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殖民帝國 · 第11章 殖民地的教育與宗教

第1節　教育 雖然傳統教育日漸沒落，教育捐款數額銳減，教育機構的發展也停滯不前，但英國首批殖民地依然非常重視青少年的教育，高度關注教會學校與世俗學校。特許公司創立了弗吉尼亞殖民地，公司上層也十分支持當地的教育。馬薩諸塞的兒童從來沒有因教育和宗教原因流離失所。 美洲殖民地的教育具有如下特點： （一）早期殖民教育條款的制定。1610年，第二家弗吉尼亞殖民公司的活躍成員有贊助過莎士比亞的南安普頓伯爵亨利·賴奧思利、弗朗西斯·培根、阿伯特主教、理察·哈克盧特、尼古拉·費拉爾、托馬斯·史密斯，以及約翰·胡克的愛徒艾德溫·桑茲。該公司獲得了詹姆斯一世的王室特許，被授權在弗吉尼亞的亨利科地區籌資一千五百英鎊，並預留一萬英畝土地建設學院。為了滿足當地的辦學訴求，倫敦大主教從教區單獨撥款一千英鎊。 只有五千戶居民的馬薩諸塞殖民地創建十年來，一直非常重視並致力於教育發展，並將四百英鎊年收入悉數投入了新學院的建設中。公益行為引發了個人善舉。1638年，約翰·哈佛牧師將自己的一半財產和全部藏書捐給了新學院，即後來馬薩諸塞州久負盛名的世界教育中心。馬薩諸塞人決不允許青少年失去曾經的精神財富，議會制定的兩項法律條款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兩項條款是： 亨利·賴奧思利（1573—1624） 約翰·胡克（1527—1601） 1.1642年規定：為了避免誤食野蠻愚昧的惡果，教徒應該讓兒童或學徒接受教育，讓他們熟練掌握英語。 2.1647年進一步規定：教育不應該隨先輩們的離去而被塵封。人口為五十戶的鄉村必須指派專人教授兒童讀寫，居民為一百戶的城鎮必須建立文法學校，並以大學教育為目標，教導年輕人。 這些規定的踐行還需時日，但大多數英國民眾不以為然。只有通過比較，才能意識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幸運的是，當代思潮正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新市民學院 （二）殖民地教育首獲支持。亨利科學院首次發起了社會捐款活動，但最終無功而返。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統治時期，詹姆斯·布萊爾牧師再次主管學院事務，從倫敦商人那裡募集了兩千五百英鎊，並於1692年籌建威廉-瑪麗學院。威廉三世從弗吉尼亞的免役稅中撥款兩千英鎊，用來資助該學院，威廉-瑪麗學院的辦學精神逐漸顯現，司法大臣愛德華·西摩爾[1]極不情願地為威廉-瑪麗學院擬定了辦學特許狀。詹姆斯·布萊爾牧師認為，弗吉尼亞人民和英格蘭人民秉承著共同的精神。愛德華·西摩爾在臭名昭著的覆信中表達出不滿，寫道：「精神？去你的精神！去生產菸草吧！」由於罔顧公眾情緒，他很快成為輿論熱點。喬治·伯克利主教試圖在百慕達建立學院，後因沒有得到首相羅伯特·沃波爾的首肯而流產。然而，公共募捐並沒有停止。喬治二世在紐約投資四百英鎊創建學院，再增加兩百英鎊投入費城學院的建設。無論如何，學院的籌建離不開個人的努力，以及成立於1698年的基督教知識傳播協會的協助和英國國教的支持。在發展殖民地教育的過程中，議會一直袖手旁觀。大主教為了籌建學院，允許在全國範圍內舉行募捐活動，並在1755年籌得一萬英鎊善款。 （三）教育惠及貧困家庭。馬薩諸塞殖民地的法律規定：城鄉學校面向大眾，教育面前人人平等。1662年，百慕達已經建有免費學校，其贊助人尼古拉·費拉爾曾捐出彭布羅克郡宗族的兩塊土地。1702年，福音傳播協會為殖民地傳教人員和教師制定了行為準則。1721年和1731年，南卡羅來納的聖托馬斯教區捐出巨額遺產資助貧困兒童的教育事業。 （四）教育與宗教一脈相承。實際上，殖民地的公共教育就是宗教教化，世俗教育幾乎不存在。宗教組織的存在讓每個院校都染上了宗教色彩。康乃狄克的耶魯大學由基督教公理會創建；新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由基督教長老會創建；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費城學院由英國國教創建。部分教會資助的地方院校具有宗教排他性，如耶魯大學的教授必須簽署信仰聲明，承諾除了在聖誕節和聖禮日領受聖餐外，學生參與任何英國國教活動都會受到處罰。哈佛學院的章程雖然不具有宗教排他性，但其授課內容僅限於神學，並沒有涉及約翰·胡克、詹姆斯·厄謝爾、傑里米·泰勒、威廉·奇林沃思以及其他為「英格蘭神學的黃金時期」做出貢獻的聖公會教徒。學校隸屬於教會，校舍建在教堂內，因此，學生們自然而然地信仰不同宗教。英國在加拿大建設殖民地期間，教堂、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相攜共生，秩序井然，耶穌會的活動有效促進了教育的發展。 詹姆斯·布萊爾（1656—1743） 威廉-瑪麗學院 愛德華·西摩爾（約1632—1708） 喬治·伯克利（1685—1753） 詹姆斯·厄謝爾（1581—1656） （五）殖民地的種植園區並不重視教育。弗吉尼亞曾兩次嘗試建立學院，但都以失敗告終。亨利科的辦學計劃夭折，威廉-瑪麗學院還沒有步入正軌。雖然資金雄厚，並且由威廉·韋克大主教擔任校長，但威廉-瑪麗學院依然沒有獲得弗吉尼亞貴族的支持，最終湮沒無聞。 1742年，殖民地的「學院內沒有禮拜堂，沒有設立獎學金，沒有制訂規章條例，圖書館裡空空如也，校長薪資不保，教員沒有資格參政」。 1710年，克里斯多福·科德林頓上將將巴貝多的兩塊土地捐出，用於興建學校。但直到1830年福音傳播協會才在西印度群島籌建了第一所學校。 威廉·韋克（1557—1637） 一、殖民地教育遇冷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殖民地的教育遭遇挫折，並殃及英國本土的教育。各殖民地的有識之士不再樂此不疲地籌建院校，且現有學院的辦學質量逐漸下降。思想家和數學家不斷湧現，但他們的研究範圍有限。顯然，知識與道德已經與上世紀的傳統基調產生分歧。威廉·威爾伯福斯了解到，在費舍爾、阿斯卡姆、福克蘭和斯特拉福德等地的學院裡，家境富庶的青年都不願意鑽研學問。威廉·華茲華斯無奈地宣稱自己「與那個時代格格不入」。文法學校因陷入繁文縟節而無法自拔。基督教知識協會雖然資助了五百所學校，但諾威奇主教稱，1810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二貧困家庭的孩子接受過教育，甚至有一些孩子完全沒有受過教育。毋庸置疑，殖民地教育的狀況亟待改善，英國人將再次成為「救世主」。 威廉·華茲華斯（1770—1850） 二、教育現狀 1807年，英國-海外學校協會成立，服務於不隸屬任何宗教派別的學校。1811年，英國國教支持並籌建了國家學會，其宗旨是為各教區創建優質學校。然而，殖民地教育狀況的改善進程依然非常緩慢。截至1833年，英國-海外學校協會僅創建了一百六十所學校，國家學會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一萬一千個教區里籌建了六百九十所學校。1833年，英國政府謹慎地撥出了第一筆款項，並在1839年組建了樞密院教育委員會。截至1870年，約有兩百萬兒童就讀於國家學會學校，小學教育被納入義務教育體系。這一切都得益於國家與各協會的同力協契。 作為英屬殖民地，西印度種植園區、加拿大和開普敦的定居地依然處在初級發展階段，教育狀況不容樂觀。後來，英語在殖民地得到普及，教育遇冷期結束，所有殖民地開始大力發展教育。殖民地與宗主國都意識到，所有兒童都擁有受教育權，社會要為兒童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 一些殖民地的教育體系非常完善，但也有一些殖民地尚待規劃。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都需要依靠政府補貼和基金維繫。大多數殖民地的小學教育基於義務教育、世俗教育、免費教育的原則，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即使在民眾散居的新南威爾斯，小學教育也屬於政府補貼和基金的資助範圍，而且教師四處流動教學。一部分殖民地規定，由國家負擔職業技術教育的開支。較大的殖民地教育範圍覆蓋全面，大學下設了附屬醫學院和法學院，提供花費高昂且毫無益處的歐洲留學機會。殖民地的辦學模式更接近蘇格蘭，而不是英格蘭。學生只有住在由教會資助的大學宿舍里，才需要遵守各種規定。學業結束後，在各類學會的鼓勵下，學生可以繼續鑽研學問、探究科學。譬如，新南威爾斯的皇家學會涵蓋醫學、植物學和文學研究。一些殖民地面積過小，不足以創建一所大學，也無法為學生提供遠赴英國大學深造的機會。 三、教育聯盟 殖民地與宗主國的教育機制一脈相承。殖民地的高級教師都是從英國大學聘請來的。很多學生畢業後會去牛津和劍橋繼續深造。根據新的立法，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有權吸納殖民地或印度院校的學生。殖民地已有四所學院正式附屬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設有加拿大及澳大拉西亞社團，其中不乏來自開普敦和西印度群島的學生。著名的愛丁堡醫學院擁有殖民地無法提供的先進設備，並開展了高端醫學研究，而且醫藥學科教育卓有成效，成為殖民地青年的首選院校之一。許多殖民地學生在倫敦醫學院和律師學院求學。英國皇家醫學院和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歷史悠久，許多擁有澳大利亞學院文憑的學生在這裡深造。英國與澳大利亞之間，以及各殖民地之間的教育政策互惠互利。 廣義的「教育」指的是終身學習，「出版業」與「遊歷」成為兩大文化教育手段，並且卓有成效。 「出版業」旨在傳播知識，影響深遠。主要的英屬殖民地出版社發行英文日報、周刊、月刊和季刊，由此形成了殖民地的文化生活中心。此外，殖民者還可以大量發行私人報紙，日報、周刊和半月刊在小鎮上隨處可見。倫敦殖民研究所定期收到從英國各地發來的一百七十多種期刊。殖民地的辦刊理念是：「殖民者運用自己的智慧創辦刊物。」美國出版界與此相同。 「遊歷」一般費用不高，且申請程序簡單、遊歷過程輕鬆。繼承或賺取了一定財富的殖民者迫不及待地想返回英國。與此同時，越來越多英國人走出家門，前去探索世界。如果與世隔絕、不諳世事，就無法在鎮縣委員會謀得一席之地。從過路費到村裡的牛瘟，如果想對這些問題做出合理解釋，就需要擁有廣闊的視野。羅斯伯里伯爵阿奇博爾德·普里姆羅斯對公共事業非常感興趣，並為年輕人做出了表率。如果將這些事務交給閱歷淺薄、不體民情的官員處理，那麼依靠殖民部管理殖民事務就會成為天方夜譚。 教育內容的重要性無需贅述。無論是英語還是殖民地的語言，都是文學研究與科學探索的瑰寶。長久以來，殖民地的文學作品被宗主國文學的光輝遮蔽。這些作品不僅包括經典的鴻篇巨著，還涵蓋了當代的文學樣式和先輩們的高雅文學。在科學領域，殖民地的主要貢獻在於新材料的發現，並為科學研究提供了機遇。在藝術方面，殖民地毫無優勢可言。歐洲的畫廊和雕塑館一再暗示，殖民地的藝術家是遠古文明的後代。科學積累了財富，並且代代相傳，但藝術的回饋要麼在數代傳承中喪失殆盡，要麼會獲得藝術女神更多的饋贈。殖民地充分發展藝術，購買並分享歐洲藝術寶藏，以感恩之心接納精美的雕刻品、精緻的建築繪圖、精心鑄造的雕塑等瑰寶。也許英國的土地終將貶值，但殖民者擁有的藝術瑰寶及時體現出殖民政府和市政當局的雄厚財力。目前，英國政府並不重視國民本該享有的教育優勢，致使英國的教育水平和智力發展落後於殖民地。一名殖民者遊歷歐洲時，其表現令同行的英國朋友刮目相看。因此，遊歷可以積累文化閱歷，從而對事物做出藝術的判斷，即所謂的「品位」。 四、原住民的教育 殖民伊始，原住民的教育與其宗教信仰的轉變息息相關。原住民和殖民者子女的教育實例足以說明，早期殖民者輕視有色人種，並認為教化原住民就像改變信仰一樣困難。 詹姆斯一世的皇家信件曾談到擬建的亨利科學院：「在蠻荒貧瘠的地方創辦教堂和學校，在異教徒中傳播福音。」弗吉尼亞公司的財務主管艾德溫·桑茲也曾收到一筆匿名捐款，捐款者要求「培養七到十二歲印第安兒童的基督教信仰，讓他們在二十一歲時接受知識與技能培訓，使其像弗吉尼亞的英國人一樣享有自由和平等」。 亞德利與波哈坦的酋長們與殖民者簽訂了特殊條約，以保障印第安兒童可以進入亨利科學院學習。哈佛學院也簽署了相關協議，開始籌建「印第安學院」。傳教士約翰·艾略特使用的是印第安語版本的《聖經》和單張福音。 六十年後，即1693年，威廉-瑪麗學院創立。羅伯特·波義爾在教化與教育印第安人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被威廉-瑪麗學院特聘為教授。 英屬殖民地不支持、不贊成甚至禁止黑人接受教育。在周末和節假日，黑人需要回到田間勞作，養家餬口。在荒僻的種植園裡，黑人幼童要做一些採集石子或除草的工作。1704年，福音傳播協會在紐約開設了黑人學校，並在巴貝多的科德林頓建校。1817年，圭亞那的英國總督曾呵斥一位牧師道：「你竟然敢教授黑人讀寫，你不能再待在這裡了！」在殖民地種植園裡，教育活動主要以宗教崇拜的形式進行。 印度本土對教育的漠視阻礙了教育政策的推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1813年，東印度公司試圖禁止任何將印度人「歐洲化」的行為。1833年，《麥考利教育法》開始在殖民地上層階級中流行。隨後，教育改革席捲了整個印度半島。目前，印度的師生數量達三百五十萬人，其中包括一小部分印度兒童，而且兒童受教育率是十年前的兩倍。此外，還包括十分之一女性，但印度並沒有做好大規模開展女性教育的準備。印度各區都設立了高中，開始教授英語、梵語和阿拉伯語，以取代原歐洲學校的拉丁語和希臘語。印度擁有六所知名大學和眾多學院，一流學府多以政府補貼為主，由傳道協會管理。多年來，傳道協會掌控著印度的教育，如塞蘭坡的凱里學院和馬德拉斯的長老學院。這兩所學院都在印度教育史上地位顯著。 隨著英國對教育的日趨關注，英屬直轄殖民地也開始重視教育問題。1866年，牙買加登記在冊的學者有一萬九千名，1888年增至七萬五千名。目前，牙買加僅有一所公立學校，教師大多訓練有素，約千分之一[2]的殖民地居民在此接受教育。 第2節　宗教 一、殖民地的宗教信仰 西屬與葡屬殖民地展開了一項關於歐洲人宗教信仰的調查。結果顯示，由於受到氣候和異教徒的影響，這些殖民地的道德力量明顯被削弱，逐漸遠離了基督教世界。基督教在南美各共和國也呈現日薄西山的態勢，與歐洲的羅馬天主教相差甚遠。羅馬天主教廷在法屬殖民地和法蘭西本土的影響力逐漸衰弱，表現出江河日下之勢。 英屬殖民地的宗教影響程度不一，宗教活動貫穿在整個殖民史中。宗教與殖民運動高度結合，並在英國國內蔚然成風。理察·哈克盧特分析了宗教在殖民地早期的作用，並預言國內最虔誠的教徒將成為殖民地的宗教領袖。《弗吉尼亞憲章》附則的「皇家法令」規定：「根據英國國教的教義和信條，殖民地總督、立法委員會、部長必須傳播上帝之音，培育基督信仰，恭行教徒之奉，不僅要在殖民地以身作則，還要將基督教義散播到鄰近的蠻荒之地。」 羅伯特·亨特牧師曾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授權，理察·哈克盧特推薦其加入探險遠征隊。據說，詹姆斯鎮的布道講壇是一座由頂篷帆和釘在兩棵樹上的木條組成的原木小屋。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在約翰·史密斯的作品中，看到這樣的描述：「像家常穀倉一樣設起神龕，要求我們每周日進行禱告與布道。」基督教神職人員必須繳納什一稅，缺席禮拜者和違背安息日律法者將受到懲戒。弗吉尼亞殖民地的清規戒律與英國國內大同小異。 約翰·艾略特（1604—1690） 羅伯特·波義爾（1627—1691） 流亡者在新英格蘭建立了教堂，但仍然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管理。新英格蘭中部地區的宗教組織不受殖民地政府的控制，直接接受英國本土的管轄。1649年，在《長期議會法案》的推動下，奧利弗·克倫威爾募集了一筆善款，創建了旨在推廣新英格蘭宗教的公司，並由羅伯特·波義爾擔任首席顧問。在安妮女王統治時期，首席顧問托馬斯·布雷籌建了兩大協會：基督教知識促進會和福音傳播協會。基督教知識促進會的第一次會議由托馬斯·布雷和一位貴族、兩位律師及一名軍人共同主持召開。在西印度群島，學者與軍人們秉持清晰的宗教信仰與教義，創建了牛津大學的著名文庫——眾靈文庫。喬治·伯克利主教試圖在北美殖民地創建學院，但因羅伯特·沃波爾的冷漠態度而流產。18世紀最傑出的兩位主教約翰·巴特勒和托馬斯·威爾遜都是狂熱的宗教支持者。即使在早期的植物灣流放地，也存在大量宗教元素。保守派作家威廉·佩恩談道：「這個地方唯一的文明元素，就是存在像理察·約翰遜這樣甘於奉獻、自願再次陪伴罪犯的牧師。」理察·約翰遜在澳大利亞殖民地傳教布道，冒著教堂隨時可能被焚毀的危險，自掏腰包修建了教堂。英國的基督教協會逐漸在殖民地發揚光大。總之，這些協會再現了英國基督教的輝煌，雖然形式各異，但依然將宗教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各個宗教的分支代表隨著移民大潮來到殖民地，宗教勢力也隨之改變。有的宗教分支脫離了原宗教協會，形成新的宗教組織。基督教的衛理公會信徒眾多，成功吸納了許多異教徒。英國國教沒有依據法律強迫民眾信教，導致部分信徒流失，但由於其持久的感召力，信徒數量依然多於非國教教徒。 托馬斯·威爾遜（1741—1813） 受產業生活的影響，英屬殖民地人群散居，宗教思想與社會生活體現出物質化傾向。這種傾向表現為：第一，強大的精神力量尚未顯現；第二，人們逐漸疏離宗教，不再遵紀守法、勤儉節約、戒酒禁慾、互幫互助。殖民者也耽於物質享樂，不再積極傳播福音。基督教對個人品行的約束和對家庭生活的保障蕩然無存，人們普遍缺乏宗教熱情。隨著城鎮規模的擴大，各個階層的閒散人口越來越多，歐洲的發展模式再次在殖民地上演，人們潛在的宗教熱情重新被喚醒。 詹姆斯·穆爾豪斯大主教敏銳地判斷說：「總體來說，殖民地人民的宗教熱情遠勝英國國內的資產階層。」即使在窮鄉僻壤，也有一群殫精竭慮的思想家，通過自己的智慧解決了許多宗教問題。詹姆斯·穆爾豪斯大主教稱，仍然有一些人於孤寂的夜晚在柴火堆旁讀書看報，「宗教是令人振奮的禮拜，是發自內心的愉悅，是在與思想者傾訴心聲，或平靜、或熱切、或感激。宗教思想定會永存，其精神與教徒同在」。 二、宗教聯盟 宗教是聯繫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紐帶，宗教聯盟是一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重要機制。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持下，一百五十多位英國國教主教及其附屬教會每隔十年召開一次頗具影響力的會議。由於英國和美國之間橫亘的政治障礙，具有崇高宗教目的的聯盟最終分裂。殖民地的主教來自英國教區，為當地牧師傳授英國國內的宗教知識。衛理公會與殖民地互派代表參加由基督教長老會組織的會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理會的各教派也開始互派教友進行交流，甚至會專門安排類似的參訪活動。羅馬教會雖然具有極強的凝聚力，但一直游離在英國之外。 三、宗教與原住民 基督教的傳教大業始於東方探險和新大陸的發現。此後，利益特殊化、全球多元化和影響深遠化的歷史新篇章正式開啟。人們對各個宗教的體驗不盡相同，感受各異。正如「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只有通過一致的標準，才能衡量各宗教發展的過程和結果。從歷史角度來看，宗教也存在世俗因素。一些宗教問題的終極答案可能存在於另一個世界，但也可能就在眼前。如果皈依基督，那麼聖潔與正義將是通向上帝的階梯。人類行走在一條沒有歷史入口的道路上，終將摘得信仰的果實，基督教影響著公民們的道德生活。因此，從歷史的發展角度來看，任何否認宗教存在的歷史都是不公平、不完整的。 宗教對殖民地的影響有如下幾個特徵： （一）宗教之光。基督教牧師在傳教時，非常重視個人品性，並對殖民地的原住民進行言傳身教。 聖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與出征的將士 每每回顧傳教史，我們發現任何甘於奉獻的教徒都是受人愛戴的傑出人物，相關例證不勝枚舉，如聖方濟各·沙勿略、亨利·馬丁、約翰·艾略特、威廉·凱里、艾多奈拉姆·耶德遜、亞歷山大·達夫，以及其他許多無私奉獻的夫婦，他們的姓名被鐫刻在一起，永不磨滅。我想，沒有比他們更德厚流光的人了。虔誠的殖民地原住民或溫文爾雅，或舉止粗鄙，但都擁有強大的道德與精神力量。殖民地每所教堂的修建都基於教徒的精神力量，「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無論這些教徒高尚與否，宗教的客觀影響都不會改變。就像凱里學院和利文斯敦學院一樣，附屬於伊頓公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塞爾溫學院與帕特森大學通過簡單粗暴的方式，教化玻里尼西亞男孩，使其成為鞋匠或手工業者，而這些男孩無法根據自然法則或基督律法明辨善惡。我們必須承認，高尚的道德行為和優良的道德品質都是天性使然。雅利安人因宗教信仰顯得高貴，明顯優於蒙古人和黑人。 （二）傳教士使殖民地原住民意識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但一部分原住民對此並不苟同，如婆羅門教徒經常對英國人嗤之以鼻。只有堅信任何民族都可以接受教化，才能引領所有民族共同進步。遠古時期，大自然繁衍出了諸多人類種族。基督文明的根本所在是「人性」，但同源概念中沒有與之對應的「非人性」。人類應該團結一致，方可萬物共生。傳教士的職責是讓人類共享文明遺產。他們高瞻遠矚，為全人類傳播福音。雖然現在依然存在種族劃分，但人類終將變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三）無私的基督徒善行不斷，而且永不言棄。新的殖民者攻城略地，互相展開了激烈的角逐。渴望「攫取黃金的基督徒」令殖民地的原住民恐慌無比。 西班牙人本來不應該出現在膽小怯懦的美洲原住民面前，他們通過剝奪原住民的人權牟取暴利，令西班牙蒙羞。在美洲殖民地的避難所，自戕事件經常發生。約翰·安德魯·多伊爾先生[3]在《美國》一書中寫道：「只有竭盡全力保護原住民的牧師，才能免受眾人的譴責，甚至得到嘉獎。他們向西班牙政府控訴殖民侵略者的罪行，想盡辦法改善原住民的生活狀況，為了原住民的利益甘願犧牲。」他對這種善良進行了描述：「美洲原住民遭受迫害時，只有虔誠的基督教傳教士願意為他們赴湯蹈火。」早期的英屬殖民地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追根究底，歐洲人的極端暴行令人髮指，幾乎所有慘絕人寰的野蠻行徑都曾在殖民地一一上演。譬如，殖民者在紐西蘭侵擾捕鯨者，在玻里尼西亞殘害伐木工，在塔斯瑪尼亞島鞭笞罪犯，通過酒販摧殘南非的土著酋長，致使其發瘋而死。一些殖民者自私貪婪、冷酷無情。在最黑暗的殖民時期，基督教傳教士捧著《聖經》，背著十字架走向殖民地，撫慰原住民的恐懼和憎惡情緒，阻止殖民者的種種暴行。無論是早期的紐西蘭歷史，還是本世紀末的新幾內亞和新赫布里群島的傳教經歷，都揭露了這段廣為人知的歷史：傳教士背井離鄉，終其一生為原住民的權益奔走。 然而，大多數傳教士墨守成規，使殖民地的原住民誤將傳教視為一種職業。但仍然有成百上千的傳教士專心致志地傳播福音，使整個歐洲團結一心，也使印第安人得到了白人的尊重與信任。基督教徒從「為門徒洗腳」中得到了啟示，殖民地教堂讓蒙昧的原住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四）與日常生活高度契合。生活在殖民地的商人與政府官員以身作則，不僅向人們展示了如何誠信為商、服務於民以及善待他人，還詮釋了日耳曼民族的生活理念，即「以家為家」。雖然這些影響遠不及自我奉獻那麼打動人心，但也意義非凡。和諧幸福的家庭是維繫殖民地的紐帶，也是殖民地的財富。在印度，部分原住民內化了英式思想，成為虔誠善良的基督徒。普通信徒正直勤勉，經過教化也能擁有歐洲商人或官員高尚、公正和仁慈的品質。代表白人社會美德的傳教士利用善款籌建傳教基地，並互派代表團，以仁慈之心寬恕懶惰無知的普通教徒。 宗教對原住民中的富商和清官影響深遠，尤其對循規蹈矩的虔誠教徒。原住民欣賞的美德是情操高潔、遵紀守法、溫文爾雅，不屑與猥瑣庸俗的白人為伍。 除了羅馬教會，英國、德意志帝國、瑞士、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丹麥、荷蘭和美國有近兩百個新教傳教團。目前，殖民地的殖民活動大多伴隨著宗教活動。1870年，自英國殖民斐濟、貝專納、布爾瑪和新幾內亞以來，宗教活動應運而生。 我們還應該注意以下兩點： （一）宗教組織跨越了國家界限，歐洲文明不再局限在某些政治區域，宗教成為文明的一部分。一些宗教協會渴望得到英國的認可，但也有一些協會將目光投向了中國、日本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基督教的傳播與商貿往來一樣，超越了人種的界限、政治的阻礙和地域的劃分。 （二）英國的民眾只了解人類的起源，對世界知之甚少。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人類認識世界的帷幕。很少出門遊歷的英國人只能從退休或回家休養的傳教士口中得到一些新奇的信息。因此，宗教組織使英國公民獲得了新知識，了解了世界。 此外，還要注意區別以下三種態度： （一）國家宏觀指導。西班牙和葡萄牙依然是羅馬教會的武器；墨西哥的異教徒排查行動遠比西班牙本土嚴苛；英國宗教委員會派遣牧師外出傳教；新南威爾斯政府開始資助牧師；西印度群島依靠主教的募捐發展宗教事業。 （二）消極對立。從18世紀的伯克利時代到1813年[4]，英國政府為官不為、懶政怠政，尤需公民和衷共濟、群策群力。 （三）保持中立。英國政府強調宗教的主體地位，弱化了國家職能。教堂與學校是重要的國家資產，受到法律保護。在非洲，英國的特許公司與傳教協會積極發展宗教事業，殖民活動與宗教活動並駕齊驅。傳教協會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的新斯科舍自行發展，成績斐然。 * * * [1]愛德華·西摩爾（Edward Seymour，1633—1708），曾任英格蘭下議院議長、司法大臣。——譯者注 [2]殖民地總人口為六十萬，其中受教育人數為八百人。——原注 [3]約翰·安德魯·多伊爾（John Andrew Doyle，1844—1907），英國歷史學家。——譯者注 [4]英國政府不作為的情況在1813年尤甚。——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