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研究 · （二）春秋左傳考證 第二卷
（1）仲子問題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元年經、傳前文）
案：魯夫人皆有諡，如桓公夫人曰文姜，莊公夫人曰哀姜，僖公夫人曰聲姜，文公夫人曰出姜（亦稱「哀姜」），宣公夫人曰穆姜，成公夫人曰齊（齊，敬也）姜，襄公夫人（？）子野之母曰敬歸，定公夫人（？）曰定姒，惟哀公在春秋之末，夫人之諡未聞；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因昭公被逐，故無諡。君之母雖原非夫人亦有諡，如隱公之母曰聲子，僖公之母曰成風，宣公之母曰敬贏，昭公之母曰齊歸。唯身為惠公夫人、有赫赫武功之魯桓公之母無諡，但稱「仲子」，殊為可疑！考仲子之死蓋在隱二年，經載：「夫人子氏薨」。稱夫人者，以其為未立之太子之母，無諡者，則桓公未即位之故。然則仲子未必為惠公之嫡夫人也。有關仲子記載，諸書多異說。《公羊傳》雖謂：「桓何以貴？母貴也。」然又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可見仲子本非惠公夫人，僅較隱公之母稍貴耳。《榖梁傳》則更立異說：「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其說無據。《史記·魯世家》則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此說合乎春秋時家長制婚姻形態，或尚可信。然此類所謂「夫人」，當時人或不視為嫡，如楚平王納其太子建聘妻為妻，《傳》書：「楚夫人贏氏至自秦。」及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仲子既是夫人，而又非夫人，或亦猶是。然吾人有進者：較可靠之史料為《春秋經》，觀《經》書仲子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元年），則仲子地位確乎較高。「夫人子氏薨」（隱二年），如此「夫人子氏」確指仲子，則仲子雖稱「夫人」而無諡，地位仍低一級。「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隱五年），此亦可證仲子之地位較高。或仲子之事確近於《史記》所載也。然則左氏何故特尊仲子，而記「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之神話？此觀閔二年傳所載季友神話，可窺見消息之一斑：「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祖母與孫兒之神話相同。蓋尊仲子者尊桓公，尊桓公者尊季氏也：此可見《左傳》原作者與季氏之關係。
（2）《左傳》尊季氏其他證據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
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昭三十二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哀二十七年）
案：《左傳》中袒季氏及三桓之言不勝枚舉，此舉顯者二條，以見一斑。左氏固亦有貶季氏等語，然不代表其主要思想（或所據史料如此），而袒季氏之立場，則非常明顯。上引左氏文以魯君失國蔽罪東門氏，亦袒季氏之說。季氏取得政權實在通成風立僖公時，然其後國柄似一度為東門氏所奪。東門氏與季氏鬥爭失敗，季氏從此掌握魯國全權，成為實際之魯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語，似在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等事實之後，乃此類事實在思想上之反映。哀二十七年傳語，以《史記》校之，頗有出入。《魯世家》云：「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氏不載「三桓攻公」及哀公復歸死於有山氏等事，一若終於越者，此為季氏諱也。公孫有山氏為季氏黨（參哀二十四年傳），受季氏命暗殺哀公，完全可能。觀上引傳末云：「國人施公孫有山氏」，苟無弒君之罪，恐不得有此事。哀公諡為「哀」，不諡為「出」，亦可證其被弒。
（3）魯東門氏奪政及失政事
文公二妃敬贏生宣公，敬贏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文十八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宣十八年）
案：東門襄仲與敬贏之事，蓋襲季友與成風之故智，以此東門氏暫時取得國柄。終宣公之世，東門氏甚有權，如，元年經：「公子遂如齊逆女。」八年經：「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九年經：「公孫歸父如齊。」「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冬，公孫歸父如齊······」十一年經：「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十四年經：「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榖。」十五年經：「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可見是時東門氏結交齊國，擁立宣公，專擅國政，三桓在此時幾不甚露頭角。最後東門氏乃欲去三桓，終為季氏主謀所逐。自此以後，季氏之政權乃始鞏固。又魯宣八年，東門襄仲卒，不久「夫人嬴氏」即薨，而「葬我小君敬贏，雨不克葬」，「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葬敬贏，早無麻，始用葛茀」等記載皆有問題，似可表征季氏與東門氏之矛盾、鬥爭。在外交上，季氏與東門氏似亦有鬥爭，但痕跡不甚顯。
（4）季氏之「亡」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閔二年）
案：左氏多預言，此亦為預言。《左傳》作者當及見季氏之亡，故云然。《左傳》成書年代，據多數學者考證，約在公元前四世紀，季氏之亡當在其前（孟孫氏在孔子最幼小弟子曾子死時尚未亡，《論語》載孟敬子在曾子死時問其病，可證。《史記·田齊世家》及《六國表》均載齊宣公四十八年齊取魯郕，「郕」即「成」，為孟氏封邑，孟氏之亡或在此時-公元前四O八年，其後孟子似即孟孫氏之後）。《論語·季氏》篇載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此蓋亦預言（《季氏》篇在《論語》後五篇）。《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季孫好士······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是即所謂「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韓非子》載南宮敬子問顏涿聚季孫遇難之故，此顏涿聚為孔子弟子（與《左傳》顏涿聚非一人，見《呂氏春秋·尊師》篇），則季孫遇賊之事必在孔子死後不久。然悼公時「三桓勝」，三桓蓋亦如晉三家思奪君位，三分魯國，君臣矛盾當更甚，悼公在位三十七年而諡為「悼」，春秋時以「悼」為諡之君主多不得善終，悼公甚有可能被三桓所殺。故《韓非子·說林》上云：「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乃去之晉。」可見季孫弒君之結果不善。《史記·吳起傳》謂「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魏文侯元年當魯悼公二十二年，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吳起至晉，當在悼公死時。《檀弓》亦載孟敬子譏諷季昭子問悼公之喪「為君何食」之語。春秋以上「昭」非善諡，以「昭」為諡者多不得令終，季昭子蓋為「季氏亡」時之主，非被殺即被逐。《墨子·耕柱》篇亦載季、孟二氏不和事，可見是時季氏內部既有問題，三家又不相睦，故魯元公學其祖哀公之法，藉此時稱霸東方之越兵伐季氏，《孟子·離婁》下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故事，與《說苑·尊賢》篇所載「魯人攻費」故事大同小異，曾子蓋為季氏所尊師，故《檀弓》載其臨死時易簀故事猶言系季孫之賜。《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至元公時年已八十以上，以其年之老壽，故為季氏所尊師。《孟子》焦循《正義》已引或說謂：「越寇季氏，非寇魯」，是蓋亦猶衛出公以公徒合越師伐其反對派之臣也（參哀二十五、二十六年傳）。季氏蓋即亡於此時，其大宗或其支庶、臣屬不得不離魯守費，成為「小國之君」（《孟子·萬章》下）。季氏既亡，叔、孟二氏自不足為患，魯君乃得收回政權，進行中央集權之改制。觀元公之後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孟子·告子》下）。魯平公時又「欲使樂正子為政」，「慎子為將軍」（同上），文武分職，明是戰國政治體制。由樂正子之介，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孟子·梁惠王》下）。則是時三桓之衰息可知矣。至費國，則據《水經注》卷二十五引《魯連子》及《史記·楚世家》、《呂氏春秋·慎勢》篇等記載，似存在甚久，可能與魯國同亡。
（5）《左傳》記事之下限
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
案：此為左氏所載最晚之預言。魯僖三十一年下數三百年當魏惠王后元六年，據《史記·六國表》為衛平侯四年（公元前三二九年？），《史記·衛世家》：「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則衛當平侯時已衰弱近一小封君。然史記在彼時無衛亡或遷離帝丘之明文，故前人多謂左氏此段預言不中，且有以此證《左傳》為左丘明作或秦以後人作者。考之先秦古文獻，衛在魏惠王時曾有臣下奪位之事，左氏之預言蓋指此。《韓非子·說疑》篇云：「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趙、魏三子分晉。」考《說疑》篇上文言：「若夫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則取衛者為子南勁。子南勁取衛事，明見《史記·周本紀》集解所引汲冢古文：「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子南彌牟者為春秋戰國間一有名人物，常見古書，其人為公子郢字子南者之後。左氏哀二年載衛靈公欲立子南為太子，子南辭，靈公卒，乃立出公。其後出公為吳所執，「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哀十二年）。子之即子南彌牟，此言彌牟之幼慧。出公返國時曾「奪南氏邑」，魯哀二十五年，禇師比、公孫彌牟等遂「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出公奔城組，鉤越師伐衛，文子（子南彌牟）偽欲納之，眾不可；文子又偽請亡，眾勿許。乃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哀二十六年）。衛之政權蓋自此入子南氏之手，至子南勁遂奪位。此後衛蓋不稱姬姓而稱「公孫氏」，如《史記·商君傳》稱：「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稱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關於衛在戰國中期以後改姓公孫氏，《戰國策·衛策》中亦有證據，如「衛嗣君病······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蓋商鞅亦子南氏之後也。所謂子南勁殆即平侯，史以為成侯子，非也！《史記·衛世家》自平侯以後除亡國之君角外，皆不著其名，蓋自子南勁取衛後，衛即完全成為魏之附庸，等於一小封君矣。《荀子·王制》篇云：「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聚斂者亡。」嗣君時衛益削弱，亦可謂「亡」，成侯之「亡」當即指被子南勁奪位之事。
又案：據《世本》、《史記》：公子郢為靈公之子，或據左氏載靈公言：「余無子，將立女」，謂子南為靈公庶弟。然左氏下文明言：「郢異於他子」，則以子南為靈公子者為是，蓋其母賤，不應嗣位，靈公所謂「余無子」者，言無嫡子也。
又案：《史記·周本紀》：「漢興九十有餘載·····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集解》：「秦並六國，衛最為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則子南氏之後不特代為衛後，且嘗代為周后矣。
（6）單氏取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襄十年）
案：此為單氏得政之始。單氏為周疏族，亦姬姓也。其後單、劉二氏並執周政（參昭二十二年、定七年等傳）。劉氏為王近族，故地位高於單氏。然劉氏與晉范氏為婚，至范、中行亡時，周人與范氏，晉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劉氏謀臣萇弘以謝晉（哀三年傳），蓋自此劉氏漸失勢。《說苑·權謀》篇載叔向詐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此事不知有可信處否？若然，則萇弘死有道矣。於此亦可見劉氏之地位高於單氏。單、劉爭政之結果，勝利歸於單氏。《周語下》：「及定王（貞定王），劉氏亡。」《周語》又載晉叔向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此蓋單氏後人所造為其祖文飾之語。《韓非子·說疑》篇謂：「以今時之所聞·····單氏取周。」觀其上文，取周之單氏名茶。至如何取周，其詳難考。要之，周之政權蓋曾一度落入單氏手中也。
（7）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襄二十九年）
案：此段文字雖雜預言，然甚重要，可以考見戰國時宋、鄭二國二重要史事。宋桓族之亂，戴族華元滅桓族之大部分，僅使桓族向戍為左師（成十五年傳），自此戴族大盛。至春秋後期，戴族中樂氏獨強，樂喜（司城子罕）「為司城以為政」（襄九年）。向戍雖有賢名，亦聽政，成宋之盟，然地位似仍在樂喜之下（襄二十七年：「左師請賞」，子罕「削而投之」，向戍勿敢爭）。上引傳載樂喜貸粟使「宋無飢人」，從此益得人心。魯昭二十年，宋元公攻逐戴族華氏及桓族向氏，任樂喜孫樂祁為司城，樂氏益強。定六年，宋公強使樂祁如晉，被執而死。是時宋景公寵桓族向魋，蓋以制戴族樂氏。桓魋專橫，又為景公所討，向氏亡。於是戴族獨盛。宋景公末年，戴族三皇氏為三卿，樂氏僅二族為卿，皇氏勢力已漸興。及景公卒，司城樂花逐景公寵臣「大尹」，「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樂、皇、靈）共政，無相害也」（哀二十六年傳）。蓋至是宋之政權始真正下移入卿族之手。《韓非子·內儲說》下：「戴驩（樂氏？）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此即戰國時司城子罕篡宋之事。樂氏蓋與公室同亡，倘即所謂「以宋升降」乎？
又案：《韓非子·說疑》：「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疑子陽為罕氏之後，世掌鄭政，亦幾於有國。所謂「太宰欣取鄭」（亦見《說疑》），太宰欣疑亦罕氏之後，或即「鄭子陽」，或為子陽之黨。「太宰」似為執政之官通稱，非實職。昭元年傳晉趙孟稱鄭子皮為「冢宰」，「冢宰」即「太宰」，此與春秋前期以前之太宰不同。子皮之實職為所謂「當國」，鄭六卿之首也。
（8）滕、衛之亡
渾罕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無禮。鄭先衛亡，逼而無法······（昭四年）
案：此亦預言。蔡、曹之亡可以考定其年，確為先亡。至滕，則孟子時猶在，何謂「先亡」？豈《左傳》之作在孟子之後乎？又所謂「鄭先衛亡」語亦有可疑處，鄭固先亡，至衛之亡，在秦二世時，豈《左傳》為秦以後之書乎？此皆昔人所曾致疑者。考《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越朱勾三十四年為公元前四一四年，此固可謂「先亡」矣。「衛亡」蓋指「子南勁取衛」降為魏附庸事，《荀子》固以衛成侯為「亡」。孟子時之滕國，蓋為越人南還後復建之滕，然其國「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不及季氏支裔或臣屬所立之費國（滕、費並稱，見《呂氏春秋》；有費無滕，見《史記·楚世家》），故不被左氏所注意，遂以為滕國已亡乎？
（9）《左傳》記秦國勢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六年）
案：此文末一句似亦有預言性質。《左傳》記秦國勢，唯穆公時甚強，此固為事實。然其後秦之國勢即漸弱，固不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也。秦在戰國時之大強，實在惠文王時，約為公元前三三O年左右，亦即左氏所記預言之下限。《左傳》非一時所成之書（約為公元前四世紀作品），蓋在其大部分著作時間內，秦猶未大強，故其所載「君子曰」之語中有「秦之不復東征」語。觀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可見春秋時東方人以秦為「陋」國，此觀念直延至戰國，及孝公、惠文王時，東方人對秦之觀念始漸變，《左傳》所保存者，尚多戰國前期以前東方人對秦之觀念。然春秋穆公之後，秦確較弱，如春秋末吳人大舉攻楚，入楚郢都，楚昭王出奔，乞援於秦，秦為昭王外家，出大師救楚，亦僅五百乘而已。楚之復國，實主要依靠楚人自力及越之襲吳，吳王內亂，秦師之力，其次要者也。
（10）左氏古文經載孔子之死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十六年經）
案：舊以春秋經為孔子所作，則安得自記其死？左氏古文經直至哀十六年孔子死為止，明是孔子門徒或後學特尊孔子，以孔子之死為春秋之終，彼等固無「孔子作春秋」之觀念也。左氏古文經不載「孔子生」，蓋所據者魯史記舊籍。而《公羊》、《榖梁》二經皆於襄二十一年經書：「孔子生。」豈有孔子作《春秋》而自書其誕辰之理乎？則最初傳公、榖經者亦未必以春秋經為孔子所作也。
（11）春秋時農業為一季收成抑二季收成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隱三年）
案：先秦文獻所載西周、春秋時農業情況，似皆為一季收成，如《詩·七月》：「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八月其穫」；「十月穫稻」；「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其可疑者，唯華北地區不宜種春小麥，小麥明是冬季所種，則似可有二季收成。觀上引傳文，亦可證有麥、禾二季收成。然溫與成周是二地，或溫地多種麥，成周多種禾，僅只一季耳。至少西周、春秋時華北地區基本上僅一季收成也（二季收成如有之，亦為例外之事）。僖三年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麥固無需多雨水，然自前年冬十月不雨，至次年五月，亦可謂「旱既太甚」矣，所以「不為災」，蓋上古溝洫之制度較備，水利較講究之故。僖二十一年經、傳：「夏，大早」；「是歲也，飢而不害」，蓋夏日亟需雨水也。此外春秋經、傳中記旱災甚多（文十年、十三年，宣七年，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定七年），既有連續之旱災，早災次數當不止此，或史籍缺記或脫誤也。經、傳記水災則不甚多（桓元年，莊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襄二十三年，昭十九年）。要之，是時華北已至少略有苦早之情況矣。結合彼時生產力狀況，亦只能有一季收成也。襄十三年傳：「於是將早城（防），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十七年傳：「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台，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則所謂「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周語》上）及「及寒，擊菒（枯草）除田，以待時耕」（《齊語》）等
記載，皆大致可信矣。《論語·陽貨》篇亦云：「舊谷既沒，新谷既升······」，亦彼時華北農業僅一季收成之旁證也。
（12）春秋時階級矛盾及階級鬥爭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成十五年）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昭三年）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昭二十年）
案：西周、春秋時最突出之階級矛盾及階級鬥爭，主要為「國人」與貴族階級間之矛盾及鬥爭。西周時《詩經》中文句，如：「民（主要指「國人」）亦勞止，汔可小息」（《民勞》）。「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桑柔》），皆記階級鬥爭之情況也。國風中之《伐檀》、《碩鼠》、《葛屨》等篇，更明顯說明「國人」之反抗統治者。因自西周后期至春秋時，階級矛盾已相當尖銳，故「國人」起義之事亦屢見不鮮，除眾所周知周厲王時之「國人」大起義外，春秋時「國人」逐君、逐大貴族，殺君、殺大貴族，對貴族統治者之叛變等等事，前曾列舉（僖二十八年，文十六年、十八年，襄十七年、二十年、三十一年，昭二十三年，哀十一年、十七年、二十五年······等傳）。「國人」中雖亦有「士」，然其基層群眾仍為近郊農民及城市中之「工、商」。此外當時所謂「盜賊」，亦有不少為破產人民起而反抗統治階級者，最突出之一例，為：「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鄭國統治者子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昭二十年傳）。可見當時階級鬥爭之尖銳矣。
（13）春秋時與後世不同之倫理觀念
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桓六年）
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桓十五年）
案：在西周、春秋時，「孝」之道德最為重要，「庶人」之孝固以孝事父母為主，然貴族之「孝」則最重要者為「尊祖敬宗」、「保族宜家」，僅孝事父母，則不以為大孝。如孔子云：「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論語·為政》）則後世所謂「王祥臥冰」、「郭巨埋兒」等「孝」之故事，必不為孔子所贊同可知。「忠」之道德（似起於春秋時）最原始之義似為盡力公家之事。「以私害公」，即為「非忠」（文六年傳）。「賊民之主」，謂之「不忠」；「棄君之命」，僅為「不信」（宣二年傳）。無私為「忠」，尊君為「敏」（成九年傳）。至春秋後期，「忠」之意義漸狹隘化，孔子所謂「與人忠」、「忠信」、「忠恕」等之「忠」，仍為積極誠懇待人之意。在「原始宗法制」時代，後世之所謂「忠」（忠君之忠）實包括於「孝」之內，如《墨子》書中較早之一篇《兼愛》上篇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臣對君亦稱「孝」，君對臣亦稱「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時代，一國以至所謂「天下」可合成一家，所謂「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也。故「忠」可包於「孝」之內，無需專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時，臣與君未必屬於一族或一「家」，異國、異族之君臣關係逐漸代替同國、同族間之君臣關係，於是所謂「忠」遂不得不與「孝」分離。蓋首先在異國、異族之君臣關係上產生接近後世所謂「忠君」之「忠」（參僖二十三年，宣十二年，成二年、十七年，襄五年、十四年、二十五年等傳）。孔子為宋公族之後而仕於魯者，故亦規定「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之對待性道德。然在春秋、戰國間，君臣關係猶與朋友關係相近，故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里仁》）。答子貢問友云：「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對君亦大致如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在孔子心目中，似唯宗法貴戚大臣如王子比干「諫而死」始為合理。故孔子事魯定公及季桓子，君、卿不聽其言，即離魯而遊說列國，「干七十二君」。彼時蓋無「忠臣不事二主」之觀念。豫讓謂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范、中行氏之敵派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史記·豫讓傳》）。後世「忠君」之觀念蓋萌芽於墨家（《經上》、《尚賢》中、《魯問》等篇），而大成於韓非（《忠孝》等篇）：此尚非春秋、戰國之間之人所及知也。
春秋時缺乏婦女守節觀念，如所謂「烝」、「報」等制度，皆與世界各較原始之國家相同，並無婦女守節及所謂「烈女不事二夫」之觀念。在全部《論語》中，未有規定夫婦之倫之道德及提倡「貞節」語句，豈非甚可驚異之事！故《詩經》中所謂「桑間、濮上之意」及所謂「鄭聲淫」之《鄭風》，仍為孔子及其後學所保存、傳習。如此類詩由戰國中期以後人刪定，則所謂「淫風」之詩，必盡被刪除或大部被刪除，以《詩經》乃所謂「聖經」，非普通詩集也。婦女守節觀念，至戰國中期始漸出現，然其時儒家所定禮經，猶規定：「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儀禮·喪服傳》），故有所謂「為繼父」之喪禮。韓非始揭出所謂「三綱」之說。至秦始皇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等規定（見會稽刻石，參泰山刻石）。夫婦之倫之道德，至此始初步確立矣。
左氏書在「忠」「節」二德上，大體尚合春秋及戰國初期人之觀念。如「弒君」之趙盾，左氏引孔子語竟評為「古之良大夫」（宣二年），又稱之為「忠」（成八年）。春秋初年，周鄭交質，左氏載「君子曰」僅謂：「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抗擊王師、「射王中肩」之鄭莊公，則讚揚備至。陳大夫洩冶因諫陳靈公「宣淫」而被殺，左氏引孔子評之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宣九年傳）反以為洩冶多事當死。此皆春秋時人之倫理觀念與後世大有不同者。左氏「凡例」竟言：「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法曰：「權不足也」。並引君子曰：「仁而不武，······」「宋人弒其君杵臼」，書法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此類思想皆屬早期儒家之思想，孟子以後即基本上不可見，近人謂劉歆偽造《左傳》解經等語，實不可信，曾謂西漢末之劉歆而能為此乎？
附錄
春秋經、傳考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左經）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左傳）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公羊）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書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榖梁）
案：《左傳》解經語較經多一「周」字。或經、傳本異，或後人所改。《左傳》文甚簡括，較公、穀為長。公、穀則互有短長。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經）
······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左傳）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公羊）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昧。······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榖梁）
案：左、榖皆稱「邾」，似為魯語。惟公羊稱「邾婁」，齊語也。「邾婁」者，鄒之複音，鄒者，邾之轉也。傳世邾彜銘皆自稱「邾」，則左、榖當矣。「蔑」、「味」，音之轉也。《左傳》文簡括，似可信。公、榖之說，似涉附會。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左經）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左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克？大鄭伯之惡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公羊）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賤段而甚鄭伯也。······於鄢，遠也。（榖梁）
案：左氏有無經之傳，如費伯一條是也。此必有據，偽此何為乎？且「費伯」之稱亦甚古。經不曰殺，左傳亦不雲殺，當有所據。共者，衛地，奔共即奔衛也。《左傳》無甚可疑。《公羊》始稱「殺」，不知何據？「大鄭伯之惡」云云，迂語！《榖梁》之說解「克」為「能」，然後增字解經，解為「能殺」，直可斥為不通文法。他語亦迂。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經）·····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豫凶事，非禮也！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左傳）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公羊）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榖梁）
案：此條三傳之說孰是，尚待考證。此處左氏又有無經之傳二條，疑魯春秋原有之也。《公羊》「宰士」之說無據。「仲子微」之說當近事實。左氏仲子為「魯夫人」之說，疑出季氏屬僚之手，尊桓公即所以尊季氏也。《榖梁》之說則未知所據。仲子事疑當以《史記·魯世家》所言者為近真，其說蓋本之古傳記。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左經）
······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左傳）
案：左氏此處無經之傳特多，未見可疑處，蓋據魯史而記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左經）
······非王命也。（左傳）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公羊）······來者，來朝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穀梁）
案：左氏之說未見可疑。《公羊》之說為漢師之見，非春秋以上人之觀念。《榖梁》之說更為迂儒所為，直不知春秋史事者之陋言矣！
公子益師卒。（左經）
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左傳）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疑辭。（公羊）
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榖梁）
案：左氏之說，未知是否？或有所據。《公羊》之說尚謹嚴可取。《榖梁》則迂說。
（以上元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經）（無傳）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公羊）
夫人者，隱之妻也。（榖梁）
案：「夫人子氏薨」，左氏無傳。《公羊》以為隱之母，《榖梁》以為隱之妻，皆逆憶。左氏為嚴。
（以上二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左經）
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左傳）
案：左氏獨記異說，當有所據。公、榖皆言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經）
夏，君氏卒，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左傳）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羊）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榖梁）
案：疑左氏經、傳得之。《公羊》譏世卿之說，非原始儒家義。且周之大夫卒者多矣，豈皆書於魯春秋乎？二傳之說多臆造，不值一駁。
（以上三年）
桓公
蔡侯、鄭伯會於鄧。（左經）
······始懼楚也。（左傳）
案：是時鄭莊公之強尚駕於楚上，安得「懼楚」？此或左氏張楚之言，或所謂「懼楚」者指蔡與鄧，二國欲恃鄭為援耳。
（以上二年）
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左經）
齊、衛、鄭、宋盟於惡曹。（左傳）
案：《左傳》較經多宋一國，度是時形勢，頗為可能，當有所據。
（以上十一年）
莊公
夏，單伯送王姬。（左經）
夏，單伯逆王姬。（公羊）
案：王姬為齊夫人，故書「送」是。《公羊》作「逆」，且以單伯為魯大夫，大誤！於此亦可見左經之古。
（以上元年）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左經）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左傳）
案：共仲殺子般事，觀左氏經、傳，當為事實，所以詳記之，責孟氏而貴季氏也。公、榖皆不詳其事，或言而不悉，則世遠又無貴季氏之需要，故使此一事幾不可詳考。
（以上三十二年）
閔公
冬，齊仲孫來。（左經）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左傳）
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公羊）。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榖梁）
案：左氏所載入情入理，當有史料依據。公、榖以為齊無仲孫，而以此仲孫為孟孫氏始祖公子慶父，並以迂論發揮之，適見其妄及時代之晚。在春秋時，「仲孫」之稱各國皆有也。
（以上元年）
僖公
十二月戊申，（世子申生）縊於新城。（左傳）
（以上四年）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經）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左傳）
案：左氏經、傳載晉殺申生之年月不符，蓋經據魯
史，傳據晉史，其不強同，古人「慎言」之旨也。
（以上五年）
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及其大夫荀息。（左經）
案：傳里克殺奚齊在上年十月，殺卓及荀息於十一月，相差二月，舊以三正不同解之，亦或所據史料不同也。於此可見左氏所載史料之可信。作偽書者必整齊劃一之。
（以上十年）
九月，晉惠公卒。（左傳）（二十三年）
冬，······晉侯夷吾卒。（左經）（二十四年）
案：左氏經、傳載晉惠公之死，大有分歧，蓋所據史料有異，其錯綜未加劃一，可見左氏之謹嚴。
宋殺其大夫。（左經）（二十五年）
案：經蓋有脫文。公、榖兩傳於此均曲為之說，惟左氏無文，蓋其慎也。
天王狩於河陽。（左經）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傳）
案：據此《春秋經》似確經孔子修定。然其門人等述先師之訓，亦可如此云云。此或亦漢師加改之辭。《論語》不涉及孔子修春秋事，此最為可疑！
（以上二十八年）
文公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左傳）（十四年）
案：經書懿公殺舍於九月，而左氏所據史料為七月，故釋經語調停之。此亦可見左氏所據之史料未經大更動。
宣公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左經）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左傳）
案：左氏竭力為趙氏諱其先惡，為晉三家諱也。所引孔子之言，亦甚難信。然此等記事及言則反映戰國前期君臣觀念猶不若後世之嚴格。謂為劉歆輩偽為，則缺乏歷史觀念者之武斷，決不可信！
（以上二年）
陳殺其大夫泄冶。（左經）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泄冶諫曰：······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左傳）
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榖梁）
案：左、榖之不同，歷史時代之不同也。泄冶為後世之所謂忠臣，然在孔子時，則「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泄冶違此義，故孔子譏之。此春秋時人之君臣觀念也。《榖梁》完成於戰國秦漢間，故其君臣觀念與後世同。此正左氏早出之證，而後人顧謂「左氏謬於聖人」，「劉歆之辭」，豈非誤乎！
（以上宣九年）
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左傳）
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公羊）
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榖梁）
案：《榖梁》說最不可信，如其說可信，則似增稅不多，僅改助為徹耳。則何以書於經而招後儒之非議乎？以左氏與《公羊》合校，殆自此始為什二之稅也。故《論語·顏淵》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可見是時所行為什二之稅，然其詳如何？三傳皆略，甚難徵信矣。
（以上宣十五年）
成公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左經）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左傳）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公羊）
（八年）
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左經）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公羊）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賢伯姬也。（榖梁）（九年）
案：春秋之初，魯、宋常通婚姻。及魯、宋絕好用兵，桓公以下多娶於齊，以齊已開始強盛矣。此後魯、宋通婚較少，惟伯姬之歸宋，始之以華元來聘，繼之以公孫壽來納幣，其事甚鄭重。蓋魯、宋交好從此有恢復之機，而伯姬又不得善終於宋，魯人哀之，故於其嫁及卒均詳書之，未必因其守貞節之故。公、榖之說，皆戰國秦漢間婦女守貞已被重視之觀念也。觀伯姬死事，左氏與二傳之說大為違異，左古而公、榖觀念晚出，即可知矣。
齊人來媵。（左經）
案：八年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或為古禮（因符合古制）。春秋時違此禮制者多矣。十年經即書：「齊人來媵」，《左傳》無解，蓋以為非禮也。《公羊》於此又云：「錄伯姬也。」此可見《公羊》作時婦女守貞之觀念已如何深入社會，吾人於此等處不可不注意。
冬十月。（左經）
案：榖經同。惟《公羊》無之，以《春秋經》前後義例校之，自為脫文。
（以上十年）
襄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左經）（五年）
案：公、榖經「曹伯」下皆有「莒子、邾子（公作「邾婁子」）、滕子，薛伯」，疑左經有脫失也。經上言：「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傳云：「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莒、邾、滕、薛皆小國，既會於戚，戍陳矣，焉得不與救陳之役？且齊是時為諸國宗主，齊既與師，諸國必相從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左經）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眮卒。（公羊）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眮卒。（榖梁）
案：出土有邾公牼編鐘，與左氏合。公、穀作「眮」乃假借字。足見左經有本，非杜撰。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公羊）
庚子，孔子生。（榖梁）（二十一年）
案：左氏無此條，古經也。魯史春秋或孔子所修春秋決無書「孔子生」之理。此後師所記，公、榖文字亦不同，益見其為晚出之文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沙隨。（左經）（二十二年）
案：公、榖於薛伯上皆有「滕子」，滕、薛並舉，有薛似不應無滕，疑左經有脫誤。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左經）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左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宋災故者何？諸侯會於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公羊）
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穀梁）
案：《左傳》所載為春秋戰國間早期儒家之觀念，故為先出。公、榖皆貞節觀念興起後晚出之文也。至春秋數書共姬事，則憫其出嫁遭災而卒，前已言之。
（以上三十年）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經）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組，言罪之在也。（左傳）（三十一年）
案：經作「密州」，傳作「買朱組」，傳用夷言，似較古。經或後儒據公、榖而改。於此可見左氏書法並不晚也。
昭公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左經）
齊高偃納北燕伯款於唐，因其眾也。（左傳）
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公羊）
案：左氏之說明白可據，自屬可信。《公羊》之說，迂曲不中事理，可笑孰甚！且托為孔子之言以掩護其曲說，其妄實出人意外。
（以上十二年）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經）
召伯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宮
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傳）（二十六年）
案：此文經傳違異。經以為召伯與王子朝奔楚，傳以為召伯逐王子朝而逆王，與王子朝奔楚者，僅為召氏之族。疑經、傳各有所據，傳所據者似更可信，以其言之甚詳，似所據者為晉、楚之史，晉、楚近周也。
哀公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左傳）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榖梁）（十二年）
案：《榖梁》蓋確以「初稅畝」仍為什取一，故以「用田賦」為加乎什一，其說誤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經）（十四年）
案：左氏於此素樸無飾說。《公羊》則謂：「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云云，已有「神聖」之義。《榖梁》更不知所云，不值一辨。
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左經）（十六年）
案：左氏經較公、榖多二年，至孔子死為止，明經為魯史而傳自孔氏也。孔子死後仍有魯史記，則《左傳》後文所據史料之一。傳終於哀公末，明有始終也。左氏為史而非經，於此可見矣。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傳）（二十七年）
案：左氏終於三家滅智亦即分晉之始，蓋與魏史有關也。左氏蓋多本晉楚之史，其作者頗可猜測。
春秋左傳考證後記
春秋左傳考證一書，為一九六五年時余以患肺病休養在家，遵照領導意圖，於休養期內，將昔日考證先秦史之所獲，經過別擇，去蕪存精，總結成一書。餘思昔日所為先秦史之考證，皆發源《左傳》，幾無出左氏一書之範圍者，乃決計為「春秋左傳考證」。原擬分為若干卷：其一九六一年以前所為者，悉總結入第一卷，以後再續為之。然以問題所涉，為存真訂誤計，不能不獵及六一年以後之研究。蓋第一卷中所考者，問題皆提出於六一年前，而內容則有涉及六一年後之研究者。第一卷既成，舉凡古史傳說、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經濟、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態之大概，皆大致完備，並附以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證，幾包括春秋歷史之全部。其第二卷以下，除少數新提出之問題外，幾無其他，內容甚簡。第一卷完成於本年春節後三日，即付抄錄。第二卷以下，則先搜集史料，重閱金文、易、書、詩、春秋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儀禮、周禮、二戴禮記、孝經、逸周書、戰國策、古本竹書紀年、世本、論語、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孫子、楚辭、春秋戰國異辭等書，摘出有關史料，為春秋史料集五冊。然在史料翻檢中，新問題發現殊不多。聞文化大革命將起，此後史學方向如何，尚未可知，因將六一年以後所發現新問題寫成春秋左傳考證第二卷，僅十六條，萬言左右。故當以第一卷為春秋左傳考證之正錄，而以第二卷為附編，即告結束。此後工作如何，現尚未能定也。
在《考證》本書中未揭出而應在此處一言者，即為《春秋左傳》之著作時代及作者問題，以此問題猶未能得較可信據之結論，未便錄入正文，故附記於此。
昔人已有吳起傳《左傳》之說，清人姚鼐則謂左氏書「蓋吳起為之者為尤多」。郭沫若同志作《述吳起》，亦證成《左傳》原書出於吳起之說。除郭同志已列之證據外，吾人可綜錄吾人之證據如下：
（一）由生產技術（青銅器後期，初有鐵器。未見確切可靠之牛耕史料。農業收成基本尚為一季。所謂「井田」僅開闢於「衍沃」之地，賴溝洫制度以維持水利，築堤尚甚少。以土地猶大部未辟，人口甚少，勞動力不足等等情況）、生產關係（土地尚基本為國有，劃為「井田」，由隸屬於貴族之農民耕種，田稅基本為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軍賦不甚詳悉，最重者為力役。農民為貴族所奴役，生活甚苦，故階級矛盾已相當尖銳。此外似尚有幾於完全為貴族所有、附屬於土地之農民。工、商主要為貴族服務，由官府掌握，原則上「工、商食官」。然春秋時已有自由手工業者及自由商人之興起，商人尤易致富，有下層貴族亦為之者，至春秋末期，已有大富商出現。然貨幣經濟在《左傳》中幾無痕跡，足見商業尚在初興階段。工、商一般猶未脫貴族之控制。奴隸人數不多，蓋有從事農、工、畜牧者，為貴族家庭執役，為其主要工作之一。奴隸生活更苦，且隨時有生命危險，故一遇機會，即有逃亡等事發生。此時失業、破產之貧民，蓋日見其多，許多被稱為「盜賊」，因反抗統治者，常被貴族所鎮壓。租佃制、僱傭制、債務奴隸等，未明見於《左傳》）、政治制度（主要為宗法貴族聯合統治，以宗法定「封建」之等級，並以「宗法封建制」為骨於制定一系列適應此根本制度之政治、社會制度-官制、地方制、賦稅制、軍制、教育制及家庭、婚姻形態等，但自春秋前期至後期，各項制度有合乎情理之變化）、文化形態（原始宗教已被懷疑，但勢力仍大；文化知識水平不高；有原始民主主義及人本思想，倫理、儀文漸被重視。但「忠」、「節」之倫理仍與後世大不相同。所謂舊日之「王官之學」已漸告失墜。至孔子乃總結舊文化，並適應新形勢略有創造，廣收弟子，形成「儒家」之學），凡此等等，皆基本符合春秋時之情況，必有春秋史料之根據，至少原作者離開春秋時代尚不遠。
（二）就各方面觀察，至少原作者為儒家後學，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於軍事特別感興趣，似長於兵家之學。
（三）原作者似與魯國及季孫氏特別有關。記魯事較詳而可信，稱魯皆曰「我」。又常有尊季氏及袒護季氏之記載（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風故事皆被隱晦及曲解）。於列國中揚晉、楚而抑齊、秦（敘晉、楚事特詳悉，於齊桓霸業則描寫極有遜色，崔述已謂觀經則齊桓霸業盛於晉文，觀傳則晉文霸業盛於齊桓）。於列國內政，則在魯，尊季氏而抑魯君；在齊，揚陳氏而抑有「顯」名之齊景；在晉，亦
揚臣抑君，「於魏氏造飾尤多」；在楚，則比較尊君抑臣（如弒父之穆王，喪師之共王，驕侈之靈王，昏庸之平王，曾失國之昭王，皆褒多於貶，或應貶而少貶；於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白公等，皆幾於有貶少褒。城濮之敗，以成王為有先見，蔽罪子玉；鄢陵之敗，以共王為有為，蔽罪子反；柏舉之敗，不責昭王，蔽罪囊瓦，反引孔子言以為昭王「知大道」等等）。
（四）《左傳》中多預言，其下限約為公元前三三O年左右。
（五）孔子為公臣，不得不袒護公室，如陳恆弒齊君，孔子請討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言下似有不從大夫之後即可不告之意。孔子弟子冉有、季路等皆為季氏家臣，即袒季氏。《左傳》載齊人之語：「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昭十四年）。又載叔孫氏家臣語：「我家臣也，不敢知國」（昭二十五年）。曾子曾為季氏所尊師，魯越合兵伐季氏私邑費，曾子雖不敢抗公室而助季氏，然固處中立之態度，「寇罷復來」，一若為抗公室之季氏所尊師不為「反君臣之義」焉。
根據上述考證，益以舊日學者之證據，則《左傳》之主要作者似為吳起。吳起為衛左氏人而先仕於魯，學於曾子（曾參或其子曾申），且曾為季氏家臣。其後去魯為魏文侯臣，立有功績。後為人所譖，去魏之楚，為楚悼王相，實行「變法」，中央集權，打擊貴族，主要目的為「富國強兵」，亦尚有一定效果。吳起之學出於儒學，有法家色彩，而特長兵家之學：以上皆合於《左傳》作者身分。然舊說謂《左傳》為曾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故記魯事翔實可信，而略有較晚之記載。可能《春秋經》為曾氏父子所為，《左傳》原本以解經語及記魯事為主，吳起受之而之晉、楚，益以「晉之乘」、「楚之檮杌」等史籍之記載，其後人又有增飾。吳起在魏似又受子夏文學之學之影響，故《左傳》文字唯記魯事及解經語等稍澀，而記晉、楚等事，文詞皆頗富艷，所謂「左氏浮誇」是也。
至於《國語》，則吾人認為與《左傳》毫無關係，蓋本先秦、秦漢間舊史籍之殘餘，劉向父子合而成此書，故不完不備，所載文字亦顯非一時一人之手筆，與左氏書首尾一貫而完整者絕異。《國語》中每多與《左傳》相同之記載，且或有違異，《左傳》作者何故為此不完不備、雜亂無章之書，反亂己書之體例邪？必不然矣！
童書業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
十二月廿九日修定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