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慧普覺禪師語錄選譯 · 解說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是中國禪宗眾多語錄中的一部，而且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它批判總結了歷代禪學流派，建立起新的禪學體系，影響了此後整整八個世紀的叢林佛教。
由於寺院經濟的繁榮發達，部分禪僧經濟地位、生活條件的變化，以及文人士大夫參禪學佛隊伍的日益擴大，語言文字廣泛應用於僧俗交遊，「文字禪」已逐漸成為宋代叢林佛教的主流。
「文字禪」違背禪宗成立時的主旨和意願，含有以文字教禪和從文字悟禪取代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當下頓悟的錯誤傾向。禪僧由此而走上追求華麗辭藻，不問覺悟與否的道路。這種情況，早在宗杲之前，已為部分禪師所洞察，並力圖予以糾正。如黃龍慧南曾指出：
二十八祖，遞相傳授。洎後石頭、馬祖，馬駒蹋殺天下人；臨濟、德山，棒喝疾如雷電。後來兒孫不肖，雖舉其令而不能行，但逞華麗言句而已。（《黃龍慧南禪師語錄》）
他以破除文字禪、復歸臨濟禪自命，創立「三轉語」即「黃龍三關」來接引禪僧。雖然他的目的未能達成，但用意十分清楚。
大慧宗杲有鑒於文字禪的繼續發展，為克服禪僧以指為月、記誦文字語句的流弊，焚燒《碧岩錄》刻板。這一舉動似乎不近情理、過於偏激，但他的用意同樣十分清楚，因此同樣受到有識之士的讚許。
《大慧語錄》的核心是以「看話禪」反對、批判各種形式的「文字禪」以及它的另一極端「默照禪」。但是《語錄》本身，便是一部文字禪；即使大慧無意為自己留下一部「語錄」，但以他命名的《語錄》確已存在了八個世紀。這說明，文字禪在當時已成為歷史的趨勢，任何人為的努力，都無法改變、阻擋這一歷史趨勢。禪僧生活方式和修養方式在入宋以後的變化，決定了禪學思想和禪學形式的變化。
但是，大慧宗杲畢竟是一位傑出的禪師，負有特殊的歷史使命，所以他能始終站在宋代禪宗界的前列，以勇於進取、不守成規的精神，對時下流行的各種形式的文字禪展開無情批判。
他所創立的看話禪，充滿著禪學革新的氣息、中興禪宗的激情。他針對「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恆河沙，各立門風，各說奇特，逐旋提合，疑誤後昆，不可勝數」（《語錄》卷十四）的弊病，提出以「疑」為先決條件之一，展開對新禪學的大膽探索。
他反覆指出，「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這裡，「疑」字本身便包含著對時下各種禪法的檢討和否定，包含著對新禪法的追求和信心，具有積極進取的意義。宗杲的這種精神與當時佛教界的保守氣氛形成鮮明對照，從中可以看出他對宋代佛教的特殊貢獻。
大慧宗杲的這種進取精神，從禪學繼承角度講，當與臨濟義玄的思想一脈相承；《大慧語錄》表達的內在精神境界與《臨濟錄》頗為一致。
《臨濟錄》的核心思想，是要求禪僧站穩腳跟，確立主體自我的地位。臨濟宗在唐末五代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強調反對權威、反對時尚、爭取自由。義玄曾大聲疾呼：「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義玄又一再教導弟子，要他們求取「真正見解」，做一個「真正學道人」，其中蘊含著不苟於他人之見，敢於向真理邁進的理想。
臨濟宗之所以在五家禪中影響最為廣泛久遠，原因之一，是它堅持了自信（即「疑」）的立場，發揚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受文字禪的侵蝕，宋代楊岐派和黃龍派下的部分禪僧開始拋棄義玄確立的精神和風格。雖然如此，也仍有個別中堅沒有喪失傳統的進取精神，如圓悟克勤曾教導僧俗弟子們說：
如何是大丈夫事？直須是不取人處分，不受人羅籠，不聽人系綴。脫略窠臼，獨一無侶，巍巍堂堂，獨步三界，通明透脫，無欲無依，得大自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十三）
由義玄開創的自信、自主的禪學精神，經過一些中間環節後，終於在宗杲的看話禪中，得到了重視。這是禪宗思想中極有價值的部分。宗杲以後，隨著士大夫佛教的相對繁榮壯大，這種禪學精神逐漸向士大夫方面轉移，從而出現像李贄、袁宏道那樣的反潮流者以及明末遺民禪學。
為了克服禪學弊端，大慧宗杲有意識提倡士大夫禪學，擴大看話禪在士大夫中的影響。這是他對禪宗的又一貢獻。通過士大夫禪學這一媒介，把禪進一步推向社會，使之更為通俗化、社會化。
中國是大乘佛教相當發達的國家，在「世間即出世間」這一大乘理想的指引下，士大夫佛學一向十分盛行。中唐以後，禪宗崛起，文人士大夫與佛教關係的重心轉向與禪宗僧侶的交往上，參禪問道成為時代風尚。兩宋是官僚士大夫參禪活動最為盛行的時期，禪宗在宋代之所以能保持相對繁榮局面，官僚士大夫的支持是其重要原因，由於僧侶佛教自身的衰退，士大夫禪學也就顯得十分突出。
《大慧語錄》表明，宗杲對士大夫禪學傾注了極大的熱情，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促進了士大夫禪學的繼續興隆和高漲。宗杲所倡的「看話禪」以及身體力行的「忠義之心」說，都是與士大夫禪學聯繫在一起，並且在與士大夫的長期交往中反覆申述、完善的，或者說，它們本身就是士大夫禪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宗杲的畢生事業，始終與士大夫聯繫在一起。他並非純粹的宗教理論家，而是將禪學理論與僧俗禪學實踐緊密結合的禪師。
宗杲所處時代，禪宗各家紛紛以主動姿態與官僚士大夫結交，以取得他們的「外援」。從汾陽善昭創立「頌古」到圓悟克勤編集《碧岩錄》，是臨濟宗禪師們尋找的一條與士大夫交往的新渠道；宏智正覺以「默照禪」接引學人，是曹洞宗開闢的另一條吸引士大夫禪學的路子，它有效地迎合了士大夫們「厭鬧求靜」的心理。
默照禪在當時是與看話禪並行的禪學流派，它的思想不僅對部分禪僧有吸引力，而且更加受到士大夫的歡迎，把它視為躲避社會現實的場所。所以，在正覺住持天童寺期間，追隨的僧俗經常數以千計，成為禪宗的又一修習中心。
宗杲清楚地看到默照禪的缺點，他以佛教事業的大局為重，不惜花費極大精力，指出士大夫投身默照禪的錯誤所在，對大批士大夫的錯誤認識予以糾正。宗杲以後，看話禪在禪僧和士大夫中的影響不斷擴大，及至明清時期，已對默照禪取得壓倒的優勢；曹洞宗的一些派系，甚至改而以臨濟宗的看話禪為傳授內容。
如明代曹洞宗無明慧經禪師認為，禪者「不須念經，不須拜佛，不須坐禪，不須學文字，不須求講解，不須評公案，不須受歸戒，不須苦行，不須安閒」，要緊的是「看個話頭」，這是通向解脫的「最是省力」的道路。他提倡與宗杲相似的看話禪，說：
於一切處，只見有話頭明白，不見於一切處，倏然一時，瞥地，如日升空，十方普盡大地是個話頭。所謂打破大散關，直入解脫門。到恁麼時節，方是得力處。故云，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無明慧經禪師語錄》卷一）
慧經弟子無異元來也主張，禪僧應在看話上下功夫。他說「欲明這個說話，把萬緣放下，單單只究此事」；「莫說此事是難，便生退屈；若生退屈，百劫千生無由解脫」。（《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卷四）
由於大慧宗杲的不懈努力，很大程度上挽救了禪宗的危機，擴大了士大夫禪學的社會影響，在禪宗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又由於士大夫禪學的深入展開，佛教的影響更廣泛地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而，佛教作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也就有了更為堅實的社會基礎。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是距今八百年前的禪宗大師的語錄。今日世界與宗杲所處時代，已經相去遙遠，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語錄》所反映的思想，因受時代的局限，已很難完全適應現代人類（包括出家人）的實際需要。但是，《語錄》中表達的一些基本觀念，對於現代社會來說，仍然是有意義的。試從以下兩方面考察。
第一，有助於淨化人生。
近代以來，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在人們對物質文明的依賴不斷增強時，精神文明卻日益為人們忽視，乃至遭受玷污和踐踏。在科學進步和物質繁榮的掩蓋下，人類面臨著嚴重的挑戰。由於人們片面追求物質享受、沉湎於聲色之樂，因而導致精神生活的空虛和迷惘，造成思想和行為的失調；和諧的社會變成爾虞我詐的角斗場，美好的人生成為名利、地位的犧牲品。
這種在現代文明下潛伏的危機，早已引起當代東西方一批著名學者的重視，並得出共同的結論。如池田大作認為，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破壞，因而隨時存在著遭受自然界報復的危險；二是人自身精神生活的荒蕪，心理失調，道德淪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佛教禪宗並不反對物質文明。大乘佛教的出發點是「世間即出世間」，認為佛教也應掌握工巧技術醫方明，以提高社會生活水準，饒益眾生。百丈懷海根據這一原則，創製《百丈清規》，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但是，佛教禪宗堅決反對執著於物質利益，並主張通過強化精神修養來對治貪、嗔、痴三毒，以淨化人生。
大慧宗杲一生的道德學問，不僅深深地感動了當時的僧俗兩界，而且也足以感動今天的人們。他曾指出，宋代叢林在自身建設上存在著嚴重問題；由於與世俗的交往，禪僧普遍盲目外向追求，忽視內在的精神修養。他說：
此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為鄙朴，獎囂浮為俊敏。（《禪林寶訓》卷三）
他在提倡士大夫禪學的過程中，一方面指出，學禪應該既「不為功名所移，不為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語錄》卷二十八《答汪狀元（聖錫）》），主張以平常心泰然對待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則強調，「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語錄》卷二十八《答呂郎中（隆禮）》）。為什麼？原因很簡單：
世間愚庸之人，饑寒所迫，日用無他念，只得身上稍暖、肚裡不飢便了。只是這兩事，生死魔卻不能為惱。以受富貴者較之，輕重大不等。受富貴底，身上既常暖，肚裡又常飽，既不被這兩事所迫，又卻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語錄》卷二十七《答汪內翰（彥章）》）
這就是說，富貴士大夫與平民小百姓由於物質生活、社會地位方面的不同，從而造成他們在禪悟方面的差異。換一句話說，腰纏萬貫而功名利祿之心很重的人，總比他人「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貪慾、煩惱也必然隨之增長，從而成佛的可能性變小，而生死輪迴的機會增加。
宗杲一再告誡官僚士大夫，要將「生死」兩字緊貼在鼻尖上，就是希望他們生前多行善事，少作惡業，以免臨終時不得安寧，手忙腳亂，像落湯螃蟹一般。功名、利祿、財色猶如過眼煙雲，人們倘若迷戀於富貴淫慾，不僅無法得悟，相反為阿鼻地獄所接納。
《大慧語錄》給我們指出了淨化人生的必要性和途徑。當今中國，由於受西方物質文明和人生哲學的影響，人們內在的精神生活日趨貧困。許多人在富貴利祿的誘惑下喪失理智，不能保持「平常心」，從而道德墮落、紙醉金迷，貪污受賄、盜竊詐騙，作奸犯科、無所不為。
《大慧語錄》向我們提出，要淨化人生，首先要從淨化人心做起。每個人都有必要躬身自問，自己是否協調、平衡了物質與精神，權利和義務，以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否以「平常心」去看待社會和人生，看待周圍一切？是否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為功名、利祿、財色所動？要知道，多一分精神生活就少一分物質追求；多一分貢獻就少一分貪慾；多一分義務就少一分煩惱。日長月久，人心淨化有期；人人如此，人生淨化有期。
第二，有助於增強個人和民族的自信。
宋代禪僧和士大夫禪者因受社會環境影響，未免感染上消極、頹傷情緒，缺乏進取之心，不是和光同塵，為俗世利益而奔競，就是墨守成規，不圖禪學革新。面對這一現狀，大慧宗杲挺身而出，擔當起挽狂瀾於既倒的重任，並以其強烈的批判精神和高度的自覺自信，為一代禪者樹立了榜樣，同時也給現代生活中的人類提供了啟示。
自力、自信、自悟，這是臨濟禪的一條重要原則。宗杲的「看話禪」，隨處都體現著這樣一條原則。宗杲認為，在看「狗子無佛性」話頭時，應該從「疑」出發，透過疑團，便可以從生命的深處洞徹宇宙人生的奧秘和本質，徹底擺脫現象世界的束縛和個人生死煩惱的干擾，獲得解脫。
他指出，禪悟並不依賴他人的指點、傳授，不因外向馳求而得；禪悟必然是自力、自信下的「自悟」「親證親悟」，只有這樣的悟才是最可貴的。他說：「此事唯親證親悟始是究竟」（《語錄》卷十九《示東峰居士（陳通判次仲）》）；「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宗門武庫》）他諄諄告誡弟子輩，在確立「決定信」即堅定不移的信心、信念之後，致力於發掘「自家屋裡事」，最終能達到覺悟。
宗杲上述思想，對於現代出家人來說，無疑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雖然自宋代起，淨土他力信仰逐漸向佛教各宗傳揚，並在明清以後取代各宗地位；加之近代物質文明的進程，僧侶生活習慣的變化，都有可能妨礙僧眾在自力、自信條件下的自悟。
但是，宗杲自力、自信、自悟的原則沒有過時，它對僧眾日常修行的指導意義仍然存在。對於現代民眾來說，這一原則也具有某種間接的、類似的意義，即教育我們，繼續保持民族自尊心，確立民族自信。
在宋金對峙時期，宋對金的戰爭無疑具有反侵略的正義性，因而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岳飛等抗金名將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符合人民的利益，維護了民族的尊嚴。至今為止，國人對岳飛和秦檜仍然愛憎分明。這說明，歷史問題和社會現象雖然複雜，但畢竟有一個基本準則；人生道路雖然坎坷不平，但做人的標準不能拋棄。
大慧宗杲在民族危亡之際，廣泛結交忠義士大夫，借「看話禪」之名，大力伸張民族大義，宣傳愛國思想，給同時代的僧俗兩界以極大精神鼓舞。甚至當宗杲圓寂之前，他仍然惦念著國家和人民的安寧。據《大慧年譜》隆興元年（公元一一六三年）記載：
三月，聞王師凱旋，作偈曰：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
（八月初九）親書遺奏曰：臣宗杲深荷聖恩，今年已衰，遂辭聖世。伏願陛下為天下生靈保衛聖躬，力致太平，永光佛法。
他因「聞王師凱旋」而喜形於色，又因為「力致太平」、為「天下生靈」而念念於懷。
直至近現代，愛國禪僧仍不斷湧現。如敬安和尚，生平以詩結交海內賢豪，並於清末寫下「我雖學佛未忘世」「國讎未報老僧羞」等愛國名句，被人傳頌至今。又如圓瑛和尚，於抗日戰爭期間，住持上海圓明講堂，曾組織僧侶救護隊，辦難民收容所，並赴南洋募集經費援助抗戰。一九三九年回國後，為日本憲兵逮捕，以「抗日救國」問罪。日本憲兵隊曾誘迫他合作，遭到嚴厲拒斥。
今日世界，是一個多元發展的世界，不同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文化形態同時並存。各國、各民族之間的和平交往在發展；與此同時，各國、各民族也正以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為背景，開拓著獨立自主的道路。現代西方文明，在科學技術、經濟領域又有新的進展，但也暴露出伴隨而來的許多弱點。唯有自我覺醒，開發人人本具的光明佛性，那麼，許多紛亂爭鬥的現象，必定能夠得到圓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