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議制政府 · 第八章　擴大選舉權

剛才描述過的這樣一種代議制民主政體，是代表一切人而不是僅僅代表多數的民主政體。在這種政體裡，各種有才智的人的利益和意見雖然居於少數但仍然會被聽到，並會有機會依靠品質的分量和論點的有力得到照他們的人數說來得不到的影響。這種民主政體，它是唯一平等的、唯一公正的、唯一由一切人治理的一切人的政府、唯一真正的民主政體。它將避免現在流行的被虛假地稱謂的民主政體的最大害處。現時關於民主政體的觀念完全是從當前流行的民主政體產生的。然而，即使在上述民主政體內，絕對權力（如果他們想要行使這種權力的話）將歸於人數上的多數；並且這些人將完全由一個具有同樣偏見、先入之見和一般思想方法的階級組成，而這個階級——別的且不說——將不是最有教養的階級。因此這個政體仍然容易產生階級統治所特有的害處，儘管比之現在僭取著民主制之名的一個階級的排他統治肯定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但是仍然並無任何有效的限制，除了在該階級本身的良知、節制和克己中可能有的限制以外。如果這種的制約是足夠的話，那麼關於立憲政體的哲學也就不過是一樁嚴肅的小事罷了。憲法中的一切委託，是以它可以提供受託人不能濫用權力，而不是他們不願濫用權力的保證為根據的。除非民主政體的這一脆弱方面能得到加強，除非它能組織得使任何一個階級，即使是人數最多的階級，也不能把除它自己以外的一切人貶低到政治上無足輕重的地位，按照它排他的階級利益指導立法和行政的進程，民主政體就不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問題在於找到防止這種權力濫用而又不損害平民政府所特有的長處的那種辦法。 這種雙重的要求不能通過限制選舉權，包括強制排除一部分公民於選舉權之外的權宜辦法來達到。自由政府的主要好處之一就是，當人民被要求參加直接關係到國家巨大利益的行動時，就會對人民的最底層進行知識和思想感情的教育。我已經著重地談過這一論題，因此我回到這論題只是因為很少人給人民制度的這種效能以它應有的一切重要性。人們認為，從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去期待那麼大的效果——從體力勞動者行使參政權看出精神進步的有力工具，是不可思議的。但是，除非人民群眾中實質上的精神教養就一定是單純的幻想，這就是必須走的道路。如果有人認為這條路不行，我就請德·托克維爾先生 (1) 的偉大著作的全部內容來作證；特別是他對美國人的評價。幾乎所有到美國旅行過的人都強烈地感到，每個美國人在某種意義上既是一個愛國者又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德·托克維爾先生表明，這些特質和他們的民主制度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受過教育的人們的思想、愛好和感情如此廣泛普及從未在別處看到過，或者甚至從未被認為是可能達到的 (2) 。但這對我們所可能指望的在其非排他性上同樣民主，而在其他重要點上則組織得更好的政府來說卻算不了什麼。因為在美國政治生活誠然是最有價值的學校，但它是將最有才能的教師排除在外的學校；這個國家的第一流的人物被關在全國選舉以及一般地被關在公共職務的大門之外，好象他們被正式取消了資格。在美國，民眾也是權力的唯一的來源，這個國家的一切自私自利的野心都被吸引到它那方面，正如在專制國家被吸到君主那方面一樣。和專制君主一樣，民眾受到阿諛奉承的包圍，權力的腐化作用同它的改善和提高作用是完全不相上下的。如果，甚至在好壞作用參半情況下，民主制度在美國的最下層的階級中，和英國及其他地方的相應的階級比較起來，產生如此顯著的智力發展上的優越，那麼，假如能保留好的作用而又沒有壞的作用則又將是怎樣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但不是靠排除那部分人民，他們除了因為可能被誘導給予政治事務的注意而產生對遠大而複雜的利益的極可貴的關心以外是很少其他智力上的刺激的。只有通過政治討論，一個從事日常工作、其生活方式又使他接觸不到各種意見、情況或想法的體力勞動者，才懂得甚至很遠的原因和發生在很遠地方的事件，對他的個人利益都有極明顯的影響。只有通過政治討論和集體的政治行動，一個被日常職業將興趣局限在他周圍的小圈子的人，才學會同情他的同胞，和他們有同感，並自覺地變成偉大社會的一個成員。但是政治討論對那些沒有投票權，也不力求獲得投票權的人們說來是毫不相干的。他們的地位，比之選民，就同法庭上的聽眾比之陪審席上的十二名陪審員一樣。需要的不是他們的投票，力求加以影響的不是他們的意見。提出的控訴，陳述的論點，都是針對別人而不是針對他們。沒有什麼事情依賴於他們可能作出的決定，對他們說來既無必要也很少誘因作任何決定。在一個就其他方面說是人民的政府里，誰要是沒有投票權，也無希望獲得投票權，誰就要麼永遠是一個不滿分子，要麼是感到社會一般事務與己無關的人。對他說來，那些事務是要由別人去管理的。他「除了遵守法律以外法律與他無關」，除了作為旁觀者以外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務也與他無關。他從這種地位對它們了解或關心到什麼程度，可以部分地用一個中等階級的普通婦女對政治的了解和關心的程度（和她的丈夫或兄弟相比較）來衡量。 姑且撇開所有這些考慮不說，對於任何一個人，除非為了防止更大害處，在他和別人同樣關心的事務的處理上不給他發表意見的通常特權，是對他個人的不公平。如果他不得不交稅，如果他可能不得不當兵打仗，如果他必須無保留地服從，他在法律上就應該有權知道為什麼，有權要求徵求他的同意，要求按照其價值（儘管不是超過其價值）對待他的意見。在一個充分發達和文明的國家裡，不應當有賤民，不應當有被取消了資格的人，除非由於他自己的過錯。無論哪個人，當別人不徵詢他的意見，擅自掌握限制他的命運的無限權力的時候，他的地位就降低了，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即使在人類思想不曾達到過的進步得多的國家裡，遭到這種處置的人也不會受到和有投票權的人同樣的公平對待。統治者和統治階級不得不考慮有選舉權的人的利益和願望；但是對於沒有選舉權的人的利益和願望，考慮與否他們有選擇的自由，而且，不管是怎樣稟性誠實，他們一般說來太忙於他們必須 注意的事，以致沒有多少餘地去考慮那些他們可以泰然加以忽視的事情。因此，凡是專橫地排除任何人或任何階級的選舉權的做法，都不能長久地令人滿意；按照這種做法，選舉的特權不是對一切願意取得該特權的成年人開放的。 然而，作某些排除是有肯定的理由的，它們和這一原則並不矛盾，儘管它們本身是種缺陷，但只有當要求作這種排除的事態消失才能擺脫這種措施。我認為任何不會讀、寫以及——我再加上——不會作普通的算術運算的人參加選舉是完全不能允許的。為了保持公正——即使在選舉權並不以此為轉移的時候——達到這些基本要求的手段應該提供給每一個人，或者是免費的，或者是不超過自謀生計的最窮的人所付得起的費用。如果真是這種情形，人們就不會想到要把選舉權給一個不會讀的人，正如不會想到要把選舉權給一個不會說話的孩子一樣；排除他的也就不是社會，而是他自己的懶惰。當社會還沒有履行它的義務，使每個人都能受到這種程度的教育，在這情形下是有些難堪之處，然而這是應當忍受的。如果社會未能履行兩項重大義務，則兩者中較重要和較根本的必須首先履行，因此普及教育必須先於普及選舉。只有常識受到一種先驗的理論壓制的人會堅持說，支配他人，支配整個社會的權力應該給與那些不具備為了照顧他們自己所必要的最普通、最根本的條件的人，給予不具備為了明智地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及和他們最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人們的利益所必要的最普通、最根本的條件的人。毫無疑問，還可以把上述論點推進一步，使它說明更多的問題。特別值得想望的是，除讀、寫和算術以外，其他事項也能作為選舉權的必要條件；對地球的構造、它的自然區分和政治區分，對通史以及本國歷史和制度的初步知識能作為要求於一切選民的條件。但是這類的知識，不管對明智地行使選舉權是怎樣不可缺少，在我們國家不是，除美國以外在任何國家大概也不是全體人民都可得到的；同時也沒有考查是否已經取得這種知識的確實可靠的辦法。目前，試圖這樣做將會導致不公平、瞞騙和各種欺詐行為。不加分別地給與選舉權，或甚至不加分別地不給與選舉權，比由一個公務員去任意決定給這個人或不給那個人，要更好一些。然而，關於讀、寫和計算，就不一定有什麼困難。要求每一個來進行選民登記的人當著登記員面從英語書上抄一句，並按比例的運算法則算一道題是不難的；通過確定的規則和絕對的開誠布公，保證如此十分簡單的測驗誠實地進行也是容易的。因此普及選舉在一切場合應附有這一條件；經過幾年以後，選舉所排除的只是那些對這種特權極不關心的人，他們如果投票，其選票一般說來並不表明任何真正的政治見解。 同樣重要的是，表決全國或地方稅的議會，應專由對所加的稅作某些支付的人選出。不交稅的人，通過他們的投票處置他人的財產，就很有可能造成浪費而不會想到節省。就財產問題而論，他們保有任何投票權都是違反自由政府的根本原則的；這是將控制權力同權力的有益的行使方面的利害關係截然分開的做法。這等於允許他們為了他們認為適合於稱之為公共目的的任何目的而把他們的手伸進他人的口袋。這在美國的一些大城市據了解已經產生空前繁重的地方稅率，而且完全由富有階級負擔。代表權的範圍應與納稅的範圍相同，無過無不及，是符合於英國制度的理論的。但是為了使作為代表制的這一附帶條件和普遍性一致，向最貧窮階級徵收看得見的稅，正如在其他許多考慮上是值得想望的一樣，就是必要的。在我國，以及在大多數其他國家，大概沒有一個工人家庭不是通過購買茶、咖啡、白糖，更不必說麻醉劑或酒類，而對間接稅作出貢獻的。但對公共費用的這種方式的支付幾乎不被感覺到，支付者除非是個有教養和深思的人，不會象直接要求他付款支持公共開支那樣密切地把他的利益同較低的公共開支等同起來。而且即使假定他能這樣，不管通過他的投票硬派給政府的開支怎樣浪費，他無疑也會注意使這種開支不會由對他自己所消費的物品上的附加稅來支付。最好是以人頭稅的簡單形式對社會的每個成年人課以直接稅；或者每個成年人成為選民須額外納一筆稅；或者要求每個登記的選民每年付一小筆隨國家總費用而增減的費；這樣每個人可能感覺到他投票表決的款額部分地就是他自己的錢，因而他關心將金額壓低。 不管怎樣，我認為領取教區救濟應絕對取消選舉權資格是基本原則所要求的。不能靠自己勞動維持生活的人無權要求隨意取用他人金錢的特權。依靠社會其他成員維持生活，這人就放棄了在其他方面和他們具有同等權利的要求。他賴以維持生活的那些人可以正當地要求專由他們管理那些共同關心的事，對這些事他無所貢獻，或貢獻不如他取走的多。作為選舉權的一項條件，應當規定一個期限，比方說登記前五年之內，申請登記者的姓名不作為領取救濟者載入教區救濟名冊。未經證明有償付能力的破產者，或得到過破產法好處的人，應取消選舉資格，直到他償付了他的債務，或至少證明他現在不是，並且在一段長時間內已不是依靠救濟維持生活。長期不交稅，以致不可能是出於疏忽時，在繼續不交稅期間應取消選舉資格。這些排除在其性質上並不是永久的。它們要求的只是一切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都能夠或都應當能夠履行的條件。它們讓所有處在通常情況下的人都可得到選舉權。如果有什麼人必須放棄選舉權的話，他不是不夠關心去做為了選舉權必須做的事情，就是處在一般的消沉和落魄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再增加一點點對別人的安全說來是必要的限制，將不會被他感覺到，而在他擺脫這種狀況後，這一低人一等的標誌將隨同消失。 因此歸根到底（假定除我們適才討論過的以外不存在其他限制），我們可以指望，除了那個不斷減少（希望如此）的階級即領取教區救濟者以外，所有的人都有選舉權，以便做到除很少例外以外選舉權是普遍的。選舉權象這樣的廣泛普及，如我們所了解的，對一個擴大和提高了的好政府的概念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在這一事態下，在多數國家，特別是在我國，大多數的選民將是體力勞動者；而雙重的危險，即政治知識水平太低的危險和階級立法的危險，都將在很可怕的程度上仍然存在。至於是否有任何能避免這些禍害的方法，則仍有待分曉。 它們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人們真正希望避免的話；不是靠任何人為的辦法，而是靠實現人類生活的自然秩序，這在並無利害關係或與之相反的習慣看法的事情上是每個人都喜歡的。在一切人類事務中，每個有直接利害關係而又不是在別人保護下的人，都有公認的發言權，並且不能正當地加以排除，如果他對發言權的行使並不違反全體的安全的話。但是，儘管每個人應當有發言權，然而每個人應當有同等的發言權則是完全不同的命題。當對一件事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兩個人意見不同時，要保持公正是否要求兩種意見都被看作具有完全同等的價值呢？如果，道德價值相同，在知識和才智上不相同，或者在才智上相同，在道德價值上不相同，那麼具有較高道德和才智的人的意見和判斷，就比道德和才智較低的人的意見和判斷有更多的價值。如果這個國家的制度實際上主張這兩種人的意見有同樣價值，這種主張就不是實事求是的。兩者中之一，作為較聰明或較有道德的人，有權主張其意見具有較大的分量。困難在於不易確定何者是比較聰明或比較有道德的人。這事在個人之間是不可能解決的，但是如把人們當作集團和人群來看，則能夠做到接近準確。並沒有人要求把這個原則適用於任何可以有理由認為屬於個人和私人權利的場合。在僅僅涉及兩人中之一的事情，那個人有權遵循他自己的意見，儘管另一個人可能比他聰明得多。但我們所說的是同樣涉及他們兩人的事情；在這場合，如果較無知的人不服從較聰明的人的指導，較聰明的人就勢必聽從較無知的人。在這兩種克服困難的方式中哪一種對雙方最有利並最符合事物的一般情理呢？如果認為一方必須退讓是不公平的，那麼哪一種不公平是最大的呢？是較好的意見應該讓路給較壞的意見，還是較壞的意見讓路給較好的意見呢？ 原來，國家事務正是這種共同關心的事情，不同之點是無人需要完全犧牲他自己的意見。意見總是可以被計算進去，按某種數字計算，對於其意見具有較大分量的人的投票則派給較高的數字。在這樣的安排下，並沒有什麼事必然會引起那些被派給較低程度影響的人們的惡感。完全排除對共同事務的發言權是一回事，根據其對共同利益的管理的較大能力讓別人有較大分量的發言權則是另一回事。這兩件事不僅僅是不同的，它們是不能比較的。每個人對被人看作無足輕重並打上毫無價值的印記都有權感到受侮辱。除傻瓜，而且只有特種的傻瓜以外，沒有一個人會因為承認有些人的意見，或甚至他們的願望，有資格比他的意見或願望得到更多的考慮而感到生氣。對自己事情的那部分無發言權，乃是任何人都不願接受的事情；但是當部分地是他的事情同時又部分地是另一個人的事情時，而且他覺得那個人比他更了解這個問題，因此那個人的意見應該比他自己的意見得到重視，就符合於他的希望，並且符合於在所有其他的生活事務中他慣於默認的事態。唯一必要的是，給與這種較大的影響應該根據他能理解的理由，並且能認識到這種理由是公正的。 我要趕忙說，給與財產以優越影響，除非作為一時的權宜手段，是完全不能允許的。我不否認財產是一種檢驗標準；在多數國家中，教育儘管決不是按照財富的比例，但平均起來社會中富有的人比窮苦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這個標準是有很大缺點的；使人們發跡的更多地是偶然事情而不是某種優點；任何人也不可能靠得到一定的教育就有把握在職位上得到相應的提升，因此把財產作為選舉權的基礎總是，並且將繼續是令人極為討厭的。把複數票的原則和金錢上的條件聯繫起來，不僅是本質上該反對的，而且是貶損該原則的可靠方法，使該原則無法長久地保持下去。民主政治，至少在我們國家，目前並不妒忌個人的優越，但它自然地也是正當地一定妒忌基於單純金錢情況的優越。唯一能證明把一個人的意見計算為不止一個是正當的做法的事情，乃是個人的智力上的優越性；而所缺少的是某種大致確定它的手段。如果存在有真正的國民教育或可信賴的普通考試制度，也許可以直接對教育進行檢驗。在缺乏這些的情況下，個人職業的性質是某種檢驗標準。僱主一般說來比工人更有才能；因為他必須用腦勞動，而不僅僅用手。工頭一般說來比普通工人有能力，技術性行業的工人比非技術性行業的工人有能力。銀行家、商人或製造業者多半比小商人更有才能，因為他要經營管理更大和更複雜的行業。在這些情況下，檢驗其合格條件的不是單純擔任高級職務，而是成功地執行其職務。為了這個原故，也為了防止人們為選票而在名義上從事一項職業，要求堅持該項職業達一段時間（比方說三年）是恰當的。在滿足了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允許執行這類高級職務的每一個人有兩票或兩票以上的投票權。自由職業，當真正而不是名義上從事這種職業時，當然意味著比這更高的教育程度。當一項職業要求經過嚴格考試，或具備重要的教育條件始能從事時，其成員可立即被給予複數投票權。同一規則可以適用於大學畢業生；甚至可以適用於持有講授各種較高級學科的學校（在適當保證這種講授是真實的而不是僅僅裝門面的情況下）的合格證件的人，他們已經通過了該類學校所要求的學習課程。牛津和劍橋大學至堪嘉許地和熱心公益地設立的授予准校友學位的「地方」或「中等」考試，以及其他有資格的團體（只要他們是對一切人開放的）設立的類似的考試，提供了可以很方便地給與那些通過了這種考試的人以複數投票權的根據。所有這些建議在細節上將引起很多討論，並容易受到毋須加以預測的反對。給予這種方案以實際可行的形式的時間尚未到來，我也不願為我所提出的這些具體建議而受到約束。但在我看來明顯的是，這一方向是代議制政府的真正理想，通過可能找到的最好的實際辦法向這方向做去，就是真正的政治進步的道路。 如果有人問，這項原則可以進行到什麼程度，或者說，根據優越的條件可以給一個人以多少投票權，我回答說，這一點本質上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區別和等級不是任意作出的，而是一般的良心和理解力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但是絕對必要的是不超出在前一章中作為代議制度構成上的優越性條件規定下來的基本原則所設的界限。複數投票權決不應進行到那種地步以致那些因而享有特權的人們，或他們主要所屬的階級（如果有的話），將利用它來壓倒社會中所有其餘的人。根據教育所作的區別本質上是正確的，由於它保護受過教育的人不受沒有受教育的人的階級立法的壓制就更為可取；但這種區別必須不致使他們能為他們自己利益實行階級立法。讓我補充一句，我認為對複數投票方案說來絕對必要的一點是，這項特權應向社會中的最窮苦的人開放，只要他能證明，雖然有一切困難和障礙，但在知識這方面他有資格享有這種特權。應當有自願的考試，不管什麼人都可參加這種考試，可以證明他達到了所規定的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標準，從而被允許給以複數投票權。一項特權，如不拒絕給與任何能表明已實現了它在理論和原則上所根據的條件的人，就不一定會觸犯人們的正義感，但是如果給與特權僅憑一般推測，難保有時錯誤，又得不到直接證明，它肯定會觸犯人們的正義感。 儘管複數投票實行於教區選舉和濟貧法監護人的選舉，在議會選舉中則尚未為人所知悉，因此不大可能很快採用或願意採用。但是由於必須在這種選舉和平等的普選之間作出唯一選擇的時候肯定要到來，凡是不喜歡後者的人開始同意前者總不會為時過早吧。另一方面，儘管這項建議在目前可能不是實際可行的，但它將有助於指出什麼是原則上最好的，並使我們能夠對那些可能以不很完善的方式促進同一目的的、現有的或可被採用的間接手段之是否適當作出判斷。一個人可能按照在同一選舉場所投兩票以外的辦法投雙票；他可能在兩個不同的選區各投一票。儘管目前這種例外特權毋寧是屬於財產上的優越而不屬於智力上的優越，但我不主張廢除現有的這種辦法，因為在採用更好的教育標準以前，廢除由金錢狀況提供的哪怕是極不完善的標準也是不明智的。也許可以找到進一步擴大這項特權的方法以更直接的方式把它同高級的教育聯繫起來。在任何大大降低選舉權的財產條件的未來改革法案中，規定允許所有大學畢業生、所有中學的優秀畢業生、所有的自由職業者，以及或許還有某些其他的人，以這些資格進行特別登記，並在他們願意進行登記的選區按照這類資格給與選票，另外保留他們作為普通公民在其居住地區的選票，可能是明智的。 在某種可能給教育本身以其應有的優越影響，並足夠平衡受教育最少的階級的數量優勢的複數投票的方式被想出以前，並由輿論欣然接受以前，在我看來，完全的普選的好處不能不同時帶來比它更大的害處。的確，很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而這也許是我們向真正好的代議制發展時必須經歷的過渡之一）：限制選舉權的各種障礙在某些個別選區完全被掃除，從而他們的議員主要由體力勞動者選出，而在其他地方則保持著現有的選舉資格，或者對該選舉資格的任何改變都伴隨著為防止勞動階級在議會中占優勢的那種選區的組合。依照這樣的一種妥協辦法，代表選舉中的反常狀態不僅將保留下來，而且增大了。然而這不是一項帶決定性的反對意見，因為如果國家不願通過直接導致正確目的的正規制度去實現這種目的，它就必須滿足於一項不正規的權宜手段，作為較之雖無不規則性但卻常適合於錯誤目的，或忽視了其他一些同等必要的目的的制度遠為可取的辦法。嚴重得多的反對意見是，這種調整辦法和黑爾先生的方案所要求的地方選區的互通有無不相一致；在這種安排下，每個選民依然被禁錮在他登記了姓名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選區之內，除非願意選舉那些地區的候選人之一當他的代表，否則就會根本選不出代表。 我十分重視已經獲得投票權的人們的解放，然而他們的投票是無用的，因為總是在數量上被超過；我對真理和理性的自然影響寄與很大希望，只要真理和理性能保證被聽到並得到適當辯護就好了。因此，即使實行平等而普遍的選舉我也將不感到失望，假如根據黑爾先生的原則一切少數的比例代表制使這種選舉名副其實的話。但是如果在這問題上所能有的最好的希望只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事情，則我仍將主張複數投票的原則。我提出複數投票不是作為一件本質上不值得想望的事情，不是象排除社會的一部分於選舉之外那樣，為了必須防止更大害處，這種事情可以暫時容忍。我並不把平等的投票看做屬於那種只要能避免不便就是本質上好的事情。我把它看做僅僅是相對說來是好的事情。它比根據不相干的或偶然的情況產生的特權的不平等要好些，但它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因為它承認一項錯誤標準，並在投票者心中產生壞影響。國家的憲法宣布無知有資格享有和有知一樣多的政治權力，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國家制度應該把一切有關的事情都擺在公民的心中，關心這些事情是為了他的利益。因為每個公民認識到每個人都應有某種影響，而較有德和較明智的人應有更大影響，是符合他的利益的，所以國家明白宣布這一信念，並在國家制度中把它加以具體化就是很重要的。這些事情是一國制度的精神 所在，但是制度的這種力量卻是一般思想家，特別是英國思想家最少關心的，雖則在每個實際上並未受到巨大壓迫的國家，制度的精神所產生的效果比制度的任何直接規定要大，因為正是由它形成國民性格的。美國的制度把這樣一個信條深深銘記在美國人的心裡：任何一個人（有白色皮膚的）和任何別的人一樣好；人們感覺到，這一錯誤信條是和美國人性格中的某些更為不利之點密切聯繫著的。一個國家的憲法竟承認這種信條，不是一件小禍害；因為相信這種信條，不論是明示的還是默示的，對道德和智力上優越性的影響幾乎和大多數政府形式所能產生的影響一樣有害。 或許有人會說，規定最有教養的人和最沒有教養的人具有同等影響（就一個人對一個人來說）的憲法仍然有助於進步，因為向較少教養的階級不斷地作出的呼籲，他們的智力所受到的鍛煉，以及較有教養的人為了啟發他們的判斷和使他們免除錯誤和偏見不得不作出的努力，都是對他們智力發展的有力刺激。至於這種最可想望的效果真正會使較少教養的階級有資格取得某些權力，甚至取得一大部分權力，我是承認的，並且已經極力主張了。但是理論和經驗都證明，當他們擁有一切權力的時候就會發生一股逆流。凌駕一切的人們，不管他們是一人還是少數幾個人或是多數人，就不再需要理性的武器了，因為他們能使他們的單純意志占優勢。無人能反抗的這些人，通常總是過分滿意於他們自己的意見，以致不願改變它們，或者不耐心地聽別人告訴他們說他們錯了。給予智力增長以強大刺激的是正在崛起的地位，而不是已經掌握權力的地位；而在上升的道路上的所有階段中，不管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發展最好和最高品質的是這樣一種人的地位，他們強大到足夠使理性占優勢，但又不是強大到勝過理性。按照我們所主張的原則，這就是在實際可行的範圍內富人和窮人，受教育多的和受教育少的人，以及將社會劃分開的所有其他的階級和派系等，他們所應處的地位。把這一原則和允許智力上的優越具有分量上的優越的另一正當原則結合起來，政治組織就會實現唯一符合於人類事務的複雜性質的那種相對的完善了。 在前述對普遍的但分等級的選舉權的論證中，我未考慮性的差別。我認為性的差別和身高或頭髮顏色的差別一樣同政治權利是毫不相干的。所有的人對好政府具有同樣的關心；所有人的福利都同樣受到它的影響，他們都同樣需要在政府中的發言權以保證他們的一份利益。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婦女比男子更需要好政府，因為她們身體較弱，更仰賴法律和社會的保護。人類很久以來已經拋棄支持那種認為婦女不應當有選舉權的結論的唯一前提。現在沒有人認為婦女應該處於個人奴役的地位，認為她們不應該有思想、願望或職業，而只是丈夫、父親或兄弟的家庭苦役。允許未婚婦女——和許給已婚婦女的差不多——和男子一樣保有財產，以及保有金錢的和商業的利益。婦女應該思想、寫作和做教師被認為是合適的和正當的。這些事情一被承認，政治上的取消資格就無可資依據的原則了。現代世界的整個思想方法是越來越強調反對社會有權決定個人適合做什麼和不適合做什麼，以及允許他們做什麼和不允許他們做什麼。如果說現代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原則是有用的話，那就是證明這些問題只能由人們自己作出正確判斷，並證明在完全自由選擇的情況下，在存在著實際上資質差別的地方，多數的人將從事他們一般說來最適合做的事情，只有個別的人才會採取異常的行動。要麼現代社會改良的整個趨勢是錯誤的，要麼它應當貫徹到廢除一切排斥個人或使其無能力得到誠實服務機會的做法。 為了證明婦女應有選舉權，甚至不必要提出這麼多的論證。即使說她們應該是從屬的階級，只限於從事家務並服從家長是正確的，這和這樣說是錯誤的一樣，她們將同樣需要選舉權的保護，以保證不致遭到家長權力的濫用。男子和婦女一樣，需要政治權利不是為了可以進行統治，而是為了不致受到暴虐的統治。男性的大多數，並且在他們的整個一生中，不外是麥田或工廠里的勞動者；但是這並不使得選舉權對他們來說就不那麼值得想望，或者就可以反對他們對選舉權的要求，如果他們不大可能濫用選舉權的話。沒有人硬說婦女會濫用選舉權。據說最壞的情況是，她們會作為單純的從屬者按照男性親屬的命令投票。如果事情是這樣，就讓它這樣吧。如果她們為自己著想，那就是大好事，如果她們不為自己著想，那也無關大局。去掉人們的腳鐐對他們來說就是件好事，即使他們不希望走路也罷。在涉及人類最重要的事情上，不再被法律宣布為無能力表示意見和無資格作出選擇，這對婦女的道德地位就已經是一大改進了。有某些她們的男性親屬不能強要但又希望有的東西可以給與，對她們個人來說會有某種好處。丈夫必然要和他的妻子討論這事情，而投票不是專屬於他的事情而是共同關心的事情，這也會是一大好處。人們並未充分考慮到，她能夠離開男子而獨立地對外部世界作某種行動這一事實，如何明顯地提高她在一個普通人眼裡的尊嚴和價值，並使她成為尊敬的對象，這種尊敬，對於完全仰賴男子維持其社會存在的一個婦女來說，不是任何個人品質曾經得到過的。投票本身也會在質的方面有所改進。男子往往不得不為他的投票找到正當的理由，以便能誘導一個比較正直和公正的人和他一起為同一主張服務。妻子的影響常使他忠於他自己的真實的意見。誠然，這種影響有時不用在公共原則方面，而會用在個人利益或家庭的世俗虛榮方面。但是，凡是妻子的影響具有這種傾向的地方，這種影響早已在那種錯誤方向上被發揮盡致了。確實如此，因為在當前的法律和習慣下，一般說來她對政治是完全陌生的，不認識政治包含有能讓她認識到的原則即政治中有榮譽問題，多數人當自己的榮譽不被放在同一件事情上時，對別人的榮譽問題是很少有同情的，正如他們對不同宗教的人們所具有的宗教感情很少有同情一樣。給婦女以投票權，她就會受到政治上榮譽問題的影響。她學會把政治看做是一件她被允許對之有意見，而且如果有意見就應當採取行動的事情。她對這事情有了一種責任感，不再象現在這樣感到不管她施加多大的壞影響，只要男子能被說服，就萬事大吉，他的責任掩蓋一切。只有靠她自己被鼓勵去形成一項意見，並對應當和良心一起戰勝個人或家庭利益的誘惑的那些理由有了明智的理解，她才能不再對男子的政治良心起妨礙作用。她的間接力量只有靠把它變換成直接力量才能防止它在政治上有害。 我曾經設想選舉權以個人的條件為根據，在好的事態下它會是那樣的。在它以財產條件為根據的地方，如在我們國家和其他多數國家，矛盾就更為突出。當婦女能提出要求於男性選民的一切保證時，卻規定獨立的處境、戶主和一家之長的地位、納稅以及其他等等條件，且不說基於財產的代表制原則和制度本身，以及單為排除婦女而設的格外的個人資格，這種情況已經超出通常的不合理了。如果進一步指出，在這樣做了的國家裡，一個婦女現在統治著，這個國家曾有過的最輝煌的統治者是個婦女，則無理性的圖景，以及難以掩蓋的不公平，就是完全的了。我們希望，隨著將壟斷和暴政的鑄模結構的殘餘一個又一個地摧毀的工作的不斷進展，這一個將不是最後一個消失的；希望邊沁、塞繆爾·貝利（Samuel Bailey）先生、黑爾先生以及我們時代和我們國家的其他許多最有力量的政治思想家們（且不說其他的人）的意見，將深入那些未因自私或根深蒂固的偏見變得十分頑固的人們的心裡；還希望，在另一代消逝以前，性別這種偶然事件，將和膚色這個偶然事件一樣，不被認為是剝奪公民同等保護和正當權利的一項充足理由。 ———————————————————— (1) 德·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政治家和作家。——譯者 (2) 下述「英國派駐紐約博覽會專員的報告摘要」——引自凱里（Carey）先生的《社會科學原理》——至少為正文中的一部分主張提供明顯的證據： 「我們有少數了不起的工程師和技工以及一大群聰明的工人；但是美國人似乎要變成整個國家都是這樣的人。他們的河流已經擠滿了輪船；他們的山谷正變得到處都是工廠；他們的市鎮是現在表現市鎮人口特色的所有一切技術之鄉，勝過除比利時、荷蘭和英國以外的歐洲每一個國家；簡直沒有一種在歐洲的技藝不在美國以和歐洲同等的技術或比歐洲更好的技術進行著，儘管在歐洲它經過多少年代的培育和改進。可以預期整個國家都是富蘭克林、史蒂芬森和瓦特，這在別的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和歐洲大多數人比較無生氣和無知相比（不管其少數受過很好的教育和有天才的人是怎樣優越），整個美國人民的偉大智慧則是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