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北京 · 玖 民眾生活
北京的生活節奏總是不緊不慢，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比較簡單。
當然，和其他地方一樣，那裡也有殘暴不仁的工頭，
也有提心弔膽的商人和卑鄙下流的政客，
但整體上說，北方人的生活態度是樸實謙遜的。
街上除了油鹽店門上留個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裡面常是鑼鼓齊鳴，狂擂亂敲，無板無眼，據說是夥計們在那裡發泄積攢一年的怨氣。大姑娘小媳婦擦脂抹粉的全出動了，三河縣的老媽兒都在頭上插一朵顫巍巍的紅絨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婦出動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頭小伙子亂鑽亂擠。於是廠甸擠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幾個露天茶座坐著幾個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並沒有什麼可看，但是入門處能擠死人！火神廟裡的古玩玉器攤，土地祠里的書攤畫棚，看熱鬧的多，買東西的少。趕著天晴雪霽，滿街泥濘，涼風一吹，又滴水成冰，人們在冰雪中打滾，甘之如飴。「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對於大家還是有足夠的誘惑。此外如財神廟、白雲觀、雍和宮，都是人擠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凍得通紅。
——梁實秋·《北平年景》
我們在前邊已經提過北京的胡同與小巷。它們避開了寬敞的大路，但距離主要的街道又不算太遠，為北京增添了不少的魅力。北京城寬展開闊，給人一種居住在鄉間的錯覺，特別是在那秀木繁蔭的庭院，在那鳥雀啾啾的清晨，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和繁忙的大道不同，胡同縱橫交錯，彼此相通，有時也會出其不意地把我們引到某座幽深靜謐的古剎。胡同里聽不到車馬的喧鬧，除了偶爾有幾個人力車跑過，絕沒有大車小輛的嘈雜紛亂。胡同里有時也可能看見三五成群的孩子在玩彈子遊戲，或走街串巷的小販打著銅鑼叫賣捏成小貓小狗狀的糖果。所有的人家都是高牆護院，大門緊閉。即使是開著門，院內也必定有漆成綠色的屏風擋住外來的視線。
胡同的名稱最能體現其具有鄉土氣息的特色與風格。它們的名稱多由當地居民所起，因此總是那麼生動形象。名字用詞全是方言土語，並不求風雅。如「羊尾巴胡同」。不用文縐縐的「羊尾」而用「羊尾巴」。「馬尾巴胡同」、「牛犄角胡同」以及「弓背胡同」，「弓弦胡同」等等，這些名字得自胡同的形狀。其他一些名字也同樣簡單，如「甜井」、「奶媽」、「竹竿」、「小啞巴」、「大啞巴」等等。但這些名稱的寫法多少經過了一點兒加工，用了一些同音異義字。如「大啞巴胡同」寫成了「大雅珍巷」，關鍵的詞用同音字替換了。外國公使聚居的「東河米巷」則改成了「東交民巷」。「乾魚胡同」寫成了「甘雨胡同」，發音完全一樣。還有一些名稱得自行業或以某種貨品出名的店鋪，如「趙氏錐子巷」，「燈市」等等。
在北京和在中國許多別的城市一樣，單看門臉兒，你無法斷定一戶人家的規模，因為門臉兒是故意修得讓人上當的。「藏財不顯財，顯財招盜來」這一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里根深蒂固。除非觀察圍牆的長短，有時可以藉助房屋卷檐的頂蓋，否則你無從知道一戶人家的真實情況。有些人家裝上朱紅大門，鍍金門環閃閃放光，門口可能還有兩尊石獅，這些當然是大戶人家。但絕大多數人家喜歡小門，而且在門後還修個屏風，漆成綠色，把里外隔離，外邊的人絕看不見裡邊的情況如何。幽靜孤芳是中國人住宅建築的最基本指導思想。家是專屬家人與密友的地方。
中國人住宅的設計形式比較單一：一個磚石鋪地的院落提供一個幽閉自守的活動空間，完全與外界隔絕。寬敞的院落有足夠的活動空間，根據主人的條件可能點綴著假山花木，也可能只拉一根線繩晾曬衣服，但一個約兩尺高的金魚缸總是不可或缺的裝飾。簡樸的人家也許只栽一棵棗樹或石榴就算了事。
每座庭院都自成一體。大戶人家意味著庭院眾多，這些庭院由帶有頂蓋的走廊連接在一起，這些走廊一面有牆，半開半閉，中有月亮門或六角門與別的庭院相通。一座庭院實際上相當於樓房的一個「單元」，有寢室，有書房，有會客室，也有廚房。所以在中國，妯娌住在一起是可能的。她們同住一座大院，共走一個大門，雖然每家並非完全獨立，但各行其事，不受他人打擾。
中國的花園總要給人一種驚喜，一覽無餘是絕對不可能的。遊園的人可能以為自己已經來到了花園的盡頭，但突然出現了一扇小門，門外曲徑通幽，別有洞天，或許又會看到一座小園兒，中有菜地一片或葡萄幾株，獨木橋橫跨小溪。有些豪門大院裝修更為複雜，設有石亭露台。有一家的亭閣三面環繞荷池，那裡從前曾作為演戲的舞台，家人與親友坐在對岸一座廳里觀看演出。但在一些貧民聚居區，常是幾戶人家合用一個大院。大院總是長方或正方形，房子有正房與東西廂房之分。
北京人，有些是身高六英尺的滿族人，強壯、純樸，具有北方人土生的幽默感。他們與上海油腔滑調略帶女人氣的男子和嬌弱的女子明顯不同，與那座現代港口城市裡近於野蠻的人力車夫也不一樣。正因為如此，許多西方人認為只有參觀北京才能了解真正的中國人。當然，實際上沒有什麼「真正的」或「純粹的」中國人，但種族的差異總是存在的。我是東南沿海的福建人，但我對江南地區那種柔弱懶散的人們沒有多大的好感，雖然他們的文化更為發達一些。對氣質純正的北方人，我卻充滿了由衷的傾慕。北方的中國人也許得益於北方各種血統的融和，得益於漢人與來自蒙古人和韃靼人的通婚。否則的話，這一族人的活力也許不會保存到今天。北方的文化雖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北方人基本上還是大地的兒女，強悍，豪爽，沒受多大的腐蝕。
北京的生活節奏總是不緊不慢，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比較簡單。當然，和其他地方一樣，那裡也有殘暴不仁的工頭，也有提心弔膽的商人和卑鄙下流的政客，但整體上說，北方人的生活態度是樸實謙遜的。他們的基本需求簡單無幾，只求過一種樸素和諧的人生，居室差強人意，謀生手段簡便順心，家人忠誠團結，舒適的床鋪與足數的飯碗，再加上些許零用錢，這些就構成了他們心滿意足的人生。不必大福大貴，養成好吃懶做的惡習，當然也不能缺衣少食，忍飢挨凍，這是一種傳統的中產階級生活理想。在求生的奮鬥中，有一種亦莊亦諧的情感起主導作用，但追求遠大的目標理想時，北方人卻也不受它的羈絆。這種極難訴諸文字的精神正是老北京的精神。這種精神創造了偉大的藝術，而且以一種令人費解的方式解釋了北京人的輕鬆愉快。藝術當然與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藝術家卻以一種超然、自足，甚至是一種近乎放任的態度來對待它。偉大的藝術家堅持認為「古樸」是真正藝術的基石。藝術題材本身就是一種極好的體現。在前一章，我說過齊白石就總是選擇青蛙、蝌蚪、蟋蟀、游蝦、蚱蜢、鼷鼠、八哥等諸如此類的小動物作為作品的題材。白石老人幾年前剛剛去世，享年九十六歲。他對這些低等生命的專注格外引人注目。現代西方藝術家試圖剖析描繪急劇分崩離析的宇宙那種惴惴不安的努力在這裡根本看不見。這也許能說明北京那古老的文化為什麼能一直保存著思想與情感的清純。這在文明世界是不多見的。
馬可·波羅在很久以前曾對北京人作過這樣的描述，當然他說的北京人是生活在幾個世紀以前的。他這樣寫道：「他們的談吐謙恭有禮，相互間的問候也是禮貌周到、笑容可掬，看起來具有很好的教養。他們吃東西也絕對清潔。」（這裡我想補充一點：馬可·波羅所說的清潔應該用我們現代的標準來衡量，而不是他那個時代的中世紀標準。）「他們很敬重父母。如果有哪個孩子冒犯虐待老人，公共道德法庭會嚴厲懲罰這種不敬不孝的罪行。」（嚴格地說，今天的情況或許不太一樣了。）
馬可·波羅還提到中國人一個至今仍普遍存在的習慣。「當今皇帝禁止各種形式的賭博與欺騙活動。這個國家的人們對賭博特別上癮，甚於世界其他地區。作為限制他們賭博的一個理由，這位皇帝曾這樣說：『我以武力征服了你們，你們的一切理當為我所有。你們如若賭博，那就是在糟蹋我的財產。』」他這種反常的態度與一個發明了紙牌、骨牌、象棋、麻將的民族的精神氣質格格不入。對賭博的偏見基於一種對生命，特別是對人生的無知。忽必烈可能根本不明白這種人生哲學，他沒有認識到生命本身就包含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把戲，以為事情總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實際上，賭博是在賭運氣，可每一個賭徒都認為他還要靠技巧。在一個絕對安定的社會中，個人的奮鬥、冒險找不到出路，人們便會變得神志委靡，意氣消沉。
與其他城市一樣，應人們的需求，北京也生髮了各種娛樂形式。北方的中國人天生樂觀好玩，喜歡互相打趣，也喜歡自嘲，所以，北京城的娛樂形式種類繁多，數不勝數。
最簡單的消遣形式是在茶館或小酒店坐上一兩個小時，用不了幾個錢，談天說地，怡然自得。出名的娛樂場所多的是，如前門外的天橋，歌曲、音樂、女人、拳術與雜技，應有盡有。戲院通常是露天的或坐落在院子裡。與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院一樣，戲台三側圍著看台。同現代的設計相比，當時的戲院的確簡陋寒磣，但戲卻唱得令人叫絕。梅蘭芳等偉大藝術家過去常常在東安市場裡的小戲院演出，而不是在雄偉輝煌的大歌劇院。那裡的板凳搖搖晃晃，沒有通風裝置，連喘氣都費勁。但環境艱苦似乎並不影響觀眾的興致，喊聲、笑聲不斷，引坐員，或者說是招待員更精確一些，把毛巾擰乾，拋給觀眾，在空中飛來飛去。
我們所說的京戲是北京的一大特產。嚴格地說，那是一種歌劇，並不是戲劇，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人常說「聽」京戲而不是「看」，人們欣賞的是京戲的唱，並不關注劇情是如何發展的。也同西方歌劇一樣，劇的故事情節是人們熟知的，也許在舞台上看過上百遍了。人們期望聽到一首膾炙人口的詠嘆調，唱得爐火純青。在京戲中，演員的程式動作與唱腔一樣為人所知。它們由台步——一種特殊的步法，抖袖、轉眼、捋須及笑法等構成。笑法種類繁多，有憤世悲涼的笑，有憨傻痴呆的笑，有幸災樂禍的笑，諸如此類舉不勝舉。這些表演技法都有程度不同的嚴格規定，演員必須仔細研究，因為北京的觀眾熟諳此道，格外挑剔。業餘水平的演員會被觀眾哄下台，因為觀眾非常清楚一種唱腔該怎樣完成，何時何處該用何種笑法，這些標準是絕對精確的。與大多數西方劇種不同，京戲不是專屬少數富人的娛樂形式，它是為廣大民眾服務的，這一點與義大利的情況相近。
成千上萬的京劇業餘愛好者熟記各種各樣的曲調。戲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哼哼呀呀，如醉如痴。大庭廣眾之下，他們摹仿戲中的各種歷史人物，用唱戲這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悲憤失望或豪邁尊貴。他們或許真的以為自己如關公般英勇無敵，或許以為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甚至以為自己是一個遭了欺騙的女人。與其他各種迷狂一樣，管它是歌劇狂還是蟋蟀迷，是鬥雞狂還是賽馬迷，京戲迷也到了瘋狂的邊緣，戲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為了練嗓，他們常去城牆邊吊嗓子。吊嗓子通常在清晨進行，尤其是夏季。
有一點我們要格外注意，北京居民的娛樂形式並非只有京劇一種。如果你到了公共娛樂場所，你就會發現秦腔或陝西梆子也同樣流行。這種樂曲具有典型的西北風格。它所唱的主題一般為愛情或悲劇故事，音調高亢悲傷。京劇本身也是兩種曲調——西皮與二簧發展與融合的結果。唱詞的發聲是帶有二簧發源地湖北方言色彩的古音，所有的演員必須學會這些唱詞的準確發音。京劇以演有名的歷史故事為主，有戰爭的故事，有夫妻離散或破鏡重圓的故事，有真誠友誼的故事，也有男女忠貞不渝的愛情故事。有部戲劇的故事基本和尤利西斯珀涅羅珀的故事相同：離家遠征多年的戰士回來後試探妻子是否對他忠貞。這齣戲也吸收了民間傳說中的喜劇小品。
還有一個和京劇有著密切聯繫的劇種叫做崑曲，起源於上海附近的崑山。崑曲的伴奏樂器有笛、管、笙、簫及低音二胡等。由於起源於南方，崑曲曲調柔和，總帶幾分感傷。南方的戲曲在十五、十六世紀已經是一種高度發達的藝術形式，所以崑劇一般說來也比較高雅，藝術標準當然與京劇也有所不同。在西方，人們認為梅蘭芳是北京戲曲界最傑出的代表，其實他的許多淒婉悲哀劇目，如《天女散花》《貴妃醉酒》是用崑曲曲調演唱的。
作為一個大都會城市，北京的餐館也同樣出名。中國菜譜多得數不過來，但在我看來，與其他任何省份的菜餚相比，北京菜仍為「正宗」，也就是說其風味純正鮮美。它保留了肉的原味，不像廣東菜那樣亂用五花八門的調料。正像教育應該開發一個兒童的長處一樣，正宗的烹調應該以開發各種肉禽的獨特風味為目標。
北京有些餐館綜合了當地與山東菜的特點，其中最有名的是東興樓。其他菜系在北京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如川菜以麻辣著稱，風味講究，源遠流長；蒙古風味的涮羊肉做法簡單，口味醇厚。廣東菜在北京似乎一直沒有興盛起來，大概競爭太激烈了。
幾個聞名遐邇且富代表性的餐館很值得一提。第一當然要屬東興樓，一家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山東菜館。它坐落在東華門外，那裡的服務方式令人格外愉快。我們知道，飯要想吃得優雅稱心，服務是十分重要的。這裡是從前達官貴人上早朝的必由之路，而他們總會在回來時想辦法光顧這裡。這裡謙恭機敏的侍者具有一種特殊的才能，他們始終能讓顧客感覺自己非同小可，更何況這裡的菜餚鮮美無比，簡直讓人無法抵禦它的誘惑。吃了東興樓的芙蓉雞片，你會情不自禁地感到那隻雞真沒有白死。
第二恐怕要推正陽樓，那裡的羊肉與蟹最出名。烹調用蟹是在一個特殊的池塘里用雞蛋餵養的。羊肉是地道的北方菜。在戶外露天吃正陽樓的烤羊肉，顧客圍烤爐站立，也許一腳登著爐架，用筷子夾著一片薄肉片，蘸上特製的作料，從烤爐架上現吃現夾，肉味絕沒有絲毫的損失。
順治門外便宜坊的北京烤鴨也同樣有名，那裡製作烤鴨的方式聞名世界，那不太人道的強制餵鴨法也為人所熟知。鴨子關在暗處不管想吃不想吃，把一種營養料團不時地硬塞進它們的喉嚨。用這種方式餵養鴨子，鴨子體重增加較快，肉質也極為細嫩。
西門附近的砂鍋居賣豬肉和豬身上的各種零碎。有些器官，如豬鼻子、豬耳朵、豬尾巴等數量有限，所以通常在上午十點左右就賣完了。你要想買這些珍饈美味，那得早早就去。最後還要提一下，位於花市東口的明遠樓的牛肉也非常有名，自養肉牛，宰殺一條，補充一條，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皇帝的體育活動從側面也反映了古都北京的生活情況。隋唐及以後各朝的歷史文獻都提到了一種球類的遊戲。我想那是一種類似足球的運動。大名鼎鼎的唐明皇不僅弓馬嫻熟，球藝也不錯，他做皇帝之後提拔的年輕人中有些就是他做王子時的球友。現已發現的唐代泥人中就有刻畫女子騎馬玩球的作品。古代繪畫中也有表現八世紀宮女騎馬的作品。
馴鷹也很流行，特別是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忽必烈汗在他的宮殿西部建有鷹房。當時的王公子弟也都有各自的獵鷹，有些獵鷹個頭很大，經過訓練可以捕殺幼鹿。中共主席毛澤東在他著名的詞作《沁園春·雪》中曾嘲諷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他同時還指出中國歷史上另外兩位了不起的皇帝——漢武帝與唐太宗「稍遜風騷」，這兩位皇帝把中國的版圖拓展到了裏海地區。他在那首詞中還說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馴鷹這種活動一直延續到現代，本世紀二十年代我在北京居住的時候，常見一些八旗子弟的後裔以養鷹馴鷹為樂，他們外出遊玩時胳膊上常蹲著一隻或幾隻訓練有素的獵鷹。八旗子弟指的是那些跟隨滿清第一個皇帝進入華夏的滿族旗人的後裔。
另外兩種北京特有的流行體育活動是太極拳和羽毛球，它們可以真正稱得上是兩種體育運動。像英格蘭擁有板球俱樂部一樣，北京擁有羽毛球俱樂部。白鬍子老頭兒打羽毛球也可以說是北京一景。
大清早在中央公園，你有時會看見男男女女在老柏樹下練太極拳。太極拳是一種緩慢有序而又富於節奏的運動，同時也要求呼吸有條不紊。出手不講迅速，而是要求胳膊伸展迴旋柔緩而有節奏感；出腳不講猛踢，抬腿要輕巧穩健，同時，整個身體如頭、肩等活動也要協調一致。慢伸胳膊當然要比快伸難，因為它需要更加細膩的肌肉控制。呼吸的平穩與調節也很重要，這種活動旨在使全身得到鍛煉。
其他比較流行的娛樂形式還包括養鳥。飼養家鴿在南方比較盛行，在北京卻不然。在城裡許多地方，你常常可以看到許多人聚集在寺廟空場，每人手裡都提著一個鳥籠子。把鳥兒帶到一起，小鳥兒便會從其他同類那裡學會鳴唱。
鬥蟋蟀一直很盛行。大概在十三世紀南宋時期，宮中女子如此熟衷於鬥蟋蟀以致於這種遊戲舉國風行。據史料記載，蒙古人已經打到了南宋都城——杭州的外圍，當時的宰相賈士道還在玩蟋蟀。
歌妓總是城市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北京，直到共產黨人把她們變成有用的勞動者之前，前門外的一個紅燈區是她們聚居的地方。從唐代開始，歷朝都有自己的樂師，性質與御用畫家相同，唐都長安歌舞藝人活動的場所名見經傳，許多詩人為她們吟詩作賦，進京趕考的年輕學子有許多人與她們共墜情網，這些令人銷魂的歌女有時會改變他們的人生，對他們影響極大，有的甚至使他們身敗名裂。但說來也怪，這些學子有時卻也在她們中間找到了純真痴情的戀人，鞭策他們奮發向上，她們中有些甚至為他們事業的成功犧牲了自己。
北京的紅燈區由八條胡同組成，俗稱「八大胡同」。為方便客人尋歡，每屋每堂的女子名號都由不同的色彩寫在木牌上，分別陳列在門口的大紅燈籠下。這樣，來客能夠準確無誤地找到他們要找的人，管她是「金鳳凰」還是「小蓮娃」，絕不會弄錯。
這些歌妓與普通的妓女不同，她們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層。她們的教養與日本的藝妓相似，純屬演員，擅長歌舞，有些也懂調琴弄瑟，但為數不多。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除非家宴，妻子一般不同丈夫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男人可擅自在外找舞姬歌女玩樂。這些女子與蘇格拉底時代的希臘交際花相似，通常被請來為宴會增色。她們在客人身後，或坐或立，執杯勸酒，花言巧語，嘻笑諧謔，應客人之邀，吟歌唱曲。男士們也可以去她們的閨閣品嘗瓜果，飲茶閒談，坐上個把時辰離去，這叫「踏茶圍」，如此則男人一晚可去幾處談笑玩耍。這些女子的品行與現代夜總會的歌女舞女差不多，基本上屬於「賣藝不賣身」。她們與常客結成伉儷或同有婦之夫談情說愛的情況也不少見，但除非本人願意，客人無權提出更多的要求。風雨交加的夜晚或客人飲酒過量，他們也可以留下過夜，這叫做「借干鋪」。
如果兩人之間建立起了更親密的關係，性行為也是允許的，但這要麼是女子愛戀對方，要麼是由於鴇母認可，因為他的錢也花到份兒了，應該得此殊遇。另一方面，與某個堂院關係密切的男子通常要盡其所能幫助支付開銷。至於以什麼名目出資，那並不求明確，買點兒珠寶首飾，添置幾件新衣，或許付幾份賬單，一年三大節，除夕、端午與中秋，在館子吃幾頓飯是常事。出資的數目也沒有規定，但當事者卻不能糊塗，他心裡得明白在這裡耍了半年要用多少錢，錢要花得夠數，不然下次來訪就免不了要坐冷板凳了。曾留學柏林與愛丁堡的辜鴻銘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學者，有一次讓他的英國同仁吃驚不小。他告訴他們說，一個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必須去「八大胡同」親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優雅、殷勤及其嫵媚嬌柔，但又不失尊嚴的風度，特別要注意污言穢語會多麼讓她們臉紅。
索價收費是一件極其微妙的事情，要儘可能做得不使人反感。過一夜要價多少，鴇母可能從沒想過這個問題，如果在一位女子面前提這種事，那會把她羞死。相反，鴇母會以某種眾所周知的藉口來向女孩的朋友「借」錢，「借」的數目會表明來客在此逗留的期限。這是典型的北京風格。
除去一年三大節日之外，鴇母還可能根據你與她們的關係程度額外再「借」一點兒。藉口是夏天到了，需要搭個涼棚遮遮太陽；秋天來了，需要添爐子或糊窗戶。至於她是否真的搭了涼棚或買了爐子那並不重要。做衣服、買首飾是常事，拿多少錢那還得看你與她們的關係及財力而定。當然也有一些鄉下來的「蠢貨」，錢花了上萬貫卻仍然得不到女子的青睞。
有關婦女服裝的問題，在這裡插上一筆或許是必要的。西方遊客傾向於從正式的官服上得出關於中國服裝的概念，便是在發紅的錦緞質料上繡金線。看一眼古代的繪畫作品就會消除這種認識。畫像時所著筆挺莊重的服裝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所穿的衣服是另一回事。總體上說，女士的服裝絕不像官服那樣刻板。它們大多由柔軟貼身的絲綢做成，長袖飄然，線條流暢，圓領或V型領開得很低。寬鬆的開襟長袍之下穿著一件近於抹胸的小襖，至少有點像一件帶歐仁妮腰身的晨衣。唐、宋、明繪畫作品的情況基本如此。仇英的仕女體現得最為明顯。
女子的髮型大多為高髻式，形狀各異，上邊飾有金釵玉簪、珍珠頭墜或翠鳥羽毛。初唐繪畫作品中，女子的面部輪廓（橢圓形）與髮式讓人想起日本的女子畫像。毫無疑問，唐代藝術家對日本繪畫的影響是由公元八世紀來長安留學的日本學者（主要是佛教徒）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