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記選譯 · 源流

《大唐西域記》一書，如果要說「源」，可以從兩方面來講：一是中國求法僧的著作傳統，一是中國歷史上撰寫域外地誌的傳統。 先說第一方面。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最初只有從西方來的外國僧人在中國傳教、譯經。曹魏末年，漢人朱士行為求取經本，西行到于闐，是為有記載的最早向西方求法的中國人。東晉以後，佛教得到大發展，向西方求法的中國僧人數量大大增加。東晉末年，法顯西行，成為第一個到達印度本土的中國僧人。法顯從陸路去，先到北印度，然後到達中印度，再從東印度乘船到達斯里蘭卡，最後從斯里蘭卡乘船回到中國。這在當時是一件極不平凡的壯舉。法顯回國後，將他的經歷撰寫成書，這就是有名的《法顯傳》（又稱作《高僧法顯傳》或《佛國記》）。法顯的書，第一次以親見親聞的形式，向中國人詳細報告了西天佛國的情形。比法顯稍後，又有僧人智猛，也到了印度。智猛回國，也撰有《遊行外國傳》，可惜書後來很早就佚失了。其他的，例如僧人曇景著有《外國傳》，僧人法維著有《佛國記》，僧人法盛著有《歷國傳》，大約都是類似的著作，可惜後來也都佚失了。甚至連他們西行的年代今天也不是很清楚。只有北魏時奉太后命西行的僧人惠生的《行記》，賴《洛陽伽藍記》中長段的引文，至今尚可知道其主要內容。求法僧們為追求佛法，「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倘能回到中國，只要可能，自然願意把自己的經歷和見聞記錄下來。這對於宣傳佛教和讓人們了解佛教以及佛教的誕生地印度的情況，無疑很有用處。玄奘在唐初出國，孤征數萬里，在印度十餘年，所行最遠，所見最廣，所知又最多，他回國以後，撰成《大唐西域記》一書，正可以看作繼承求法僧著作的傳統。 再說第二方面。中華民族注重務實，歷來喜好歷史和地理。前漢司馬遷撰寫《史記》，就有《大宛列傳》，專門記載漢武帝時開拓西域，包括張騫出使，所獲得的有關西域的知識。班固撰《漢書》，更專門寫了《西域傳》一節。以後的史書，不管是官修，還是私人編撰，大多有一個或更多的專節介紹西域的情況。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原來住在中國西北一帶一些少數民族遷移到中原地區，中原的人民，也有不少移居到河西甚至於西域的。這些，都推動和增加了中國和西域地區之間的交流和往來。遷徙的民族、出行的使節、求法的僧人帶回更多的消息，大大豐富了中國人對於域外的知識，於是出現數量上前所未有的一批有關域外地理的著作。這些著作，雖然後來大多都已散佚，但在流傳下來的一些書里，例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和一些類書，有所反映。出於相同的原因，同時為了更好地宣傳佛教，讓人們了解佛教，中國的僧人從來對撰寫西域，其中包括印度的地誌類的著作有很大的熱情。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之前，實際上已經有好些由中國僧人撰寫的類似的著作。東晉時的名僧道安撰有《西域志》，支僧載撰有《外國事》，竺枝撰有《扶南記》，隋代的彥琮撰有《西域傳》以及彥琮與裴矩合著的《天竺記》，都是例子。玄奘撰寫《大唐西域記》，因此也可以看作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當然，玄奘撰《大唐西域記》也有一個最直接的動因，就是唐太宗的要求。太宗這樣做，可能包括有政治上的一些考慮。經過隋末的大亂，群雄已被翦平，天下大定，太宗雄才大略，正在考慮如何經營西域，發展與西域各國的交往。這一點，在最前面《題解》一節中，已經講到了。 至於說到「流」，在玄奘以後，與玄奘《大唐西域記》有關係的著作，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彥悰撰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部書，雖然體裁上與《大唐西域記》不同，但全書十卷，記述了玄奘一生的事跡，其中有一半（卷一至卷五）都是講玄奘西行求法的經歷。書中許多地方，與《大唐西域記》相表里，或彼略而此詳，或彼詳而此略，可以互相印證和補充。慧立和彥悰，在玄奘在世時，都親炙過玄奘，所以書中材料非常值得重視。而且，書中對玄奘艱難卓絕的求法經歷以及玄奘捨生忘死、矢志西行的偉大精神，有著極為生動的描寫。全書篇章布局得當，記事準確，敘述流暢，文字優美，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史上，也稱得上是一部空前的傑作。 其次應該提到的是道宣的《釋迦方誌》。道宣也是唐初的高僧，又是律宗的大師。他與玄奘同時，雖然自己沒有到過印度，但在玄奘回國後，參加過玄奘的譯場，得以與玄奘有許多接觸。道宣一生，著述極豐，《釋迦方誌》就是其中之一。《釋迦方誌》書名中「方誌」二字，標出它完全是一部記敘古印度的地理志類的著作。道宣雖未親履其地，但他依靠他能見到的所有典籍，尤其是玄奘新撰的《大唐西域記》，也包括他親自從玄奘和其他人，例如唐初出使印度的王玄策獲得的其他有關知識，撰成此書。因此他的書中仍有一些新材料。道宣撰書，時間上略晚於玄奘，唐初中印之間的交往，玄奘赴印之後的事，更做了一些補充。 在玄奘返國二十多年後，中國僧人中又有義淨到了印度。義淨從海路去，仍從海路還。義淨在印度居留了十多年，加上在南海一帶停留的時間，前後在國外二十餘年。義淨在南海時，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兩部書。這兩部書，作為中國求法僧的著作，也極負盛名。尤其是後一部書，詳細記述印度及南海佛教的儀軌，對於了解當時印度佛教僧伽的制度、行為規定以及印度南海與佛教有關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非常有價值。書中講的「聖教」，從理論上講，一直被後來的一些中國僧人認為佛教徒行為的最高標準，只是在實踐中很難完全執行。 比義淨稍晚，還有唐玄宗開元年間赴印度的新羅僧人慧超，回到中國後，也寫有一部行記，稱作《往五天竺國傳》。現存的有二十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殘本，其中也記載了一些當時印度的情況，但在翔實的程度上還是遠遠不能與《大唐西域記》相比。作為全面記述古代印度地理、歷史、民族、語言、物產、宗教、風俗、文化的一部偉大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