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心理學 · 第十二章　價值、成長和健康

那麼我的觀點是：原則上，我們可以有一個人類價值的描述性的自然主義科學；「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之間存在已久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是錯誤的；我們可以研究人類最高的價值或目標，正如我們研究螞蟻、馬、橡樹或者火星人的價值一樣。我們可以發現（而不是創造或發明），人在提升自己時，會傾向、渴望、爭取哪些價值？而在生病的時候會失去哪些價值？ 但我們已經看到，只有我們將健康的樣本和其餘樣本區分開時，才可以有成效地做到這一點（至少在這一歷史時期，在我們掌握的有限的技術下可以做到）。我們不能把神經病患者的渴望和健康人的渴望平均在一起，然後再做出一個可用的產品。（我可以用一句格言闡述我用幾千字才能說清楚的事情。一個生物學家最近宣布，「我發現了類人猿和文明人之間缺失的聯接了。那就是我們！」） 我認為這些價值是發掘、創造或是構造出來的，它們是人性本身結構中的內在因素，它們以生物和基因為基礎，同時也是在文化上發展起來的，我是在描述它們，而不是發明、設想它們，或是盼望它們出現（「管理對發現的東西不承擔任何責任」）。 我可以用一種更單純的方式來說明這一點，那就是現在我正在研究各種人的自由選擇或偏好，無論是病患或是健康人，老人或者年輕人，也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的選擇。我們當然有權利這樣做，就像我們研究者有權利研究小白鼠或猴子或者神經病患者的自由選擇。這個說法可以避免很多無關緊要的、讓人煩躁的關於價值的爭論，而且它的優點還在於強調這項事業的科學性，將其完全從先驗的領域裡排除出去。（不管怎麼說，我的觀點是「價值」這一概念很快就會過時。它包含的內容太多，含義太雜，歷史太長。並且，這些不同的用法通常不是有意識的。因此它們造成混亂，我常常想完全放棄使用這個詞。通常可以使用一個更具體的也更不容易混淆的同義詞。） 這個更自然主義和描述性（更加「科學」）的方法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將問題的形式從既定觀點問題以及帶有暗示的、未經檢驗的價值的「應該」和「應當」問題，轉換為更加平常的經驗形式的問題，這些問題關於「何時、何處、對誰、多少、在什麼條件下」等等，也就是說，轉化為經驗上可檢驗的問題。[16] 我的下一組主要假設是，所謂更高的價值、永恆的美德等等，大概是我們發現的那些我們稱之為相對健康的人（成熟的、進化完全的、自我實現的、有個性的人等等）在他們感覺最好、最強的時候，在良好的情況下的自由選擇。 或者用一種更描述性的方式來說，如果可能自由選擇的話，當這種人感覺強大時，他們傾向於選擇對而不是錯、善而不是惡、美而不是丑、融合而不是分離、快樂而不是悲傷、生而不是死、獨特而不是刻板，以及我描述為的存在價值。 一個附屬的假設是，所有人或大多數人身上都可以發現有選擇這些相同的存在價值的微弱的、模糊的傾向，也就是說這些可能是全物種共有的價值，在健康的人身上看得最清楚、最明白、最強烈，在這些健康人身上，這些更高的價值更不容易被防禦性（焦慮引發的）價值或者是我在下文中所說的健康的倒退或「下滑」[17]以及價值所削弱。 另一個非常有可能的假設是：健康的人選擇的是大體上在生物學方面或其他意義上的「對他們好」的東西（這裡「對他們好」指的是「有助於他們自己和他人的自我實現」）。另外，我猜想，（健康人選擇的）對健康的人好的東西，從長遠來看，很有可能對不那麼健康的人也有好處，並且如果患者可以成為好的選擇者，那他們也會和健康的人做出一樣的選擇。換句話說，比起不健康的人，健康的人是更好的選擇者。或者把這個主張轉過來以引出另一組啟示，我提議探討一下我們觀察到的最好的樣本所選擇的東西，然後假設這些是所有人的最高價值。就是說，讓我們看一下，當我們開玩笑地把人當成生物鑑定對待時會發生什麼，我們會變得更敏感，比起我們自己會更快地意識到什麼是對我們好的東西。這個假設就是，如果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我們最終會選擇他們快速選擇的東西。或者，我們遲早會看到他們選擇的智慧，然後作出同樣的選擇。或者他們的感知敏銳又清晰，而我們的感知卻很模糊。 我還猜測，在高峰體驗中感受到的價值，大致和之前所說的選擇價值一樣。我這麼做是為了表明，選擇價值只是價值的一種。 最後，我猜測，作為我們最好的樣本的偏好或動力，這些一樣的存在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與描述藝術作品的「好」，或總的來說天性或好的外部世界的價值一樣。也就是說，我認為人的存在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與在世界上感知到的同樣的價值是同構的，並且這些內在和外在的價值，有一種相互增強相互鞏固的動態關係。 在這裡只想說明一個事情，就是這些主張確定了最高價值存在於人性本身，以在那裡被發現。這與更老更傳統的理念嚴重矛盾，之前的理念認為最高的價值只來自超自然的神，或者來自人性本身以外的其他地方。 決定性的人性 我們必須誠實地接受並努力解決這些論文裡存在的真正的理論和邏輯困難。定義里的每個元素本身都需要定義，並且當我們使用這些元素時，我們發現我們正處於循環的邊緣。我們目前不得不接受這些循環。 「好的人」只能以某種人性的標準來定義。而且，這個標準幾乎肯定是一個程度問題，也就是說，一些人相比另一部分人更具有人性。那些「好的人」和作為「榜樣的人」，是最具有人性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決定性的人性特徵，每一個都是必要條件，但本身又不足以決定人性。此外，這些決定性的特徵本身就有程度問題，並不能完全地、清楚地將人和動物區分開。 在這裡，我們也發現羅伯特·哈特曼的觀點非常有用。一個好的人（或者老虎或者蘋果樹），只要它符合或滿足了「人」（或老虎或蘋果樹）這個概念，它就是好的。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解決方法，也是我們一直不自覺使用的方法。新手媽媽問醫生：「我的寶寶正常嗎？」毫無疑問，醫生知道她是什麼意思。動物園管理員買老虎，追求的是「好樣本」，是真正的老虎一樣的老虎，所有的老虎的特徵都很明確，並且發育完全。當我為我的實驗室買捲尾猴時，我也要好的樣本，好的具有猴子特徵的猴子，而不是奇特的或不尋常的樣本。如果我遇到一隻尾巴不捲的猴子，那就不是一隻好的捲尾猴，儘管這在老虎身上是可以的。好的蘋果樹、好的蝴蝶也是如此。分類學家為他的「類型樣本」選擇了一個新物種，這個物種將被陳列在博物館裡，是整個物種的典範，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樣本，是最成熟、最沒有缺陷、最典型、擁有所有能定義該物種的品質的樣本。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選擇「好的雷諾阿」或「最好的魯賓斯」等。 在完全相同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挑選出人的最好的樣本，具有人應該有的所有特徵，人類的所有能力都在他們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和充分的發揮，沒有任何明顯的疾病，特別是沒有能損害核心的、決定性的、必要的特徵的疾病。這些人可以被稱為「最完全的人類」。 到目前為止這都不是一個太困難的問題。但是，想一下在選美比賽中當評委，或買一群羊，或買一隻狗當寵物時所遇到的額外的困難。在這裡，我們首先面對的是主觀的文化標準問題，這些標準會壓倒和抹殺生物心理學的決定因素。其次，我們面對的是馴化的問題，也就是一種人為的、受保護的生活所帶來的問題。在這裡，我們還必須記住，人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被認為是被馴化的，特別是最受保護的人，例如腦損傷患者、孩童等。第三，我們還需要將奶農的價值與奶牛的價值區分開。 由於人的本能的傾向也就如此，並且遠比文化的力量弱，因此，弄清人的心理生物價值永遠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無論困難與否，原則上這是可能做到的，並且也是相當必要的，甚至是至關重要的（《動機與人格》第七章）。 那麼，我們大的研究問題就是「選擇健康的選擇者」。就實際情況而言，現在就可以很好地完成這個任務，因為醫生現在可以選擇身體健康的生物體。這裡最大的困難是理論上的困難，就是健康的定義和概念問題。 成長價值、防禦價值（不健康的倒退價值）和健康的倒退價值（「下滑」價值） 我們發現，在真正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成熟或更健康的人不僅看重真、善、美，還重視倒退的、生存的和/或自我調節的價值：和平與安靜，睡眠與休息，屈服，依賴與安全，逃避或擺脫現實，從莎士比亞回到偵探小說，退隱到幻想中，甚至希望死亡（和平）等等。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其稱為成長價值和健康倒退的、「下滑的」價值，並且我們進而認為越成熟越健康的人，就會越追求成長的價值，而更少追求和需要「下滑」價值；但他仍然兩者都需要。這兩組價值通常是辯證的關係，產生表現在外部的動態平衡。 必須記住的是，基本動機提供了現成的價值層級，這些價值相互關聯，分為較高和較低的需要，較強和較弱的需要，較重要和較次要的需要。 這些需要被安排在一個整合式層級中，而不是分叉式的，也就是說，每一個需要都相互依賴。假設，實現特殊天賦的較高的需要，依賴於持續滿足的安全需要，即使是在非活動狀態下安全需要也沒有消失（我所說的非活動狀態是指飽餐後飢餓的狀態）。 這意味著，倒退回較低的需要的過程是有可能的，並且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只將其視為病態的或生病，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對整個生物體完全必要的過程，是使「較高需要」存在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安全是愛的必要先決條件，而愛又是自我實現的前提。 所以，必須將這些健康的倒退的價值選擇視為是「正常」、自然、健康、本能的等等，把它們與「更高的價值」一視同仁。很明顯，它們彼此處於一種辯證或者動態的關係中（或者，我更願意說他們是整體式的層級關係，而不是分叉式的關係）。最後，我們需要解決那個明顯的、描述性的事實：對大部分人來說，較低的需要和價值在大多數時候，比較高的需要和價值更占優勢，也就是說，較低的需要和價值有強大的倒退拉力。只有最健康、最成熟、進化最完全的個體，才更經常、更堅定地選擇較高的價值（並且只在好的或者極好的生活環境下才可以做到）。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由於滿足了較低需要的堅實基礎，這些需要在滿足時處於休眠或不活躍狀態，就不會產生向後倒退的拉力（並且很明顯，這個有關滿足需要的假設，設想了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 用一種老派的方法來總結這個觀點就是：人的較高的本性依賴於較低的本性，需要較低的本性作為它的基礎，缺少了這個基礎，上層的本性就會坍塌。即，沒有令人滿意的較低的本性作為基礎，就不可能有更高的本性。發展更高的本性最好的方法，首先是實現和滿足較低的本性。另外，更高的本性還依賴於現在和以前的好的或者相當好的環境。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更高的本性、理想、願望和能力，不是靠放棄本能，而是依賴於滿足本能。（當然，我一直所說的「基本需要」和古典弗洛伊德派的「本能」是不一樣的。）即便如此，我的這個說法還是指出了重新審視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論的必要性。其實早就該這麼做了。另一方面，這個說法和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的隱喻二分法有一定的同構性。前進和倒退、較高和較低之間的辯證關係，現在被存在主義者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我沒有看出這些措辭之間有什麼明顯的區別，除了我看出我的說法更試圖去靠近經驗和臨床材料，更加可證實或不可證實。 存在主義人類困境 即使是最好的人也不能擺脫人的基礎困境，那就是人既是生物，同時又似神，既強大又軟弱，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既是動物又超越動物，既成熟又幼稚，既膽小又勇敢，既前進又倒退，既追求完善又害怕完善，既是懦夫也是英雄。這就是存在主義者一直想告訴我們的。我感覺基於我們已有的證據，我們必須同意他們，因為任何終極心理動力學和精神療法的最終系統，都基於這個困境和它的辯證法。另外，我把它視為所有自然主義價值理論的基礎。 即使殘酷，但放棄我們三千年之久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風格的分叉、分裂和分離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A和非A彼此是完全不同並相互排斥的。你自己可以選擇『這個』或是『那個』。但你不能兩個都選。」）雖然也許有些困難，但我們必須學會整體地思考，而不是用原子論思考。特別是對於健康的人來說，所有這些「對立面」都是有層級的整體，並且心理治療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拋棄分叉和分裂，而去整合那些看似不相容的對立面。我們似神的特質依賴並且需要我們的動物屬性。成熟不是拋棄童年，而是囊括它好的價值，並建立在它之上。更高的價值與更低的價值是呈層級式整合的。最終，分叉病態化，病態分叉化。（比較戈德斯坦對隔絕的有力概念。） 內在價值即可能性 正如我所說過的，價值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們自己的內心發現的。但一定程度上價值也是由我們自己創造或選擇的。發現並不是唯一一個推導我們賴以生存的價值的途徑。自我探索很少能發現一些完全單一性的東西，例如，只指向一個方向的手指，和只能用一種方式來滿足的需要。幾乎所有需要、能力和天賦都可以用多種方式來滿足。雖然這種多樣性也有限，但它仍然是多樣的。天生的運動員有很多運動可以選擇。愛的需要可以由許多人中的任何一個人以各種方式來滿足。天賦異秉的音樂家無論是有長笛還是單簧管，都可以得到一樣的快樂。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可以和生物學家、化學家或心理學家同樣地快樂。對於任何一個善良的人來說，有很多種原因或責任去獻身於同樣的滿足。有人可能會說，這種人性的內部結構是軟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或者這種結構可以被訓練，或者像樹籬或者甚至像果樹一樣，被引導朝著某個方向生長。 儘管一個好的測試儀或治療專家，應該很快就能大致看出一個人的才能和需要是什麼，以及能夠是什麼，例如，給他相當好的職業指導，但是，選擇和捨棄的問題仍然存在。 另外，當成長中的人模糊地看到他可以根據機會、文化的讚美或指責等因素，在一系列命運中作出選擇時，假設當他漸漸（選擇？或者被選擇？）致力於成為一名醫生時，那很快自我製造和自我創造的問題就出現了。紀律、努力、延遲快樂、逼迫自己、塑造和訓練自己，甚至對於「天生的醫生」來說，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無論他有多愛他的工作，為了整體，他仍然需要忍受瑣事。 或者換種方式說，通過成為一名醫生來實現自我，意味著要成為一名好醫生，而不是差的醫生。這個理所當然一部分是由他自己創造的，一部分是文化給他的，還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內心發現的。他認為一個好醫生應該是什麼樣，和他的天賦、能力和需要一樣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暴露性治療能否幫助探索價值 哈特曼否認道德義務可以合理地從心理分析的發現中得出。[18]「得出」在這裡是什麼意思呢？我主張的是，心理分析和其他暴露性治療都只僅僅揭露或暴露了人性的一個內在的、更加生物學的、更加本能的核心。這個核心的一部分是一些偏好和渴望，這些偏好和渴望被認為是本能的、基於生物學的價值，雖然是較弱的價值。所有基礎需要，以及個體所有的天生能力和天賦都可以歸為這一類。我沒有說這些是「必須的事」或者是「道德義務」，至少不是在舊的外在的意義上這麼說。我只是說它們是人類本性所固有的，而且否定它們或者使他們受挫，會導致心理病態，因此也導致人變得邪惡，儘管它們不是同義詞，但病態和邪惡肯定是有重合的。 同樣，雷德利克也說：「如果對治療的追求變成了對意識形態的追求，那正如惠利斯明確指出的那樣，這就必定會失望，因為精神分析不能提供一種意識形態。」當然，如果我們從字面上理解「意識形態」這個詞的話，這確實是正確的。 但是，因此又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雖然這些暴露性治療不能提供一種意識形態，但它們至少肯定有助於暴露內在價值的原基或基本原理。 也就是說，暴露性深度治療專家可以幫助病人發現他（病人）模糊追求的、渴望的、需要的最深層、最內在的價值是什麼。因此，我堅持認為，正確的治療與探索價值是相關的，而不是像惠利斯（所說的不相關。的確，我認為我們甚至有可能不久就會把治療定義為對價值的尋找，因為從根本上看，對身份的尋找本質上就是對自己內在的、真實的價值的尋找。尤其是當我們記住提高自我認識（以及明確自己的價值）與提高對他人和現實的認識（以及明確他們的價值）是一致的時候，這一點就更清楚了。 最後，我認為有可能的是，目前過分強調自我認識與道德行動（以及價值承諾）之間（所謂）的巨大差距，可能本身就是思想與行動之間非常有強迫性的裂縫的症狀，而這種裂縫對於其他類型的特徵並不那麼普遍。這大概也可以概括了哲學家們的古老的兩難問題——「是」與「應該」——事實與規範之間的問題。通過觀察更健康的人，處於高峰體驗中的人，以及那些設法把自己好的強制性品質與好的歇斯底里的品質結合起來的人，我發現一般來說，並不存在這種不可逾越的鴻溝或裂縫；在他們身上，清晰的認識一般都會直接湧現出自發的行動或倫理承諾。也就是說，當他們知道什麼要做的正確的事情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就會去做。在這種知與行之間的差距中，健康的人還能剩下什麼呢？只剩現實和存在中固有的東西，只剩真問題而不是偽問題。 這個猜想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那深度暴露性治療就在多大程度上會被證實為不僅可以祛病，而且還是合理的價值暴露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