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庇阿 · 緒論

失敗之路即為成名之路——後人對世界上最偉大人物的評價，顯然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定論。比起亘古不變地釘在天穹之上的恆星那遙遠的光芒，還是流星的閃光更能激起人類的遐想。莫非是那最終撞向地球的俯衝，那歸於凡塵的世外光輝，通過有形或有限的證據，將一種更具人情味的吸引力賦予了流星？人傑亦如是，倘若最終的隕落帶有一種戲劇性，那麼關於這場轟轟烈烈的失敗的記憶，就會讓持久的成功黯然失色。再者，也可能是他的人生已然完滿，以至於這場慘敗成了他個人的高光，更加清晰地烘托出他的功業，而對那未嘗敗績的人卻構成了一塊墊腳石，可以讓其他人走得更遠，他也以此將自己的名聲與後繼者的名聲融為一體。 這種理論至少在實踐中得到了充分證實。拿破崙和李（Lee）被無數戲劇、小說和回憶錄銘記。威靈頓（Wellington）和格蘭特（Grant）讓他們的國家安然渡過危險、取得勝利，卻幾乎被這些國家的作者遺忘得一乾二淨。甚至是林肯，也可能只是被一名刺客的子彈從相對的被遺忘狀態中拯救了出來，而納爾遜則是在勝利時刻死去，用一場讓人感慨萬千的悲劇擺脫了圓滿收場的恥辱。這樣看來，一個世紀以後，魯登道夫之名很可能會作為歐戰的英雄人物被萬人稱頌，而福煦的名字則會湮沒無聞；這種拔高戰敗者的趨勢已有跡象。 要想流芳百世，一名實幹家必須訴諸情感，不能只訴諸理智；既然在世之人本身再也無法燃起後人的情感，那麼最終的失敗就必須要有戲劇性的人情味。這個道理似乎在人為成就的大多數支系中都是成立的。斯科特（Scott）為到達南極點而進行的英勇卻徒然的嘗試活在了世人的記憶中，而阿蒙森（Amundsen）和皮里（Peary）成功的冒險卻在漸漸褪色。在體育界，多蘭多（Dorando）的馬拉松讓人永遠無法忘懷；但是在普通民眾中，又有幾人能回想起實際勝利者海斯（Hayes）的名字，或者後來任何一位馬拉松冠軍的名字呢？ 對於這種非理性的感性判斷，將其歸咎於現代新聞業已然成為一種風氣，然而哪怕是對歷史最低限度的審視，也足以表明它的起源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事實上，對於這種以持久的成就為代價來美化戲劇性失敗的永恆趨勢，主要責任在於歷史學家——憑他們所受的訓練和所持的觀點，他們恰恰是所有人中最應當信任理性的。古代的歷史證實了現代世界的歷史，而其中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這部簡論的主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這部論著試圖把知識學問和軍事理解的砝碼進一步撥向西庇阿這邊，以此恢復「歷史的」平衡，而非採取貶低競爭對手的常規做法。急於拔高漢尼拔名聲的歷史學家們已經逐漸地、一點一點地催生出了對西庇阿的輕視。這種現象更不合理，也更不可原諒，因為並不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史料和同時代人觀點，可以作為研究與判斷基礎的可靠材料，實際上僅限于波利比烏斯和李維的作品，以及少許其他的、公認不那麼可信的古代權威之作。而在這兩個人中，較早的波利比烏斯與他所記載的事件幾乎屬於同一時代，他是西庇阿的忠誠下屬蓋烏斯·萊利烏斯（Gaius Lælius）的朋友，可以從此人那裡得到第一手的證言和判斷。他可以充分利用西庇阿家族的檔案進行研究，還曾在許多參加過戰鬥的人員依然在世之時去過實際的戰場。因此，他獲得了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基礎，可以在此之上形成自己的判斷。 此外，作為一個希臘人，相比於李維，他的觀點中羅馬人那種愛國主義偏見的嫌疑要小一些，而現代歷史批評界也一致稱讚他的公正性、研究的透徹性和批評洞見的正確性。 波利比烏斯作出的判斷很清楚，他所記載的事實更是如此。 西庇阿 誠然，後世的羅馬人對西庇阿的評價不盡相同；但波利比烏斯對個中緣由的解釋是如此令人信服，關於西庇阿戰略和戰術規劃的已知事實也證明了這些緣由的真實性，以至於現代作家沒有任何藉口將古人因迷信而歸為神助的成就視為運氣所致。「他幾乎是有史以來最有名的人，這一事實使每個人都渴望了解他是什麼樣的人，又是怎樣的天賦和培養使他能夠完成如此之多的壯舉。但無人能夠避免誤入歧途、對他產生錯誤印象，因為那些將對他的看法向我們講述的人，他們的判斷與事實出入很大。」「……他們把他描繪成一個受運氣眷顧的人……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人比那些總是憑算計行事的人更神聖，更值得敬佩。他們不知道，後一種人才是值得稱讚的，前一種人只配得上祝賀，在普通人當中是很常見的，然而只有擁有健全的判斷力和心智能力的人才值得稱讚，我們應當認為這種人才是最神聖、最受神明喜愛的人。在我看來，西庇阿的品性和原則很像拉刻代蒙的立法者呂庫古（Lycurgus）。因為我們既不能認為呂庫古是在迷信的影響下、完全受皮媞亞（Pythia）慫恿而起草了斯巴達的憲法，也不能認為西庇阿是聽從了夢境和預兆的啟示，為他的祖國贏得了這樣一個帝國。但由於他們兩人都明白，大多數人既不容易接受任何不熟悉的東西，也不願意在沒有希望得到神助的情況下去冒巨大的風險，因此，呂庫古援引皮媞亞的神諭來支持屬於他本人的計劃，使得自己的方案更容易被接受和相信，而西庇阿也同樣向部下灌輸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他的計劃來自神啟，從而使他們更加樂觀，也更願意面對冒險事業。但他始終憑算計和遠見行事，他計劃的勝果總是符合理性預期，這兩點將是顯而易見的。」 在今人看來，這樣的解釋不僅在本質上是可能的，而且還提供了一把了解這個人的鑰匙，他的勝利，無論是在軍事、政治還是外交上，首先是由於他對人類心理的超絕洞察力。此外，他還像大管弦樂隊的指揮家一樣，利用這種天賦製造出了一種世界性的和聲。在指揮決策方面，從戰爭到和平，他確實得到了一組恰好符合音樂定義的協和音程：「一種組合……珠圓玉潤，在這個體系中的來源與歸途都合乎邏輯，由此營造出一種和諧的聽感。」然而，作為人類管弦樂隊的指揮，他有兩個弱點，一個是與生俱來的，一個是隨著時間不斷發展的。他無法領會低音——即人類所能墮落到的狹隘、卑劣的境地——而他凌駕於人類之上的力量所產生的精神的激越，又使他無法聽到這組不協和音程最初的警告，它終將損毀這首離圓滿只差一點點的輝煌交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