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國史 · 第九章　清朝的中衰

第一節　乾隆時的衰機 清朝的國運，乾隆時要算極盛，而衰機亦伏於此時。原來所謂八旗兵，它的種類，是很雜的，它的程度，也是很低的。在關外的時候，雖然以勇悍著聞，而入關之後，它的性質，就起了急劇的變化。當吳三桂舉兵時，八旗兵已經不可用了。而謀生的能力，又是沒有的。到後來，生齒繁殖，就反生了一個生計困難的問題（清初旗兵的餉銀，比綠營加倍。居京師和在外省駐防的，所占的都是肥美之地。然而並不能耕種，都是典賣給漢人。餉銀入手，頃刻而盡，往往預借到一兩年。初入關的時候，旗民奉親王府之命，四出經商。又或以賣人參為名，到處騷擾。因此就禁止他們，不准經營商業。旗戶欠債很多，聖祖曾代他們還掉。又屢加賞賜，也不久即盡，並不能經營事業。乾隆初年，曾行移墾的法子，把他們移殖於拉林河、阿勒楚喀等地方，不久，就多數逃走了）。旗兵如此；其綠營兵也承平歲久，實不可用。高宗頗以十全武功自誇（平金川，定伊犁，服廓爾喀各兩次。並定回部、安南、緬甸、台灣），其實天山南北路的平定，一半是適值天幸；安南、緬甸、廓爾喀三役，都弄得情見勢絀，掩耳盜鈴；金川之役，尤其得不償失。嘉道以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就弄得手足無措了。 高宗是個侈欲無度的人。他明察不及世宗，而偏喜歡師心自用。並不能學聖祖的克勤克儉，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仿聖祖（譬如開博學鴻詞科等）。三次南巡，所至供帳無度，國家的元氣，被他斫喪得不少。而最荒謬的，就是任用和珅。和珅是個滿洲官學生，應役在鑾輿衛，扛舁御轎。有一次，高宗出行，在路上，忽然發現缺少了儀仗。高宗大怒。厲聲問：「是誰之過與？」左右都震懾，沒一個人敢對答。和珅便說：「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吐音洪亮，高宗異之。又和他說話，奏對都稱旨。由此從侍衛、副都統，超遷到侍郎、尚書。拜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子豐紳殷德，尚了公主，聲勢赫奕。至於公然令內外奏事的，都要另具副封，送到軍機處。和珅是個貪瀆小人，除掉要錢之外，一無所知的。既然攬權，就要納賄。各省官吏，不得不都苛取之於下屬，輦著巨金去侍奉他。下屬無法，只得再刻剝之於人民。於是吏治大壞。當時發覺的贓吏，贓款動至數十萬，實為前此所未有——不發覺的，還不知凡幾。加以這時候。民間的風氣，也日趨衰侈。看似海內殷富，實則窮困無聊的人，也不知凡幾。內亂之起，就處於必不能免之勢了。 以財政論，乾隆中葉後，國庫的剩餘，有了七千八百萬，也不為不多。然而從乾隆末年亂起以後，國庫的儲蓄，就逐漸消耗。加以康雍時代，吏治清明，一切政治，都費用較少，嘉道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譬如清初河決一次，所花的錢，不過百餘萬。道、咸後便動輒千萬）。財政日漸竭蹶，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一個大關鍵。 第二節　嘉慶時的內亂 清中葉的內亂，起於乾隆末年。先借湖廣的苗亂，做個引子，其事已見第七章第一節。這一次，蔓延的區域，雖不很廣，而調兵運餉，業已所費甚巨。乃事未平而教民之事起。 白蓮教，起於元朝時候。有人說他們的秘密組織，含有別種宗旨在裡頭，然而無可詳考。就他們暴露於外的行為看起來，總只算他一種邪教。卻是他的傳授，從元到清，綿延不絕。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教首劉松，因事泄被擒，遣戍甘肅。然其徒劉之協等，仍密赴各處傳教。詭奉河南鹿邑縣的王發生，稱為明後，潛圖不軌。公元1793年，事泄，同黨都被擒獲，而劉之協逃去。於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大索，騷擾不堪，反而做了激成變亂的近因。公元1796年（仁宗嘉慶元年），教徒起事於湖北，劉之協、姚之富和齊林之妻王氏等為之魁。而冷天祿、徐天德、王三槐等，又起於川東。自此忽分忽合，縱橫川東北、漢中、襄、鄖之境。官軍四面剿擊，直到公元1799年，糜餉已七千萬，依舊毫無寸效。推緣其故，約有數端： （一）則這時候的官軍，腐敗已甚。將帥也毫無謀略。教民勢極為飄忽，而官軍「常為所致」。又每戰，輒以鄉勇居前。勝則冒他的功勞，敗則毫無撫恤。教民也學著官兵，以被擄的難民擋頭陣。勝則樂得再進，敗則真賊亦無所傷。 （二）高宗以公元1795年，傳位於仁宗。然仍自為太上皇，管理政事。和珅也依然握權，他是只曉得要錢的，帶兵的人，不得不剋扣軍餉去奉承他，於是軍紀益壞——當時往軍中效力，算件好差事。去了一趟回來，沒有不買田置宅，成為富翁的。（三）教徒兵勢既如此其盛，人民被剽掠得很多，都弄得無家可歸，於是逼上梁山。所以雖有死傷，其數不減。 公元1799年，太上皇死了，和珅也伏誅（他的家財，據薛福成《庸庵筆記》所載，共一百零九號。已估價的二十六號，共值銀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兩。未估價的八十三號，照此推算，又當八億兩有餘。近人說：甲午、庚子兩次的賠款，和珅一人的家產，就足以清償。法國路易十四的私產，不過二千萬兩，不及他四十分之一）。於是局面一變。仁宗乃（1）下哀痛之詔，（2）懲辦首禍的官吏，（3）優恤鄉勇，（4）嚴核軍需，（5）許叛軍悔罪投誠，（6）又行堅壁清野之法。命川、陝、湖北、河南，協力防堵。再用額勒登保、楊遇春等，往來剿殺。其勢才漸衰。到公元1802年，十二月，六股教徒，總算平定。其餘眾出沒山林的，則到公元1803年七月，才算肅清。而遣散鄉勇，無家可歸的，又流而為盜。直到公元1804年九月，才算大定。這一次的亂事，首尾九年；用去軍費二萬萬兩；教徒一方死的數十萬；官軍和鄉勇良民，就並無確數可考了（關於川楚教徒詳細的戰情，可參看《聖武記》）。 當西北鬧教民起事的時候，東南亦有所謂「艇盜」。其事亦起於乾隆末年，阮光平既得安南，因財政困難，就招沿海亡命，供給他兵船軍械，又誘以爵賞，叫他入海，劫掠商船，廣東海面，就頗受其害。後來內地的土盜，亦和他勾通，一發深入閩浙。「土盜倚夷艇為聲勢，夷艇借土盜為耳目。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艇寇，則土匪乘機剽掠，我剿土盜，則夷艇為之援應。夷艇既高大多炮，土匪又消息靈通」。剿撫毫無效果，朝廷因急於平教民，又無暇顧及東南，於是為患愈深。公元1802年，安南舊阮復國，禁絕海盜。夷艇失援，都並於閩盜蔡牽。仍以海島為根據，和陸地的土匪交通，令其接濟餉械，為患閩浙。這時候，浙江水師提督李長庚，頗善水戰。乃自造大船三十艘，名為霆船（巡撫阮元，率官商捐出錢來，到福建去造的），入海把他打敗。蔡牽就和廣東海盜朱聯合，為患閩粵。公元1804年，朝廷用長庚總統閩浙水師，屢戰皆勝。而前後做閩浙總督的，都和他不合，遇事掣他的肘。公元1807年，長庚戰死南澳洋面。朝廷仍用其部將王得祿、邱良功。公元1808年、1809年兩年，先後把朱濆、蔡牽打死。公元1810年，兩廣總督百齡，又剿粵海餘黨。海面才算肅清。川楚教民定後，不滿十年，北方又有天理教民之亂。天理教，本名八卦教。其教徒布滿直隸、河南、山東西。而滑縣李文成、大興林清為之魁。林清賄通內監，打算於公元1813年，駕幸木蘭秋獮時，襲據京城。未到期而事泄，滑縣知縣強克捷，捕文成下獄。教徒就攻破縣城，殺掉克捷，把文成救出，長垣、東明、曹縣、定陶、金鄉，同時響應。而曹縣、定陶，縣城均被打破。林清使其黨潛入京城，乘夜分犯東西華門。太監劉得才、楊進忠，替他領道。閻進喜等為內應。攻入門的，約有百人。幸而發覺尚早，關門搜捕了兩天一夜，才算搜捕乾淨。林清亦被獲於黃邨。河南、山東的教民，也總算隨時平定。這一次亂事，蔓延得不算廣，時間也不算長。然而內監都交結起事教徒做內應來，當時人心搖動的程度，就真可怕了。 以上所說，不過是犖犖大端。此外小小的變亂，還有好幾次。社會的現狀，既已很不安寧，政治上業已沒有法子可以維繫，而外力又乘虛而入，於是清中葉以後種種的波瀾，就層見疊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