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殖民帝國 · 第9章 勞動力供給與殖民地經濟

歐洲文明高速發展，產業活動生機勃勃，大自然的回饋也越來越多。人類的需求日趨增多，國家財富隨之積累。中國和日本借鑑了歐洲的產業發展模式，產業發展日臻成熟，歐洲卻無法對其進行干預。然而，印度的情形與這些國家都不同。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印度的殖民區域多在落後民族聚居的地方或人煙稀少的深山大澤。無論印度的殖民落腳點在哪裡，文明的發展都會刺激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 英國人在溫帶地區從事的產業活動非常多，但無法承受熱帶地區的重體力勞動，只能提供資金或施以管理。歐洲早期的殖民活動主要集中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隨後逐漸將重心轉移到了溫帶地區。 為了滿足殖民地對勞動力的需求，歐洲殖民地在不同時期採取了以下五種政策： 第1節　僱傭原住民 西班牙採取了僱傭原住民的方式。為攫取財富，西班牙強迫原住民棄農從礦，甚至殘忍迫害他們。很多原住民因勞累過度死亡。西班牙在巴哈馬群島大開殺戒，僅有十六人倖存，牙買加原住民無一倖免。一些重要的殖民地人口稠密，無法施行種族滅絕政策，只能採取壓榨或剝削的措施。英國殖民者往往會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西印度群島的原住民非常少，英國殖民者征服了當地的印第安部落，將其馴化為奴。毛利人和澳大利亞土著難以教化，非洲祖魯人和卡菲爾人被馴服成了苦役，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沒有太大用處。西屬與葡屬殖民地的原住民更容易融入當地產業生活。墨西哥和南美的主要人口是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種。英國人對日耳曼血統心存敬畏，阻礙了種族融合。因此，英國殖民地的混血人種並不多。無論採取一夫多妻制，還是像卡羅來納種植園家庭那樣引進家奴，「家」的概念都無法得到升華。生活在破瓦殘垣，常被鞭笞的農工，即使偶爾受到善待，也依然不屬於任何家庭。 第2節　黑奴制度 僱傭勞動力本來是合理合法的，但殖民者的僱傭方式令人不齒。西非黑奴是美洲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也許有人會問，殖民者為什麼不僱傭非洲黑人，而是買賣黑奴呢？這也許是歐洲和非洲共同開發美洲資源的陰謀。奴隸貿易最後以失敗告終，主要是因為缺乏兩個必備條件：第一，徵得黑人同意；第二，輸送渠道暢通無阻。歐洲人對待黑奴的方式非常野蠻，黑奴幾乎沒有任何人權。地位低下的黑奴成為滿足貪慾和發泄仇恨的工具。葡萄牙人最先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販奴機構，將黑奴從非洲工廠販賣到巴西種植園。西班牙人雖然從未涉足這種交易，但仍然千方百計地向古巴、波多黎各的種植園提供奴隸。西班牙傳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支持奴隸買賣，認為黑人比印第安人更能適應高強度的勞作。英國也涉足奴隸貿易。我們雖然不能以19世紀的道德標準衡量17世紀的貿易，但發現約翰·漢普登和彌爾頓的祖國竟然為了這筆壟斷交易與其他國家討價還價，並試圖通過《烏得勒支和約》達到目的。奴隸制持續了二百五十多年，大西洋年均販奴十萬人次，非洲人民經受了沉重的苦難。伊斯蘭教徒將黑人從西非驅趕到埃及、阿拉伯半島、波斯和土耳其，使其成為家傭；歐洲人將黑奴販賣到種植園。家傭的地位比弗吉尼亞和牙買加的黑奴地位高一些。在最近關於西印度群島種植園的記錄中，黑奴販賣與牲畜買賣的賬目往往混雜在一起。黑人嬰兒的生死記錄與驢、牛的記錄並無二致。正如一位法蘭西作家描述的那樣，英國在大西洋沿岸建廠，利用黑人對阿拉伯人的仇恨，使雙方在大西洋東海岸交戰。 非洲部落居民被捕 奴隸被扔進條件惡劣的船艙，運往美洲種植園 奴隸登陸美洲海岸 在歷史長河中，反對奴隸貿易的聲音不絕於耳。貴格會清楚地認識到奴隸貿易的不合理性，教徒們因同胞的貪得無厭備感傷心。直到18世紀末，人們才開始抵制奴隸貿易。1780年，賓夕法尼亞廢除了奴隸制。格蘭維爾·夏普提議，英屬殖民地的黑奴應該重獲自由[1]。1784年，劍橋大學瑪格達萊妮學院的一名碩士曾以「強迫黑奴勞動是否合法」作為論文觀點。托馬斯·克拉克森為奴隸解放事業奉獻了一生，最終斬獲殊榮。威廉·考珀、埃德蒙·伯克和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曾言辭激烈地抨擊奴隸制。威廉·皮特試圖從法律角度證明奴隸制的不合法性。頗具影響力的威廉·威爾伯福斯堅信奴隸制是不公正的，並與托馬斯·克拉克森共同致力於廢除奴隸制的事業。廢奴主義者前仆後繼，付出了五十多年的心血和努力，終於為人類歷史留下了一幅鴻篇巨製。黑奴為種植園帶來了豐厚利潤。因此，種植園主通過賄賂各市長與選民抵制廢奴呼聲。1832年，《改革法案》的頒布遏制了徇私舞弊的行為。法蘭西革命使人們對自由主義產生了懷疑，廢奴運動進程加快，奴隸貿易因此受到影響。美國獨立之前，弗吉尼亞議會加入了廢奴運動。弗吉尼亞下議院分別於1794年和1796年通過了廢奴法案，但在1804年，上議院以七十六票對七十票否決了該法案。1806年，下議院通過了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提議，並於1807年生效，但不幸的是，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威廉·皮特都已經去世。該決議在下議院以二百八十三票對十六票通過，並以六十六票的多數票在上議院通過。1808年，美國終於取締了奴隸貿易，但非法販奴行為並沒有銷聲匿跡。1811年，亨利·布魯厄姆說服議會，將奴隸貿易設為重罪，並通過部署海上巡洋艦遏制奴隸貿易。新的政治經濟學主張廢除不公正的奴隸貿易，慈善家們也認為這種貿易是浪費資源。然而，羅伯特·巴克斯頓的提議在1823年再次遭到否決。1825年，威廉·威爾伯福斯從議會退休，但羅伯特·巴克斯頓依舊在為廢奴事業努力。1833年，亨利·喬治·格雷攜同亨利·布魯厄姆和約翰·斯坦利，一致通過了廢奴法案。此外，英國還決定給販奴者發放兩千萬英鎊國家賠償金，並以稅收的形式落實該政策。廢奴主義者對此表示贊同，公民交口稱讚並表示願意負擔重稅。1834年8月1日，廢奴法案生效，七十七萬零兩百八十名奴隸重獲自由。威廉·威爾伯福斯沒有親眼見證廢奴法案的兩次審議過程，抱憾離世。1846年，托馬斯·克拉克森也逝去。種植園主嘗試利用學徒制挽留黑人，但並沒有奏效。1838年，學徒制流產。與此同時，廢奴範圍擴大到了東印度種植園以及其他國家，如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48年）、葡萄牙（1851年）、荷蘭（1860年）和美國（1864年）。在過去的十年中，巴西和古巴仍然存在販奴現象。直至1886年，古巴才徹底廢除了奴隸制。雖然古巴政府沒有提供國家賠償金，但也並沒有影響當地的生產活動。巴西預計在19世紀末廢除奴隸制，但奴隸主必須預支一定的賠償金。1887年，奴隸制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奴隸主懲罰不聽話的奴隸 威廉·考珀（1731—1800） 美國廢奴運動期間戴著手銬腳鐐的奴隸 直到19世紀，「奴隸制」的政治概念才逐漸消亡。廢除奴隸制不僅僅意味著產業結構的瓦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堅決支持奴隸制，認為低賤的奴隸既可以滿足產業需求，也可以用來抵債。斯巴達和雅典踐行了奴隸制。從政治哲學角度看，奴隸制並沒有被徹底廢除。[2]美國和法蘭西共和國尚未普及人權概念。奴隸制不會因基督教的譴責而終止，但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中逐漸消解。貴格會教徒的信仰純粹專一，福音派教徒竭力復興本教，這都使人們意識到奴隸制與人類的幸福生活格格不入。歐洲各國深受奴隸制的影響，不遺餘力地為廢除奴隸製做出努力。 亨利·布魯厄姆（1778—1868） 威廉·威爾伯福斯（1759—1833） 托馬斯·克拉克森（1760—1846） 托馬斯·克拉克森在議會發表廢奴演講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光明總會從黑暗中迸發出來。經過二百五十多年黑暗的奴隸制，人類終於盼來了廢除奴隸制的時刻。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記載著人類道德意識的淨化過程。 第3節　引進苦力 廢除奴隸制後，歐洲國家的殖民地不再從非洲進口勞動力。英國的苦力主要源自印度。為了養家餬口，很多印度人自願離家，遠赴與家鄉氣候相似的地方，從事穩定的工作。他們不僅享有薪水，還能擁有人身自由和家庭權益，最後衣錦還鄉，平生第一次成為資本家。譬如，一艘船曾運送三百二十名印度苦力返回加爾各答。這些苦力攜帶的錢財高達六萬五千美金。低種姓的印度人多在模里西斯、納塔爾和西印度群島的糖業種植園勞作。亞熱帶地區的昆士蘭多僱傭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殖民地政府制定了相關規章制度，規範苦力的運輸渠道，為各殖民地分配苦力並提供膳宿，以確保苦力得到公正待遇。此外，政府還監管苦力的膳食，為他們提供醫療保障，定期檢查他們住的工棚，並統一勞作時間和工資標準。每位苦力享有兩次被僱傭的機會，除非受到官方懲戒，否則不得中斷僱傭關係。他們可以長期定居在殖民地，也可以重返印度。昆士蘭殖民政府的失職之處在於制度的實施方式，而不是制度的具體內容，譬如代議制殖民地和直轄殖民地制度。玻里尼西亞人的為奴史曲折坎坷，船工們地位低下，工作環境十分混亂。雖然昆士蘭幅員遼闊，但種植園大多遠離市中心。然而，這並不能成為政府失職、玻里尼西亞人受到虐待的理由。昆士蘭的新內閣上任後，不僅實行了居民優待政策，還特赦了部分罪犯。英屬殖民地的苦力大多聚居在一起，如圭亞那的七萬名苦力、特立尼達島的七萬名苦力、納塔爾的四萬名苦力、牙買加的一萬三千名苦力和模里西斯的二十五萬名苦力。 奴隸制和苦力制之間的對比清楚表明，如果國家律法公正，不僅可以滿足經濟需求，還可以賦予苦力人身權利。 比起法蘭西和西班牙的奴隸制，英國的奴隸制並不苛刻。 苦力制度為全世界帶來了福音。英國通過議會控制苦力來源地——印度殖民地和其他使用苦力的英屬殖民地。鑒於同印度等英屬殖民地的頻繁交往，英國可以有效監管苦力制度。旅居海外的英國人可以隨時將所見所聞報告給政府。因此，種植園主認為，善待苦力關乎國家聲譽。儘管殖民進程進入尾聲，但種植園主獲益頗豐。就像校長需要接受政府檢查一樣，種植園主也受到國家的監管。雖然一些殖民地對此持有異議，但英國人僱傭其他民族作為勞動力的方式從未改變。 中國勞工的處境比較特殊。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不受歡迎，甚至遭到驅逐。但他們胸懷抱負，一些人留在城市工作，一些人涉足商業，不再投身田間勞作。整體來說，中國勞工的問題屬於自由移民問題。 第4節　囚犯勞動力 在早期的殖民活動中，葡萄牙強迫囚犯在巴西種植園勞作，法蘭西王國和英格蘭也採用了相同的方式。17世紀的動亂時期，英格蘭將圓顱黨政治犯遣送到殖民地充當勞動力。鄧巴戰役、伍斯特戰役、利默里克戰役後，奧利弗·克倫威爾將受降的騎士遣送到了弗吉尼亞和巴貝多。1686年，蒙默思之亂平息後，囚犯們被發配到巴貝多。來多爾切斯特、埃克塞特和韋爾監獄的六十八名農夫、七十二名織工、九十名工匠和一百名其他囚犯因叛國罪被判處十年苦役，隨即流放到了殖民地。刑滿釋放後，這些囚犯可以前往其他海島或波士頓、紐約和弗吉尼亞，甚至返鄉。後來，「將囚犯流放到海外」的方式也開始用於處置普通罪犯，並成為除了死刑以外最嚴苛的懲罰。 巴西奴隸主在懲罰奴隸 奴隸們在繁重的勞動後休息用餐 英國痛失美洲殖民地後，只能重新尋找處置囚犯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島和加拿大都不願意接收罪犯，詹姆斯·庫克在澳大利亞最偏遠的海岸建立了罪犯安置點。這個地方植物品種繁多，因此，詹姆斯·庫克將其命名為植物灣。1787年，六艘運輸船和三艘倉庫船承載著七百五十七名罪犯，其中包括二百名女囚犯，在一艘戰艦和交通船的護送下，駛往植物灣。後來，海軍源源不斷地向植物灣運輸牲畜和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犯人們刑滿釋放後，會得到土地、牲畜和能夠維繫十八個月的糧食。一些人將這些物資揮霍殆盡，但大多數人克勤克儉，開始了新生。英國每年約有兩千至三千名罪犯被判流放，他們大多因偽造罪和盜馬罪被判無期徒刑，畏罪潛逃的人會被判處死刑。隨著自由民的到來，出獄後的犯人會留在殖民地兼做勞工。後來，這種勞動力供給方式開始流行，社會風氣逐漸敗壞，政府瀆職腐敗，物慾主義盛行。面對這些社會問題，生性善良的人們依舊樂觀向上。但也有一些人以暴制暴，加劇了社會矛盾[3]。罪犯「詩人」喬治·巴林頓的名句曾作為雪梨歌劇院的開場白：「真正的愛國者願意為了國家的未來遠赴他國。」 詹姆斯·庫克在植物灣登陸 喬治·巴林頓在考文特花園劇院偷盜奧爾洛夫伯爵的口袋時被逮捕 隨著新南威爾斯領土的擴張，橫跨藍山的盛景再次出現。自由民絡繹不絕地來到澳大利亞殖民地，農業歲豐年稔，人們開始反對接收流放犯人。殖民地政府也左右為難：維多利亞殖民地政府受到了威脅，決定將罪犯運往普利茅斯；開普敦人民反對囚犯定居在本地；范迪門地斷然拒絕囚犯輸送計劃；西澳大利亞舉棋不定，囚犯輸送計劃最終流產。以霍華德為代表的民眾對不幸的囚犯深表同情，尤其是女囚犯。傑里米·邊沁、查爾斯·亨利·麥金托什[4]和塞繆爾·羅米利開始倡導較為溫和的刑法。1819年，英格蘭和威爾斯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人被判死刑，但僅有一百零八人被當場處決，其中十五人犯有謀殺罪。1849年，溫和派政府上台，六十六人被判處死刑，其中十五人犯有謀殺罪。理察·惠特利大主教多次強調，死刑制度有悖道德。英國政府勉強認同了他的觀點，於1867年廢除死刑。 傑里米·邊沁（1748—1832） 塞繆爾·羅米利（1757—1818） 然而，法蘭西依然執行死刑制度。屢教不改的罪犯被送往卡宴和新喀里多尼亞殖民地，困擾著附近的澳大利亞殖民地。 第5節　僱傭自由移民 人類的體質適宜在溫帶地區勞作。自由移民是殖民地勞動力供給的重要來源。殖民地供養他們，從而形成了新的社區。新的商品市場為自由移民的子女提供了海外就業的機會。商人們積極開展商業活動，工廠夜以繼日地進行生產，越來越多的人來到澳大利亞定居。 本國的排斥與外界的吸引形成了移民動機。新的殖民地充滿誘惑，就業機會多種多樣，這也是英國產業發展的尷尬處境。隨著英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產業水平的提升，原本飽和的殖民地仍然需要吸納更多人口。不知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土著是否認為「澳洲花園」已經人口過剩，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國人口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已經達到四百萬。倫敦被威廉·科貝特稱為「瓮」，星羅棋布的花園和一望無際的田野從市中心向外延展。國家的發展水平決定了人口密度，如果想了解英國在一定發展階段的人口密度，那麼應該調查一下居民的居住感受。如果國內的人口密度不大，但移民依然源源外流，說明英國的國力終將日漸式微。 威廉·科貝特（1763—1835） 殖民初期，移民動機緩解了英國國內的人口壓力。探險家前往殖民地尋找新的財富之源，航海家和旅行者的描述令人心馳神往。出於政治仇恨、經濟衰敗、宗教迫害等原因，人們背井離鄉前往殖民地。一百五十年來，大量自由民自願移居到英屬殖民地。1760年，美洲殖民地人口達到了三百萬，而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人口僅有七百萬。 隨著美國的獨立，英國的移民活動進入尾聲，其影響也微乎其微。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第一，地處熱帶的西印度群島物產豐饒，加拿大自治領竭力吸納移民，而且澳大利亞的移民數量也不多；第二，英國國內的人口過剩壓力已經得到緩解，甚至需要為不斷發展的製造業提供就業人口。戰事頻仍、賦稅苛刻等因素迫使人們在貧瘠的土地上種植玉米。戰士們身心交瘁，一些軍人過勞而死，數量超過了在特拉法爾加戰役、維埃拉戰役和維多利亞戰役中的傷亡人數，皇家海陸軍急需徵募新兵。滑鐵盧戰役過去三十年後，英國開始致力於國內人口的增長，移民活動暫停。 滑鐵盧戰役之後，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拿破崙被關進了聖赫勒拿監獄，貧窮兒童撫養法案改弦易調。此外，移民活動逐漸復甦。從1815年到1830年，每年平均有兩萬三千人離開英國，遠赴加拿大、開普敦和美國，澳大利亞也開始鼓勵自由移民前來定居。美國移民與日俱增，如1830年至1840年，移民年平均增長量為七萬人；1840年至1846年，年平均增長量為十萬人，在移民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愛爾蘭農民幾乎全島遷徙，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動。從18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強迫小農場擴大經營，馬鈴薯種植業促進了人口增長和財產分化，但大部分人僅以蔬菜充飢。1846年至1847年，馬鈴薯歉收，民眾被迫移民。移民潮帶來的自由貿易減輕了上述災難造成的影響，愛爾蘭人決定自謀生路。從1840年至1846年，約十萬愛爾蘭移民湧入英國殖民地。從1847年至1850年，愛爾蘭移民增長至二十八萬人，其中大多數去了美國。[5]數世紀以來，愛爾蘭人從未指望英國在危機時刻給予他們慷慨幫助。1801年，移民潮的出現使愛爾蘭人口從八百萬驟降至五百二十五萬，現在僅剩五百萬。與此同時，從1851年5月1日至1889年12月31日，愛爾蘭移民總數達三百三十四萬六千五百八十人。 英國皇家海軍的戰艦 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 帝國主義情結並沒有消除愛爾蘭移民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在美國的愛爾蘭人。提到全世界講英語的民族時，應該牢記的是，愛爾蘭人多年的仇恨可能會影響他們對英國的熱愛。 蘇格蘭人更喜歡加拿大和紐西蘭，萊茵河畔的德意志釀酒商認為澳大利亞的葡萄園經濟前景可觀，劍橋郡的年輕人在倫敦扎穩了腳跟，並將同鄉也帶到了倫敦。緊密的家族聯繫促進了世界勞動力的流動，鐵路和蒸汽船更是促進了這一流動。大多數法蘭西移民去了阿爾及利亞和受法蘭西影響較大的地方，如埃及。除了法裔加拿大人，現在約有五十萬法蘭西人定居海外。 早期的鐵路軌道與蒸汽機車 德意志移民在移民史中舉足輕重，他們是最早移民到海外而且活躍到現在的民族，具備優秀的移民品質。譬如，德意志移民在賓夕法尼亞的人數占比較大，他們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庇護下前往開普敦，隨後遍布世界各地。從1850年至1870年，大約有二十五萬法蘭西人、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德意志人和二百七十萬愛爾蘭人移民美國。德意志帝國如果早點開展殖民活動，無疑會擁有更多的殖民地，甚至獨立的德意志國家。但由於受到英屬殖民地和美國的同化，其殖民影響力並不顯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目的地是南美洲。義大利人比較心儀西班牙、美國、拉普拉塔河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這表明他們非常重視拉丁親緣關係。瑞士人縱貫南北美洲，荷蘭人相對穩定。但事實上，荷蘭曾在殖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曾在《論宗教》中談到查理二世瓦解三國同盟，致使荷蘭落入路易十四手中，荷蘭人悉數遷往美洲及東部殖民地。由於國土面積狹小，生產力低下，荷蘭沒有能力供養國民，因此，從1882年至1889年，每年約有四千荷蘭人移居美國。 蘇格蘭曾嘗試掀起移民運動，並試圖在1621年將新斯科舍劃入蘇格蘭的管轄範圍內。然而，達里恩的兩次移民運動均以失敗告終，英國繼續掌握著蘇格蘭的命運。 威廉·佩恩回顧了整個歐洲移民史，他認為，蘇格蘭對移民運動的貢獻最大，其次是英國，再次是德意志帝國。 在移民運動中，英國政府既沒有收集海外勞工的信息，也沒有抓住機會鼓勵移民，這種不作為令人不滿。德意志也不鼓勵移民，但法蘭西一直通過各種措施刺激殖民地的發展。安妮女王統治時期，英國政府設置了通往美洲殖民地的專屬通道，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19世紀，在「偉大和平」的計劃實施十年後，英國下議院開始考慮移民問題。1871年，皇家委員會的研究方案得到政府的認可。這個方案和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的理論如出一轍，即殖民地土地的銷售收益應該用於獎勵移民，其中，男性移民每人獎勵三十英鎊，女性移民每人獎勵二十英鎊。殖民地政府被迫採取各種措施吸引勞動力。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黃金的發現促進了移民的分流。所有殖民地都向勞工允諾了人身自由權，並提供優厚的待遇。英國的工薪階層渴望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大片土地逐漸被侵占。受到民主思想的影響，殖民地的居民開始嫉妒移民，不再支持移民運動。 安妮女王（1665—1714） 殖民政策限制了移民的自由，移民開始與英國分庭抗禮。剛剛獨立的殖民地對蘭開夏郡、敦提和貝爾法斯特的產品徵收重稅，堅決反對自由移民，並表示一旦時機成熟，會再次接收移民。英國給每位移民補貼一百七十五英鎊。但需要移民為國家建設出力時，卻無人響應。英國為避免重蹈覆轍，不再提供補貼。身強力壯的農民只能得到每英畝二十先令的補貼。因此，美洲移民通道關閉，「自由、平等」的概念不再適用於英屬殖民地。國會議員兼著名作家的卡伯特·洛奇認為，美國應該考慮是否繼續接納移民。美國曾經對那些受到壓迫的歐洲人非常寬容，但現在，當歐洲腐朽文明的受害者與美國人形成競爭時，雙方只有憤怒與仇視。 卡伯特·洛奇（1850—1924） 英屬殖民地的前景一片茫然。雖然殖民地非常關注英國日益嚴重的人口問題，也很關心勞動階層，但依舊沒有做好接納英國移民的準備。如果動用武力強迫殖民地接收移民或使殖民者重新瓜分領地，很可能會出現不和諧的音符。也許人們可以期望帝國主義或世界主義取代民族主義。勞動者堅信，世界終究會向所有人開放，到那時，勞動力就可以自由流通了。 英國政府不謀其政，國家干預勢成騎虎，權威人士建議政府取消移民補貼。殖民部以小額貸款的方式，將數百萬英鎊提供給準備移民的人，利息為3%。移民人數不斷增加。然而，英國真的希望健壯的英國人移民嗎？如果真的是這樣，英國政府一定不會阻撓，但也不應該繼續發放國家補貼。政府要求殖民部竭盡所能收集所有移民的信息，並成立了移民信息辦公室[6]。該部門每個季度發表一份聲明，詳述各殖民地的勞動力市場狀況，並及時做出動態調整。英國郵局的季度通報成為政府發布信息的特殊渠道，但依然無法滿足大眾的信息需求。由於產業結構類型多樣，相關律法紛繁複雜，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對外律法共五百五十項，都是關於移民資質及其社會地位的律法條令。移民信息辦公室的設立對移民來說是一種福利，但其發展還需時日。愛爾蘭在都柏林設立了貿易委員會移民處。該機構的工作人員包括一名首席視察官、九名助理和七名醫療檢查員。 英國的民間協會也承擔了部分移民信息收集工作。譬如，移民自助協會負責聯絡英國、加拿大兩國的移民。這個協會在加拿大的工作人員具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可以為帶有介紹信的移民介紹工作。1889年，該協會安置了八百一十六名移民，人均花費二百一十英鎊，包括個人花銷。據報道，只要想工作的移民都能順利找到工作。教會移民協會負責介紹了解勞動階層的神職人員去殖民地工作，許多孤兒院也採取了這種方式。各個民間協會通過小規模運作，共援助三千名移民。在移民和殖民者援助協會的幫助下，四千名移民與殖民者在紐西蘭定居下來，並成為擁有二十萬英鎊收入的工薪階層。私人援助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一位女士曾出資十萬英鎊，在開普敦東部殖民地建立了移民定居點。 移民可以根據自身專長在殖民地自由發展。頗具優勢的綜合殖民地往往包括形形色色的資本家、工頭、農工、鐵匠、工匠和其他手工業者，他們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此外，校長、醫生和牧師各司其職，推動了殖民地城鄉混合產業的形成。 總之，早期的移民通常由上述群體構成。約翰·史密斯非常關注想要進一步發展事業的已婚夫婦、單親的青少年移民，貴族階層的運動場所、種植園主是否會一本萬利等問題。漁夫「在平靜的海面上，穿過寧靜的溪流，從伊利諾斯島穿越水產豐饒的亞爾河」，心懷喜悅，滿載而歸。近年來，人們不斷探索系統管理殖民地的方法，最有成就的思想先驅應該是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他對19世紀殖民史滿懷激情，並憑藉自身的創新思想和實踐能力，著有《殖民的藝術》一書，因此被公認為「南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傑出締造者」。此外，他還建議紐西蘭效仿加拿大的殖民政府。前文已經提到，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的目標是將資本與勞動力結合，通過高價出售土地的方式供給勞動力。雖然還沒有建立長效機制，但他的努力已經卓有成效。南澳大利亞最終脫離了新南威爾斯，移民們在紐西蘭落地生根。南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紛紛成立了公司，並在威靈頓和奧克蘭設立了頗具影響力的董事會，以便踐行上述思想。教會人員在坎特伯雷建立了教堂，並在奧塔戈設立了長老會分會。但移民政策最終還是無疾而終，並受到了「自然政治經濟學」倡導者約翰·拉姆塞·麥卡洛克[7]的抨擊。1851年，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淘金熱」徹底打亂了移民制度。殖民者疲於應付新出現的各種問題，任移民自生自滅。殖民問題的權威專家小喬治·弗雷德里克指出：「經過我多年的研究、反思和實踐，發現韋克菲爾德理論非常合理。無論對殖民地還是宗主國來說，如果全盤否定或完全忽視這一理論，實屬英國人的不幸。」[8] 奧克蘭 此外，也有一些人提議對城鎮土地進行有序劃分，並將教堂、學校、研究機構和醫院建在城鎮中心。 一百年前，亞當·斯密曾說過：「資本在自然發展中舉足輕重。」這句話雖然沒有提到勞動力，但實際上也包括勞動力。任何社會都是農業發展優先，其次才是製造業和外貿。基於此，他指責現代國家「本末倒置」。這種違背自然規律的情況通常發生在殖民地發展的中後期，尤其是澳大利亞。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城鄉產業並行不悖，甚至像一個百年大國那樣波瀾壯闊。 格蘭維爾·萊韋森-高爾勳爵曾指出殖民化的好處。如果沒有國家干預，殖民地可以發展得更好，譬如許多經歷了「嬰兒期」和「青年期」的新興殖民地。這種觀點基於以下兩個論據：第一，殖民地的發展與個體的積極性緊密相關。政府一旦強行干預，資本、商人、勞動力就會大量外流；第二，當時的英國政府還不具備國家干預的能力。只要任一論據成立，格蘭維爾·萊韋森-高爾勳爵的論點就能夠成立。此外，熱愛自由的約翰·斯圖亞特·米爾突然反戈相向，開始支持國家干預政策。他說：「只有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殖民地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但並不排除一些殖民地創建者的一己私慾。不過，大多數殖民地創建的初衷是為國家謀求福祉。各殖民地產業的長期發展需要國家立法的指導，不經法庭批准的哲學立法根本無法實現。因此，我們只能欣然接受現狀。」 格蘭維爾·萊韋森-高爾勳爵（1815—1891） * * * [1]《薩默塞特案》，1772年。——原注 [2]1669年，約翰·洛克起草了卡羅利納的憲法法令。其中一條是關於「黑奴的絕對權力與權威」的補充條款。該條款既無愧疚之意也無開脫之辭，甚至大談英國的寬容與自由制度。——原注 [3]馬庫斯·克拉克的《無期徒刑》於1889年在倫敦賓利出版，生動地描述了澳大利亞殖民地早期的生活片段。——原注 [4]查爾斯·亨利·麥金托什（Charles Henry Mackintosh，1820—1896），愛爾蘭基督教傳教士。——譯者注 [5]移民數據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如究竟有多少人前往海外定居，又有多少人僅僅是出國旅遊。但這些數據依然可以用來說明問題，至少可以根據比較研究追溯每年度移民運動的變遷。——原注 [6]該部門花銷不大，一年僅有一百五十英鎊。——原注 [7]約翰·拉姆塞·麥卡洛克（John Ramsay M'Culloch，1789—1864），蘇格蘭經濟學家、作家及編輯。——譯者注 [8]羅伊科爾研究所學報，十七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