。在這個意義上，游廓是妓院貴族的「condition sine qua non」（必然的制約條件），金錢可以讓太夫保持她們的品格，金錢也能保持町人在游廓內的品格。那些有名的大貴族之所以能在游廓呼風喚雨，是因為「千兩一箱的金銀堆積如山」地放在那裡，無人能及。 比起普通的諸侯大名來，那些隨著經濟的變動而暴富的人，處於遠為有利的位置。在耀眼奪目的名妓背後，都有這些町人的財力支撐。町人富豪在元祿年間之前固然也有不少，但在元祿到寶永年間[8]，京都大阪地區的淀屋、江戶的紀文奈良茂等，壓倒了上一代的仙台大佬，而名震天下。這一變化所顯示的時世推移是值得注意的。這種情形到了享保年間依然如此。享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二十五歲那年的中萬字屋玉菊（參見山東京傳《近世奇蹟考》卷五、山崎美成《游女玉菊傳》、佚名的《游女玉菊考》、岡野知十的《玉菊及其三弦》等）患病而死。據記載，她在病中對四花患門[9]進行針灸，「玉菊針灸的時候，請半太夫河東兩人輪番彈唱淨琉璃曲。將此事用書信形式通知相關人士，寫明具體日期。那時家中的女郎也全部出動服務，一人不閒。來聽淨琉璃的人，一律享受酒茶飯菜的招待，真是不分貴賤，熱鬧非凡，難以盡述」（見《江戶節根元記》）。妓院中要有如此大的排場、鋪張，肯定需要大量的金錢支持。《江戶真砂六十帖》所載小奈良茂的傳記可能有誤，但其中的一句話——「到吉原中萬字屋玉菊去喝大酒，玉菊在酒宴期間病情加重，茂左衛門盡情盡力給予療救，但終無回天之力」，從時間上看這一記載是與事實相吻合的。若把《大盡舞》中所歌唱的奈良茂為浦里贖身的事，看作是前代奈良茂之所為，與這一記載也不矛盾。 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從這些歷史逸事的記述中，去想像町人富豪與名妓有著怎樣的關係。然而，從寬保元年的榊原高尾事件之後，有錢的諸侯或者士人在游廓中就看不到了。這也許是我的孤陋寡聞，但聯繫到時代大勢的推移，我的這種觀察似乎沒有大錯。關於享保以後游廓與士人之間的關係，能夠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享受四千石俸祿的旗本藤枝外記和游女綾衣的情死（天明五年）之類的事件了。尾崎久彌的《江戶軟派雜考》（第443頁）中記載了《明和雜錄》中的這樣一段話：「武州金澤、米倉丹後守殿知行一萬二千石。丹後守殿在江戶吉原土手與妓女情死……管家二人引咎切腹。」這就表明有人為了戀愛對游廓方面造成損害了，也顯示了士人在游廓中的勢力消長，這與前期為太夫贖身的行為相比，其意義就不可同日而語。隨著河水湍急，領主和旗本都被卷進河水中，如同「無錢無勢」的一介平民色男那樣溺水而亡，這一事實更清楚地表明了游廓中町人的勝利與武士的敗北。 然而町人的勝利並不只是意味著富裕的町人的勝利。對於游廓中的等級森嚴的貴族體制而言，多數人的要求必然導致這種等級體制的崩潰。這一方面表現為太夫的減少乃至絕跡，另一方面伴隨著太夫之外的新勢力的出現，造成了太夫權威與勢力的失墜。在享保年間之前，這種情況還不太顯著，但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此類苗頭。 據寬永二十年刊行對吉原加以細緻記述的《吾妻物語》一書的記載，在當時吉原的游女中，「太夫七十五人，格子女郎[10]三十一人，端女郎八百八十一人，總計九百八十七人」。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後來的新吉原，太夫大約不超過二十人。這也許是嚴格篩選的結果，由此可見當時的游廓是與平民化格格不入的。如果《元祿太平記》（元祿十五年刊）中的記述是可靠的話，當時的太夫更銳減為四人，而格子女郎則是八十六人，散茶[11]五百零一人，梅茶[12]二百八十人，五寸局[13]四百三十人，三寸局[14]六十三人，五寸局、三寸局合起來約五百人。其他人等加起來，大約「近兩千人」。根據享保初年或者此前的更詳細的片段記錄（《守貞漫稿》），當時有太夫七人，格子八十三人，散茶一千二百六十四人，梅茶四百四十人，五寸局十九人，三寸局二百六十七人。據同書享保十九年記載，有太夫四人，格子六十五人，散茶二人，新「座敷持[15]」二百九十人，「晝夜新」二十二人，「座敷持」一百二十五人，部屋持[16]三百一十八人。享保之後，太夫的影子隨著三浦屋的家運衰落而變得更為稀少了。在榊原高尾離去之後，只剩玉菊等一兩個有名的太夫。在寶曆年間的花紫與高尾之後，就只有散茶女郎一統天下了。從寶曆初年到享保末年僅僅只有十六年的時間，從以上游女的等級構成變化來看，無論在哪個時期，吉原都不單單是太夫的世界，在一般情況下，需求最多的游女等級，人數也就最多。到了享保以後，太夫便沒有存在的餘地了，這足以證明游廓中的貴族主義的支柱已經被腐蝕。當然，此後「散茶」被推上了上位，以「晝三」等為中心，游廓的等級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呈現出更複雜的狀況。但從遊客的需求方面來看，不可忽略的就是逐漸呈現出了一種平民主義傾向，多數戰勝了少數。 在考察太夫的興衰消長過程的時候，我們可以從為數眾多的「逸話」和「評判記」中，想像江戶初期她們是怎樣受到人們的追捧。她們讓男人們匍匐在腳下，這對於日本女性而言，可以說是所享受到的難得的一種待遇吧。當然，這背後也有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但崇拜她們的男人們並不在乎這些，仍然是追慕並愛戀之。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份低下的男人拼出命來追求她們的感人故事。在舊吉原剛開辦的時候，從京都大阪地區轉移到江戶來游女中，有一個賣油郎對在三島留宿時認識的佐渡島正吉一見鍾情，為了結識她而把珍藏的二兩黃金拿出來，終於如願以償，為了表達對「正吉妹」的感謝、感恩之情，第二天他就推著車到江戶去，此後的三年間他一直在江戶城為正吉拉車抬轎，這就是《賣油的平太郎的故事》（參見《漫物語》）；寬永年間，一個鍛刀鋪學徒戀慕吉野太夫，在預約上太夫的第二天，由於過分高興而跳入桂川自殺身亡（參見《吉野傳》）。接下來，近松在享保三年創作的劇本《壽之門松》的開頭，藤屋吾妻唱道：「在情之道上，睜大眼睛，聚精會神地尋找愛戀」，作為老母，她真心希望愛子難與平能夠「得到太夫的青睞」。這一描寫很有意思，很難說這是不顧當時風俗人情的向壁虛構。 那時太夫會見大財主嫖客時的場景，即便在比不上江戶的京都大阪地區，也是頗為可觀的：「從門口傳來喊聲，『太夫小姐駕到！』話音剛落，太夫以兩支手持的燭台為先導，靜靜地登上樓梯，坐在了上座的正中間。左側坐著同一家女郎十一人，她們是特意來送太夫的；右側從太夫身後直到末坐共有圍女郎十七人，均身穿紅色衣裳並排而坐。在太夫面前有引路女郎和用人聽候吩咐。」（《好色一代男》卷八）這裡描寫的是島原的太夫吉崎首次正式接客時的盛大場景。「太夫小姐」那種高高居於嫖客之上的派頭（這種派頭一直延續到後來，例如在享和四年出版的歌麿畫《青樓年終行事》中的初會圖中也有所表現）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然而，即便是在太夫全盛時期，威脅著這種全盛態勢的因素也在潛滋暗長。一個是在正統的太夫之外，新的勢力已經開始抬頭，並暗暗地威脅著太夫的權威。另一個是太夫自身由於種種原因也在使自己的權威失落。以江戶而論，最明顯的因素是明歷和寬文年間，市內的湯女[17]及其他的賣淫女從市內被驅趕出來，並且流入了游廓內。原本是自食其力的私娼，卻侵入了受官方特許的公娼館的時候，作為一種別樣的新生勢力而存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特別是丹前澡堂[18]開辦以來，像勝山那樣的名妓仿佛從天而降，土生土長的吉原當地人勢必會感到一種壓力。雖然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直接威脅到太夫的地位，但至少表明太夫有可能會被取而代之，因而對太夫無疑是有間接影響的。 可以認為，寬文年間從外地流入的「澡堂屋」式的青樓，使得散茶女郎一時激增，對後來吉原街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意義的影響。而且，格子女郎、局女郎當中的一些妓女也有了相應的傳說與逸事，並不只是在散茶女郎湧入後才有的。今天我們從寫本《洞房語園》中，可以看到寬文年前後有關格子女郎和局女郎的故事，其中包括：正保年間[19]因熟客之死感到人生無常而削髮為尼的格子女郎佐香穗，用「一雙玉手千人枕」這句漢詩來加以形容的常常沉默不語、眼淚汪汪的寬文年間的格子女郎千歲，延寶年間因唱近江節[20]而有名的格子女郎泉和稻葉，寬文十五年讓宮本武藏把她自己的「紅色小袖和服貼身穿上、身披黑色緞子短外褂」而從游廓直接奔赴戰場的局女郎雲井。可以想像，那些並非大財主的町人也能根據自己的身份在游廓中各自擁有自己的相好。正如佐香穗和千歲的傳說故事所暗示的那樣，在游女身上是不缺乏那種謙遜而又有無常感的真誠之心的。 關於京都大阪地區的情況，寬文、延寶時期的藤本箕山感慨地寫道：「事情是每況愈下了，傾國之威風已經不再。根據當時的新的行規，只要客人滿意，女郎即便對客人不滿意也不能不接待……從前傾城女郎受到追捧的時候，若有不如意而發脾氣時，管家們都誠惶誠恐、恭敬從命，而今傾城需要討好管家而低首下眉了。一切都今非昔比。原因不在傾城，不在管家，根本原因是嫖客的想法發生了變化，與過去大不相同，他們變得世故狡猾而又惡俗了。這豈不是很令人遺憾的事情嗎？」這些不無主觀感情色彩的話不免有些誇張，但還是有幾分可聽性的。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從這些材料中看出傾城女郎當時的處境：既然是「服務者」，既然是「出賣色相者」，那就不論你是太夫還是別的，都必須無條件地順從客人的要求。 以上所述太夫逐漸沒落的傾向，在享保年間之前也可以找出相關的跡象來，但那只是預示其沒落的模糊的徵兆罷了，只是地下的潛流罷了。即便到了享保年之後，仍然有小奈良茂那樣的大財主在游廓一擲千金、盡情玩樂，仍然出現了玉菊、九代和十一代高尾那樣的名妓，特別是像九代高尾那樣的「至高無上」的太夫，她所具有的可哀的、含有憂愁的美，是太夫沒落之前的最後一道光輝…… 注釋 [1] 傾城町：游廓的別稱。 [2] 庄司：又稱莊官，受諸侯委派管理、經營莊園、領地的人。 [3] 19世紀法國作家司湯達在《論愛情》一書中舉出的一個例子，說是在靠近德國邊境的一個廢棄的鹽坑裡，冬季飄落下去的樹枝枯葉，過兩三個月後就會成為發光的結晶體，這是「結晶作用」使然，認為情愛就具有這種「結晶作用」，可以使對方產生美的質變。 [4] 慶長年間：1596—1615年間。 [5] 白拍子：平安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流行的一種歌舞，也指演唱此種歌舞的妓女。 [6] 高尾萬治：又稱鹽原高尾，江戶時代的名妓（太夫），據說，她曾被仙台侯伊達綱宗看中，並以與她體重相等的黃金為其贖身娶為妾，但此前高尾已經有了意中人，堅拒不從，伊達綱宗惱羞成怒，將高尾斷指後刀割而死。 [7] 日本橋、三谷奧：均為江戶城中的地名。 [8] 元祿到寶永年間：1688—1711年間。 [9] 四花患門：穴位名稱，在腰部，又叫「三火關門」。 [10] 格子女郎：吉原街的妓院中次於太夫的第二等級的妓女。當時庄司甚右衛門在吉原開設妓院的時候，將游女劃分為「太夫、格子、端」三個等級。 [11] 散茶：又叫散茶女郎，次于格子女郎的第三等級，寬文年間使用此名稱。 [12] 梅茶：又叫梅茶女郎，低於散茶女郎的游女等級，貞享、元祿年間使用此名稱。 [13] 五寸局：一夜劃分為三個時間段侍奉客人，每個時間段嫖資五兩銀子，故稱。 [14] 三寸局：一夜劃分為三個時間段侍奉客人，每個時間段嫖資三兩銀子，故稱。 [15] 座敷持：有專用的帶鋪席房間的游女。 [16] 部屋持：有專用房間的游女，較「座敷持」低下。 [17] 湯女：江戶時代在澡堂為客人搓澡並提供性服務的妓女。 [18] 丹前澡堂：江戶時代初期開辦的一家澡堂，因有大量湯女而繁盛一時。 [19] 正保年間：1645—1648年間。 [20] 近江節：在近江（古地名，今滋賀縣）流行的一種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