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 · ［附錄一］

「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沒錢。我們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愛人都使盡了全力，但生活也沒有任何進展。那時，我一直幹著一個接一個的狗屁工作。我愛人也一樣。她當招待員或是挨家挨戶地推銷東西。很多年以後，她終於在高中里教書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後。我則在鋸木廠，加油站，倉庫里干過，也當過看門人，送貨員——你隨便說吧，我什麼都干過。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為了養家，白天給人家采鬱金香，晚上飯店打烊之後，我給一家『免下車餐廳』做清潔，還要清掃停車場。有比寫小說和寫詩更重要的事情，明白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選擇的話，我只能選擇放棄寫作。」 「我得說，對我生活和寫作最大的一個影響，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間接的，是我的兩個孩子。他們出生的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歲。我們在同一個房檐下面的生活里，從開始到結束差不多總共十九年，在那些年裡，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沒有受到他們繁重而有害的負面影響。 他們的存在讓我明白，如果我想寫東西，寫任何東西，能夠真的寫完任何東西，並想得到那種完成作品後才有的享受的話，我只能寫短篇小說和詩歌，寫那些我能一坐下來就寫，快速地寫，並能寫完的短東西。 對於我那些所謂的文學嘗試，我需要看到觸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識地，當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於寫那些我知道我能夠坐下來一次寫完的東西，最多兩次。」 「對於我寫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來說，優雅地解決困難不僅不合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承認我非常羨慕那些以經典模式展開的小說，有衝突，有解決，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說，有時甚至有點兒嫉妒，我還是寫不出來。作家的職責，如果作家有職責的話，不是提供結論或是答案。如果一個小說能夠回答它自己，它的問題和矛盾能滿足小說自己的要求，那就夠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證，讀者讀完我的小說後，不會有受到欺騙的感覺。」 「工人階級，或說是中低下產階級。後來變成已經不再是『中低下』級，而成了美國生活里最絕望也最龐大的下層土壤。這些人無法完成他們經濟與道德上的義務和職責。就在他們中間，我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麼，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們正在做什麼，他們正在對對方說些什麼，什麼是他們沒有說出口的，什麼是他們正在談論但卻沒有去做的，什麼是他們正在做而沒有到處宣揚的。說到底，人物的行為似乎比他們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讓我感興趣。」 「我在自己寫字檯旁邊的牆上貼著一張卡片。上面寫著龐德的一句話：『陳述的基本準確性是寫作的唯一道德。』」 「是什麼創造出一篇小說中的張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具體的語句連接在一起的方式，這組成了小說里的可見部分。但同樣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靜光滑的表面下的風景。我把不必要的運動剔除出去，我希望寫那種『能見度』低的小說。」 「無論是在詩歌還是在小說里，用普通但準確的語言，去寫普通的事物，並賦予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簾，叉子，還是一塊石頭，或女人的耳環——以廣闊而驚人的力量，這是可以做到的。寫一句表面上看起來無傷大雅的寒暄，並隨之傳遞給讀者冷徹骨髓的寒意，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學能否改變人們的生活……我小的時候，閱讀曾讓我知道我自己過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為我能改變——我得先把書放下，才能改變我的生活。但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這樣，在打一個響指之間，變成一個新的人，換一種活法。我想，文學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匱乏，還有生活中那些已經削弱我們並正在讓我們氣喘吁吁的東西。文學能夠讓我們明白，像一個人一樣活著並非易事。至於文學是否能真的改變我們的生活，這樣想想當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 摘自《與雷蒙德·卡佛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Raymond Carver，威廉姆·斯圖爾、馬歇爾·詹特里編選，密西西比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及卡佛散文《論寫作》和《火》。      New Criterion，紐約政治保守派的一份文學雜誌，兼顧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