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藝術 · 五　「抗拒專制」

下一重障礙是對「專制」的恐懼，「強迫」個人、要求遵守紀律的都包括在內。這種恐懼被等同於對自由的渴望，個人完全自主來決定一切（讓—保羅·薩特的自由觀念就是對這一信條的哲學闡釋）。有諸多根源，首先，是社會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是建立在自由原則的基礎上，要求買賣自由（不受干涉或限制）；行動自由，不受道德或政治原則限制（為防止故意傷害他人而作出的法律明文規定除外）。即使資產階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經濟，但是，除非考慮到對自由的渴望也是源於強烈的生存熱情，我們才能明白渴望自由的本質：是渴望做真實的自己，而不是受他人操縱的工具。 可是這種天生的自由渴望逐漸遭到壓抑，有了保護自己財產的欲望，對自由的渴望就成了空想。然而，過去幾十年間有了看似矛盾的發展。專制在西方民主國家勢力大減，但是個人的實際自由也在減少。依附這一事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形式。在十九世紀，可直接施行權威的是國王、政府、祭司、老闆、家長以及教師。隨著生產方式的不斷變化，特別是機器的作用日益重要，辛勤勞動、節儉度日的觀念被消費觀念（被等同於「幸福」）取代，個體成為組織的一員：沒有盡頭的傳送帶、大企業、使個人相信他是一個自由人的政府——可以做一切他感興趣的事，普通人說的算。然而，正是因為國家、軍隊以及工業體量巨大，力量空前，看得見的主人被官僚體制替代，個體其實是變得更加力不從心——他們卻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前所未有的無力感。 為了打消這種關於個人和社會令人不安的意識，人們形成了毫不受限的絕對「個人」自由觀。體現之一是性自由觀的崛起。年輕人和許多中年父母都想實現這一自由，拒絕對性作任何限制。從一方面看，這有益健康。經過兩千多年的宗教誹謗，性慾終於不再被認為是有罪的，連綿的罪惡感、準備繼續服從以做些彌補的感覺已經減少。但在理解「性革命」的歷史意義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它所帶來的不太有益的「負面效應」。它試圖達到的只是「一時興致」的自由而不是「意志」的自由。 這有什麼區別呢？一時興致是自發的，與整體人格及其目標沒有結構性關聯（幼兒的部分行為即出於「一時興起」）。即使是稍縱即逝或不合理的欲望，在今天也要求滿足；無視這種欲望甚至暫緩滿足它都被看作是侵害了個人自由。如果一個男人碰巧遇到一個女人，在一起待了幾個小時，覺得無聊之際，他很容易產生與她上床的想法。一旦該想法出現，他便決定付諸行動，不一定是因為女人特別吸引他，或性慾強烈，僅僅是因為既然想到了就要實現它。又比如少年孤身一人，走在街上，突然冒出個令他興奮的念頭：刺中擦肩而過的年輕護士——他當真把她刺死了。率性而為的例子還有很多。一為上床，一為殺人，但它們的共同點是一時興起。不這麼極端的例子更比比皆是，人人都可以列舉。 可判斷是否是一時興起的一般標準是看是否在回答「為什麼不呢」這個問題，而不是回答「為什麼」這個問題。仔細觀察過這種行為的人會發現，人們被問及是否願意做這個或那個時，大部分人的回答是「為什麼不呢」。這個回答意味著一個人做一件事只因為沒有理由反對做這件事，並不是因為有理由一定要去做；意味著它是心血來潮，不是意願的表現。這其實是內心被動的體現，又混合了逃避無聊的願望。意願基於主動性，而一時興起則基於被動性。 應用個人自由這一假想最顯著的領域就是消費。客戶就是超市和汽車市場的上帝。每一類商品都有很多品牌，爭奪顧客的青睞。它們出現在電視熒幕上，一連數月，引誘顧客購買商品。購買時，顧客仿佛無比強大，有充分的自由在洗衣粉A、B和C之間選擇——這三種洗衣粉就像在投票日前拉票的政治候選人一樣乞求顧客選擇自己。顧客—上帝並沒有意識到，他對提供給他的商品並沒有什麼影響力，而且那些所謂的選擇實際上是沒有「選擇」，因為不同的品牌本質上是相同的，有時甚至是由同一公司生產。 由此可得出一則心理規律：無力感越強，越缺乏真實的意願，越趨於服從或強迫性滿足心血來潮的欲望，越發恣意。 總結：對無限滿足「一時興起」的欲望給出的首要理由就是「抗拒專制」。可以肯定的是，抗拒本身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義，但它可能或者已經為自戀式自我縱容提供了合理解釋，也為繼續享受孩童時的無限樂趣提供了合理解釋——在赫伯特·馬爾庫塞看來，甚至生殖器性行為也是專制的，因為它阻礙了繼續享受前生殖器期快感（如肛門）的自由。最後，對專制的恐懼也被用來解釋一種瘋狂——逃避現實的願望。現實把自己的規則強加於人，人只能在夢中、在恍惚或精神錯亂狀態中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