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費 · 三張紙條
一
一九四九年渡江之後，我們這支部隊接受了新的任務：繼續向南進軍，追殲潰逃的蔣匪軍。部隊像一支離弦的利箭，沿著閩贛邊境的崇山密林，迎著初夏的陰雨，踏著崎嶇的山林小道，向潰逃的敵人，向南方、向祖國的東南邊疆，兼程前進！
這時，我在這支部隊的先頭團政治處工作，被分配到前衛營搞借糧。借糧是怎麼回事呢？常言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按說大部隊遠征應該準備好糧食的，但當時進入的是新區，革命政權一時還沒有建立起來，沒有現成的糧食；而部隊進軍又急。因此上級規定了一個就地借糧的辦法：向當地群眾借糧，打好借據，留下地址，待以後政權建立了，再由政府協助軍隊償還。
江南人民熱切地盼望著解放軍，借糧的事當地人民很支持，真是：要糧食手到拿來，找嚮導拔腿就走——方便極了。
但是有一次，卻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
這天，接到了參謀處發出的行軍路線。打開地圖一看，我們營的宿營地點是在崇安縣境一個叫作靈田的村子。這個村子雖然在大山叢中，但從地圖上看卻是一個大村莊，估計至少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這真叫人高興：這麼大的莊子，全營都可以住得下，不必露營了；糧食自然更有把握，這麼大的村子還能借不出幾百斤糧？說不定還可以買到頭豬，弄點青菜，改善一下生活呢！
我興沖沖地上了路。可是當我走了一夜，從拂曉的晨霧裡看清了這個村子的面貌時，像一跤跌到水井裡，渾身都涼了。這哪裡是個村子，簡直像個亂墳崗：沒有一間完整的房子，黑黑的山牆歪歪地立在那裡，窗子只剩了個方洞洞；遍地是碎磚爛瓦，屋裡地上的茅草，有一人多深，小樹也長得有碗口粗了。野鳥聽見響動，「撲棱」一聲從窗洞裡飛出來。我從村東頭一直走到村西頭才看見一排排傍著殘垣斷壁搭起的竹寮子，看樣子還有人住。
幾百人待在這裡，不論怎麼樣也得先想想辦法呀。我喊過通信員小吳，一道沿著荒草小徑，向那些竹籬小院走去。太陽越升越高，我那顆心卻越來越往下沉：這些人家不是婦女就是小孩，一看都是一些貧苦人家，不用說借糧，就是找個嚮導也困難了。
我們正失望地往回走，突然小吳喊了聲：「老大爺！」我抬頭一看，一位老大爺的身影一晃閃進一家院子不見了。我們趕忙也跟進院去，只見那位老大爺正在低著頭整理什麼，聽到腳步聲，抬頭瞟了我們一眼。
「老大爺！」我喊了一聲。他抬頭望望，又只管幹他的活了。
我又趕著叫了聲：「老大爺，跟你商量個事……」他慢吞吞地放下手裡的活，望著我們，指了指耳朵，搖了搖頭，惡聲惡氣地說：「聽不真！」
這時我真有點火了，一來白跑了一早晨有點心焦，二來喊他第一聲他聽見了，現在卻裝聾了。我壓住氣，放大嗓門兒向他解釋：我們是人民解放軍，想臨時借用點糧食……他只是淡漠地望著我們，終於沒有吭聲。沒辦法，我只好招呼了一聲通信員：「走！」拉著小吳就跨出了門。小吳倒不知愁，邊走還哼著：「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
走出大門沒幾步，忽然後面腳步匆匆，那位老人跟著趕出來了。我回頭看看，他正向我們的背影望著。我轉過身又往前走，老人忽然喊道：「喂，小伙子……」
我們又莫名其妙地站下來。只見那老人緊三步趕上來，伸手拉住小吳，把他推了個半轉身，抓著小吳背的掛包，端詳起來。他臉上剛才那種怒氣沖沖的神色沒有了，換上了一副驚喜的笑容。這一來卻把我倆弄糊塗了，他在看什麼呢？
他看了半天，小心地問：「你們是中央軍？」
「不，我們是人民解放軍，是打中央軍的。」那時候咱們人民解放軍還沒有佩戴帽徽、符號，又沒有什麼特殊的標誌，我只好這樣回答他。
他沒吭聲，又把那掛包翻來倒去看起來。這時我才注意到小吳的掛包上掛著一個洋瓷碗，在裝碗的布袋上，可著碗口縫著一個大紅五角星，就是這個紅五星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忽然想起了：按行軍里程計算，現在該進入過去的老革命根據地了，是不是這老人知道我們？我連忙補充了一句：「我們就是過去的紅軍，現在回來了！」
這句話真有效。老人頓時激動起來，忙問：「可真？」這是用不著多少解釋的。他一把抓住我，一隻手攬住小吳，說：「哎呀！可把我們盼死了！走，到家去！」這時，我覺得他的手在輕微地抖動。
走著，我開玩笑地問他：「這會兒你老人家的耳朵怎麼好使了！」
「誰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隨即又收斂了笑容說，「說實在的，這十幾年就這麼過慣了。那是國民黨白鬼子的天下嘛，我就給他個裝瘋賣傻、一問三不知。」進了屋，安置我們坐下，他又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前幾天就風言風語地聽說紅軍要回來了，可是一群群過的淨是些國民黨的敗兵。你們又沒個記號……你們一進門，我聽口氣挺和氣，可也不敢認準呀，等你們走的時候，我聽見這小同志唱的歌調好熟，掃眼又看見這個大紅五角星——過去咱們紅軍誰身上也都有這東西，這就是好記號。我這才敢開口了。」
彼此一談通，話就多起來。老人像見了多年不見的子女，激動著，絮絮叨叨說個沒完沒了。一會兒問問戰爭情況，一會兒談談紅軍走了以後的苦處，談到苦日子的傷心事，眼裡就掛上了淚珠；淚水沒幹，說到現在的局面，又樂得理著鬍子呵呵地笑個不停。
從老人的談話里，我才知道這塊兒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後期，就建立過革命政權。像南方所有老根據地一樣，自從紅軍長征北上之後，遭到了國民黨反動軍隊、地主、惡霸瘋狂的摧殘。後來又因為人民暗地支持山上的紅軍游擊隊，敵人索性一把火把這個二三百戶人家的美麗的山村燒了個乾乾淨淨。
老人滿懷感情地說：「當年紅軍臨離開這裡的時候說過：我們會回來的，等我們再回來的時候，天下就是我們的了。我們就是靠這些話，才活到今天啊！」
本來，我們真想縱情地談下去，和這位革命老人敘敘離別之情，但是部隊吃飯要緊哪，我只好把話轉到借糧的問題上。我抱歉地說：「大爺，按說你這兒受了這麼多苦，是不應該再讓你受累了，可是……你看看，能挪就挪一些，要不，咱再想辦法……」
沒等我說完，他把我的肩膀一撥，打斷了我的話：「咳，小伙子，看你說到哪兒去啦！照實說，要多少，我算計算計！」那口氣聽起來真像父親對兒女的腔調，又直率又親切，叫人覺得心裡甜滋滋的。話雖這麼說，可是上級政策交代得明白：貧苦家戶儘可能不借或少借。這村的情況明擺著：困難著哪！我吞吞吐吐說了個保守的數字，接著又再一次向他解釋政策和辦法。
我講著，偷眼望了他一下，只見他手裡捏著一把乾草稈，一段段地掐斷了，聚精會神地在地上擺弄著，擺得一堆堆的，一會兒從這堆調一根到那堆，一會兒把那堆又打亂了，還不時地用手捶著腦袋，思索著，大概在計算著什麼。
我索性停了嘴，注意地看著他。好大一會兒，他把手裡的草一扔，霍地站起來，伸手從屋角里抓過一把鐵鍬、一把钁頭，把鐵鍬遞給我，說了聲：「走！」就一步跨出了門。
我們都被他這突然的動作弄得糊裡糊塗，接過鐵鍬，怔怔地跟在他後面走著。出了門，拐了個彎，來到一座破爛房框子跟前。他朝一堆碎瓦指了指，說：「幫一手吧！」一钁頭就刨下去。我倆隨著他挖起來。
碎瓦刨光了，是一堆新土；新土出清了，是一塊木板；木板揭起來，是一個大瓦缸；把缸上的稻草拿掉，原來是滿滿的一缸白米。
「怎麼樣？上等白米！百十口人吃一頓足夠了！」老人指著米得意地說，「前天過的那些國民黨兵，糧食味也沒撈著聞，連一頓紅薯秧子都沒吃到熟的。」說著，他又縱聲地笑了。
我卻沒有笑。我被這老人的行動深深地感動了。我激動地拉住老人的手，說：「老大爺，謝謝你！我代表全營的同志謝謝你！大爺，找秤來吧！我們借用一部分。」
「什麼，秤？我沒有那玩意兒，也不用那玩意兒！」他又恢復了剛才說話時那種執拗的神氣。
「不，上級有規定，這是借糧救急，稱一稱，有個數，以後咱們政府好還你！」
「還？幹嗎要還，自己的人吃了還要還？」看樣子，剛才我的解釋算白說了。
我還想再給他說個明白，他擺了擺手說：「算了，來，幫我把它弄上來！」
我們把米缸抬上來，搬到屋裡。剛放實，他又說了：「鍋在牆角里，缸里有水，做飯的傢伙一應俱全。你快叫人來做飯——走了一夜，早吃早歇息！米不夠，一會兒就湊了來。」說著，從牆上摘下一隻老牛角，撇著腿，一顛一拐地走出去了。剛走到門口，又拐回來說：「米，都下鍋！鍋不夠大，到四外找；你就說程元吉——程老三說讓用的！」
他走出去沒多久，村頭就傳來一聲聲悠長的牛角號聲。我向四外望望，四面山樑上、樹叢旁、竹林邊出現了人影——村裡的青壯年隨著號角的召喚都回來了。
我打發小吳去報告營長，並叫炊事員帶桿秤來。炊事員來了以後，我把米的一半倒在米籮里，稱了稱，六十斤，滿夠營部吃的了。讓炊事員淘米下鍋，我趕出去再找那位程老大爺。轉了一圈沒找到。當我轉回來時，卻意外地聽到了這老人的大嗓門兒：「……反正已經洗了，不吃怎麼辦？」我知道出了事，一步跨進去，可不是，原來那老人早已回來，瞅瞅炊事員不注意，舀了一盆水，把瓦缸里的米一股腦兒都洗了。
接著，程老爹告訴我，村裡的人都回來了，一說就湊出了七百多斤糧食，還湊了些青菜、筍芽、雞蛋……
這樣一來，全營一天的吃飯問題就這麼順順噹噹地解決了。我懷著極其興奮、感激的心情，隨著老人挨家辦理了借糧手續。為了照顧人民的生活，又退回了一部分糧食——可是真費了不少的唇舌。當時，我也把一張借據交給了程老大爺。
我原以為又要再爭執一番的，誰知道這回程大爺卻爽快地把那張借據接了過去。我想：也許給別人解釋，他已經聽懂了吧！誰知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只見他把那張借條仔細地看了又看，突然點著頭，沒頭沒腦地說：「咳，十八年啦！」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微微笑了笑，俯身鑽到床底下，在一堆破爛鞋子裡挑出一隻破草鞋。他撕開鞋底，拿出了一個小布卷，輕輕地拂掉了上面的灰塵，把它遞給我。
我打開布卷，就看見一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分田地的「耕田證」。在「耕田證」里又夾著幾張紙條。我一張張看去：第一張是一封信，那是以很潦草的鉛筆筆跡寫成的，有些字已經模糊不清了。第二張是一紙不合程式的借據，再一張又是一封簡訊。
除了土地證之外，我看不出什麼名堂，我問他：「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你要是沒事，休息過後，咱就談談吧！我給你講講這三張紙條的來歷。」
二
一九三一年九月，整個武夷山區沉浸在一場暴風雨里。
像誰拉開了一個看不見的閘門，雨，連成一片，向著整個山區傾倒。風借雨勢，雨助風威，山石上濺起濃濃的白霧，大片的竹林梢頭卷擺著浪花。山泉從無數岩石的縫隙里衝出來，匯成一股激流，衝著滾滾的山石、拔著低矮的小樹，涌下山來。
傍晚時分，程元吉把屋裡的東西歸置了一下，在薄薄的茅草屋頂上又壓上了幾塊石頭，懷裡揣了幾塊紅薯，就往外走。按說，像這樣的天氣，他是不該再到山裡去的，但是不去又不行。那片南瓜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兩年前，爹送蕭家地主小少爺進城，爬山時因為轎子抬歪了點，被小少爺一腳蹬下山崖摔死了，想打場官司爭口氣，官司沒打贏，幾畝地花了個乾乾淨淨。程元吉只好在山坳里坡坡上一杴一钁地刨出了二畝多荒地來，種上了南瓜。總算不錯，南瓜長得蔓兒粗、果兒肥，遠看青艷艷的一片，近看橫七豎八的一堆，是個好收成。只是地處偏僻，又是這麼個大風大雨的晚上，萬一有個壞人打這些南瓜的主意，只有老婆和一個不滿十歲的女孩子怎麼能看得了？再說，近來街面上實在不安定，中央軍和民團的隊伍一個勁地往西開，說是打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這些傢伙到處抓人搶東西，東西被拿走還不說，人還被拉去扛子彈不能回家。程元吉也想趁便到山裡去躲躲。
雨繼續嘩嘩地下著。程元吉把棕皮蓑衣掩了掩，往山坳里走。這曲曲拐拐的山路，又是這麼大的風雨，實在不好走，等他翻上了山樑，望見那塊心愛的南瓜地時，天已煞黑了。就在這時，程元吉望見一串黑影從山腰的矮樹林裡竄出來，直奔他那看瓜的小茅棚子。程元吉不由得打了個寒戰：不好，這樣的天氣成群結隊地滿山跑，一定不是好人！他不敢再往前走了，連忙一閃身藏在幾棵大樹後面。
眼望著這一群人，程元吉一陣心跳，腦子裡馬上浮起一幅景象：這些人就要氣洶洶地一腳踢開那扇破竹門，把屋裡翻弄個烏七八糟，說不定……他不由得捏緊了拳頭，向前邁了幾步。但奇怪的是，那些人跑到門前卻停住了，好一陣不見動靜。接著這群人又離開房子，在一棵樹底下圍攏來，一個人指手畫腳地講了些什麼，然後，人們又散開了。
程元吉剛松下的心立刻又緊縮起來：原來那些人散開之後，就跑到瓜地里去了。只有一個人在樹底下蹲下來，打開電筒，墊著膝蓋，在寫些什麼。寫好之後，又回到房子跟前去。不多會兒，散開的人群又合攏了來，每人肩上扛著一個南瓜。程元吉望著這些扛著南瓜向山里走去的人，默默地數了數，有二十多個人，這就是說有二十多個南瓜沒有了。他不由得痛苦地嘆了口氣。
等那些人走遠了，程元吉才鑽出樹叢，也不顧泥濘，快步趕到房子跟前。老婆帶著驚懼的神情給他開了門，隨即一把拉住他，斷斷續續地說：
「可……可嚇死我了！……」
原來那些人來到屋跟前以後，並沒有行兇，只是輕輕地敲了敲門，喊了幾聲：「老鄉！老鄉！」
她哪裡敢應聲。接著，又是兩下敲門聲。這次敲得重了些，聲音也提高了：「老鄉，開開門，我們有事商量！」
這一喊，她更吃驚，看樣子要砸門了。這小茅棚別說砸，就是稍用勁一拉就會連門帶柱倒下來的。她慌忙坐起來。這時，外面另一個聲音插話了：「劉同志，聲音小點，看嚇壞了老鄉。」接著，又壓低了嗓音向屋裡說，「老鄉，別害怕，我們不是壞人。你們有糧食沒有，我們買點用用。」
糧食倒有一點兒，可是……她還是不敢吭聲。半天，那人又說話了，聲音還是那麼和氣：「老鄉，實在不開門，我們只好就這麼做了。」只聽得一陣腳步聲奔到瓜地里去，看樣子是摘瓜了。一邊摘一邊還傳來這樣的話：「大雨天，別把瓜地踩爛了。」「看，你怎麼把這樣嫩的摘下來了，留著還能長嘛。」「小心別把瓜秧子踩斷了。」忙亂了一陣，又靜下來，門外又說話了：「老鄉，我們實在沒辦法，把你的瓜摘走了，錢留在東頭第十棵瓜秧根上，請你收下吧！」
程元吉聽著老婆講完了這段事的經過，坐在床上，低著頭直嘆氣，半天不吭聲。待了一會兒，還是老婆先開了口，她說：「去看看吧，瓜少了多少。說不定人家真給留下錢了呢。」
「想得倒美！這年頭能有那樣好心的人？」話雖這麼說，但他還是走出去了。他來到瓜地東頭，數到第十棵瓜，伸手往瓜根上一摸。可不，在那硬硬的瓜蔓上，用茅草緊緊地捆著一包瓜葉，解下來一掂，沉甸甸的。
程元吉心一陣跳，把瓜葉包拿到屋裡，打開一看，裡面包著明晃晃的兩個銀元。在兩個銀元的中間，夾著一張疊得四角方方的紙條。那張紙條上寫著：
老鄉：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為了消滅壓迫窮苦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和土豪劣紳，來到這裡。因為沒帶糧食，又叫不開你的門，只好摘了南瓜二十個，約計市價，留下銀洋兩元，請你收下。
中國工農紅軍××支隊×連
程元吉兩口子被這神奇的事情驚呆了。銀元，除了賣地打官司以外，他們什麼時候見過銀元？這些叫作「紅軍」的人雖然並沒有露面，但是這張寫著潦草字跡的小紙條，卻把程元吉的心照亮了。他把這張紙條小心地保存起來，並把這個故事悄悄地在窮苦朋友中間傳播開來。
半年之後，紅軍真的來了。程元吉最先參加了貧農團，參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鬥爭。
三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老根據地的紅軍參加了「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了，國民黨反動派像一群黑老鴉一樣，來到了根據地。這一來，程元吉和當地的人民又過起了膽汁拌黃連的苦日子。
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殘過的村子，一點兒也看不出原來的樣子了，所有的房屋都被一把火燒得精光，人們只好在這些殘壁近旁搭起一排排的竹寮子來遮蔽風雨。
這天晚上，天氣更加寒冷。月牙兒斜掛在西天，冷冷地瞅著這個荒蕪了的靈田村。
就在這些竹寮中間，有一扇門忽然「呀」的一聲開了，燈光影里，一個人蹲到門口四處瞅瞅，然後低聲招呼道：
「沒有人，走吧！」
接著，一個個黑影閃出來，你東我西，在黑暗裡消失了。
竹門又掩起來。小竹寮里只剩下了兩個人：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那個年歲大些的，就是程元吉。經過這幾個月的折磨，這位身強力壯的莊稼漢，像害過一場重病，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兩頰瘦削下去了，嘴上也留起了鬍子，一看去像個半老頭了，但他那炯炯發光的眼睛和微微張開的嘴角上，卻流露著掩不住的笑意。他怎麼能不興奮呢，過了將近半年的苦日子，今天見到了山上紅軍游擊隊的來人，知道了紅軍游擊隊堅持鬥爭的情況，他像蘊蓄悶煙的柴堆，一陣風兒吹來，又冒起紅彤彤的火苗來了。他把座位往前移了移，幾乎是貼在那人的臉上，低聲地說：「不能留一宿？這世道，見個親人不容易，親不夠啊！」
「不啦，我馬上就得走，還有工作要干哪。」那人回答了他，沉思了一會兒又說，「阿叔，我留下你不為別的，實話告訴你，這村在黨的同志都上山了，這會兒，有一樁緊急的事……我想……」
他的話還沒說出口，程元吉忙一把逮住那人的肩膀晃了晃，急促地說：「咳，范同志，有什麼事照直說好了。我程老三的為人，山上同志也該知道，我雖然不在黨，可我知道咱們共產黨是幹什麼的。有事交給我，我豁上身家性命也能幹！」
范同志笑笑說：「不是我不信服你，這事危險啊，弄不好要犧牲性命呢。」接著，他把工作講了講。原來游擊隊上山以後，碰到了一堆堆的困難，吃沒糧，住沒房，傷了病了沒藥治，冷了沒衣裳，而最困難的是缺乏武器、彈藥。快武器很少，主要靠以前赤衛隊用的鳥銃，但就連這玩意兒也「沒的吃」。費了好大的勁，通過地下黨的關係，在縣城裡搞了一部分火藥，因為白匪盤查得緊，一時弄不出來，就準備瞅機會往外搞。最近接到情報，敵人打算把一些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眾往城裡送，游擊隊決定乘機消滅押隊的白匪。這樣，這批火藥就急等著用了。山上考慮到程元吉常到城裡賣南瓜、蔬菜，人緣好，地理熟，再者他是有戶籍的人，進出白匪的「卡子」比較方便，才決定請他來執行這項任務。
程元吉靜靜地聽范同志講完了，想了一想，問：「送到哪兒？什麼時候送到？」
「明天，最遲後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們在城南十八樊家東南角的山神廟裡等你。」范同志說了聯絡地點和暗號，就趁著夜黑走了。
第二天，程元吉起了個黑早，拾掇了一擔青菜，一溜小跑趕進了城。他把青菜胡亂要個低價賣了，按照范同志說的路，趕到了一家小飯館，選了個座位坐下來，喊了聲：「老闆，來碗餛飩，多加點胡椒！」
這句暗號剛說完，只聽得裡屋叮叮噹噹一陣響，兩個保安團的兵擁擁扯扯地押出一個人來。其中有一個兵手裡還抱著兩個大報紙包，順著紙包的裂縫，一縷黑藥輕輕地撒出來。那人被反捆著兩手，臉上嘴上流著鮮血，嘴角緊閉著，滿臉怒氣。這怒容直到他走到程元吉身邊的時候才稍稍消退了些。顯然他已經聽到了剛才程元吉的話，他走過程元吉身邊時，平靜地說：「老鄉，買賣遭了事，好在屋裡有面，你要吃啥只好自己弄了！」說罷，惡狠狠地瞪了兩個白鬼子一眼，挺了挺胸，大踏步走出門去。
程元吉好容易才壓住自己想撲上去的心情，目送這夥人走遠了，才走進內屋。只見屋裡被翻得亂七八糟，一個生病的老太婆——大概是那人的母親吧——在悲切地啼哭。他難過地搖搖頭，把早晨賣菜的錢塞到她的手裡，就悄悄地走出來。
程元吉挑著籮筐在大街上茫無目的地走著，心像刀絞著似的，又痛楚又惶亂。很明顯，接頭的人被捕了，要搞的火藥落到了敵人手裡，游擊隊得不到這批軍火的供應了。他腦子裡一會兒出現了白匪的法庭，那個親愛的同志在敵人面前，咬著牙，忍受著種種酷刑。一會兒又想到山上的游擊隊，他仿佛看見山上的同志們，擦好了明火槍，在那山神廟旁邊眼巴巴地等著這批火藥。他仿佛又看見一隊隊的白鬼子，押著我們的同志往城裡走，游擊隊的同志就在山樑上望著，他們因為等不到這些東西，就用僅有的那幾支快槍，亮著梭鏢，沖向押送受難同志的白鬼子的隊伍，而後，戰鬥失利了，同志們有的犧牲了，有的受傷了，那些受難的同志和群眾又被押進了敵人的牢房……而這，都是因為火藥沒有送到的緣故。想著、走著，「吧嗒」一聲，籮筐撞到一個水果攤上了，他才驚醒過來。
程元吉連忙走到路邊上，找了塊石階坐下來，點上一鍋煙吸著，竭力使自己平靜下來。他必須想出辦法，做出決定，但是怎麼也想不出。他深深感到自己一個人是多麼孤單，要是有個人商量一下有多好啊！他不由得又回想到剛才見到的那個接頭的同志，從他的面貌、表情一直想到他說的話……
「對了！」程元吉仔細揣想了接頭同志最後的話以後，不由得兩手一拍叫出聲來，倒把身旁一個曬太陽打瞌睡的老頭嚇了一跳。
他又把這意思重新想了一遍，一點兒也不會錯：「屋裡有面」就是說城裡還能買得到黑藥，剩下的就要自己想辦法了，這辦法就是自己設法弄錢來買！他連忙起身，在城裡轉了一圈，跑了幾家獵具店和爆竹店，大致打聽了一下價錢，就動身回家了。
一進家門，老婆望著他那急慌慌的神色，擔心地問：「出了什麼事啦？」
程元吉且不答她的話，反問她：「咱的米還有多少？」
「還有二百來斤吧！」
「裝米籮，我要賣了它！」程元吉說罷，又抓了把石子在地上擺弄著算起賬來。
老婆懂得他這說一不二的脾氣，就動手裝米。一邊裝，一邊忍不住問道：「什麼事用錢這麼急？賣了以後大人小孩吃啥呀？」
「少囉唆！床底下有南瓜，地窖里有紅薯，還能餓著！」他又計算了一陣。算完了，他雙手抱著頭，發起愁來：就是賣了米，錢也還差得多呀，再從哪裡弄錢呢？他打量著屋裡的每一個角落，想找出點值錢的東西來。但是可憐，這個遭到白匪洗劫的家，除了一張破舊的木床，一卷破得像麻袋似的鋪蓋，一口鍋，幾個瓦盆以外，哪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他走著、看著、想著，眼睛慢慢地在屋角里那隻舊箱子上停下來。他呆呆望了一陣，驀然狠狠地跺了跺腳：「就這麼辦！」說完，他走到老婆跟前，輕輕地撫摸著她的肩膀，放軟了口氣說：「蘭子媽，跟你商量個事……我想把咱那塊地賣掉！」
「賣地？」老婆很少聽到丈夫用這樣柔和的口氣說話，猛一聽，不覺有點奇怪；但等聽完了，又大吃一驚。
「是啊，要賣掉！」程元吉說，「不瞞你，我用錢給山上置辦東西。咱們，賣了地再租點地種，我多打幾個長工，你多做點針線，還能過得去；可山上……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咱拍拍胸膛摸摸心，不能不管哪！」
老婆沒有說什麼。她懂得丈夫的心，也知道這事果真要緊，她不聲不響地拉過箱子，找出那張地契來，交給丈夫，卻不禁流下淚來——她心痛自己這點唯一的家產呀。其實程元吉也不是沒有想到這一層，但是，這點地，甚至這全家人，比起解救受難同志的事來，顯得太微小了。他伸手接過地契，望了女兒一眼，安慰地說：「算啦，想開些吧！多想想共產黨和紅軍給咱的好處。咱們吃點苦，將來革命成功了，多少窮苦人的福都享不盡哪！」
經過一晚上的奔走，地契又落到了蕭家地主的手裡。雖然價錢差得多，但程元吉也顧不上那許多了。他帶上這筆錢，第二天一早又進了城。自然，在購買這些東西的時候，少不了又費了些勁：對這家店說要打獵，對那家店說要做爆竹，好容易湊集了十來斤黑藥，和一些黃藥。剩下幾個錢，又買了一點兒醫藥。
傍晚，他找個僻靜地方，把這些東西裝到糞桶里，上面隔著油紙蓋上層干糞。他的身份掩護了他。他混過城門崗的盤查，出了城，一氣就趕到了指定的地點。
小小的破山神廟裡擠滿了人，正像程元吉想像的一樣，人們都眼巴巴地望著呢。隊長、政委焦急地在廟門外走來走去。大家一見程元吉來了，連忙迎上去。政委接過藥包，高興地拍著程元吉的肩膀說：「老鄉，真得謝謝你呀！」
「噯，算啦，自己人嘛，說這幹啥？」他本想把自己做的事瞞過去的，但想起了接頭站遭到破壞的事，就說，「只是那個接頭的地方再也別去人了。」接著就把事情的經過談了談。
隊長、政委和同志們都靜靜地聽著。聽完了，政委緊緊地抓住程元吉的手，激動地說：「好老鄉！你這樣愛護自己的軍隊，我們也永遠忘不了你！只是……」政委搜索了一下衣袋，為難地說，「只是我們一時沒法報答你。這樣辦吧！」他摸出鋼筆，在筆記本上撕下一張紙頭，借著電筒的亮光，寫下了幾個字：今借到靈田村程元吉老鄉火藥十六斤，藥品一部。
中國工農紅軍游擊支隊支隊長 柳笙
政委 吳功強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政委寫完，交給支隊長看了一下，蓋上了圖章，遞給程元吉說：「請你把這個保存著，等以後局面打開了，我們再照價償還你！」
看著這張紙條，程元吉的眼裡忽地湧出一股淚水，他仿佛覺得心要跳出來。眼前的情景又使他回想到三年前另一張紙條的事了——這些人，為了勞苦群眾的事，奮不顧身，可是當需要群眾的幫助的時候，卻是這樣斤斤計較、分毫不爽啊。他用顫抖的手接過了紙條，說：「好，我收下。等你們，不，等我們勝利了以後再說吧！」
在這以後的日子裡，紅軍游擊隊同志的確沒有忘記這個生活在荒涼殘破的山村裡的農民，他們關心著程元吉一家的生活，也把一件件的革命工作交給了他。而程元吉也總是豁上身家性命，來為革命工作。
可惜這樣的生活沒過多久，這裡的游擊隊向新的地區轉移了，後來他們又和別的游擊隊合編成新四軍，一直開往抗日的最前線。從此，程元吉和自己的隊伍又斷了聯繫。
四
竹林茬出了新筍，茶樹綻開了嫩芽，一九四一年的春天來到了武夷山區。
程元吉領著女兒蘭子，到她的外婆家幫忙採收了第一季早茶，就趕著往家走。
在紅軍游擊隊走後的幾年裡，程元吉是咬著牙熬過來的。他老婆得病去世了，他拉扯著年幼的女兒，過著半飢不飽的日子。這艱苦的折磨，使這個年近半百的老人更加蒼老、衰弱了，他留起了花白的鬍子，他的背也微微駝了些，甚至走這山路也磕磕絆絆，跟不上腳了。他索性放慢了腳步，仔細地看起山景來。這條荒僻的小路上，幾乎每一棵樹、每一塊山石他都熟悉。紅軍在的時候，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踏著這條小道去支援前線；後來他也曾走過這裡去秘密地送過信。而那心愛的紅軍、游擊隊的同志們就是踏著這條小路走上抗日前線的。紅軍，什麼時候打敗日本鬼子再回到這裡來呢？
蘭子緊緊地跟在爹的身後。就像一棵翠綠的新竹一樣，幾年來，她已經長大成人了。她還帶點孩子氣，有時候，會連蹦帶跳地跑到爹爹的前面，手裡拿枝柳條，抽打著路旁的茅草芽兒，口裡哼著山歌。跑跳了一陣，她等著爹爹走上來，便湊到跟前，小聲地問：「爹，你又想紅軍了？」幾年來的生活里，她已經很熟悉地從爹的神情上看出他的心事。
「嗯！」程元吉點點頭。
「你老講紅軍，紅軍，可是紅軍是些什麼樣的人哪？他們什麼時候能回來呀？」
「紅軍在打日本鬼子哪，打完了就回來……」
爺兒倆邊走邊談，又走了一程，剛剛翻上一架山樑，忽然蘭子拉了父親一把：「爹，有人。」他抬頭一看，望見遠處兩個人正在交頭接耳地說著什麼，眼角還不停地往他們這邊瞟。程元吉認出那正是本保的保長蕭魁五，另一個是他的狗腿子。這傢伙在紅軍撤走時，就回鄉了，當上了「業主團」團長、保安隊長，奪田、倒算、殺害革命群眾，無惡不作。抗戰爆發，紅軍游擊隊出征以後，他又當上了保長。程元吉恨透了這個傢伙。現在從他那醉醺醺的神態和淫邪的笑聲里，又覺出這傢伙一定不懷好意，不由得下意識地看了女兒一眼；蘭子也意識到了什麼，手攥著拳頭。這時，那兩個傢伙已經趕上來。蕭魁五拉下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臉孔說：「老吉，抗戰救國你該懂得，你的那筆壯丁費該繳了吧？」
程元吉瞪了他一眼，沒有搭腔。
「哼，你這塊紅骨頭，沒砸爛你就是便宜！這筆賬現在就要算，沒養兒子拿女兒頂上！」那傢伙噴出一股酒氣，轉身向狗腿子喊了聲：「動手！」就向蘭子撲去。
蘭子一步跳到崖邊，對著蕭魁五狠狠地說：「你敢再往前走！我跳下去，也要把你這狗東西拖下去！」
程元吉覺得血一直往上涌，他毫不遲疑地彎腰搬起了一塊石頭，驀地舉過了頭頂，要朝蕭魁五砸去。「不許動！」狗腿子的一支駁殼槍頂住了他的胸膛。
正在這緊張的時刻，突然，唰的一聲，一塊石頭飛過來，正砸在狗腿子的頭上，那傢伙哼了一聲倒下了。接著道旁山石後面的樹叢里跳下一個人，一腳踩住狗腿子的手腕，把槍奪到了手。
蕭魁五早嚇愣了，等他想起拔腿逃跑，一顆子彈把他的腦袋打得開了花。
那人把這些都做完了，從容地吹了吹槍口裡吐出的硝煙，愛惜地把槍放在手裡掂了掂，又用大拇指推上了保險機。這工夫，程元吉才仔細看了看那人。那人蠻年輕，看樣子不過二十三四歲，穿著一身滿綻開棉絮的灰軍裝，頭髮老長，幾乎蓋住了耳朵，臉頰瘦得深深地陷下去，由於失血而顯得蒼白。特別使程元吉注意的是那人左臂整個吊在脖頸上，肩胛處用一塊破布包著，大概是受了傷，暗黑色的血漬夾雜著灰土粘在布上。而且可以看出，由於剛才的劇烈活動，傷口疼得厲害，他正咬牙忍耐著，他那雪白的前額上滲出了一粒粒的汗珠。程元吉一時判斷不出這是個什麼人，他以掩飾不住的驚奇的語氣問：「你是……」
「是新四軍！紅軍！」那人笑了笑，把槍插在左肋下，伸手指了指兩個壞傢伙的屍體，「來，『紅骨頭』老鄉，把這些東西收拾了，先離開這是非地以後再說。」
聽說是紅軍，程元吉和蘭子姑娘都興奮起來了。他們爺兒倆幫著這個年輕的戰士把屍體抬到路旁遠處的樹叢里藏好，又把路上的血跡收拾了一下，三個人就偷偷溜進了一片茶林。
在這僻靜的茶林里，青年戰士詳細地談了他的來歷。他名叫齊勝，原來是新四軍的一個排長，「皖南事變」時因為戰鬥中被手榴彈震昏了，落到了敵人的手裡。隨後被押運到江西，準備關進集中營。就在運送的路上，他們幾個人打倒了押送兵逃跑了。在逃出的時候，被敵人的子彈打傷，他只好帶傷沿著山林沒人處亂走，東走西轉，來到了這裡。他正要下到山溝里找水喝，剛巧碰上了保長行兇。
見到了自己的親人，聽到了自己隊伍的消息，程元吉又興奮又激動。他不停地詢問著紅軍的一切。談著談著，不覺太陽落山了。直到女兒提醒，程元吉才想起他們還在荒野的山林里，他抱歉地對齊勝說：「你看，只顧說話了。你打算以後怎麼辦？」
「到江北去，找自己的隊伍去！」齊勝說。
程元吉說：「你這樣滿山亂跑也不是個辦法，再說你傷得這麼厲害，走這樣遠的路，怕也受不住。我看倒不如先到我家躲躲，養養傷。等傷好了再想辦法。」
齊勝尋思了一會兒，也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就同意留下來。等天黑定了，程元吉和女兒攙扶著齊勝，回到了家裡。
從此，程元吉家裡就暗地裡增添了一個客人。他在房後竹園深處的一堆稻草里給齊勝安置了一個住處。白天，齊勝就在草垛里躲著；程元吉出去給人做工、販賣青菜，家裡有蘭子姑娘照顧著齊勝吃飯、喝水。夜裡人靜了之後，齊勝就偷偷地出來，洗洗傷口，和程元吉爺兒倆談談，和老人睡在一起。
開始，因為保長的死，風聲還緊了一陣，不久就平靜下去了。在這些日子裡，程元吉不管白天做工多麼勞累，晚上都要和齊勝閒談，而且總是齊勝催過幾次才肯睡下。蘭子姑娘早在童年的時候，就聽到爹爹說過紅軍的許多事情，紅軍，在這個姑娘的心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現在，果然見到紅軍的人了。她像照顧自己的兄弟一樣照料著齊勝的飲食和傷勢，並且一有空閒的時候，也像爹爹一樣仔仔細細地問起新四軍部隊的情況，特別是女戰士們的生活。
程元吉家裡自從紅軍游擊隊走後，六七年來從來沒有像這些日子這樣歡快過。但是有一件事卻使程元吉著實發愁：原來齊勝的傷擦著了骨頭，住在這裡，沒有藥治，只能用點鹽水洗洗，傷口總不見好；這幾天傷口有些紅腫，人也發起燒來；想買點藥吧，自己沒病沒災的，又怕引起人們懷疑。而且因為幾天沒找到工作，吃糧也快完了。他們爺兒倆摻粗夾雜省出米來，怕也支持不下來了。
這天晚上，齊勝突然發起了高燒，程元吉急得一夜沒有睡覺。第二天剛放亮，程元吉把女兒喊醒，悄聲地說：「我看齊同志的傷是非治不可了，我想把他送到城裡去請大夫瞧瞧。」
「那……叫人看見了怎麼辦？」姑娘驚異地問。
「我就說他剛從南洋回來，因為不摸這裡情形，叫民團放哨的打傷了。就是他的身份……」程元吉沉吟了一下，說，「這就要你幫一手了。你梳個髻吧！」
姑娘紅著臉，會意地點了點頭。
程元吉也笑著說：「好，快去打扮吧，咱這就走，爹先借錢去。」
「爹，這不是錢嗎！」說著，蘭子把母親留給她的一支銀簪子遞給了程元吉。
趁著早晨的霧氣，程元吉背著齊勝，和女兒一塊偷偷地溜出了村子，趕進了城。蘭姑娘的裝扮變得完全像個青年婦人了。這個裝扮掩護了齊勝，他們順利地騙過了保安團的哨卡，在城裡找到一個藥房。醫生給齊勝看了傷，程元吉又買了治外傷用的藥品和一些糧食、補品，姑娘也仔細打聽了對傷者的護理方法。
有藥醫治著，有東西調養著，齊勝的傷勢很快好起來。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傷口已經長平了，身體也補養得強壯了些。這天晚上在閒談的時候，齊勝吞吞吐吐地說出要走的意思。
其實，程元吉也不是沒有想到齊勝該走的事，在這裡待下去也不是辦法，隊伍里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嘛！只是打發他上路的事還沒準備好，而且住久了，猛然分別也有些捨不得；更重要的是最近程元吉有了一個打算，正在謀慮著，還沒拿定主意。現在齊勝提出來了，他就說：「急什麼，再過兩天，等身子壯實了再說。」
這以後的幾天裡，程元吉一直在忙碌著，趕著給人做了幾個工，還藉故出了趟遠門，好像把齊勝走的事忘了。這天，程元吉搞來了一些米，交給女兒，讓她全部做成打糕，還特地打來了半斤老酒。晚上，他把齊勝和女兒叫在一起，喝完了一杯酒，說：「齊同志，你要走，我也不打算留你了，要走，就趁今天夜裡走吧！路，我已經探聽好了：從這裡往東北走，過松霞嶺往正北，聽說那塊兒日本人要來，白軍早竄了，趁這兵荒馬亂的勁，走起來方便些。」
說完，程元吉又拿過準備好的乾糧和一個紙包，遞給齊勝說：「這些東西你帶上，路上吃；錢沒有多少，帶在身邊，急用的時候花。」
齊勝默默地接過乾糧，卻把錢遞迴去，感激地說：「阿叔，這些日子，多虧你老救了我。這恩情也實在難以報答，只好日後再說。這乾糧我帶上；你老和蘭妹過生活不容易，這錢還是你們留著用吧！」
「齊同志，看你說到哪兒去啦？你說我救了你，又是誰救了我？咱的軍隊和我是一條命哪！至於說到我爺兒倆的生活，這，我還有話要說。」說到這裡，程元吉猛地一仰脖子喝完了最後一杯酒，抓住女兒的手說，「孩子，那天我問你願不願去參加自己的隊伍，你說願意！現在爹已拿定主意，機會難得，你就跟齊同志一塊走吧！」
雖然，蘭子也早有這個打算，只是沒想到爹會這樣突然地就決定了。她沉默了半晌，才動情地喊了聲：「爹！」
「別擔心我，你爹的骨頭硬著哪，我總能苦熬苦撐著等你們回來！」程元吉把錢交給女兒，慈祥的語氣里含著嚴厲和果斷。說罷，看見齊勝臉上有為難的神色，又說：「齊同志，這事我已經打定了主意。為革命嘛，有東西出東西，有人力出人力！再說那天的事你也看到了，這樣的世道，女兒大了我也不放心；跟上你去幹革命，一來自己隊伍里多個人手，二來我也了了一樁心事。再說，你們倆路上互相招呼、互相掩護著，也少遭點兇險。」
這些日子相處，齊勝也摸到了老人說到做到的脾氣，而且把自己唯一的女兒交給革命，這也是這個革命老人的心愿。想了一下，就說：「既然你老人家決定了，我一定好好把蘭妹妹帶給咱們的新四軍。只是，阿叔，我怎樣來答謝你呢？」
「咳，」程元吉打斷了他的話，「為了革命，這算得了什麼？告訴你，我程老三這顆心算紅透了！」說著，他又拿出了他那珍藏很久的兩張紙條遞給齊勝。
看著這兩張紙條，齊勝更加激動起來：這位革命老人在這麼長的日子裡，在各個革命時期，都是和共產黨和紅軍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啊！
深夜，程元吉把齊勝和自己的女兒送出了村，送上了向東北的小路。在朦朧的月色里，這兩個青年人告別了老人，踏著細碎的星光，奔向北方，奔向長江，奔向抗日前線去了。
程元吉目送兩個親人的背影，直到看不見了，才抹去臉頰上不知什麼時候流下的淚水，回到自己的竹寮里。剛剛坐下來，他看見油燈底下壓著一張紙條，打開來一看，原來是齊勝留下的。那上面寫著：
新四軍主力部隊，游擊部隊或革命政權的同志們：
我是新四軍的一個排長，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中負傷，多虧崇安縣靈田村程元吉老人收留療養，從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傷愈歸隊。因我當時無力將醫療、飲食費用償還這位老人，故留此信。請同志們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地方，見此信後，隨時照顧這位革命老人，並望按一個革命軍人應得的口糧，依上述日期償還程元吉為盼。
新四軍×部排長 齊勝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程元吉把這張紙條仔細地讀了兩遍，小心地折起來，把它和另外兩張紙條放在一起，久久地，久久地撫摸著它們。由於感情過於激動，他的眼淚又簌簌地流下來了……
尾 聲
傍晚時分，程元吉老大爺向我說完了這三張紙條的來歷。他把三張紙條連同我寫的那張借據一道，小心地收藏起來，送我出了竹門。走著，他抓住我的手，按到自己的胸前，像是開玩笑而又帶些責備地對我說：「小伙子，看你又找斗又拿秤的，你能稱出我老頭子的心是幾斗幾斤嗎？」
走出好遠，我還能聽見他那爽朗的滿足的笑聲。
這天晚上，我躺在露營地——一棵大樹底下，久久不能入睡。白天的事和這三張紙條的故事深深觸動著我。不，這不是幾張紙條，是人民與自己軍隊親密關係的輝煌的詩篇；這不是程元吉一個人，是全國革命農民的崇高形象！
就帶著這個三張紙條的故事，我來到了祖國的海防。每當我工作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革命老人；每當有空的時候，我就和同志們講起這幾張紙條的故事。他，它們，給了我力量，鼓舞著我前進，教導我更熱愛人民！
也許同志們還要問：程元吉老大爺現在怎樣了？這我也說不真。只是在一九五一年去南京開會的時候，我路過他的家，看望過他。他已經當了村的農會主席，土改中又分得了土地，政府還為他重蓋了房子。他還是那麼健壯，而且更有精神了。他告訴我，齊勝現在已經是某部的團長，參加志願軍到過朝鮮，現在正在哪個學校學習。他的女兒蘭姑娘也當了某軍後勤的衛生隊長了。他倆在過去艱苦生活和戰鬥中產生了愛情，在一九四九年結了婚，生了小孩，不久前一道回家看望過他。談到那幾張紙條，他說，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初，政府已經按照紙條的數字加一倍還給了他。但是這些東西他都沒有用，一部分獻給政府救濟災民，一部分做了抗美援朝捐獻，給志願軍同志買了飛機大炮了。於是，這四張紙條又變成了一張——抗美援朝捐獻的證明。
現在，事情又過了幾年，誰知他現在生活得怎樣？他的身體該還好吧？頭上的白髮該更多了些吧？或許脊背也更駝了？但是，我仿佛還能看見他那精神奕奕的眼睛，聽到他那開朗的笑聲。也許，他已經在新成立的農業合作社裡擔任個監察委員——這差事對他挺合適——在為公共財產而操心；也許，正坐在充滿陽光的敞亮的房子裡，帶著慈祥的微笑，看著女兒、女婿和外孫的照片，又對著繞膝的孩童們講起這幾張紙條的經過了。
1955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