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北京 · 附錄 北京歷史探故

Ⅰ明朝 人們對於不同朝代中北京的規模及地理位置做過大量的研究工作。那些具有歷史意識的中國人對此項研究做了諸多的記載。第一，歷代官方歷史中總有一部分對其地理狀況的記載，包括其大小，城牆的建造及一些宮門、城門的確切名稱。第二，著有府志，或稱作地方志。有關北京的著作，如一五九三年編撰、一八八五年修訂的《順天府志》，還有十四世紀編撰的《析津志》，該書甚至還繪出了街道名稱和衙門的轄區。第三，審慎記載皇帝行止的各種《實錄》，就內容而看狩獵、遊園、球戲、雜技，包羅無遺。明代開國皇帝的《實錄》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第四，在明代和蒙古時代，有一特殊的地理學著作，即由明代開國皇帝洪武敕命編輯的《北平圖經志書》。最後，還有一種最流行的文學體裁，稱作筆記。 筆記，就像名字所蘊涵的，包含著許多不同種類。例如在夜晚聽到的有意義的故事，或是在下午遊逛時發現的一塊半埋地下的石碑上所刻的古老題字，一段軼事後往往附上一首詩，對於遊歷古蹟的描述則蘊涵著哲理。作者記下了它的真正價值，沒必要去整理。一些人寫當代的文學隨筆，而另外一些人卻寫歷史事件的啟示，都十分注意材料的真實性。 所有這些有價值的關於北京的原始資料都在權威性的《日下舊聞考》中得到校勘（見第四章）。繼《日下舊聞考》後還有另外兩部資料。一部是顧雲森寫於一七五六年的《燕京記》，對歷史事件和北京城命運的盛衰作了概述，一九三九年被發現，收入《燕都風土叢書》。另一部是由霍宣潁所著，收入《北京歷史風土叢書》的一部專題著作，叫作《北京建制談薈》，它多少體現了中國人對這一專題的最新觀點。 為了在討論、確定古都的位置中進行比較，很有必要準確地知道現今城市的大小。奧斯伍爾德·喜仁龍在他的《北京的城牆與城門》一書中進行了學術性、權威性的闡述。他幾乎是一碼一碼地研究了城牆構造。最精確的測量是一八七四年由名叫MM·弗萊利斯和拉比德的兩位法國海軍軍官完成的。當時他們是來北京觀察金星的運行軌道的。按照他們的測量，內城周長為四十一點二六華里。（一華里相當於中國的一千八百尺，三華里相當於一點零七四英里）。這些測量結果曾在教皇使者阿爾封斯·比爾利·伐維爾寫的《北京的歷史描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中提及。該書是一八九七年在北堂、一九〇〇年在法國里爾由拉澤利斯特出版的。（伐維爾神父在一九〇〇年圍攻北京時成為著名人物。由於業已形成的文化聯繫，他採用半法語來拼寫北京Peking。）我在下面將拉比德測量所得數據與《明史》中《工部志》所載測量結果做一對比，條陳於下。《明史》中數據在《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二》第十二頁上也有引述，它繪出了永樂皇帝時所建城市的情景，也就是現在內城的規模。 東西牆之間及南北牆之間微小的長度差是由於城市西北角的輕微的曲度造成的。 除了南牆以外，測量數據都很接近準確值。用中國度量尺標註的南牆尺寸顯然是印刷錯誤，一萬二千應為二萬二千，因為南北牆間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差距。這樣的錯誤在漢字中很容易出現。在同一頁，我找到了同樣的錯誤，二十三應為三十二，指的是修建外城的嘉慶年。拉比德的測量結果被喜仁龍所接受，他也認為城市周長在四十一與四十二里之間。官方測量數據的不同，是由於以上提到的印刷錯誤，城市周長將為三十八點二華里。將南牆測量數據的印刷錯誤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九尺改為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九尺，使得它的長度幾乎與北牆相同。 在《明史》中的同一段，標明了外牆的測量尺寸如下： 南牆：二萬四千五百四十四點七尺。 東牆：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尺。 西牆：一萬九千一百三十二尺。 總長為二十八華里。 內城牆高三十五點五英尺，堡壘高為五點八英尺，底基寬為六十二英尺，頂部為五十英尺。另外，外城牆的測量尺寸數據中有一處明顯的錯誤。它們的底基寬度為十尺，頂部為十四尺，底基數據顯然應為二十尺。 明朝洪武開國皇帝推翻了蒙古政權時，在南京建立了他的首都。永樂皇帝當時為燕王，以北京為王府之地。他本無繼承王位之念。洪武帝的太子既死，王位遂傳給了洪武帝的孫子。這位年輕的建文皇帝懷疑其身為各地諸侯的五位叔叔，於是發起了一次削藩運動。永樂帝目睹了他的一位兄弟被俘並被流放，另一位自焚，第三位被褫奪權利，第四位被禁閉在大同。而他本人也在建文帝統治的第一年受到打擊，戰爭又持續了三年。好幾次他幾乎被擊敗，一次險些喪命。一四〇二年他開始向南進攻，占領了南京。建文皇帝逃跑後，失蹤了，民間流傳說他已削髮為僧了。永樂皇帝的統治與中國海軍力量的鼎盛聯繫在一起。當時他建設了有二萬精兵裝備的戰船，航行遠至馬達加斯加，並迫使印度尼西亞半島向中國進貢。 一四〇六年六月，永樂四年，在北京重建宮殿、城牆的計劃開始實施。在一四一七至一四二〇年間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重建工程。一四二一年一月一日新都宣告建成。昔日的元代城牆用泥壘成，用蘆葦和稻草加固。用磚石建造城牆始於永樂年間。一四一九年永樂年間的史傳陳述得不是很清楚，這個時期在南城也建造或擴建了二萬七千英尺（十五華里）的城牆。如果這一點屬實的話，那麼南城的建造一定是始於永樂年間。 明英宗（公元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以石料加固城池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鮮為人知的。他通過增加軍隊勞役來加強城市的防禦能力，而不是向百姓徵收各種賦稅或逼迫民眾服勞役。這些城牆的堅固和壯美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的努力。一四三九年，他維修和加固了城樓，又加了許多外圍城樓，把木製的橋改換成石制的橋。他加深了護城河，河兩岸建築了磚石堤壩。在通向每個城門的橋下面，他設置了可以操縱的水門，這樣使河水從西北角環城流入東南角。 嘉靖皇帝統治時期也有一項偉大的工程，那就是開始建築現在的外城。前門南面地區已經成為了一個大的建築區。有人認為這不公平，因為戰時郊區的百姓無人保護。最初的想法是在舊城的四面建築一個外城，這一外圍城牆長七十華里。可是嘉靖擔心這筆費用過巨，徵求大臣嚴嵩的意見。嚴嵩到城郊審查預建的工程，回來後報告，他認為應該先在南面開始修建外城；其他三面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再加以修建。這項建議在朝廷上通過。儘管原計劃建築二十華里長的南牆，但是由於現在僅僅是修築南城城牆，十二或十三華里就應該足夠了（內城的南牆僅有大約十點五華里）。這樣就決定在東南角和西南角轉彎，一直向北延伸直到和內城的兩個南面的城角連上。這就是外城的兩個南面的城角出現了難看的突出部分的原因。這個三面的外城城牆長度為二十八華里。 這樣看，這個城市的修建基本上完成了。清朝皇帝只是專注於對舊建築的翻新與美化。他們既不改變城市原有的界限，也不改變宮殿的名字，他們只是改變了一些城門的名字。明朝時，有四個城門的名字都改動了，可是通常人們還是使用元朝時期的名字。這尤其表現在如下幾例：西面的平則門（官稱阜成門），齊化門（官稱朝陽門），哈德門（官稱崇文門）。如果你向一個普通的拉黃包車的人說崇文門，他會根本不明白你說的是哪個門；當你給他指出來時，他會說：「你為什麼不說哈德門？」哈德是元朝一個諸侯的名字，他的官邸就在這個門附近。所不同的是順治門即南牆的西門，官稱宣武門。順治門是根據清朝的第一個皇帝順治而命名的。 Ⅱ元朝 所幸的是我們保留了元朝時三部有關國都的詳細材料。其中包括：陶宗儀的《輟耕錄》（耕作之後記錄下來的），肖洵的《故宮遺錄》（元朝舊宮殿的所見），洪武皇帝主持編寫的《北平圖經志書》（北平的地圖冊）。當肖洵作為市政工程的監理官（工部郎中）視察北京時，他歷盡艱辛記載了元朝滅亡後的宮殿的詳細情況。陶宗儀（約一三六〇年）詳細地記載了這座城市和宮殿的情形。陶特別地記載了他參觀的建築的精確測量數據。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官方文獻，如《元史》和《元大一統志》。 忽必烈汗最初打算在金都城舊址建立新的國都，但是後來還是決定在它的西北部（也就是現在的北京所在地）開闢新的領地。毫無疑問，華麗的金瓊華島及其亭子的金碧輝煌，特別是頂端的月宮，也就是現在的北海白塔所在地，深深地吸引了他。根據金的記載，這些就是金代著名的瓊華島和太液池。忽必烈汗在當今的中海和北海的東部建築了他的宮殿。我們從馬可·波羅和中國的一些材料中得知，忽必烈汗還在自己宮殿的西部為他的兒子們建造了一些新的宮殿。整個區域現在都位於所謂的皇城裡。 中國權威學者，比如說《日下舊聞考》的編者主張元朝宮殿多集中在三海區域，後來明朝的永樂皇帝規劃自己的宮殿時，其中心向東移動了一些。關於它究竟移動了多少並沒有確切的記載，但是以史料為根據的這些編者絕不認為現在的東西城牆和元朝時期的位置是不同的。 這種混淆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馬可·波羅認為忽必烈汗城周長二十四英里，邊長為六英里。奧斯伍爾德·喜仁龍和埃米爾·布萊契奈德認為這個數字不準確，超過實際長度。第二個原因是，馬可·波羅認為鐘樓是城市的中心。元朝時期的舊鐘樓並非像今天那樣在鼓樓的北部，而是在鼓樓的東面，靠近東方萬寧寺附近。中國人的記載就更詳細了，他們提到了萬寧寺內的中心台。根據《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上所說，這個中心平台與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是等距離的。如果這屬實的話，東牆還應往東一些。布萊契奈德發現了東牆外約三華里處的舊城牆的痕跡，位於東便門和西華門之間（參見地圖）。但是他不能確定它是什麼，因為這些城牆與北部的城牆相比顯得又低又舊。中國的書籍也未提及這方面的古老的遺址。 可是，北方依然可見古老的元朝城牆。一九一七年，當我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我爬上了北牆外五華里處的元朝的城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很少有人爬過。德勝門外的整個區域並不是我們所指的郊區；從各個方面來看，它是純農村的，有農莊和養鴨的池塘。就在西北角的外側有一大片水域，這就是為什麼城牆在這個地方轉這麼大彎，並且附帶地也解釋了為什麼北城牆和南城牆相比更長一些。 在我所知的中外作家中，只有布萊契奈德詳細地描述了這些元朝的廢墟。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他的描述很值得在這裡重新提出來：「實際上，如果一個人從現在的北京任何一個北門出來，他就能夠發現向北五華里有一個保存完好的古城牆。他沿著這個城牆走七英里多，就會發現這個城牆與韃靼城的西北角和東北角連接起來。我已經從頭到尾測量了這個古城牆（土城）。它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它開始於北京東北角的護城河，向北延伸五華里的距離，然後轉而向西。人們通過這個地方的高地和圓形輪廓可以判斷出在這個拐角，似乎以前有一個大的塔樓。這段城牆繼續向西，直達北京西牆的延伸線，然後轉而向南。在這個拐角，有另外一個塔樓。這個古牆消失在北京西北角附近的一個水庫處。相隔大約一百五十步的距離，城牆的內部設有與今天北京城牆類似的規則的棱堡。許多通向城市或遠離城市的人行小道或馬路都穿過這個古城牆；不過，經過仔細調查發現，首先，只有四個城門穿過這個城牆：兩個在北部，位於從安定門到德勝門的直線上，一個在東部，還有一個（或許是兩個）在西部。在一些地方，幾條大型的通道穿過東牆。北部的兩個開口是有名的東小關和西小關（東西的兩個小關口）。西小關位於德勝門的正對面，通往張家口和克什克騰旗的道路穿過這個關口，在那裡人們能看到牆頂的土木塔樓。這個塔樓裡面是空的，但是沒有任何門通向塔里。距離現在的北京西北角約一英里處的西牆還有一個城門。德勝門與頤和園之間的主幹道路就通過這個城門。在這個城門的外面，人們能夠發現與古城堡等高的圓形城牆，兩個城牆相對著，但並沒有接觸。這個城牆圍成幾百平方碼的區域，那兒有一座很顯然是近期建築的寺廟。這個圓形的城牆很可能是以前的堡壘的一部分。在距古城堡西北角不遠處（也就是說，在城角的南部），人們能看到一個黃色屋頂的亭子，這個亭子以皇亭之名為人所熟知。這個亭子裡有一塊大理石牌匾，一邊刻有四個大字：『薊門煙樹』；另一邊是上個世紀乾隆皇帝寫的一首詩，這首詩是有關薊門煙樹的，說明這是一個公園……」 布萊契奈德接著說，他不能確定這是薊古城，還是元朝城市，但是他更傾向於後者。他的懷疑是基於這個事實：明朝的作者從來沒有把這個地方作為「元朝城市」提及的，而是以古典的「薊」這個名字來談論這個地方。在我看來有關銅馬門的記載已經很清楚了，從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到公元頭幾個世紀薊就一直坐落在這裡，它的城市規模恰好是現在城市西北角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人來講，明朝詩人總是把它當做「薊」，這毫不足怪，因為詩歌和純文學作品喜歡用古典的遠古名字。所以，當遇到一個模糊不清的名字時，就不要追根溯源了。它聽起來更高雅些！ 馬可·波羅認為北京方圓二十四英里，換句話說，每邊約六英里長。這大約相當於方圓七十華里。喜仁龍和布萊契奈德等一些西方學者，還有一些中國的記載，都認為這個數字超過實際的測量。喜仁龍說這個城市「不會超過五十華里」。經過非常仔細的考慮，布萊契奈德得出結論：「如果我的推測準確，汗八里（元大都）的範圍應該是約五十華里（從北部到南部不到十三華里，從東部到西部十一點六四華里）。」《輟耕錄》和《北平圖經志書》估計元朝的城市是六十華里。根據現代測量的觀點和我們所掌握的確切資料，我應該接受布萊契奈德的結論。 元朝時的城市當然要比現在的城市大，現在的城市方圓只有四十二華里。毫無疑問明朝在北端截去元朝城市五華里，不僅在元朝北城牆留出兩個門，而且在東西城牆各留出一個門，這兩個門靠近北角。這解釋了為什麼今天東西城牆的這兩個門很不對稱，比如說西直門比正常位置更靠近西北角。幾個中國史料記載這次城市規模的縮減發生在明初，當時徐達正指揮新的明城的建設。 對於元朝城市南端的界限存在著一些分歧。喜仁龍接受布萊契奈德的結論，即明朝把南部城牆向遠擴了，當時元朝城市的界限大約在現在前門以內一點五華里處。《日下舊聞考》的編者也承認這個分歧，他概括了元朝城市的地理位置如下（卷三十八，第二頁）： 「元時都城本廣六十里。明初徐達營建北平，乃減其東西迤北之半。故今德勝門外土城關一帶，高阜聯屬，皆元代北城故址也。至城南一面，史傳不言有所更改，然考《元一統志》、《析津志》皆謂至元城京師，有司定基正直，慶壽寺海雲、可庵二師塔敕命遠三十步許環而築之。慶壽寺今為雙塔寺。二塔屹然尚存，在西長安街之北，距宣武門幾及二里。由是核之，則今都城南面亦與元時舊基不甚相合。蓋明初既縮其北面，故又稍廓其南面耳。」 布萊契奈德在下結論時顯得猶疑不決。他提到了雙塔寺這個例子，相信元朝的南牆很自然地沿著那條線，可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被其他材料證實的宮殿與南面的中門（麗正門）之間的距離確定了南牆恰恰就在今天前門的位置。最後，他對《春明夢余錄》中的一條注釋印象很深。這是一本有關各種寺廟和宮殿的著作，上面提到觀象台就在這座城市的東北角，距現在的南牆約一點五華里。這本書認為在現在的南牆以北有一條線。布萊契奈德說他在畫地圖時不得不作出決定；而那就證明了他還不能作出明確的決定。 Ⅲ金朝 十二世紀，當南宋向金國進貢時，有許多文獻記載了南宋使者赴全國首都的旅程。《日下舊聞考》（第三十七卷第二十五頁）列舉了六種對這些使命的記載。南宋派出的使者中許亢宗，范成大和周（火軍）是最重要的。另外，他們還列舉了二十次基本上湮沒或只見於引文和參考資料中的出使金的記載（如和談，祝壽等等），還有十次使命歸為與金統治者和談一類，但是這些顯然不完整，還有十一次只記載了名稱。范成大（一一二六至一一九三）是一位偉大的旅行家，他留下了在中國北部，南部和西部的遊記。其中的五或六項記載（通常是相當薄的幾卷本，相當於一至三章的篇幅），今天還很有價值。 人們通常認為遼金時期北京的北牆延伸到今天北京的南牆附近一線，白雲觀以北一點兒，那裡有古老的遼的城牆。在南面金的首都延伸到南郊豐臺附近，那裡有另外一段更長的古城牆，二英里多長，今天依然能見到這段城牆。布萊契奈德和《日下舊聞考》一致認為金的紫禁城位於外城西南角的外側。所有的作者，包括伐維爾和喜仁龍都承認金代的城市的南牆至少在外城現在的南牆以外二點五華里處。瞿宣潁是這樣陳述他的觀點的：一般來講，金代的城市包括釣魚台（白雲觀以西），它是金在西北的同樂園；現在的西苑（三海區域），是金在東北的萬聖宮；和西南的現代的豐臺。金代城市南部的中門稱為豐宜門，豐臺的名字就是從那兒來的。城市的東南角到達今天的南垣。這使得金的首都看起來很不協調，西北角比東北角短了許多。 中國的記載表明金的首都是呈方形的。三種記載都表明它有十二個門，每邊三個，給它們命名並給它們指示出所面對的方向。金官方的歷史記載有十三個門，多加了一個光泰門。可是，《析津志》（北京的古代地方志）描述了一一五一年建築新城和十二個城門以後，論述道：「改門曰清怡，曰光泰。」（《日下舊聞考》，第三十七卷，第十四頁）這似乎是指古老的遼城門，它已經發生了變動並重新命名了。也很可能在靠近現在前門一側北部又開設了一個新的城門，這便於向北直接通向三海地區的宮廷。 《日下舊聞考》援引了許亢宗關於十二世紀初出使金的記載，上面說：「燕山府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台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池塹三重，城開八門。」編者評論道：「據此條，燕京舊城周二十七里，至金天德三年展築一里，見《析津志》所引金蔡珪《大覺寺記》。合計之，共周三十里。此皆指都城言之。至《大金國志》所稱周七十五里者，則指外郛而言，猶分外城之制也。」（第三十七卷，第十六頁） 證據已經很確鑿，在海陵王擴建這座城市以前，古代金的城市首先是十字形分開的，每一面都有一個獨立的堡壘。朱彝尊的《日下舊聞》援引《金國南遷錄》說：「初，忠獻王尼堪有志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一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厥甲伏庫，各穿復道，與內城通。時陳玉烏舍，將軍韓常、洛索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開國元勛，措置必有說。』乃止。」 布萊契奈德對外城西南角以外約八華里處的舊城牆作了一次實地觀測。他說（這裡我只能由法語翻譯過來。二十四至二十五頁，因為我沒有上海出版的一八七六年的英譯本）： 「在彰義門（廣寧門）西南約八華里處，人們發現了這座古老城市的舊壁壘。該壁壘距右安門大約也是同樣遠。右安門是這座中國城市南牆的西門。再往南約二華里，人們會見到一條小河自西向東流過，穿過沼澤地帶和一些池塘。我順著河逆流而上。走幾華里，在河的北岸，我看到一段古老的壁壘，二十至三十英尺高，與河流方向平行。我能夠沿著這段壁壘走七華里還要多，總的來說這段壁壘保存完好。在一個叫作鵝房營的小村莊，這段壁壘折而向北。很顯然這裡就是這座古老城市的西南角。還未到石頭路面，這段牆就消失了。這個城角很別致，就在這個地方城牆上覆蓋著優美的白松和高大的柏樹。向西一百步有一座叫黑公墳的公墓，周圍有一圈白松翠柏環繞的牆。西南約二華里有一個劉村，這個村屬於豐臺縣。這最後的名稱，始於金代，現在是一組以花朵聞名的村莊的通稱。根據人所共知的傳統，我們所談論的這段壁壘永遠都是金都城的一部分；這一傳統並不與中國作者提供的有關中都的文獻相違背。白雲觀北幾百步也有一段古老城牆的痕跡。那也許就是金代城市的北牆所在地。」 阿爾封斯·伐維爾神父畫的地圖引起了一些錯誤的觀念。他指出金都城恰恰擴建到現在內城的南部，和現在的外城一樣大小。這個錯誤需要我們斟酌。 金的城市是在遼的城市基礎之上建成的，這是所有學者熟知的。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遼、金和更早的唐代城市坐落在內城的西南。它大部分都坐落在現在的外城的外側，一部分也覆蓋了外城的西半部分。擴建的金的城市的外部輪廓並不很清晰，尤其是當它不很規則時。它也許曾經伸入東北的三海區域，即達於紫禁城中部。可是沒有歷史參考資料和物證表明金的城市僅只向東延伸到現在的外城。 都城的土地廟是最重要的證據，它使我們確定金都城北門的位置。《北平圖經志書》記載了這個寺廟位於古代金的城市的通玄門街西側。因而我們能比較明確地指出北門（金都城的通玄門）的位置。土地廟現在位於土地廟胡同，在宣武門西南。 有一段石刻銘文很好地指示出了城市的東南邊界。唐代的憫忠寺，現在稱作法源寺，是唐太宗於公元六四五年敕建的，為了紀念對高句麗戰爭的死難烈士。這個寺廟裡有一段古老的銘文，是為紀念佛教聖物（舍利）的重新安置而刻寫的，時間是公元八九二年，上面寫道：「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這個寺廟現在就在外城內，大約在它的北牆和南牆的中間，在琉璃廠地區以南很遠處，宣武門南面一線以西不遠。 這座古老城市的東邊界限可由兩條證據推斷出來：（a）現在的琉璃廠，以賣舊書和古玩（真的和偽造的）而出名，十八世紀發現的墓刻中曾對此加以描述（「現在」是指《日下舊聞考》編者的時代而言），上面寫到這個陵墓就在「燕京東門外海王莊」里。琉璃廠就在前門的西南，內城中門的外側。（b）在黑窯場，有一個紀念慧智和尚的石碑，建於遼壽昌（遼道宗年號，其實就是壽狼，狼是一種禁忌之物）統治時期（公元一〇九五至一一〇一），碑文描述這個地方是在「東城之外」。這就是說在先農壇的西部。這兩個記載非常確定地劃出了唐和遼時的城市東部邊界。 從上面提到的土地廟繼續向西，有兩座金代和遼代非常著名的寺廟。首先就是天寧寺（即金代的天王寺），它就在外城西門外以北不遠處。《元大一統志》描述它位於金都城內部，在燕京城管轄之內，它是一個治安轄區。再往遠，這個寺廟的西北側是白雲觀。邱處機曾住在那兒，他是著名的道教教士，曾見過成吉思汗。它就在現代的賽馬場附近，幾乎就在西便門以西一線上。白雲觀西南是廣佛寺，就是金代的奉佛寺。有關曹謙的石刻，可追溯到泰和（金章宗年號）統治時期（公元一二〇一至一二〇八年）。上面寫道，它在「城內」。我們現在已經逐漸接近一段壁壘的殘跡，當地人把它叫作遼代蕭太后古城。 《日下舊聞考》的編者得出如下結論：「由是觀之，則遼金故都當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其東北隅約當與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惲中堂事記載，中統元年赴開平，三月五日發燕京，宿通玄北郭。六日午憩海店，距京城廿里。海店即今海淀。據惲所言，以道里核計，則金時外郛七十五里之方位不難約略而知矣。 「又《北京志》，至元四年始定鼎於中都之東北三里。夫中都本唐舊城，遼金展拓不過數里，見金蔡珪《大覺寺記》。當時憫忠寺之在城東南如故也。」（《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第四頁） 《日下舊聞》的作者朱彝尊評論道：隋唐時期的宏業寺（今天寧寺）在都城的裡面。唐代幽州的憫忠寺在這個城市的東部。遼代燕京還在同一個地點。然後他又援引了一條新的證據，分割中海和北海的長長的金鰲玉蝀橋以西，內城裡面的現在的西安門曾經是在「古幽州東北五里處」。他說： 「康熙辛酉西安門內有中官治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爐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到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志銘而書作志，志題曰：大唐故濮陽卞氏墓誌。志文曰：貞元十五年，歲次已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薊北坊，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 瞿宣潁，《北京建制談薈》的作者，援引《天咫偶聞》說：八里莊以西二華里是十里河，又稱作「蕭太后運河」。河的東岸是清晰可辨的泥土壁壘，當地稱為「蕭太后城」。這裡說的是遼代的蕭太后。他從遼史中又引了一條證據，述說的是東北角的燕角樓（「Yen Corner Tower」）。現在廣寧門（外城西門）里還有一個胡同叫燕角（Yen Corner）胡同。 布萊契奈德首先考察了所有的證據，得出結論如下：「前面由中國作者提供的文獻以及根據古代紀念物取得的證據確定了自十七世紀以來古代北京的位置：人們可以認為，唐代的城市，遼、金的都城大體上都在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說，位於現在的韃靼城西南一點兒，它的東部城牆在漢人城市的西部分。」應當注意到布萊契奈德對於金的都城的位置接受了傳統觀點。 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修改了現在英語書中有關金代都城位置的流行錯誤概念，即認為金的都城在內城的正南方，也就是今天的外城所在地。這個錯誤來源於伐維爾的《北京歷史的描述》。伐維爾提供了第一張金代都城的地圖（第十八頁），把這個都城說成是一個鄰近古老的遼都、在其東方建築而成的一座新城市，和遼的都城規模基本相同；新都城東側與現在外城東牆基本一致，西側只是比現在的西牆稍短。用英語寫的關於北京的兩部權威著作，朱麗葉·布萊頓的《北京》（一九二四），以及L.C.阿靈頓與Wm·路易遜合著的《老北京探故》（一九三五），M·法博利用法語寫的指南書《北京》（一九三七），所有這些著作都出示了闡釋詳盡的地圖，指出了不同時期這座城市的相對位置：古代的薊城，唐、遼、金和元時的城市，和今天的城市。最無根據的假設是一張關於金代紫禁城的繪圖，它把紫禁城畫在了現在天壇所在地。奧斯伍爾德·喜仁龍致力於在他的權威性的《北京的城牆與城門》一書中繪製出單獨的地圖，他說（第十七頁）這些地圖都采自《麥德洛指南》和《北京教堂手冊》（一九一四）；這樣一來這些材料還是源自伐維爾。 一般來講，伐維爾採用通俗的名稱，蒙古人統治時期，稱舊城為「南城」，意思是它恰恰就在南面，而且他能夠引證出曾使用過這個名稱的資料。他也試圖解釋金都城的周長，把遼都城也包括在內，把它們看作是兩個城市形成的一個矩形，南北長是東西長的兩倍。從這個前提出發，他指出金從來沒有毀壞過古老的遼城，而是對它加以擴建，這確是事實。然而當他說，「我們從歷史文獻可以看出，他們在它的東側建立了一個新的城市（筆者劃線），連同原來的城市構成了金的新都城，叫作中都」，這一說法就不正確了。歷史文獻從來也沒記載過金在東側建立一個新城市，而是明確指出在各個方面建立了四個城堡，每個城堡方圓三華里，有地道與主城連接。 伐維爾指出金建有夏季行宮，也就是現在的三海所在地，這是十分正確的。他說，《北平圖經志書》聲稱元都城建在金都城以北三華里處。「如果說金的都城的位置與遼都城的位置相同，那麼這種說法便不很準確。」（第十九頁）我必須指出許多材料都多次地繪出了新舊城西南一東北的相對位置，這是我們不應忽視的。儘管有一種記載說的是「北部」而不是「東北部」，而且過去經常使用「南城」這個稱呼，但這隻表明在這些方面誰也不會在平時的談話中自找麻煩去尋求地理上的精確性。這不應該作為可以引用的證據。伐維爾進而陳述道：「馬可·波羅說『汗八里』靠近金的舊城，只有一條河把它們分隔開。這兩座城市至少在沿河兩岸部分長度大約相等。」這完全是無根據的。這兩座城市可能在西南一東北的相對位置相連接，並且仍然只被一條河分隔開。伐維爾承認提供證據的這些舊寺廟都在西南角，可是「人們應該理解新城市不可能有紀念物」。這似乎是站不住腳的藉口，因為金的都城保留了一百年。他說金在新城內部建立了皇家寢宮，這是對的，但是寢宮的位置完全取決於你怎樣解釋新城的位置。伐維爾認為新城方圓三十華里，連同三十六華里的遼城，總共是六十六華里。這接近歷史記載七十五華里的周長。 所有這些證據都不利於伐維爾。儘管這座城市的東郊，即現在的外城，在金和馬可·波羅時代無疑人口都很稠密，但仍然沒有一件有力的證據令人對他的結論表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