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奴隸制度 · 四 經濟科學斷言，所有農村的工人都應該經歷工廠的活動

那種認為上帝的意志就是讓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理論，在很長的時期里使人們得到安慰。但是這種理論卻為人們的殘忍辯解，而使這種殘忍達到了最高的程度，這樣就引起了對這一理論的正確性的懷疑，並引起了對它的反抗。 而今天的理論認為經濟的演變是按照永恆的法則進行的，由於這些法則的作用，一些人得積累資本，另一些人得終生勞動，擴大這些資本，準備實現向他們允諾的生產工具[5]的社會化。這一理論引起了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更大的殘忍，因此也就開始引起某些懷疑，特別是在沒有被科學麻痹的普通人中間。 比如說，你見到以三十七小時的連續勞動摧殘著自己的生命的裝卸工，或是工廠里的婦女，或是洗衣婦，或是印刷工人，或是那千百萬在沉重的、非自然的條件下生活，進行著單調的、使人麻木不仁的強制性勞動的人們，你就會很自然地問道：是什麼東西使這些人陷入了這種狀況，怎樣才能解救他們？於是科學回答你，這些人處於這種狀況，是因為鐵路歸某公司所有，絲織廠歸某先生所有，一切工廠、印刷廠、洗衣房都歸資本家所有，因此改善這種狀況的辦法是，工人們聯合起來，結成同盟，組織合作社，通過罷工和參加政府，越來越多地影響主人和政府，首先爭取到縮減工時和增加工資，最終達到使所有的生產工具轉到自己的手中。到那時候，就一切都好了。而現在，一切都像應該的那樣進行著，因此什麼也無須改變。 這個答案，在無知的人，特別是俄國人看來，不可能不是非常奇怪的。首先，對裝卸工或工廠里的婦女來說也好，對其他千百萬受著沉重的、有害的、使人麻木的勞動折磨的工人來說也好，生產工具為資本家所有這一點並不說明任何問題。目前在鐵路上幹活的那些工人的農業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被資本家掠奪去。這些工人也擁有土地、馬匹、木犁和耙，擁有耕地所需要的一切。同樣，在工廠里做工的婦女並不是因為失去了生產工具才被迫來到這裡做工的，相反，她們大多數人是違背家中長輩的願望而離開家的，家裡非常需要她們的勞動，而且她們在家裡也擁有一切生產工具。在俄國也好，在其他國家也好，千百萬工人都是處於這麼一種狀況。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把工人貧困的原因歸結為生產工具被資本家掠奪。原因應該是把他們從農村驅逐出來的東西。這是第一點。其次，甚至在遙遠的將來（科學允諾到那時工人將得到解放），無論是縮短工時也好，增加工資也好，所允諾的生產工具的社會化也好，都不可能使工人擺脫這種狀況。 所有這一切都不能改善他們的狀況，因為不管在鐵路上，還是在絲織廠和任何其他工廠、企業，工人的貧困狀況不在於工時的多少（農民們，如果認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有時一晝夜連續勞動十八至三十六小時），不在於工資的微薄，也不在於鐵路或工廠不歸他們所有，而在於工人被迫在充滿了罪惡的誘惑和不道德的城市牢籠生活的、那種有害的、不自然的、常常是危險的和摧殘生命的條件下勞動，為別人進行強制性的勞動。 近一個時期，工時縮短了，工資增加了。但是工時的縮短和工資的增加並沒有改善工人的狀況，如果這裡指的不是奢侈品：帶鏈的表、絲綢頭巾、菸草、葡萄酒、牛肉、啤酒等等，而是他們的真正福利，即他們的健康和道德，主要的是他們的自由。 在我熟悉的絲織品工廠里，二十年以前多半是男工，一晝夜工作十四小時，平均能掙十五盧布，大部分人都將錢寄回農村家裡。現在，幹活的幾乎全是婦女，工作十一小時，有些人一個月能掙二十五盧布，平均也多於十五盧布，而大部分人不給家裡寄錢，全部掙來的錢在這裡多用在買衣服、飲酒和淫亂上。工時的縮減只是增加了她們在酒館裡度過的時間。 這種情況在所有的工廠里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在一切地方，雖然工時縮短了，工資增加了，但是與農業生活相比，健康惡化了，平均壽命縮短了，道德淪喪了。由於脫離開最能促進道德的條件——家庭生活和自由的、健康的、多樣化的、自覺的農業勞動，也就不能不如此。 很可能有某些經濟學家要斷言，隨著工時的縮短、工資的增加和工廠里衛生條件的改善，工人們的健康和他們的道德，與他們從前的狀況相比，就要有所好轉。甚至也可能有這種情況：近一個時期，在某些地方，工廠里工人的狀況，就其外表的條件來說，比鄉村居民的狀況好一些。但這也只能是發生在某些地方，是因為政府和社會在科學論點的影響下，為了惡化鄉村居民的狀況，改善工廠居民的狀況，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 如果說，某些地方工廠工人的狀況，而且是指外部的條件，比鄉村工人的狀況好一些，那麼這一點只能證明，可以用各種限制的手段把就其外部條件來說最好的生活變成為貧困的。由於人們接連幾代一直處於這種狀況，就不存在有他們所不能適應的最不自然的和惡劣的狀況。 工廠的以及一般城市的工人的貧困，不在於他們工作時間長和工資掙得少，而在於他們喪失了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條件，喪失了自由，被迫進行強制性的、為別人的單調的勞動。 因此，對於為什麼工廠和城市工人處於貧困狀況以及如何幫助他們這兩個問題，無論如何不可能回答，原因是資本家占有生產工具，而縮短工時、增加工資和生產工具社會化會改善工人的狀況。 回答這些問題時應該指出使工人喪失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條件和把工人驅趕到工廠里來受奴役的原因，指出解救工人，使他們不必脫離自由的農村生活、轉而去過不自由的工廠生活的手段。 因此，在為什麼城市工人處於貧困狀況這個問題中，首先包括這樣一個問題：是哪些原因把這些人從農村驅逐出來（他們或者他們的祖先本來是生活在農村的，而且可以生活下去，在我們俄國就是現在也還有這樣的人生活在農村），是什麼東西違背他們的願望，把他們驅趕到工廠中來。 如果說有這樣的工人，像在英國、比利時、德國那樣，他們已經數代生活在工廠，那麼就連這些人的生活也不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來安排的，而是因為他們的父母、祖父或者曾祖父由於某種原因被迫以他們所喜愛的農業生活換取了他們感到沉重的城市裡的生活和工廠生活。卡·馬克思說，農村居民起初是被強制地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變成了流浪者，而後來，殘酷的法律使他們遭到酷刑，被人用燒紅的鐵在身上打上烙印，受鞭打的懲罰，這一切都是為了使他們服從僱傭勞動的需要。[6]因此，關於如何解救工人，使其擺脫貧困狀況的問題，看來很自然地就歸結為這樣的問題，即如何消除那些已經驅逐了一些人，現在正在驅逐而且想要把其餘的人全部驅逐出這些人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是好的狀況的那些原因，消除那些把他們驅趕到了和正在驅趕到他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是壞的狀況中的那些原因。 而經濟學雖然也順便地指出了把工人從農村中驅逐出來的原因，但是卻不去研究消除這些原因的問題，而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改善工人在現存的工廠中的狀況上，似乎認為這些工廠里的工人的狀況是某種永恆不變的東西，對於那些已經在工廠的人來說，無論如何都應該保留，而對於那些還沒有離開農村和農業勞動的人來說，也應該成為這樣。 不僅如此，經濟學還堅信所有的鄉村勞工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城市工廠的處境。雖然世界上所有的聖賢和詩人總是只把農業勞動看成是實現人類幸福理想的條件，雖然一切具有正常習慣的工人一貫地認為農業勞動比其他任何勞動都好，雖然工廠勞動總是不健康的，單調的，而農業勞動則是最健康的，多樣化的，雖然農業勞動總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工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輪換勞動和休息，而工廠里的勞動，哪怕工廠是歸工人自己所有，也總是強制性的，依附於機器的，雖然工廠勞動是從屬的，而農業勞動則是基本的，沒有它，任何工廠都不可能存在，但是經濟學卻仍然斷言，所有的鄉下人不僅不因從農村轉到城市而痛苦，相反，他們希望這樣，嚮往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