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研究 · （三）春秋左傳札記
說
明
（1）本書為總結本人六十歲以前全部之先秦史考證性研究。包括本人過去所研究古史傳說之全部、西周春秋史之全部。少康以後之夏史及商史，以素乏研究，故從略。
（2）史料除金文考古材料外，以《易經》、《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論語》、《檀弓》七書為基礎，晚出史料與上述七書相合者酌取之，其相違異者，概不敢用。
（3）史料只舉典型者若干條，其他史料只註明書名、篇、卷等。因另有史料集，可供參考。
（4）本札記以簡明為主，不取繁瑣考據，所舉史料均為必要者，晚出或非必要者一概從略。
（5）凡左氏書中材料只註明某公某年傳，或註明某公某年，非必要者外，概不引原文，以有《春秋左傳》原書可覆按也。
（6）本書力求精核，其不能作為定說或尚有問題者，或加註明，或從略，寧闕勿濫。
（7）有數處引用史料較多，乃必須列舉，始能證明所
說者。一般引用史料均簡。
（8）無獨得體會處，或用簡單語句聯繫，或從略。一般成說罕引。
例
言
余既為《春秋左傳考證》，覺尚傷於繁富，其中尚多屬常識，本無煩考證者。因為此札記，簡括考證《春秋左傳》中太古傳說、西周史事及春秋史事，只取本人心得，其屬常識範圍者，概從簡略。初意至少須寫數萬言，然寫作完畢，僅得三萬字左右，實出意料之外。茲述其凡例如下：
（1）保存太古傳說、西周春秋史事之完整體系，但只重點敘述本人考證之心得，常識從略。
（2）在史料上，除必須者外，一般只引原始的典型史料，其他史料只在各處註明出處、篇卷等，而不引原文。
（3）非重要史事概從簡略，以構成一完整之體系。
（4）若干處所雖為本人文字，實有所據，如一般人了解者，概不引原文或註明出處。
（5）若干章節過短，乃窘於原來史料之貧乏，只能從簡。
（1）黃帝
昭十七年傳：「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雲從龍，《墨子·貴義》：「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孫詒讓《閒詁》：「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孫子·行軍》：「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則五帝即五龍，黃帝勝四帝即帝殺四龍。黃帝亦即上帝。
僖二十五年傳：「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正義》：「晉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則二戰殆為一傳說之分化。《呂刑》：「蚩尤惟始作亂······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後成功，惟殷於民。」此即黃帝殺蚩尤傳說較早之型象。皇帝即上帝，亦即黃帝。黃帝勝炎帝與蚩尤，亦即黃帝殺四龍傳說之變相。此傳說中似反映一「夏族」與「苗族」（非今苗族）鬥爭之故事，然其詳不可得聞矣。
（2）堯、舜禪讓
文十八年傳：「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堯、舜禪讓傳說蓋本為部落氏族酋長推選制之反映，古時當本有此類傳說，然系之堯、舜或出偶然。
堯、舜故事常與天帝故事相聯繫、混淆，堯、舜或為古部落酋長神化後擴大而成天帝，故其疆域皆廣被當時所謂「中國」之全部，旁及四裔，與黃帝等人傳說同。亦或為部落神之擴大，此在目前尚難懸斷。
宣傳堯、舜禪讓故事者，據目前傳世較可靠之史料，最早似為墨子書，宣傳此傳說者當為墨家。墨家主張尚賢、尚同，故宣傳、誇飾堯、舜禪讓之故事，使之當代化，以為其尚賢、尚同主張之根據，此則為情理之所可有者。若謂此類傳說之原本即為墨家所創造，尚難憑信。
墨家以為：「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尚賢》上）。「古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尚賢》中）。用以證明其「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尚賢》上），「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尚同》上）等說也。
然在墨子時似尚只有堯、舜禪讓傳說，而無舜、禹禪讓故事。故墨家書以為：禹本百里諸侯（《魯問》），受命於天，征有苗而有天下（《非攻》下，《太平御覽》等書引《隨巢子》）。則禹之為天子，非舜所禪也。儒家始盛傳舜、禹禪讓之說，或為其所增飾。崔述據《堯典》等書亦以為舜、禹禪讓故事晚出。（《論語·堯曰》篇晚出。）
哀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似陶唐氏至夏始滅亡者，因此引起堯與陶唐氏有無關係之問題。案金文、《尚書》、《詩經》、《論語》、《孟子》中常言「三代」，而罕言唐、虞（《論》、《孟》中言「唐、虞」二條略有問題）。《墨子》及先秦其他書始言虞、夏、商、周四代（《墨子》中稱「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亦以堯、舜入「三代」中），至有以堯、舜、夏、商、周為「四代王」者。秦漢際之書始常稱「唐、虞」，至漢、魏之際，乃有稱「五代」者矣（《孔子家語》等）。此亦證堯、舜為「帝」，有禪讓事，而三代之王，則皆由征誅也。
（3）鯀、禹治水
僖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昭元年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鯀、禹本為人或神，現難懸斷。然鯀為魚類，禹為龍類，其故事附有甚濃厚之神話色彩。
鯀、禹治水傳說或為古代中國勞動人民開墾土地、興修水利事實之反映，而塗上一層神話、傳說之色彩。
鯀、禹治水之術本皆為填塞（《山海經》、《天問》、《淮南子》等書，《史記·河渠書》引《夏書》：「禹抑鴻水」，《漢書·溝洫志》作：「禹湮洪水」。《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成相》亦稱禹「抑洪水」，「抑下鴻」。《史記·河渠書》索隱：「堙、抑，皆塞也。」），後漸分歧：鯀堙塞洪水，而禹疏導之。蓋古代土廣民稀，不與水爭地，水害較少。其後人口增加，土地開闢，不得不與水爭地，乃有堤防之法。其後人口益增，土地益辟，與水爭地之害漸著，乃有所謂疏導之法以補救之。觀戰國時築堤防與開河渠之事並舉，而以開河渠之利為尤大，是即鯀、禹父子異功之說之背景也。昭二十九年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魯語》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共工與鯀同為水官，其名前者為緩聲，後者為急音，且同為罪人，其為一人傳說之分化甚顯。禹屬龍類，為鯀子，皆與后土句龍合。《淮南子·氾論》：「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則禹亦為社神，其與句龍為一人傳說之分化亦甚顯也。
（4）夏啟故事
附五觀
昭四年傳：「夏啟有鈞台之享。」鈞台者，鈞天之台也（《呂氏春秋·有始》：「中央曰鈞天」）。《山海經》、《楚辭》皆言：夏後啟上賓於天，竊九辯、九歌以下。「鈞台之享」蓋由此神話轉變而出。《墨子·非樂》上：「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天問》、《竹書紀年》、《戰國策》等書皆言益、啟相互奪位之事，與儒說異。在儒說中，啟乃賢王；在他家說中，啟又為一奪位、淫溢康樂之主，蓋古傳說本有分歧也。
昭元年傳：「夏有觀扈。」《楚語》上：「啟有五觀。」一為敵國，一為奸子，傳說亦互異。觀扈實五觀之倒文（「武觀」亦即「五觀」），《逸周書·嘗麥》：「五子忘伯禹之命······胥興作亂，遂凶厥國。」蓋奸子之作亂者，勢同敵國也。
《楚語》上：「啟有五觀」，韋註：「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王符《潛夫論》亦以太康列五子中。案《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夏」王引之讀為
，戴震謂康娛即康樂。與《書序》參看，則五子為啟子，太康在其中。至仲康、少康是否亦為五子之二，無確證不敢言。
或謂啟即太康，以康娛自縱，故號太康，可備一說。
（5）羿、浞代夏與少康中興
襄四年傳言羿、浞代夏事，然首尾橫決，前人已有所疑。案：此節文確為插入，以《晉語》七同事記載校之，魏絳所言惟有三利，非五利，無「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一利。
哀元年傳言少康中興事，亦有插入痕跡，以《吳語》、《越語》上、《史記·伍子胥傳》、《越世家》等校之，均無少康中興事，惟《吳世家》有之。
《史記·夏本紀》直言：「帝相卒，子帝少康立。」無羿、浞代夏、少康中興事。《魯語》上：「杼能帥禹者也，夏後氏報焉。」不提少康，此等確甚可疑。成八年傳言：「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語》下：「一姓不再興。」公孫述等言：「一姓不得再受命。」光武曰：「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東漢初年人皆若不知有羿浞代夏、少康中興事者。此亦甚可異。先秦、西漢之書言及夏事者，皆稱興王禹，亡王桀，罕有言夏中絕、中興事者。楊雄《宗正卿箴》且言：「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哄。」（據宋本《古文苑》）惟左氏襄四年傳、哀元年傳及《史記·吳世家》（錄《左氏》語）及《楚辭》有羿、浞代夏及少康中興等事。甚疑此本為楚地傳說，作《左傳》者取而文飾之，插入魏絳、子胥語中。《左氏》書西漢不甚流行，故至東漢初年人尚不甚知有夏代中絕、中興事。至東漢中葉以後，《左氏》書漸流行，學人漸知此事。魏高貴鄉公為「托古改制」以倒司馬氏計，遂昌言少康之事，俾群臣討論矣。
傳說自五帝至幽、厲時皆有羿，前人因謂羿為世官之名。其實羿蓋一善射部落之徽號。在傳說中，羿有善有惡：帝嚳等時之羿稱為「仁羿」，有為民除害之大功。夏時之羿則為篡位、好田、淫游之惡人。要之，傳說之分歧或由於部族之不同，然其詳不可得考矣。
（6）周人先世
昭七年傳周王追命衛襄公曰：「余敢忘高圉、亞圉。」《魯語》上：「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據《史記·周本紀》為后稷後十世，亞圉為十一世。自后稷至文王僅十五世。《周語》下亦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則后稷之時代甚晚（或以世官釋之，非是）。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參看《魯語》上、《禮記·祭法》）。則后稷或為夏商間人。高圉、亞圉，則周先世中差可考者也。
后稷者，農神也。《周語》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此以農神為農官，「夏衰」當為夏末，非指太康時。
后稷以後之世代，至太王而止，實不甚可考，不必細求。至周人之託於夏裔，亦不知可信與否（《康誥》：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或為夏族一支竄入戎狄，同化於氐、羌等族，而其族長遂為異族之酋長者（此等事歷史上常有），至太王始建國立都，「貶戎狄之俗」（《周本紀》）。《魯頌·悶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故至太王周始建國東侵，為文、武克商奠定基礎也。
太王是否即古公亶父，昔嘗致疑，以證據不足，尚難得出結論。
（7）文、武之興
桓十一年傳：「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周人常自居「小邦」，稱殷為「大邦」，殷大而周小，所謂「不敵」也。周建國自太王，王季繼之，力未完足，為殷文丁所殺（《古本竹書紀年》）。文王力征經營，周乃強大。然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勢力範圍），其本邦固仍為小邑。殷已入青銅器全盛時代，周則文王以上之青銅彝器迄未有明確發現，周在彼時之野蠻落後，從可知矣。
克殷之業，實始於文王，《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金文中亦言：「不顯玟王，受天有大令（命）。」（大盂鼎）。《墨子·非攻》下：「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帝乙時王季已死，此周人明指文王之師。則文王既翦商之羽翼，復進而伐商，商幾不支，故「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西伯戡黎》）也。
文王克殷之志未集而死，其子武王遂率西方諸部落東征，牧野一戰，克滅殷邦。然殷邦以東之地猶未能克定，即殷本邦亦尚需立紂子武庚為殷後，而使三叔監之。此猶春秋時鄭莊公克許後使許叔居許東偏，利用之以撫柔許人，復使公孫獲處許西偏以監之也。
周人言開國之君恆連稱「文、武」，後世仍然，可見克殷之事，武王不過繼文王舊業而完成之而已。
（8）周公東征
附攝政
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此周初之內亂。《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則殷人休養生息後，意圖復辟，乘周邦內亂而聯合周之叛人以反周。周公毅然東征，《大誥》所謂：「予惟以爾庶邦，於伐殷逋播臣；」「肆朕誕以爾東征」是也。
周公東征勝利後，「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僖二十四年傳）。又遷殷「頑民」於雒邑，建立東都，於是周之「王業」告成。
關於周公攝政故事，多見先秦古籍，然前人每有所疑，其實此特狃於後世所謂「君臣之義」，故不信周公有攝政之事耳。當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弱，《召誥》所謂：「有王雖小，元子哉！」《洛誥》所謂：「孺子其朋」，「汝惟沖子」是也。其時周朝新建，內外多患，不能以幼主當國，故由王叔攝政，踐天子之位，此亦自然之事，無可疑也！
（9）成、康、昭、穆
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告諸侯曰：「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周頌·執競》：「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觀金文及先秦古籍，成、康時非無戰爭之事，成王時實為周人勢力發展之時，所謂「踐奄」等，即包括定齊、魯之地，周之勢力直達海濱，《孟子》所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滕文公》下），兼武王、周公、成王三時期之戰績而言之也。康王時蓋周稍安定，康之為言安也。
僖四年傳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楚人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舊說昭王伐楚，涉漢而死。《史記·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似昭王時已為周人全盛後之中衰時期。穆王則更週遊天下，所謂：「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昭十二年傳），似穆王亦非盛世之主。然「穆有塗山之會」（昭四年傳），嘗伐犬戎，傳說又謂穆王使楚人伐方興之徐戎（徐偃王），大破之。《齊語》管仲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則昭、穆猶當周之盛世也。
（10）共和行政附「國人」起義
昭二十六年傳：「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據《周語》上：厲王虐而好利，「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國語》之「國人」，即《左傳》之「萬民」，謂國都中之居人也。此為見於記載之「國人」起義之始。此次起義能「流王」，可見「國人」勢力已抬頭，為王政崩倒之始。
所謂「共和行政」，前人及近人已考定為衛武公攝政。周初封國中衛本大國，又為方伯，《康誥》稱衛祖康叔為「孟侯」。衛君後居於共，衛伯遂為「共伯」。康叔嘗為王官司寇，《毛詩》序謂衛武公「入相於周」，又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西周末至東周初，外諸侯常掌握王室之政權（如鄭、虢等），非特衛武公也。
衛武公「入相於周」，加原在周室執政之周、召二公，則為三公矣（此或為三公制度所由起）。《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共伯入為三公」，《古本竹書紀年》：「共伯和干王位」，《魯連子》：「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其後「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史記·衛世家》：衛太子共伯餘之弟名和，實為衛武公，此「共和行政」即衛武公攝行周政之明證。武公歿後，獲「睿聖武公」之美諡，當即緣彼曾行王政之故。《詩經》周南、召南後即為衛國之詩邶、鄘、衛風，而繼之以王風，似亦非偶然之事也。
「共和行政」開諸侯攝行王政之始，從此王政漸轉為貴族政治，此亦歷史上一大關鍵，不可不知。
（11）宣王「中興」
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能用周、召二相，東南伐徐戎、淮夷，「蠻荊來威」，《詩·江漢》：「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於疆於理，至於南海。」是即所謂：「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詩·召旻》）也。
然宣王於西北已守多於攻，常為戎人所敗，如「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周語》上）是。又曾「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同上）。此外如「不藉千畝」；違反宗法舊制，為魯擇君，廢長立幼，引起魯國內亂，「諸侯從是而不睦」（同上）等。《周語》下載王子晉言：「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則宣王亦衰亂之主，故越代即亡國也。
（12）西周之亡
附周之東遷
昭二十六年傳：「至於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合觀《周詩·大雅》及《鄭語》等較可靠史料，西周之亡，蓋由於天災、人禍、戎狄交侵（《詩·召旻》：「今也日蹙國百里」），而幽王又昏亂，信用讒婦、佞臣，內亂、外患並生，以致速亡。
《古本竹書紀年》：「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晉文侯）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左氏本年《正義》引）。是西周亡後，周曾分裂為二，及晉人殺攜王，周始復歸於一。然平王以避戎難，遂定都於雒邑，以依晉、鄭，周東遷之局乃定。
（13）西周官制
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此所言官制大致合乎春秋前期，似尚未盡合西周舊制。
今存史料述西周官制之較詳者，首推《書·立政》，其文首稱：「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綴衣、虎賁。」後謂：「立政：任人、准夫、牧（下文亦作準人、牧夫），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最後復有「司寇蘇公」之文。案「三事」之官蓋要職，其中「牧夫」職掌獄事，所謂「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與「司寇」（疑即「准夫」）同為司刑法之官（蓋周初甚重刑獄，以鎮壓人民，嘗以康叔為司寇，而《康誥》諸篇亦屢言刑獄事也）。「常伯」、「常任」蓋王左右之官（漢侍中之屬？）。自「虎賁、綴衣、趣馬」以下多為近官。自「大都小伯」以下似為地方官。「太史」以下又為近官。「司徒、司馬、司空」為司民事、軍事、工程之官。「亞旅」蓋亦為武臣。「三亳阪尹」等為地方官。
《立政》所言官職雖詳，然顛倒紊亂，不易一一考定。欲求較明確之史料，則惟《詩經》。從《節南山》、《十月之交》、《雲漢》、《常武》數詩看，王官之相職為卿士，所謂「皇父卿士」。卿士之要官為「師尹」，師尹者，「尹氏大師」也，《節南山》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卿士」之首亦稱冢宰，其下有「司徒」、「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十月之交》）。司徒為司民之官，此時地位已漸重要。「宰」以下仍為左右侍衛之官。其中「膳夫」一職見於西周金文，地位甚高，至春秋前期地位仍高，如莊十九年傳伐王立子頹之「五大夫」中即有膳夫石速。冢宰即太宰，在春秋前期亦尚重要，如隱十一年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桓二年傳：殺宋殤公及司馬孔父、相莊公者為太宰華督。王室亦以太宰、內史為賜命侯伯之高官（僖九年、十一年、二十八年等傳。《周語》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
西周之官制尚待繼續研究，現時尚有許多問題不能清楚。但知卿士冢宰下有要官「三事大夫」（《詩·雨無正》）而已。
（14）西周地方制度
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據目前所有可靠史料，西周時代縣鄙（邊邑）制度似尚未普遍，至於縣、郡或郡、縣制度更未產生。
西周之地方制度，大概分國、都、邑三級：國即國都，都為大邑，邑為小邑，國、都、邑之外為「野」，無明確之國界。
西周地方制度，亦甚難詳知。此據春秋史料上推，雖不中亦不遠矣。
（15）西周稅制附人口
宣十五年傳：「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註：「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也。」此即所謂「什一之稅」，杜說近是。又《魯語》下述西周稅法謂：「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平）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六百四十斛）禾、秉（三百四十斗）芻、缶（十六斗）米，不是過也」，其中雖間雜理想成分，然當存舊制梗概。所謂「歲收」似指軍賦，名為「什一」，益以如許雜稅，亦已重矣。
「井田」之制，其有無久已紛紜，然左氏有「井衍沃」（襄二十五年傳）之文，可證井田實有。在衍沃之平原，劃棋盤式方塊田，較易實現。「井田」為農村公社，近討論者已稍趨一致。「井田」之制雖不必若孟子所言之整齊，然要相接近也。
助制用於井田，二者不可偏廢，有助制即有井田矣。
西周時人口較春秋為少。武王伐商，「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孟子·盡心》下），以甲骨文用兵不過萬人校之，「商、周之不敵」，則周軍自不過數千人，雖尚有留守本土者，即以五倍計，亦不過一萬五千人，以一家五口出一兵計，則周邦人口不能過十萬，彼時全「中國」人口，掃數計之恐亦不過一、二百萬而已。西周時經濟發展，至末年，人口當有增加，然「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民而可料，則周「國人」之數尚不能過多也。
（16）西周兵制
西周兵制，亦甚難詳考。惟車戰之制，大致與春秋時相近。據金文，其時戎狄中亦有車戰者（如鬼方）。大致「國人」中每家出一人。一乘兵車，甲士十人（步卒若干未詳），周初以來即如此。《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即甲士也。《逸周書·克殷》：「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戰國策》蘇秦說魏王：「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呂氏春秋·簡選》：「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則周伐紂之大戰役用兵僅三千人，留守者或數千，至多不過萬餘人（以左氏昭五年傳：「長轂九百」，「遺守四千」例之）。則周初兵數尚不及殷人（甲骨文記載殷用兵有多至萬人者），徒以野蠻部落習於戰事，以臨腐朽之殷邦，故勢如破竹耳。
西周后期《詩·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如非誇大，則兵數已達周初之十倍矣。
（17）西周刑制
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據叔向言：「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註：「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則西周本無固定之刑法，臨事以統治者之意志斷之而已。至西周后期，乃有所謂「九刑」之制，然似不公布之於民，故叔向非鄭之「鑄刑書」也。
《呂刑》為春秋、戰國間作品，此或春秋後期各國公布刑法之反映，然亦略可考知其前之刑制，最重要者，為所謂「贖刑」之制。
（18）西周學制
襄三十一年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杜註：「鄉之學校」。此蓋西周學校舊制之遺。西周時尚武，所謂「學校」，主要為學習射御等武藝之所。大盂鼎：「余隹即朕小學。」麥尊：「王客芥京祀·····才（在）璧（辟）雖（雍），王乘於舟，為大豐，王射大龔，禽。」靜殷：「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衆服衆小臣衆夷仆學射。······靜射無界。」此西周小、大學之制及大學之作用最可信據之史料。
（19）西周農業
昭元年傳：「譬如農夫，是穮是裝，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註：「穮，耘也；壅苗為蓘也。」西周農業生產已有所謂「耘」（除草）、「耔」（附根）之術，即「穮」與「蓘」也。
西周時農具最通行者為耒（曲柄下歧頭之木耕具，木叉之上貫一小橫木，耕時足踏）、耜（曲柄之鏟）、錢（木製或帶有金屬鋒刃之耜）、鋪（用曲枝所制或帶有金屬鋒刃之小鋤）、銍（木石制或有金屬鋒刃之收穫器）。《詩·周頌·載芟》：「有略（利）其耜。」《良耜》：「畟畟（利）良耜。」「其鎛斯趙，以薅茶蓼。」《臣工》：「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出土物有石鏟、蚌鏟、骨鏟等。
耕種方法首先為墾耕，不外「推」（將鋒刃刺入土中向前推）與「發」（把柄向外挑撥以發土），二人合作，謂之「耦耕」。《詩·豳風·七月》：「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足踏耒耜，舉足而「推」、「發」，即「耕」）」。《周頌·噫嘻》：「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書·大誥》：「厥父菑（除草墾耕），厥子乃弗肯播（播種），矧肯獲（收穫）」。《梓材》：「為厥疆畎（疆陌上溝洫）。」《詩·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秉畀炎火。」此為除蟲。
墾田有所謂「菑田」（初墾之田）、「新田」（能種植之新田）、「畲田」（舊田）。《周頌·臣工》：「如何新畬」。《小雅·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菑畝。」「於彼新田，於此中鄉。」田有「南畝」（行列向南）、「東畝」（行列向東）之別，亦稱「衡」「從」之畝。《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齊風·南山》：「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作物種類，據《詩經》等書，重要者有「黍」、「稷」、「麥」、「麻」、「菽（豆）」、「稻」、「梁」等。
西周農業生產之發展已有一定水平，春秋農業則繼此而續有發展者。
（20）西周工業
僖十八年傳：「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可見春秋初期
銅尚甚缺乏。然以手工業品言，於西周仍首推青銅器（有無鐵器，尚不能定），出土物之鑄作技術與花紋裝飾，均甚精美。多為用具、禮器及武器等，生產工具少見。手工業工具或多用銅製。
西周時之手工業，據文獻及出土物，有金屬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紡織工、皮革工、營造工、武器工等。與農業相結合之家庭紡織業當居主要地位。《大雅·瞻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蠶織已以婦女任之。當時有葛布、麻布、蠶絲、皮裘等之紡織。
西周手工業之原始史料，除出土物外甚少，姑從略。
（21）西周商業
昭十六年傳鄭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則西周時有專業之官府商人。西周商業尚未大發展，中葉以後略有進步。農村間在周初已有少量交換，如《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鄭語》載宣王時有製造「弧箕服」以自行出賣之販夫販婦。
以商業未盛，故貨幣行使不廣。貴族等用貝為貨幣，見金文、《詩經》。貴族錫貝者，自「五朋」至「五十朋」、「百朋」不等（金文中多見）。《小雅·菁菁者莪》：「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金文中常見「錫金（銅）」若干「寽」之記載，金屬或已以重量為單位，作為高級貨幣行用，足見商業已有初步發展。
西周商業之原始史料亦不多，姑從略。
（22）宗法、封建之制
隱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桓二年傳：「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此封建制，亦即宗法制也。天子以嫡長子繼位，眾子封為諸侯；諸侯以嫡長子繼位，眾子封為大夫；大夫亦以嫡長子繼位，眾子為士。士為小宗，以大夫為大宗。大夫亦為小宗，以諸侯為大宗。諸侯亦為小宗，以天子為大宗。故封建系統即宗法系統，宗法為「封建」之本也。
《大雅·公劉》：「君之宗之。」毛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則君即宗也。《板》：「大宗維翰。」毛傳：「王者，天下之大宗。」周天子稱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稱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是即宗法關係。諸侯稱同姓、異姓之大夫亦然（隱五年傳、莊十四年傳、《楚語》上、《禮記·祭統》引孔悝鼎銘等）。《晉語》八：「欒書實覆宗，弒厲公以厚其家。」則不特諸侯與天子間有宗法關係，大夫與諸侯間亦有宗法關係也。金文《善鼎》：「余其用各（格）我宗子雩百生（姓）。」《陳逆殷》：「陳氏裔孫逆作為皇祖大宗殷。」《陳逆簠》：「余陳桓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歡恤宗家。」桓十一年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昭二十八年傳：「梗陽人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戰國時器扇羌鍾：「扇羌作戎，厥辟韓宗融率征秦逡齊······賞於韓宗，命於晉公，邵於天子。」舊籍中常以宗法限於大夫以下，士與大夫間有宗法關係，原無問題也。文二年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哀二年傳：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諸侯祖天子之證。魯有「三桓」，鄭有「七穆」，宋有戴、莊、桓等族，是卿大夫亦認所自出之君為祖也。
桓二年傳：「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則庶人、工、商亦有宗法，然其詳不可得考矣。
襄十五年傳：「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周初及後世皆有「封建」，封建之貴族等級為天子、諸侯、大夫、士，所應注意者，為諸侯中之等級名稱。舊謂周代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名次已見《春秋經》。然觀金文、《周書》、《詩》、《春秋經》等，所謂五等爵或不見，或有而紊亂。考《書·康誥》：「侯、甸、男、邦、采、衛。」《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召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顧命》：「庶邦：侯、甸、男、衛。」則所謂「諸侯」，指侯、甸、男、采、衛等爵位，是即所謂「周爵五等」也。然侯、甸、男爵位較高，而采、衛一若後世之所謂「附庸」者，地位較低。《令彝》：「諸侯：侯、甸、男。」《鄭語》：「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則采、衛為附庸小邦之君信矣。
（23）天子、諸侯、大夫、士
桓二年傳：「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西周宗法封建系統中，貴族分為天子、諸侯、大夫、士四級，諸侯以下又各分等級。天子全「中國」之大宗也。諸侯有侯、甸、男、采、衛五等（別詳上條）。卿、大夫、士皆一族之宗，亦有上、中、下之別（僖十二年、成六年、昭七年等傳，《孟子·萬章》下）。卿即天子之卿士，蓋本為掌軍事之長。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又齊國、高二氏與齊侯為齊三軍之帥，晉六卿本六軍之長等，皆可證。
「側室」次卿，或為大夫，由卿之家分出（文十二年傳、《魯語》上仲孫它、《魯語》下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公父文伯退朝等條）。「貳宗」次大夫或士，由大夫之家分出（「貳宗」非即小宗，本傳中大夫分出之支族甚多，不備舉）。「隸子弟」者，杜註：「士卑，自以其子弟為仆隸也。」大致近是。
自天子至士皆貴族階級，或以士為平民，尚待研究。
（24）庶人、工、商
襄九年傳：「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庶人」為隸屬農民，「商」為官府商人，
為官府手工業者，皆低於貴族、高於奴隸之階級。「皂隸」則為官府奴隸。《晉語》四（「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桓二年傳（「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哀二年傳（「庶人、工、商遂」註：「遂得進仕。」「人臣隸圉免」，註：「去廝役」）、襄十四年傳等文，均可證也（西周金文如《師骰殷》、《伊段》「百工」與「仆馭」、「牧」、「臣妾」等並舉，地位似較低，但仍非奴隸）。
工、商主要居於城中，隸屬官府而作業，生活尚不甚痛苦（商人尤其如此。《詩·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商人之致富，即貴族亦已羨慕之）。庶人主要居于田野，西周金文載一部分庶人隨土地分賜（《大盂鼎》、《矢殷》等），觀《詩·七月》等篇之記載，農民受剝削、壓迫甚重，生活至為痛苦也。
（25）奴隸
僖十七年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臣」「妾」即西周以來男女奴隸之稱也。西周時有關奴隸之史料甚少，名稱則甚多（若干恐非真性奴隸）。大致言之：西周時奴隸皆隸屬貴族、官府，大貴族以之分賜屬下，奴隸所執似多為家內僕役等事，或有用於農、工、畜牧等業者，要之，在生產上無甚足稱也。
（26）宗教
昭元年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票之。」西周宗教為多神教，一部分為氏族圖騰所轉化者，然已有最上之神上帝，下有社、稷、日、月、星辰、山川等神，觀《山海經》等書記載，不特人神混雜，人獸亦混雜，此種宗教尚甚原始也。
《魯語》上：「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此祀典除上帝外，諸神略備，語雖不文，記載亦或有誤，然節取之，西周時宗教大略可知矣。
（27）鄭莊小霸附春秋時鄭國之強
春秋初年，鄭為小霸，人多知之；然其成霸之曲折，治春秋史者尚不盡清晰。蓋鄭為新興之國，商業又較盛，經濟富裕。當春秋之初，周室已衰，齊、晉、秦、楚未興，鄭莊雄桀，處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地位，又結交大齊、強魯，近攻宋、衛、陳、蔡，甚至擊敗周王所率之聯軍，縱橫一時，幾於霸主，茲擇要述之。
隱元年，鄭莊克平其弟叔段內亂，統一鄭國，使鄭不致出現若晉翼、曲沃分裂之局。以衛人助叔段，鄭莊遂以周、虢之師伐衛，又與魯、邾為盟。次年，再伐衛。三年，取周麥禾，與齊尋盟：小霸之勢初成。
陳桓公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隱六年傳）。春秋初宋、衛為大國，鄭雖強然小，為諸侯所不服，故鄭莊於挾天子外，又挾號為「小伯」之齊僖（所謂「齊僖小伯」，實鄭莊小伯），結當時兵力甚強之魯國，以臨宋、衛。鄭、宋之爭遂不可免。
隱四年，宋、衛、陳、蔡四國再伐鄭，復結魯國之兵，其勢甚盛，此蓋宋乘周衰之圖霸也（其與國最大而重要者為衛）。五年，鄭莊敗衛所用之燕（南燕）師，鄭、宋再交兵，未見勝負。六年，鄭莊乃始通魯，對魯讓步以取魯之助。鄭、齊、魯之交始合，而宋、衛乃困。鄭莊伐宋之與國陳，大獲。次年，陳人服於鄭，與鄭聯姻。八年，齊僖平宋、衛於鄭，鄭莊偽許之而不與盟，且敷衍齊國，「以齊人朝王」。九年，鄭人假王命伐宋，複合齊、魯以謀伐宋。是年，鄭大敗北戎之師，兵威益盛。十年，鄭、齊、魯伐宋，魯敗宋師，取二邑。宋、衛、蔡伐鄭，鄭伐取其師，又入宋。至此，鄭勝宋敗之勢成矣。十一年，鄭、齊、魯入許，以許與鄭，鄭益強（許蓋本屬魯，故「齊侯以許讓公」，鄭莊先期以祊易許田，故三國之師伐許，以許與鄭）。是年，鄭又大敗息師及宋師。
魯桓即位，鄭莊鞏固魯交，卒易祊、許之田。桓二年，宋內亂，鄭、齊、魯、陳結會，以成宋亂，宋人亦服於鄭，鄭莊小霸之業於以告成。是年，鄭、蔡結會以備方興之楚。五年，鄭莊欲助齊襲紀，紀人知之，不克。是年，鄭莊大敗周王所帥周、虢、衛、陳、蔡五國之師，鄭之強於此可見。六年，北戎伐齊，鄭莊使太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七年，鄭莊又合齊、衛之師伐周邑盟、向，王遷二邑之民，鄭蓋取其地。是時鄭莊小霸之業早成，乃因小故與魯交兵。桓十年，鄭合齊、衛之師伐魯，戰於郎，不能服魯。十一年，鄭、齊、衛、宋盟於惡曹，是為鄭莊小霸之頂點，亦即所謂「齊僖小伯」之頂點。是年，鄭莊公卒。十三年，魯、鄭、紀大敗齊、宋、衛、燕之師，於是鄭、齊小霸之局皆告終矣。
不特鄭莊小霸，鄭莊死後，終春秋之世，鄭之強亦常超過其他二等國。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大敗宋師，囚宋二主帥，獲甲車四百六十乘。成三年，諸侯伐鄭，鄭人襲敗之。成七年，鄭囚楚鄖公鍾儀。楚申公巫臣曰，如以申、呂為賞田，「晉、鄭必至於漢」，是楚人亦畏鄭矣。成十五年，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遷許以避鄭。次年，又「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晉於鄢陵大捷後，再合諸侯以伐鄭，諸侯之師次於鄭西，魯師不敢過鄭，諸侯遷於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次年，鄭子駟侵晉虛滑。襄十年，楚、鄭聯軍伐宋，鄭師侵衛，又與楚侵魯，克蕭，鄭師再侵宋，所謂「師競已甚」也。襄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入之。定六年，鄭助王子朝之徒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哀二年鐵之戰，晉雖敗鄭，然固以鄭為大敵也。衛太子「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於車下」，鄭人且擊趙簡子中肩矣。觀上列舉之史實，春秋時鄭之強幾及晉、楚，從可知矣。
（28）晉之分裂與統一、強大
隱六年傳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東周鄰近晉、鄭二國，晉大而鄭強。西方賴虢而南憑申、呂。及楚強而申、呂弱，晉又分裂，鄭莊叛周自雄，於是周乃益衰。
晉之分裂凡六十餘年，「曲沃邑大於翼」（《史記·晉世家》），蓋亦春秋初一強國。入春秋前一年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桓七年，又殺小子侯。次年，滅翼。王命虢仲立晉侯緡。次年，虢、芮、梁、荀、賈五國伐曲沃。莊十六年，周王迫於既成之勢，卒「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曲沃武公並晉不久即卒，子獻公滅桓、莊之族，統一內部，國力充實而對外發展，勝驪戎，作二軍，滅耿、霍、魏（閔元年），伐東山皋落氏（閔二年），滅虞、虢（僖五年），敗狄於採桑。蓋晉獻時滅國甚多，晉始強大。至獻公卒，晉發生內亂，為秦人所干涉。及秦敗晉惠公，懷公為質於秦而晉中衰。至文公始復振。
（29）秦之東征
東周之初，秦始建國，周王以西土畀之，秦乃積極對外發展。據《史記·秦本紀》，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遂收周余民有之。寧公二年，伐盪社。三年，滅之。十二年，伐取盪氏。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十年，滅邽冀戎。十一年，滅杜、鄭、小虢。宣公四年，勝晉於河陽。穆公元年，伐茅津。五年，伐晉，戰於河曲。蓋秦至穆公時已並國甚多，蔚為大邦矣。
左氏載春秋初年秦事甚略，惟有桓四年傳，秦師侵芮，敗焉；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年傳，秦人納芮伯萬於芮。然亦可見秦東進之勢。晉獻公死後，秦穆納晉惠公，既又戰於韓，獲惠公而質其子懷公，「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其後又歸晉河東而以女妻懷公。惠公死，懷公立，晉國內不靖，秦穆復納文公。《史記·秦本紀》載孝公令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可見秦至穆公時確已甚雄強。
（30）楚之興起
昭二十三年傳：「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二十七年傳：「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則楚之強大始於成王，其前猶「土不過同」之小邦也。
楚本蠻夷，昭十二年傳：「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至周衰而興，《史記·楚世家》熊渠當周夷王時，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立其長子為句亶王，中子為鄂王，少子為越章王。周宣王南征，於疆於理，至於南海，楚蓋被侵而中衰。西周亡後，楚人復興，侵略申、呂，周王遣師戍守，而申、呂終為楚滅。申、呂亡而周南方之屏障徹，若非齊、晉之興，周之亡指日可待矣。
考之左氏，桓二年始書：「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蓋是時楚已開始北略。六年，楚武王侵隨，不克。八年，楚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武王伐隨，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及楚平。其時漢東諸國隨為大，敗隨而楚威立矣。九年，楚及巴師伐鄧，大敗鄧師。十一年，楚莫敖屈瑕將盟貳、軫，鄖人慾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楚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十二年，楚大敗絞師。十三年，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慾伐之，故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楚大敗。莊四年，楚武王為荊屍，伐隨而卒，令尹鬥祁、莫敖屈重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六年，楚文王伐申。次年，伐鄧。十年，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繼又滅息。十四年，楚入蔡。十六年，楚滅鄧，伐鄭，及櫟。十九年，巴人伐楚，楚文王御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師而卒。此外春秋初楚所滅小國蓋尚多，所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也。
楚在成王前，雖滅小國甚多，然隨敢與楚抗，楚亦以隨為大敵，羅欲伐楚師，楚伐羅乃大敗，巴伐楚，文王帥師親御之，亦大敗，則其時楚之強未必逾於鄭莊也。至齊桓稱霸、楚成即位後，楚始強大至能侵陵中原諸侯矣。
（31）戎、狄遷徙
戎狄本多西北部落，隨周衰而東南侵。春秋之初，最強者為狄，蓋已形成部落聯盟。戎之種類，蓋尚多為部落、氏族組織，其勢稍弱於狄。
《後漢書·西羌傳》引《竹書紀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此為北戎始見，尚在西周之末。「（曲沃莊伯）二年，翟人伐翼，至於晉郊」（《太平御覽》八七九引《史記》-《紀年》），此為狄之始見，尚在春秋之前。蓋戎狄之東遷，在西、東周間也。
隱九年傳：北戎侵鄭，鄭人大敗戎師。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以齊之強大，尚受北戎之侵，至勞諸侯之師戍救，非強鄭抑之，北戎將大為患於春秋初矣。
至齊桓稱霸時，戎狄復侵陵中原，齊桓「攘」之，中原乃得安寧。
又是時晉、秦強，兼併戎狄，故戎狄多東南遷，如僖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二十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襄十四年傳：晉范宣子謂姜戎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姜戎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等等，皆是也。
（32）齊、魯爭衡
魯為春秋初年強國。隱十年：魯與鄭、齊伐宋，魯獨敗宋師，取二邑。桓三年：魯、鄭、紀三國之師大敗齊、宋、衛、燕四國聯軍。齊桓之時，莊十年：魯敗齊師於長勺，復侵宋，齊師、宋師次於郎，魯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十一年：魯復敗宋師於鄑。直至齊桓稱霸後，《魯頌》稱僖公戰績，尚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魯頌·泮水》）。「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頌·悶宮》）。《尚書》中《費誓》一篇，或謂亦魯僖時所作，則魯僖確有徵淮夷、徐戎之戰績矣。春秋之初，魯常侵犯小國，小國如邾、曹、紀、滕、薛、杞等亦常來朝魯，紀更為魯之保護國，於此等處，可見春秋初魯國之強。
春秋初齊欲滅紀，而魯保護之，由此發生爭端。桓六年：魯、紀會於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桓十三年魯、鄭、紀大敗齊、宋、衛、燕之役，蓋亦包含齊、紀之問題在內。齊襄繼位，為並紀而陰謀圖魯。桓十七年：魯為會欲平齊、紀，不克。及齊師戰於奚。十八年：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桓公為齊所害。未幾，齊遂滅紀。齊桓繼位圖霸，與魯戰，齊滅遂，逼近魯都，魯始為齊所服。
（33）齊桓霸業
齊桓霸業可分三期：第一期自魯莊九年至十五年，為創霸時期。齊桓首結宋、陳、蔡等國，以服魯、鄭，中原諸侯於以團結。莊九年：齊敗魯。十年：齊、宋伐魯，不克。十三年：齊合宋、陳、蔡、邾為北杏之會，滅遂，魯及齊平。十四年：齊假王命合陳、曹伐宋。齊、宋、衛、鄭會於鄄，鄭亦服齊。次年，復會，齊始霸。第二期自魯莊十五年至僖四年，主要為「攘夷」時期，伐戎、狄與楚，以安諸夏。莊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六年：齊、魯、宋伐徐。二十八年：
楚伐鄭，齊、魯、宋救鄭，楚師夜遁。三十年：齊伐山戎以救燕。狄伐邢、入衛。閔元年：齊救邢，二年，救衛。僖元、二年：齊遷邢、封衛（僖十八年，宋伐齊，魯、狄皆救齊。二十年：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則狄似亦服於齊矣）。楚屢伐鄭。四年：齊遂合八國之師侵蔡、伐楚，與楚盟於召陵。第三期自僖四年至十七年，主要為「尊王」，為齊桓霸業頂峰時期。僖五年：齊為首止之會，會王世子，以安周室。八年：齊為洮之盟，以定襄王之位。九年：遂為葵丘之會，周王賜胙，王子帶被逐。僖十三年：齊為鹹之會，以謀王室。為戎難故，諸侯戍周。十六年：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征諸侯而戍周（在此時期內齊尚有「東略」之事，從略）。十七年：齊桓公卒，齊之霸業告終。
召陵之盟，據《左氏》記載若齊為楚所屈者，殊非事實，崔述既言之矣（觀《春秋經》，則齊桓霸業甚盛，遠過晉文，觀《傳》則晉文勝於齊桓，《左氏》有曲筆矣）。昭四年傳，椒舉謂楚靈王曰：「夏啟有鈞台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可見齊桓召陵之師，固為赫赫之功。僖十九年經：「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僖四年傳屈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屈完及諸侯盟。則召陵之師，楚已屈服於齊，加入齊之聯盟，故齊桓卒後，楚成欲利用召陵之盟，為盟於齊，以與宋襄爭霸，陳穆公之言即楚人之意也。
（34）宋襄圖霸
齊桓既卒，與齊甚親善之宋襄公乃欲乘機圖霸，然不度德量力，卒為楚人所敗。
僖十八年：宋以衛、曹、邾之師伐齊，齊諸公子爭立內亂，為宋所敗，宋立孝公而還。次年：宋執滕子。宋、曹、邾為曹南之盟，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宋人圍曹，蓋諸侯不服也。楚合陳、蔡、魯、鄭盟於齊，以與宋爭霸，蓋此時楚在名義上仍推齊為盟主也。二十一年：宋、齊、楚盟於鹿上，此為宋襄霸業之頂點。同年宋、楚、鄭、陳、蔡、許、曹會於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同年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二十二年：宋、衛、許、滕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大敗宋師於泓，宋襄傷股，次年卒。宋襄霸業之結局如此。
是時宋襄圖霸未成，楚人之勢大張，伐宋，侵齊，中原之魯、鄭、宋、衛諸國皆服於楚。狄人亦以其時伐鄭、取櫟，進伐周室，大敗周師，襄王奔鄭，處於氾，太叔以狄後隗氏居於溫，周幾分裂。是時真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矣。
（35）晉文、襄霸業
晉文公曆游諸國，備嘗艱難，故返國後知「勵精圖治」以求霸。僖二十七年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榖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是時宋叛楚即晉，楚成合鄭、陳、蔡、許四國之師圍宋，宋告急於晉，晉蒐於被廬，作三軍。僖二十八年，晉侵曹、伐衛，楚人救衛，不克。晉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於是晉文為踐土之會，周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晉文霸業告成。
城濮之戰，《春秋經》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一若晉方師眾而楚方兵寡者，其實不然。此時楚已成大國，晉則方興，從楚者有陳、蔡，而晉實獨力應戰，《左氏傳》言之詳矣，實楚眾晉寡也。《韓非子·難一》、《呂氏春秋·義賞》並言城濮之戰楚眾晉寡。觀《左氏》所載，晉文在此戰中退三舍，於戰事頗有顧慮，亦可證楚眾晉寡之說。
踐土會後，僖二十九年：晉又合周、齊、宋、秦、陳、蔡等國盟於翟泉。次年：晉、秦圍鄭，鄭說秦退師，秦使杞子等戍鄭，晉師亦還。三十二年：晉文公卒。
晉襄繼位之初，即伐敗襲鄭之秦師，獲其三帥，旋釋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獲白狄子。文二年：秦人伐晉報怨，晉御之於彭衙，秦師敗績。晉合宋、鄭、陳人伐秦。三年：秦復伐晉，晉師不出，秦取王官及郊而還。楚師圍江，晉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四年：晉伐秦，報王官之役。六年：晉襄公卒。
晉文返國後，未久即死，襄公繼之，稱霸先後凡十二年，遠不及齊桓稱霸之年數。晉襄卒後，晉國內亂，卿族趙氏日漸專橫，晉霸入於中衰時期。
（36）秦穆霸西戎
文三年傳：「秦伯伐晉······晉人不出······封崤屍而還，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所謂秦穆霸西戎之較可靠史料，僅此而已。蓋秦之東征，為晉所阻，乃向西發展，滅戎狄而「霸西戎」也。
（37）楚莊霸業
晉襄公卒後曾發生狐趙等氏內亂，文九年傳：「范山言於楚子（穆王）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文十四年：楚莊王立，有公子燮之亂。十六年：楚大飢，戎、蠻交侵。宣四年：有鬥越椒之亂，莊王皆克定之。莊王北上與晉爭霸。宣三年：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問周鼎之大小輕重，有代周之志。宣八年：滅舒、蓼。宣十一年：入陳。十二年：入鄭，鄭服於楚。晉師救鄭，晉楚戰於邲，晉師敗績。宣十四年：楚莊圍宋，晉不敢救，宋及楚平，魯亦服於楚。宣十八年：楚莊王卒，其時齊屢伐魯，魯欲用楚師，莊王卒，楚師不出，遂用晉師。楚共王即位，成二年：侵衛，遂侵魯，師於蜀，侵及陽橋，魯及楚平，楚合齊、魯、宋、衛、鄭、陳、蔡、許、秦、曹、邾、薛、鄫十四國盟於蜀。此為楚霸之頂點，過此以往，晉又復霸矣。
（38）晉厲、悼復霸
邲戰之後，晉雖暫時喪失霸權，然晉景公亦甚雄桀，圖復霸業。宣十五年：滅赤狄潞氏（其前已乘狄內亂，為櫕函之會以服眾狄，見宣十一年傳），復敗秦師於輔氏。次年：滅赤狄甲氏、留吁、鐸辰。十八年：合衛師伐齊（其時齊屢侵魯、衛）。成二年：複合魯、衛、曹之師大敗齊師於鞍，齊乞盟。三年：又合衛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至是赤狄盡為晉人所滅（白狄之在西者蓋並於秦，其在東者，肥鼓亦為晉所滅，僅存一鮮虞，至戰國為中山。長狄於魯文公時侵齊、魯、宋、衛諸國，為諸國所殲。至三傳所載長狄神話，自不可信）。六年：晉景遷絳都於新田。是年楚伐鄭，晉救之，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救之，晉師亦還。是時吳始興，晉使巫臣通吳以制楚，楚遂疲於奔命。八年：晉侵蔡，遂侵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隧（見襄二十六年傳），獲申驪，楚師還，晉又侵沈，獲沈子揖。十年：晉景公卒。晉景末年，蓋已開始復霸矣。
晉厲即位之初，成十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盟於宋（或以《春秋經》不書此晉楚第一次盟於宋，疑實無其事，為襄二十七年第二次晉楚盟於宋之傳訛；然《周語》中記載鄢陵戰後郤至數「楚有五敗」，「背宋之盟」即居其首，此「背宋之盟」明指成十二年事而言，則恐仍有其事）。是年晉敗狄於交剛。十三年：晉合齊、魯、宋、衛、鄭、曹、邾、滕八國之師伐秦，大敗秦師於麻隧。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師敗績，楚共王傷目。是役晉範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則是時秦、齊、狄皆已服晉，晉三面無憂，盡力敵楚，故獲大捷。此後晉屢伐鄭，鄭未服，晉內亂起，厲公被殺。
悼公即位，先寧內部，任用賢能。襄元年：晉合諸侯圍彭城，執宋叛人魚石等。此後晉屢伐鄭，數為盟會，重振霸業。復北和戎狄，以貿狄土。襄九年傳載晉知武子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悼公從之，又施捨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一年：晉悼複合諸侯悉師伐鄭，鄭乃服。然是時晉卿族之內憂方興，對外雖競，弱勢已形。是年秦伐晉，戰於櫟，晉師敗績。十四年：諸侯伐秦，無功而還。齊人亦貳。十五年：晉悼公卒。
平公即位，襄十六年：合魯、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等國於淏梁。晉師伐許，又伐楚，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是為晉霸業之頂點，過此以往，晉霸漸衰矣。
（39）楚靈爭霸
晉勢已衰，吳尚未能敗楚，晉、楚皆有後顧之憂，於是為第二次宋之盟以弭兵（襄二十七年），「晉楚之從交相見」，屬楚諸小國雖當朝於晉，從晉諸國除齊、秦外（秦本楚與國）亦當朝於楚；楚紓北顧之憂，得專力應付吳人，其庸多矣。昭元年：晉、楚及諸侯復尋盟於虢，弭兵之局乃定。
昭四年：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許之，復許婚於楚。楚靈王合諸侯於申，以諸侯之師伐吳，克朱方。此時楚已不慮晉，爭霸蓋以吳為主要對象，吳、楚屢戰。五年：楚合蔡、陳、許、頓、沈、徐、越諸國伐吳，無功而還。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大城陳、蔡、不羨，以威諸侯。十二年：楚靈王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盪侯等帥師圍徐以懼吳，靈王次於乾谿，以為之援。次年：楚薳氏等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楚公子棄疾等帥陳、蔡、不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靈王之師及訾梁而潰，靈王自殺，霸業告終。
（40）吳、越之興
吳、越本楚屬小國，宣八年：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此為吳、越見《左氏傳》之始。成七年傳：「吳伐郯，郯成。」此兆吳之將興。是年傳：「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吳興過程略詳於此。然吳之興，主要仍由其內部社會經濟之發展，巫臣知吳有可興之道，乃加助力耳。
此後吳、楚屢交兵（成十七年、襄三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昭四年、五年、六年、十二年），互有勝負。及楚靈之死，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自此以後，楚逐漸為吳困，終成入郢之禍。
昭五年傳：「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此蓋表示越之始興，列於諸侯矣。昭二十四年：楚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公子及大夫會師助楚攻吳。越自此漸強矣。
（41）柏舉之戰
昭十三年：楚平王即位，吳滅州來。十七年：吳伐楚，楚先敗吳師，以無備終為吳人所敗。二十年：楚殺太子建傅伍奢，奢子伍員奔吳。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合諸侯之師救之，吳人大敗諸侯之師，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潰。吳復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楚，滅巢及鍾離而還。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昭王即位，幼弱，令尹囊瓦執政而貪，陵暴小國。楚勢益衰。二十七年：吳師伐楚圍潛，闔廬乘間殺王僚即位。三十年：吳滅徐。闔廬用伍員之謀，為三師更番出以疲楚。囊瓦拘蔡、唐二國之君三年以索賂，於是蔡先求晉援，晉為十九國召陵之師，無功而罷。蔡侯遂以其子及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吳、蔡、唐三國伐楚，遂有柏舉之役。
定四年柏舉之戰實在漢水附近，吳、楚夾漢而軍，囊瓦無謀，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不利，二師大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吳師入郢，昭王出奔，賴越人入吳，吳又內亂，申包胥乞秦師至，數戰然後擊退吳師。是役楚幾亡國。定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令尹子西乃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42）槜李、夫椒之戰
襄二十九年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伐越之役當在此前，此為吳、越兵爭之始。此後越常助楚攻吳，為吳後方之患。昭三十二年傳：「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蓋前此只是交綏，至此始大舉攻伐矣。柏舉之役，越人入吳。定十四年：吳闔廬乘越王允常新死，起師伐越，越王勾踐御之，戰於槜李，吳師敗績，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哀元年：越王勾踐復起師伐吳（見《越語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及吳平。此後吳人北略，服魯、邾、衛，大敗齊師於艾陵。又城邗，溝通江淮。哀十三年：會晉定公於黃池，自居霸主。於是越乘其後，黃池會時，勾踐伐吳，大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再入吳。夫差遄歸，吳及越平。哀十七年：勾踐又起師伐吳，大敗吳師於笠澤。二十年：越遂圍吳。二十二年：滅吳。
吳、越交兵，吳只一勝，一入越，而越則數勝，三入吳，卒滅吳國。越強於吳，於此可見。
（43）越王勾踐稱霸
哀二十一年傳：「越人始來。」二十二年傳又載越干涉邾之內政，是時吳尚未亡，蓋越圍吳，得越吳境而至魯、邾也。吳亡後，哀二十三年：魯叔青始使越，越諸鞅報聘。二十四年：越又干涉邾之內政。是年魯哀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使因吳舊臣太宰嚭納賂，乃止。二十六年：越合魯、宋之師伐衛，將納出公，衛人重賂越人，以城組與越以處出公。二十七年：越使後庸聘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盟於平陽。魯哀公欲以越師去三桓而不克，乃遂如越；《左氏》記載終於此。是可證此時越王勾踐已稱霸，經營東方，東方諸侯皆附屬之，所謂「越新得諸侯」（哀二十五年傳）也。
《史記·越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是可補《左氏》之闕。
（44）晉諸卿興亡
晉以三軍或六軍之帥為卿，卿族多為異姓、異氏，強橫殊甚，晉之失霸及終於分裂，職此之故。僖二十七年：晉始作三軍，以郤縠將中軍，此為郤氏始興。二十八年：郤縠卒，以先軫代之，此為先氏始興。三十三年：先軫戰死，子先且居代將中軍。文五年：先且居死。六年：陽處父「易中軍」，趙盾為政（將中軍），此為趙氏始興。趙盾專政，逐狐氏，逼晉君，為政甚酷（所謂「夏日之日」），靈公欲殺之，不克，反為所殺，趙盾立成公。宣二年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此直以異姓、異氏代公族，晉公室之卑始此。宣八年：郤缺代趙盾為政。十二年：荀林父代郤缺為政，此為荀氏（中行氏）始興。次年：晉殺先縠，先氏亡。宣十六年：士會代荀林父為政，此為范氏（士氏）始興。次年：士會請老，郤克為政。成四年：欒書代郤克為政，此為欒氏始興。十七年：晉厲殺三郤，郤氏亡，欒書、中行偃遂執殺厲公。十八年：韓厥代欒書為政，此為韓氏始興。襄七年：韓厥請老，知罃為政，此為知氏（中行氏之別支）始興。十三年：荀偃代知罃為政。十九年：荀偃死，士匄為政，范、欒二氏不和，二十一年：士匄逐欒盈，晉內亂，越二年，欒氏亡。二十五年：趙武代士匄為政，此為趙氏再興。昭元年：趙武死，韓起為政。二十八年：韓起死，魏舒為政，此為魏氏始興。自此晉有六大卿族，即所謂六卿（趙、韓、魏、范、中行、知）。定元年：魏舒死，范鞅為政。十三年：趙鞅代范鞅為政。趙鞅與范、中行氏不和，范、中行氏入於朝歌以叛。哀五年：荀寅、士吉射奔齊，范、中行氏亡。二十年：知瑤代趙鞅為政。自此晉強卿惟餘知、趙、韓、魏四家，及知伯與趙氏為敵，韓、魏反而喪之，乃成三家分晉之局。
（45）齊國、高、崔、慶、陳諸氏興亡
齊之大卿族本只國、高二氏（管仲、鮑叔牙雖執政，然非正卿）。成十七年：齊靈公使寵臣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此為崔、慶二氏預政之始。十八年：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襄十九年：崔杼立齊莊公，始得政。二十五年：崔杼殺莊公，立靈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二十七年：慶封滅崔氏當國。次年：陳、鮑二氏合公族欒、高氏（皆惠公後，非「高、國」之高）共滅慶氏，欒、高二氏執政，亦甚專橫，二氏互爭，昭十年：陳、鮑氏滅之。《傳》書：「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可見欒、高強於陳、鮑。二氏亡，陳、鮑分其室，穆孟姬為陳氏請高唐，「陳氏始大」（此時陳氏為陳桓子）。然此後政權仍在國、高二氏之手，如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定七年：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八年：齊國夏、高張伐魯西鄙。九年傳：「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於高、國」，可見高、國二氏之地位仍高。哀五年：齊景公死，「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茶。」六年：陳僖子以詐謀逐國夏、高張，而二氏仍未亡。僖子立悼公，朱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蓋至此時陳氏始暫時竊得政權。然哀十一年艾陵之戰，國書將中軍，高無不將上軍。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則陳氏猶未取得軍、政大權也。哀十四年：陳成子殺簡公（《傳》謂「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復謂「陳、闞不可並」，則陳與闞並是寵臣，尚非國卿），始得齊政。惟哀十七年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瓘尚謂晉人曰：「國子實執齊柄」。哀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高無不帥師御之。則國、高二氏尚在名義上執齊柄，且確擁有一部分軍、政大權也。至春秋之末，陳成子始漸握齊柄，其後盡滅諸氏，統一齊國政權，而代姜氏為齊君。凡《左氏》所載陳氏將興諸預言，皆不可信。
（46）魯三家興衰
魯三家季氏首先得勢，季友號為「賢臣」，然觀閔二年傳：「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例以春秋時婚姻制度，則季友直是「皇父攝政王」也。僖元年傳：季友敗莒師，「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之田邊齊，後為齊人所取，費則僻在東南，故長為季氏所有，季氏以此為根據地而執魯政。其他二家孟氏有成，叔氏有郈，亦皆邊於齊，其勢不固。
僖公時季友已執魯政，與孟、叔並為「三家」。僖十六年：季友卒，東門氏公子遂（莊公之子）執政。「文公二妃敬贏生宣公，敬贏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文十八年傳），「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昭三十二年傳）。則魯政下逮始於宣公時也。宣八年：公子遂卒，蓋季文子復當政。顧棟高謂：「行父（季文子）當仲遂世未嘗執政，即遂死而其子歸父專權，宣公特以上卿之名尊季，而征伐會盟大柄悉歸父操之，季固未嘗與競也。」其說近是。宣十八年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卒，季氏遂逐東門氏，自此季氏專國大柄。襄五年：季文子卒，蓋仲孫蔑（孟孫氏）執政。襄九年：叔孫豹代仲孫蔑執政。十一年：三家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十二年：季武子執政，自此大權悉歸季氏。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七年：季武子卒，蓋叔孫昭子為政（昭二十一年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可證）。十二年：季氏家臣南蒯作亂，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三家合力逐之，自此蓋季氏代行君權，至昭三十二年凡八年。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此即「陪臣執國命」之事。八年：陽虎作亂，九年：不克奔晉。十年：叔孫氏之臣侯犯又作亂，不克奔齊。陽虎既敗，季桓子復執國政。十二年：將墮三都以去家臣之根柢，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於是墮費、墮郈，以絕家臣據邑叛變之禍。孟孫氏不欲墮成，定公圍成，不克。哀四年：季康子繼位。十五年：孟氏家臣公孫成據孟氏私邑成叛，降於齊，既而齊人歸成。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其後事不詳。
（47）鄭七穆興衰
鄭國政權下移，始自七穆之族，七穆更迭執政。宣七年：穆族子良始執政。成九年，子罕執政。襄四年：子駟執政。十年：子孔執政。十九年：子展執政。二十九年：伯有執政，鄭內亂，伯有死，子皮執政，授權子產，鄭國小康。昭二十年：子產死，子太叔執政。定五年：駟歂執政。十五年：罕達執政。哀十八年：駟弘執政。其後事未詳。
（48）宋公族興衰附墨氏起源
宋大夫多公族，中葉以後，政權亦稍下移。先是華元執政甚久，其後則為司城子罕，更後則為向戌，向戌之後為華亥，華亥之後為樂大心，樂大心之後為皇瑗，皇瑗之後為皇緩，至春秋之末為樂花。昭二十一年傳楚太宰犯曰：「諸侯唯宋事其君。」哀二十六年傳：「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組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因國人以去大尹，改立國君，於是「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杜註：「大尹，近官有寵者。」蓋至春秋之末，宋政乃完全下移，啟戰國時「戴氏篡宋」之漸矣。
《史記·孟、荀列傳》：「墨翟為宋大夫」，知墨子當為宋之公族。《廣韻》「夷」字註：「宋公子目夷之後，以目夷為氏。」（張澍以此為《世本》之文，《史記·殷本紀》謂殷後有目夷氏，《潛夫論·志氏姓》以目夷氏為微子之後，蓋本此）。「目夷」又作「墨夷」，《世本》：「宋襄公子（當作兄子）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後有墨夷臯」（《廣韻》及《姓氏急就篇》引）可證。而墨子有為孤竹君子伯夷後裔之說，《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史記·伯夷列傳》索隱亦引應劭說：「（孤竹），伯夷之國也，君姓墨胎氏。」「墨胎」、「墨台」當讀作「墨怡」（據《北周書·怡峰傳》），即「墨夷」或「目夷」也。《史記》述孤竹夷、齊事多不經，所謂伯夷讓國者，蓋宋公子目夷讓國事之傳訛，墨子實目夷後裔，以墨夷為氏，省為墨氏也。否則，何其巧合至斯邪？
（49）衛卿族興衰
衛在春秋初為大國，然閔二年狄入衛後，降及春秋中葉，齊、晉交侵，已成小國，其內部政局變化，無詳考必要。茲略述之：春秋中葉，孫、寧二氏皆為逼君之大族，衛君且被逐出國。其後二氏夷滅。至春秋末，南氏（公子郢之後）執政，大權悉在其手，至戰國時，遂有「子南勁取衛」之事。
（50）周卿族興衰
春秋時代，周之為國尚不及宋、衛，以其為王室所在，諸侯所資以為號召者，故亦略述其卿族興衰。
春秋初年掌周政者為鄭、虢之君，其後鄭強獨立，虢為晉所滅，則多以王族為卿士，如周公、王子虎、王孫蘇、召伯、毛伯等。至定王時，單、劉二氏執政，世襲其官，亦與列國相同。王子朝之亂，微單、劉二氏不克平難，然自此大權悉入二氏之手，與魯三家、鄭七穆等相類矣。至戰國時，乃有所謂「單氏取周」之事。
（51）楚、秦、吳、越公室之強
楚、秦、吳、越在邊陲，獨不聞卿族專擅侵陵公室之事，蓋其社會發展階段尚較為原始也。
城濮之戰，子玉自殺；鄢陵之戰，子反自殺。柏舉之戰，囊瓦奔鄭；與晉荀林父及列國諸臣戰敗後少見處罪者迥不相同。春秋之末，雖王族子西、葉公等執掌大權，然未聞抗王命也。
秦國亦未聞卿族專擅之事，孟明敗而不處罪，蓋穆公勵之以立功。其後秦後子以車多奔晉，不敢與秦君抗也。
吳國之臣如伍員、太宰嚭等，地位雖高，一切均尚聽王命。越臣如范蠡、大夫種亦然；或避難他適，或為王所殺，未有敢恃功專權者：此皆與中原諸國異也。
吳、越後皆衰亡，楚、秦則入戰國時較易行中央集權之制，與其卿族夙無專擅之事關係絕大也。
（52）附論季氏之亡、戴氏篡宋、子南勁取衛、單氏取周
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左氏》多預言，此其一也。據一般意見，《左氏》書為公元前四世紀時物，則季氏亡尚在此前。《論語·季氏》篇載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此蓋亦預言。《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謂季孫為客所殺，即所謂「蕭牆之禍」。韓子此條復記南宮敬子問顏涿聚季孫遇弒之故，此顏涿聚為孔子弟子（與另一同名者是兩人），見《呂氏春秋·尊師》篇，則季孫被殺必在孔子卒後不久。魯悼公在位三十七年而諡「悼」，蓋甚有見殺於三桓之可能，故《韓非子·說林上》：「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此所「弒」之君必悼公也。《墨子·耕柱》篇載季、孟二氏不和事，可見三家之間亦有問題。《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故事，與《說苑·尊賢》篇所載「魯人攻酇」故事大同小異，焦循《正義》引或說：「越寇季氏，非寇魯」，蓋魯、越合兵以伐季氏，猶衛出公之假越兵以伐其叛臣也。季氏蓋即亡於此時，其大宗或支庶、臣屬則據費獨立，為「小國之君」（《孟子·萬章下》）。觀《孟子》所載魯事，三家已不可見，魯君蓋已集權矣。
戴氏篡宋之事，前人及近人言之詳矣，惟尚有可以補論者。《左氏》載鄭子皮餼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襄二十九年）春秋末年，樂氏已得政，皇氏為卿者尤多，《韓非子·內儲說下》：「戴雅（樂氏？）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樂、皇二氏皆戴族，此即所謂「戴氏篡宋」也。
僖三十一年傳：「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此亦預言，讀者皆不得其解。魯僖公三十一年下數三百年當魏惠王后元六年。《韓非子·說疑》：「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案其上文云：「若夫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則取衛者為子南勁。《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汲冢古文》：「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此其明證矣。此後衛蓋不稱姬姓而稱「公孫氏」，如《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是猶言「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亦子姓也）。《戰國策·衛策》：「衛嗣君病，······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此衛在戰國中期以後改姓公孫之明證。《荀子·王制》：「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聚斂者亡。」則所謂成侯乃舊衛最後之君，所謂成侯子平侯者，實子南勁也。
單氏為周疏族，與劉氏並執周政。《說苑·權謀》篇載叔向詐書云：「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周語》下：「及定王，劉氏亡」，又載晉叔向之言：「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韓非子》謂「單氏取周」，又稱「單荼」。至如何「取周」，不可得聞矣。
（53）春秋地理問題
春秋地理問題甚多。如東周之王城，即在東都成周之內，為周王所居之城。僖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京師」者成周，「王城」者，成周中王所居內城也。東都大名原稱「成周」，昭三十二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以故在《左傳》中王城、成周二名常可混稱，如昭二十三年傳：「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郭羅納諸莊宮。」二十六年傳：「王入於成周······王入於莊宮。」定七年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莊宮在王城，即在成周也。僖二十五年傳：「王入於王城」，《晉語》四作「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郟。」韋註：「成周，周東都；郟，王城」，得之矣。其他證據尚多。凡以王城、成周為二地，謂周敬王自王城遷都成周者，皆非也。
此外晉、秦、楚、吳、越國都皆有問題，苦於史料不足，尚難論定，茲姑從略。
「九州」之說實起春秋、戰國間，其前只有「九方」、「九隅」、「九有」等稱，未有實際區劃也。《呂氏春秋·有始覽》：「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越為揚州，燕為幽州，皆字之聲轉；楚為荊州，乃沿用舊名；秦為雍州，因雍為秦都；齊為青州，因齊在東方，東方色青；則此類「九州」之說之歷史背景，從可知矣。
至畿服之說，則益不近情理，乃沿襲舊文（《康誥》、《酒誥》、《召誥》等）而誤會者，不值深辨。
（54）春秋官制之變
春秋官制之變，一言以蔽之，乃由王宮大臣及臣僕式之官吏向司民、司軍、司政官吏之轉變。最突出之表現為司徒、司馬、司空「三司」之官之被逐漸重視。馬克思指出：「亞洲自從有史以來只存在過三個管理部門：財政司，或稱搶掠本國人民的機關；軍務司，或稱搶掠鄰國人民的機關；最後就是公務司。」實至當不易！
春秋前期，王宮之長太宰尚頗重要（如僖九年宰周公、隱十一年魯太宰、桓二年宋太宰等），至春秋中葉，太宰（冢宰）僅為尊稱，其實際地位已降低（成十年楚太宰子商，成十五年、襄十七年宋太宰，襄十一年鄭太宰，惟吳國後進，太宰之官尚較重要）。
「三司」之官，魯以三家任之（昭四年）。楚以司馬為次於令尹之大官。宋、鄭「六卿」中皆有「三司」（文七年、哀二十六年宋六卿，襄十年鄭六卿），惟宋六卿為：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鄭六卿為：當國、為政、司馬、司空、司徒、少正（子產為卿，襄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
「三司」之外尚有司寇，為司法之官，一般地位略低於「三司」，如魯三家為「三司」，孔子曾為司寇。
至列國官制較特殊者，如晉以六將軍為六卿，齊曾置右、左相（襄二十五年、《史記·齊世家》），楚有莫敖（似本為最高官職，其後令尹、司馬上升，莫敖之職下降），秦有庶長、不更等。
（55）春秋時縣、郡之制
春秋時地方制度之最大變化，為近似後世之縣、郡制度之建立。據可靠史料，晉之國都亦設縣，稱絳縣（襄三十年），另有成縣（大縣，昭五年）、別縣（支分之縣，昭三年）。《史記·秦本紀》載秦滅小國，已設為縣。楚縣多為滅國所置，中有較大者（宣十二年、哀十七年）。吳有郡制（《史記·吳世家》）。晉亦有郡制，哀二年傳鐵之戰，晉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又《逸周書·作雒》：「縣有四郡」，則縣大而郡小，未知可信與否？
（56）春秋時稅制之變附人口
春秋時稅制之變，有明文者為魯「初稅畝」（宣十五年）、「作丘甲」（成元年，又昭四年，鄭「作丘賦」）、「用田賦」（哀十二年），晉「作爰田」、「作州兵」（僖十五年），楚「量入修賦」（襄二十五年），其詳如何，與其懸想，不如闕疑。惟知「初稅畝」之稅高於什一之「藉」制。《論語·顏淵》篇：「二吾猶不足」，或為什二之稅。觀《碩鼠》、《伐檀》、《七月》之詩，剝削可謂甚重。昭三年傳晏子謂其時齊國「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蓋並軍賦、力役及其他雜稅言之，叔向亦謂晉國「庶民疲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當時貴族剝削庶民之苛至此！齊、晉如斯，他國可知。
春秋時人口仍不甚多，有所謂「十室之邑」、「百室之邑」者，若「千室之邑」已為大邑，即一般國都亦未必過三千家也。閔二年傳：狄入衛後，「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至春秋末年孔子適衛，云：「庶矣哉」！然即較狄入衛後增加至十倍，亦不過五萬人。於此可見春秋時人口尚甚寡少，故中原土地之荒蕪未開闢者仍甚多也。
（57）春秋時兵制之變
春秋時中原諸國仍盛行車戰。車戰之制，舊說一乘甲士十人，案之閔二年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等記載，大致可信。益以徒卒，如《魯頌·網宮》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一乘得三十人，此蓋其足數。《齊語》：「有革車八百乘」，「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呂氏春秋·簡選》：「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散卒萬人，以為兵首。」說均相近。
車兵以外復有專用步卒以成軍者，曰「徒兵」，鄭蓋最著（隱四年、襄元年、昭二十年）。戎狄多用徒兵。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此晉始改車為徒，乃軍制上一變化。前此僖二十八年傳：「晉侯作三行以御狄。」亦徒兵也，此晉用徒兵之始，惟未全軍改車為徒耳。
吳、越用舟師，亦用徒卒，似少用車戰。
春秋初年各國範圍小，人口寡，故兵數無多。最強如鄭莊，克其「如二君」之弟段，僅用車二百乘（隱元年），段如「二君」，一度有二百乘，則鄭是時或有兵車五百乘左右。齊桓稱霸時齊、魯蓋皆車千乘。城濮之役晉用車亦僅七百乘，楚車度有千乘以上，故晉侯畏之。迨春秋後期，昭五年傳：晉「長轂九百，遺守四千」，則有五千乘左右。故平丘之會，晉人用車四千乘以威諸侯（昭十三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類，賦皆千乘」，子革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或據《楚語》上謂「四」字乃「三」字之訛，即是三國，已三千乘，加之以楚及他縣，可能至萬乘
左右，是春秋時以楚兵為最多矣。齊、秦至春秋後期度亦有數千乘（秦後子奔晉，「其車千乘」，見昭元年傳）。即子展、子產入陳之役鄭車亦已七百乘（襄二十五年），與晉城濮之賦等，則鄭亦至少千乘以上矣。吳、越大國兵亦不至甚少，黃池之會，吳「為帶甲三萬」（《吳語》）。《史記·越世家》：越「發習流（罪人）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用師至五萬人左右。
（58）春秋時刑制之變
春秋時貴族濫刑以逞，甚多非刑。然迫於社會經濟發展之趨勢，若干國家乃公布刑法：此為刑制上一大變革，故守舊者（如叔向、孔子）皆非之。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為私家所作刑書為國家採用者。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自此以還，降及戰國，各國皆公布刑法。
（59）春秋時學制之變
春秋時舊日王官之學逐漸失墜，有關學校之史料幾於無有。蓋私人講學之風於此時漸興。襄二十四年傳：魯叔孫豹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似臧文仲輩已有講學之事。至孔子「學無常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此語蓋反映其時私人傳藝，學者之多，孔子特其中突出之人物耳。
（60）春秋時農業之興
據昭二十九年傳賦鐵鑄刑鼎之事，知春秋時已有鐵
及鐵器。據《晉語》九：「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知其時已有牛耕。溝洫之外，其時已知築堤（襄二十六年）。惟此等技術均尚在初興階段，對生產所起作用不甚顯著。觀其時人口之寡及土地之未大開發（昭十六年傳載鄭東遷時「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襄十四年傳載姜戎氏初遷時「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哀十三年傳：「以六邑為虛」等），可見農業之發展尚有限。襄十年傳：「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襄三十年傳：「子產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此等記載似反映私田有新開墾者，故須「為田洫」、「田有封洫」以正之。襄二十五年傳：「藥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此為整理各種土地之工作，亦土地開發後應有之現象也。
（61）春秋時工業之興
春秋時雖屬銅器時代末期，然製作轉見玲瓏精巧，花紋工細，超越其前。時代較晚之書《考工記》載：「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論語·子張》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春秋時自由小手工業雖似已漸興起，然史料缺乏，不能詳言。
（62）春秋時商業之興附官私借貸
春秋時代商業，大致至後期始漸興起。其時鄭國商業最為發達，《左傳》所載商人三事，皆屬鄭國可證。僖二十三年傳晉重耳謂楚王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
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襄二十六年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可知其時物資交流已稍盛。《晉語》八：「夫絳之富商，······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此大商人自由化之徵。子貢、陶朱公皆經商致富，均屬新興之自由大商人也。
商業發展而有借貸。官私借貸春秋時已出現，惟尚不甚顯著。官家借貸如襄九年：晉「魏絳請施捨，輸積聚以貸。」（此外公家「已責」，見成二年、十八年、昭二十年）。昭三年：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私貸也。至戰國時，商業高利貸遂橫行矣。
（63）宗法、封建之變
春秋為一過渡時代，一切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文化均開始發生變化。而為其時社會、政治之本之「宗法」、「封建」制度亦有轉化趨勢。
首先為宗法系統之擴大：卿、大夫之「宗法」性宗族、家族均漸發展。列國大世族，如魯之展氏、臧孫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東門氏出自莊公。齊之管氏、鮑氏、崔氏、慶氏等，亦強大於春秋前、中期。鄭之七穆出自穆公。宋之戴、莊、桓等大族皆形成於春秋前期。衛之孫、寧亦然。周之單、劉二大族始強於春秋中葉。晉之六卿等強族亦形成於春秋前期。此等大族均興於春秋前、中期，時勢使然也。
卿、大夫世族內部亦按宗法行分封之制，是即所謂「側室」、「貳宗」、「小宗」等。此等宗法世襲大小封主皆有土地、人民。卿、大夫宗族中有朝廷、群臣，更有所謂「屬大夫」、「邑宰」等，與諸侯無異。
一般卿大夫宗族中有「家」、「室」二級，大者有「宗」、「家」、「室」三級（見昭五年傳）。「室」者家長制大家庭，為一「共財」制家族（其主要財產為土地，見《晉語》六）。「家」則為一政治單位，乃諸「室」所結合而以一室之長為首者。「宗」為數「家」聯合之大「家」。大「宗」所出兵力至數百乘，大「家」亦能出數十乘至百乘以上，故有所謂「百乘之家」之說。晉韓氏有七百乘，而韓宣子「憂貧」（《晉語》八），此非憂其「宗」、「家」之貧，乃憂其「室」之貧也。
春秋之末，「宗法」、「封建」之制開始解體，新國家已在形成過程中。如孔子及其弟子，為魯大夫、邑宰、與季氏家宰，無封土而以實物為俸祿（《史記·孔子世家》、《論語·雍也》等），隨時可以撤換，與宗法君臣關係不同：此為社會、政治一大變化。
（64）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地位之變遷
《論語·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此言略可代表春秋時代天子、諸侯、大夫、士地位之變遷，蓋逐層倒塌，而最後士興，以貴族下層與庶人上層合成新興之「士夫」，為後世官僚集團之前身；而一部分諸侯、大夫亦集中權力，轉化成專制君主，戰國時代中央集權之封建國家在形成中矣。
（65）庶人、工、商地位之變遷及「國人」起義
所謂「國人」中之庶人、工、商，其地位亦在春秋時漸起變化。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知其時已有庶人議政之事。哀二年傳：「庶人、工、商遂」，「遂」者得進仕，是庶人、工、商可由軍功升為官吏矣。
定八年傳：衛侯欲叛晉，大夫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以）為患。·····」於是激怒「國人」，使贊同叛晉，此亦可見工、商地位已漸上升。衛國手工業者兩次起義（哀十七年傳、二十五年傳），一次國君失敗見殺，一次國君失敗見逐。足見手工業者已有相當力量，亦證明工官制度正在崩潰、轉化中。
「國人」系國都中（包括近郊）士、農、工、商四種人，大致為下層貴族及上層庶民。春秋時「國人」起義頻繁，多與大貴族作亂相結合，此其局限性。亦有「國人」單獨起義者，惟多非正式起義，且規模較小。蓋春秋時貴族以「國人」為統治基礎，「國人」叛離，國將不國，故竭力敷衍之。「國人」與鄙野中貧苦人民之身份尚不相同，「國人」地位略高，且中有下層統治階級也。春秋時有關「國人」起義史料，見《左氏》桓二年，僖二十八年，文十六年、十八年，襄十一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三十一年，昭十三年、二十三年，哀十一年等傳。
（66）奴隸地位之變遷
春秋時奴隸多屬官府及貴族宗族所有，姑以「官奴隸」名之，其時私人有無畜奴之事，尚難考知（惟奴隸似已可買賣，見昭元年傳）。此等奴隸在生產上不占重要地位，主要供家內勞役。《晉語》一：「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此農業奴隸僅有之一條史料。成二年傳魯國賂楚之手工業者、《晉語》七鄭國賂晉之「女工妾」及僖二十三年傳所謂「蠶妾」之類，蓋皆手工業奴隸。《費誓》：「臣妾逋逃。」文六年傳晉趙盾立法「董逋逃」。襄十年傳：「臣妾多逃」。昭七年傳楚芊尹無宇執亡臣於王宮：則皆奴隸反抗之史跡也。奴隸苟非受嚴重壓迫剝削，即不至逃亡如斯之頻。奴隸既多逃亡，一部分奴隸之地位當有變遷，或解放為自由人，或轉為私人奴隸（觀《檀弓上》「請粥庶弟之母」語，當時奴隸買賣似已較通行）。
昭七年傳：「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馬有圉，牛有牧。」則其時奴隸之種類及等級甚伙，然其詳不可得聞矣。
（67）春秋婚制、家庭
周人「同姓不婚」，此為氏族制殘餘，並遺留後世。春秋時貴族家庭猶保有甚濃重之家長制色彩，故男女關係較為通融，平輩間、上下輩間皆可發生婚姻關係，而最突出者為子承生母以外之諸母與弟之接嫂：此均家長制大家庭之特色。有關史料，為《史記·魯世家》惠公、仲子條，桓十六年傳衛宣公烝於夷姜及奪子婦宣姜條，閔二年成風事成季條，莊二十八年晉獻公烝於齊姜條，閔二年傳昭伯烝於宣姜條，僖十五年傳晉侯烝於賈君條，僖二十三年傳晉文公婚懷贏條，文十六年傳襄夫人慾通公子鮑條，文十八年傳敬贏私事襄仲條，宣三年傳鄭文公報鄭子之妃條，成二年傳黑要烝於夏姬條，昭十九年傳楚平王奪子婦條，哀十一年傳太叔遺室孔姞條，而《公羊傳》亦保存叔術妻嫂故事（昭三十一年）。又「姪娣從嫁」及「媵」之制度亦說明家長制家庭中保存多婚及群婚之婚姻形態。
《詩經》中所載男女關係，亦甚隨便，觀鄭、衛等風可知。男女較易結合，亦易分散，士、庶民階層似尚有對偶婚殘餘形態。此類家庭常不甚鞏固。
（68）春秋時宗教之變
春秋時社會、政治發展，中原諸國宗教觀念亦起變化，重人與重神思想相雜糅。貴族等既已疑神而重人，復不願完全放棄原有之宗教信仰，乃成矛盾不可解之現象。有關史料至伙，茲姑擇典型之二事以明之。
僖十六年傳：「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年魯季友等卒，明年齊桓公卒，國內亂，而宋襄霸業亦卒不終，叔興之言悉驗，乃復謂「吉凶由人」，重在人事。
襄十八年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是役「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則師曠、董叔之言驗矣；而叔向獨以為「在其君之德」，亦重人事。凡此皆春秋時人宗教觀念之兩面性。而《左氏》作者據舊史記述此種思想鬥爭，既申重人之說，復侈談奇中之預言：蓋猶承春秋時人兩面性之宗教觀念也。
又春秋時「中國」疆域擴大，如齊、秦、楚、吳、越諸國皆有其異樣宗教崇拜，茲姑從略。
（69）重人、重民思想
春秋時比較進步之重人、重民思想史料亦甚多，茲姑舉代表子產思想三事：
昭元年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昭十八年傳：「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襄三十一年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觀此三事，可見子產重人、重民思想之一斑，在當時貴族階級思想中此為最進步者矣。
（70）孔子與六經
孔子為中國古代一大思想家，亦為一大教育家，然以出身貴族階級（士），又受傳統思想影響甚深，故其思想保守面甚大。其宇宙觀承襲春秋時兩面性之宗教觀念，無甚足述。其倫理思想以禮、孝為人道之大本，仍是過去之傳統觀念，故能為大貴族如孟孫氏等所師。其新發明，則在「仁」之道德，以「愛人」為本（《論語·顏淵》），推己及人，以「忠」（盡心待人）、「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行仁「一貫」之方（《里仁》）。又以仁通貫一切道德，其言仁多因人說教，不易捉摸。然彼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則仁為君子（貴族階級）之道德，非庶民所可從事：此孔子言仁之階級性也。孔子在教育上頗為努力，「弟子蓋三千人」（《史記·孔子世家》），因材施教，以「下學上達」為「學」之方（《憲問》），「學」、「思」並重（《為政》），多學而識，最後「一以貫之」（《衛靈公》）。教人之法重啟發（《述而》），以為人性本「相近」，以「習」而相遠（《陽貨》），故本應「有教無類」（《衛靈公》），然又區別出「上智」與「下愚」，以為不可移改：此孔子教育哲學（士夫階層之教育）之兩面性也。
孔子蓋嘗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所謂「六經」者傳授弟子。然禮、樂本無「經」，今之詩、書恐亦非孔門傳習之原本。易、春秋在當時似亦未成書。《春秋》為魯史，孔子蓋嘗以教門徒，其弟子或再、三傳弟子修為《春秋經》及《春秋傳》。《左傳》成書較早，《公羊》、《榖梁》二傳與《國語》則秦漢間人據舊說纂集者也。
孔子與「六經」雖本無甚關係，然以後世儒家視「六經」為神聖不可侵犯，繫之孔子，遂成史學上一大懸案。
附錄《春秋左傳》作者推測
《春秋左氏傳》作者為誰，二千年來眾說紛紜，迄為懸案。茲據本書內證及重要外證試事探索。
（一）就本書所表現之生產技術、生產關係、階級鬥爭、政治制度、文化形態等觀察，基本符合春秋時代之現象，知撰作此書必有大量春秋時代史料為依據，作者離春秋時代當不遠。
（二）就本書所反映作者之學識觀點而言，其人當為儒家後學，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於軍事甚感興趣，似長於兵家之學。
（三）作者似與魯國有關，故本書記魯事較詳而可信。於列國則揚晉、楚而抑齊、秦，張大楚國之事尤多，則其人亦必與晉、楚有關，而與楚之關係尤密。於內政，魯則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風故事皆被隱晦而曲解）。齊則揚陳氏而抑有顯名之齊景諸公。晉亦揚臣抑君，「於魏氏事造飾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弒父，共王喪師，靈王驕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國，皆有獎辭，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輩，悉見貶抑。
（四）本書多預言，最晚一事為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數三百年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時正有子南勁取衛之事（詳子南勁取衛條），餘所為預言亦多應驗於春秋末至戰國前期，然則本書當即在戰國前期大體寫定。
據此四端，則昔人所謂本書「吳起之徒為之者蓋尤多」（姚鼐《左氏補註序》），似非妄說。《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聞魏文侯賢，欲事之······魏文侯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懼得罪，遂去，即之楚，·····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又《儒林列傳》：「吳起······受業於子夏之倫。」《韓非子·說林》上：「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凡此皆與作者身分相合。而《說苑·建本》篇復有「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以「春秋之意」之事，蓋知吳起為深於「春秋」之學者。「吳起，衛左氏中人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此《左氏傳》名稱之所由來邪？惟吳起於楚悼卒後即為宗室大臣攻殺（公元前三八一年），不及下見子南勁取衛而作預言，昔人復有《左氏》文體前後不一之說，則本書蓋吳起及其先師後學陸續寫定，惟吳起之功為多耳。此猶《史記》之非成於司馬遷一人之手，古代史書類多如是，不足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