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記選譯 · 解說
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不僅在中國佛教著作中是一部傑作，在世界上也是一部「奇書」。它有著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在中國歷史上，到達印度的求法僧，並不在少數，但像玄奘這樣，遍游五印度，學有成就，最後回國，又留下《大唐西域記》這樣偉大著作的，卻不多。可以與玄奘相比，在玄奘之前的，只有東晉的法顯。法顯的遊蹤也很廣，回國後寫下了《法顯傳》一書。在玄奘之後，只有稍晚的義淨。義淨寫的兩種與印度最有關係的書，上面《源流》一節已經講到。法顯和義淨，成就當然也是巨大的。他們的書，也很重要。但是，三人之中，如果要做比較，應該說，玄奘是最突出的。
初唐時期，中國僧人西行求法的運動，曾經在歷史上形成一個空前的高潮。一大批僧人到達印度，學習佛教。人數之多，週遊地區之廣，歷史上空前絕後。這個高潮的形成，有各種的原因，玄奘個人品格所樹立的榜樣，應該說是其中之一。玄奘求法成功的經歷，無疑大大鼓舞和堅定了所有求法僧們西行的決心和意志。而他的《大唐西域記》一書，則為西行的僧人們事先就提供了一份翔實而有用的指南。典型的例子就是義淨，他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王路。」玄奘是唐代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在他之後，每一位求法僧，無不把他當作最高的楷模，從而踏上西行的征途。
其次，玄奘寫成的《大唐西域記》一書，極大地增加了當時中國人對於西域地區，尤其是其中的印度各國情況的認識。這大大有利於當時中國內地和西域各國國家之間、人民之間的交往。唐代在中國歷史上，國力最為強盛，文化事業極一代之盛，這種局面的形成，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無疑應該包括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對外來文化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一條。唐代中國與外國交往頻繁，貿易活躍。這從任何方面講，對中國和外國都有好處。玄奘的書，無疑促進了這一過程的發展。舉一個例子。《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中有《天竺國》一節，其中就講到戒日王和玄奘，說：
武德中，國大亂，王屍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屍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雲梁懷璥持節尉撫。屍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屍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
很顯然，這段敘述，前一半就來自玄奘或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因為玄奘到達印度，戒日王派了使節到中國來，中印之間的聯繫重新建立了起來。不僅如此，同書同傳中接著還有「摩揭它國」，也就是「摩揭陀國」一節，其中又講：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沉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鍾銘，賜那爛陀祠。
這說明，當時中印之間新建立的聯繫，不僅僅限於一般的禮聘往來，連製糖的技術也由此從印度傳來，傳來後又在中國得到提高。中印之間友好交往，互相學習，這又成一段佳話。有這樣的事，玄奘功不可沒。
但是，對玄奘書的價值，在宋代以後，能有所認識的人似乎越來越少。這也有一個例子。清代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其中收有《大唐西域記》，編書的館臣們都是極一時之選的博學之士，可是他們撰寫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卷七十一，把清代時西域的情況與《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做了對比，認為《大唐西域記》書中多為傳聞，最後對《大唐西域記》評價道：
「……我皇上開闢天西，咸歸版籍。《欽定西域圖志》徵實傳信，凡前代傳聞之說，一一釐正。此書侈陳靈異，尤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證明者，姑錄存之，備參考焉。」
館臣們的評價相當低。其實，當時的館臣們並不真正了解域外的情況，所以已經不知道玄奘書的巨大價值了。
對玄奘書的價值重新加以認識，實際上是在近代開始的。近代的西方人到達印度後，歐洲的一些學者，既包括一部分印度學家，又包括一部分漢學家，為了研究印度古代的歷史以及中國和印度的交往史，開始注意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由於文化傳統的不同，在古代印度，沒有一部可以稱為信史的文獻。當時，學者們研究印度歷史最感困難的，就是缺乏可靠的文獻資料。當他們發現在中國的文獻中還有像《大唐西域記》這樣全面地記載古代印度的書，其中的材料又這樣豐富，真是高興得無以復加。他們把玄奘的書，還有法顯和義淨的書，都翻譯成西方語言，介紹到西方和印度。他們做的工作，不僅僅是一般的翻譯，而更多的是研究。這一時期，歐洲學者出版的翻譯或者專門研究《大唐西域記》的書，最主要的，就有這樣幾種：
S. Julien：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2 tomes, Paris，1857—1958
idem：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lnde, depuis L'An629jusqu'en645，par Hoeï-li et Yen-Thsong, suive de Documents et d'Eclaircissements Geographiques tires de la Relation Originale de Hiouen-Thsang, Paris，1853
這是法文方面的。
S. Beal：Si-yu-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2 vols.，London，1884
idem：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London，1911
T. 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A.D.，2 vols.，London，1904—1905
這幾種是英文方面的。其他的，與《大唐西域記》有關或引用到《大唐西域記》的書和論文則不可計數。
當時，英印政府已經在印度以及中亞地區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玄奘書中的記載，為尋找早已湮沒的古代的城市、道路，以及各種各樣的古蹟提供了大量的線索。考古的學者們幾乎都把《大唐西域記》當作他們開展工作的「指南」和「手冊」。當玄奘在書中記載的那些古城和古蹟，先後一個個被發現、發掘出來時，可以想像，學者們是多麼興奮。在這些工作中，玄奘的書起了重要的作用。人們明白了，玄奘的記載，絕不是憑空的虛構，而是有實在的根據。《大唐西域記》的價值再次被人們發現，受到一致的肯定。《大唐西域記》在國際學術界獲得了極大的名聲，從此成為一部世界性的名著。當然，《大唐西域記》書中的內容這樣豐富，它不僅為考古提供了材料，對研究西域地區的歷史、語言、佛教以及更多方面的學者們來說，它都極為有用。它的價值，用學者們的一句話來說：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分。這句話，並不是一般的溢美之詞。
在歐洲學者之後或同時，日本也有不少學者研究《大唐西域記》，他們也出版了多種專著。日本有很多人信仰佛教，歷史上與中國文化淵源又深，玄奘和玄奘的書，從來就很受尊敬。他們的學者研究《大唐西域記》，雖然起步稍晚，但在資料和文獻上用力甚勤，成果也不小。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前面《題解》一章的「版本流行和節選情況」一節中已經做了一些列舉。至今日本還有一些學者仍在對《大唐西域記》做更深更進一步的研究。
至於我們中國人自己，在民國以後，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也對《大唐西域記》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五十、六十和八十年代，都出版過新的《大唐西域記》的校本和校注本。其中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大唐西域記校注》，成績最為顯著。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了。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要更多地了解玄奘《大唐西域記》一書的現代價值，應該參考這本書書前由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撰寫的長篇前言——《玄奘與〈大唐西域記〉》。這篇前言，長達十多萬字，對《大唐西域記》做了全面詳細的介紹和評價，從學術的角度看，可以說是寫得最好的。時至今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者正在計劃根據新的資料，重對《大唐西域記》做一番研究。我們衷心希望，他們的計劃能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