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北京 · 拾 信仰和情趣

中國人令人最先提及的特性便是對土地的依戀， 北方人尤其如此。 他們的簡樸、自然、樂天、溫情，雖歷經百代滄桑而不易。 這一特性的另一體現是他們的信仰、 情趣中某種程度的原始性和思想上的某種天真性。 北平第三好在閒。假如上海可說是代表近代的，北平便是代表中古的。北平的一切總有一種悠然不迫的味兒。即如電車吧，在上海是何等地風馳電掣，有許多人上下車都是跳的。北平的車子在寬闊的路上走著，似乎一點也不忙。晚九點以後，確是走得快起來了；但車上已只剩疏朗朗的幾個人，像是乘汽車兜風一般，也還是一點不覺忙的——有時從東長安街槐林旁馳過，茂樹疏燈相掩映著，還有些飄飄然之感呢。北平真正的閒人其實也很少，但大家骨子裡總有些閒味兒。我也喜歡近代的忙，對於中古的閒卻似乎更親近些。但這也許就因為待在北平大久的緣故吧。 ——朱自清·《北平實在是意想中中國唯一的好地方》 中國人令人最先提及的特性便是對土地的依戀，北方人尤其如此。他們的簡樸、自然、樂天、溫情，雖歷經百代滄桑而不易。這一特性的另一體現是他們的信仰、情趣中某種程度的原始性和思想上的某種天真性。但他們的社會交往，為不傷和氣而採取圓滑態度，但顯示出他們遠非頭腦單純。那種迂迴周旋給社會交往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在這個特定方面，中國人將西方人的率直視為「傻」。可是在中國人的民間宗教中，他們又確實表現出文明初期人類的天真特徵。 在廣泛流行的宗教中，這一特徵皆有顯示。我所說的流行宗教，是指從人們頭腦中自發生出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與各大主要宗教的特有教義並無關係。神話在所有古代民族中的繁榮和在現代人類中的消亡便是這種差異的標誌。 當然，所有的民族都從需要出發，在想像中創造著神。實際上，人們都要求他們的神按照自己需要的方式去行事。有一個突出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那就是流行於民間的中國人的觀音，我們的慈悲女神，大苦大難的救主。她是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佛教先聖，本是一位男神。人們本需要一位女神，可是早期佛教卻錯過了這一節，因而中國人便造出了她。觀音的普及性表明了人們是多麼需要崇拜一位女神，她的用心就是救助窮苦與不幸者。後來，這位女神又由於崇拜者們的需要，逐漸具備了許多不同的神能。有一類觀音有賜子給不孕者的特殊神力，另一類觀音又專門使盲者重見光明。在人們需要神的時候，什麼也無法阻擋他們去創造這些神。 無論中國所行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如何宣傳教義，中國的民眾主要地還是信仰多神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信仰萬物有靈。二十世紀的人很容易誤解流行宗教，因為他總是傾向於把科學真理的標準套用到源自詩性想像的宗教信仰上去。不論什麼——一段傳說，一段神話、一個美妙的比喻，甚至一句雙關語——都可用來說明一種真諦。正如在孩子們中發生的那樣，上古之人的想像是更為敏感、更為生動的。對他來說真實的東西往往便是能愉悅他的想像的東西。這種態度頗似現代人對於某些迷信的感情——如十三日與星期五同在一天的日子，或走過一架梯子的下面。很少有人存心判定這類迷信的是非，而大多數人，包括那些教信的人在內，都對這類信仰持一種寬容的態度，而且視迷信為很有趣的事情。也沒有任何人會一口咬定這都是真實的，人們的態度多半以為它們或真有其事，或無論真假都無關緊要。大多數人都會說：「避開星期五與十三日交合的日子也許不無道理。」神話總是產生於人的自由想像，這想像者還往往有詩性的頭腦。被感覺為詩意的東西多是用宗教的語言來表達的，直到後來的世代，那些學究的頭腦才去把它們探個究竟。而且，他們還發覺自己遇到了麻煩，就像他們在探究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根源時遇到的那樣。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詩性想像的才能在現代人的頭腦中消失了，這實在是件憾事。這樣一來現代人凡事都要求證明是真還是假，顯然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就這點來說，我們感到愧對華滋渥斯，因為我們再也無法「看到大海中躍出的海神普路提厄斯」了。 信仰的這種滑稽之處是中國人頭腦中的一種特性。尤其是西藏地區的人們對他們的神祇極為虔誠，而別地的中國人則從沒做到過。從北京人的信仰中略舉數例便可印證這一點。北京內城有九座城門，其中八座配有銅鑼巡城，可是靠近哈德門（今崇文門）的那座門卻只有銅鐘。哈德門附近還有一眼水井，傳說井中的蚊龍有一天會從井中出現，帶來淹沒全城的洪水。於是人們便造了一座石海龜鎮在井口上。人們對它許諾說：「你不必苦惱，只要半夜聽得鑼響，你就會解脫而出。」不論如何，人們耍了個小詭計，把鑼換成了鍾。而那隻大龜伏在那裡數百年未動，盼著聽到鑼響，以便得到解放。這種想像多麼動人，可這一切與科學的真理又有什麼相干？ 還有一個例子便是鐘鼓樓橋下、後門附近的那塊石碑。此碑與明代朱元璋的諫官劉伯溫有關。劉是位天文學家，就像法國十六世紀天文學家奈斯陀達馬斯，被認為有預言未來的超凡神力。他平素全然生活在巫術和其他迷信活動的世界中。按照他的建議，橋下的石碑被刻上了「北京城」三字，用來欺弄諸神。如果神祇們犯起怒氣，要淹沒北京，他們便會白天上向下觀望，洪水達到橋下石碑的高度時，「北京城」三字便隱入水中，諸神便會罷手滿意而去。 還有一種做法是鉗制灶神的口舌。在所有的神祇中，灶神最曉得家庭之中發生的事情，如夫妻之間，父母兒女之間的瓜葛等等。而且，每年在新年前七天，他都要回天庭去過年，屆時便要向王皇大帝報告地上家庭成員間的秘密情形。這當然令人很尷尬。於是，在十二月的第二十三天，民間便依俗炮製膠糊，塗在紅紙灶神像的嘴上，也有人餵灶神些蜜糖，象徵性地使他「上天言好事」，或者讓他緘口不言。 關於北京地方的神祇，有兩則有名的傳說。其中之一說的是鑄鐘娘娘的美麗故事。有一次永樂皇帝（明太宗朱棣）下令鑄造一口大鐘，那大概就是現今置於城西北清華大學附近的大鐘寺的那口鐘。據阿契巴德·利特爾女士的記載，它重八萬七千斤，比埃爾富特（德國一城市）或其他城市中的鐘都要重。 由於那鑄鐘人從未鑄過如此大鐘，因此每當銅水冷卻下來，鍾便破裂。他為此焦慮萬分，深恐皇上因鑄鐘失敗遷怒於己。他那年輕美麗的女兒見父親整日愁眉不展，便問起他苦惱的緣故。當天晚上，她便做了一個夢，夢中得知若有人的肉身投入熔銅之中，便可確保鑄鐘成功。第二天，正當銅水鼎沸之時，她父親去用飯了。她乘此機會縱身躍入銅水，消失了身影。大鐘完好無疵地鑄成了。這就是如今每到晚上鳴鐘時，有人聽見「鍾姑娘」在悲哭的緣故。 還有一則神話是關於北京城的用水。誰都曉得，北京海子裡的水是從西邊二十英里左右之外的玉泉山流過來的。京城的西北角有一座橋，名高梁橋，當年一位武士為了城裡能有充足的水源，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橋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傳說明代時北京遭遇大旱，皇帝為城內缺水憂煩不已。一天他在夢中見一位老農夫，推著一輛獨輪車，車上載著兩隻大籮筐。農夫告訴他說，那裡面裝的是送給京城的水。翌日早朝，他問朝中的占星官此夢怎講。占星官解釋說，這是天帝發慈悲，要給北京城送水。占星官進言道，應當派一名披甲佩劍的武士去城外西郊，他在那裡會遇到一位老農夫，運送兩隻大籮筐向京城走來。這星官還指明這武士要用劍刺破那籮筐，然後迅即轉身向京城跑，絕不能回頭張望。那受命前去的武士便是高亮。他趕到西郊，果真遇到了與皇帝在夢中所見一模一樣的老農夫。當他問明那籮筐中裝的是「送給京城的水」時，他抽出寶劍猛地戳進籮筐，然後掉頭便向回跑。他只聽得身後洪水咆哮，滾滾追來，淹沒了田野，直湧向京城。他跑到望得見西直門時，以為自己已安然脫險了，便回頭一望，結果立刻便被奔騰的洪水淹沒了。於是那座石橋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紀念。很顯然，直到十五世紀，神話仍在不斷創造出來。可為什麼關於大本鐘或倫敦橋卻沒有產生神話呢？莫非是因為我們聽到這樣的神話便會發覺自己已可怕地變老成了？抑或是我們將對神話嗤之以鼻，視為「荒誕不經」？把它們當做並非真實的東西吧，誰還管那許多？我們的生活畢竟比神話所說的生活更豐富。 我們在此涉及的並非中國的主要宗教，而是被常人所接受的一些流行觀念。中國人的主要宗教——儒教則是理性的，極少形象性。北京城中的孔廟自是極嚴格的儒雅之地，就連孔子祭壇後面的靈牌也只是一座放大了的戒尺樣的東西，上面刻的文字使它成為聖賢精神的標誌。道教的深刻哲理包含在老子的著作中，佛教也有關於知識與現實問題的高妙比喻。然而普通人最關心的是財神、長命之神、婚姻之神和命運之神。這些神靈中沒有一個像觀世音那樣聖潔尊嚴，可是人們對這些神靈的祈禱卻同樣的虔誠。 人民創造的諸神靈往往不受宗教或教派限制。信仰這些神靈的最好的例證，就是東嶽廟。該廟位於齊化門（今朝陽門）外，其歷史可上溯至十四世紀（公元一三一七年）。對泰山或東嶽的崇拜既非道教，也非佛教，那是一種有關五種基本元素（五行），五種角度，五種顏色，五座聖山的崇拜，源於公元前數世紀。最廣泛的道教將全民性的萬物有靈論，黑巫術和秘宗等多神教都吸收在內。婚姻神、財神和藥王既非道教也非別的什麼教，他們只是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的神靈而已。在這座廟裡能夠看到婚姻神，他被稱為月老，這是從九世紀的一個關於上天如何安排婚姻的故事中產生的。那故事說每個嬰兒出生時腳上都縛著一根連接另一異性嬰兒的紅線，他（她）的婚姻就是由這紅線決定的。不論有何障礙或父母如何從中作梗，他們最終都將結為夫妻。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去那裡，搖動靈異的竹籤，直到裝在竹筒中的竹籤有一根掉到地上，然後從那簽上的讖語中了解與某個男子或女子的戀愛能否成功。 還有一位文人之神，在孔子、老子或佛祖的教誨中都未曾提及。文人之神是眾星中的一顆星宿，司掌文人學子在科考中的運勢。由此可見眾神的分工也是多種多樣的。有專司風濕病的神，專司發燒肚子痛的神，專司結核病和慢性咳嗽的神，也有專司牙疼、白內障、機體出血的神。了解到北京大學就坐落在有名的馬神廟、即馬的保護神的廟宇舊址上，那是非常有趣的。那地方處於煤山的東山腳，早先曾是御馬廄的所在地。另有一座二郎廟，在燈市口或燈市的對面，人稱「狗廟」。這二郎神（因在著名宗教史詩《西遊記》中出現而聞名）的功能是偶然傳開的。當年有一婦人帶著一隻病狗去寺廟為子求安，回來後她發現那狗竟痊癒了。從那以後，「狗廟」中便常在二郎的祭壇上見到還願用的小狗崽兒。二郎正像聖米契爾一樣，主要是一位戰神。 有些寺廟與一些特定的宗教節日有特別的聯繫。例如東嶽廟，每當七月十五日，便會引來大批趕廟會的人來此看燈船。每到春天，香客們甚至從昌平、順義兩縣來登妙峰山，他們攀越連綿的山巔，行經大覺寺和黑龍潭，直達於西山。廟中有兩個最引人興趣處：一是百子觀音（催生娘娘），另一是明眼觀音。寺廟坐落在西山的一座峰頂上，俯臨四野，氣勢逼人。但在登山時，香客須三步一跪，九步一拜。有些朝香客登山要耗數日，在山上眾多的寺廟中多次過夜。這種跋涉實在英勇，因為山路上布滿尖利的山石，而且有些地方，特別是臨近山頂處，常是極其險峻的。香客中有許多婦女，她們或想得子，或為其他渴求之事而來。參加這種跋涉的動機並不真正為了苦行。一次求祈總是出於某種迫切的心愿，一種迫切的心愿也總是變為一次求祈。為此所受的苦難不過是這種迫切心愿的自然結果。 關於中國人同另一世界宗教的關聯也許還需說明幾句。穆斯林在中國人口中一直占有較大分量。穆斯林餐館，也稱「清真店」（「清真」是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稱呼），那裡賣的是牛羊肉，不賣豬肉，北京街上處處可見。中國的穆斯林人相互間有一種近於迷狂的團結。大約四十年前，北京的一位出版商出版的讀物詆毀穆斯林人不吃豬肉的習俗，結果惹惱了所有穆斯林人。人們驚異地發現在中國竟有這樣多的穆斯林人，不僅是北京，而且在大南方、大西南都有那麼多。這一宗教是由中國境內說突厥語的人們傳入的，包括維吾爾人，吉爾吉斯人和哥薩克人。中國境內突厥語地區的人口通常包括大量的穆斯林人，在這極為廣袤而少為人知的地區（新疆），當佛教徒與穆斯林人發生衝突時常常發生整村人被屠殺的流血事件。早在公元八世紀時，維吾爾人便曾應募從軍，後來便定居在陝西。在北京的許多穆斯林無疑就是來自那一地區、後又定居北京的操突厥語的人的後裔。 在北京新華門附近，緊靠皇城邊兒，過去曾建有回子營（穆斯林軍營），現在已蕩然無存。北京有一個哀婉動人的傳說，講的是一位生於喀什附近的年輕美麗的穆斯林王后。她的部落被乾隆的軍隊擊敗了。她丈夫是個維吾爾人首領，也在戰爭中被殺，她被擄到了北京。京城裡的人稱她香妃，因為她本為異域人，據說身體散發一種獨特的沁人心脾的香氣。還有一種更尊敬的說法，稱她為「客妃」。乾隆大帝想要她侍寢，許她以極優渥的享樂。香妃怨懟殺夫之人，憤然回絕了他。她的身體雖被擄至此，心卻矢志不移。乾隆也顯出了超常的耐心，為她造了一座「望鄉樓」（一座可讓她「望遠思鄉」的高塔）；樓對面是一座由突厥人帳篷組成的村寨，還有一座清真寺，全都是為了撫慰她的思鄉之苦。可這位少婦終於還是自殺而死，以此保全對丈夫的忠誠。至今在故宮博物院中仍保留著耶穌會傳教士卡斯提利尼（Castiglione）所繪的香妃像。由於這個哀婉動人的故事，此畫吸引了遊人濃厚的興趣。畫上的香妃頭戴戰盔，身披義大利式灰暗金屬的鎧甲。 早在公元七世紀，聶斯脫利宗基督徒便來到了中國。聶斯脫利教徒屬基督教之一宗，該宗反對聖母瑪麗亞的神聖性。聶斯脫利教徒因宗教迫害被逐出後，便來到陝西定居。據西安市的一塊聶斯脫利人刻寫的石碑證實，此事發生於公元六三五年。受德皇威廉二世派遣的阿爾伯特·馮·李·考克在他的考古探險中曾發現了一些刻在雕像上的摩尼教文字，那座雕像顯然是希臘作品。馬可·波羅也曾提到，基督徒不僅活動於中國的北方，而且遠至雲南的南方也有他們的蹤跡。他還記述過忽必烈汗對「神父約翰」王國的征戰，這位傳說中的「神父約翰」顯然也是聶斯脫利教徒。 奧德里克受羅馬天主教皇的委派，曾在忽必烈汗死後不久訪問中國。但不論如何，對萬曆年間（公元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之中國朝廷發生影響最為深巨者，當屬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他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應歸於他對中國語言和儒學經典的刻苦研讀，他因此而被中國學者所接納。他是皇帝身邊極得寵的人物，而且還使中國的一位傑出學者徐光啟皈依了天主。徐光啟的女兒也成了天主教徒，時人稱她特雷莎姐姐。公元一六一〇年，利瑪竇去世了，入葬時得到了皇帝給予的極高禮遇。他的陵墓就在北京郊區，與另外兩名較早的耶穌會神父亞當·謝爾、魏爾畢斯特的陵墓相鄰，距平則門約一英里。一九〇〇年爆發反基督教的義和團運動時，陵墓遭到了毀損。神父謝爾曾為明清兩朝的皇帝做事，而天文學家魏爾畢斯特則不僅引導許多朝廷命婦信從天主，而且幾乎說動康熙皇帝本人皈依天主教。耶穌會教徒當時稱康熙的皇后為「安妮」，稱皇太后為「海倫娜」。康熙當時未能入教，原因是羅馬天主教不容許祖先崇拜，即對先祖的景仰紀念，除此之外尚可允准入教。原來，耶穌會神父認為康熙帝可以入教，可是其他教會神父卻勸說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不予批准，理由是祖先崇拜違背只奉一神的基督的教義，因而它是被禁止的。教皇大概不會知道，從有跪拜禮時始，中國人便總是在新年伊始時跪在健在的父母面前，那是將他們看做人而非神的。教皇也本不該對靈魂不死、人有死後生活的觀念少見多怪。儒學關於兒女孝道的箴規是「我們應事奉故去的雙親如同活著的雙親」——過一種無愧於他們令名的生活。康熙皇帝認定他不可存心放棄先祖崇拜，否則會危及太廟（王室崇拜）的神聖地位，而且對他的帝國構成威脅。所以，不論引進多麼精妙的神學理論，在實際生活中都意味著，做一名中國基督徒就得學會忘記對父母和祖父母的感恩，將自己從所屬的家族中分離出來。 亞當·謝爾和神父魏爾畢斯特都是飽學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曾協助修正中國的曆法。但雍正皇帝（公元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在位）卻並不喜歡教會使者，部分原因是他們參與了與他的弒兄行為有關聯的朝政。繼雍正之後的乾隆皇帝（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在位）再度垂青耶穌教徒，在他的治下，班納斯特神父奉旨設計在圓明園內建造的義大利式宮殿。這次，乾隆皇帝與路易十五互相交往，互贈了許多禮物，其中包括絲綢、自鳴鐘、金制酒杯和雙面掛毯。據說乾隆皇帝還通過阿邁厄特神父與伏爾泰有過書信往來。故宮博物院最名貴的繪畫之一便是以郎世寧之名為世人所知的卡斯提利尼神父畫的，他還畫有乾隆肖像。 保存至今的兩處著名遺址印證了耶穌會的影響。一處是建於內城東南角上東牆附近的觀測台。台上的銅製天文儀器托在極為精美的群龍之上。一九〇〇年，這些儀器被德皇威廉二世奪去，一九一八年後才被送還中國，永久地以其做工精美吸引著遊人。另一處著名遺址是北堂，亦即「北寺」，與建於順治門內利瑪竇居處遺址上的南堂相對而言。北堂曾兩次被毀，一次是在雍正年間，另一次是在義和團興起之時，當時大約有四百名中國基督徒避難者死在裡面。當時多虧有法維爾神父的英勇指揮，才使大批善男信女幸免於難。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基督教堂就建在皇城之內，成為康熙皇帝及其王族善待異邦的標誌。它的鐵柵欄是路易十五所贈。十五世紀末此堂重建時，鐵柵欄轉到了拉澤利教派手中。 一個關於巴黎動物園中的一頭獅子的故事表明了世界在那個時代已變得多麼狹小。在一八七〇年巴黎被圍時，巴黎的民眾被迫宰殺動物園中的動物。北堂的神父大衛當時也在巴黎，他獲准得到一張獅子皮，此後這張獅子皮就成了他在北京的藏品。義和團興起時，法國軍隊前往北堂解圍，軍人們又見到了那隻三十年前經歷過巴黎之圍的獅子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