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國全錄 · 導　言

眾所周知，中國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國家的歷史文獻遠為優越。自漢以來，每一個朝代，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根據前代的日曆編成。所謂日曆，即每日的記載，被認為官書正史材料的主要來源。這些歷史在處理歷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有沒有「顛倒黑白，淆亂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曆中的記載，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態度的公正。如果說改朝換代的時候，勝利的新朝還認前朝為革除對象之時，那麼我們當然很難指望主持日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夠大公無私。但是從朝代改變到修史之間已經隔了一個朝代，就沒有再作這樣懷疑的理由了。只有一點，也許可以稱之為史家的偏見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統治者，往往描寫成不是極其愚頑，就是極其邪惡。所幸者，本書的主題幾乎完全不受這類考慮的影響，尤其是要感謝正史的編排體例，凡見於日曆中關於和中國王朝發生接觸的外國的材料，都是抽出編集，按照地理區域獨自成篇，因此所受史家偏見就更少了。 二十四史三千多卷，如果不是中國史家有條不紊地把關於外國的材料列為專傳，要一個歐洲學者在這樣的浩繁卷帙中搜集有關題目的材料，是很費力的。例如我們在二十四史第一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匈奴、西南夷及大宛（一般考定即為Ferghana）等列傳。司馬遷（約歿於公元前85年）的地理記載，只限於那些曾和中國發生直接接觸的近鄰諸國。後來班固和他的妹妹班昭撰《漢書》。班固死於公元92年，他對於中亞及西亞各國有廣泛得多的知識。班氏關於地理各章，已有譯文 [1] 。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馬遷逝世以來人們對地理研究的興趣；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當時著名的軍事旅行家，這一事實自然增加班固在這方面的興趣。班固大概會聽到他弟弟的遠征西部或中央亞細亞；但班超於公元102年回國時，班固已經去世。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必然是由班超遠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見於《漢書》而見於較晚的《後漢書》。 《後漢書》為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人范曄所編，為對亞洲西部諸國提供某些詳細記載的第一部權威著作，其中《西域傳》，成為後來歷代正史照例具備的一項，並以同一或類似的題名見於後代的史書之中。 《後漢書·西域傳》共有五百八十九字，為明代以前中國文獻中對極西的國家——大秦的第一次記載。書中所記關於大秦國的位置、邊界、首都、人民、物產、工藝的許多事實，且不說由後來歷史中所提供的任何附加的材料，如果不是有些研究這個問題的歐洲漢學家，不幸抱有偏見（他們認為大秦既為極西的最大強國，那麼必然就是以羅馬為首都的羅馬帝國全境），本來就足夠可以提供作為考定這個國家所在的基礎。堅執此說的人，前有劉應及德經，近有布氏、愛德金斯（Edkins）及李希多芬（Richthofen）。我必須承認我一度曾抱有同樣的偏見，兩年前，我開始搜集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之時，目的就是想用以支持以大秦為羅馬及義大利之說。但不久我就發現，在把漢文記載仔細考察後，不但不能證明我先前的見解，反使我全部拋棄前說。在這些記載中提到「蘇合」（Storax）的製造，罕柏理（Hanbary）曾經指出，蘇合的製造歷來就只限於利凡得（Levant，地中海及地中海東岸一帶，特別指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一帶；又提到以水精（琉璃）及寶石為建築物裝飾品；外國使節從邊界乘驛而詣王都；以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驛）為基礎的軍事制度；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使行人不得不結隊而行。凡此各種證據，一經考究，不由不使人覺得，大秦並非羅馬本身，而是它東部的一省。 大家知道，在7至8世紀，景教已傳入中國，在西安府附近立有景教碑，1625年（明天啟乙丑）出土，碑文說大秦乃其故邦，且有「室女誕聖於大秦」之語，這顯然是指敘利亞。在熟悉這個問題的學者中，有人根據這個證據，放棄以大秦為羅馬之說，而贊成定為敘利亞，或敘利亞的一部分（即猶太Judiea，巴勒斯坦Palestine）。巴拉威（Paravey） [2] 於1836年採用此說，約20年後，衛禮（Wylie） [3] 和波提埃（Pauthier） [4] 亦然。但這三位漢學家立論的理由，主要以景教碑為根據。這些理由在那些認景教碑為偽作的人眼裡是不能成立的，如本非漢學家的伏爾泰（Voltaire）和近日的芮農（Renan）。他們得到紐曼（K．F．Neumann）和儒蓮（St．Julien）的支持，這兩位如果不是對持有不同意見的人抱有偏見，對這個問題本來可望有比較高明的見解的。我個人完全承認景教碑文的真實，除衛禮及卜鐵所提出的理由，已經沒有再提新的論據的必要。我所願意做的，就是除景教碑外，從中國古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獻中，搜集論據，以證明大秦即敘利亞，來填補二人所遺留下來的空白。 為了對我所用中文材料的來源作一概述，不可不論范曄所撰的《後漢書》。今本的《後漢書》並非完全出於范曄之手，其中《志書》即出自他人之手。但《西域傳》出自他的手筆。唐高宗（公元650—683年）命人為范書作注，迄今與正書並行。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旨在解釋原書某些疑難的注文，在寫作的年代上距范曄寫作之時，已有二百年之久。 [5] 關於《後漢書》傳授的可靠性，我們必須知道，它到宋代才第一次有刻本；在撰成至刻本年之間的幾百年中僅有抄本流傳。我本人沒有見到初刻本， [6] 但所見到的是乾道三年（1167年）刻本與《漢書》同時刻版，也可以稱為最古版本之一。書共六十四卷，精印對摺六開本；用最大的字體，印於具有水紋特色的白紙之上（沒有後來所造紙張的橫簾紋）。每頁邊緣有抄書人的姓名，刻工即依此刻木。每卷有藏書人果親王之章。此書當時售價為七百兩，約等於一百七十五英鎊。我曾將此本《後漢書·西域傳》關於大秦的文字與今本核對，除今本有一處漏去一「也」字，另一處將「師」字改為「獅」字外，自宋版以來內容沒有變亂，使我很滿意。我前面已經提到，此書在宋代以前，大概只有抄本，我們雖然無從追溯最初的原本，但是我們絕少可以懷疑傳寫真實性的理由，因為此篇所記者為一個遠方的異國，傳抄的人沒有有意去作假的利害關係。 如果文字有任何的變動，必因於一時的疏忽；中國的古書雖然不能絕對避免這種錯誤，但在我們所稱的古代中國學者的「經典」中，比起我們的希臘羅馬的經典編集中的錯誤要少得多。這一點，理由是十分明顯的。歷代受命掌管國家檔案（它一定還包括以前歷朝正史的抄本）的中國學者，在他們抄寫工作中，不像僧侶那樣的愚昧無知和粗心大意，正因為我們希臘及拉丁文字中沿襲的錯誤層見迭出，才使語言學成為一種這樣有用的科學。此外，中國的學者也不曾遇到這樣的困難：歐洲古典文獻的研究，經過幾世紀銷聲匿跡以後，才開始重振旗鼓；這個時候重見天日的抄本，一部分已經殘損，因而變成無法辨認，希臘和拉丁文的書寫體都曾經過重大的改變。在中國，像《漢書》一類的書，從來就沒有完全中斷過，其所用書體是自古迄今的文人都熟識的；最初抄寫的字體，和我們今天所通行的並無多大不同，那個時候現行的所謂楷書體已經盛行了一百多年，並且註定將成為後來一千五百多年的標準字體。王右軍歿於公元379年，他的書法成為後世仿效的範本，今天想寫好字的人，仍在照他的字天天臨摹；對熟諳近代文獻的人看來，他的書體，也像公元781年所立的景教碑的字體一樣，可以明白辨認。 [7] 《西域傳》取材的主要來源，也應當像關於編年的各章一樣，是當時史官所撰的日曆。 [8] 史官對於朝政，也同當代都察院的御史們一樣，對於政府的行動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並且享有一種特有的便宜，即無須公開向皇帝面諍，而是筆之於書，把他們的歷史記錄，秘密保存起來。這些記錄留傳到後世史官發表之時，材料所描寫的君王或已死亡，或已失勢，他的家族被排斥在政府的圈子以外，無論皇帝和任何大臣都不准看這一部分的國家檔案。雖然往往有違反正規之舉，但至少這是日曆所根據的原則。 編年史中所記關於外國的資料，想必根據於到中國的外國人的陳述。來華的外國人是否都持有本國君主的證明文件，如有，能不能作適當的審查，是一個尚無定論的問題。似乎中國朝廷十分重視外國人帶來京都的禮物，認為是一個外國使節的主要部分；對於外國人，特別是那些由遠邦而至，攜有珍奇物品的人，更以貢使相待，認為可以增加大國的光榮。歷代正史關於亞洲西部及中部各國的記載，表現有某種的統一性，對其中關於某些類的地理事實的描寫，也有某種的規格。看來外國人來華或來華以前，須受某種的盤問，通過一位譯人或幾位譯人（重譯）向他提出一系列同一的問題。例如，設有一個商人，由錫蘭至安南，帶有一懂得希臘語的錫蘭譯人同來（當時西商到印度各埠都以希臘語為貿易通用語）， [9] 從這裡，再攜同一位諳熟錫蘭語的安南人和另一位能操華語的人，前往長安（或西安府）；這幾位譯人在詢問時可以擔任傳達翻譯。所提出的問題，也許如下：（一）你國家的名字叫什麼？（二）在什麼地方？（三）距離多少里？（四）有多少城邑？（五）有多少屬國？（六）都邑是怎樣建造的？（七）都邑有多少居民？（八）你國家有什麼物產？等等。最後，關於你的國家你還能告訴我們點什麼？我認為這就是日曆所載的來源，而我們現有《西域傳》的記載，一定就以日曆所記為根據。自然史家不會僅限於照抄而已。他們富有文才，並且作為熟悉歷史格式的大師，就得把他們所接觸的說得很簡略的事實，進行整理，使它成為一種敘述體的文字。這種整理的工夫，包括不能把從其他來源方面所得的材料，置之不理。因此，在史文中常常插入一段，開始有「又雲」等字。特別是《後漢書》中關於大秦的記載，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可能曾經吸收增補了當時所知道的甘英出使探問的結果。公元97年都護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後面我們就可以知道，實際他只到臨波斯灣的條支而止；由此地行至位於紅海口阿卡巴灣（Gulf of Akabath）的敘利亞港伊利安那（Aelana）有正常的海道貿易往來。甘英既與經常在這條海道上往來的船人發生直接的接觸，自有搜集有關他要去的目的地情報的大好機會。除此以外，安息於羅馬人復占敘利亞（公元前38年）以前，曾統治該地數年之久，135年後，甘英使安息之時，從安息王朝方面可能很容易收集有關大秦的情報。在大秦物產通過安息人運入中國時，情況顯然必是如此。 《三國志》是陳壽（歿於公元297年）所編，包括同時鼎立的魏、蜀、吳三國的歷史。《魏志》中對於若干比較近的外國有簡略的記載，宋文帝因全書時有脫漏，失在於略，命裴松之補註，凡壽所不載、事宜存錄的，一概采入。我們所有的關於大秦的最詳盡的記載，即出於此。根據裴松之的上書表，其注於公元429年，即文帝元嘉六年進呈，距陳壽死約一百三十餘年。但關於地理記載，多出於魚豢所撰的《魏略》，其著作期在魏末年（公元264年）和裴松之補註（公元429年以前）之間。我不打算討論《魏略》是否今天仍存在，但我傾向於相信原書已佚，我們只好滿足於其他著作中的援引。《四庫全書總目》沒有加以著錄，明代編纂之書，如《本草綱目》援引群書列為取材之一；類書中亦有摘引（例如關於大秦），但和裴松之的補註徵引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我認為在不太久以前還存在過《魏略》的另一個本子。從這一個假定，馬端臨關於大秦的記載，在很多細節上同於《魏略》，但文字範圍涉及更廣一些，更加可以徵信，使我們可以設想，或者馬端臨手邊所有的《魏略》原書，比今日在《三國志注》所見的更為完備，或者就是馬端臨和《魏略》的文字都出自於比《魏略》更早的同一來源。我所要說的，馬端臨在此處，也同他的關於地理的記載一樣，都沒有註明取材的來源。在這種情況下，裴注《三國志》對於大秦所提供的材料，既古而又完備，不下於《後漢書·西域傳》。《魏略》中有許多不見於其他正史的材料，史官們即使知道它的存在，顯然也不會重視這種撰述的。對於這些記載，我們除了承認關於屬國的地理情況、方向、距離等方面存在某種混亂外，我們沒有理由說這些記載就不比任何其他古代記錄的可信。在這些方面，我們不能要求一本古代中國的古書作品，要比一本古代西方的權威作品，如托勒密（Ptolemy）的書，還要正確。特別是我們如果考慮到，即近如埃德利斯（Edrisi）的地圖，關於印度及整個東方的草圖（1154年，見Pesehel，Gesch．d．Erdo，ed，Ruge，Münechen，1877，第145頁），還是那樣的離奇荒誕，遠離事實。從馬端臨書中一部分根據於《魏略》，或與《魏略》極其相類的這一事實，表明卓有聲譽的中國批評家，並不完全追隨宮廷史官的先例。 中國正史中其次就是房喬（歿於公元648年）所編的《晉書》。其中關於大秦的記述，不過因襲《後漢書》的文字；在沈約（歿於公元513年）所撰的《宋書》中，其書雖比《晉書》要早一百多年，也沒有多少新鮮的材料。《南齊書·外國傳》所述簡略，而且沒有論到遠方的大秦。在公元7世紀間撰述的《梁書》，除了敘述天竺（印度）時所附的少數說明以及關於公元226年有大秦賈人至吳朝見孫權一事的簡短記載外，也可適用同樣的批評。我曾尋遍《三國志·吳志》，欲知此賈人的事跡，但無結果。在查閱較小的諸史中，於記述北魏王朝的《魏書》（公元386—556年）中，獲得第一個有一定價值的記載。《魏書》所記外域雖然重複《後漢書》和《魏略》中許多敘述文字，因為根據直到現在被人信守的中國人的方法，即凡是一百年前認為真實的，一定永遠是真實的，因此就可以不加詳考徑予援引。但其中亦有跡象表示，出自早期諸史撰述以後，中國曾得到獨自來源的材料。以同一王朝（北魏）的歷史為題材的北史，這一部分幾乎一字不改照錄《魏書》。在北史前的諸史中，我只提一下包括公元581—617年間事跡的《隋書》。因為在《隋書》中，我第一次發現把大秦稱為通行於後來的拂菻。 [10] 在本書並無大秦或拂菻傳，但於述及波斯（第83卷）時，我發現有「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一語。此後重要的記載見於《舊唐書》，11世紀又有《新唐書》的刊修。關於拂菻（自此以後，我們就須從拂菻以求古代大秦）的記載，兩書所述事實大體相同，但所用敘述的筆調不同，可以互相補充。我們強調這種對幾乎完全相同的事實的不同敘述，看起來好像咬文嚼字，但實際上我們有必要把能搜集到的古代作家對同一事實所說的每一句話，作仔細的推敲，採用這種方法，不但可以使我們拾取某一個敘述所提到而為其他敘述所忽略的一些小項目，而且可以用於克服許多文字上的困難。有許多節文字，如果我們不參考說明同樣內容而文字不同的相應句子，那麼無論對中外學者，就變成難以索解。我可以舉德經、劉應、波提埃等人關於大秦及拂菻的譯文中的許多錯誤為例，如果他們曾經採用對照其他記載中的相應文字以解決原文中的困難，這種錯誤也許可以避免。這段話特別適用於《舊唐書》和《新唐書》關於拂菻的記載。中國蒙族學者脫脫所編的《宋史》，學者多批評他不正確，因此我們讀此書關於拂菻的記載，需要一定的審慎。雖然如此，除這一點外，這個記載因為所記都是獨得的材料，對我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它不同於《唐書》因襲前史。《唐書》的缺點，使人不能確信它所述的究竟是唐代當代的事實，抑或五百年前的前代事。二十四史以《明史》殿後。它關於外國的主要大事為著錄了太祖給一名拂菻商人，要他轉致該國國王的詔書原文和提到近代第一個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haeus Ricci）的入華。 關於大秦或拂菻的記載，除二十四史外，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可視為權威作品。景教碑（立於公元781年）以真正碑銘的體裁提及大秦。此外，許多類書在提到大秦時，往往援引一些次要的著作，這些著作或者已經散佚，或者無從得到，或者列入於叢書之中，如吳時《外國傳》（3世紀）或《南方草木狀》之類。 此類書中最卓越的當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雖然中國圖書分類中不列為類書）。 [11] 其中《外國列傳》（第324卷及以後各卷）對於想知道一些歷代對於外國的新異傳述的中國讀者來說，也許會感到興趣盎然，但對一個嚴格的學者用途不大。這部深受人讚美的著作，不管在其他的部分有些什麼優點，但地理部分不能使外國讀者滿意，像雷慕思（Remusat）那樣的漢學家，據他自己說曾研究本書有幾年之久，在他的專題研究中卻不能找到更好的權威依據，誠使我們大惑不解。 [12] 《文獻通考》記述外國的材料，包括大秦及拂菻，也同書內所有其他材料一樣，都是輯自正史，但作者一般不註明出處，對要知道著作出於何代的人來說，這是一大缺點。他論及大秦的內容，大部分顯然取自與《魏略》所根據的材料相同，但年代甚至比《魏略》更早的其他作品；其餘部分則出於《後漢書》。他的引文，對照現存的他所據以抄錄的原文，文字上往往小有改動。因此，在許多地方可以作為一種注釋的本子，並且像我前面說過的，許多初看起來似乎無法解決的困難，如果看到原意用不同方式來表達就可以渙然冰解。 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中有一些寶貴的材料。我由《學津討原》叢書本抄出關於拂菻的部分文字。而古伯察的中國基督教（Huc's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第1卷，第74頁）及波提埃的《景教碑考》（De l'Authenticite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第51至53頁中均有摘譯。就大秦問題而言，我不能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第71卷）所論，謂書乃趙汝適提舉福建路市舶時所作，皆親為詢訪，得自見聞。我們試將《諸蕃志》與前代著作中所論大秦與拂菻的部分粗加比較一下，就可看出趙汝適的筆記大都出自漢唐古書。 [13] 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其中有若干筆錄似為獨得的材料，是任何以前著作中所不能發現的。但即使這一部分，我們仍可懷疑趙汝適也許取自目前已佚的更古的著作。我們對於趙氏生世和寫作的年代沒有直接的記載，唯《四庫全書提要》謂：「據《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為歧王仲忽之玄孫，安康郡王士說之曾孫，銀青光祿大夫不柔之孫，善待之子，出於簡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提要又說：「於時宋已南渡，諸蕃惟市舶僅通，故所言皆海國之事」。市舶一職，可譯為「海上貿易的監督」。《淵鑒類函》設官部鹽運使引《續文獻通考》謂市舶司一職，乃領煎鹽征課之事項，初於至元十四年設於福建，至二十四年廢置，改設一直通行到現在的鹽運使一職。這為推算趙汝適為他的著作搜集材料提供了一個線索；因為他在福建擔任提舉市舶的時間，只能在1277年至1287年這一段時間。像提舉市舶這一類官職，很可能就駐在有一個時期是省會的泉州府。無論從時間或地點看，似乎都有利於我們所提出的假說，即在宋元期間所收集的關於外國的主要材料都是從這裡和在這個時期中得到的。泉州是否斐利普斯所言的Geh-kong或馬可波羅當日之刺桐Zayton，今勿具論，但自1277年至1287年此十年間，因改朝易代和內地戰事所造成的弱點，政府獨占包辦的政策不能如常的雷厲風行，故該地的對外貿易，反比往時要興旺。我引玉爾答斐利普斯《南閩雜記》一文（載於皇家地理學會會刊第107頁）中云： 「1282年由印度諸土王來聘的專使，內有一使來自Kulong（格陵府？），即馬可波羅書中之Coilom或Quilon（Gaubil，p．196）。」 「1286年，諸蕃舶抵泉州（Tśwanchau）者逾九十國之多，其中有數國乃屬於印度南部及西部雲（Gaubil，p．205）。」 馬可波羅的來訪此地一定距離那個時期不遠。不過，那時福建諸港已不在宋人之手，前進中的蒙古人已經把他們驅往廣東。趙汝適既為宋的宗室，任福建市舶司之職，如果這兩個事實可以證實，那麼他在宋亡以後是否投降元朝以保他的職位，就大有可疑。 《四庫全書提要》謂《宋史》的《外國列傳》的一部分實引用《諸蕃志》，因「《宋史》詳事跡而略於風土物產，此則詳風土物產而略於事跡」。 《古今圖書集成》五千卷，其中關於大秦及拂菻的記載，把正史及其他撰述中有關這個題目的材料一起收入，而且凡有援引，都註明出處，比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要有用得多；《通考》和康熙以前所刊各類書看起來幾乎都被此書所替代了。對任何特殊的題材，如果不是親自去搜集有關原文，從檢閱這些浩繁詳盡的巨著中也許可以得到最有用處的資料來源；凡是能直接使用《古今圖書集成》的人，似乎就無需再去查考次要的輯集性質的著作。如果說《文獻通考》及《淵鑒類函》一類書在漢學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是因為《古今圖書集成》還不是人人都能得到。 我最近剛得許翻閱我有興趣的部分，大秦部匯考（《方輿匯編邊典》第60卷），很快意而詫異地發現幾乎所有我所需要的材料都見於此，並按時代次序排錄；為了搜集這些材料，我曾經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心力。 《古今圖書集成》記大秦一項的輯者，援引了法顯《佛國記》所述的達 國（Ta-Chin）。他顯然只是因為與大秦之音相近而然，實際上《佛國記》中所述的材料和關於大秦的一般傳述是完全不合的。《佛國記》有云：「……有國名達 ，是過去加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如果我們不能說明這只是對庇特拉（Petra）城中所見建築物的一種帶有幻想成分的敘述，就絕不能希望把法顯的達 和史家所稱的大秦聯繫起來。 我曾從前面所述史籍中，搜集由西漢至明，即公元前1世紀至17世紀間關於大秦及拂菻的記載，並援引少數其他書籍中為了解某些時期通往該國路線提供線索所必需的章節。我現在把所有這些記載譯出，其中大部分為首次翻譯。亦有前人所譯經過徹底修正的，其中有些段落，不幸為以前譯者所誤解，此次譯文也許可以作為獨立的新譯。如果把他人所犯的文字錯誤，一一加以說明，可以成為一篇討論文法的專章。但現在的目的，並非討論文法，因此我只限於誤解華文作為定考大秦的論證部分。如云：「所居城邑周園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後漢書》第88卷《西域傳》第78）。德經（de Guignes）在《匈奴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第1卷第2部，第78頁）誤譯為「La capitale a 100 li de circonference．Il y a cinq palais a 10 li de distance l'un de l'autre．Ilssont sur 1e bord de l'eauet soutenus sur des Colonnes．」李希多芬［Von Richthfen，《中國》（China）第1卷，第473頁］據而譯成：「Die Hauptstadt hat 100 li im umfang und enthalt zehn Paläste，die je 10 li von einander entfernt sind，am Wasser liegen und von Saulen getragen werden．」德經的譯文是他的許多誤譯之一。使我們發生興趣的理由，倒不是在於希望把錯誤揭露出來，而是在於它曾使李希多芬大上其當。那位著名的旅行家，認為德經所譯的原著（《後漢書》）出現的時代也許比一般設想要晚，因為書中提到，巨柱成列、位於水邊的王宮，這種描寫與其說適合於羅馬景觀，不如說更適合於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14] 像德經所犯的這一類錯誤，如在沙提（Schatt）、儒蓮（Julien）、索道禮（Zottoli）、加培爾魯茲（Von der Gabelentz）等人的時代曾學習中文的人看來，一定是不能原諒的；但德經的書出版於1756年，當時即使漢文行文最基本的規則，在大多數歐洲學者眼中仍舊是非常神秘，他們的翻譯往往不過是一種鑲嵌工作，憑想像牽強附會起來；只是逐字而非整句的翻譯。我舉上例，乃使不識華文而欲引用他人譯文的作家有所警惕。雷慕思時代以前的大部分譯文，引用時都須十分審慎；我們現代那些始終不利用別人提供文法上幫助的涉獵家的譯文，甚至更要如此，這從波提埃的幾乎每一篇譯文中都可以得到證明。他對於所有與東方研究有關的問題，都有使人欽佩的熱誠，但對於語文問題上的缺乏理解，達到使人稱異的程度。波提埃對於大秦問題的兩種作品（即《景教碑考》及《西安府敘利亞中國文碑》二文）中的奇怪的譯文，儒蓮已加以批評，可以留待對語文困難有興趣的人去比較研究，我也不想多言。但我可以這樣說，在我看來，根據比較研究各種本子而作的新譯文，對任何希望對大秦發表意見的人都是絕對必需的，而現有德經、劉應（其中是最好的）及波提埃的法文譯本，經過仔細審察後，我認為都不能作為依據。我曾經盡我所能按原文翻譯；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我必須請求有時間和興趣繼續進行研究的人們的諒解，將來他們可以把原文中比較難的部分，進行比我所能做的更為徹底的考訂。我曾經鼓足勇氣來讀通了漢語古文中一些很隱晦難解的部分。我必須承認，我沒有被這種困難長期難住，但我具有不是所有漢文譯者人人都具有的勇氣，即把漢文原文提供於批評家的面前。如果發現有錯誤，我一定樂於更正；任何反對我的意見，如果有助於揭發真理，我將樂於接受。 ———————————————————— [1] 衛禮（A．Wylie）在《人類學研究所學報》發表《匈奴與中國關係史》（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第3卷，第401—452頁；第5卷，第41—80頁）；《西南夷及朝鮮史》（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au-seen）同上書，1879年8月號。《西域雜記》（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同上，1880年8月及1881年11月號。 [2] 《猶太古代象形文字新探》（Dissertation abrégée sur le Nom antique ét hieroglyphique de la Judée）1836年巴黎出版。 [3] 《西安府景教碑考》（On 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egan-foo）發表於1854及1855年之《華北導報》（North China Herald）。1855及1856年重刊於《上海雜誌》（Shanghai Miscellany）及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5卷，第275—336頁。 [4] 《西安府景教碑考》（De l'Authenticité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1857年巴黎出版及《西安府華敘碑文考》（L'Inscription syro-chinoise de Si-ngan-fou），1858年巴黎版。 [5] 馬端臨《文獻通考》第191卷，經籍十八引郡齋讀書志：「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注。」 [6] 刻行於公元1022年，由判國子監孫奭主編。他以考證學得名（可參看《四庫全書總目》第15卷，第24頁）。他負責以秘府所藏的抄本與初刻本校勘訂正。 [7] 紐曼懷疑景教碑的書法，謂為近體，不像千年前的筆跡，而以此碑為不足信據。芮農及儒蓮也有同感。其實他的懷疑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在一個沒有專門訓練的人眼裡看來，很難看出那種字體與現行字體之間的差別；即唐代任何其他類似的書法與前代書法的不同，也可以這樣說。我曾將景教碑拓本的一小部分，送給一位從未聽到有景教碑一事的中國鑑賞家請他鑑定，他立即說：這是「唐筆」。即屬於唐代的風格，並略具唐代書法中所採行的微小變化。 [8] 《文獻通考》第51卷職官五史官。 [9] 賴諾著：《羅馬帝國與東亞的政治及商業關係》（Reineud，Relations Politiques et Commerciales de l'Empire Romain avec l'Asie Orientale）1863年巴黎版，第162頁。 [10] 《大唐西域記》第11卷，第23頁作「拂懍」。此書成於公元646年，有多種譯本。 [11] 參看雷慕思的《中國學者馬端臨》（Ma Touan-lin，savant Chinois），見《新亞洲雜誌》（Nonv．Mélanges Asiatiques）第2卷，第166頁。 [12] 參看《新亞洲雜誌》第1卷，第186頁所載《中國古籍與馬端臨所述的西藏及不花刺民族》（Sur quelques Peuples du Tibetet de la Boukharie，tiré de l'ouvrage de Ma Touan-lin，et traduit du Chinois）。赫維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t．Denys）最近又將《文獻通考》的地理部分譯出，標題為「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ala Chine，Ouvragc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Ma Touan-lin，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avec un commentaire perpetuel」，可惜我未見此譯文。 [13] 《四庫全書提要》謂「志中乃兼載大秦，天竺諸國，似乎隔絕西域，未必親觀其人，然考《冊府元龜》（成於公元1013年）載唐時祅稱大秦寺，《桯史》所記廣州海獠即其種類」。此即暗示廣東海岸傳說有一種外族名海獠，其本國為大秦或拂菻。 [14] 「Es liegt vielleicht zum Theil ein Irrthum betreffs des Alters der Quelle vor，der die Stelle entnommen ist；denn die Nachricht von den saulengetragenen；am Wasser liegenden Palasten passt besser auf Constantinopel als auf 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