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費 · 糧食的故事

吃罷晚飯，我到縣人民政府去找郝吉標。 訪問郝吉標的事是今天才決定的。聽寇縣長說，郝吉標是這裡的一個「老革命」，一九三三年的鄉工農民主政府主席。在老區游擊鬥爭最困難的時候，他協助游擊隊做過很多事。現在就在縣政府的「老區辦公室」工作。 縣政府離我住的地方不遠，從一個丁字街拐彎，北面的一條街就是。我沿著大街走著。這個小城裡的大街本來就不寬，路中心又平鋪著曬上了稻穀，顯得更擁擠了。那糧食大概是縣糧庫的吧，有幾個青年人在用推板把它推攏起來。 我一邊走一邊想：這個「老革命」該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到了縣政府一打聽，有人告訴我，郝吉標剛給幹部講完話，現在正在家呢。 郝吉標住的地方就在「老區辦公室」的旁邊，是一單間四角方方的小屋子。我敲了敲門，沒見回聲。推開門一看，郝吉標正躺在床上，手裡捏著支竹煙管，兩眼直直地盯著床頂子出神。見我是個生人，才慢慢地坐起身。 「好嘛！」我對他說明來意後，他回答道。一面慢條斯理地整著鞋子。我看出，剛才他似乎在想什麼事情，現在有意這樣來平靜一下心情。 在燈光下看來，他已經是個老頭了，雖然穿著一身半新的藍布制服，仍然掩不住他的年紀。看上去約莫六十上下，前腦門的頭髮全禿光了，額角顯得很高，上面滿布著細細的皺紋。他的眼神顯得有些疲倦，我猜他是因為剛才講話累了，就說：「你剛剛做過報告，要是累了，咱就另找個時間談吧。」 「只是隨便談了談購糧的事，不累，」說著他站起身，神情有些激動，「咱這裡頭一次搞購糧工作，找全縣的幹部來布置任務，有個別幹部，稱斤掂兩的，怕任務重了完不成。嘿，這些年輕人，他們就忘了這些賣主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啦。咱這老根據地里，四十歲往上的人，哪個不是刀山上爬、油鍋里滾過來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年游擊戰、八年抗戰[1]、敵後堅持……二十多年來為的是啥？如今革命成功了，二次分了田，要搞社會主義建設了，他們有什麼捨不得？過去豁上身家性命也干，現在國家拿錢買糧食，倒怕他們捨不得了？氣不過，我就把過去我們鬧革命的事講了講。」 話一開頭就扯到正題上了。我說：「那就請你把給大夥講的事再給我講講好不好？」 他點了點頭，默默地摸過煙管，抓了把牛毛似的菸絲按到煙鍋里，猛吸了幾口，透過煙氣，我又在他臉上看到了剛進門時的那種表情——大概他又回到當時的情景里去了吧？半晌，他才抬起頭來，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和我面對面談起來。 「現在說話，已經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四年，剛交秋，我們這裡的主力紅軍就參加長征去了。本來，我已經收拾好了東西準備跟上走，誰知通知來了，卻是叫我留下做地下工作或者上山，堅持敵後的游擊鬥爭。好吧！既然組織上這樣決定了，那我就先留下來再說。主力紅軍在的時候，雖說白軍不住歇地『圍剿』吧，我們這個地方可總還保持著革命根據地的樣兒，那時候日子紅火得很，支援前線啦，動員擴大紅軍啦，組織生產啦，辦夜校啦……一天到晚忙個不停。可是這會兒，紅軍就要和我們分手了，他們要翻山涉水地遠征了，這多閒得慌哪！ 「我還清楚地記得主力撤走的那天，天陰著，下著小蒙蒙雨，我們忙著湊給養，弄擔架，安置傷病員，組織歡送……那才真叫忙咧。一會兒這個說：『鄉主席，炒米弄好了，往哪兒送呀？』一會兒那個問：『俺村擔架來齊了，還不派人帶我們走！』這些沒打發完，紅軍來了個司務長：『鄉主席同志，俺連借老鄉的鋪草還來了，您來看著過過秤！』他剛走，連鍋煙還沒來得及吸呢，縣委派通訊員來了：『組織主要紅屬轉移，通知赤衛隊骨幹上山……』這樣，這伙來了那伙去，從天不亮到下半夜，才把事情辦完。 「直到靜下來的時候，我才有空想想自己的事：是留下做地下工作呢，還是上山打游擊？本來這兩條路都可以走，可是紅軍一開拔，弄得我心裡火燒火燎的，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恨不得殺幾個白鬼子解解恨。想來想去，打定了主意：上山！ 「主意是打定了，說走就走。可這一走說不定得幾年幾月，總得和家裡商量商量，把家安排一下呀。我家裡人不多，只有老婆孩子兩口。老婆是好樣的，和我一塊參加黨，在鄉婦女會工作。我上山她一定會同意的。俺倆結婚十多年，就生了一個小子。這孩子也著實討人喜歡，我打心眼裡疼他。胖胖的臉，高鼻樑，水汪汪的兩隻大眼睛顯得又聰明又機靈。那時候他正在『列寧小學』里上學，也還有工作——當童子團的分隊長。功課是好樣的，工作也幹得挺好。三次反『圍剿』時節，他才九歲，他們童子團幫助照顧傷員，燒水，餵雞蛋，削果子皮，端屎尿……沒白沒黑地干，他媽喊都喊不回來。我還記得有這麼一件事，有一個受傷的幹部同志把文件包丟下了，別人又不認得那傷員的模樣，那孩子拎著皮包隨擔架隊找了兩三站路才找著，把文件還了那幹部。那幹部為了感謝他，送了他一支鋼筆；為這事學校里還獎勵了他一把鐮刀……你看，說著說著，我就扯遠了。那時候，誰不夸這孩子有出息？鄉親們、同志們見了都好和我開玩笑，他們說：『老標呀，你算有福氣，別覺得你這個鄉主席幹得蠻好，這孩子大了，說不定還能比你有出息呢！』這話我也信。他確實是個好孩子呀……」 說到這裡，他把話停住，伸手摸過煙管，又吸起來。我隨著他的動作看去，他那拿著煙管的、蒼老的手微微有些發顫。在他臉上，剛才談到紅軍長征、談到根據地生活時的興奮神色消失了。我問道：「你的孩子現在也參加工作了吧？」 他且不答我的話，直定定地望著我，半天，突然反問我：「你怕也快三十了吧？」 我回答了他。他輕輕掰著指頭，低聲地說：「一九三四，一九四四……現在該是三十一歲了，比你大好幾歲呢。開闢的那年是七歲，取名叫紅七；紅軍走的那年是十二……咳，你看我扯到哪裡去了。咱再接著談。 「當時，我向我老婆說：『我打算上山了，反正我今年才三十齣點頭，吃得了苦，跑得了路，到山上去多為黨干點事情！』少不了還安慰了她幾句，我說，『我的脾氣你也知道，幹革命是干定了，為了革命，就是刀山也去爬。好在紅七也大了，拖累不了你，你留下來就按縣委的指示堅持下去！』 「老婆自然不會反對我這麼做，只是要分開了，免不了有些留戀，她張了幾張嘴，似乎有什麼話要對我說。這時孩子倒插嘴了，他歪著頭瞅瞅我又瞅瞅他媽，說：『讓我爹去吧，上山打白鬼子，一槍一個，跟紅軍叔叔一樣！』看，孩子還在給他媽做工作呢。我笑了笑，問他：『我走了你在家幹什麼？』他板起臉很正經地回答我：『爹你放心走吧，我已經大了。我在家挑水、打柴、燒火、照顧我媽。還有，』他很快地彎腰鑽進床底下，拿出箇舊首飾盒子，找出幾本『列寧小學』的課本朝我一晃，『我可以自己念書。老師說以後白鬼子來了，不能上學了，要自己學哩。』本來要分別了，心裡不大好受，叫他這一陣話，逗得我倆都笑了。 「當晚，我把家裡安排了一下，就上山了。 「上了山，組織上挑來揀去給了我一個合適的工作：當全游擊支隊的總務。總務這個工作，說實在些，就是伙夫頭——管全隊的吃飯穿衣。論說，這工作是我的老行當了，紅軍反『圍剿』時期，我們政府工作的頭一宗大事不就是籌糧辦衣、支援前線？不過那時候有根據地，我們只要發個號召，就什麼都齊全了；現在呢，根據地被白鬼占了，要吃要穿得自己來，總務這活兒就難幹了。 「那時候，我們游擊隊就住在南邊離這六七十里路的大山里，找個隱蔽的山窩窩，挖個坑，上面罩把雨傘，或者搭上堆樹枝，擋著露水，這就是房子。吃的呢，有上山以前運上來的糧食，就在晚上趁敵人看不見煙的時候把飯做好，做一頓吃一天。鍋不夠用，我們就把鮮竹子砍了來，把米洗淨，調好水裝進去，扔在火里燒，等竹子燒焦了，飯也熟了。這一陣，我這總務當得也還順當，說聲要開飯，雖然沒有什麼好的吃，摻了紅薯絲的米飯總可以塞飽肚子；雖是少油沒鹽，倒也還有點鹹菜什麼的吃。 「就這樣，我們堅持了幾個月的鬥爭，趁敵人還沒站住腳的時候，瞅機會打了幾個小仗，倒也打擊了敵人的氣焰，鎮壓了反動地主，提高了人民的信心。 「不過，這只是開頭幾個月的情況，那時有山下支應著嘛。白鬼吃了些苦頭，知道這些紅軍隊伍雖少，可不能小看，硬打可又怕吃不消，就想出種種辦法來對付我們。這一來，情況就漸漸緊張起來了。 「大概是臘月天吧，一天晚上，松厝的宋祥老爹偷偷上山來了，他把一擔糙米和一口袋紅薯絲子交給我說：『老郝同志呀，這怕是我們送來的最後一份糧食了。白鬼現在實行「並村」，把我們的人都弄得離山遠了，把路也都卡住了，以後，我們再送東西就難了。』這位宋祥老爹是個出了名的倔強人，剛開闢根據地的時候，他就是最先參加貧農團的，白鬼把他抓去吊了一天一夜他也沒哼一聲，現在，說著說著倒流下淚來了。我知道，他是為我們山上這一二百個同志的困難難過呢。 「不用說，這也不是松厝一個村的情況；村村如此——敵人明鬥鬥不過，想困死我們。 「根據這種情勢，領導也盡力想辦法，像瞅機會打個小仗，打打回鄉的土豪啦等，可以多少解決點問題。但是這時敵人剛進根據地，數量上占著優勢，防範得也嚴，這樣做代價太大。而且和山下的組織一時聯繫不起來，這樣，供給就幾乎全斷了。偶爾也還有個別黨員同志瞅個空隙，拼著性命繞小道上山，送點東西來，但這樣做非常危險，有幾個同志就因為這樣做而受了損失。這種行動被縣委制止了。 「於是山上的日子一天難似一天。冷了沒有衣服穿，傷員病員增加了，沒有藥治；彈藥不足，情報不通……但最困難的還是吃的。我把剩下的幾百斤米分了一下，留出一部分來，專給傷員病號吃；其餘的按人分配。開頭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2]米，以後就是六兩[3]、四兩、二兩……這樣，大多數同志就只好找野菜，挖草根充飢了。這山上發青的東西，我們哪一樣沒吃過呀，什麼野菜、蘑菇、筍芽、青苔，還有各種各樣的樹皮、草根，林里的走獸，河裡的魚蝦……只要能吃的，就往肚子裡塞。人家說神農嘗百草，我倒真成了神農了。每天提著把破刺刀，遍山這裡找找，那裡挖挖，這個嚼嚼，那個嘗嘗，嘗到幾種不苦的野草、野菜和樹皮，就拿出樣子，帶領大家去挖。我吃過很多怪草，也病過幾場。 「其實，就這麼著，也不能哄飽肚子。個個都餓得面黃肌瘦，病號也一天天多起來。你不是見過寇縣長嗎，他當時病得可真夠厲害的，天天發高燒，眼睛發藍，渾身瘦得就剩了把骨頭了。野菜湯吃不下，想吃點稀飯又沒米做。我每次看到他那蠟黃的臉色，心裡就難過。還算好，我們安排的陷坑打到了一隻黃羊，他才算支撐住了。記得當時進行了一次小戰鬥，仗打得倒挺乾脆，撤出戰鬥的時候，擔任掩護的那個班裡有一個叫牛光的同志負了傷。按說像他那樣的輕傷，蠻可以堅持跑出來，可是，因為餓久了，身子虛，跑不動，掉了隊，等我們發現了，返回去找他，他卻被敵人追上，犧牲了。我聽了這事以後，不由得掉了眼淚。牛光，多好的同志啊！他不能說是打仗打死的，是餓死的。 「這時候我真後悔，當初為什麼不留下來做地下工作！我想，反正在山上總務的事已經沒的幹了，我過去做過鄉政府主席，現在倒不如趁著敵人『並村』的亂勁，回到群眾里去，和群眾一道，設法往山上弄糧食。 「支隊政委——縣委書記批准了我的要求，當天，就派我跟上偵察員繞山腳下轉，看準上山的小道，摸清敵人活動的規律，以後好和山上聯繫。 「第二天黑夜我就下山了。我按照宋祥老爹上次說的地址，找到了我的老婆孩子。他們在敵人實行『並村』以後，就隨著大夥搬到松厝來了。剛見面，我差點兒認不出他們來了。娘兒倆又黃又瘦，原來這半年來，他們受的折磨也不比我們山上少多少。老婆見了我，也嚇了一跳，我的頭髮鬍子挺長，走路一瘸一拐，她以為我真的負傷殘廢了，摸著我那用破布爛麻綑紮著的腿，差點流下淚來。我把腿一伸，蹦了兩蹦，笑著說：『糊弄白鬼哩。快給我弄飯吃吧！』又把情況對她講了講，她才放了心。紅七更抱著我親個不停。 「我原想回家能吃到點像樣的飯食呢，誰知道拿來一看：兩個紅薯絲子窩窩，一截子少鹽沒味的醃黃瓜——唉，就這也比野菜強呀。我一邊吃一邊想：聽宋老爹說，『並村』以後，家裡還有六七百斤糧食，同志們都幫著運出來了，怎麼就能沒了？我問她，她說：『見天吃嘛，還能吃不完？你吃的還是紅七的飯哪，你看我吃的！』說著，又拿出兩個窩窩來，可不，這是野菜做的，裡面還拌和著一些樹皮，撕都撕不動。她拿著窩窩往我手裡遞，順手捏了我一把，又望了望紅七。這一來我才明白了：一定是她把糧食藏起來了。 「晚上，趁孩子睡了，她才告訴我說，兩個月以前她就做了打算，藏起了二百多斤糧食，一粒也沒動，怕日後日子更苦了，孩子咬不住牙，連孩子也背著，就準備著往山上送。她還告訴我，幾個摸得到情況的黨員都組織起來了，知道山上一定困難，也都做了準備，就是白鬼看得太嚴，也摸不清山上情況，沒法往山上送。 「山上是咬著牙挨著，山下也是紮緊了腰帶過日子呢。無論如何也得把糧食送上去。可是糧食不是一根針一條線，塞在褲腰裡就帶上去了；要送就得拿出辦法來。但目前最要緊的，還是安下身來。 「為了躲避白鬼子，我不能住在家裡，商量了半天，還是老婆出了主意，她說，可以在我們房後破牆根底下挖個窖子。白天我就睡在裡面，晚上再出來活動。這個主意倒不錯，好！說挖就挖。我叫醒了紅七，小聲告訴他：『上後院挖地窖，給爸爸住！』這個小鬼可機靈呢，爬起來就跟我們去了，搬石頭，抬土，幹得還特別起勁。 「三個人干到天放亮，我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圍的土跡打掃乾淨。老婆又在窖上架起一些木棒，堆上些甘蔗梢子、亂草，從外面一點也看不出痕跡，倒好像是個柴火垛一樣。這就是我的屋子了。裡面鋪的是沙和軟草，能躺能坐，就是不能曬太陽。 「第二天夜裡，老婆把幾個黨員找到一塊碰了碰頭，商量送糧的辦法。他們見我回來，都高興得不得了。我的天呀，什麼法子沒想到呀！有的說：把米做成乾糧，不顯眼，也好帶些；不行，帶不了那許多。有的說：把糧食放到一個地方存起來，叫山上派人來拿；也不行，山上只能派個交通下來，帶不了多少。要多派人來，就要和白鬼子明干，這樣做划不來不說，暴露了組織可不是玩的。最後宋老爹出的主意提醒了我。他說：『把糧食藏到木柴里，不就送上去了？』大家一聽，『撲哧』一聲都笑了。俗話說『靠山的吃山』嘛，像咱們這靠山住的人家，燒的是山上的，現在燒柴正缺呢，哪有擔著柴火上山的？可我倒聽著這話有點兒意思。我說：『大家別笑，這辦法倒能行，不過可不是擔柴火。咱們不是正缺柴嗎，咱就要求上山打柴；咱的竹槓都是些空大竹，可以把竹節打空，裝上米，帶上山去。這麼著人多點兒，次數多點兒，燕子含泥壘大窩，就能把糧運上去。』 「大家聽了以後，都說這是個辦法。當時沒有柴燒是實情，連白鬼子也沒有什麼燒的了，現在老百姓要去打柴，他們當然同意。不過他們提出了個條件：打回柴來一半交公，還要派人跟著去。跟就跟唄，反正我們早就計劃好了，跟著還不是睜眼瞎！ 「從此，我們的人就從敵人眼皮底下往山上運起糧食來了。早上，宋老爹他們按計劃成群結隊地上山，到那山深林密、記號明顯的地方，伐倒幾棵竹子，截成竹槓曬著，把裝了米或者裝著鹽巴、鹹菜的竹槓就那麼亂七八糟地一扔。傍晚，用新竹槓擔起柴捆下山。留下的那些『米袋子』讓游擊隊的同志收拾好了。 「我把第一次送糧的事情安排好了以後，在群眾掩護下，撇拉著腿溜出村子，然後偷偷摸摸地繞小道上了山。我一到營地，同志們見了就問我：『老郝，這幾天你上哪兒去了？』他們還不知道我下山的任務呢。我高興地說：『當總務還能幹啥，還不是弄糧食給你們吃？』 「『真的？』『搞到了沒有？』……大夥轟的一聲把我包圍了。 「我說：『怎麼不真，你們再把腰帶勒緊一小會兒，天黑跟我去擔糧食！』 「大夥叫著，鬧著，把我一扔老高。連支隊長也高興得握著我的手說：『這糧食來得好，正要干它一仗呢，你給大夥加了油了。』我也打心裡痛快：為了咱紅軍游擊隊能夠生存，為了打擊白鬼子，就是把我的肉割下來我也心甘情願啊！ 「事情一直還算順利，我在當地群眾的掩護下，行動也很方便。後來，敵人甚至沒有懷疑到我這個『又老又瘸』的人，有時候，白天我也能隨便走走了。 「用竹槓送糧，本來送得好好的，要是沒有什麼意外，我們就那麼做下去了，可是就有那麼些不順心的事：秘密叫敵人發覺了。 「有一次，這些擔柴的人爬山爬到半道上，想抽管毛煙歇歇，誰知跟著我們的那個白鬼一眼看上了宋老爹煙包上那個白玉墜子。那些白鬼貪心得很哪，上手就搶。這玉墜子是宋老爹老輩里傳下來的，宋老爹又是個倔脾氣，哪裡肯讓？兩人就搶起來，那傢伙下不來台，抄起竹槓就要來硬的，這一來我們的事就露餡兒了。 「事情被發覺了，宋老爹被敵人打得死去活來，但是，他老人家真不愧是共產黨員，至死也不講是誰組織的。當時幾個人都被抓了去關在牢里。這還不說，難處是：敵人更加注意了，上山打柴不准了，在通山的大路上都放上了巡邏；山下的糧食都挨家查算了；稍微富裕點兒的，都被白鬼搶走了。白鬼子還規定：誰要是把糧食運出莊，就是犯了『私通共產黨』的罪。 「這些，幸虧我們早有準備，所以糧食損失得不多。 「敵人發現了我們，山周圍各村也不能幹了，山上又像以前那樣困難起來。聽說這幾天倒進行了兩次戰鬥，估計可以有些繳獲。但是，我這當過總務的知道，游擊作戰繳來的食物不會多，支持不了幾天哪！ 「一連幾天我都吃不安睡不寧。一想起山上那些同志的模樣，心裡就難受得不行，連吃窩窩也沒有味道；一想到為了送糧食犧牲的宋老爹，也就更覺得自己責任重大。難道就沒辦法了？難道能眼看著讓山上同志們餓壞了，讓紅旗倒下來？不行，還得想辦法！ 「我和其餘的幾個黨員正謀慮著下一步怎麼辦呢，交通帶來了山上的指示。黨指示我們：想辦法把糧食集中起來，放到可靠的同志手裡，隨時準備著，等山上局面發展了以後派人來取，或者山上急用的時候設法運上山去。 「在敵人的身邊，怎麼能把糧食湊集起來還不留一點兒痕跡呢？我們黨員們開了幾次會，商量了幾個晚上，最後才想出了辦法，做『買賣』！我們找了幾個可靠而又懂行的同志，弄了幾口大缸，搬了一盤水磨，湊了幾條粉袋子，開起粉坊來。 「我們這買賣做得可夠奇怪了，叫作：有買賣沒生意，有門面沒貨物。我們做了幾十斤粉條，往外面一晾，就停了工。每天，我打發紅七在門口看粉架子，我們幾個人把手和腕肘用粉漿抹抹，就在屋裡開起會來，研究地下鬥爭的問題，什麼反收租啦，反奪田啦，了解情報啦……工作一件一件地研究、布置，簡直像過去的根據地一樣。紅七是個信得過的機靈孩子，他搖著根小竹鞭兒，在粉架子旁邊找個站得高望得遠的地方站著，看起來像打雀子，實際上他的眼珠四下里轉呢，一發現有白鬼或者可疑的人，孩子就尖著嗓子吆喝：『咄——咄！』小鞭子甩得一陣山響。高興了他還指桑罵槐地罵兩聲：『你們這些狗雜種，專糟蹋老百姓的東西。』我們一聽到他的喊聲，就各人抓住一件活計忙起來：把磨過幾遍的粉渣再磨一次，把濾了幾遍的粉漿再濾一遍，白鬼看看我們還真忙咧。自然囉，有時候我們也確實去賣一點兒貨，不過都是挑到遠處鎮子上去，或者是挑到現在咱住的這城裡來賣，而且照例是帶不回錢來的——城鎮裡的黨組織也需要經費給山上購辦藥品呢。 「這個辦法倒也真是好。黨內同志和靠近黨的群眾，把儉省出來的糧食、紅薯大搖大擺地挑到我們這粉坊里來。白鬼子要是盤問，回他一聲：『到粉坊去入個股！』其實，除了紅薯，糧食早都讓我們收藏好了。白鬼有時也來探問我們，我們也有話說：『生意好著哩，看這紅薯堆得像小山，都是賺的哪！』就這麼著，個把月的工夫，千多斤糧食神不知鬼不覺地存起來了。 「糧食是有了，可是怎麼運上山呢？有的同志急得不耐煩，催我：『豁上這條命，咱揀小路送上些去吧！』是呀，為了山上能有吃的，豁上條命倒也算不了什麼，可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能冒那個險；人受了損失，還會暴露了組織的活動。我說：『別忙，等山上實在急用，黨自然會來指示，到那時候再說吧！』 「果不然，過了沒多久，一天晚上，交通帶了書面指示來找我了。指示很簡單：『即將作戰，無論如何送一部分糧食上山，當夜送到。』下面是支隊長、政委的署名。平常，我們往來都是不用信的，有時用信也不署名，現在支隊長、政委都親筆簽了字，又是『無論如何』，又是『當夜送到』，看來是萬般緊急了。可是怎麼送法呢？已經是半夜了，臨時找人不方便，就是找到了，路也不熟悉，交通馬上又要到別處去，只有我自己去了。我尋思了一下，就叫醒老婆商量。我說最好和她一道去，一來可以多帶些，二來她是個婦道人家，白天回來報信方便些。她想了想說：『還是讓紅七跟你去吧，紅七大了，自己能回得來，村裡的事我在家裡好布置一下。』還是她謀慮得對，這指示要傳達給那幾位同志，萬一我送不到，第二夜好再設法。我說：『好吧，我們這就動身，你明天一早通知那幾個同志，說我從雙衝口那條路上去了，要是明晚見不到信，就是我們沒送到；再派兩個同志分頭換兩條路往上送！』 「當晚，我們收拾停當：弄了兩副擔子，我挑副大的，約莫七八十斤；另一副有二三十斤，是紅七的。這百十斤糧食，足夠山上同志們吃一頓飽飯了。我把東西收拾好，把紅七叫起來的時候，他還睡得迷迷糊糊的，問我：『天還不亮，就去打雀子？』我說：『今天不打雀子了，去給你紅軍叔叔送糧去。』他高興得呼的一聲蹦下床來，說：『好呀，山上的叔叔有槍，阿爹你給我要一支好吧？我也可以打白鬼子！』臨走，我老婆拿出兩個粉渣做的餅子遞給紅七，怪過意不去地對我說：『就這兩個啦，給他回來路上吃；你回不來，就只好在山上再喝兩頓野菜湯吧！』又對紅七說：『回來的時候小心點兒。等你回來，媽給你弄點粉漿做頓糊糊犒勞你。』 「我們爺兒倆悄悄地走出了莊，估摸著敵人巡邏隊的空隙，揀了條沒人走的小山道，緊腳緊步地往山上爬。那情景現在想起來還真真的哪：月黑天，對面不見人影，白鬼們為了壯膽，像狼似的滿山嗷嗷叫。我們沿著山道往上爬，不一會兒，連壓加累就弄得汗直淌、氣直喘了。我還得顧著孩子，走一段路就小聲喊一聲：『紅七！』他總是隨口答應：『噢，在呢！』聽著他那奶聲奶氣的話，我確實有點兒心痛：十二三歲的孩子，沒有根竹槓高呢，就得跟著我拼著性命黑更半夜地爬山。要是將來紅軍再打回來，革命成功了，那時候，我一定對他這麼說：『孩子，打天下的日子你也過過，你該知道革命勝利不容易哪。好好地為黨，為人民干工作，把咱整個國家建設得比以前的根據地還要好！』——同志，那時候還想不到自己的新國家是什麼樣子，不知道會怎樣建設呢——我還得告訴他：『等日後勝利了，吃好穿好的時候，別忘了山上同志們吃草根樹皮的苦日子，是他們吃了這麼多苦，你這年輕的一輩才享這麼大的福哇！……』 「我正沒邊沒沿地想著呢，紅七緊步跑上來了，驚乍乍地說：『阿爹，你聽……』到底是孩子耳朵靈，可不是，前面遠處樹棵子裡唰唰啦啦直響，仿佛是有人走動，聽聲音人數還不少。糟糕！一定是碰上白鬼的巡邏隊了。我拉了紅七一把，一折身就拐到另一條小路上。可是已經晚了——我們走得急，腳步重，米筐子掛著樹枝發出了響聲，被敵人發覺了。他們把槍栓拉得一陣響，亂吆喝起來。這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沒法抵抗，我想，反正不能叫敵人抓了活的，我們撒腿就跑。跑呀，跑呀，白鬼子緊跟在屁股後面追，雖然天黑看不清，聽聲音是越來越近了。我挑著個擔子，又得顧孩子，越跑越沒勁。我一邊跑一邊想：看樣子是難以逃脫了，扔了米跑吧，山上急等著用糧食，捨不得丟，而且就是扔了也不一定能逃得脫；不扔吧，叫敵人追上了也是人糧兩空。怎麼辦呢？……這時，紅七還緊跟著我，呼哧呼哧直喘氣呢。我聽著他的喘氣聲，驀地想出了一個法子。可是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自己不由得渾身都顫顫起來：兒子，多好的兒子……這叫我怎麼跟他媽交代呢……可是，不這樣又不行，孩子要緊，革命的事更要緊！也許我能替得了孩子，可是孩子替不了我呀…… 「背後敵人的吆喝聲越來越近，越來越高，不能再猶豫了。我停住腳，放下擔子，一把抱住了兒子。我覺得他那麼小，他的肩膀多麼嫩呀！我咬著牙說：『孩子，把筐子給我，你，你順著這山坡往西……跑，跑，跑吧！』說完了這句話，我覺得我的眼淚呼的一下子湧出來了。孩子好像還不懂我的意思，我摸了摸他的頭，把臉貼在他頭上，又說：『聽爹的話，孩子，跑吧，把聲響弄大點！』最後這句話我仿佛不是從口裡說出來的，而是從心裡跳出來的。這回他大概懂了我的意思了。他忽地直起身，把一把什麼東西塞到我手裡，拔腿就往西跑下去了。 「孩子跑了。他順著山坡跑了。他腳步卷著碎石頭，絆著草棵子跑了。他跑去的那個山坡上一陣唰唰的聲響，那聲響啊，那麼響，那麼響，就跟從我心上跑過去一樣。 「這響聲驚動了敵人，白鬼子們折轉身向著我兒子跑去的方向追過去了，追過去了。 「我把孩子的兩個籮筐疊在我的筐上，挑起了擔子。嘿，好沉呀！這時我才發覺手裡拿著東西。我捏了捏，那是紅七他媽給孩子的兩個粉渣餅子。我又向孩子跑的方向望了一眼：夜，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 「我挑著擔子鑽進了東邊一叢小樹林，折上了另一條小路。 「當我踏上小路的時候，在孩子跑去的方向，傳來了一陣雜亂的槍聲。 「我挑著擔子往前走。不管石尖紮腳藤絆腿，我登山邁嶺地走。我覺得擔子更重了，重得像兩座山，我還是擔著，擔著；我覺得腳像踩著棉花，軟綿綿的，我還是走著，走著…… 「在天快亮的時候，我到了支隊的營地。專為接我的同志們，因為走岔了路，沒能遇上，這會兒，他們接過了我那兩副沉重的擔子。 「早晨，支隊長把全隊集合在一個大竹林里。把我擔上去的糧食擺在隊伍面前。支隊長首先讓我講講這次運糧的經過。我站在隊伍前面，望著那一張張黑瘦的面孔，和那嵌在這些臉上的閃閃放光的眼睛。他們是那麼憔悴，可又那麼堅強。他們叫人從心眼裡相信：有了他們，革命就會勝利！我心裡暗暗地說：『孩子，你死得值得啊！』我簡單地講了講這事的經過。同志們都難過地低下了頭。我向前跨了一步，說：『我來的時候，孩子托我向大家要支槍。這自然是孩子話，可我記得真真的。現在我替我自己，也替我孩子說一句：支隊長、政委、同志們，給我一支槍，讓我參加這次戰鬥吧！』我說完了，又從懷裡掏出那兩個粉渣餅子，小心地放到坐在前排的一個小同志的手裡。 「接著，支隊長講話了。他指了指身邊那兩擔糧食，說：『同志們，這糧食，是山下的同志和革命群眾咬著牙省出來的，是同志們拼著身家性命送上來的。這不是糧食，這是人民的心！我們是革命的武裝，人民給我們吃的，要我們更好地堅持鬥爭，爭取革命勝利！我們要再一次用戰鬥的實際行動來回答人民的支持！現在，我命令：同志們，立即擦拭武器，準備戰鬥！炊事員趕快淘米做飯！一分隊長，把紅旗升起來！』 「一面鮮紅的紅旗扯起來了。在翠綠的竹林梢頭，旗子迎著剛升起的太陽，那麼亮，那麼紅！」 說到這裡，郝吉標剎住了話。他抬起手，猛一揮，把眼角的淚水擦去。他臉上那沉思的表情也好像隨著手的一揮消失了。他昂起頭，兩眼直盯著我，把椅子又往前挪一挪，說：「同志，我今天在會上講的也就是這些。糧食，是農民的寶貝，我們過去為它流過血哪！你說，在那樣的時光，我們都肯流著血把它交給革命，支持革命鬥爭，現在，要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還有什麼捨不得呢！」 辭別了郝吉標出來，已經是夜裡十二點鐘了。月亮清清亮亮地掛在天正中，路上顯得空蕩蕩的。我沿著大街走著。在我低下頭時，看到街心裡成堆的穀子，一堆挨一堆，像一列金色的帳篷，每一粒都發著光；當我抬起頭時，越過房頂的上空，看到遠處高高的山頂——那就是我們人民曾經流血、戰鬥的地方。看著這一切，想著剛才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了這位革命老人的話：「這些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啊！」 我站在糧食堆旁，向著那暗藍色的、重重的山巒，望了很久很久。 1955年5月15日初稿 1956年1月24日二次修改 [1]八年抗戰：實際是十四年抗戰，指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開始的抗戰，包含局部抗戰和全面抗戰兩個階段。 [2]斤：舊時市制重量單位，一斤等於五百克。 [3]兩：舊時市制重量單位，一兩等於五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