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費 · 老媽媽

王願堅 《黨費》
今年春節,我請假到福建去了一趟,去看看我的媽媽。 說來你也許感到奇怪:我一個江西人,媽媽怎麼會在福建?而且你也聽我說過,我的一家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叫國民黨匪軍殺害了,就剩下我這個獨丁,這個媽媽又是哪裡來的? 不管你怎麼疑惑,我得對你說,這次去看望的,實實在在是我的媽媽。 這事三言兩語說不明白,聽我詳詳細細告訴你。 一九三四年十月間,我們北上長征的隊伍,走到明水溪這個地方,遇到敵人的阻擋。我就在搶渡明水溪的戰鬥中負了傷。這次傷勢並不重,只是右肩胛上嵌進了一塊炮彈皮子,雖說流血多點,可是沒傷著筋,沒動著骨,要在平時,治個半月二十天也就好了。誰知道受傷的時候不對,這麼點傷倒把我的生活一下子全改變了。 戰鬥結束以後,衛生員把我的傷口包好,我剛要坐起來,教導員就來了。他看了看我的傷勢,跟我說:「老張,上級決定把你留下來。你參加紅軍以前,在蘇區做過地下工作,現在就先到蘇區醫院去休養吧!養好傷以後,參加敵後的游擊鬥爭。」你看,這不就變了?眼看著就和同志們分別了,部隊往西我往東,心裡真不是滋味。可是,這次部隊過了明水溪,就要一個勁兒地向西挺進,前面有千山萬水,有數不清的戰鬥;而我呢,現在已經不能參加戰鬥了!好吧,在哪兒還不是幹革命工作?好在參軍以前蘇區的好多地方我都熟,再過起當年剛開闢時的生活吧! 當天晚上,我就上了擔架。當地群眾抬著我繞著山間小路,一站倒一站,往醫院走。因為流血太多,加上走的是山林小路,顛簸得厲害,就好像是頭朝下,被人倒拖著走……也不知過了多久,我昏昏沉沉地聽見一個蒼老的女人的說話聲:「喲!這不是張同志嗎?」 這是誰呢?這是什麼地方?我想睜開眼睛看看,可是眼皮好像被什麼東西粘住了。接著,就覺得有人扶我躺在軟軟的鋪草上,一隻粗糙的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前額,又動手解開我的繃帶給我換藥。那人一邊換藥,一邊叨念,那聲音聽來就像是從天外邊飛來的…… 不知是什麼時候,我醒來了。一睜眼就聽見身旁一個人在抖弄什麼,口裡低聲地咕噥著:「這個鬼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呢?我向周圍打量了一下,四周漆黑,沒有燈火,只有遠處約略有些亮——大概是窗子吧?我的兩側都有人躺著,不時傳來低低的鼾聲和呻吟聲。「這回可到了醫院了。」我正想著,忽然,吧嗒一聲,涼森森的一個水點子滴在我的腳上,我挪動一下腳,發現腳底下已有一小攤水了。我問剛才說話的那人:「同志,下雨了嗎?」 那人「撲哧」一聲笑了:「哪裡,頭頂上一座山,再大的雨也淋不透。那是滲水。」 我怔了一下,伸手一摸,身邊是一片濕漉漉冰涼的石壁,噢,原來是在山洞裡! 我正要問,只見亮處一暗,一個人摸索到我的近前,低聲地問:「張同志,你要喝水嗎?」我聽清楚了,說話的還是那個蒼老的女人。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旁邊那位同志就說話了:「渴了張開嘴,滴下來的水,准能把肚子脹破!」大概這話把她惹火了,只聽她用嚴厲的口氣說:「劉同志,你的話怎麼那麼多?連這點苦也吃不了,你還能幹革命!」說著遞給我一杯水,又爬到洞口去了。 我睡不著,就和那位劉同志閒扯起來。聽他說,自從紅軍開始長征以後,白鬼子跟著就進了蘇區,為了堅持敵後鬥爭,地方黨政機關有的轉入地下,有的上山打游擊了。醫院也化整為零上了山,我們二十幾個傷員就住在這個山洞裡,搬到這裡已經有十多天了。這個同志談話之間流露出一種不好的情緒,一會兒說警衛太少了,只有一個班,太危險;一會兒又說生活太苦,吃的東西只靠下山偷偷地搞來一點兒,還吃不飽;一會兒埋怨沒有藥治傷,只靠點鹽水洗洗,看護員又少…… 這些我聽著覺得怪刺耳的,只是又想不出怎樣說服他,我截斷他的話,問道:「剛才那個女同志是誰?」 「你問她的名姓,怕誰也不知道,同志們都管她叫老媽媽。她的職務也說不清,算咱這個醫院的副隊長,又是政委、看護員、炊事員、採購員,還是情報員……反正這洞裡的事她一手包干。人倒是個好人,聽說是老革命了,就是年歲大了,腿腳不靈,嘴又囉唆……」 他一氣說了半天,我總弄不清這個女同志是什麼人,而且奇怪的是她還認識我。我竭力思索著過去接觸過的人,怎麼也記不起這個人來。想著想著,不知不覺又睡著了。 過了一會兒,我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了。洞門口亂糟糟的,人們嘁嘁喳喳議論著什麼。洞裡的傷員同志們都半坐起身子或者抬起頭,靜靜地聽著。看樣子是有了情況。洞外的人剛才說些什麼話我沒有聽到,只聽見那位老媽媽低聲說:「好,快走吧!」人們回答了一些什麼,伴著一陣緊張的腳步聲,洞口的人們走了。 老媽媽轉過身來,對我們說:「剛才發現山下有白鬼子,隊長已經帶著警衛班去了,大家別慌。要是情況緊張,有人掩護我們,也有人幫助咱們轉移。現在咱把東西準備一下。」說著,她鑽進洞來,幫著一個個傷員穿衣服,穿鞋子,收拾東西。還不住地撫摸著傷員的身子囑咐說:「別怕,別慌……」仿佛她一撫摸就會把人的驚恐抹掉似的。這使我想起剛才劉同志的話,她的一舉一動,真像個媽媽哪。她招呼著全體同志把衣服穿好之後,又迅速地把自己身邊的東西收拾了一下,然後走出洞去,佇立在洞口,望著發現敵情的方向。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北面山腳下就響起了槍聲。一陣激烈的射擊之後,響槍的方向轉向西面,越來越遠了。 洞裡緊張得沒有一絲聲息,大家似乎都在考慮著同樣的問題:情況到底怎樣? 一個鐘頭過去了,又是一個鐘頭過去了。老媽媽還在洞口站著。洞裡仍然是靜悄悄的,只有洞頂上的滲水,「吧嗒」「吧嗒」有規律地滴著。 天放亮的時候,隊長派來聯絡的老孫回來了。他一進洞,就歪倒在鋪草上,老媽媽趕緊給他包紮著腳上的傷口。大家幾乎是同時問道:「情況怎麼樣?」老孫把眼睛一閉,喘了一口粗氣:「隊長叫趕快轉移!」 原來他們剛到山腰,就發現敵人在布置搜山,隊長馬上帶著隊伍插到山下的胡家墩,從那裡兜屁股打敵人,想轉移敵人的注意。敵人果然轉過身來追,他們且打且走,打算把敵人引上西邊的雲峰山。誰知道剛到雲峰山口,就遇上了另一股敵人,由於前後受敵,同志們大部分都犧牲了。隊長他們拼盡全力掩護著三個同志突圍出來,兩個人去找特委取得聯繫,一個人回來送信。老孫在突圍的時候,腳上又負了傷,所以回來得晚些。他說,在分手的時候,隊長判斷:他們警衛班受了損失,可以暫時麻痹敵人一下,但是,看樣子敵人怕還是要搜山的;而且又怕去特委聯絡的同志路上出岔子,所以要山上自己設法隱蔽或者轉移一下。 一聽這情況,洞裡頓時亂了起來。老劉第一個放大嗓門兒喊著:「唉!這下子可完了,完了……」接著,洞口一個小伙子就要向外爬。我也急得不知怎麼是好,敵人說不定什麼時候來,這不是些好胳膊好腿的人哪! 正在這時,老媽媽忽然霍地站了起來,對洞口那個小伙子說:「和伢子,你先躺好!要轉移也不能這樣轉法啊!」然後,她走到老劉跟前,厲聲地說:「老劉呀,一夥十多個人,就數你叫得凶!什麼『完了,完了』!你想想,你說這話能對得住長征路上的那些同志不?……」黑影里看不真,只望見她的肩頭在抖動,大概這會兒她氣憤得厲害。 老媽媽把沉不住氣的老劉、和伢子數落了一頓,洞裡馬上安靜下來。老媽媽移到洞口邊,倚在洞壁上,衝著大家,放開嗓子說:「同志們,咱把話說明白:這陣子是很危險,敵人包圍著我們,誰要害怕、動搖,受不了苦,就站出來!我老婆子就是爬也要把他送下山去!」說到這裡,她特意把話頓住,停了一會兒,見沒有一個人想站起來,才又和緩地說:「隊伍有頭家有主,如今隊長不在這裡,這個家就由我來當。你們管我叫媽媽,哪個媽媽不疼自己的孩子?有媽媽在,就有你們在!這裡不安全,咱們想辦法;沒有吃的,這不是,」她從腰裡摸出一件什麼東西,用力抖了抖,裡面錚錚作響,「這是特委留下的錢,我可以偷著下山買米給你們做飯吃;錢花光了,我就是下山討飯,也不能讓你們餓著……」 她說完了這些話,就疲倦地歪著身子坐在洞口,連聲咳嗽著。洞裡鴉雀無聲,我只覺得那個和伢子的胳膊在我眼前晃動,大概是在抹眼淚;就是咋呼得最凶的劉同志也不再吭聲了。 山上的松濤呼嘯著,風,把早晨的濃霧一團團地刮進洞裡來。 休息了一會兒,老媽媽欠起身,低聲叫道:「主力上下來的張同志,你能到外面來嗎?」我一邊答應,一邊摸索著爬到洞口,靠著她的身邊坐下,她把嘴附在我耳朵上,小聲地問:「我記得你是黨員,是不是?」 「是的!」我回答,對這樣的人用不著隱瞞。不過那時候黨是秘密的,她怎麼知道我是黨員? 「你這個黨員,不好,不好……」她把聲音壓低,不滿地說,「剛才亂成那個樣子,你怎麼不管呢?黨叫你這樣做來著?」 「我……我……」她批評得對,我只覺得臉一陣發燒,不好意思地囁嚅著。最後我低聲問她:「你怎麼知道我是在黨?」 「知道,知道……你傷口疼得厲害不?我們到外面去走走。」我點點頭,她攙著我受傷的那隻胳膊,慢慢地走出洞來。 洞外,是一塊光坪。太陽已經露臉了。從瀰漫的大霧裡看去,像個通紅的大火球。在洞裡待得時間長了,乍一出來,簡直不敢睜眼,腿也軟得無力。她攙著我向一棵大樹走,忽然自言自語地說:「大媽,有開水嗎?我可要開的。」 聽到這句話,我不由得一怔。迎著朝陽,我眯著眼睛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臉。到現在我才看清她的面容:蒼老的臉上,刻著一條條深深的皺紋,門牙也殘缺不全,在她的左眼下,有一個黃豆大的疤痕……噢,想起來了。那是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我奉命到潮汕地區去和一個新成立的組織接頭。我按照交通的指點,到了山腳下的一棵大樹跟前,看見一位大娘坐在那兒做針線活兒。我走到她身邊,粗聲粗氣地說了句:「大媽,有開水嗎?我可要開的!」這是黨為我們約定好的聯絡的暗語。 她怔了一下,抬頭望了望我,會意地笑了笑,撣著身上的土站起來說:「傻孩子,把我嚇了一跳!開水,有,有!過兩年再見了你大媽,大媽還給你酒喝呢。來,跟我來!」她四處瞧了瞧,見沒有人,便領著我鑽進了一片茶叢。就在那裡,我會見了幾個要見的當地黨的負責人,在那撲鼻香的茶花叢里開了會。 會快開完了,猛聽得山腰裡傳來一聲嘹亮的山歌。「高山頂上一株梅,山歌越唱越出來……」是她在唱。這是告訴我們:有人來了。我們幾個人便分散開,悄悄地離開了茶叢。 在那以後不久,我到了紅軍隊伍里,東征西戰,就再也沒有見到她。之後聽說因為鬧革命,她丈夫犧牲了,她帶著快要成人的兩個兒子進了根據地。想不到又在這裡見到了她。她比三年前老多了,看上去約有六十歲的樣子,嘴角上添了皺紋,鬢角也花白了。 她把我扶到樹下一塊石頭上坐好,收斂了笑容,問我:「這幾年你在部隊上幹什麼工作?」我說:「當排長。」她說:「老張,剛才我說了你兩句,話重一些,你別見怪。這裡就咱兩個在黨,他們大部分是這塊兒白了以後才上山的。咱倆得把這擔子擔起來。」 嗨,人家這才叫黨員呢,碰到情況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是怎麼把困難的擔子擔起來,可我呢,還沒往這方面想哪,真慚愧!我把當前情況考慮了一下,說:「我看,頭一樁事就是要設法挪一挪地方!」 「挪是要挪的,可是隊長說得很在理:經他們這麼一打,我想敵人一兩天是不會上來的。眼下頭一樁事倒是要弄吃的。這話只能對你說,咱已經沒有口糧了。再就是組織組織,把大家的心定住。至於轉移,總得先找好地方,不能讓這些傷員睡在露天地里呀!」接著,她談了談她的打算:她要我臨時擔任這裡的隊長,她趕下山去探聽一下情況,順便弄點吃的來。 她考慮得倒很周到,只是我怕她年老爬不動山,我想:我雖然受了傷,身子虛些,可是年輕,腿腳還好,不如我去一趟。我把這個意見說出來以後,她說什麼也不答應。她說:「你還有重要的事要做呢!」說著隨手摸起腰裡的兩個手榴彈和一支駁殼槍交給我,「帶上這個。」等我默默地接過武器,她才接著說,「這地方,前面是條獨道道,後面是一漫斜坡。要是敵人果真來了,就得立刻把路卡住,讓同志們滿山坡跑。這十幾個人的安全,全靠你了,你要仔細啊!」接著又遞給我條米袋子,搖晃著說:「這錢,你存著。我拿了兩塊去買米。這是以前同志們傷好了出院時送給我的,積了這麼多,我一直保存著,現在它成了咱們全部的經費了。」這樣說來,特委並沒有留下錢,剛才她那樣說是為了要安慰同志們啊。 雖然,在戰鬥中,我接受過千百次任務,但今天的情景,卻使我格外感動。不知怎麼的,我想起了我的媽媽,想起了媽媽在我參加革命時,把她存了半輩子的「體己」交給我的情形來。 我們把事情商量好了,又回到洞裡。大概因為我是主力上來的,又是個幹部,大家都同意我暫時負責。我拿過那支駁殼槍來擦著。這工夫,老媽媽早已趁著霧大、不會暴露目標的時候,點上了火,燒了開水。她把開水舀出來一些,沖了鹽水;又把米下到鍋里。然後,端著一茶缸鹽水,挨個給傷員擦洗、包紮傷口。她這一切做得那麼仔細,那麼沉著,就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護士似的。這種鎮定的情緒感染著洞裡的所有人,大家都安定下來了,人們臉上又露出了笑容,甚至有的人還在洞口地上畫上棋盤玩起「堵白鬼」來。 老媽媽把事情弄完了以後,抄起一根竹杖,對我說:「我去了,等米爛了,你盛給大家吃。」又故意放大聲音說,「下午我回來得晚,你舀米自己做吧!」但當她走到洞口時,卻附在我耳朵上說:「別忘了,把稠的盛給傷重的同志吃呀!」 老媽媽走了以後,我用根帶子把受傷的膀子吊起,四處走了一圈,察看了一下地形,又把傷員組織了一下,選出幾個傷勢較輕的同志輪流放哨。我們靜等著老媽媽回來。 時間真難熬啊,太陽已經落了,還不見老媽媽回來。我出去瞭望了好幾次,除了遍山荒草、大樹、怪石,什麼也看不到。更難的是糧食沒有了,同志們都在忍著餓呢! 黃昏時分,我決定順著山路去找找看。我沿著小路往下爬了約莫半里路,實在爬不動了。我靠著一棵大樹,四下瞭望了一下,遠遠地看見路旁草叢裡好像有一個人影在蠕動,我警惕地掏出了槍,問了聲:「誰?」一個微弱的聲音回答:「是我。」我走上去一看,正是老媽媽。只見她臉上、手上滿是血跡,兩肘兩膝上的衣服也破了。她趴在地上,頭前放著一個包包,她用手和頭頂著那個包包,正吃力地往山上爬。我連忙跑上去,激動地叫了聲:「媽媽!」她見我來了,咧開乾燥的嘴唇笑了笑。我用一隻手拎著東西,她扶著我,就上了山。 她一進洞口,就忘記了勞累,擠在人堆里,看看這個,瞧瞧那個,像多久不見的親人一樣。她摸著年齡最小的和伢子的手,抱歉地說:「孩子,餓壞了吧;上了幾歲年紀,走道不利索,真是……來!」說著,解開了包包。這個包包簡直是個雜貨攤,裡面有約莫十來斤的一小袋米,有打糕,有窩窩、紅薯、干紅薯絲子,有一塊豆腐,有一個小南瓜,還有幾卷各種顏色的布——大概是給我們包傷口用的。她把可吃的東西按人們的傷情輕重分了分,說:「今天晚上先將就著吃吧,明天,媽媽給你們煮白米飯、南瓜稀飯,還給你們做個野蒜燒豆腐吃呢!」說著,點著她那花白的頭,呵呵地笑了。 同志們餓了一天,現在每人都拿著一樣東西吃起來。大家有說有笑,洞裡的空氣頓時活躍了。正吃著,忽然和伢子喊了聲:「老媽媽哪裡去了?」 我連忙跑出洞來找,只見她老人家正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兩手捧著一樣東西在吃呢,見我去了,忙把手裡的東西掖在衣服底下藏起來。我好奇地搶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塊草根、菜葉、紅薯絲、爛南瓜雜拌的窩窩。我猛然想起:剛才不是她拿不動這些東西,是餓得沒勁了啊!我眼眶子一熱,一把抱住她:「媽媽,你……」 「別嚷,別嚷,別叫同志們聽見。」她趕緊向我擺擺手說,「老張,弄點吃的不容易啊!再說,山下的群眾也大都吃這個。」 我硬把自己手裡的一塊煮紅薯和她換過來。她慢慢吃著,和我談起今天下山的經過來。真叫不容易哪:她下到村里,裝作討飯的叫花子,沿門乞討。自然囉,這麼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是不會引起白鬼的懷疑的。她去的淨是些貧苦人家,看出哪家可靠,就和他們談起紅軍,告訴他們「是弄糧食給受傷的戰士吃的」,於是群眾就挑最好的東西交給她,還給她從米店裡設法買來了一點兒白米。可是山下地主豪紳都回來了,又是加租又是奪田,群眾生活苦得很,因此討來討去只弄了這麼些東西。說到這裡,她忽然頓住,拍拍我的手說:「我順便打探了一下情況,白鬼子民團現在正在『圍剿』雲峰山,對我們住的這個地方也很注意,今天就有人拿著望遠鏡往山上望呢。咱們更得提高警惕了!」停了一會兒,她好像又想起了什麼,笑著說:「把錢給我一半,我已經找好了可靠的群眾,托他們給買了米存著,以後用起來方便。」 這天夜裡,我被老媽媽的行動感動著,久久不能入睡;再加上夜裡值了兩次哨,早晨醒得很晚。醒來的時候,老媽媽早已做好了飯,換完了藥,又下山了。 一個白天,我都花在組織傷員互助和跟他們談話上。我把老媽媽下山搞糧食的經過談了談,還把老媽媽瞞著大家吃的東西給同志們看了。這件事比什麼話都有力,同志們當即談論起來,老媽媽待同志們的好成了大家的話題。和伢子被感動得擦眼抹淚的,一定要把自己的飯留出來給老媽媽吃。最愛嚷嚷的老劉也怔怔地沉默了一天,最後才對我說:「老張,我的傷勢輕,有什麼事只管叫我干,要不,我對不住媽媽呀!」 這天,天黑定了,老媽媽才回到山上來。今天她回來得更晚也更疲憊,但卻比昨天高興。她一見我就興沖沖地說:「老張,可好啦,總算老天有眼,我找著好地方了,又好,又安全。」 聽了她的話,我才知道她出去看新的營地去了。我問她:「離這兒有多遠?」她說:「就在東面的赤金坪,大概有二十里路吧。」我思索了一下,不由得暗暗吃驚了,二十里路,來回就是四十里,在一天裡爬山越嶺走這麼多路……唉,這位老人家為了這些傷員們——為了黨的工作,她什麼辦法沒想出、什麼苦沒吃到啊! 第二天清早,我們開始轉移。老媽媽在前頭引路,腿腳還好的同志們把傷腿的攙起,把傷腳的背起,跟在後面走;我攙著一個同志走在最後,走一段,迴轉頭去把踩倒的草扶起來。就這樣,我們攀藤附葛,從一片亂石叢生的斜坡上走下了山,涉過一道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山頭。從拂曉走到太陽偏西,才到了我們新的家。 真難為她老人家,怎麼能找到這樣一個好地方。這也是個山洞,但比原來那個山洞好多了,這地方,不走近前你怎麼也看不出是個山洞來。它正在一個突出的山石嘴子下面,岩石上的藤葛垂下來,成了洞口的帘子;洞前的小樹密密麻麻,成了個天然屏障。裡面也比原來的洞子寬敞得多,尤其使我們驚奇的是,洞裡打掃得乾乾淨淨,連地上的坑坑窪窪也都用碎石仔細地填平了,而且在洞口不遠處的一塊光坪上,平平地攤曬著一大堆茅草。現在,只要把那又干又軟的茅草往洞裡一鋪,就可以安安逸逸地住起來了。這些,不用說,都是老媽媽乾的。 我懷著激動又有些好奇的心情問老媽媽:「你怎麼找到這個地方來的?」 她笑了笑回答我說:「只靠我,跑斷腿也找不到這樣的好地方呀!這是群眾幫我找的。」原來她下山弄飯的那天,在一個打柴的老頭那裡打聽到了這個秘密的地方。 我們再也用不著提心弔膽了。這天晚上,我們在這既安全又舒適的地方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連老媽媽也睡得十分香甜。 就在我們搬家的第三天拂曉,我們從洞頂上望見,我們原來住的地方的方向起火了。老媽媽去偵察了一次:原來白鬼子搜查到了那裡,把早先警衛同志住的寮子點著了火。但是,這些狗東西卻撲空了。 日子過得飛快,自從發生了情況,我們離開組織獨立生活已經有十多天了。這些天來,因為住得舒坦吃得好,傷員的傷口都見好了,我的傷口也已經封了口,掂掂拿拿也不覺吃力了,而且還幫助老媽媽到山下一個石壁縫裡拿了一次糧食。可是這些日子可苦了老媽媽,她一天到晚,東跑西顛,除了做飯、換藥以外,要下山弄糧食,還要抽空到原來那個山洞去瞭望,看有沒有特委聯絡員來。這樣的生活,把個老婆婆折磨得更加消瘦、蒼老了。她的背似乎更駝了些,頭上的白頭髮更多了。有時候給同志們洗傷口,洗著洗著,眼睛一花,傷口洗不上,倒往好肉上擦起來;做飯忘了添火、加水,更是常有的事。每逢這樣的時候,同志們都勸她:「好媽媽,你歇一會兒,讓我們自己來吧!」她總是執拗地搖搖頭,說:「快給我走開,別礙我的事。你們年輕人不知道老年人的心哪!我親手做的飯,覺得你們吃著香;我親手給你們換了藥,就覺得你們傷口痛得輕些。我就巴望著過不幾天,特委來了人,你們的傷也好了,我把你們領到上級跟前,說聲:『好,你看,又是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你領了去打白鬼子去吧!』那我就沒心事了。」真的,每當哪個同志的傷口有些好轉,她就顯得高興;哪個同志多吃了點飯,她就喜得合不攏嘴。 這天,吃罷了早飯,我到外面閒逛去,溜溜達達走到了山腰的水潭邊上,正碰上老媽媽在那裡給傷員洗衣服。但她卻沒有洗,雙手按住一件衣服停下來,怔怔地呆住了,衣服漂得滿潭都是。我走過去一邊幫她撈衣服,一邊問她:「媽媽,你實在太累了,歇歇吧!」 她看看是我,嘆了口氣說:「我哪裡是累的,是愁的呀!特委至今還沒有來人,咱的那點錢也花光了,現在糧食頂多還能支持兩天,吃光了以後怎麼辦哪!」 我一直不大過問糧食的事,聽她一說,我也發愁了。我試探地問:「山下不能再想想辦法?」 她搖搖頭:「山下群眾讓回鄉的土豪搞得苦得很,勻不出來呀。唉!」 她一提到土豪,我不由得心裡一動,我說:「媽媽,你還記得不,咱們剛開闢的那陣子,組織起貧農團,把土豪一逮,土地一分,糧食家具一大堆……咱能不能再在這些傢伙身上打打主意?」 她聽我說完,眼睛頓時亮起來,拍著我的肩膀說:「嘿,你看我老糊塗了,怎麼沒往這上面想呢。對!打打土豪,解決了困難;也告訴那些白鬼:咱們游擊隊還在!」 「可是,咱沒有人手,又沒有武器……」我說。 「看你這傻孩子,咱們不是人?咱們也有槍呀!」這會兒,她的興頭比我還大,「前兩天我下山,群眾告訴我:胡家墩胡紹祖那雜種回來以後狂得很,殺人害命燒房子,壞事做了無數,早該鎮壓一下子了。聽說自從上次讓他們占了點小便宜,他就更不知天高地厚了。他自認為天下太平了,就把來給他保家的保安團全撤了。我看可以搞他一下。不過,」她看了我一眼,「打仗這樁事我不在行,就得靠你了。你跟我一塊去看看怎麼樣?」 「好!」我爽快地答應了。 我們又商量了一會兒,決定說干就干,當天就上胡家墩去逛逛。老媽媽連衣服也顧不得洗了,我倆一氣奔回洞裡。我把情況和大家談了談,選出了老劉、和伢子和回來報信的那個警衛班的老孫三個傷口快好全的同志,讓他們準備好,天黑以後在山根上等我們,如果情況合適,當天就動手。我換了身衣裳,太陽一歪,就跟著老媽媽下山了。 黃昏時分,我們趁著天黑鑽進了胡家墩。老媽媽把我安置在一家可靠的人家,又出去串了幾家,把情況對照了一下。胡家的情況和白天老媽媽說得差不多:駐在這裡的保安團的隊伍真撤走了,護家的只有六個團丁,還有兩個到別處去催租去了。為了徹底查清地形,我倆就往胡家宅院走。聽說這胡家宅院是全村最大的一所房子,兩進大瓦房,兩丈高的圍牆,高高的門樓,厚厚的門扇,鬧革命以後,胡紹祖嚇得竄到潮州去了。這房子就成了鄉政府的辦公處;這塊兒白了以後,他又跑回來收拾收拾住了進去。我跟著老媽媽圍著這個院子邊走邊瞧,先看了看大門,就往宅後轉。誰知那麼湊巧,一轉胡同口,迎面碰上個團丁。那傢伙晃悠著個電筒,哼哼唧唧地往前走,差一點兒和我撞個滿懷。 「幹什麼的?」 我正要答話,老媽媽暗暗扯了我一把,上前應道:「孩子病了,去找人瞧病才回來,」她從腰裡掏了掏,摸出不知什麼時候預備好的一張紙遞過去,「看,這是藥單。」 那傢伙把手電朝我晃了晃,大概是看見我這二寸長的頭髮和那張蹲山洞憋白了的臉孔實在像個病人,惡狠狠地罵了聲:「窮鬼!」又搖搖擺擺地走了。 我真佩服老媽媽的沉著。黑影里我慢慢地跟著她繞胡家宅院走了一圈,看了個仔細,就鑽進了一條小胡同。 老媽媽壓低聲音問我:「怎麼樣?好下手嗎?」 我說:「人倒不多,要是幹得巧,我們能對付得了,就是牆太高,門又結實,我們腿腳不靈便,進院子有困難;再就是摸不清這些傢伙睡覺的地方,堵不了死老鼠!」 「要是有人從裡面偷偷地打開門呢?」 「那當然好,」我說,「可是這門我們的人誰能進得去?」 「這交給我來辦。」老媽媽蠻有把握地說,「胡家的那個長工老頭阿盛我認識,他也是個受苦人,我去找他幫幫忙!」我躲在暗處,看著老媽媽徑直向大門走去。黑暗裡只聽得她輕輕地叩門,並且小聲地說:「阿盛哥,你行行好吧,天快下雨了,讓我到裡面門洞裡躲一躲吧!……」接著又聽見一個老頭低聲說了些什麼,不久傳來她的一陣咳嗽聲。我知道事情妥了,就拔腿往山根跑去。 半夜時分,我們進了村子。四個人分成了兩組,我帶著和伢子和老劉,直奔胡家大門;老孫在村口擔任警戒,掩護後路。武器太少,我們只能分給老孫一顆手榴彈,剩下的一顆和一支短槍,由我們帶著。到了胡家大門前,我聽了聽動靜,捂起鼻子裝了聲貓叫,隨即貼到門上去。不一會兒,門閂一響,大門「呀」的一聲開了。我一步搶了進去,老劉、和伢子也跟進來,老媽媽、阿盛老爹隨即把大門關好。我壓低了嗓子問老媽媽:「人都在哪裡?」 阿盛老爹連忙接上答道:「胡紹祖在北屋,西屋是團丁們,做飯的婆子和丫頭們都在東廂房。」 我沖老劉把手一揚,兩個人就奔了西屋,那裡還點著燈,我在窗戶外邊,側耳聽了一下,屋子裡鼾聲打得山響。我把門輕輕地撥開,端著槍一步跳上了床。老劉忙著把牆上掛著的槍摘下來。我輕輕地喝了一聲:「起來!」幾個睡得糊裡糊塗的團丁,從夢中驚醒過來,一看我和老劉的架勢,嚇得滾下床來,不住地求饒。我趕緊又補充了一句:「不許喊!」這幾個人才乖乖地縮在牆邊。老劉向門外招呼了一下,和伢子跑了進來,大家把四個團丁活活捆住,用破布堵住了嘴。 在這當兒,老媽媽已經把東廂房裡的婆子、丫頭們喚醒了,告訴她們說:「紅軍來了,馬上就可以放你們回家。」這些都是受苦人,被胡紹祖拉了來干苦工的,巴不得趕快回去和家人團聚,現在聽說紅軍來了,都樂得合不攏嘴。 我把西屋的門鎖上,叫和伢子到門口巡風,隨後帶著老劉直奔胡紹祖的住房。老媽媽緊跟在我們的身後,也來到北屋。 北屋裡大概聽見了動靜,燈光一下子暗了。我們踹開門進去,借著昏暗的鴉片煙燈一看,床上只有一個妖里妖氣的女人,抱著床被子打戰,胡紹祖不知哪裡去了。看樣子這傢伙跑了沒多久——那婆娘對面的煙盤子裡煙槍上還有半截鴉片煙泡沒有吸完。可是人到哪裡去了?翻遍了床底、天棚,也沒找著。我正在發急,老媽媽捏了我一把,伸手往牆角的一隻木箱子指了指。我循著她的手勢看去,見那箱上的鎖鼻兒在輕輕地晃動,我明白了,就舉起槍,向那箱子比量了一下。那婆娘見我們發現了,號叫一聲就撲到箱子上,哭喊著:「別開槍呀!……」話沒落音,箱子裡「砰砰」打出了一梭子彈,胡紹祖的小老婆被打死了,老媽媽的額角也擦傷了。老劉罵了一聲,朝著箱子打出了半條子彈,箱子被打得粉碎,胡紹祖像一條狗一樣蜷曲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了。 我們估計城裡的白鬼當晚趕不到這裡,便從容地打開了胡家的糧倉。當我看見滿囤子糧食的時候,又大大犯愁了:憑我們這幾個人,帶上繳來的槍支彈藥,還能帶得了多少糧食?我問老媽媽,老媽媽卻笑著說:「有辦法,有辦法!」話還未了,外面一陣腳步聲,闖進來了六七個人,阿盛老爹也跟在後邊。大家像早有準備似的,一色地帶著竹杖、挑籮。原來,老媽媽早在剛進莊串門子的時候就約好了人,現在聽見槍響,都趕來了。 老媽媽一面招呼人們裝米,一面對阿盛老爹說:「阿盛哥,我們就走,請你招呼人來分東西吧,天亮以後敵人要來的。別忘了,我們走了以後,給我們收拾一下足跡。」阿盛老爹說:「你們儘管走吧,這些事都交給我辦!」 真是人多勢眾,大家七手八腳地裝了一些米、咸鹽、乾菜,還搞到一塊鹹肉、兩隻火腿,幾個年輕的農民擔著,由老劉、和伢子帶著,找著老孫繞道上山了。 老媽媽把胡紹祖家的衣物分給婆子丫頭們一些,又給了些錢,讓她們各自回家。 我把幾個團丁放開,跟他們說:「我們是工農紅軍,專為窮人打天下的,你們要再幫地主們作惡,可得小心腦袋!現在給你們幾個錢,各自謀生去吧!」團丁們也千恩萬謝地走了。 已經半夜了,我們也該走了。臨走,老媽媽拉了我一把說:「你不是會寫字嗎?留下幾個字警告白鬼一下!」 我就著胡紹祖的桌上,隨手寫了幾個字:「白匪們:你們再進行收租奪田吧,再殺害勞苦人民吧!看,這就是你們的下場!」寫完,我問她:「下款怎麼寫?」 她毫不遲疑地說:「中國工農紅軍游擊支隊!」 打了這次土豪,我們的情況大大改變了:不但我們這「醫院」的問題解決了,而且打擊了白匪的氣焰,鼓舞了人民鬥爭的信心。在我們這座山的附近到處流傳著紅軍游擊隊又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甚至還有些人把這事添枝加葉地編成了神話般的故事,說:「山上的紅軍有觀音老母護佑著呢,她老人家用手一指,土豪的鐵門就開了;她的手一揮,民團就不能動了;她咳嗽一聲土豪就嚇死了……」其實,誰能想到,這件事是一個年老的媽媽領著幾個傷員乾的呢! 但是,打土豪的事沒有繼續幹下去。十多天以後的一個中午,老媽媽領著我們的隊長回來了。我們的隊長在那次戰鬥中並沒有犧牲,突圍出去以後就去找特委聯繫去了。只是特委也在流動,一時沒有找到。當他見到了特委,接到了指示往回走的時候,他簡直沒有想到還會再見到我們,更想不到我們會生活得這樣好。 隊長帶來了特委指示:一切傷愈的同志都要立即分配到各個支隊去,開展鬥爭。一旦聯繫得好,「醫院」也要很快轉移了。當天,我就要隨著隊長到特委去。這樣,我就和這位敬愛的老媽媽分別了。 在這短短的二十多天裡,我已經和這位媽媽建立了真正的同志的又是母子般的感情,猛一分手,心裡總是有點說不出的滋味。 黃昏,我收拾停當,就上路了。老媽媽一直把我送到山腰。臨別,她緊緊地拉著我的手,長時間撫摸著我的臉頰、肩膀……二十多天來,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我沒見她流過一滴眼淚,現在眼淚卻大滴大滴地流下來。我也忍不住流淚了。她說:「孩子,這些日子,你張口閉口叫我媽媽,按年紀我也夠得上做你媽媽了,聽說你也是沒爹沒娘的孩子,就把我老婆子當你親媽吧!走吧!媽媽沒有什麼話好說了,日後有機會,別忘了給我個信。還有,你要把咱這段生活牢牢地記著!」 我說:「是,記住了!」 我邁開大步走了。走出了好遠,迴轉頭來看時,只見老媽媽還站在嶺頭上向我張望,她那花白的頭髮,迎著山風,微微地飄動著。 1955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