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國全錄 · 自　序

我雖然希望本書所載的各項研究，能夠投合各國少數讀者的興趣，但我必須承認，筆錄研究結果時，是企圖滿足德國的批評家而非任何其他國家的學者。我既然曾經在利特什爾（Ritschl）及荷普（Haupt）等大師門下研究過語言學的方法，因此我深深感覺到這些文章的缺點。其中最主要的缺點，在於選擇與古代事實有關的權威的方面。我曾經常常不得不使用第二手資料，這在幸而能置身歐洲皇家圖書館以進行他們研究工作的作家看來，是不能諒解的。因此，我必須說明，這些文章是在中華帝國的上海的忙亂生活中寫成的；在為了證明我的論點，搜羅最必要的材料時，主要只好靠本人有限的書庫所藏的中外文著作。對西方作家來說，這顯然是個大缺點；援引中國的作家時，也幾乎有同樣的困難。因為對住在中國的西方學者來說，不管在個人進取方面提供什麼樣的便利，但如果因而就推論說，住在這個帝國內的外國人，可以輕而易舉地接觸大量的中國書籍，特別是那些只有購置機會才能獲見的珍本，那就錯了。在巴黎、倫敦、柏林、慕尼黑和聖彼得堡的各圖書館中，可以找到所有重要和有趣的中文著作，在那裡進行這一類的研究，自然容易得多。 我對於德國批評家還要另外表示歉意。我國的語言學家或許會問，你既能用本國文字寫作，為什麼還要用英文寫作呢？為什麼你捨棄熟練的德文而反用你自己拙劣的英文呢？我必須承認，未動筆時，已考慮兩種文字中究竟選擇哪一種，在一開始便使我煞費躊躇。但最後，由於實際的理由，決定冒受採用外文所會遭遇的一切困難危險。這本書總得在一個地方排印，如果在德國付印，而我不在其地，則排印漢字的時候，也一定會發生許多無法解決的困難；如果在上海付印，則作者勢必要去諳悉許多他過去沒有機會學習過的印刷技術。法人德·斯塔埃爾夫人（De Stael）說過，德文是我們應該用於思想的文字，英文是我們應該用於寫作的文字；事情既是這樣，我似乎最好接受她的忠告。德國的漢學家大多識英語，這使我稍為自慰。我所引以為憾的，一般研究古典時代的學者，未必都是如此，因此我的文章中有些由於缺乏專門研究而留下來未能解決的困難，將不能得到許多研究古東羅馬的鑑別專家的見教。 自上世紀（18世紀）初以來，漢學界對於中國舊籍中所載泰西國家「大秦」的問題，時有爭論。關於這個有趣的題目，我認為有待去做的工作有： 一、收集與此題有關的中國典籍中的文字。 二、把其中未經譯出的文字翻譯出來，並把過去譯文中譯得不夠完善的部分加以重譯。 三、考證上項文字中所記的事實。 我對這些記載的解釋，使我斷定大秦古國，中古時代稱為拂菻的，並非是以羅馬為首都的羅馬帝國，而僅是它的東部，即敘利亞（Syria）、埃及及小亞細亞；而且首先是指敘利亞。如果將大秦定為羅馬東部（Roman Orient），則中國典籍所載的事實大部分可以追尋，而且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釋，無須訴諸事未必然的臆說。如指為全帝國，或義大利，或古羅馬的任何其他部分，那麼中國書上說法就與實際不符。我所讀的中國書，其中關於當時亞洲西部的地理，有相當正確的記載；如果把它們應用於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那就必如玉爾上校（Colonel Yule）在他的《契丹》（Cathay）一書中某處所說的成為「幼稚的胡言亂語」了。 [1] 玉爾論及古代西方地理學家關於「秦」（Thinae）國的知識時說：「在知識不充分的情形下，把比較遠而稱霸民族的名稱加於與它最鄰近的隸屬的種族上，和把這些最鄰近的種族的特點移之於稱霸的民族，是很自然的。我們把荷蘭Dutch的名稱專應用於我們鄰邦的Netherlands，亦與上例大同小異。」（《契丹》，第1卷，第63頁）同樣的評語，也可以適用於中國上古及中古的作者對於大秦拂菻的特點的意見。但我們必須再加說明的，統治民族（羅馬）的許多特點雖然見之於被統治的敘利亞，但中國人並不知道他們所知的大秦還受一個更大的大秦的統治。他們以為安都（Antioch）即大秦的首都，獨擅繁華，在東方遊歷家看來，遙遠的羅馬首都的偉麗被它所掩。玉爾有感而言：「雖有劉應（Visdelou）及德經（de Guignes）諸人的『自信不疑的考定』，但中國人自己對羅馬帝國及其人民的看法，與敘述賽拉斯（Seres）的古典著作中所述的中國人的見解，有一些顯著相同之點。」他又說：「在這個事例中，研究的大對象確在他們的視野範圍以內，沒有事實的錯誤，但其詳述的，僅乃在東陲所見的偶然事跡，往往遠不是對象的真正特點。」後面我就要表明，這些詳細論述，只限於僅僅指帝國的東陲，而不是指整個帝國，那麼這些論述足夠精確，可以稱之為真正的特點；玉爾最末一句話中所提出的缺點，並非中國載籍本身所具有的缺點，而是那些堅持勉強把它們推及於整個羅馬帝國的人的毛病。敘利亞與埃及既均為羅馬的行省，中國史家所記該地的詳細特點，自然會透露羅馬人生活的痕跡；可以注意的，除了對這個地域的無可置疑的地形特色的敘述之外，在所有主要的方面，我們都可以找到東方的特色。 我曾滿意地看到，這種研究的重要結果，從本書出書前所印樣張所能受到的批述來說，頗為許多研究漢學的朋友讚許；如果在一般讀者方面也能得到同樣的觀感，我將深以為幸，自然，我深知還有許多有待努力的地方；還有許多問題，限於我研究的範圍，似乎超過我所有的條件，因此或者全未涉及，或者沒有打算作明確的解決，我的同道們盡有從事研究得到解決的可能。 斐利普斯先生（Mr．Phillips）論及我的條支考說：「這是唯一我不能肯定接受的部分。有兩件事還須作進一步的研究：第一，在所述的時代，Hira（舊譯於羅國）是否為盛產犀牛之地？第二，西海是否可以指Bahr Nedjef（內惹德河）？條支一地為整個問題的關鍵。我在論大秦一稿中，也同你一樣，考定斯賓為泰西封（Ktesiphon），而斯羅為塞琉西阿（Seleucia）。」 關於西海問題，我以為發源於卡爾提阿湖（Chaldaen Lake），由東而西，統括諸水，名為西海。《中國評論》（China Review）（第13卷，第358頁）有一通訊讀者，引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書（第1卷，第184頁），謂在塞密拉密斯（Semiramis）統治以前，幼發拉底河（Euphrates）經常泛濫於平原全地，汪汪如海。此外，馬蘇提（Masudi）（A．Sprenger的譯本，第l卷，第358頁）說：「幼發拉底河水曾有最大部分取道于于羅（el-Hirah）；河床遺蹟，也許仍可找到，它曾名為阿提克（Atik）（古代）。在奧馬（Omar）時代，伊斯蘭教徒與羅斯坦（Rostam）曾大戰於此，稱為卡提西亞之戰（battle of el Kádesiyah）。那時，幼發拉底河於今稱為內惹德（en-Najaf，Nedjef）之地流入阿比西尼亞海（即印度洋，此處指波斯灣）；海通到此地，駛往於羅國的中國和印度船舶都在此停泊。」在幾頁以後，馬蘇提又載阿拉伯征服者卡利德（Khaled）和一位於羅人的談話。卡利德曾要求此城派一年高智慧之人到他的營幕去，欲詢他們的情況。下面就是卡利德和那位於羅老人的會話： 「你們是阿拉伯人還是納巴提安人（Nabathaeans）？」 [2] 「我們是納巴提安化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納巴提安人。」 「你們到這裡有多少年了？」 「三百五十年。」 「請問你見過點什麼？」 「我曾見海上的船滿載信地（es-Sind）及印度的貨物深入這個地方；在你足下的地方，從前都被浪所淹沒。看，現在我們距海岸已有多遠，等等。」 至於犀牛，《後漢書》謂條支國「出」師子（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無論把條支位於與上述之物有關的任何地方，或將條支的位置推到波斯灣海岸的更南端，都不足以解決我們的難題；因為今天產生犀牛的國家，都完全不在問題之內。布累特奈得博士（Dr．Bretschneider，以後簡稱布氏）在《中日札記》（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第4卷，第60頁）中，欲將條支證為古波斯（蘇撒Susa，百泄波里Persepolis），主張在這裡，「犀牛」一詞應該譯成「水牛」，因亞洲西部盛產水牛。但水牛與犀牛不同之點甚大，中國的作者根據自己經驗一定是熟知水牛的；而從古代或當時對安南種犀牛的詳細記載，也知道犀牛的情狀；我當然不能相信中國作家會不能分別，混而為一。如果說我們沒有積極的證據可以證明卡爾提阿曾經出產過犀牛，但我也不知道古代作者說過那裡不出犀牛；因為今日所存的古代典籍，大都為信筆記載的性質，不能指望它們對每種獸類的產生區域都有詳盡的描述。不論犀牛是否在卡爾提阿的動物中曾占有顯著位置，但幼發拉底河下游附近曾經海潮泛濫的原隰，其為這種厚皮動物的良好產地，無疑不下於世界任何其他地區。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還是很不完備的；我對中國古代記載的正確性的信念，通過我的研究，更加加強了，我認為記載中所謂條支出犀牛一點，正如提喜阿斯（Ktesias）、普林尼（Pliny）或斯特累培（Strabo）所述出現於卡爾提阿獸類的一樣可靠。我們對於接近西方文明的那些國家的古代動物的知識是不是也有同樣值得懷疑的地方呢？誰會到貝魯特（Beirut）附近的黎巴嫩（Libanon）山穴中去尋求犀牛的遺骨呢？可是就在那裡，實際卻發現了和野牛、熊、山羊、瞪羚及羚羊等在一起的犀牛遺骨。［參看夫拉氏（Fraas）著《黎巴嫩山三月記》（Drie Monate im Libanon，Stuttgart，1876年，第66頁）。］布利姆（Brehm）曾提到沙爾丁（Chardin）在伊思巴罕（Ispahan）見過一頭犀牛（Thierleben，第3卷，第52頁），雖然我不能說明這種獸類怎麼會到那個地方的。 此書付印時，深蒙翟理斯（H．A．Giles）及巴刻（E．H．Parker）二位先生的提示和協助，深為感謝。 夏德（F．Hirth） 1885年6月於上海 ———————————————————— [1] 《契丹》一書全名為「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契丹及其通道》），亦名東遊叢錄，是歐洲中古時代關於16世紀前中國的各種記載，由玉爾編譯而成，初由英國哈克盧特學會出版，共四冊，後由法蘭西學院教授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重新編定。——譯者 [2] 夏德氏定卡爾提阿為條支，而納巴提安為婁鏗（Rekem），即漢名的犁靬。二者之關係見於下文考證欄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