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研究 · （一）春秋左傳考證 第一卷

（1）三皇五帝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昭十二年） 案：舊說或以三墳為三皇之書，五典為五帝之書，其說可疑。三皇五帝之說在《左傳》作時似尚未完全形成。「三皇五帝」之稱始見於《周禮》（戰國後期作品）等書。皇字在戰國以前只是形容詞及副詞，偶亦用作動詞，或用為人名，絕無用作一種階位之名稱者。戰國以後，本用以稱上帝之「帝」字，已用作人王之位號，遂改用訓「美」訓「大」，而又慣用作天神之形容詞之「皇」字以稱上帝，至戰國後期，「皇」亦化為人王之稱，於是有三皇之說。秦王政統一中國後，以「三皇」之「皇」與「五帝」之「帝」合為統一帝國之天子之稱，遂曰「皇帝」。此時之三皇為「天皇」、「地皇」（或從《史記》所載「八神」中之「天主」「地主」來）、「泰皇」（後改為「人皇」），而以「泰皇」為最貴（《呂氏春秋·大樂》篇：「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註：「兩儀，天地也。」）。「泰皇」之名蓋由《楚辭》中之「東皇太一」來。後世或以伏羲、神農、燧人、女媧、共工、祝融等與「三皇」配合，異說紛紜。「五帝」之說當起於五方帝，而五方帝之說則起於五行。五行之說起源或甚古，《甘誓》《洪範》已道五行。此等書雖出於春秋戰國間，然墨子已引《甘誓》。《甘誓》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自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三正」或即為天地人之「三才」，「五行三正」即「五帝三皇」說之哲學背景也。《墨子·貴義》篇：「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所謂青赤白黑四色之龍，疑即青赤白黑四色之帝（古書中常以龍表帝神），而所謂「帝」疑即黃帝，蓋即中央黃龍之神（昭十七年：「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雲從龍」，可為旁證）。帝殺四龍，似即所謂「黃帝勝四帝」（《孫子》）。此四帝與黃帝即五方帝，亦即最早之五帝說，則五帝本為神而非人也。五方帝中蓋唯黃帝有最上天帝之資格，故其傳說亦最風行（逐漸人化）。鄒衍五運說起，即以最上天帝之黃帝為人王，而置其時代於夏商周之前。其後人王之五帝說起（始見《荀子》等書），病青赤白黑四帝之未人化也，乃以顓頊、帝嚳、堯、舜與黃帝合為人之五帝。至《月令》出，更以太皞、炎帝（即赤帝）、少皞、顓頊應合青赤白黑四帝，而與黃帝共為五神帝。三皇五帝之說忽神忽人，此等固介於神人之間之傳說中人物也。至「三墳」「五典」之書與「三皇」「五帝」究竟有無關係，尚待詳證。 （2）太皞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僖二十一年） 案：嚳古或作俈（《管子·侈靡》篇、《史記·三代世表》），太皞或作太皓（《楚辭·遠遊》）、太浩（《淮南子·覽冥》），蓋太皞即帝嚳，而少皞即契。太皞風姓之「風」，即「鳳」（甲骨文及古書中均有證）。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昭十七年），二皞之世必相繼（崔述已有此說）。至以太皞為伏羲，則晚出之說，不足信，前人已辨之矣。 （3）炎帝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昭十七年） 案：炎帝非即神農，前人已有辨證。炎帝本為天上之赤帝，赤、火色，故「以火紀」，「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為姜姓之祖，而黃帝則為姬姓之祖。《晉語》云：「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蓋姬姜本為一氏族或一部落之分化，互相鬥爭，互相團結。姬姜世通婚姻者，以其已分為二氏族也。 （4）黃帝 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僖二十五年） 案：黃帝之名始見於陳侯因資銘。為齊威王時、器，而曰「紹綞高祖黃帝」。「高祖」者，遠祖也，是黃帝確為有虞氏後之陳氏之遠祖，此黃帝本為虞帝之確證。鄒衍為齊威宣時之齊人，作「終始大聖之篇」，「先序今以上至黃帝」，黃帝之人王化蓋始自戰國中葉。此前秦靈公已祀黃帝，蓋黃青赤白黑五神帝中之帝，尚非人王也。前人及近人以為「黃帝」實出「皇帝」（上帝）之變字，其證甚多。崔適等已謂黃帝即《呂刑》之「皇帝」，則《呂刑》「皇帝遏絕苗民」之故事即黃帝滅蚩尤之故事也。古「皇帝」本指上帝（《師訇殷銘》），故《呂刑》以「皇帝」「上帝」為互文。 《逸周書·嘗麥》篇云：「昔天之初誕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此神話傳說，顯示古代有東西兩大部落之對峙，蓋赤帝（炎帝）在西而蚩尤在東，赤帝為蚩尤所逼，乃求援於其同族黃帝，遂擒蚩尤，改命少昊司東方，於是「天用大成」。至阪泉之戰，則古籍雲系黃帝與炎帝之戰，蓋姬姓部落克服姜姓部落之反映，周興之時固以姬族為主而姜族附之也。 （5）少皞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昭十七年） 案：《世本》：「少昊名契」（《路史》注引），《潛夫論·五德志》：「少曎······始作書契」，則少皞即殷祖契。《離騷》：「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問》：「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則鳳鳥亦即玄鳥。「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即「天命玄鳥」「帝立子生商」也，故《路史》注引田俅子云：「少昊之時，赤燕一羽而飛集戶」，「赤燕」亦即「玄鳥」。《鄭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堯典》：「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左氏謂少皞有「五鳩，鳩民者也」；「五雉，夷民者也」；「五鳩」、「五雉」與「五教」似有關，「鳩民」「夷民」亦即「保於百姓」。少皞為契似可推定。據《史記·五帝本紀》及《殷·本紀》摯、契皆帝嚳子，摯、契本一人傳說之分化，而帝嚳亦即太皞也。又伯益據《史記·秦本紀》亦玄鳥隕卵、女修吞之而生之大業之後裔，近人以為益即燕，亦即玄鳥。秦本淮夷支族，故亦有東方鳥圖騰之神話也。 （6）顓頊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真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昭八年） 案：昭十年雲「陳，水屬也」。蓋顓頊者北方之帝，亦即水帝也。《爾雅·釋天》：「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註：「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水德，位在北方。」則顓頊之名或來自星宿。《周語》：「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非天帝孰能建立「北維」乎？《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以征有苗。」《隨巢子》：「天命夏禹於玄宮」，則高陽即天。《莊子·大宗師》：「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則顓頊即高陽，亦即天帝也，故居於天上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冬月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則顓頊為人五帝之一，亦為神五帝之一也。《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又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有虞氏確有出於顓項之說。禘者祀天帝，祖者祀高祖，校以《左傳》之文，則顓頊或為有虞氏最初酋長之代表，其後在傳說中神化者乎？昭十七年：「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則有虞氏最初之發祥地或在後來衛都之帝丘（濮陽）。「歲在鶉火，是以卒滅」，則顓頊氏曾滅亡，至有虞而復興乎？神話之中有人話，人話之中有神話，半神半人之古史，亦為各民族之所同也。 （7）高辛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台駘。台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台駘汾神也。（昭元年）案：高辛氏舊雲即帝嚳。帝嚳實亦即天帝，此高辛氏之二子閼伯實沈，蓋即商夏之祖，傳說中初以為出自天帝者也。左氏此文以商人因閼伯，唐人因實沈。閼伯者辰之神，商人居商丘，即因此辰星之分野。實沈可能即夏祖鯀，所謂「入於羽淵」者也。唐之後裔因汾水夏虛立國，居參星之分野，至周初而滅，晉國即建於此。金天氏舊謂即少皞。少皞實即商祖契，其裔子昧「為玄冥師」，殆即商祖冥，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故其後裔台駘有為汾神之說。至閼伯實沈之「不相能」，似為夏商二族交爭之歷史在傳說中之反映，古史傳說往往相混而難於清理，此亦其一，姑為說如此。 又案：高辛既即天帝，而其二妃一為商祖，一為周祖，此處二子亦一為商祖，一為夏祖，高辛之二女二子傳說與夏商周三族皆有關係，不可不附帶一論。二女之傳說近人考之已詳，無用多論，舊作「有仍國考」（原稿為余所作）亦曾論二女傳說之一部，蓋有娀（即舜妻二女之分化）、有仍、有虞、岷山等二女故事，皆古代氏族群婚制之殘跡，而春秋時「姪娣從嫁」之制，亦即貴族男子片面之群婚制也。 （8）陶唐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襄六年） 案：此「陶唐」舊說為夏，非是。此言陶唐氏據有「冀方」之地，至夏而滅亡也。「陶唐」與堯究竟有無關係，為一疑難問題。考《詩》、《書》（周書）唯言「三代」（《詩·大雅·盪》《商頌·長發》，左昭二十六年引詩，《書·召誥》、《多士》、《多方》、《立政》），最前之朝代為夏（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亦云然）。周人於夏之早世情形似已不甚明了，故言殷之興能歷舉其先祖（如《書·無逸》《君奭》），而於夏則除末世之桀外，唯作空泛之辭，而不能舉具體代表人物及史事。《立政》篇歷舉三代先世之「盛德任賢」，以為嗣王取法，此時若已流傳唐虞二代名，則唐虞之「盛德任賢」最為後世所稱，何故不舉？蓋周初人以夏為最前之朝代，故稱中國為「夏」，且以自稱（周托先於夏，自稱「有夏」，見《立政》）。《論語》亦只稱三代（《為政》、《八佾》、《衛靈公》，惟《泰伯》篇稱「唐虞之際」，然是章文句散亂，又稱「孔子曰」而不稱「子曰」，文義不類，且在篇末，甚可疑）。至墨子書始有稱「虞夏商周」者（《明鬼下》《非命下》），然言堯舜仍以屬之「三代」之中（《尚賢中》、《節葬下》、《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貴義》），或堯舜之代號古亦稱之為「夏」，而其國號為「虞」，故先秦古書常以堯舜統屬於「有虞氏」，而有虞夏商周四代之稱（《國語·魯語》上、下、《晉語》八、《鄭語》、左莊三十二年、成十三年、襄二十四年、昭元年、《韓非子·顯學》、《呂氏春秋·審應覽》、《商君書·開塞》、《太平御覽》引《慎子》等，又《禮記·檀弓》、《王制》、《內則》、《文王世子》、《明堂位》、《祭法》、《祭義》、《表記》亦然），《大戴禮記》甚至有「四代」之篇。《禮記·明堂位》稱「伊耆氏」，考堯稱「伊堯」（《潛夫論·五德志》及帝堯碑），《帝王世紀》謂「堯姓伊祁」，故釋文雲「伊耆氏或雲即帝堯」，則已有別堯於四代之外之意。然《大戴禮記·少閒》篇並稱堯、舜、禹、湯、文王，而曰「四代五王」，則仍以堯舜並屬虞代，與今本《尚書·虞書》同。《周語》：「其在有虞，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亦可證堯為虞帝（此外堯為虞帝之證尚多）。《魯語》雲「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似又以五帝並屬有虞。今本《堯典》載舜受堯終於堯太祖（「文祖」）之廟，及堯崩即真，又格於堯太祖之廟，則堯舜似本屬一家，故屬於一代也（《尚書大傳》有唐傳，說文引古文尚書有唐書，蓋二書晚出之故）。陳侯因咨鎿銘：「紹綞高祖黃帝」，左昭八年：「陳，顓頊之族也」，則黃帝顓頊皆陳祖，亦即虞祖。《呂氏春秋·應同》篇載「五德終始」之說，以黃帝至舜並為「土德」一德，高注引鄒子云「虞土」，則以黃帝為有虞一代之祖。《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亦以黃帝屬有虞。《史記·伯夷列傳》載《採薇》歌「神農虞夏，忽焉沒兮」，似亦以神農後之五帝同屬虞代。 「陶唐」與「唐」之名始見《國語》、《左傳》（《晉語》，左襄六年、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昭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蓋為古國，至周初始最後滅亡，其地即在夏虛。《呂氏春秋·古樂》篇歷敘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等樂，分陶唐氏與帝堯而二之，且以陶唐氏置於黃帝之上，可見其不以陶唐氏為即帝堯。《鶡冠子》云：「堯伐有唐」，亦可證堯與唐為二之說。然《孟子·萬章》篇亦與《論語·泰伯》篇同，連稱「唐虞」，或堯為唐帝、唐虞為相續之二代之說開始確立於戰國中葉，至漢代堯為唐帝之說已成普通常識，唐虞連稱之詞屢見不鮮（《韓詩外傳》卷五、卷六，《太平御覽》引外傳，《尚書大傳》唐傳、虞傳，《淮南子》俶真、主術、繆稱、氾論，《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史記·殷本紀》、《周本紀》、《始皇本紀》、《高祖功臣侯年表》、《天官書》、《平準書》、《陳杞世家》、《孔子世家》、《孟荀列傳》、《匈奴列傳》、《汲鄭列傳》、《龜策列傳》、《太史公自序》等。又《楚辭》中較古之篇號稱屈宋所作者均無「唐虞」字樣，至漢人所作之賦，如《七諫·怨世》、《哀時命》、《九懷·蓄英》等篇，則皆有「唐虞」字樣。再秦漢間人所為之《莊子外篇·繕性》、《管子·法法》篇亦有唐虞連稱語。偽《古文尚書》亦獨有「唐虞稽古」一語，此其所以為偽也）。 「帝堯陶唐氏」一全名始見《世本》（《書》正義引《帝繫》篇），《史記》因之，至偽《孔子家語》乃云：陶唐、有虞、夏禹、殷、周獨不得配五帝（《五帝》篇），於是「四代」又變為五代矣。《家語·廟制》篇：「子羔問曰······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日······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此即偽作《家語》者對《國語》、《祭法》文之懷疑，不知古人不僅以顓頊為夏祖，而堯亦本虞帝也。又《後漢書·趙咨傳》引《檀弓》文，在有虞上加黃帝、陶唐二代，咨亦疑《檀弓》之無黃帝陶唐也。 所謂顓頊、帝嚳、堯、舜、太皞、少皞等人，可能均為各氏族部落酋長之先祖，但因古代部落對先祖之崇拜至後來往往與上帝之崇拜混而為一，此等人果本為人而神化與？抑本為神而人化與？現時尚難審定，總之為古代神話傳說中半人半神之偉人而已。堯舜之傳說與上帝之神話亦相混，近人或謂為上帝之人化，確否尚待考古學之證明。而「帝」之一字確本為上帝之稱（最初蓋為部落祖先神之稱），借為人王死後之號，則後起之事。「帝堯」、「帝舜」等之「帝」本為上帝之義，似可無疑。帝堯與陶唐，據上所考分之與合，似亦以分為宜也。 又案：或謂《左傳》所引夏書中之陶唐為堯子丹朱之後，至夏而始滅亡者，此亦當辨。以丹朱為堯子，似為後起傳說。丹朱之名固見於《堯典》，放齊稱「胤子朱啟明」，然此為晚出之書，《皋陶謨》則雲「無若丹朱傲」，馬國翰以為「丹朱（練）及奡（傲-業）皆堯時南蠻酋長，脅權作亂，而堯征滅之」（《目耕帖》）。毛宗澄又以丹朱為即歡兜，其證為歡兜國古作歡朱國，《尚書古文考》歡兜又作鵃吺（《神異經》引書亦作鵃兜），「鵃」字從丹，而「兜」「朱」又可通用，鄒漢勛《讀書偶記》更雲「歡兜（《舜典》、《孟子》）歡頭歡朱（《山海經》）鵃吺（《尚書大傳》）丹朱（棄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按《尚書大傳》鄭注「歡兜」作「鵬吺」，鄭季宣殘碑亦云「虞放鴉□」，韓愈遠遊聯句「開弓射鴉吺」，「吸」古或作「咮」，見《廣韻》。《古本竹書紀年》「放帝丹朱于丹水」（《路史·後紀》十注引），《荀子·議兵》云：「堯伐歡兜」（《秦策》同），《呂氏春秋·召類》雲「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五帝德》雲「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是丹朱與歡兜均被放處南蠻丹水也。《鶡冠子》雲「堯伐有唐」，舊說唐為丹朱封國，有唐即歡兜也。《莊子》（盜跖）等書有堯誅丹朱（長子）之說，則丹朱確即歡兜也，在原始傳說中並非堯子。又疑歡兜傳說中之崇山本即河南之嵩山，嵩山古稱「崇山」，《周語》「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山海經·大荒南經》：「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歡頭。」炎融當即《國語》之融（即祝融），歡頭為炎融所出，故亦有放於崇山之說。「炎融」之名與丹朱亦有關聯，祝融為南方楚國之祖先神，故丹朱歡兜並居南方。 （9）有虞 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襄二十五年） 案：據此，有虞氏誠有其國，其地當本在春秋時鄰晉之虞國。但春秋虞國為周同族，姬姓，《詩·綿》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有虞氏在殷周之際蓋為一小「國」而歸附於周者也。此後其族長入為周之陶正，所謂「有虞氏上陶」（《考工記》）是也。所謂「三恪」者，虞夏商三代之後，蓋《左傳》作者亦以虞為一代。其實虞蓋夏時一氏族或部落耳，本不得為代名，此一氏族部落或盛或衰，且其氏族部落中人或散居各處，其詳尚待考證。哀元年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則虞夏雖同出黃帝顓頊，而又為相互通婚之二氏族，蓋一部落（由胞族擴大而成）中分化之二氏族，猶姬出於姜（姜嫄），本為一部落或胞族所分化之二氏族，而世通婚姻之例。所謂「神明」，蓋指「虞帝」（黃帝、顓頊、舜等），亦半神半人之傳說中人物也。 又案：舜後商均本為「不肖」之子，此處未提。如商均在較古傳說中確為舜後，則舜似即帝嚳（帝俊），商均之「商」，即商族之商也。 （10）堯舜禪讓 舜臣堯······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文十八年） 案：此為儒家所傳堯舜禪讓傳說之較早者。禪讓傳說似本為古代氏族社會酋長選舉制度在後世傳說中之反映，堯舜傳說中固混有天帝之神話，然其傳說之本源出於氏族制，似不可誣。堯舜禪讓傳說正式起於何時，今已難考（《論語·堯曰》篇晚出），然墨家始盛稱之。墨家尚賢，主張「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在《尚同》篇又云：「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故《尚賢》篇云：「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尚賢中》。《尚賢下》多「反（販）於常陽」一句）則謂舜本起於耕（農）、陶（工）漁、販（商）之庶人，以其賢能，故堯舉為天子，此墨家尚賢所舉之一主要例證也（墨家之「巨子」制度即實行禪讓制者）。儒家則本主維持「周道」「世卿」制者（至孟子猶主張維持「世卿」制，見《梁惠王下》、《滕文公上》等篇），而為社會轉變之時勢所迫，不得不適當接受墨家之禪讓說，乃改造之，使與貴族制度不甚相牴觸。《左傳》中此處所載已以舜只為堯臣，至堯崩始為臣下所推戴而為帝；其所以推戴，則以其有舉十六族賢人（似為貴族）而去四族凶人之功，其說與孟子所言堯舜禪讓故事大致相同。孟子所言，蓋即演述此儒家所傳較早之故事，而更去其神話殘跡，使之完全人化也。至荀子，則雖主張尚賢較墨子更甚（尚賢之實質即中央集權下之官僚制度），且反對「以世舉賢」，然彼主張君主世襲制，而更企圖加強君權，故直斥禪讓之說為「虛言」，為「淺者之傳，陋者之說」（《正論》篇）。但在文學性質之《成相》篇中仍保留此傳說，且其文頗多墨家色彩（如「氾利兼愛德施均」等語）。法家則或以為堯舜時質樸，財富不多，天子無甚享受而勞苦，故「傳天下而不足多」（《韓非子·五蠹》）；或謂堯舜禪讓為「逼上弒君」（同上《說疑》）；或竟謂「孔子（儒家）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非愚則誣」（同上《顯學》）。道家則演述不受禪讓之隱士性人物（如許由等），以非墨儒之禪讓說，此先秦禪讓傳說流傳迎拒之大概也。 （11）舜禹禪讓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僖三十三年） 案：《晉語》同有此文。堯舜禪讓為較早之傳說，至舜禹禪讓則《墨子》書未言，蓋儒家所增飾者也。《墨子》書雖言「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尚賢下》），然只能證明在墨家傳說中舜禹有君臣關係，與「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相同，並無禪讓之事。在《墨子》書中禹與湯、文、武皆本為「百里之諸侯」，而「說忠行義取天下」（《魯問》）。禹之得天下，主要由於「征有苗」，與「湯伐桀、武王伐紂」而「立為聖王」相同（《非攻下》）。《周語》上稱「黎苗之王」，下稱「夏商之季」，可見黎苗亦曾為「王」，與夏商同。《墨子·兼愛下》引《禹誓》之文，與《湯誓》《牧誓》之文極類，《非攻下》又言：「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歷）為山川，別物上下，卿（鄉）制大（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隨巢子》亦云「昔三苗大亂······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闢土以王」，並可為禹之有天下由於征有苗之證。舜禹禪讓之說始明見於《孟子》，崔述《唐虞考信錄》中已疑之（卷四），《論語·堯曰》篇謂「舜亦以命禹」，崔述亦疑此文（卷二）。 （12）社稷 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昭二十九年） 案：《魯語》：「昔烈（《禮記·祭法》「烈」作「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祭法》「柱」作「農」），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祭法》「興」作「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九有」及下「九土」《祭法》均作「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禹」字古或從「土」（叔夷鍾銘），后土即「後社」，猶言「后稷」，本為職名。「句龍」即「禹」字形義之引伸（「禹」為有足之蟲類，據近人考證確是龍螭之屬），則「句龍」即「禹」自甚可能。《天問》：「焉有虬龍，負熊以游？」鯀「化為黃熊」，又有「腹生禹」之故事，「腹」「負」音近，則「虬龍」似即「禹」，亦即「句龍」也。《海內經》：「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則禹鯀為始平水土之人，在彼等之前不能更有所謂「后土句龍」。《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五帝德》：「禹······為神主」，《史記·夏本紀》：「禹······為山川神主」。「主名山川」即為名山川之主神，山川屬土，山川之主即社神也。后土句龍即禹，烈山氏之子柱亦即稷之化身（烈山氏後人說為姜姓，而后稷為姜嫄所生。《漢書·律曆志》載張壽王言：「酈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酈山」「烈山」一音之變。《周語》：「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史記》所列周之世系亦只十五代，較之殷自成湯至紂共二十九世尚短一半，則姜嫄當殷周間自亦可能。《詩·魯頌》：「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則姜嫄固女性酋長，而后稷則男性酋長。「纘禹之緒」，謂繼禹而有天下，故《書·立政》載周人自稱「有夏」也）。禹稷並稱，即社稷並稱，故《淮南子》言禹稷為社稷（《氾論》），《史記》亦云然（《封禪書》），征之《左》、《國》，禹稷為社稷之神審矣。 共工亦即鯀也：「共工」二字為「鯀」字之緩聲，「鯀」字為「共工」二字之急音；共工氏「伯九有」，鯀「均定九州」為「有崇伯」（《周語》）；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九土」（州）為社，鯀亦有子禹，能「平水土」（《呂刑》），為社；《周語》述鯀之罪與共工同，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卑」，鯀亦湮障洪水；共工「用滅」，鯀亦「殛死」；《墨子·尚賢中》言鯀被刑之處「乃熱照無有及也」，《莊子》等書謂共工被流於「幽都」（州），《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王註：「幽都，地下······地下幽冥，故稱幽都」；《淮南子》言共工「潛於淵，宗族殘滅」（《原道》），《左》、《國》亦謂鯀「入於羽淵」；《堯典》言鯀「方命圮族」，《呂氏春秋》言鯀「自以為得地之道，可為三公」，《逸周書·史記》篇則謂「昔有共工自賢」；《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所載鯀與共工諫堯之語完全相同。凡此種種，皆可證二人確為一傳說之分化。又《左》、《國》記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而有疾，子產以為鯀作祟，祭鯀而愈。《路史·後紀》二注引《汲冢瑣語》同記此事，惟「黃熊」作「朱熊」，「鯀」作「共工之卿浮游」，祭共工而痊，此為鯀即共工之顯證（《史記·楚世家》謂「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祝融-誅之而不盡」，亦即《海內經》「帝令祝融殺鯀」及《天問》鯀死復活之傳說）。 （13）鯀禹治水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襄二十九年） 案：此以「大夏」為禹所作之樂，可為禹為夏之始王之證。所謂「勤而不德」，主要指治水事。相傳禹治水之方與鯀不同，鯀堙洪水而禹主疏道，然此非原始之傳說也。禹治水之事見於《詩經》與《周書》，只言其「甸山」、「敷土」、「平水土」，而未明言如何從事。讀《山海經》、《天問》及《淮南子》等書，始知禹所用之治水方法與鯀相同，為「堙」為「填」。《海內經》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鯀治洪水之法為用息壤堙塞，此即所謂「布土」（「敷土」）。鯀始「布土」，禹成鯀之功，自此九州「均定」。在此處鯀之失敗由於「不待帝命」，而並非「堙洪水」之法有失。《大荒北經》謂禹「湮洪水」，《天問》言鯀「順欲成功，帝何刑焉？」伯禹「纂就前緒，遂成考功」，又問「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境之？」卒言「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則禹亦填洪水境「九則」，此即所謂「平水土」，成其父之功而已。鯀汨鴻水本「順欲成功」，並未失敗也。《淮南子·地形》亦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與《天問》說相應，此亦即所謂「甸山」也。《漢書·溝洫志》引《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史記·河渠書》「堙」作「抑」，索隱：「堙、抑，皆塞也。」），《魯語》：「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孟子·滕文公》：「昔者禹抑鴻水而天下平」，《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鴻」。《莊子·天下》篇記墨子稱道「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史記·司馬相如傳》「夏後氏戚之，乃湮鴻水，決江疏河」，均「湮」與「決」-「疏」並舉）。墨子始盛稱禹之疏水（《兼愛中》），《周語》遂謂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有崇伯鯀則「稱遂共工之過」，伯禹與四岳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亦以疏導為主矣。自此以後，鯀之治水方法始漸由「堙」而變成「防」-築堤，鯀防洪水而失敗，禹疏洪水而成功，遂為公認之「史實」。此則戰國時水利工程興盛，水利經驗漸富之結果也（賈讓以為「堤防之作近起戰國」，雖未必盡然，然春秋以上堤防固不盛，鯀防洪水之說亦無由興起也）。《韓非子》曾言「鯀禹決瀆」（《五蠹》），至此鯀之治水亦一度變為「決」，可見實際歷史在傳說中之反映（禹時水患之年數或作七年，或作十年，或作九年，或作五年，見《墨子·七患》篇、《荀子·富國》篇、《莊子·秋水》篇、《管子·山權數》篇等。禹治水之年數有八年、十三年、十年等說，見《孟子·滕文公》篇、《禹貢》、《史記·夏本紀》、《河渠書》、《尸子》等）。 鯀禹之傳說大概起於古代西方民族。春秋時有所謂「九州」之地名，大致西從陝甘二省交界處起，北由隴山，南抵秦嶺，東至今河南中部之嵩山為止。「九州」一帶居有姜姓等戎，《呂刑》為姜姓呂國之書，中云：「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苗民弗用靈，制以刑······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後成功，惟殷於民」。此段故事蓋反映一段古代民族鬥爭之歷史，乃西土以姜姬等族為中心之部落，與以蚩尤為領袖之苗民（三苗）之鬥爭，結果姜姬等族戰勝，似乎苗族被征服或被驅逐，此亦即所謂黃帝（即皇帝）戰禽蚩尤傳說之原型也。上帝所命之三後，伯夷為姜族之祖，后稷為姬族之祖，禹則為夏族之祖。此時西方部落聯盟之中心似為夏族，此亦即禹征有苗而得天下之傳說。禹定九州之「九州」，即西方古九州之擴大變化也。《墨子·尚賢上》：「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之「陰方」即《左傳》之「陰地」，「九州」即《左傳》「九州之戎」（哀四年）之「九州」。九州戎又稱「陰戎」，據《山海經》，鯀所化之處亦正在陸渾之戎區域中，陸渾戎即九州戎之一支（亦見《左傳》），故鯀稱「有崇伯」，「崇」即嵩也，而禹亦稱「崇禹」，益可證禹為西族之宗神矣。 鯀者在《墨子》中為上帝（顓頊？）之「元子」，而為上帝所刑（《尚賢中》），禹則為上帝所興，鯀禹似本與堯舜無關。堯舜故事以禪讓為中心，而鯀禹故事則以治水為中心，本兩不相涉。至後來堯舜禪讓故事與鯀禹治水故事逐漸合併，此可能起於戰國中葉。在此以前，鯀禹與堯舜，治水與禪讓，至少關係不大。至於鯀禹是否夏族之先，姑假定為是，然亦非無可疑之處。鯀禹神話極豐富而複雜，是否確有其人而為古代部落酋長，後漸神化？亦只能存疑，現時尚不能臆斷。 （14）禹征三苗 於是乎虞有三苗。（昭元年） 案：此文亦可見虞代有三苗為患，故禹征伐之，遂代虞而為天子。虞夏與三苗有涉，則三苗似為中原民族或中原西部之民族，舊以為即今苗族，恐非。 （15）夏啟 夏啟有鈞台之享。（昭四年） 案：此處以夏啟與商湯、周武、周成、周康、周穆等並列，稱為「六王」，又與齊桓、晉文「二公」共舉，則在《左傳》中啟自為賢王。然觀《墨子》書則啟為「淫溢康樂」、「天用弗式」之昏主（《非樂》篇引《武觀》），《山海經》亦載夏後啟「舞九代」（《海外西經》），夏後開（啟）「上三嬪（賓）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經》），《古本竹書紀年》：「啟登後九年，舞九韶」（《路史》注引），則啟為好樂之主也。《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此即謂啟三度賓於天帝，得九辯九歌之事。「死分竟地」蓋言啟死後而境地分散，似即《墨子》「天用弗式」一語之註腳。《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舊解均以太康釋「夏康」，王引之讀「夏」為 ，解前二句為啟竊九辯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五子用失乎家巷」，似即《天問》所謂「死分竟地」之事。揚雄《宗正卿箴》：「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宋本《古文苑》），「少康」初學記文同，章樵注本《古文苑》作「太康」，太康無誤為少康之理，且有仍二女與有虞二姚明系一傳說之分化，則《宗正卿箴》原文似確作「少康」。「太康」「少康」疑皆啟之分化，「啟」「開」古音同，「開」「康」雙聲，「不恭」即「康娛自縱」與「淫溢康樂」，「五子家降」即「五子用失乎家巷」之變，張超《誚青衣賦》：「有夏取仍，覆宗絕祀」，似亦指此事。《逸周書·嘗麥》：「其在啟之五子······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亦即言「五子」之亂，此夏代初亂之故事也。 「五子」在儒家傳說中亦稱「五觀」。《楚語》：「啟有五觀」，以啟為賢王而有「奸子」，「五觀」蓋即《墨子》中之「武觀」。《韓非子》亦謂「啟有五觀」，以為「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則五觀有被啟所誅之說。左氏昭元年謂「夏有觀扈」，「觀扈」疑即「五觀」之倒文，「扈」即「五」，於是「五觀」化為夏之二敵國，《甘誓》載啟征有扈氏之事（據《呂氏春秋·先已》篇、書序、及《史記》解釋），《逸周書·史記》謂「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後漢書·郡國志》：「衛······本觀故國，姚姓」，則觀扈二國皆非夏之同族。《古本竹書紀年》：「啟征西河」（《北堂書鈔》引），西河為衛地，「啟征西河」即征觀國也。漢代又有有扈為夏同姓、啟之庶兄之說（《書》正義引《世本》、《史記·夏本紀》、《淮南子·齊俗》篇注），可見「扈觀」與「五觀」之混淆。然在《墨子》中則以伐有扈為禹事，稱「甘誓」亦為「禹誓」（《明鬼》，參見《莊子·人間世》、《呂氏春秋·召類》篇、《說苑·政理》篇）。 《天問》以啟之得位為不正（「啟代益作後，卒然離孽······」），《戰國策·燕策》謂「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史記·燕世家》略同），《漢書·律曆志》引張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此即《天問》「啟代益作後」之註腳。《古本竹書紀年》：「益干啟位，啟殺之」（《晉書·束皙傳》），然在儒家傳說中則啟變為賢王，其惡事乃歸於所謂「太康」。太康、仲康兄弟始見《史記·夏本紀》（但臣瓚引「汲冢古文」已有「太康居斟郭」語，尚有可疑）。《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五子」蓋即「五觀」，太康兄弟五人即「五子」（參見《潛夫論》、《楚辭》王逸注、《漢書·人表》、《國語》韋注等），洛汭者觀地（《國語》韋注），故曰五觀。自偽《古文尚書》改「昆弟五人」為「厥弟五人」，五子遂在太康之外矣。《北堂書鈔》等引《世本》「少康作秫酒」，《書》正義引《世本》「杜康造酒」，「杜（夏）康」即「少康」（見《說文》），可見少康原名「夏康」，即夏啟（開）之化身也。《太平御覽》等引《世本》「少康作箕帚」，箕帚為婦人用物，此等傳說皆可證少康既好酒又好女色，亦為不賢之主。「少康」見於《楚辭》（並有「有虞二姚」故事），但附麗有神話，王逸《天問》注有「少康滅斟尋氏」語，王氏作此注時似未見《左傳》所載「少康中興」故事。 又案：「鈞台」即「天台」（天曰大鈞，故稱「鈞天」），《歸藏》（《太平御覽》八十二引）有啟享神而上鈞台之說，又有「作璿台」之說。「璿台」即「鈞台」，啟之「鈞台之享」或即「賓天」之說之人話化乎？此外啟又有作九鼎之說，見《墨子·耕注》篇，《左傳》謂九鼎為「夏之方有德」之時所鑄，或與墨家之說相近。至禹造九鼎之說則晚起於漢世，始見《史記·封禪書》等。 （16）羿浞代夏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鉬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邦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後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襄四年） 案：此段夏代逸史自古以來頗有懷疑之者。第一，本文與上下文「首尾橫決」，「乃與初言不相應會」。第二，《晉語》有同樣文字，獨無此段逸史，且只作和戎三利，不作五利，亦無諫悼公「好田」語，更無悼公悔過舉動。《左傳》中不可通之點在《國語》中均無之，則《國語》所載似近晉史原文，而《左傳》此節文則經過後人竄改。第三，《山海經·海內西經》稱「海內崑崙之虛······帝之下都······神之所在·····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羿之地位甚高，且似為「仁人」，有「去恤下地百艱」之功。《淮南子·本經》更載堯使羿去除百艱之具體事實，彼甚至以為堯之得為天子由於能任羿。又《氾論》：「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惟《天問》載「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此雖與《山海經》《淮南子》相近，然已有不滿羿之辭，並言浞殺羿之事。《淮南子·覽冥》稱「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事，即《天問》所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者。《離騷》則雲「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所言始與左氏此節文相合。然射封狐（即封豕之變）本為羿之功，即去「百艱」之一，在此則變成羿之罪。《山海經》等書敘羿事於禹之前，為堯時人，《楚辭》則以為夏時人（《天問》敘羿事於啟事之後，《離騷》敘羿事於啟後五子事之後）。儒家則言「羿善射，奡（澆）蕩舟，俱不得其死然」（《論語·憲問》，參見《鹽鐵論·論菑》），孟子謂羿為其弟子逢蒙所殺（《離婁》），然《荀子》等書尚多稱羿之善射，或以羿為不止一世，或言其「作弓」（《墨子·非儒》、《孟子》、《莊子》、《荀子·君道》、《解蔽》、《儒效》、《王霸》、《正論》、《呂氏春秋·勿躬》、《具備》、《韓非子·守道》、《用人》、《外儲說左上》、《問辯》、《難三》、《說林下》、《胡非子》、《管子》、《淮南子》、《史記》等），但至少在《墨子》中羿似猶為善人而非「小人」。左昭二十八年載有窮后羿滅「封豕」，而「封豕」為人，乃樂正後夔之子。《隨巢子》又以羿為幽厲時人（《太平御覽》八百零五引）。《淮南子》言羿死於桃棓，《山海經·西山經》有「有窮鬼」之名。羿之故事各書所載多矛盾，且多有神話色彩，他書所載浞之故事亦有神話色彩，安見《左傳》此節故事為可信。第四，羿代夏政，年不能太少，假定為三十歲。寒浞為伯明氏之讒子弟，為羿所收，其年當較少，假定為二十歲，至為羿之相亦當在三十左右，殺羿而因羿室，生澆及豷，澆長大能用師滅二國，且滅夏後相，年似亦不能在三十以下，則此時浞之年歲至少為六十歲左右。澆滅相後，相之遺腹子少康長大，能娶妻復興夏室，其年亦至少三十，則此時浞已九十左右。少康之子後杼能助少康中興，至少年已在二十左右，則浞之年壽已在一百以外。靡之年壽當與浞相近，澆豷之年壽亦大，何以此段夏史中人物皆長壽，得無有「不合人年」之嫌乎？ （17）少康中興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後相。後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哀元年） 案：此段文字與襄四年文相應，前人亦有疑之者。第一，原文亦有上下不聯貫、「首尾橫決」之病。第二，《史記·吳世家》所載雖與左氏此節文相同，然子胥列傳有同樣子胥諫吳王語，而不載此段夏代逸史；《越世家》亦載子胥諫吳王語，並無此段逸史。第三，左氏本書成八年「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其說與襄四年哀元年所載夏朝中絕、羿浞篡位、少康中興等事不合。《周語》「一姓不再興」，更直接與少康中興故事矛盾（《逸周書·太子晉》篇：「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然此尚可謂自禹以後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此段文或即據左氏後加之文為說，故不引為證）。《魯語》：「杼能帥禹者也，夏後氏報焉」，稱杼而不稱少康，何以遺此極重要之「中興令主」反報杼乎？《大戴禮記·少間》篇言殷舉中興之主武丁，言夏則不舉中興之主。《史記·夏本紀》只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絕無羿浞篡夏、少康中興事。史遷曾讀《左傳》，何以疏忽至此？《書》序只記「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事，而無羿浞篡夏少康中興之事。揚雄《宗正卿箴》：「昔在夏時，少康不恭······」，以少康為昏主，不以為中興賢王。除《楚辭》、《史記·吳世家》外，先秦西漢古書述三代事者甚多，未有涉及羿浞篡夏少康中興等故事者，自甚可疑。至東漢公孫述鼓吹「一姓不得再受命」之古說以難光武帝，光武帝答公孫述書不駁此說，反謂「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光武帝及其臣下均曾讀《左傳》，何以不引《左傳》記載駁公孫述？隗囂亦鼓吹「一姓不再興」之說，亦無人引左氏文駁之，但有人言「穀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此等亦甚可疑者。東漢人確實見到左氏此文者，最早似為班固、賈逵、王符、王逸等（然賈逵注《左傳》忽雲「仍、緡國名也」，忽又雲「緡，有仍之姓也」，李貽德以為「或譜寫有誤」，然亦可能為賈氏先見之《左傳》本無少康中興故事，後見本始有，故前後矛盾。又王逸注《楚辭》忽雲「少康滅斟郭氏」，忽又大抄《左傳》此節文，亦可能為先後所見《左傳》本不同）。至曹魏之高貴鄉公因圖中興滅司馬氏，乃大表章少康中興故事，見《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 他書引《古本竹書紀年》者，有涉及羿浞篡夏少康中興之文，然此或有引誤，或是引者增飾，亦或《古本竹書紀年》經過傳寫，中有增竄文字（根據前人記載，顯有此種痕跡），原書既亡，引文不能作為強證。然吾人觀察左氏襄四年及哀元年本節文，覺其文字頗古，不類漢人之作。且其中多有神話殘跡，且有可以印證氏族制之處，未必此兩段文字即為東漢人影射王莽篡位光武中興故事所造，以求提高並鞏固《左傳》之地位者。可能此類故事本為楚地傳說，有神話及史事流傳於楚地而為《左傳》作者所采，加以增飾，而成今左氏中此兩段文字。至於先秦西漢書所以極少言及此故事，則因三代史事多為「鄒魯縉紳先生」所傳，楚地傳說為其所忽。漢初人之學識本極淺陋（遭秦滅學之故），例如《史記·周本紀》言「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西周都豐鎬，在今日為常識者，在漢初學者竟為考證辯論之資，則彼時之人知識之陋可知。其不知或不注意羿浞篡夏少康中興等逸史，亦並不足怪也。 （18）姜嫄后稷 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文二年） 案：此以后稷為出自上帝，即天之子也。然祖與帝仍有別，《詩·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魯頌·悶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纘禹之緒。」一西周，一春秋魯國之詩，大體相應，皆說明后稷有母無父，父即上帝。考各民族之上帝本起於部落神（亦即最早之祖先），至階級社會形成時，乃變為上帝，如希伯來人之部落神耶和華演變為上帝也。夏祖鯀禹出自顓頊，商祖契出自帝嚳，顓項帝嚳皆由部落神變為上帝。周人後起，且文化較低，其部落神之名今已不傳（後假商祖帝嚳為祖），成為上帝時恐即黃帝（即「皇帝」），故古書特著黃帝姬姓，以與姜姓之炎帝（赤帝）對抗。堯或即顓頊，舜或即帝嚳，舜之代堯或即商之代夏。據此，則最早之人王帝皆起於部落宗神轉化成之上帝。周族後起，欲拉長其世系，故曲解后稷為世官之名，其實不可信。周人與夏人或本有關係，故周人自稱為「夏」，其社稷神即禹稷。「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然農業必依水土，故以后稷為「纘禹之緒」。《論語》稱「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楚辭》稱「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則禹亦事農業，此與「社，田主也」之說相當，然主要之農神仍為稷。周人未必自始即為農業部落，而農業興起後即以農神后稷為先祖，其真正之始祖或為不窋，故曰「文武不先不窋」也。 （19）皋陶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文五年） 案：皋陶蓋為淮夷族之祖，亦東方民族之祖先神也，《魯頌》「淑問如皋陶」可證。如皋陶即《史記·秦本紀》之大業，則亦玄鳥隕卵所生者，為東方淮夷之宗神審矣。 （20）四岳伯夷 夫許，大岳之胤也。（隱十一年） 案：莊二十二年「姜，大岳之後也。」齊、許、申、呂及姜戎氏等皆四岳之後（襄十四年姜戎子駒支曰「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亦即太岳之後，四岳即太岳。湯師中以為太岳即許由，宋翔鳳又以為太岳即伯夷，亦即許由（《尚書略說》）。《鄭語》：「姜，伯夷之後也」，知伯夷即太岳與四岳。章太炎又以許由為即皋陶，蓋「許古讀如虎，虎古通作皋（皋比即虎皮），繇、由、陶聲並幽類，《史記·夏本紀》封皋陶之後或在許」。《墨子·尚賢中》：「若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乃名（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後成功，惟假（殷）於民。」《史記·殷本紀》引《湯誥》：「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文義與《呂刑》同，「三公」即「三後」。觀《呂刑》與《湯誥》、《墨子》，則皋陶即伯夷矣。伯夷「折民惟刑」，皋陶亦掌刑法，更有為一人之可能。惟伯夷四岳傳為西土姜族之祖，而皋陶則傳為東方夷族之祖，此尚有可疑者。豈東西族交通後，因婚姻上母系父系關係之交錯而致傳說混淆歟？ （21）祝融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僖二十六年） 案：祝融為楚遠祖，或以為即鬻熊，疑非。《鄭語》：「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又云：「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蓋祝融為火神，亦即日神也。《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此似為較原始之開天闢地神話，謂開天闢地者為太陽神也（此神話與埃及神話相近）。《山海經·大荒西經》「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於是天地之交通絕矣。 （以上古史傳說之部） （22）周之始興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封殖天下。（昭九年） 案：「后稷」即「稷後」，亦即稷神-「農神」（神農傳說或亦由此起。《禮記·月令》：「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註：「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則「神農」即農神）。《周語》：「稷為大官」，似假神名為官名。周人之以后稷為祖，蓋以周人興起農業之故。《左傳》此文言「我自夏以后稷」，校以《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之文，則亦以后稷為官名，自虞夏（虞夏亦可合稱「夏」，所謂「虞夏同科」）以來周祖世為后稷之官，至夏殷之際始失官；然《左傳》本文下又言「后稷封殖天下」，則似仍以后稷為一人（即所謂「周棄」），與較古之文獻合。蓋周人本興於殷代（故自后稷至文王傳說世系僅十五代，左氏昭二十九年雲「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至後世則欲拉長其世系，以求上及唐虞，遂以后稷為虞夏官名。然觀《詩經》、《論語》，周人本以后稷為「王」，故《周語》亦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此周本為獨立之部落而非商臣之證，所謂「封殖天下」等語亦由此推衍耳。《左傳》本文所載周人之言，蓋以為周本西土之大君。此雖不合事實，然其初為獨立之部落，至殷末始與殷發生一定之隸屬關係，似可斷言。 又案：《周語》稱「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則周人本起於戎狄之間。左氏文二年「文武不先不窋」，可見不窋或原為周之始祖，稱出后稷，則托源於農神，周人立國後部落神轉化為上帝，則又托后稷為上帝之後，而姜嫄傳說則母系氏族社會女性酋長之殘跡也。《史記·周本紀》自不窋以後為鞠、公劉、慶節、皇仆、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季歷、文王十三代，合上二代為十五代，與古說合。此其所言周人世系或有脫失，然周系確不能甚長，故至太王始正式建國。「皇仆」之「仆」，「高圉」、「亞圉」之「圉」，皆奴隸名，豈周人上世曾為他族奴隸而從事畜牧之業乎？《魯語》：「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周人報焉」，左氏昭七年周王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余敢忘高圉、亞圉」，則高圉、亞圉為周人「中興之主」，與杼之在夏、上甲微之在商同，亦與太王有相類之處。杼傳為夏中滅後中興主少康之子，曾參與「少康中興」事業。上甲微為王亥之子，王亥為有易所殺，上甲微復仇，滅有易。太王亦有曾為狄人所侵而遷岐建國之說，或高圉、亞圉亦曾為異族所侵略奴役而復興者邪？《詩·魯頌》：「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史記·周本紀》：「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 案：古公亶父未必即太王（古乃時代之稱，亦非「諡法」），而《史記》之「古公」則確為太王，蓋周族至太王時始脫戎狄之俗而建城郭之國家，並開始有「翦商」之志而稱「王」也（《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夏起西土，周人亦起西土，故自稱為「夏」，其後遂有「諸夏」之名。周族或為夏族之分支，未可知也）。 （23）大伯虞仲 （宮之奇）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僖五年） 案：據此則大伯、虞仲皆虞國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為山西之虞，而非「荊蠻」或江蘇之吳。所謂「不從」者，不從父命為嗣也。《詩·皇矣》：「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論語·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崔述以為「似太伯已嘗君周而復讓之王季也者」。既謂「三以天下讓」，則大伯讓國似非一次，崔說或然。於此亦可證大伯、虞仲所奔之「吳」即山西虞國，於周為睦，否則何能「三以天下讓」邪？王季時周似在初興階段，尚未強盛，故臣屬於商，而王季為文丁所殺（見《古本竹書紀年》）也。 （24）「文王受命」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昭七年） 案：「周文王之法」為奴隸法，「有亡荒閱」者，有逃亡奴隸大事搜查也。此文為芊尹無宇執逃亡奴隸對楚靈王之言，下言「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此謂紂招致各部落逃亡之奴隸，為「諸侯」所惡，故武王數其罪，「諸侯」遂「致死」於紂。於此可見殷及初興時之周與當時中原各部落皆奴隸主國家也。 又案：《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書·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逸周書·祭公》：「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墨子·非攻下》：「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此時周君為文王）。」可見文王已有「受命」之實及戡殷之志矣。 （25）周人滅殷 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桓十一年） 案：《詩·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左氏宣十五年：「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則商紂時殷人蓋甚眾，國力強於周人遠甚，故周人屢稱殷為「大國」，自稱為「小邦」，牧野之戰時猶戰戰兢兢也。《孟子》稱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盡心》），蓋周人雖糾集西土諸部落之兵，其軍數初不甚多（《孟子》所言蓋為其主力軍），而殷軍則甚盛，然周卒戰勝，故曰「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26）周公「攝政」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定四年） 案：《書·大誥》：「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曆服······· 綏予曰······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寧王」即文王，是《大誥》中之王稱文王為考。《大誥》又言「以於敉寧武圖功」，「寧武」，謂文王、武王也。又言「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即武庚反周故事，則《大誥》中之「王」為周公無疑。康叔封衛在周公東征後，而《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亦為周公無疑。《召誥》云：「今沖子嗣」，又雲「有王雖小元子哉」，皆指成王，則成王幼沖可知。周公攝政稱王，猶多爾袞之為攝政王專政也。春秋時人所以罕言周公攝政而但稱「相王室」者，則宗法禮制思想作祟。至戰國末年，古「宗法」制已解體，《荀子》等書即明言周公攝政踐阼矣。 （27）周初封建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昭二十六年） 案：左氏昭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四說不盡相同，蓋武王克殷，大功未集，即有封建之國，為數亦必不多。成康時封建大國亦不能甚多，蓋諸重要封國皆周公所建也。所封建者蓋主要為王之「母弟」，然亦不限於此，且除同姓外尚有異姓，亦有承認原有之部落為封國者。周初之「封建」實為部落殖民之制，然周室所控制之所謂「天下」，皆稱「王土」。《詩·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東方國家古代之土地王有制（亦即「國有制」）也（案據《書·洛誥》及《逸周書·作雒》，周公還政成王，在既定東都之後。《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為古代紀年之法，則周公「受命」稱王凡七年，其大封建之事當在此七年中也）。 （28）昭王南征 昭王南征而不復。（僖四年） 案：《齊語》載管仲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則昭穆二王為周室「雄主」，二王蓋皆有南征及遠巡之事。昭王南征說明周初東征平定東方後，成康「息民」，至昭王時國力充實，乃又向南發展勢力，其南征或甚有戰績（《宗周鐘銘》：「南國反巍敢陷虐我土，王重伐其至，戴伐厥都，反羹乃遣間來逆邵王，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如此銘中之「邵王」為昭王，則昭王南征確甚有成績）。至「不復」則似遭楚人之暗算，故齊桓伐楚以此事責楚也。（古書多言此事，不具引。） （29）穆王巡遊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昭十二年） 案：此語為楚靈王圍徐之役右尹子革之諫言，則所謂「穆王周行天下」蓋兼有征伐之事。《周語》載穆王征犬戎，《後漢書·西羌傳》稱「獲其五王，王遂遷戎於太原」（其說似出《古本竹書紀年》）。《史記》載造父御穆王西巡狩，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攻徐偃王，大破之（見《秦本紀》、《趙世家》），《韓非子》等書又謂穆王命楚滅徐偃王，其事難於詳知。左氏昭四年「穆有塗山之會」，塗山舊說在今安徽壽縣，似穆王破徐後會諸侯於此，以威懾「東南夷」者（穆王遠遊之事又見《楚辭》，至《穆天子傳》之記載則近小說，不甚可信）。 （30）夷王之衰 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昭二十六年） 案：杜注「愆，惡疾也」，然《史記正義》引《竹書紀年》：「（夷王）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昴」。《後漢書·西羌傳》載《竹書紀年》說：「（夷王）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是夷王時周勢雖稍衰，仍能威服諸侯及征伐戎狄也。觀左氏上文語，是時諸侯亦尚「宗周」，不過王有「惡疾」而已。 （31）「國人」大起義與「共和行政」 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昭二十六年） 案：《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正義》引韋昭云：「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日共和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共伯和干王位」，釋之云：「共國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攝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正義》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日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慎人》篇有「許由虞乎（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語，以為隱士，不可信）。《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七引《史記》（竹書紀年？）又謂「伯和篡位立」，《史記正義》：「共伯（指衛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蓋張守節疑共伯和即衛武公，其故以《衛世家》雲「厘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厘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厘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厘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衛武公之兄曰「共伯」而武公名「和」，適合「共伯和」之稱，故張氏以為「共伯和」即衛武公也。然難解者為年代問題。衛武公之立，據《史記》在宣王時，厲王時和尚為衛庶子，安得有「干王位」之事？惟考《毛詩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則武公之立或當厲王之世，可以有攝行王政之事矣。崔述亦謂《史記》世次有誤。考《毛詩序》又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柏舟》雖未必為共姜之詩，然衛世子共伯蚤死之說理或可信，胡承珙《毛詩後箋》亦疑「史遷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據」。又衛「共伯」之「共」，實亦國邑之名而非諡。春秋衛屬地有共邑，古共國，在今河南輝縣。衛初都朝歌，在今淇縣，蓋鄰邑耳。衛君之稱「共伯」，猶晉君之稱「鄂侯」，蓋西周末衛曾一度都共，衛本諸侯之長，稱「伯」，《毛詩序》雲「旄丘，責衛伯也」。《史記·衛世家》自頃侯以前六世皆稱「伯」，《魯連子》明雲「共伯復歸國於衛」，可見「共伯」即「衛伯」也。衛姬姓，武公本西周末之顯諸侯，又為東方諸侯之伯，而較齊魯諸國為近於王室，入為王官，與問王政，自為極可能之事。周召二公本周卿，衛武公如亦入為周卿，則與周召二公為「三公」，故《毛詩序》又雲「（武公）入相於周」，《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注孟康曰：「共伯入為三公者也」，並可為證。左氏襄二十九年「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康叔武公並舉，又謂「憂而不困」，康叔無此事，殆指共和行政及還政歸國之事歟？《楚語》謂武公之沒「謂之睿聖武公」，武公之諡法上竟加「睿聖」之稱，非曾攝天子之證乎？且《詩》國風中作為衛風之《邶》《鄘》《衛》列於《周南》《召南》之後及東遷後之《王風》之前，皆可證明衛武公有攝政「干位」之事，或與周召二公共同攝政，而以武公為首也。然春秋時人亦未言衛武公或共伯和攝天子之事，蓋亦宗法禮制思想之阻礙，特左氏上文已言「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則自有諸侯入周攝王政之事也。 （32）宣王「中興」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昭二十六年） 案：國人起義，厲王被逐，春秋時王子朝亦不敢否定此次起義，而稱「萬民弗忍，居王於彘」，則古代原始民主主義之殘餘思想，抑亦由此次起義有上層大夫、士等參加，與春秋時國人起義亦常有貴族分子參加相同，故貴族階級對於國人起義尚不視為「盜賊叛亂」；所謂「共和行政」，亦只被視為「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不認為篡位，故宣王即位，諸侯復「效官」也。然厲王時之國人起義與「共和行政」實為王政倒塌、霸政開始之先兆，此一變動為周史上一大關鍵，所謂「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即指宣王中興「諸侯復宗周」（《史記》）之事。宣王雖號稱「中興之主」，其實失德之事甚多，如：一、不修親耕之禮（《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二、殺無辜之臣杜伯（見《墨子》等書）；三、立魯武公少子戲，致魯內亂，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周語》），《周語》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則宣王亦昏主耳。《周語》載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後漢書·西羌傳》引《竹書紀年》「伐太原戎不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周語》又載：「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則宣王雖有征伐儼狁荊蠻淮夷徐戎等戰功，失敗亦多，故周國元氣大虧，遂致幽王之速亡。 （33）西周之亡 至於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昭二十六年） 案：西周之亡，除由社會經濟之變化及政治之昏亂外，其他尚有重要之二因：一、對外作戰之失敗（《後漢書·西羌傳》引《竹書紀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史記·秦本紀》「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左氏昭四年「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詩·召旻》「今也日蹙國百里」，可見西周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二、天災之流行（地震饑荒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幽王之姜後，蓋娶於西申者（《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平王奔西申」，非東遷邑謝之申？）及因廢姜後及太子而伐申，申、繒、西戎「會以伐周」，「遂殺幽王驪山下」，驪山蓋為西申所在之地（《史記·秦本紀》：「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妻」可證）。 （34）周二王並立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昭二十六年） 案：《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伯盤······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晉語》：「褒姒······與虢石甫比」，虢公翰似即虢石甫。二文相核，知褒姒與攜王及虢石甫蓋為一黨。又攜王之「攜」或非地名，而為諡法。《逸周書·諡法》：「怠政外交曰攜。」謂之「外交」，或攜王為叔帶之流，其立殆亦託庇於戎人，故為「勤王」之晉文侯所殺，否則繒為姒姓國，何以反與姜後母家西申及犬戎等相結而亡周乎？《詩》稱「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似已明示西周滅亡之故矣。 （以上西周史之部） （35）鄭莊小霸附鄭莊後春秋時鄭之國勢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隱元年） 案：隱六年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周東遷立國時依賴晉鄭二國也。晉分為翼曲沃二國，六十七年而後合，晉始由中衰而復興強盛。鄭莊封叔段，亦「如二君」，二十二年而鄭國複合，鄭亦漸強。可見由「封建」而內亂，必須統一，國始能強。東周初年晉鄭二國之盛衰，即分裂而統一之後效也。 又案：觀鄭莊公伐叔段，僅用兵車二百乘，叔段「如二君」，當至少亦有兵車二百乘，則春秋初年鄭亦一數百乘之國耳。齊魯在當時皆千乘之國，故齊僖欲昏鄭忽，鄭忽辭以「齊大非耦」；陳桓公亦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春秋初年鄭國小而強，蓋以商業發展、經濟富裕之故。昭十六年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左傳》載商人三事，皆屬鄭國，必非偶然。蓋鄭處當時「天下」之中，其商人足跡通於四方，又得國家之保障，故商業易興也。 又案：鄭莊公自克段後，再次伐衛（隱元年、二年），侵周（隱三年），再抗宋、衛、陳、蔡聯軍（隱四年），敗燕（南燕？）師（隱五年），伐宋入其郛（隱五年），侵陳大獲（隱六年），又以王命伐宋（隱九年），大敗北戎（同上），合齊、魯伐宋，取宋二邑（隱十年），取宋、衛、蔡三師（同上），又入宋（同上），會齊、魯滅許（隱十一年），大敗息師（同上），大敗宋師（同上），大敗周、虢（？）、衛、蔡、陳五國聯軍（桓五年），救齊再敗北戎（桓六年），合齊、衛伐魯，戰於郎（桓十年），最後齊、衛、鄭、宋盟於惡曹（桓十一年），幾成霸主，此即所謂「鄭莊小霸」事業。然鄭之成「霸」除因商業發展，經濟較富外，鄭莊公之外交政策亦起作用。鄭、齊舊有盟交（見隱三年），至隱六年鄭莊乘魯、宋交惡，始結好於魯（隱公即位前曾與鄭人戰而為鄭所俘，見隱十一年傳），至隱八年，又向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許或為魯之屬國，魯在許蓋有周公祀田，《詩·魯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可證）。及魯桓即位，鄭又「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而「以璧假許田」，於是魯、鄭盟于越，盟辭曰「渝盟無享國」，至是鄭與齊、魯之交益固。蓋鄭莊原為王之卿士（初蓋獨掌王政，至隱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為右卿士，而鄭仍「為王左卿士」。至魯桓五年，桓王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而有編葛之戰），故能「挾天子」而用王、虢之師作戰（隱元年、五年、十一年）。齊僖為當時名義上之伯主（所謂「小伯」），然實無能，鄭莊又挾之以令諸侯，故鄭莊公既挾天子，又挾伯主，復結交當時國力甚強之魯國，憑其本國之富強，故能縱橫一時，成為真正之「小霸」也。 又案：鄭在春秋及戰國初始終為強國。鄭莊之強無論矣，其後如魯桓十三年《春秋》書魯、鄭、紀三國聯軍大敗齊、宋、衛、燕四國聯軍；宣二年鄭受命於楚伐宋，大敗宋師，囚其主帥華元，獲其將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成三年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帥師御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成七年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同年傳載申公巫臣謂若以申呂為賞田，「晉鄭必至於漢」；成十五年楚子侵鄭，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次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晉在鄢陵大捷之後，再合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於鄭西，魯師次於督陽，不敢過鄭，請逆於晉師，諸侯遷於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成十六年）；次年鄭子駟侵晉虛滑；魯襄十年傳載：魯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是時楚、鄭聯軍伐宋、侵衛、侵魯、克蕭，鄭更單獨侵宋）；襄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入之，其用兵數等於城濮之戰時之晉軍，是時鄭之國力蓋已超過千乘矣。定六年，鄭再滅許，並助王子朝之黨伐周邑，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是時晉人竟無如鄭何。哀二年晉、鄭鐵之戰，晉人以鄭為大敵，登鐵上，望見鄭師眾，衛大子懼，「自投於車下」，鄭人且擊趙簡子中肩，獲其蜂旗。至戰國初，鄭、韓屢戰，鄭亦常勝韓，如非內亂，鄭未必速亡也。 （36）所謂齊僖小霸 齊、衛、鄭、宋盟於惡曹。（桓十一年） 案：經作「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無宋人，《公》《谷》經同。隱四年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慾納之」。桓二年傳：「（宋）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則是後一短時期宋與鄭親，以鄭莊末年之強，糾合四國結盟，甚為可能，經無宋人，蓋偶脫之。《左》經為古，《公》《榖》經實皆從《左》經出（另有考辨）。又是時齊、衛、鄭方睦，故前四年鄭、齊、衛伐盟、向，上一年三國聯軍與魯戰於郎，宋、衛相睦，故宋人亦與惡曹之盟，或宋之與盟者非君，故次於鄭後。齊、衛、鄭三國則皆君主與盟，故經只書三國，此亦可能，則非脫文矣。 又案：隱八年「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是齊僖有平三國之舉，隱為盟主矣。隱十年齊、魯、鄭三國聯軍伐宋，蓋亦推齊主盟。隱十一年齊、魯、鄭聯軍滅許，傳書「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則滅許之役在名義上亦以齊主兵。桓二年經：「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桓三年經「公會齊侯於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桓五年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桓六年傳「會於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北戎伐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則齊僖屢主盟，且有滅紀之志，又能使諸侯之兵戍其國，此非「小伯」之證乎？此次惡曹之盟，蓋亦以齊僖為主，此盟為鄭莊小伯之極峰，亦為齊僖小伯之極峰也。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齊在西周時本為東方一伯也，故《鄭語》雲「齊莊僖於是乎小伯」。然齊僖時國力並不甚強，既不能御北戎之侵，其後與宋、衛、燕之聯軍又為魯、鄭、紀聯軍所大敗，此次大敗後，齊僖「小伯」之局蓋告終矣。 （37）春秋初年魯國之強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桓十三年） 案：此為魯國國勢之極強。魯在春秋初年本強，然在惠隱之際國交蓋甚孤立。魯在春秋前本為鄭之敵國（見隱十一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隱元年）。鄭、齊在春秋前已為盟國，魯與鄭敵，自亦與齊不睦，則春秋之初魯與齊、鄭、宋三大國之國交皆不和。惠公之卒惟「衛侯來會葬」。隱公元年魯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又求成於宋，「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與戎亦「盟於唐，復修戎好」。六年始與鄭結好，同時「盟於艾，始平於齊也」。至是魯、鄭、齊之交合，與宋、衛等成為兩「國際」集團矣。隱公十年，齊、魯、鄭伐宋，「公敗宋師於菅」，取郜、防二邑，桓十三年又與紀、鄭大敗齊、宋、衛、燕聯軍，終結「齊僖小伯」之局。莊九年魯伐齊，納子糾，雖因無備而為齊所敗，然次年即大敗齊師於長勺。又侵宋，齊、宋聯軍來伐，魯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次年，魯又敗宋師於鄑。春秋初年，魯祗一敗於齊，而四敗宋、兩敗齊、一敗衛、燕。直至齊桓稱霸前夕，魯之國勢尚甚強，不亞於齊。又春秋初年魯常侵杞邾、戎、莒等小國，而小國如曹、滕、薛、杞、紀、榖、鄧、邾、郳、牟、葛、蕭、鄫、州等亦常朝魯，紀且一度成為魯之保護國。據此以觀，魯誠春秋初年一強國矣。故以鄭莊之強，亦不能不竭力與魯為好，合魯之兵力、齊之地位，以破宋、衛、陳、蔡之聯盟。 （38）東遷初周之國勢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隱四年） 案：周東遷後雖託庇於諸侯，然春秋初年周王尚有一定地位，如此文稱「王覲」可以「定君」，石、厚方慮「何以得覲」？而因「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子教以「朝陳使請」為求得覲王之手段，則與春秋中葉以後周王地位尚不及一二等國君，諸侯幾皆莫朝者有異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隱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隱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鄭伯以齊人朝王」。隱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隱十年：「齊人、鄭人入成，討違王命也。」桓四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是葛戰前周王尚能討伐諸侯，王師尚有一定力量，諸侯尚有朝王者，鄭、虢等強國君主尚為周室卿士，周王亦尚能糾合諸侯以討伐叛離之國，至繡葛戰後，周室始一蹶不振矣。 又案：《詩·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不與我戍甫」（呂），「不與我戍許」，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此蓋申、呂等國受新興楚國之逼，故王師戍之也。則是時周室確尚有一定力量。 （39）楚之始興 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昭二十三年） 案：昭十二年傳：「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宣十二年：「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齊、晉、秦、楚，其在成周（西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是楚初封本小國（《逸周書·作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楚族蓋本起東方，「熊盈」之「熊」即楚氏，是楚王室蓋即周人所俘熊盈族九邑之一自東遷西者），且辟在荊山，直是一野蠻之部落。熊渠時稍發展，然畏周厲王去其王號，則仍弱小之部落聯盟耳。此後宣王南征，「於疆於理，至於南海」，楚蓋甚受壓迫而中衰。至西周亡，楚始復興，武王始稱王，然及文王時，楚勢仍不甚強。「土不過同」，蓋指其本邦之土，其服屬之地當不在內。然既雲「土不過同」，則勢仍弱也。《鄭語》：「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桓二年傳：「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詩·王風》亦載王師戍申、呂等國，蓋亦備楚，是楚之始興當在武王時。然至桓二年始見於傳，其國力似尚不及鄭、魯等國，周、鄭特備其方興之勢耳，非此時楚之國力已真能勝鄭也，觀鄭莊屢勝宋、衛等大國之聯軍，甚至大敗周桓所帥五國聯軍，又大敗北戎兩次，力能救齊，是時之楚尚非其敵。觀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吾不得志於漢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是時已屆鄭莊之末，楚之強未必過於「病齊」之北戎也。桓八年楚始敗隨，猶未能大克。九年，以鄧之弱小，敢於殺楚、巴行人，楚、巴聯軍僅敗鄧師，及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用斗廉之計，始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此一小勝竟引起屈瑕之驕傲。楚起傾國之師以伐羅（鄧曼曰：「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可證），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則是時之楚尚不及大敗齊、宋、衛、燕四國聯軍之魯、鄭二國也。莊四年楚武王伐隨而卒，取隨之成後，楚師「濟漢而後發喪」，猶懼隨之追擊也。莊六年楚文王伐申，次年伐鄧，莊十年楚始見《春秋》經，蓋是時楚之勢力始漸強而北進，於是敗蔡師、虜蔡侯。十四年楚已滅息，又入蔡。十六年以鄭厲公返國，緩告於楚，楚始伐鄭。是時楚益強，敢於伐中原之強國矣。然十八年巴人因聯合伐申之役驚其師，叛而伐楚，取那處而「門於楚」。十九年楚文王與巴人戰，大敗於津，遂伐黃，敗黃師而卒。以巴之小國尚能敗楚，則楚之強尚有限。此后庄二十八年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齊、魯、宋三國救鄭，「楚師夜遁」。後楚屢伐鄭，僖四年齊桓以諸侯之師伐楚，楚人屈服請盟，可見直至齊桓霸業全盛時，楚猶非齊之敵。僖五年傳載周王命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則周、鄭忌齊而尚不忌楚，且晉、楚相輔，鄭始得「少安」，則齊之強於楚可知，故齊桓卒後宋人敢於與楚爭霸。及楚敗宋後，楚始第一次列於最強國之林，幾成霸矣。 （40）齊桓霸業之盛 復會焉，齊始霸也。（莊十五年） 案：齊在西周時本為東方一伯，故東周初年王室始衰已有所謂「莊僖小霸」之說。其實齊在僖公時完全成為鄭莊之傀儡，「小霸」乃鄭莊，非齊僖也。然齊此時已有滅紀之志。紀亦姜姓國，據傳說，齊與之有世仇（齊哀公為紀侯讒於周天子而烹殺），然未必盡信，紀蓋東方姜姓中次等國家，齊圖並紀，猶衛圖吞邢也。紀與魯為婚姻之國，是時結好於魯以抗齊。在哀、僖時魯強於齊，桓十三年魯、鄭、紀大敗齊、宋、衛、燕之役，當含有齊、紀問題。魯與齊、鄭本為一黨，其後以紀之故，齊、魯有隙，齊曾假助於鄭以逼紀，魯亦無如之何。紀侯嫁女於周，蓋復圖假周王之威以抗齊。王室既衰，亦不能助紀。魯桓十三年齊人既敗，並紀之志稍息，然次年齊僖即卒，齊襄繼位，頗雄桀有為，齊勢漸強。魯桓十七年，魯與齊、紀盟，欲平二國，弗克，反引起齊、魯衝突，戰於奚。次年魯桓會齊襄於濼，且與夫人姜氏如齊，為齊所害（未必盡因文姜之故）。齊襄又師於首止，誘殺鄭君子亹及其佐高渠彌，魯、鄭皆為齊所摧抑，衛後亦曾為齊所伐，齊襄已成「小霸」之局，又婚於周，於是紀勢益孤，齊人遂遷紀之郱、鄑、郚三邑，紀季以酅入於齊，魯猶欲合鄭救紀，鄭人辭以難，於是「紀侯大去其國」，紀不得不亡。此後齊、魯圍成，成降於齊師，可見此時齊之強已駕於魯，然不久齊內亂，襄公被殺，齊霸之局未成。 齊襄既死，魯欲乘機復興，莊公伐齊納子糾，而桓公先入，魯因無備而敗。次年齊師伐魯，魯人敗之於長勺，勢復振，侵宋，齊、宋來伐，宋師又為魯所敗。次年魯又敗宋師，蓋是時齊、宋相結以制魯，猶未能勝，可見魯在此時之強。齊桓進一步合宋、陳、蔡、邾會於北杏，蓋以威魯，及滅逐，逼近魯都，魯乃為齊所屈服（自此以後「魯為齊弱」之勢漸成）。齊桓又合宋、衛之力並假周王之命以服鄭，鄭、魯既服，齊霸遂成。 （41）狄族之強 狄入衛，鄭棄其師。（閔二年經） 案：齊桓始霸之時，不僅楚漸強而北進，戎狄亦甚為縱橫，《公羊傳》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僖四年）者是也。戎狄侵陵中原之害，遠過於楚。蓋楚立國南方，為農業區域，即在春秋初葉，楚之富亦有勝於中原之處。如晉文在楚時對楚王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僖二十三年。其後襄二十六年聲子謂楚子木亦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僖十八年），則中原物資猶待楚之供給，故楚之武、文、成三王，據左氏記載，頗有文明氣象。申息既滅，楚能用其民，城濮之戰，楚之主力蓋即申息之師，故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僖二十八年）則楚之滅國縣之而已，無甚殘殺。城濮戰前周親若曹、衛、魯、鄭、蔡，異姓若陳、許等，皆服於楚，齊桓之子七人且「為七大夫於楚」，楚之文化或尚有過於晉。春秋時楚人若有中原，經濟文化未必遂受摧殘，或且得發展也。楚本中原之族，並非真正「夷狄」，以楚為「蠻夷」，周及諸夏貴族之宣傳，並不確當（至楚人自稱「蠻夷」，則以其所在地本「荊蠻」區域之故）。至於戎狄，則犬戎等滅周，使「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西周末年周之文化本已發展甚高（出土器物及銘文等可證），而自西周之亡至戰國之初，西方經濟文化遠遜關東，不能不謂與戎狄之破壞有關。狄入衛之後，「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閔二年），亦不可謂摧殘不甚矣，故北狄非「南夷」之比。齊桓「攘夷」之功，以抑制戎狄為盛。謂之「功」者，以其保衛中原之先進經濟與文化也。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髮左衽為戎狄之俗，孔子曾適楚，欲行其道，可見即在低級貴族出身之孔子觀之，戎狄與楚亦自有不同也。 西周亡於犬戎等戎狄，東周既建，戎狄又逐漸東南侵。如晉曲沃莊伯二年（春秋前九年），翟伐晉，及晉郊。北戎侵鄭（隱九年），又伐齊（桓六年），山戎病燕（莊三十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甚至合兵伐周，入王城（僖十一年），幾成酈山之禍。狄尤強橫，入邢衛（閔二年），伐晉（僖八年、十六年），滅溫（僖十年），並再侵衛、鄭（僖十三年、十四年），威脅周畿。齊桓伐山戎以救燕（莊三十年），御狄以救邢衛，並伐北戎（僖十年），謀淮夷（僖十三年），然邢衛卒遷，以鄭之強亦棄河上駐守之師，如非諸侯聯合抗狄，中原之危殆亦甚難言矣。 （42）召陵之盟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榖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榖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僖四年） 案：昭四年楚椒舉曰：「夏啟有鈞台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官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八事稱為「六王二公之事。」楚靈欲用齊桓，可見齊桓「召陵之師」之盛。《公羊傳》：「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蓋終春秋之世，中原霸主以諸侯伐楚取其成者惟有此役。據《齊語》，齊桓時齊亦僅為千乘之國（「萬人為一軍······三軍」「有革車八百乘」）如以半數出征則五百乘。召陵之師除齊外，凡宋、魯、衛、鄭、陳、許、曹七國，宋、魯亦皆千乘之國，如各出車三百乘，衛、鄭各出車二百乘，陳、許、曹各出車百乘，則全軍可能有一千數百乘之兵力，在春秋前期此為極可驚之軍數。故齊桓曰：「以此眾戰，誰能御之 ？」此其所以能服楚也。召陵之師已及楚境，楚人為城下之盟，觀「辱收寡君」語，楚蓋已加入齊桓聯盟矣。故曰「五霸桓公為盛」，楚靈亦欲效齊桓。然觀僖四年左氏之記載，一若楚人甚強硬，齊桓竟為楚人所屈者，此文蓋增飾楚史而成，故齊桓自稱「不榖」，崔東壁已發之矣。崔氏謂觀經則齊桓霸業勝於晉文，觀傳則晉文勝於齊桓，信然。此《左傳》作者揚楚抑齊、揚晉抑齊之證也，不得拘於僖四年之傳，遂謂齊桓「召陵之師」不足道，而晉文霸業勝於齊桓也。 （43）齊桓霸業之餘（楚宋爭霸）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僖十九年） 案：此節文前人少注意，故不知其重要，其實此乃楚人已加入齊桓聯盟之顯證。經「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可見此盟楚亦參與，魯、鄭、陳、蔡皆齊桓聯盟中國家，而此時則皆楚黨，陳穆公發起「修桓公之好」，蓋楚人所指使，以楚本齊敵國，出面不便，故使陳人為之。「盟於齊」者，蓋仍使齊處盟主虛位，而實際楚已為盟主，此蓋楚、宋爭衡中楚人之謀略。此盟中楚人僅列鄭上，且遠盟於齊，此在整個春秋時代為未有之舉，亦可證齊桓霸業之盛，故其餘烈如此。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則「盟於齊」之役以齊主盟可知，僖十八年宋襄以諸侯伐齊，魯救齊，齊師敗績。後狄亦救齊，則狄人似亦已加入齊桓聯盟，並可證齊桓霸業之盛。僖二十年「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也」，可見狄在齊桓晚年已服於齊，雖齊桓死後猶未叛也。 又案：在中原諸國內，齊桓聯盟中與齊最親而地位亦最尊者惟宋，故齊桓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宋襄公伐齊納孝公之役，從之者僅曹、衛、邾三國，蓋皆宋黨；而魯、狄救齊，狄且合邢伐衛，鄭朝於楚，自皆不附於宋。但僖二十一年經書「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則宋主盟。傳云：「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所謂「宋襄霸業」僅見於此而已。是年秋，宋、楚、陳、蔡、鄭、許、曹會於盂，陳、蔡、鄭皆楚黨，曹亦已叛宋（僖十九年），許亦未必附宋，宋襄孤立至此，猶不量力而欲為盟主，宜其見執伐也。魯此時亦楚黨，然與宋為婚姻之國，故為宋請於楚，宋襄得釋，猶聾瞶而合衛、許、滕等弱小之國伐鄭，故為楚人大敗於泓，所謂「宋襄霸業」遂告結束（所謂「宋襄霸業」實楚成霸業）。《左傳》所載宋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等語，皆儒家之義，《左傳》作者兼兵家之教，故托子魚言以非之。《公羊傳》則抱儒家迂闊之義，美之以「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榖梁傳》亦非宋襄公，與左氏同。考《墨子·非儒》云：「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下文非之，則左氏所載宋襄之言及《公羊傳》讚美之辭確為儒家之義，而左氏所載子魚之言及《穀梁傳》之說則與墨家之義合，要之似皆非春秋時人之思想也。 （44）晉獻中央集權 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莊二十五年） 案：晉自分為翼、曲沃二國後，國勢中衰；至曲沃武公滅翼，統一晉國，晉始得復興。然晉之內亂猶未已，其最重要之問題則為承翼、曲沃分裂之餘勢，公族極為強橫。晉獻之雄與鄭莊同，亟思削弱公族，以集權中央。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為晉統一之始。 「一軍」者小國之軍，蓋是時晉在名義上猶為小國。然伐夷朝周，勢已漸強。莊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藥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越二年，遂「盡殺群公子」，次年「士藥城絳以深其宮」，蓋防群公子之餘黨作亂也。此後晉作二軍，滅耿、霍、魏，進滅虞、虢，啟土於狄，晉始大矣。僖五年虞宮之奇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逼乎？」宣二年：「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此述晉之除公族而以異姓為公族之過程，蓋懲曲沃之亂而矯枉過正。晉文以後晉無公族之亂，而異姓異宗之大夫日強，皆由此耳。 （45）城濮之戰與晉文霸業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僖二十八年經） 案：城濮之戰為春秋時代最著名大戰之一，然其中有不少問題尚待解決，今為疏證如下： 第一，參加城濮之戰之國家，左氏經傳有矛盾。據經，晉方有晉、齊、宋、秦四國，而楚只一國，則楚師之敗無足異。據傳，則晉方只晉一國，而楚方則有楚、陳、蔡三國，以方興之晉國，敗久強之楚國聯軍，是足異矣。考《晉語》：「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公告大夫曰：·····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子玉釋宋圍從晉師······退三舍避楚，至於城濮，果戰，楚眾大敗。」《楚語》：「昔令尹子元之難，或僭王孫啟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為也。」據此，晉寡楚眾可信。《韓非子·難一》：「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呂氏春秋·義賞》：「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二書皆先秦文獻，與《左傳》、《國語》相證，更為有力。晉是時已作三軍，然伐曹而假道於衛，衛人竟弗之許。晉師圍曹，門焉，多死，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始克入曹，則晉師未必甚眾。楚人圍宋之役，從之者陳、蔡、鄭、許四國，魯人亦與會。楚芳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其後子玉請戰，左氏謂「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則楚師之從子玉者似不多。然子玉敗後，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是從子玉之軍似以申、息之眾為主力，西廣東宮若敖之六卒為數不多，僅為王族中堅而已。申在西周末為大國，春秋初年息國曾單獨伐當時最強之鄭，其軍數皆不能甚少，二縣從子玉之眾至少當有數百乘，所謂「過三百乘」是也。陳、蔡之眾亦當有數百乘，合之楚軍當在千乘左右，晉軍僅七百乘，故曰「楚眾我寡」也。左氏載「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於城濮」，然則宋、齊、秦之軍不過為晉之聲援，未必參戰。從楚四國之鄭、許二國，亦當為楚聲援而未參戰，參戰者，晉軍七百乘，楚、申、息、陳、蔡五邑之師，必眾於晉無疑，故「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子犯亦曰：「若其不捷，表裹山河，必無害也。」若晉方之眾足當楚師，以晉國方興之勢，文公不能遲疑如此。《韓非》、《呂覽》之記載信而有徵矣。左氏載「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據此，晉師獨當楚軍，胥臣下軍之佐，軍少，故蒙馬以虎皮，薄敗陳、蔡之師。晉中上二軍集中力量擊潰楚之左軍，楚師遂大敗。然觀子玉「今日必無晉」之語，則恃眾逼晉之意氣可見。總結上文所考，城濮之戰晉以自力七百乘獨當楚（包括申、息）、陳、蔡三國聯軍，以寡勝眾，晉方之宋、齊、秦，楚方之鄭、許，皆未參戰也。 第二，城濮戰時晉、楚在中原勢力之比較。是時從楚者蓋有魯、衛、莒（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不公、寧莊子盟於向。」）、曹、陳、蔡、鄭、許等國，從晉者僅宋、齊、秦三國。楚伐齊、宋，晉伐曹、衛，是為爭衡之焦點。僖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不臣」自指不臣於楚，則是時楚人勢力幾已席捲中原，為中原事實上之霸主矣。昭二十七年，楚沈尹戌曰：「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可見不特莊王為霸主，成王亦為霸主也。是時微晉人大挫楚鋒，楚將有中原而或代周，春秋歷史之形勢必大變矣。 第三，城濮之戰與晉文霸業之估價。近人在春秋霸主中多重晉文而輕齊桓，以為齊桓不能敗楚挫狄，而晉文能之。此說似可商榷。齊桓實已服楚、狄，使之加入中原聯盟（召陵盟後楚人雖尚持對抗之勢，其實不敢過於明顯背盟，故齊桓死後尚有「修桓公之好」而「盟於齊」之事，雖為策略，然齊桓霸業之盛可見），僅「東略」未成耳。晉文雖能挫狄、殺子帶，使周室統一，又能大敗楚師，然晉、楚勝敗對於當時中原人民之利害甚為難言（中原貴族自然贊晉畏楚）。楚是時之文化未必低於晉，經濟富足尚過之。至戎、狄之禍，是時已近尾聲，有晉、齊、秦三大國及鄭國在，戎、狄實已不能為大患（雖能亂周，尚不敢侵鄭），且多數入處中原之戎、狄似已漸定居夏化，等於中原列國。以衛之弱小，尚能抗狄、邢聯軍，狄且附齊以圖救邢而不能救，是時之戎、狄已非齊桓初年之戎、狄矣（僖三十二年：「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故晉文「攘夷」之功亦未必大於齊桓也。 （46）崤之戰與晉襄霸業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僖三十三年經） 案：此為晉襄霸業中一大事。秦本周室附庸，平王東遷時始列於諸侯，然秦人力征經營，略定宗周土地之大部，遂為大國。然與周室關係比較密切，與虢、晉、鄭等國同，故能用王師（桓四年），且屢勤王（僖二十一年、二十五年）。秦穆公通婚於晉，數平晉亂，《史記·秦本紀》載孝公令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言大致可信。晉文公時，晉、秦尚睦，曾合兵伐都，又合兵與楚戰於城濮，溫之會及翟泉之盟秦皆與焉。僖三十年，晉、秦合兵圍鄭，秦私與鄭盟，且遣將戍之，晉、秦間始發生裂痕。及晉文公卒，秦穆公乃圖襲鄭以啟東道，為鄭人所知，乃滅滑而還，至崤為晉及姜戎所覆敗。此後晉又敗狄於箕，獲白狄子，是晉勢尚強，所謂襄公繼霸是也。晉襄再敗秦師，伐秦取汪及彭衙（文二年），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次年晉人伐秦，以報王官之役，秦終為晉弱。此後秦又與楚爭鄀，及穆公卒，左氏謂「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六年），蓋春秋中葉以後秦始中衰，不為中原重要國家矣。 秦穆亦為「雄主」，惜其「霸西戎事跡不能詳悉，其東征則大受挫於晉，以晉扼崤函之險，國力又強於秦也（僖十五年「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吳入郢之役，秦發大軍救楚，亦僅五百乘。蓋秦地廣民稀，國雖大，亦至多二千乘左右之兵力耳。在春秋時秦之「國際」地位尚不及齊）。當秦之沖者，又有周室，秦不敢侵。其南則大國楚，秦亦不能得志秦國東出之路三面被扼，故終春秋之世常附於晉、楚，不能成為真正霸主也。 （47）晉趙盾專政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宣二年） 案：此為春秋史上一大事，自此而晉國政權漸下移，大夫專政，以致內政多門，霸業不競，卒致三家分晉之局。文公之復也，狐趙實為首勛，狐偃、趙衰（趙夙弟）皆以士之身分從大夫身分之公子重耳為臣以出亡，其地位猶鮑叔牙之於公子小白、管夷吾、召忽之於公子糾也。先是獻公時已以耿賜趙夙，使為大夫（閔元年）。獻公又娶戎女狐姬，狐氏本出唐叔（《晉語》），故狐突為晉臣，猶小宗之於大宗。文公作三軍，狐毛、狐偃將上軍，「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僖二十七年）。則趙氏地位不及狐氏，以狐氏為文公之舅家，子犯又屢立大功之故。然趙衰為文公之婿（僖二十四年），故晉作五軍時「趙衰為卿」（僖三十二年，《晉語》：「使趙衰將新上軍」）。「卿」也者，將軍者也（別有考證）。蓋自此狐、趙二氏並有軍行，然趙氏地位仍亞於狐氏文、襄二公時，中軍元帥先為郤縠，次為先軫，蓋郤先二氏為晉舊族，故次狐、趙之上，猶齊之國、高二氏地位在管、鮑上也。文公伐衛之役，郤縠卒而先軫代之。箕之役，先軫死之，先且居將中軍，而趙衰已佐中軍，至此趙氏地位漸駕於狐氏矣（狐氏為亞公族，此亦晉國異姓勝同姓之證）。及襄公之末，趙氏之屬陽處父地位又高，曾帥師伐楚。魯文六年，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於董，易中軍之帥，趙盾始執國政。陽處父為太傅，趙氏之勢成矣。 晉襄之卒，趙盾欲外求君，不克，僅逐狐氏。靈公立，乃與趙氏為敵。狄相酆舒問於賈季，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文七年）。「夏日之日」，自為可畏。扈之盟，趙盾專盟齊、宋、衛、鄭、許、曹六國之君，為大夫主盟之始（同上）。晉、秦河曲之戰，趙穿違軍律而弗罪（文十二年），趙氏亦專橫哉。及靈公長，思收政權，乃與趙氏衝突，君臣多間，晉始弱矣，所謂「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宣元年）。左氏為大夫諱之，飾辭也。左氏謂「晉靈公不君」等等惡德，皆有可疑（「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等，不甚近情理）。左氏又謂「宣子驟諫，公患之，使祖麑賊之。」若果政在靈公，惡趙盾，殺之可矣（如晉景公之除趙氏），何必使人賊之邪？至於所謂「不忘恭敬，民之主也」等鉬麑之語，夫誰聞之？其不可信奚疑。左氏又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亦證政在趙氏，故靈公只能設計以除之。及趙穿殺靈公，趙盾未出山而復，「反不討賊」，明是預定陰謀，不得謂趙盾不與弒君。左氏所載孔子之語，固說明當時君臣之義與後世有異，然亦或左氏所託也。觀趙盾竟使弒君之趙穿迎立新君，其志可知矣。此後又「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則異姓大夫代為公族，晉公室之弱，自此始矣。 及趙氏失政，成四年「晉趙嬰通於趙莊姬」，次年「原屏放諸齊」，趙氏內亂，晉景公乘之，誣之以「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郤皆晉舊族，此說明晉新舊貴族之爭。成五年趙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並可證），遂討趙同、趙括。以韓厥之諫，復立趙武（成八年），厥之言曰：「成季之勛，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弒君之人竟謂之「忠」，固亦證其時君臣之義有異，然亦晉大夫或左氏之飾辭也（成十年：「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並趙氏後世所造故事）。至若《史記》趙孤之記載，前人已辨之，茲不贅。 （48）楚滅若敖氏 及令尹子文卒，鬥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藥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贏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滸。······遂滅若敖氏。（宣四年） 案：或謂春秋時楚國已行中央集權制，君權獨盛。此說未為是。襄二十六年聲子謂楚令尹子木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則晉用異姓及客卿多，已開戰國之制。楚人異之，以為不用「族姻」。至楚則屈、鬥諸族世襲執政，皆公族也。文十年楚子西「與子家謀弒穆王」，文十四年楚公子燮與子儀作亂，甚至以王出，非卿族專橫之證與？吳起變法時楚之貴戚競殺吳起，使楚變法失敗，是後昭、屈、景三大族世執楚政，遂「以五千里之大楚受制於秦」，所謂「楚不用吳起而削亂」（《韓非子·問田》），曾謂春秋時楚已行中央集權乎？蓋春秋時楚之「封建」制尚不及中原諸國成熟，王為「大宗」之「宗法」制尚盛，故若楚之君權比較集中。然及春秋之末，囊瓦專政，其後「白公之亂」，皆貴族勢力漸大之徵。若敖氏之亂在楚莊時，此時楚勢全盛，然大夫專權亦萌於此。如若敖氏不滅，楚政將亦下移，為晉之續。春秋中後期之形勢將丕變矣。觀若敖氏之亂，子越專殺大臣，以其族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且弗受，意圖篡弒矣，謂春秋時楚國貴族不專橫，殊不合事實也（又，此或有《左傳》作者為楚王室潤飾之成分）。 （49）邲之戰與楚莊霸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宣十二年經） 案：自晉靈公之弒，晉政權一度操於趙氏之手，越四.年，晉趙盾侵陳，是盾猶在。又越二年（宣八年）傳書「郤缺為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十一年傳書「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十二傳乃書「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是趙盾蓋卒於魯宣八年，《史記·趙世家》雲「晉景公時而趙盾卒」，非是（晉成公卒於魯宣九年）。趙盾既死，郤缺為政，「廢胥克而使趙朔佐下軍」。宣十二年，荀林父代郤缺為政，邲之戰，趙朔將下軍，趙括、趙嬰齊皆為中軍大夫，趙同為下軍大夫，是趙氏一家一卿三大夫，勢猶甚也。是時荀林父初將中軍，左氏載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將帥不和，有失軍律，為邲之戰晉敗主因。是時，蓋荀、范、欒、知等為一黨，不欲戰，先縠竭力主戰，趙括、趙同和之，而趙朔亦不欲戰，趙氏內部意見亦分歧，趙旃且挑楚師，致晉師大敗，是趙氏雖失大政，而猶甚專橫，故速亡也。先縠既致晉師之敗，復與宋、衛、曹人同盟於清丘，而致宋、衛之不睦（同年），又召赤狄伐晉，故「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於是先氏亡，荀、范二氏當政，滅赤狄，晉稍振。伐齊之役，范武子老，使郤克代執政，成鞌之功。是時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蓋趙朔已死矣。魯成三年，晉作六軍，趙括、趙旃皆為卿，成四年傳書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是郤剋死，而欒、荀二氏當政。繞角、桑隧之役，趙同、趙括欲戰，知、范、韓氏不欲，欒書從之，可見趙氏與諸氏之不睦，故不久景公即因趙氏內亂及其與欒郤諸氏之不和而滅趙氏，蓋其時晉公室尚有權力，能御其臣下，政權相對統一，故致復霸之績也。 又案：楚穆王時已開始東北略，滅江、六、蓼，及晉屢生內亂，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於是楚伐鄭、侵陳、聘魯，服陳、鄭、蔡、宋，田於孟諸（文十年），又伐麇，魯「叔仲惠伯會晉郤缺於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文十一年），文十二年群舒叛楚，楚執舒子宗子，遂圍巢。穆王卒，莊王初即位，楚勢稍衰，屢生內亂，外患亦甚亟。文十六年，楚大飢，庸及群蠻等伐楚，楚國一度危殆，而上下同心，會合秦、巴滅庸，並服群蠻。宣元年楚、鄭遂合兵侵陳、宋，與晉爭霸，晉已「不競於楚」。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是亦楚人之捷也。及趙氏弒靈公，晉因內亂，勢益衰，楚莊伐陸渾之戎，竟觀兵於周疆（宣三年）。次年，楚有若敖氏之亂，既平，楚又三伐鄭，「取成而還」，又滅舒、蓼（宣八年），盟吳、越，勢益張。宣十一年，楚遂入陳，次年圍鄭，大敗晉師於邲，又滅蕭以脅宋。宣十四年，楚人圍宋，晉弗能救，魯、宋皆與楚平，楚莊霸業至此告成。魯宣十八年，魯使如楚，乞師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楚人以大軍救齊侵衛伐魯，於是楚、魯、蔡、許、秦、宋、陳、衛、鄭、齊、曹、邾、薛、鄫十四國盟於蜀，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蓋為楚霸之極盛矣。 （50）晉滅赤狄 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宣十五年） 案：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是狄勢尚強，然次年傳載「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是狄勢之初衰。是後僖三十三年狄侵齊，而晉人敗狄於箕，文四年狄又侵齊，七年侵魯，而「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是時狄似尚統一，故猶能為患齊、魯，而以赤狄潞氏為首，此晉人所以讓狄相酆舒也。九年，狄又侵齊，十年侵宋，十一年復侵齊伐魯，魯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左氏謂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人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二年，鄋瞞伐齊，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考宋武公末年，當春秋前二十四年，及魯宣十五年已一百五十三年，齊襄公二年當魯桓公十六年，至魯宣十五年亦已一百零二年，此記載必不可信。《魯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 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可見長狄之事雜有神話傳說。《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榖梁傳》：「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神話愈傳愈奇，愈不可信矣。蓋長狄為狄中之特異人種，或至孔子時尚有存者，故曰今為大人。當時中原人異之，戰而克之，書以記異。長狄諸酋或皆死於魯文、宣二公年間，其長壽自不足信。文十三年，狄又侵衛，宣三年，赤狄侵齊（是時蓋長狄已亡），次年再侵齊，六年伐晉，圍懷及邢丘，七年又侵晉，取向陰之禾，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是赤狄叛侵晉，而白狄服於晉（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橫函，傳：「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於橫函，眾狄服也。」則是時群狄離散，多服於晉，赤狄已趨孤立，故邲戰晉敗後、先縠召赤狄伐晉及清，越一年晉遂滅潞，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次年晉士會帥師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成三年，晉、衛合兵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上失民也。」至是而赤狄全亡。白狄自西方為秦、晉所逐，東徙，至春秋末晉滅肥、鼓，白狄唯餘鮮虞，後為戰國時之中山國。至諸戎亦為晉、秦、周、衛諸國所並滅，諸夷蠻則大部為楚、吳、齊、魯諸國所並，僅餘之部落至戰國迄秦統一，亦入於諸大國，或「散為民戶」矣。 又案，夷族文化本高，與諸夏相近，未經若何戰爭即與諸夏同化。蠻族似亦多務農，文化亦較高，在楚、吳、越發展下多數亦與諸夏同化。惟戎狄本多為遊牧部落，文化較低，曾為諸夏大患。然至晉、秦強盛以後，戎、狄多分散定居，進於農業。如赤狄潞氏已為有城邑之大國，晉人數狄之罪曰：「耆酒，二旾也。」是其農業發展，有穀物可造酒，故成「耆酒」之俗。宣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是亦赤狄定居務農之旁證。其後白狄肥、鼓、鮮虞亦為城邑之國，貶戎狄之俗矣。文十七年，「周甘歇敗戎於邥垂，乘其飲酒也。」是為戎人務農之證。更早魯西之戎，隱七年傳云：「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則亦有幣帛，且諳朝聘之禮，其有較高之文化無疑。春秋時所謂「諸夏」與「夷蠻戎狄」常不以種族分而以文化分，所謂「夷狄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故至春秋中、末葉，中原地區之「諸夏」「夷狄」已幾不可分而成為一族矣。 （51）案之戰與晉景復霸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成二年經） 案：自邲戰晉敗後，晉僅得宋、衛、曹等國之歸附，霸勢大衰，東方之舊霸齊國亦乘機起而與晉爭霸（自晉霸之衰，魯已屢服於齊，見《春秋》、《左傳》）。宣十三年齊師伐莒，以其恃晉而不事齊故。魯公孫歸父會齊侯於榖（宣十四年），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宣十五年），蓋亦服於齊也。宣十七年傳載晉侯「使郤克征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克怒，歸謀伐齊。《公羊傳》《榖梁傳》更敷衍其事，謂「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公羊傳》），「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榖梁傳》），其事誠為傳說，甚不足信。宣十七年《左傳》已謂「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則志在服齊而已。「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故晉、魯、衛、曹、邾會於斷道以「討貳」，「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等。苗賁皇言晏子於晉侯，「晉人緩之，逸」。及郤克為政，宣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已伐齊，齊人乞和。魯人使如楚乞師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成元年：「為齊難故，作丘甲。」是魯受齊之侵可知。「聞齊將出楚師」，故「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成二年，齊侯伐魯北鄙，又大敗衛師於新築，或且威脅曹國，故晉、魯、衛、曹四國聯軍伐齊，而齊師敗績，齊始屈服於晉（《史記·晉世家》謂「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微此戰，則晉不獨南有楚憂，西有秦憂（秦自崤戰敗後常與楚聯合），且尚東有齊憂（鞍戰前齊與楚亦聯合），即北方之狄亦將乘機而起，晉勢危矣。故鞍之戰晉勝齊，足以償崤之敗。既已克狄，惟西方之秦、南方之楚為強敵，晉厲經營，卒致「三強服」，而復大敗楚師於鄢陵，雖有內亂，終致復霸之績（晉景之末，晉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又侵沈，獲沈子揖，已見復霸之端矣）。 （52）晉厲復霸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成十六年） 案：此鄢陵之戰時範文子之言，指晉厲公時之「國際」形勢。自邲之戰後，晉勢稍弱，然當景公之世即於魯宣十四年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鄭伯如楚，謀晉故。」同年楚莊王「使公子馮聘於晉。」宣十五年，晉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次年，晉士會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又次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人乞盟，以公子強為質於晉。魯成元年，晉、魯盟於赤棘。二年，晉郤克會魯、衛、曹三國之師，大敗齊師於鞍，齊人屈服。三年，晉會魯、宋、衛、曹之師伐鄭，「討邲之役」。晉、衛又合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是年晉作六軍。四年晉師伐鄭。五年晉會齊、魯、宋、衛、鄭、曹、邾、杞同盟於蟲牢，「鄭服也」。六年，晉遷都新田，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襄二十六年聲子謂楚子木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盪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則繞角之役以後，楚人已連挫矣）是年晉討趙同、趙括，亦中央集權稍固之徵。晉是時又通吳以制楚，不久產生晉、楚第一次之盟約，是景公後期晉已開始復霸，故《史記》有齊頃公尊王晉景公之說。 及厲公即位，晉益強，然第一次晉、楚於宋聯盟後不久，楚敗盟，秦亦背晉成，狄亦侵晉。魯成十二年，晉人敗狄於交剛。次年晉假王命合九國之師伐秦，大敗秦師於麻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越三年，遂有鄢陵之戰。蓋厲公之時，晉中央政權較鞏固，師徒強盛，故能服三強、敗楚師而致復霸之績也。 （53）第一次宋之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成十二年） 案：第一次宋之盟，不見於《春秋》經，故前人與近人多有疑之者，余舊亦有所疑。今考是時晉厲正在進一步圖謀中央集權，欲先靖外。自晉景時滅赤狄，服齊，至是晉厲乃欲和楚、秦，以集中全力對付內部卿族。而楚則因吳人新興，奔命已疲，乃有晉、楚成和之事。在此前晉、楚早已通使，借宋華元之介，故有第一次宋之盟。是盟也，惟晉楚兩國參加，非若第二次宋之盟參加之國甚多，為弭兵大會也。又是時晉、秦亦為成而不克。此次宋盟後，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公子罷亦如晉聘，且蒞盟，晉侯及楚公子罷盟於赤棘。秦伯背成，欲道楚、狄伐晉，狄、楚皆告晉，「諸侯備聞此言」，「是以睦於晉」，晉遂大敗秦師。成十五年傳載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楚子侵鄭、衛，鄭人以楚人無信，反「侵楚取新石」，楚不得已，「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始叛晉從楚伐宋，晉人伐鄭，楚人救鄭，遂有鄢陵之戰。左氏記載前後之事甚明晰，恐不能盡出杜撰。《周語》亦云「（楚）背宋之盟（第一次宋之盟）」。至《春秋》經不書，或以此役為晉、楚二國之盟，無與諸侯，故未載於策，亦或春秋經之脫文也（是年經文甚少，頗有脫漏可能）。 （54）鄢陵之戰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成十六年經） 案：晉厲公見楚背盟，既敗秦師，國力強甚，乃思敗楚以盡靖外患，然後內圖卿族。範文子知之，故不欲戰，範文子之言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及戰而勝，範文子又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傳又載反自鄢陵，範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從此等言辭中皆可見是時晉國內部之問題。此次晉師之勝亦用謀略。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是即鄭莊繻葛之戰之戰術，城濮之戰亦有類似之謀略。襄二十六年，聲子之言曰：「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案此亦效邲戰之戰術），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所述尤詳，可以參考。晉既勝楚，又三伐鄭，鄭人不服，然晉難己作矣。 （55）晉厲集權之失敗 晉弒其君州蒲。（成十八年經） 案：晉厲公為一頗圖自強之君主，晉國霸業至厲公時已發展至頂點，然衰運亦萌芽於此時。成十七年傳載：「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使是計劃告成，則晉國可能於此時逐漸轉入中央集權官僚制度。厲公蓋利用諸卿族中之矛盾以除諸大夫，任用胥童、夷陽五、長魚矯等寵臣為心腹。又利用欒、郤二大族間之矛盾，遂殺三郤，實用胥童之謀。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胥童於殺三郤後，又「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弗忍殺，長魚矯曰：「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弗聽，矯遂奔狄。公使胥童為卿，蓋倚仗之。而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韓厥，皆辭，是晉之卿族間頗有矛盾，歷公被弒後，悼公和解公與諸卿間之矛盾，利用諸卿之爭而建政權於其上，尚能勉成所謂「復霸」之業。 （56）晉悼復霸 晉悼公卒，遂不克會。（襄十五年） 案：所謂「悼公復霸」，實猶「宣王中興」，其績業有甚大之局限性。當悼公之立，僅十四歲，大夫逆於清原，公曰：「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可見是時晉卿族之強，公室幾已成贅疣，故悼公要諸大夫以「從君」，諸大夫雖暫時允諾，盟而後入，「逐不臣者七人」，而弒君之欒書、中行偃不與焉。成十八年傳載，晉悼公之施政：「施捨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此皆所謂「收拾民心」也。同時重用魏、范、趙三氏，使「為卿」及「大傅」（士渥濁）「司馬」（魏絳），而以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以安欒、荀等氏之心，所謂「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以此成「復霸」之功。楚人伐彭城，納宋亡臣魚向二氏，以三百乘戍之，以逼宋。晉悼內寧諸大夫，外和諸侯，合諸侯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諸侯之師圍宋彭城，虜宋五大夫歸（襄二十六年聲子曰：「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是此役楚亦頗受挫也）。晉又率諸侯伐鄭侵楚，此後晉屢伐鄭，結吳人以困楚，又和戎狄，「謀所以息民」，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然襄十年晉、楚之軍遇於潁，未戰而還。荀蕾曰：「我實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鄭。」可見晉悼之末，晉霸已成強弩之末。襄十一年秦師伐晉以救鄭，戰於櫟，晉師敗績。次年楚、秦聯軍伐宋，「以報晉之取鄭」，襄十四年晉范宣子數姜戎氏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姜戎氏對曰：「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欒黶不從命，先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同年傳載：「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次年齊、邾伐魯，晉弗能救，而悼公卒。是晉既西挫於秦，又東挫於齊，悼之霸業衰矣。又案，晉悼公為「復霸」之主，據左氏記載功烈甚盛，雖享國不甚永，何以諡為「悼」乎？是甚可疑。考悼公晚年，卿族專橫，諸侯已貳，甚至不競於秦、齊，或悼公有效厲公集權之志，而為大夫所殺歟？左氏於晉袒卿族，於魏氏事造飾尤多。晉悼降心以從諸大夫，又重用魏氏，故左氏曲筆以揚其功乎？觀悼公既卒，平公即位，「警守而下，會於淏梁，命歸侵田。」或悼公之不善終，晉人諱之，以免諸侯之貳。觀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是等記載，蛛絲馬跡，甚可疑也。但是年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蓋是時楚困於吳，勢益弱，故晉師尚能勝楚，然齊伐魯，晉亦暫時無如之何也（至襄十八年晉始合諸侯伐齊，次年齊始暫服）。 （57）春秋時邾之盛衰 邾子牼卒。（襄十七年經） 案：此左氏經文。「牼」，《公》《榖》經皆作「」，蓋假借字。出土銅器邾公牼鍾正作「牼」，與左氏經合，則左氏確為古文，非漢人所能偽造矣。此為左氏古文經不偽之強證一。 又案：邾國之地位在春秋時僅次於魯，戰國時並稱「鄒魯」，為文化之邦，其國興衰之歷史應略加考證。邾在春秋時為三等小國，而傳世彝器之多在今山東境內僅次齊魯，名器有邾公牼編鐘、邾公華鍾、邾公釺鍾、等。邾公牼編鐘四器中銘文最多者五十七字，邾公牼即邾宣公。邾本附庸小國，隱元年《春秋》經書魯隱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魯桓公時，邾又曾與魯結盟於趡，修蔑之好。莊十五年宋、齊、邾合師伐郳，蓋邾自從齊桓伐郳後始列爵於諸侯。然魯隱、桓之世邾已與魯為好，又曾與鄭人一伐衛、再伐宋，與魯、鄭二國盟於翼，是雖附庸小國，已早得諸侯之重視矣。魯僖之世，邾賢君文公屢與諸侯之盟會，伐滅須句。升陘之役，大敗魯師，國勢自此漸強。文公子定公為齊出，得齊之卵翼，更與魯為敵。文公之卒，魯使弔喪不敬，邾竟伐魯討罪。魯宣之世，邾都繹邑為魯所取，其後邾人亦戕殺魯附庸鄫子。魯成末年，邾宣公即位，雖再朝魯，然襄四年魯人侵邾，邾人敗之於狐駘。魯襄十五年齊人叛晉伐魯，邾亦伐魯南鄙，以為齊援。宣公之後，悼公初年，仍與齊夾攻魯國。襄十九年晉盟諸侯於督揚，執邾悼公，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魯，此後邾人仍「驟至」。至魯襄二十一年邾內亂，庶其以漆、閭丘奔魯。襄二十三年邾畀我又奔魯，自此邾始漸衰，為魯所制。襄二十七年傳宋之盟，齊人請邾不與盟，是邾為齊屬之證。昭四年傳鄭子產雲「邾畏魯」，昭十三年「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昭十八年邾人入鄅，盡俘其眾，宋人討邾，始歸鄅俘。昭二十三年，魯取邾師，魯昭之末邾快、黑肱等聯袂奔魯，邾更為魯所弱。魯定公時邾隱公一與魯盟，一與魯會，一朝魯，一奔魯之喪，如此事魯，猶不免於魯討。魯哀初年，魯乘晉、齊相攻，數伐邾國，取邾田，俘邾隱公，邾幾瀕於亡，賴吳、齊之力，始得倖存。魯哀十年，邾隱公奔魯。隱公曾為吳所執，失位，後越人納之，旋又執之。然「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哀七年傳），邾之國力亦稍次於魯而已。要之，春秋時邾之全盛惟在中葉宣悼二公時也。 （58）晉欒氏之亡 晉欒盈出奔楚。（襄二十一年經） 案：欒氏本晉舊族。桓二年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三年傳：「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夜獲之，及欒共叔」。是在曲沃與翼二國中欒氏皆為大族。晉文復國，狐、趙雖為首勛，然作三軍、謀元帥，仍以舊族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城濮之戰，欒枝有功，「入盟鄭伯」。及趙氏為政，欒氏以公室同族，雖將下軍（欒盾），不甚得志。趙盾死，郤缺為政。郤缺死，荀林父為政，欒書佐下軍，其勢猶亞於趙氏（趙朔將下軍）。邲之役，欒書不欲戰，趙朔黨於欒書。荀林父死，士會為政，士會請老，郤克為政。鞍之戰，欒書將下軍。郤剋死，成四年欒書始將中軍為政。成五年，趙嬰齊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繞角之役，趙同、趙括欲戰，欒書卒從知、范、韓三氏之言還師，是皆欒、趙二氏間有矛盾之證，所謂「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可見欒氏實滅趙氏。趙氏既弱，欒、郤二舊大族間又起矛盾。成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宗或為欒氏之黨也。鄢陵之役，範文子不欲戰，欒書不可，是蓋欒、范不和之始。戰時，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則欒、范固皆強族。及「欒書怨郤至」，害之，厲公殺三郤，亡郤氏，欒書、中行偃又殺厲公，即《晉語》所謂「欒書實覆宗（大宗）」也。欒書等執厲公時，召士匄、韓厥，皆辭，是又可證欒、范之矛盾。晉悼公即位，重用范、魏、趙、韓等氏，以牽制欒、中行二氏，特別依仗范、魏二氏。欒書死，韓厥為政，然欒黶仍專橫。韓厥老，知蕾為政，范氏漸強（襄九年：「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魯襄十年伐鄭之役，楚師救鄭，知武子欲退，欒黶不從，獨進。欒黶欲伐鄭師，荀不可，是又欒、知二氏間之矛盾，欒氏之勢漸孤。荀蕾、士魴卒，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讓於荀偃（是蓋為范中行氏相結之始）。荀偃為政，欒黶僅將下軍，晉悼伐秦之役，欒黶又違荀偃之命，擅自率下軍東歸。欒鋮死役，欒黶謂士鞅使鋮死，又逼士匄逐其子士鞅，欒、范之隙益深。及荀偃死，范匄為政，乃修欒氏之怨，欒黶死，欒盈為下卿，「好施，士多歸之」，范宣子「畏其多士」，遂逐之，盡除其黨。欒盈奔楚，適齊，其黨知起、中行喜等亦奔齊。晉再會諸侯「錮欒氏」。齊人慾亂晉，納欒盈及其士於欒氏封邑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氏以入於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同族中行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欒氏。以「欒氏多怨」，范氏為政；「欒氏自外」，范氏在位，故范氏勝。范宣子使范鞅逆魏舒，賂之以曲沃，欒氏孤立，敗奔曲沃，為晉師所殺。雖有齊援，欒氏卒亡。然自是范中行氏又漸橫，終成晉國第二次大內亂。 （59）吳之始強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成七年） 案：宣八年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納，盟吳、越而還。此為吳越始見於傳。眾舒在今安徽中部淮南江北之地，蓋淮夷徐戎之別枝，則是時吳、越所在地可能離此不遠。吳、越雖受楚逼，以楚之東略，亦受其文化之影響，是以始大。據《春秋》經傳觀之，越之興雖晚於吳，然每戰越多勝，則越之強與善戰決不亞於吳也。成七年吳始見經，以其伐郯故。郯與魯為婚姻之國（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故魯史記之。是年經又書：「吳入州來」，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編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襄二十六年聲子云：「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御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是皆言吳之強由於巫臣之教導。豈有一人能興國之理？蓋吳此時已逐漸興起，巫臣知之，乃撮合吳、晉，以中原先進戰術教吳，吳乃益強耳。個人在歷史上之作用固不能抹煞。 吳自魯宣、成間興起，伐郯之役，蓋欲啟通晉之道，與「上國」之盟會，非欲侵犯中原也。吳此時與爭者為楚，故伐郯之後即入州來。州來者，吳、楚間之要塞，故楚子重自鄭奔命。楚一歲七奔命，吳之侵楚亦亟矣。成八年晉、齊、魯、邾四國伐郯，傳曰：「晉士爕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此說可疑。晉何至遠與吳爭東夷之小國？且郯近於魯，郯服於吳，在魯為威脅，又何以「公賂之，請緩師」乎？又是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正在通吳，何以伐「事吳」之郯？左氏本身即自相矛盾。蓋是時吳、晉通路在莒，故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而次年楚人伐莒，「克其三都」，蓋欲截斷吳、晉之通路。率是以言，則晉伐郯者，蓋欲以郯為通吳之路耳（或是時郯畏楚，不肯為吳、晉之通路）。成九年蒲之會「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是此時晉亟欲通吳以脅楚之證。楚人為吳所脅，故求成於晉，而有第一次宋之盟。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次年遂有鄢陵之戰，楚益弱，吳患愈亟。成十七年「楚人滅舒庸」，以其道吳人侵楚。成十八年，楚又納宋亡臣於彭城，亦以斷吳、晉之通路。故傳載宋西鉬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奸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襄元年晉帥諸侯取彭城，歸之於宋，亦以暢通吳之道。自後楚遂「失東夷」（襄二十六年）矣。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吳亦伐楚，楚「所獲不如所亡」。襄五年，魯、衛會吳於善道，諸侯盟於戚，會吳。襄十年晉又帥諸侯會吳於柤，遂滅偪陽，以與宋，蓋亦啟通吳之路。楚人伐宋克蕭，蓋報此役。楚又聯秦，使秦伐晉，敗晉師於櫟，亦如晉之聯吳矣（晉吳、楚秦是時皆曾聯姻）。襄十三年，楚共王卒，吳侵楚，為楚所敗。襄十四年晉帥諸侯會吳於向，楚人伐吳，為吳所敗。「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蓋楚已畏吳也。襄二十四年，楚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次年，楚敗吳，滅舒鳩，吳子諸樊伐楚，門於巢，卒。傳載楚人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可見是時楚受吳侵之甚。襄二十六年，楚秦合師侵吳，雖無功，足見楚秦之聯結。其後吳師入郢，秦人救楚，卒復楚國，其端已肇於此矣。 又案：吳之人民為越族，故「斷髮文身」，無甚可疑。至其王室自稱周泰伯之後，中原諸國亦承認之，則有可疑。予前立有二說，一說以為吳王室亦蠻夷之族，其證為成七年吳伐郯，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並言「吾亡無日」，則以吳為「蠻夷」，似不認為同族同姓。哀七年，魯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蓋大伯在虞，故「端委以治周禮」，而仲雍在吳，故「斷髮文身，裸以為飾」。是吳祖為仲雍，非太伯也。舊說以仲雍為即虞仲，然虞仲在虞，故稱「虞仲」，宮之奇以太伯、虞仲皆為虞祖。蓋仲雍別是一人，其人「斷髮文身」，似非夏族，未必因奔吳而從越俗也。一說以為吳或為虞國支庶之別封，本為「漢陽諸姬」之一。觀汾水流域之國如隨、鄂、唐（即晉）、沈、黃等，在江漢流域附近皆有之。唐虞連稱，有唐亦可有虞。漢水流域之虞或即吳，從考古發掘遺物看，吳似有由西移東之跡。《史記》謂太伯、仲雍奔荊蠻，漢陽亦屬廣義「荊蠻」之地。漢陽之吳（虞）蓋受楚逼而逐漸東遷，故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疑吳、越是時地尚在今安徽省境內或不遠之處。襄十二年經書：「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論語》亦謂魯昭公「取於吳，為同姓」，是或吳通「上國」後冒虞祖太伯、虞仲之後，自稱「姬姓」，以與諸夏結好，亦或為吳本「漢陽諸姬」中一國之證，斯猶未能定也。然太伯、虞仲在周太王時決不可能遠奔至江東，則無疑矣。 （60）第二次宋之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襄二十七年經） 案：是時晉國內有卿族互相兼併之憂，外有秦、齊之患，故不得不與楚平分霸權，以息兵爭。楚國內部政權亦有下移傾向，同時困於新興之吳，不能與晉競爭中原，故亦樂於分享霸權而與晉平，此第二次宋之盟弭兵大會所以暫時有成也。 又案，是盟經書晉趙武在楚屈建之上，似晉主盟者，然傳云：「晉、楚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傳之說有可疑。左氏作者每有袒楚之嫌（其次則袒晉卿族），言「乃先楚人」，並曲解經文，似非信史。觀盟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註：「客，一坐所尊」，則是盟以晉趙孟為主審矣。春秋時晉、楚之爭，晉勢較強，是時楚國又深受吳患，國勢益衰，未必能先晉也。然是盟晉、楚雖許平，而齊人難之，蓋尚欲與晉人爭霸。齊、秦雖與會而不與盟，楚子木謂宋向戍「請晉、楚之從交相見」，結果「釋齊秦，他國請相見」，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魯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蓋欲輕魯之貢賦，是可見當時小國受大國剝削之甚。盟後「晉荀寅遂如楚蒞盟」，「楚薳罷如晉蒞盟」。此次弭兵大會之主要目的為弭晉、楚兵爭，使「晉、楚之從交相見」，以便晉、楚分享霸權。然從晉者皆中原大國，從楚者皆南方小國，宋之盟，楚受惠良多，故盟後果得暫時「弭兵」也（昭元年晉、楚、齊、魯、宋、衛、陳、蔡、鄭、許、曹諸國又會於虢，尋宋之盟，楚人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此後晉、楚間遂暫時安寧）。 （61）子產治鄭之改革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十年） 案：子產為七穆之族，地位本高，又有才能，故鄭正卿子罕使之為政，亦所謂「明賢」也。先是，襄八年鄭人侵蔡，勝焉。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其父子國怒之，曰：「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是時子產尚幼。襄十年因鄭執政子駟曾「為田洫」（蓋與子產之「田有封洫」相類），司氏等「皆喪田焉」等原因，「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作亂」者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子產「聞盜」，儆而後出，以兵車十七乘「攻盜」，「國人」助之，「盜眾盡死」。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蓋亦維持舊制度之舉），「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子孔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眾而後定」，是子產之初顯才能。鄭子孔專，「欲去諸大夫」，「起楚師以去之」，鄭人知之，「完守入保」，楚師無功而還（襄十八年）。襄十九年，鄭人討子孔，殺之。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襄二十二年，晉人征朝於鄭，子產為少正，對之。襄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是子產善於外交辭令之表現。襄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入之。子產獻捷於晉，對答晉人之質問，有文辭。子產問為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對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合二人之言，蓋以為為政須謹慎無懈，而德禮威刑並用也。次年，鄭伯賞入陳之功，子產辭邑，公孫揮以為「讓不失禮」。楚、秦合師侵鄭，楚人俘皇頡與印堇父，以印堇父歸秦。鄭人贖之，弗得，從子產之辭始獲之，是子產已屢顯才能。許靈公請師於楚，伐鄭，鄭人將御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鄭人從之，楚師逞而歸，不久成宋之盟。於此見子產之智。襄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謂「小適大」有五惡為「小國之禍」，故「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是子產反對大國之欺壓也。襄二十九年，鄭執政子展卒，子子皮即位，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衣焉」。是年傳載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逾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於此亦可見子產得政之原因。 襄三十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可見是時鄭國卿族內爭之甚。是年鄭伯有、子皙相攻，伯有出奔，人謂子產「就直助強」，子產曰：「姑成吾所」。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遂行，子皮止之，子產入。伯有入，與駟帶相攻，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子產哭而斂之。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乃止。是年子皮遂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逼，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是子皮深信子產，故子產得為政。 子產為政之方，大致為在貴族間相忍以為政，然甚惡者則斃之。所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者，余以為主要是恢復整頓「宗法封建」舊制，在此時尚有改良性改革之意義。所謂「輿人誦之」，則初以子產恢復整頓舊制，使彼等「僭越」之所得有失，故欲殺子產，然子產改革後蓋有獎勵生產及興起文教等舉動，故「輿人」又歌頌之。所謂「輿人」，殆「國」中「甲士」一類人物也。 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未得見晉侯，「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人讓之，子產強硬對答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逾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云云，晉人使士文伯謝不敏，乃築諸侯之館。晉叔向評之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子產確善於外交辭令。同年傳又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云云，是子產亦能「任賢使能」，故得助多。傳又載：「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鄉校，子產不可，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孔子評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段記載證明子產當有原始民主主義思想，在當時宜於治國。同時子產又止子皮使未學之尹何「為邑」，「子皮以為患，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元年，鄭貴族公孫楚、公孫黑爭妻相攻，子產治之，逐公孫楚。昭二年，鄭公孫黑又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子產逼殺之。晉侯有疾，鄭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子產據故典等對答晉問，晉侯以為「博物君子」，是子產有學（昭七年又載子產聘晉，晉侯疾，韓宣子問於子產，子產亦據故典對答。此或是一事之兩種記載，未必盡可信）。楚令尹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楚令尹圍果弒君自立為靈王。昭四年傳稱：「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作丘賦」蓋為增加軍賦，亦當時不得已之事，非此不足以待強鄰。魯「為齊難故作丘甲」，亦如是矣。觀子產之言頗有後世法家之風格。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晉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鑄刑書」為公布刑法，亦當時時勢之必然，非此不可者。叔向守舊，故非之，以為公布刑法則民「不忌於上」，亦即孔子評晉鑄刑鼎所謂「何以尊貴」之意。子產亦為大貴族，故思想不能不與叔向、孔子等有共同點。然彼比較實際，略有法家傾向，為時勢所迫，不能不事改革，即所謂「吾以救世也」。 昭七年，子產又為豐氏歸州田於晉，以防晉之討，亦外交善策。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竭力「爭承」，晉人許之，子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昭十六年，晉韓起聘於鄭，求鄭商之玉環，子產弗與，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韓起買諸賈人，既成賈，又請諸子產，子產堅持鄭君與商人之盟約而弗與，韓起終辭玉謝罪而歸。子產之善於外交，於此等事皆可看出。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立子瑕，子產弗許，亦弗止其姻，晉人如鄭問駟氏事，子產從容對晉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此又為子產外交之一勝利。昭十六年，鄭大旱，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是證子產尚有迷信思想，然主要是「守禮」。昭十七年，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鄭果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鄭火時子產但「行禮」而已，少見迷信之事。然卒「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傳曰：「禮也。」則仍「行禮」而已。「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不畏晉討，曰：「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此等處皆可看出子產「重人輕天」，重實際，講守備，而「行禮」，其思想實與孔子大同小異。昭十九年，「鄭大水，龍斗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禁焉。」子產弗許，曰：「我斗，龍不我覿也。龍斗，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是亦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及「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之思想也。然昭七年傳載「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及子產適晉，晉人問其事，子產以為能有，則子產似非完全不信鬼神者，亦與孔子相同。 昭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左傳》載孔子之評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左氏載「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是段記載有可疑者。子產固可有早期法家思想，主以猛治民，然左氏所載孔子之言則與《論語》所載孔子之言弗類，疑《左傳》作者所文飾，《左傳》作者固兼有儒法兵三家思想也。 總之，當子產為政時，鄭卿族間多內亂，而鄭又以小國介於晉、楚兩大國之間，國內外形勢俱屬不利。子產為大貴族中之比較開明賢能者，故執政子皮使之為政。子產針對當時本國形勢，以容忍及執法之兩種手段對付貴族，以靖內亂。又善利用晉、楚之間及晉、楚國內之矛盾以應付外交。子產本人亦長於文辭，外交無失，屢獲勝利，以靖外患，是其能也。子產又針對當時社會政治形勢，整頓舊制及創立新法以「救世」，不顧保守者之反對，又有早期法家之風。然彼雖以猛治民，而接受輿論；以法繩貴，而以寬濟之，故能於交錯之矛盾中推行漸進性之改革。至於其改革內容與成效之有限，則時代使之然也。 （62）孔子治魯之改革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人來歸鄆、灌、龜陰之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定十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十二年） 案：《孟子·萬章》：「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則孔子之仕於魯，實仕於季孫氏也。季孫氏盍為用孔子乎？則以三家雖專魯政，而頻有家亂。季孫氏有南氏及陽虎等之亂，叔孫氏有豎牛及侯犯等之亂，孟孫氏其後亦有公孫宿之亂。孔子所謂「陪臣執國命」之局，至陽虎專政，可謂極矣。陽虎於定八、九年間作亂，失敗奔齊，次年傳遂書夾谷之會「孔丘相」，是孔子及其門徒登用於陽虎失敗之後，明是季孫氏等用之，所以抑制有土有民之舊式宗法家臣也。孔子述周制，法周公，雖出身微賤之士，然其思想則因所受教育而較保守。季孫氏既登孔子，以孔子在當時魯國之聲譽，不能抑為家臣，故以為公臣而聽任之。定元年傳載「孔子之為司寇」，則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故能相定公以會齊侯於夾谷。昭四年傳載杜泄謂季孫氏為司徒，叔孫氏為司馬，孟孫氏為司空，則孔子為司寇，地位僅次於三家，亦可謂之不次之升擢矣。季孫氏既以忌其宗法家臣之故，重用無土無民但受穀祿之孔子，孔子又使其弟子仲由為季氏非宗法性之宰，內外夾持，政權一度幾在孔子之手，故《公羊傳》兩言「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定十、十二年），是孔子幾代陽虎之地位也（就身分言尚高陽虎一等，陽虎猶為家臣，而孔子為公臣）。 孔子既執魯政，其善外交辭令與子產同。夾谷之會，以「禮」屈服齊人。夾谷會後，齊人以欲結魯抗晉，故「來歸鄆、灌、龜陰之田」。觀左氏上文，其田即所謂「汶陽之田」，而「汶陽之田」舊為季氏封土。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當定公時「汶陽之田」已早為齊人所奪，至是孔子要以歸魯（以魯從齊出征為條件），即以歸季氏（成二年，晉勝齊於鞍，「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蓋亦即以歸季氏，故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弗順，私謂之曰：「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云云），是孔子為季氏盡力也。是年，侯犯以郈叛，魯師再攻之，不克，以駟赤之計收回郈邑。此時孔子必以所謂「禮」遊說三家（如《公羊傳》所謂「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之類），使墮三都，以「尊公室」而抑家臣，亦所以強三家。季、叔二氏鑒於宗法家臣之不可制，乃許諾而墮二都，孔子之謀既為三家（孔子未主張廢世卿），亦所以「張公室」。蓋孔子之圖，在客觀上實行中央集權官僚制度，如孔子之謀成，則孔子及其弟子得掌魯政，彼輩受穀祿，無封土，無宗法關係，實為最早之官僚，孔子改革之歷史意義，在此部分廢棄「宗法封建」關係而實行不徹底之中央集權官僚制度也。 定十二年實為孔子政權之穩固期，三家尤其是季孫氏已信用孔子，甚至定策墮其三都。叔孫氏既平侯犯之亂，「家」勢頓強，故墮郈無阻撓者。季孫氏則陽虎雖亡，其內部宗法家臣之勢力猶不弱，故孔子、仲由使季氏墮費，費邑宗法家臣公山不狃、叔孫輒等遂率費人以襲魯（定八年傳：「季寤、公組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蓋陽虎為孟氏之族，故平陽虎之亂者為孟氏成邑之師，公斂陽請追陽虎，孟孫弗許。又定六年傳「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是亦陽虎為孟孫氏族人之證。《史記·孔子世家》：「公山不狃······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是更為陽虎為孟氏庶孽之確證。蓋陽虎專魯政，不特其家主季孫氏畏之，其大宗孟孫氏亦畏之，季、孟二氏合以去陽虎。傳書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則陽氏亦已成為宗法大族，故難去也。定七年傳書「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是既足證鄆舊為季氏封土，亦足證宗法家臣有封土，並能據邑為政，陽虎之「陽」或即陽關之「陽」也）。是役魯君及三桓皆避入季氏之宮，登台以據守，費人「入及公側」，足見費師實力之厚（故在戰國時費能獨立為小國，久而後亡）。微孔子之指揮及其門徒等之賣力與「國人」之助，魯及三家亦危矣。是時惟孟氏成宰公斂處父有平陽虎之功，且未作亂，故強硬不屈，孟氏亦從之，弗墮成，魯公出面率師圍之，猶不克，足征宗法家臣勢力之強。雖季氏之任孔子等亦弗得全勝，而孔子則因此不得不去魯矣。 此次孔子之失敗，一由於其保守之思想，所謂「張公室」之主張招三家之忌。二由於其弟子孟孫氏之反對墮成，季孟二氏不和（見《墨子》）肇端，遂使孔子之謀不成。三由於其弟子仲由為季氏宗法家臣所愬，《論語·憲問》：「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季氏親屬之名上多有「公」字（如「公鳥」「公亥」等，蓋季氏僭為公族之故？）公伯寮至少為季氏宗法家臣，其愬子路亦猶秦之貴戚害商鞅、楚之貴戚害吳起也，然孔子固欲「張公室」，其招季氏之忌也亦宜。子服景伯者，蓋公室之黨，故親於孔子（《韓非子·難三》：「子服厲伯入見（魯穆公），問龐炯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厲伯以奸聞，而穆公賤之·····」似子服氏頗親公室，故穆公時雖行中央集權制，而子服氏仍存也）。崔述以為子路見愬，即孔子不得志去魯之故，甚是，其後孔子遂「以微罪行」矣。 又案：孔子仕魯，雖得季孫氏之重任，官為司寇，然固無封土，但受穀祿。《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論語·雍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泰伯》：「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憲問》：「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是皆可證孔子及其門弟子但受穀祿而無封土，故成為官僚性質之官吏，與有封土武裝之貴族官吏（包括卿大夫家臣）不同，此所以季孫氏任免孔子及其弟子甚自由，孔子及其弟子得用則「行道」，否則亦不能反抗，而用武力把持政權，如宗法家臣陽虎等。然「陪臣執國命」之局，亦使三家不願其再現，故孔子雖出亡，亦卒歸國，為君大夫之重要顧問（屢見《論語》等書），其弟子亦常為三家所任用，為「家」宰或邑宰。《論語·雍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游為武城宰」，《先進》：「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仲弓為季氏宰」，「子夏為莒父宰」，《季氏》：「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游對曰······」是即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也。《檀弓》亦載：「子皋將為成宰」，蓋孟氏平公孫宿之亂，收回成邑後之事。左氏於孔子失政權後又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哀七年）。「微虎欲宵攻（吳）王舍······有若與焉」（哀八年）。「齊為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孟孺子泄帥右師，顏羽御，邴泄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同上）。「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乃不尋盟」（哀十二年）。「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說之，「乃舍衛侯」（同上）。「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哀十四年）。成宰公孫宿以成叛於齊，「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乃歸成」（哀十五年）。「孔丘卒，公誄之······」（哀十六年）。「衛出公自城組使以弓問子贛」（哀二十六年）。「越子使後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哀二十七年）。此等事皆說明孔子及其弟子之被三家及外邦所重視，冉求且「帥左師」以敗齊師，開前所未有家臣將軍之局。冉有、季路曾並為季氏之「相」，蓋已肇後世官僚制度文武分職之端矣。其後子夏被尊師於晉魏氏，曾子被郪君（「武城人」-季氏？）所師，季氏將亡時又大用孔子之徒（見《韓非子》），甚至因此被殺，魯穆公與費惠公（季氏後？）皆尊師子思，是早期儒家不僅在學術上頗有影響，在政治上亦甚有地位也。 （63）春秋後期各國政權之變化 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昭二十一年） 案：自「共和行政」至西周亡，以至葛之戰，周天子之威嚴掃地，諸侯日強。至春秋中葉，諸侯政權又漸移入大夫之手，及春秋末年，大夫專政，如魯國政權且一度落入家臣之手。此其故，「宗法封建制」發展必然之結果也。周以「宗法封建制」立國，其初天子為「大宗」，諸侯為「小宗」，大夫士則「小宗」之「小宗」，故天子得以專制天下（即孔子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得承天子命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以次服從於「宗」，此西周時之大略形勢也。至社會經濟發展，「宗法」世族日以擴大，其間「小宗」逐級化為「大宗」，各「君」其土，各「子」其民，此「共和行政」以後周人之「宗法」統治網開始解體之徵也。諸侯化為「大宗」，專制一國，即成所謂「列國」形勢。諸侯間又互相兼併，乃出現所謂「霸政」（即孔子所謂「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國家之發展，其君漸成過去天子之地位，大夫儼若過去之諸侯，此種形勢發展之結果，必成諸侯守府、大夫專政之局（即孔子所謂「政逮於大夫」），此為「宗法封建制」發展之極，其衰運亦肇於此。大夫之「小宗」「宗人」甚至「庶人」中接近貴族者勢力亦漸發展，遂由家臣而變為官僚，大夫則漸化為集權之君主，戰國時代新興政權之雛型已肇基於春秋之末。唯魯秉「周禮」最多，本最為保守，故「宗法封建制」發展之結果，獨出現明顯之「陪臣執國命」局面，然三家「改制」之結果，亦成為草創之新型政權。其後中原大國之大夫，如齊之陳氏，晉之三家（尚有宋之戴氏等），建立新興中央集權國家，小國則或因卿族內亂而滅亡（如鄭），或則削弱為大國之附庸而倖存（如衛），或則經過鬥爭，君主收回政權，亦變為中央集權國家（如魯），或則分裂而為更小之邦（如周）。邊區之大國，吳在君主掌權時已滅亡，越在春秋時亦尚為君主掌權之國，其後情況不詳。楚則君權本較鞏固，春秋末年卿族勢力漸興，戰國時經過吳起「變法」，雖未完成，亦成君主貴族聯合專政之半中央集權國家。惟秦較落後，在春秋、戰國間政權始下移，造成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至獻公發憤圖強，孝公任商鞅「變法」，乃成為新興最強之中央集權國家，終於統一當時所謂「天下」。 當時中原國家內政之變遷，齊、晉另有論。周之政權在景王時已逐漸落入單、劉二氏之手，景王欲殺單子、劉子，未果而卒。單、劉遂專政，引起王子朝與王子猛之亂，累年始定。終春秋之世，周之政權常在王臣之手。至戰國時，周又分裂，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西周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二傳至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周分裂為二，合王室為三，以底於亡。 魯國自莊公之卒，其三弟相爭，季氏勝而立僖公，受費及汶陽之封以為上卿，三家並立而以季氏為首。及文公薨，東門遂殺適立庶，政權又一度為東門氏所掌。東門氏「欲去三桓」，「與公謀而聘於晉」，宣公薨，季文子遂逐東門氏，自此政權移入三家之手，「政在季氏」數世。通過「作三軍」、「舍中軍」二役，三家盡分公室之軍賦而「貢於公」，於是魯君僅有「公徒」，勢大弱於三家。昭公末年，圖去季氏，三家合以攻公，公出奔，死於外。自定公之立，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至戰國時，魯公室始乘季氏內亂及三家不和，假越兵以去季氏，「季氏亡」而叔、孟兩家亦微，至魯穆公之世，魯之中央集權政治遂鞏固矣。 衛國在春秋中葉，孫、寧二氏亦曾專政，獻公除滅孫、寧，君權稍強。靈公時司寇齊豹與大夫北宮喜等作亂，殺公兄公孟縶，靈公出奔邊邑。旋北宮氏與齊氏相爭，北宮氏滅齊氏，迎靈公復國。靈公死，其子與孫爭位，莊公復國，欲盡去舊臣，逐執政孔悝及太叔遺，大夫及「國人」等逐莊公。莊公走死後，出公復位，大夫「國人」等又逐之。出公引越兵合公徒伐其反對派之臣，不克，卒于越。衛人立莊公弟悼公，「南氏相之」。此後衛日削弱，成為三晉之附庸。 鄭國政權在春秋中葉漸入七穆之族之手，卿族互爭，內亂頻仍，外患又亟，國甚危殆。至弭兵之盟，鄭外患稍息，內政由罕氏掌握，重用卿族子產。子產有才，安內御外，並適當改制，鄭國稍寧。子產死後，罕氏仍世為上卿，政權猶在卿族。戰國初年，鄭屢生內爭，政局未定，為韓所滅。 春秋中葉以後，秦國內政不甚明晰，似政權尚在公室。《史記·秦本紀》載孝公令，謂有「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其事因《史記》記載嫌簡略，未能詳知。大約戰國初年，秦之政權亦嘗一度轉入大夫之手，故商鞅「變法」與貴戚鬥爭甚烈。 楚國則靈王以令尹篡位，平王亦以外藩入主，至昭王之世，政權似稍落入令尹囊瓦之手。囊瓦貪暴，引起小國不服，吳人乘之，大敗楚師而入郢。左氏哀二年載楚子西曰：「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似楚國政權一度確曾入囊瓦等卿族之手。昭王復國後，子西為令尹，「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不久楚即恢復北略，然猶不能敵吳。惠王繼位，結越侵吳，吳勢稍殺，然不久即有「白公之亂」。白公為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出亡在外，楚人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遂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葉公帥師入都，「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自殺。於此等事可見楚國在春秋後期卿族亦漸強橫，遂開戰國時昭、屈、景三大族世襲執政之局面。 至於宋國，春秋時君權較固，蓋彼受周人「宗法封建制」之影響較弱也。春秋中葉以後，宋之卿族固亦較強，如元公時，華向二大族甚橫，懼宋公加討，乃作亂，大殺公族，劫持宋公，與宋公交換質子。宋公弗忍，攻逐二氏，二氏竟結內應，回國據邑叛亂，召吳師伐宋。齊、晉等國救宋，與宋兵敗華氏，圍之。華氏又向楚乞援，楚人請宋國放出二氏，宋人許之，二氏奔楚。其後宋國又有司馬向魋及大尹專政之亂，向魋為難，「奔衛」，又奔齊，是時公室勢力蓋較強。及春秋之末，「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蓋君之近臣，如後世之大宦官，「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大尹至劫六子，擅立國君。卿族弗忍，司城樂氏（戴族）宣言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大尹之罪也」，大尹亦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奔楚。於是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蓋從此宋之政權始全入卿族之手。司城樂花為戴氏之族，此即啟後來戴氏篡宋之端。左氏襄二十九年叔向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此亦暗示戰國時戴氏之強，則戴氏篡宋與陳氏有齊之原因殆相近，故《韓非子》並稱之（《忠孝》）。然篡宋之「戴氏」則戴族分支之皇氏也。 （64）陳氏專齊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為工正·····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莊二十二年） 案：左氏之文雖雜預言，齊桓公使敬仲為卿之說亦甚可疑（小國之公子初奔於霸主之國，即得被任為卿，不甚可能），然其預言末數語，則以事後所記，頗為正確，較之左氏其他記載為可信。一般史家多因左氏他處「浮誇」之記載，誤信陳氏在齊早已得勢，一若「小霸」之齊景公時陳氏已成代齊之局者，實非事實。陳氏之得政，實在春秋之末魯哀公時；即在此時陳氏是否能代齊，亦尚為時人所疑，何況景公之時？請為疏證之。 齊國在春秋初年，輔佐公室之正卿（一若周之左右二卿士），實為公族國、高二氏。僖十二年傳載：「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可見管、鮑二氏在齊桓時雖掌國政，然其出身為下級之士（有曾經商等傳說），在爵位上不能不讓國高。在齊桓時公室掌握實權，自無大夫專政之事，管、鮑等皆僅為寵信之臣而已。齊桓卒後，政權猶在公室，輔政者仍為國、高二氏。城濮之戰，會晉師 或曰，古車馬兵甲等不賦於民，由上給之，引傳「授兵」、「爭車」、「受甲」等文以為證。會箋：「兵車之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於民。」「兵車制極精好，非民間所能為，」其說似是。然有可補論者，上之所給抑「百工」所為其原料何自來乎？統治者不勞動，何能出生產物，此必賦物或原料於民而上使工為之，使牧圉等畜殖之耳。惟作戰之車、馬、兵、甲等確皆掌握於大貴族（君、大夫等）之手，藏之府庫，畜之牧圉。自士以下，即使有武器等，亦必不多而未精也。至於戰士，則以「士」為主力，亦即「國人」中之核心分子，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等雖亦參軍役，惟為輔助兵力或事雜役也。且軍隊中主力之主力又為「王族」、「公族」若「卿族」等，一般武士又為其輔助矣。軍賦之賦於民者，似主要為物或原料耳。 （90）力役及暴征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昭三年） 《會箋》：「此三老即鄉三老，耆年有爵者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案：此言春秋後期貴族暴斂，人民總負擔之重也。《孟子》雲「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盡心》）孟子之言乃其理想化之「王政」，其實古時賦稅三者並用，且有其他雜稅及軍賦，觀《詩·七月》等篇可知。貴族既不生產，然必須衣、必須食、必須住，又需要一切奢侈品以及鎮壓人民與兼併戰爭用之武裝，則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故所謂「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乃古代階級社會形成後所從來未有之事，特戰國時代宗法貴族階級處於崩潰階段，加以兼併戰爭盛行，人民受剝削益重，階級鬥爭形勢尖銳化，故孟子思以理想之「王政」緩和階級矛盾耳。然當時名義上之田稅粟米之徵，不過「什一」「什二」。《論語·顏淵》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即所謂「什一之稅」。布縷之徵在當時似尚未形成最嚴重之問題，最重者實為力役之徵。《魯語》載孔子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當時貴族對人民之剝削，主要是工程及農、礦等業上之無償勞動，其次始為農業、手工業生產品及商品之掠奪。吾人觀春秋戰國間思想家屢以「使民以時」、「不奪農時」等作為緩和階級矛盾之口號，可以知矣。合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以及軍賦種種，至少春秋後期齊國之人民已受到三分之二之剝削。蓋生產力逐步發展，貴族之貪慾亦愈來愈高，以至「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以此之故，遠在西周末或春秋前期，《詩經》中已見「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維是褊心，是以為刺」（《葛屨》。案此刺貴族剝削織女之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案此刺貴族剝削農民之詩）。農民又有「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愛得我所」（《碩鼠》）之嘆。或呼「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鴇羽》），此類語多見於晉國之詩（魏風、唐風），蓋晉國在西周末至春秋前期，內亂及兼併戰爭特甚，人民所受剝削蓋最烈。至春秋後期，叔向亦言「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昭三年）。則齊、晉情況相近，度他國亦少不同也。 （91）軍制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隱五年） 案：古所謂「國」，本指國都之城及其四郊，其所謂「民」，包括貴族最下層之「士」及「庶人」「工」「商」等，至少「士」與「庶人」須應軍役。「士」即武士，為主力軍（車上甲士及車下甲士），「庶人」則為徒卒或供雜役。《齊語》：「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周語》則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與左氏本文相應。韋註：「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案：《管子·小匡》篇：「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校以左氏宣十二年：「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宣十五年：「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哀二年：「克敵者······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則《管子》之文似較可信。蓋「士」為主力軍，「農」（庶人）為輔助軍，「工」、「商」、奴隸或亦從軍役也。於此始可明上左氏本文「農隙講事」之意義。《詩·七月》之農民至苦矣，然詩文亦云：「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論語》：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前人或謂春秋以上農民工商等不任軍役，或謂「古兵、農已分離」，其說非也。然江永《群經補義》所謂「管仲參國伍鄙之法，······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其說則大致近是。 （92）甲士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閔二年） 案：「國人受甲者」，指「甲士」也。「甲士」大致言之即「士」，「士」可以進仕，故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古車馬兵甲等武裝皆藏之貴族府庫及廏，戰時則出之以授士民之應軍役者。如隱十一年：「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襄十年：「子駟與尉止有爭，將御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合上左氏本文，可見古時國軍之車馬兵甲皆藏之國庫，戰時始授戰士也。襄十年：「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屍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屍而攻盜於北宮。」昭二十七年：「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此類文左氏中甚多，皆可見卿大夫家中亦有車馬甲兵，亦至戰時始授與其屬也。卿大夫之私屬亦有甲士，春秋之末，季氏之甲且至「七千」。（哀十一年） 又案，成十六年：「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遠在西周時《班段銘》即云：「以乃族從父征」，是可見族軍之制，且可見君卿之族皆「國士」所在，所謂「厚，不可當也」。 又案，春秋初年各國之軍大致皆唯「國人」，鄙邑之人似不與焉。如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斗伯比恐其因驕而敗，入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夫人鄧曼曰：「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所謂「楚師」即「國人」，「賴人」則鄙邑之人也。至春秋中期以後，縣鄙之人亦漸列入國軍之中，晉楚之軍遂至數千乘，甚至萬乘（？）矣。 （93）車戰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閔二年） 杜註：「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會箋：「甲士三千，當是車甲之外。杜以為狄方熾，故甲士每車十人，異於常制，亦據司馬法而謬耳。」案古兵車卒乘之制難於詳考，每乘兵車究用若干人，頗有爭論。據較古史料，《詩·魯頌·悶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齊語》：「君有此士也三萬人」，「有革車八百乘」，「千乘」與「八百乘」數目大致相近，八百乘或為出征最盛之車。魯齊在春秋初年皆「千乘之國」，故有國軍三萬人左右。《司馬法》載一說 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呂氏春秋》：「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簡選》）說皆相應。定十年：「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蓋亦以甲車三百乘、戰士萬人（其中甲士蓋三千人）為出征常率。據此則車一乘為戰士三十人左右耳。然《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盡心》）《呂氏春秋》亦載：「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同上）。「三百兩」即三百乘，「虎賁」即甲士，此亦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也。綜合上文，似一車之甲士大致為十人左右，此為主力軍。哀十一年艾陵之戰，吳獲齊「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蓋亦一乘為甲士十人，八百乘當有八千人，然被「獲」者三千人而已。在車上者似只有三人，多者四人，所謂「駟乘」是也。有關西周春秋時兵車卒乘之數，目前只能考證得此。 （94）軍數 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昭五年） 杜註：「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會箋》：「四十縣亦以成縣言之。晉稱數圻，豈唯方百里者四十而已哉。遺守四千，與平丘之會甲車四千乘應，此公車也，除五卿八大夫而數之也。五卿八大夫所因者九百，而其所親率之車固不數及焉」。案《會箋》說未必是。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甲車四千乘，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沖競，大獲而歸。」則在此時晉車四千乘已為傾國之師，其守國者度不過千乘左右，以晉之大而守車僅千乘，故鮮虞人以為「晉師悉起」也。四千乘不得盡為「公車」，否則昭三年叔向所云「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之語不可解矣。蓋一「成縣」猶一小國，「成縣」之軍即古小國之軍，「國」及「成縣」（晉之大縣在是時蓋包括絳都在內，為四十九，或五十左右，以「四十縣」或為舉約數）之軍共約五千乘也。然鄙野之人能參軍役者當不在內，其數甚難知，僅知城邑之軍為五千乘耳。至春秋之末，晉之全國軍力必逾於此，以春秋後期之晉為數千乘或「萬乘」之國，推測當不甚遠。昭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 右尹子革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杜註：「四國，陳、蔡、二不羹。」《會箋》劉炫曰：「《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晰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足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此說是也。案即以「四國」為「三國」，則亦三千乘矣。楚縣甚多，且有大者（如申、息等），即以每縣百乘至數百乘計之，蓋亦有數千乘之多。楚本國僅以千乘計，則是時楚全國兵力至少有數千乘，或近萬乘矣，故晉人亦懼之。「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至楚城陳、蔡、不羹後，靈王「圍徐以懼吳」，以為「諸侯其畏我乎」，是為春秋時楚之極強。其後陳、蔡復封，吳入郢，楚當有削弱，然數千乘之兵力則終春秋之世當有之。總之，當春秋後期，晉楚全國兵力蓋已接近戰國時「萬乘之國」，此為當時最大之國矣。 春秋初期城濮之戰，晉兵車只七百乘，楚軍較多，確數未詳。稍後，晉於三軍外別作步軍「三行」，後又改為五軍，更後舍二軍。鞍之戰，晉車八百乘，春秋中葉晉景公時，晉作六軍，其後又迭有損益，至魯昭公時，晉兵車已達五千乘左右。 齊在春秋初年桓公時，兵力約為千乘，三萬人左右。春秋後期，齊景公欲「與君（晉）代興」（昭十二年），蓋兵力亦漸強矣。然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車四千乘，齊人懼，聽命，則其兵力決不及晉。定九年，齊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哀十一年，艾陵之戰，齊喪兵車八百乘。一戰所損如此之多，則其全國兵力當亦在二、三千乘左右。 秦在春秋初年，韓之戰時，晉使韓簡視秦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則秦在是時之軍力似至多為千乘。其後以秦穆公之強，尚數為晉所敗，其軍必少於晉。春秋後期魯昭公時，秦後子奔晉，其車千乘，此雖非盡兵車，然秦之兵車亦不可能在二千乘以下。惟定五年秦救楚敵吳，僅用兵車五百乘耳。 楚在春秋初年雖已開始發展，然猶數為小國所困所敗（如楚武王不敢伐隨，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楚師盡行」而為羅與盧戎所大敗。楚文王之末，巴人伐楚，文王御之，大敗等等。昭二十三年：「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此雖有誇飾，然成王以前，楚尚不甚強大可知）。莊二十八年，令尹子元以六百乘伐鄭，此為楚軍始眾之證。城濮戰時，楚軍蓋眾於晉。至靈王時，楚之兵力似亦超過晉。至平王以後，武力始稍弱。楚在魯桓公時，似尚只有二軍。桓八年：「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可證此後始有三軍及其他屬軍。 魯在春秋初年為「千乘之國」，至春秋後期，魯人大蒐於紅，仍是「革車千乘」。 宋在春秋初年，蓋亦「千乘之國」，故陳桓公曰：「宋衛實難。」至春秋中葉（魯宣公時）大棘之戰，鄭人獲宋兵車四百六十乘，宋人又以兵車百乘向鄭贖取華元，宋之兵力蓋亦較大，故宋襄公時敢於爭霸。 衛在春秋初年蓋亦千乘大國，自狄入衛後，衛文公元年，革車僅三十乘，其末年亦僅至三百乘。春秋之末，齊衛伐晉，衛車五百乘，蓋已恢復「千乘之國」矣。 鄭在春秋初年為小國，兵數當較少。鄭莊公克「如二君」之叔段，用兵車僅二百乘，故陳桓公曰：「鄭何能為。」然國力則甚強。至春秋後期襄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等於「城濮之賦」。哀二年鐵之戰，晉以鄭為大敵，衛太子蒯瞶在晉師，登鐵丘上望鄭軍甚眾，「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在春秋時以至戰國初，鄭始終為二等國中之最強者，其軍力當陸續有增加。 吳在春秋後期足以入楚、敗齊。艾陵之戰，吳有四軍，眾於齊軍，其實力亦約當中原大國二、三千乘之譜。越軍數量至少在春秋末期與吳略當，然吳越軍數皆難確考。 周室在西周時為最強大之國家，武王時周尚為「小邦」，武王伐紂之主力軍僅三百乘。至西周后期，其出征之車，詩稱「其車三千」。「三」為多數，未必真三千乘。然是時周室之兵力至少略當於春秋後期之秦國，較當時千乘大國兵力約大一倍以上，蓋有二、三千乘。春秋之世，周日以衰而弱小，春秋初年，其武力已不堪鄭人一擊，況更後之時乎。 綜合以觀，大致西周時周室武力獨盛，諸侯皆弱小，故周室尚能控制諸侯。至春秋之初，周、齊、魯、宋、衛等蓋皆所謂「千乘之國」，其後齊、晉、秦、楚、吳、越迭興，兵力至少皆達數千乘之譜。（吳與越皆以水師為主力軍，不可以車計，此特就中原各國兵車實力例之耳。） （95）鄭之「徒兵」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隱四年） 案：襄元年，「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昭二十年「（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鄭徒兵三見於傳。其他各國除晉及「蠻夷戎狄」外，罕見用徒兵者。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御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則鄭師亦以車戰為主。蓋鄭小國而務競於諸侯，其近處又有戎狄，故為徒兵以御之，或亦以徒兵之少勝諸侯車兵之眾耳。春秋初年，鄭為中原諸侯中最強之國，而獨用徒兵，此亦可表示車戰廢而馬步興之漸。 （96）晉之「徒兵」附論吳越之舟戰及步戰 晉侯作三行以御狄。（僖二十八年） 《會箋》：「左行共華、右行賈華之名已見於惠公時，則以前本有左右二行，而今增中行。」案：殷周以降，除強大之戎狄如鬼方外，其他「蠻夷」，蓋多用步兵。周初金文載周與鬼方作戰，獲車至百乘之多。其後戎狄之定居夏化者，或亦有車戰，惟文獻難考耳。「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昭十五年），與強大之戎狄作戰，且兼併甚廣，故用徒兵亦多。或謂此後晉徒兵曾廢，未必然。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會箋》：「什者，步卒之稱也。」）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以車上甲士言）此為盡去車戰改用步卒之始，然似非盡去車戰，亦非以前晉之徒兵中絕也。 又案：南方吳越等國雖已始用車戰，然以地形關係，仍用步卒與水軍為多，楚人御吳亦多用步卒與水軍。成七年，晉使巫臣如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會箋》：「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耳。」然此後吳用車戰仍較少。哀十一年艾陵之戰，吳獲齊車八百乘，皆歸之於魯，此為吳不甚需要車乘之證。《越語》子胥諫夫差曰：「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為吳越人皆利舟戰及步戰之證。 （97）刑法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昭六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昭二十九年） 昭六年傳杜註：「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也。」 案：據此，則古代自有刑法（《尚書》有《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昭七年傳亦載有「周文王之法」及楚文王「仆區之法」，皆奴隸法之類），但皆設於社會政治矛盾尖銳之時。惟春秋前制刑，蓋藏之於官府，貴族守之，用以鎮壓人民。至此鄭、晉始明布刑律，即「成文法」之公布也。鄭、晉所以為此，蓋由於春秋後期社會制度逐漸轉化，社會政治矛盾尖銳化，彼時所謂「盜賊」者甚多，公布「刑書」之意，要在禁止所謂「盜賊」，即子產所謂「救世」（春秋時「盜賊」一名包含甚廣，人民反抗貴族者，下層貴族反抗上層貴族者，「殺人越貨」者，皆謂之「盜賊」。作「法」對象之所謂「盜賊」，蓋多指「殺人越貨」及「犯上作亂」者）。戰國初李悝所為「法經」，必承之春秋時「刑書」。經共六篇，「盜」、「賊」、「囚」、「捕」居其四，其保護私有財產及封建統治之意甚顯。但公布「成文法」有一定進步意義，蓋至少在客觀效果上為抑制貴族之過度專橫。此種措施觸犯貴族利益，故叔向、孔子等以舊貴族之立場，反對公布「刑書」。叔向所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孔子所謂「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等語，皆足徵也。 又案：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杜註：「鄧析，鄭大夫也。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如其說是，則春秋時已有私家所造刑法，且為公家所用，可能因鄭國社會政治矛盾特別尖銳化，貴族階級無繁刑不能統治，故私人刑法家開始出現，其所造之「刑」且為是時貴族統治者予以一定之肯定矣。 （98）學校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襄三十一年） 杜註：「鄉之學校。」案：西周金文《大盂鼎銘》：「余佳即朕小學。」又有辟雍之名，《麥尊銘》：「在辟雍，王乘於舟，為大豐，王射大龔禽。」又有「學宮」之名，《靜篁銘》：「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屍仆學射······靜學無斁、王易靜鞞剎。」「辟雍」、「學宮」蓋即「大學」。觀金文諸證，是時貴族之「大」「小學」，至少「大學」為學習射、御等軍事技術之所，彼時所謂「禮、樂」或亦常於此肄習之。觀春秋時各級貴族，武則「射御」，文則「禮樂」也。至於「鄉校」，蓋「士」以下「國人」之學校，亦所以習射御禮樂等事者，「校」即較藝之義，孟子云：「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滕文公》）此蓋亦指教「國人」之學校，其所習者蓋亦本為射、御、禮、樂等而已。古學校在平時蓋又可為「國人」論政之所，故「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 （99）婚制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桓十六年） 杜註：「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會箋》：「此春秋前事也，莊公卒在春秋前十三年。夷姜生急子、公子黔牟、公子頑。」「沈謙曰：宣公，桓公弟，桓之即位系周平王三十七年，立十三年而入春秋，又三年而見弒。晉之生急，或在桓紹位一十六年之內，如公子頑故事，亦未可定。」案：此非淫也，古代家長制家庭之婚姻形態也。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杜註：「齊姜，武公妾也。」閔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杜註：「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烝於賈君。」杜註：「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會箋》：「唐固以賈君為申生妃，得之······申生，穆姬同母弟，故屬其妃也。」文十六年：「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慾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杜註：「鮑適祖母也。」《會箋》：「宋襄卒而二十七年矣······襄夫人年蓋進六十矣。」宣三年：「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杜註：「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屍，其子黑要烝焉。」哀十一年，衛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杜註：「遺，疾之弟也。孔姞，孔文子女，疾子妻也。」《公羊傳》昭三十一年，邾婁顏被人所殺，「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叔術者，顏之弟也。以上為子弟上淫父兄妻妾之事。弟娶兄妻即今俗所謂之「叔接嫂」，至長輩下淫子侄妻妾事，則衛宣公是一例。此外如僖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杜註：「懷贏，子圉妻也。」《晉語》：「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此為伯叔父娶侄婦事。昭十九年，「費無極·······日：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娶之。正月，楚夫人贏氏至自秦。」此與衛宣公事同例。又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杜註：「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此事蓋由於《左傳》編作者與魯有關係，所據亦多魯國史料，故為僖公成季等諱。（以春秋後期家庭制度及婚姻制度已漸有改變，故此類婚姻關係記錄者有直書，有隱筆。）觀成季繇辭：「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會箋》：「此季氏自君出而敬如君之義也」，則成季幾等於「皇父攝政王」矣。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贏生宣公，敬贏嬖而私事襄仲（案襄仲為莊公子，文公之叔父），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會箋》：「成風之故智。」「若敬贏則曰私事襄仲，私事之為言，有微詞矣。」其說近是。此事左氏亦以隱筆見之。《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此事左氏全諱之，則隱公之「攝政」或亦有「皇父攝政王」之性質乎？是難詳矣。 此類故事說明數點：（一）子、姪、弟可以上烝父、伯、叔、兄之妻妾（除生母外），甚至孫輩亦可上烝非直系之祖母。其所烝之人，在無正夫人或正夫人無子時，等於夫人之地位，故其所生之子可以立為太子，繼承君位，其女可以嫁為大國夫人。（二）國君另娶夫人，則所烝之人即失去夫人之地位，其子亦易失去太子之地位，故有自殺者。（三）長輩似本亦可下淫幼輩之妻妾（此為家長制家庭所常有之事），然在春秋時此類事已有「非禮」之嫌，故秦穆公謂晉文公：「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不敢以禮致之。」衛宣、楚平之事，蓋已為當時人所譏。左氏載子產評蔡景侯曰：「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襄二十八年）越二年傳書「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弒景侯」。案突厥法，「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北史·突厥傳》）此蓋家長制家庭已向個體家庭轉化時一種情況，幼輩可以上淫長輩妻妾者，家長繼承制也。「尊者不得下淫」者，恐觸犯家長制家庭內已在發展之個體家庭利益也。此外，春秋時叔公「通」侄媳（如晉趙嬰通於趙莊姬），父「通」兒媳（如蔡景侯事），弟通兄妻（如「共仲通於哀姜」）等事常見，其他貴族階級中男女關係較亂之現象，似皆與家長制家庭（即「宗法」制氏族之基礎）之存在有關。 氏族制禁止族內通婚，故自遠古以來已有「同姓（「姓」之來源即氏族）不婚」之制，周人尤為強調此點。但此制至少在春秋時貴族階級中已見初步破壞（但後世仍保存其形式）。事實上，當時貴族階級多娶同姓之女，雖見譏而不改。又當時有所謂「媵」之制度，則為群婚制殘餘片面保存於男子方面者。而當時常盛行氏族「還門親」（後世亦保存其殘餘），女婿常為外甥、兒媳常為甥女，故公婆呼為「舅姑」，岳父母呼為外「舅姑」。而「姪從姑嫁」之制則又說明母系時代舅權之殘餘，妻之姪女即己之甥女也。春秋時尚有明娶甥女為妻妾者（如懷贏為晉文公侄媳，亦其甥女也）。漢惠帝之張皇后，為其姊之女，似亦此類婚姻制之殘餘。 據《詩經》以觀，是時中下階層之男女（上層貴族亦有之，但較少見耳），常有自由求愛之事（如《野有死麕》、《靜女》、《桑中》、《山有扶蘇》、《溱洧》等篇），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約束已逐漸出現（如《將仲子》、《鄘風·柏舟》、《南山》等篇）。通過自由戀愛而結婚者亦有之（如《擊鼓》、《氓》等篇），此等似皆對偶婚制向個體家庭過渡之徵象。 此外尚有所謂「巫兒」（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見《漢書·地理志》）「贅婿」等習俗。「贅婿」以後世邊僻地區之習俗例之，則變相之奴隸也。是類制度亦為較原始之形態。至當時「美」之標準，則似以健康為主，男子尤以有力能武為「美」，（參昭元年傳徐吾犯妹事，《詩·叔于田》、《碩人》、《澤陂》等篇，鄭國有名美男子子都即為一勇士。）是亦時代較為原始之徵。 （100）卜筮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僖四年） 杜註：「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也。」案：杜說蓋後世相傳之說，實為宗教哲理化後之理論，非其初意。蓋龜為動物，且出於南方，中原難得，故以為靈物，占卜之上選。殷虛卜辭以龜甲為主，可徵卜於龜甲、獸骨，殷人所尚。周人起於西方小部落，雖亦有所謂「寶龜」，蓋其始以筮草為占，後遂常用之。然與龜卜相較，則以為筮占草率，不如龜卜之鄭重，故重卜輕筮，所謂「筮短龜長」是也。《會箋》：「筮人職，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今卜不吉而徼幸於筮，是讀筮也。·····」其說近是。《會箋》又引楊慎說，以為「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言，非謂筮龜有長短也。」其說恐非。 （101）重人輕天思想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昭十八年） 案：此種重人輕天思想周初已有萌芽，如《書·君奭》周公曰：「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天不可信，我道惟寧（文）王德延。」西周后期及東周初期詩《節南山》：「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亂靡有定。」《正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十月》：「萬民之孽，匪降自天。」《雨無正》：「浩浩昊天，不駿其德。」等等皆可徵。此蓋周代統治者監於殷代統治者之迷信昏亂，因以亡國，故引以為戒，逐步產生重人輕天思想。至春秋時，此種思想益為發展，遂開後世學者懷疑鬼神甚至否定鬼神思想之先河。然春秋時此類思想尚在漸變時期，左氏所載當時開明士大夫之論，雖或出左氏文飾，然大致尚可代表此時期思想之一部分，其特點為在天人問題上，對於天鬼往往介於信與不信之間，子產之思想即是如此。最典型者為僖十六年周內史叔興（古「史」、「巫」不分，「史」、「巫」皆所謂「知天道」者）之言。是年傳載：「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既曰「是陰陽之事」，「吉凶由人」，又告宋襄以預言。預言既中，則非僅自然之事（即所謂「陰陽之事」），而吉凶亦由天也。此其中雜有預言，自非真內史叔興之言，然是類記載大致可以代表春秋時人之天道觀念，蓋以為天道雖確有吉凶徵兆（此為過去之宗教迷信），然人應盡人事而不必預測天道之吉凶，是即所謂「盡人事而聽天命」之思想也。後世儒家思想往往近此，然亦有直言「無案：此重民輕神思想之始見，（西周時已有所謂「敬天保民」之思想，蓋亦鑒於殷代統治者因殘暴以致亡國而發生者。）與重人輕天思想相聯繫。所謂「民」者實指「國人」，非泛指一般人民。彼時之人蓋以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此類言論未必為春秋初年季梁之思想）。此即《論語》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思想之先河。春秋時所以發生此種思想之故，其基礎在古代軍事民主制殘跡之遺留，及「國人」地位之日漸重要，且自西周末「國人」大起義後，春秋時屢有國人與執政貴族抗爭之事，國人既為貴族統治者實力之支柱（以治「野人」，敵他國他族），貴族統治者不得不重視之，且不得不畏之。執政貴族中之較開明分子為緩和階級矛盾及貴族階級內部之矛盾，故高唱所謂「重民」。「民本」之論。以為迷信鬼神無用，唯有得國人之支持，依仗「國人」以生存，並發展自己之勢力，是即春秋時代所謂「重民輕神」、「重民輕天」等思想之本質。昭三年，齊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昭三十二年，晉史墨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此等語雖或出於戰國初期人之手筆，然至少可反映春秋後期人思想之一部分。讀此二節文，則「重民」思想之來歷已明確可見。上層貴族之逐漸沒落，下層貴族及一部分富裕「庶民」之逐漸抬頭，即為此種思想發生及發展之主要原因。舊宗教思想之衰落，則其次要之因素也。左氏等書中反映此類思想之記載甚多，無用贅舉。 （103）孔子之學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昭七年） 案：春秋以來，隨原始宗法制逐漸解體，貴族多不習禮文，「王官之學」之典章制度逐漸有失傳之勢，故大貴族如孟僖子竟至不能相禮。禮文等典章制度既逐漸失傳，當時貴族階級中自有人在宗法思想支配之下，思收拾遺散，發揚所謂「禮」學。孔子生當其時，出身下層之「士」，自幼好學，欲藉此進身當政，故博問廣學，以「禮」為主，集合西周以來之文籍及典章制度與道德倫理等，遂成一家之學，以之傳授，開私家講學之風，儒家於是創立。於此可見「禮」學實為儒學之骨幹。《墨子·公孟》篇載儒家公孟子曰：「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此可見當時士大夫所以貴重孔子之故，實在於詩、書、禮、樂等學也。 孔子重「禮」之思想，亦見於《論語》，如云：「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則「禮」者，節文也。「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則「禮」在道德上又為「仁」之具體內容及標準，合乎「禮」亦即合乎所謂「中庸」。《論語》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雍也》）「中」即無過無不及，「庸」即是常，「中庸」亦即所謂「中行」（《子路》）。「中行」者，行「中庸」之道。「過猶不及」（《先進》），則「中庸」亦即「禮」之準則，故《禮記》有《中庸》篇。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此即指學習詩、書、禮、樂之學也。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孔子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罕》）而以制禮作樂之象徵人物周公為師法之主要對象，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墨子反質儒家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其說在《論語》中亦有徵：「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則孔子固為「從周」而述周之詩、書、禮、樂之人。 所謂詩、書、禮、樂，本皆「王官之學」，為「王官」所守者。至春秋時，「王官」之學逐漸失墜，孔子收拾殘遺，加以一定改造，構成系統，遂為儒家之學之骨幹。故早期儒家之學確為貴族改良派之學。必須確認「禮」學為早期儒學之骨幹，始能確定早期儒學之階級性。 然孔子確為改良派，除以「禮」「樂」等為其學之骨幹外，彼又強調倫理，使倫理之學成為儒學之較新一面（其中亦有吸收西周以來之舊道德處）。孔子所言道德甚多，而以「仁」為倫理之中心。「仁」之基本義為「愛人」。行「仁」之方為「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雍也》），「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恕」也。「忠」即積極之「仁」，而「恕」為消極之「仁」，乃一事之兩面。「忠」者必「信」，故孔子屢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學而》），「忠信」即誠實之意，為道德之本。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文」即詩、書、禮、樂，「行」者品行，「忠」者誠心，「信」者實言。此為孔子教人之基本科目，此類倫理為春秋時代新興之倫理思想，實際反映原始宗法制之解體，個人與個人之間關係之日益密切也。 孔子為政之方，主要者為「德化」及「禮治」。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即所謂「德化」也。禮治則首在「正名」，即使君臣、父子各如其名以行事，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是也。其行政之具體措施，則為「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是則以「敬」「信」治事而著重在緩和階級矛盾。又孔子在維持宗法等級制度及世官制度外，亦主張適當「舉賢才」，此則為其較新之政治思想。 孔子以為「性相近，習相遠」（《陽貨》），故「有教無類」。（《衛靈公》）然才質有上下，故教育之方須因人施教，不能固定，主要是用「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之啟發方法。而為學之方，則須「學」「思」並重，先「多學而識」，然後「一以貫之」（《衛靈公》），即所謂「下學而上達」（《憲問》）也。 至孔子之宗教思想，與春秋時一般貴族開明派相近，對於上帝、鬼神介於信與不信之間。然彼深信春秋時新興之泛神論式之「命」，以為一切均由「命」定，是則顯然為貴族統治者服務之新宗教理論，所以維持其階級統治者也。 孔子之整個思想皆為春秋時代所謂士君子之思想，具有極大之保守性，亦有比較開明之改良思想，然其非「庶人」之思想則無疑，故為戰國時新興富裕「庶人」之代表墨家所攻擊。 孔子在政治上企圖實行改良性之「變法」，結果失敗，而在教育方面則客觀上打破「王官」之學，開啟後世私家講學之風，實已否定「禮不下庶人」之傳統。「儒」本為掌教育之「王官」，孔子則以私人為「儒」，「儒」之意義始變。又古代之「士」本為武士，孔子雖未盡廢射御等之武事教育，然主要以「文、行、忠、信」等為教，此則隨社會制度之轉化，武士亦逐漸轉化為文士矣。 孔子其實亦只為春秋時所謂「賢士大夫」之一員，然以其知識之廣泛，遂集「王官」之學之大成，而加以改造，又盡力教育，為貴族統治者培養治理人才。在新興「士夫」階層形成之後，官僚教師多由私人講學培養而成。孔子為春秋末年新興「士夫」階層中一中心人物，亦為最大之教師，故後世封建社會遂奉之為「大成至聖先師」矣。 （以上西周春秋制度文化之部） （104）春秋時人之「天下」觀念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僖四年） 案：齊在山東北部，楚在湖北省及河南南部，而有「北海」「南海」之別，「風馬牛不相及」，足證其時「天 之觀念甚小，與戰國以後絕不相同。春秋時所謂「中國」，似較西周之勢力範圍稍狹，惟各地區較西周時益開發耳。根據考古資料及文獻資料觀察，西周時周人勢力所及，北面似已越出今長城以北，或至今長城附近。南面則至今江陵附近及江南區域，「於疆於理，至於南海。」東至海隅，西至今甘肅境內，前人所謂西周「疆域」較春秋時「中國」為大，亦有一定之理由也。（山海經五藏山經所記之路線，以西方為最長，楚辭招魂亦云：西方「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皆足證古人對於西方之想像最遠，此殆由中西通商甚早之故。） （105）「九州」 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昭四年） 杜註：「（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河南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案此「荊山」當在今河南省境內，杜說非）。「（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是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皆在今河南、陝西、湖北三省錯壤境內，則「四岳」決非指後世之東南西北四岳，而「九州」亦非《禹貢》之九州也。案《詩·崧高》：「崧高維嶽，駿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姜姓呂、申二國皆自認為岳神之後。《周語》謂「胙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周代齊、許、申、呂四姜姓國皆所謂「四岳」之後。襄十四年傳謂姜戎氏為「四嶽之裔胄」，則姜戎亦為四岳之後。四岳又稱「大岳」，隱十一年：「夫許，大岳之胤也。」莊二十二年：「姜，大嶽之後也。」《山海經·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大荒西經》：「南嶽娶州山女。」《北山經》：「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此等四岳，吾人過去定為西方岐汧附近萃聚之四山，（《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岳山。」《爾雅·釋山》：「河西嶽。」似即此「四岳」之「岳」。）姜族居於四岳之地，即以四岳之神為其祖先。「九州」者，昭二十二年、哀四年並有「九州之戎」之名，過去學者以為此「九州」（「瓜州」為其中之一）在陝西、河南二省境內，為一連綿之戎區，「九州之戎」蓋即此戎族之一部而東遷者也。古代可能無後世具體之九州說。至《禹貢》之「九州」，蓋出於古代「九有」（《詩·玄鳥》《長發》）、「九圍」（《長發》）、「九隅」（《逸周書·嘗麥》）等泛指方位之稱，其後逐漸具體化。《叔夷鍾銘》：「崇崇成唐（湯），······咸有九州，處禹之堵。」此「九州」指湯之「天下」，但是否即為後世具體之「九州」，則尚待證明。至戰國時，《禹貢》等書出，乃見具體之「九州」疆域。然觀《呂氏春秋·有始覽》，知「九州」之區劃實來自春秋時周、晉、衛、齊、魯、越、楚、秦、燕等國。越為揚州，燕為幽州，乃字之聲轉。楚為荊州，乃沿用舊名。秦為雍州，因雍為秦都。齊為青州，因齊在東方，東方色青。《禹貢》之梁州，指秦、楚等新啟之陝南及川蜀地。《職方》之并州，蓋來自北方戎狄之一地名。（《史記·匈奴傳》：「趙襄子逾句注（在雁門）而破並、代，以臨胡貉。」）并州或指中山國等地。《爾雅》有營州，其名蓋來自齊都營丘，則營州即青州也。 （106）「成周」與「王城」 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昭三十二年）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四「周都」條注引呂氏云：「孔子序《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厘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洛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避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於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案呂氏之說大致近是。然戰國以前之書，未有單稱雒邑之一部（雒陽）為成周者，以雒陽為成周，與王城分而為二，乃秦、漢之際人習見戰國時事而發之誤說耳。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卷上：「案班孟堅、鄭康成皆以漢之河南為王城，雒陽為成周，蓋本公羊氏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之誤，······」案程說本呂說，甚是。周敬王遷都之事不見於《春秋經》、《左氏傳》、《國語》，且不見於《史記·周本紀》等，實為一種流傳之訛說。後人以戰國初周都已不在王城，又知東周君之治所在雒陽，遂以為王都亦在於此。更見春秋「敬王入成周」及「城成周」之文，遂以為敬王始遷都城，於是成周與雒陽合併為一，成周與王城分析為二。考昭二十六年，「召伯逆王於屍，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觀左氏上文，莊宮在王城（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則敬王已入於王城也。綜觀此次周室內亂，雙方所爭之焦點皆在王城，王子朝既奔楚，敬王自當復歸王城，而經傳皆雲「王入於成周」，自舉東都大名而言，其實已入於王城矣。昭三十二年，敬王請晉城周，其辭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云云，既曰「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則成周即成王合諸侯所築之東都，此不過增修耳。最明確之證據為定七年之記載，是時敬王出居姑蕕避亂，而「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逆王。丁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可見莊宮確在王城之內，而是時敬王仍都於王城也。再考之最古文獻，《尚書·康誥》、《召誥》、《雒誥》、《多士》、《多方》等篇，但言「新大邑」，「新雒邑」，「雒邑」等，商民所遷，四方所賓，均在一雒邑，初無二地。書序言成王「欲宅雒邑」，「周公往營成周」，「成周既成」等等，亦與尚書相合。金文中常見「成周」之名（令彝銘、黜卣銘、厚趠查銘、臣辰盉銘、盂爵銘、條卣銘、史頌殷銘、頌鼎銘、格伯殷銘、舀壺銘、敔段銘、黻段銘、虢仲盨銘、小克鼎銘、兮甲盤銘等），觀諸銘所載成周，乃發號施令之所，又為王宮太廟所在，駐有「八師」，周王及大臣屢次前往，又有「冢司徒」之官，其即東都毫無可疑。且所謂「成周」者，乃表周業之成，自當為大都之名而不得為下都之稱，故僖二十四年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此亦可見成周即東都。《鄭語》：「當成周者，南有荊蠻······北有衛、燕······西有虞、虢······東有齊、魯·············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此「成周」明亦指東都也。（參看漢人記載《尚書大傳》、《史記·劉敬傳》、《漢書婁敬傳》、《法言·淵騫》篇等，亦可證成周即東都。）如以《左氏》與《國語》對校，僖二十五年「（襄）王入於王城」，《晉語》作「（襄）王入於成周」，下文雲，「遂定之於郟」，「郟」即王城，在成周之中，是王城即在成周中之確證。《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十）里，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此「城」即王城也，故孔晁注「大邑成周」云：「王城也。」又《王會》篇「成周之會」，孔注亦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總之，分王城與成周為二地，乃戰國時周分東西後所逐漸形成之訛說，以前原無此分別觀念也。 （107）春秋晉「絳都」 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定四年） 案：昭元年：「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與上文參證，則唐叔所封者為「夏虛」，亦稱「大夏」，即唐故國所在。其地果在今何處乎？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主要據《史記·晉世家》「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之文，以為「翼城正在二水之東······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顧氏辨晉始封不在晉陽，其說甚是， 惟謂晉之始封在翼城則非。《秦策四》：「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乘夏車，稱夏王」者，蓋以其國都安邑在故夏虛也。魏故都古安邑，在今夏縣附近，蓋即唐叔所封之夏虛（大夏）矣。 《史記·晉世家》：「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旁」，是為一遷。《毛詩譜》：「成侯南徙居曲沃。」是為二遷。又云：「穆侯又徙於絳」，是為三遷。《晉世家》又云：「翼晉君都邑也。」索隱：「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考桓二年傳：「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此為「翼」之始見（以其文為追敘春秋前事），同年傳：「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似遷翼確在孝侯時，或避曲沃之逼乎？「翼」之地舊謂在今翼城，有可疑處。桓二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是翼當在曲沃之北。春秋曲沃在今聞喜縣，則翼疑在新絳、汾城一帶。三年傳：「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逐翼侯於汾隰。」是翼應在汾水邊，若在翼城，則曲沃之兵自西來，已至翼之南鄙，何以翼侯不東奔，反西走汾隰乎？若翼在新絳附近，則曲沃之兵自南來，翼侯御戰，敗走汾隰，正合情理。《晉語》載晉文公返國，「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絳。」此絳至少與翼相近，自聞喜至翼城達今一百數十里以上，似難一日而至。定十三年傳：「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河內」為今河南省北部汲縣一帶地，時晉已遷新田，在今曲沃縣，自河內至新田不過今五百里左右，驛傳當需數日，則計當時每日行程大致不過今百里，自聞喜至新絳，正合一日行程也。成六年傳載「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公說，從之。」新田在今曲沃縣，居汾澮二水間，地處翼城下流，翼城較新田似更「土厚水深」，何必遷都？新絳在汾水平原旁，又處於曲沃下流，自新絳遷曲沃，正就「土厚水深」之所也。《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九原」蓋晉貴族舊公共墓地（來自氏族合葬之制），其地或離今新絳縣不遠。莊二十六年傳：「士芳城絳以深其宮」，是蓋增修舊都，此絳即舊都翼（穆侯所徙是否另一絳都，待考，因古代都城常襲舊名也），或少有移動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晉世家》：「（獻公）八年······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考之左氏莊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未可信也。 又隱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史記集解》引《世本》宋忠註：「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括地誌云：＇故鄂城在慈州昌甯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蓋唐叔受封時所隨之大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之後，納晉君於唐叔舊都也。 （108）春秋秦「雍都」 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僖十三年） 杜註：「從渭水運入河汾。」案昭元年：「後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註：「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受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春秋初年晉之絳都在今山西新絳縣或翼城縣附近，春秋後期，晉之新絳在今山西曲沃縣附近，如彼時秦之雍都仍在今鳳翔縣，則自鳳翔至新絳翼城及曲沃，約達今千里左右，以彼時之交通及戎狄雜居情形推測，「自雍及絳相繼」，「十里舍車，終事八反」等等，明是可疑。僖二十四年：「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晉語》則作「乘馹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晉侯在新絳或翼城，知有急難，而使人告秦伯於鳳翔，然後潛出相會於河上之秦境，此亦甚可疑之事。彼時每日行程即用馹傳，亦至多不過今一百數十里，計晉侯知難至與秦伯相會，至少亦須十日左右，消息似無不泄漏之理。根據此等文字推測，彼時秦都恐不能遠在今鳳翔，秦穆公時雍都所在，疑離所謂「王城」（在今陝西朝邑縣境）不甚遠。《晉語》：「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足見王城乃秦經營東方之重地，君及大夫時至於此，必離國都不甚懸遠。《史記·秦本記》，「德公······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穆公之時蓋已「飲馬於河」矣。文十三年「（魏壽余）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察其文意，似秦都離河不甚遠，此亦一旁證也。 如春秋時穆公以後之雍都不在今鳳翔，則其地果在何處？是頗難詳。據《左傳》及《詩經》測之，當在渭水之南、今西安附近一帶。成十三年：「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侯麗在今涇陽縣境，其地或已鄰近秦都。又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嬌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棫林不知在何處，當為涇水西岸附近之地，秦人下毒於涇水上流，蓋以諸侯之師已迫近其國都，故為此絕計也。《詩·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毛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陳奐《詩毛氏傳疏》：「襄公賜封僅有岐西，尚無岐東，至豐鎬之南山，必非秦履······然則詩何以詠終南也？終南為周西都地，其時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襄公來朝，受命東都，終南道所由經，故秦大夫偶以終南起興。秦無終南而終南名篇，魏無汾而汾沮洳名篇，正是一例。」案《魏風》實為晉風之一，《汾沮洳》篇「公行」等稱可證，不得謂「無汾」。此終南亦在秦境，其詩未必為襄公時作，作詩時之秦都殆離終南不遠，（其詩列於《黃鳥》篇前，亦可證其時代。）又《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鄭箋：「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案晉在秦東北，如由鳳翔往，似無緣至「渭陽」，（若雲取水路，則何以言「路車乘黃」。）此亦彼時秦都在渭南之證，由渭南西安附近向晉境則必至「渭陽」也。《渭陽》之詩，舊說為穆公時作，殆近之。秦之雍都蓋隨地遷名，猶晉之「絳」，楚之「郢」，不指一地。如穆公以後之「雍」仍在鳳翔，則其後遷涇陽，復返雍，再由雍遷臨潼，更遷咸陽，奔走往復於數百里之間，果何故耶？ （109）春秋初楚都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昭十二年） 案：是指楚國之最早根據地，或亦其最早封國所在。荊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此所謂「荊山」蓋指荊山附近一帶荒僻之地。《史記》謂熊繹居丹陽，據宋翔鳳考證，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間。古文獻所謂「荊蠻」，所指區域似較廣，丹陽之地亦離荊山不甚遠。《史記·楚世家》言文王「始都郢」，然左氏桓二年《正義》引《世本》，「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桓九年傳，「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武王）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巴欲與鄧為好而求介於楚，則是時之楚當在巴、鄧二國之間。鄧在今河南鄧縣，春秋時巴國據吾人考證，當在漢水上游，此時楚國尚小，則楚都似尚未離丹陽，或離丹陽不遠，故能為鄧、巴二國之介紹。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斗廉曰：······君次於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若敗鄖師，四邑必離。」鄖在今湖北安陸縣附近，蒲騷在鄖郊，隨、絞、州、蓼亦皆偏北之國，（隨在今湖北隨縣，絞舊說在今湖北鄖縣，蓼舊說在今河南沘源縣，州舊說在今湖北監利縣，州之地望疑誤，亦當偏北。）貳在今應山縣境，軫在今應城縣境，貳、軫二國皆與鄖不遠，故鄖人慾伐楚師以解其盟。四邑在北，鄖在南，則郊郢亦當在鄖北。郊郢或指郢都郊外之地，則似武王時楚都已在漢水中游一帶。桓十二年及十三年「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慾伐之」，「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彭水舊說即今湖北南河，在房縣附近。（哀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彭之所在，當離申不遠，申在今南陽，彭地當亦較靠北，與絞相近。）此時楚都可能已稍南移，伐絞涉彭，或已為由南而北，羅舊說在宜城西山中，盧戎舊說在南漳縣，（「羅」「盧」音近，或為一族。）盧當在羅北，鄢水舊說在南漳、宜城二縣間。綜觀形勢，楚伐羅之役，似為自北而南，則此時楚都應在宜城之北，或武王時確已遷郢乎。莊四年載楚武王伐隨而卒，「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漢汭」為漢水之曲，當在漢水由東西改向南北處，地在隨國之北，觀「濟漢而後發喪」語，楚都自在漢之西，此亦武王時可能已遷郢之證。 （110）春秋楚「郢都」附論「郢都」築城問題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莊十八年） 案：那處所在雖不能確知，但看楚「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語，其地必離申巴不甚遠。再看巴人取那處「遂門於楚」事，楚都離那處亦當不遠。《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則是時楚遷郢已久，足見春秋時楚之郢都應在漢水中游一帶，郢與丹陽亦尚相近。莊十九年，楚子御巴師，「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楚文王與巴戰而大敗，還不得入，即以敗軍伐黃而勝。若其時楚都果在江陵，則以戰敗之師往復轉折，遠離根據地而伐人，且能致勝，殊不近情。若其時楚都偏北，奔走尚少，則較近情理。僖四年：「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亦是時楚都偏北之證。（《禮記·祭統》篇引衛孔悝鼎銘：「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指成公奔楚事，「漢陽」一詞亦甚可注意。）僖十二年載黃人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黃在今河南潢川縣，若郢都在江陵，以古人計里之法計之，當在千里以外，不止九百里矣。文十六年：「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子······遂滅庸。」阜山在今湖北房縣南，大林在湖北當陽縣，其地已為楚之西南界，則是時楚都不在江陵又可見也。再，是時戎伐楚之西南、東南，楚之後方甚緊，庸國在北方（今竹山縣東南），離江陵甚遠，若郢在江陵，楚國此時豈能勞師遠伐庸國，似郢都離庸不遠。宣三年「（鄭）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在今河南葉縣，若楚都果在江陵，自江陵至葉縣千里之遙，服毒於江陵而死於葉縣，亦殊可疑。再，吳、楚之爭，常在淮水流域（似長江路線為雲夢澤所阻，而楚都又偏北之故）。柏舉之戰，吳師亦來自「淮汭」，進至淮南江北之「豫章」，與楚師夾漢相持，楚沿漢西為陳以阻吳師前進，分兵以襲吳後，子常濟漢而為吳人所乘，交戰之地「小別」「大別」，蓋皆沿漢水之山脈，柏舉當亦近漢水之地。楚師既敗績，「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似為濟漢之津。自柏舉至郢，凡五戰，郢都自在漢西。楚昭王出郢，先涉睢水，然後涉江，蓋向西南奔走。自郢向西至江，中尚隔一大川，則郢似不在江陵。如在江陵，則向南即可濟江，以緩吳師之追擊，何必西涉沮水，反易遭險？吳之入郢，其先一戰在雍澨，則雍澨似近郢都。「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其後吳師又敗楚師於雍澨，接言秦師又敗吳師，秦師自西北來，則雍澨之地偏北可知，此亦郢都不在南之證。 又案：舊說楚郢都在平王前未築城（見《漢書·地理志》、左氏襄十四年、昭二十三年杜注），其說實由誤讀左氏之文而來。文十四年：「二子作亂，城郢。」襄十四年：「楚子囊······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等等，皆謂修繕郢城，非始築也。沈尹戍謂「若敖蚡冒至於武、文，猶不城郢」，亦言不增修之意。楚在武、文、成三王時已漸強盛，且有相當文化，安有國都尚無城郭之理。其時諸小國若大夫封邑皆有城，而謂稱霸一時之大國楚反不在國都築城乎？古文獻所謂「城」，多指增修城郭，如隱元年傳，魯人「城郎」，九年，又書「城郎」。莊二十九年，魯人「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又書「城諸及鄆」，襄十三年又書「城防」，皆可證。春秋末年，晉合諸侯城成周，豈周亦本無城乎？昭二十三年孔疏：「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其說近是。莊十八年，巴人「遂門於楚」，杜註：「攻楚城門。」十九年，楚文王御巴，「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亦謂不得入城。鬻拳自刖，「楚人以為大閽」。杜註：「若今城門校尉官」，是楚之有城，杜氏已自破其說矣。春秋時郢都本有城，其後曾屢次增修之，非本無城而至春秋後期始築城也。 （111）春秋楚「都都」 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定六年） 案：「鄀」地舊說在今湖北宜城縣境，說尚近理，惟亦有可能在漢水上游近秦國處。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斗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文五年「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杜預謂「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杜說確否尚未可定。楚昭王所遷之「鄀」可能仍在商密一帶，蓋楚故都本在丹陽，舊都國與之相近，是時為吳所敗，自新都復還故地，亦遠吳而就秦耳。若南郡之鄀正當入郢之役吳師來路，遷都於此尚有可疑處。此或因郢都被說在江陵，故都都亦因之而南移，是說雖尚乏確證，尚可供討論。或謂舊郢殘破，故遷新都，並非避寇，說亦可通。若然，則楚昭王所遷之「鄀」或確在宜城，與舊郢當不遠，自郢遷都所以就近，如昭王初遷之都在商密附近，則亦可能不久即遷宜城，移「鄀」名於此，亦稱「鄢郢」，以與舊郢相別。哀四年「吳將泝江入郢」，此「郢」以說在宜城為宜。今湖北省地，古時多水，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其時「江」之路線及支脈或與今有不同。文十年，「使（子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商在今陝西商縣附近，自商縣至江陵，或襄陽、宜城間之「郢」，皆無泝長江之必要，此「江」或非今之江路乎？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今長江與汝水相去甚遠，「疆於江汝之間」語甚可疑，此「江」似亦非今之長江，（服虔知說為長江有困難，因說為江國，說更難通。）又《詩·江漢》上言「江漢浮浮」，下言「淮夷來求」，又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南海」疑指雲夢澤，若此「江漢」之「江」非今長江，則二南等詩中所謂「江」似皆與今之長江異道矣。 又案：《楚王舍章鍾銘》：「佳王五十又六祀，這自西族，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竇之於西。」薛尚功鐘鼎款識云：「右二鍾皆得之安陸。」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為章，此鍾為惠王時作無疑。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徙自西陽者，當即自都還郢之時」，其說近是，惟「還」字應改作「遷」字耳。至阮氏謂西陽即漢志江夏郡之西陽，則有問題。江夏郡之西陽離都極遠，銘文「西族」似非此西陽，竊謂「西族」即鄢郢也。《史記·秦本紀》載白起攻楚，「取鄢鄧」。《楚世家》：「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六國表》：「秦拔鄢西陵。」《白起傳》：「攻楚拔鄢鄧五城。」《戰國策·秦策四》：「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綜觀各文，「西陵」似即「鄧」，「鄧」者，史記正義「鄢、鄧二城並在襄州」，今襄陽東北二十里有鄧城，即其地（非古鄧國）。「西陵」蓋以山名，其所包範圍或甚廣，今襄陽、宜城間一帶山地皆謂之「西陵」。鄢在「西陵」之南，故曰「西陽」。西陵近鄢，觀史書以「鄢西陵」與「郢夷陵」並舉，似無問題。而西陽與西陵，《漢書·地理志》江夏郡又並有之。江夏之西陽、西陵地極鄰近，此必地名之同遷者。觀江夏之西陽與西陵地望甚近，則襄陽、宜城間之西陵亦必與西陽相近也。鄢者，與宜城之都相近之邑。桓十三年傳：「及鄢，亂次以濟。」杜註：「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昭十三年「（靈）王沿夏將欲入鄢。」《漢書·地理志》「宜城，故鄢。」可見鄢與都俱在宜城縣，或昭王遷鄀，惠王又遷鄢（渚宮舊事說）。「鄢郢」蓋包鄢、都二邑而言，鍾銘所謂「西族」，指鄢都也。至惠王自「西」所遷之都是否江陵，尚待考索。 （112）吳越最初所在及其遷都附論春申君江東都邑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宣八年） 案：舒、蓼當在今安徽中部廬江舒城一帶地，此時吳、越或尚均在淮南江北安徽江蘇兩省間。余初曾假定吳之王族或為楚王室之支裔，後又覺吳或本為「漢陽諸姬」之一，受楚之壓力而東南遷者，其故以一、吳人自稱為周后，而春秋時人一無反對者。二、吳子壽夢卒，魯國為「臨於周廟」。三、魯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陳司敗譏為不知禮。四、春秋時晉、吳頗相親善，與楚、越相結類似，似皆有同姓之關係。五、《史記·吳世家》謂太伯仲雍「奔荊蠻」。此說雖不可信，然或有史影存乎其間，蓋太伯虞仲所建之虞國支族之吳國，本與楚相鄰近，建於所謂「荊蠻」之地，乃虞裔封吳，非吳裔封虞。汾水流域附近之國名地名常出現於江淮漢水之間，如江淮漢水間有隨、鄂、沈、黃、唐等國，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隨」見隱五年傳，「鄂」見隱六年傳，「沈」「黃」見昭元年傳，而晉本名「唐」。）唐、虞兩國有密切關係。漢水附近既有唐國，亦應有虞國。此「虞國」當即吳之初封乎？考《西清續鑒》甲編十六載： 「乾隆二十有六年，臨江民耕地得古鐘十一，大吏具奏以進。」此「古鐘」即者減鍾，為春秋初年吳器。臨江蓋指今安徽和縣地，亦屬廣義之「豫章」，則春秋初年吳人或嘗居「豫章」，此與宣八年傳略合，（「臨江」如為江西之臨江，古亦為越族居地）益可證吳自「漢陽」或「荊蠻」東遷。春秋吳國銅器銘文中吳人自稱其國或為「攻吳」，或為「攻敔」，或為「工」，當為一名之變，即古文獻中所謂「句吳」。近年出土之「邗王壺」，又稱「邗」（另有「邗王」一器，時代未能定），或者「攻」「工」「句」「邗」本為一名，即古干國之稱，「干吳」猶言「干」地之「吳」。吳在古文獻中或稱「干」（見《莊子·刻意》篇、《荀子·勸學》篇、《淮南子·原道》篇、《尸子·勸學》篇等），或稱「吳干」（見《戰國策·趙策》三、《呂氏春秋·疑似》篇等），竊謂「吳干」者，猶言吳人之干。「干」本古國名，一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管子·小問》篇：「昔者吳干戰，未齔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蓋干為吳所滅，吳遷於此，故稱「干吳」或「吳干」。「干」當本為一大族之名，似與「百越」有關，其支族蓋分布於大江南北。《漢書·貨殖傳》註：「孟康曰：干越，南方越名也。」（參《太平御覽》州郡部引韋昭說，《越絕書》卷二，江西之「贛」名或亦由此來。） 《史記正義》：「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廬城，都之。今蘇州也。」索隱：「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集解，「系本曰：諸樊徙吳也」。案居梅里者當是壽夢，藩籬、余暨（似非今浙江蕭山縣西之餘暨）等地雖難考，要之吳人曾屢次遷徙，似為事實。越國可能為熊渠少子越章王執疵之後。「越章」即「豫章」，在淮南江北。其後蓋與吳國共向東方遷徙。至春秋後期吳越相爭時越國所在，觀哀元年傳，吳敗越於太湖中椒山之「夫椒」，（《越語》戰於五湖。五湖即太湖。）「遂入越」。可能太湖一帶即吳、越之交界。越敗於夫椒而吳遂得攻入越都，則越都似離太湖不遠。考秦會稽郡治吳，則所謂「會稽」當本近蘇州。《越語》：「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越絕書》卷七：「吳越為鄰，同俗並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然則春秋後期越之故都與江南之吳為鄰，越器出今浙江省之武康，武康或為古越都所在乎？（楚滅越後，越裔東南遷，故有越都今浙江紹興之說。） 又案：至少吳闔廬時，都城在今蘇州，其後越自琅琊南還，亦都於此，故蘇州成為大名邑。戰國後期，春申君封地「江東」之首府，當亦在此。古文獻中記春申君封邑，多謂在無錫（《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續漢書·郡國志》「吳郡無錫，侯國」注等），然考較早文獻，《史記》則雲「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楚世家》）。「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傳》）。正義曰：「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圮毀也。」《史記會注考證》本正義文作：「墟音虛，今 蘇州也。闔閭於城內小城西北築別城居之，今圮毀也」。考證云：「館本考證云：正義句有誤，當作闔閭所都。」《史記·春申君傳》贊：「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則司馬遷時春申君之故城尚完整存在，其記載似不至大誤，是春申君之封邑（首府）在今蘇州，不在無錫也。然無錫可能有春申君別邑（春申君本封淮北地十二縣，徙封江東後，不應只有一城）。蓋無錫本吳國較早之舊都，其遺蹟當有存者。《越絕書》載春申君祠無錫歷山，立無錫塘，治無錫湖為陂，造無錫西龍尾陵道（卷二）。然《越絕書》亦言春申君封於吳，又言「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姑蘇）之台」。（同上）春申君府既在蘇州，則蘇州吳虛自為其首府矣。至於上海所以被認為春申君封邑，則以其地或本在春申君封土之內，且黃浦江被認為春申君所浚之故。考上海在南宋時始設鎮，元時始設縣，若戰國時春申君封邑已在此，則其地早已繁盛，何秦漢以來渺無所聞，直至宋元時始設鎮縣耶？至「春申」之地名，或本指黃歇始封淮北之地，其後隨黃歇封土之南移而南移，《三國志·吳志·孫亮傳》：「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此春申固為地名，但地在何處，是否在江東，則待考。 （113）春秋末吳都 吳城邗，溝通江淮。（哀九年） 案：余讀《春秋左傳》，常疑吳、楚交兵多在淮域而不在江域，（說為江域之地多有疑問。）蓋如舊說，楚都在今江陵，吳都在今蘇州附近，則兩國當沿長江而戰，不當循淮水而爭。及詳考當時之交通情況，始知長江在春秋時尚未開發，又西阻於雲夢澤，楚都亦或不在江陵，故吳、楚交通不得不賴淮水。吳人勢力之西北上，淮南實為惟一力爭之地，此吳王夫差所以有「城邗，溝通江淮」之舉也。然左氏未言吳王夫差遷都江北邗城，吾人設想當夫差北上爭霸時，舊都蘇州之地形頗感不便，似可以有如越王勾踐北上經營時遷都琅琊一類舉動。余讀《吳語》，對於春秋末夫差之國都地點頗有懷疑。《吳語》載越王勾踐襲吳之役云：「吳王夫差······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謂「泝淮以絕吳路」，「泝江以襲吳」，察其辭意，似吳都在淮南長江之附近，不然，何以用師遼遠如此？《吳語》又載吳越之戰云：「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逾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噪，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至吳國，圍王宮。」《吳語》所謂「江」，韋注以為「吳江」，「松江」，然讀上引文先「泝淮」而後「泝江」，則此「江」當指長江無疑。《史記·越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平吳後即以兵渡淮，未言渡江，亦可證此時吳都在江北，東漢時書《吳越春秋》即改「北渡淮」為「北渡江淮」（卷十）矣。《吳語》稱越王「泝江以襲吳」，水行自下逆上謂之「泝」，是越在此時之吳之東，故《史記·仲尼弟子傳》載子貢為魯說吳王云：「臣請東見越王。」《吳語》又載子胥自殺時云：「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史記·伍子胥傳》略同）若其時吳都蘇州，越都紹興，則吳越為南北之國，自吳至越安得雲「東」？越師伐吳，越錢塘江而來，或如夫椒之戰，由太湖來，當自吳之西南侵入，安得懸目東門以見越師之入吳？《吳越春秋》正改「東門」為「南門」矣。（卷十，但下又言「越如欲入，更從東門。」則仍依舊說。）若以越是時都武康附近，則更在蘇州之西南，如假定春秋末吳都江北揚州附近，越尚在太湖流域，則吳越始得為東西之國，與《吳語》《史記》等書合。近年河南輝縣附近有古器二壺出土，其銘云：「禺（遇）邗王於黃沱（池）、為趙孟所、邗王之忍金，台為祠器。」所載為吳晉黃池之會故事，而吳王夫差稱「邗王」，蓋夫差城邗後徙都之，以事北略也。《淮南子·道應》篇：「此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史記·蘇秦傳》亦言越王勾踐「禽夫差於干遂。」《春申君傳》：「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隧」猶「溝」也，此「干隧」當即「邗溝」耳。吳王徙邗後稱「邗王」，猶韓哀侯滅鄭徙都之稱「鄭哀侯」，魏惠王徙都大梁後遂稱「梁惠王」也。（漢吳國都廣陵，或即因邗為吳王夫差故都，有城邑基礎之故。） （114）春秋時巴國所在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郵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使鬥廉帥師及巴師圍鄾······（桓九年） 案：古巴國舊說在今巴縣，其說甚可疑。《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為從武王伐紂之「八國」，皆所謂「西土之人」。庸在今湖北竹山縣附近，彭在今湖北房縣附近，盧在今湖北南漳縣附近，濮據近人顧頡剛《史林雜識》考證約在今湖北西部。羌為姜族，約在今甘、陝錯壤處，蜀之北境本達漢中，髳當即「苗」，近人解在南陽一帶，微近人釋為陝西郿縣，（晉代在今竹山縣西置微陽縣，微或在此。）是周初在西土之勢力已達今陝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西部及陝甘邊境。昭九年周人曰：「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西周春秋時之楚蓋在丹陽荊山附近之地，鄧在今河南鄧縣，濮亦在今湖北西部，巴地亦當與之鄰近。巴者姬姓之國，昭十三年傳：「共王無冢適······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可證。是巴可能為「漢陽諸姬」之一，而鄰近羌戎者。其所統治之人民或為氐族，故中原人亦「夷狄」視之，不與中原之會盟，終春秋之世僅與楚、鄧、申等國有交涉。上左氏文，巴欲與鄧為好而以楚為介，則似巴在楚西，鄧在楚東，巴國當近漢水上游。莊十八年，「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申在今南陽，楚與巴人伐申，可見巴離南陽不甚遠。那處或雲在今南漳縣附近，春秋初楚都亦可能在漢水中游，是巴國當在楚之西北。文十六年：「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蓋巴與秦相近，與庸亦不相遠。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可見直至春秋末年，巴國仍在楚之西北一帶。是年。楚「敗巴師於鄾」，「封子國 於析」。封子國於析者，蓋使據楚之故封以西拒巴人也。《戰國策·燕策》二：「（秦）正告楚曰······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記·蘇秦傳》文略同），《史記》索隱：「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此「巴」自甚可能為古巴國所在，是古巴國在漢水流域之明證也。今陝南川、陝間有大巴山脈，並有巴水，當為古巴族活動之地。或巴、蜀等國族本均在漢水上游，其後為秦、楚所迫而南遷者乎。 （115）春秋時北燕國所在 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盟於濡上。（昭七年） 案：春秋前期所謂「燕」，見於春秋左傳者皆為姞姓之燕國，舊稱「南燕」（隱五年傳、桓十二年、十三年經、十八年傳、莊十九年、二十年傳、三十年經傳、宣三年傳等）。初附於宋、衛，及齊強，又附於齊。所謂齊桓伐山戎以救燕之「燕」，亦即南燕。晚出之《齊語》似以為北燕，非是。舊說以為山戎在東北，故以山戎所病之「燕」為北燕，其實山戎或在太行山脈中，或在今山東境內。春秋經傳稱北燕，皆明指為「北燕」，單稱燕者多為南燕，南燕在今河南汲縣附近。春秋中葉以後，南燕不見而出現北燕，此南北燕是否一國之分支，尚待考索。《史記·燕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史籍所記燕世系及事多缺誤，未可盡信。北燕來歷迄今難考。《詩·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此「燕」舊亦謂北燕，在今河北北部。然考韓舊說在今陝西韓城縣，新說以為即春秋時秦晉交兵之韓原（據清人考證，實在河東，蓋汾水下游之國）。韓侯所取之妻曰「韓姞」，則此「燕師」之燕似為南燕。或謂《竹書紀年》有「燕京之戎」，今山西管涔山舊名燕京山，汾水所出，「燕京之戎」當為燕京山地之部族，此「燕京之戎」或與南北二燕有關，其說亦待詳考。或又據召陵即郾城，金文燕作「匽」，舊說燕為召公之後，以為召公所封之燕國本在召陵之郾城，其說亦乏確證。（昭九年，周人曰：「及武王克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此燕或為南燕，肅慎亦不在今東北，亳地未詳，蓋與燕相近，然此「燕」亦或指「燕京之戎」，或為左氏所載戰國人語，「燕」指北燕。） 北燕始見於襄二十八年傳，與齊、杞、白狄等國朝於晉，謂「宋之盟故也」，或北燕本為齊屬，隨齊朝於晉乎？襄二十九年經：「齊高止出奔北燕。」昭三年傳：「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同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經：「齊侯伐北燕。」傳：「將納簡公」。十二年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上引昭七年傳文「虢」之所在地未詳。濡上，舊說在今河北任丘縣，另有南濡水在今河北滿城縣，北易水亦稱「北濡水」。齊、燕所盟疑為南濡。齊納北燕君於陽，傳作「唐」，舊謂即今河北唐縣，其地固近滿城。濡上與唐當與春秋時之北燕國都不甚遠，故一為城下之盟於此，一納燕君於此以逼燕也。春秋時北燕國都當在今河北省西部近易水處，《史記·燕世家》集解：「系本曰：桓侯徒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今河北易縣南有「燕城」，近人謂之「燕下都」，當即其地。 至北燕姬姓，明見於傳（昭七年：「燕人歸燕姬」）。何以南北燕同稱「燕」而一為姞姓，一為姬姓？疑未能明。又何以南燕只見於春秋前期，北燕只見於春秋後期，似前後相承接？或北燕為南燕之餘支北遷者，故在春秋時均附於齊。然文獻無征，惟有存疑。 （116）狐駘附論墨台氏 邾人、莒人伐鄫，臧仡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襄四年） 杜註：「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案《路史·國名紀》商氏後有目夷國條下記云：「今徐之滕東有目夷亭。」此蓋據《史記·殷本紀》「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目夷氏」之文。「台」「夷」字同音通假。古魯國蕃縣即宋之滕縣，唯左氏明言「狐駘」，杜注所舉證明地點則作「目台」，何也。案今滕縣之東南有狐台山，並無目台山，則「目台」或為「狐台」之誤。《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吊也、自敗於壹駘始也。」鄭註：「壹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其說近是。至《史記》之目夷氏，蓋本古國名或邑名，宋公子目夷之名疑即取此地名（說見梁玉繩《漢書人表考》卷三）。目夷之名或作「墨夷」「墨台」，《廣韻》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宋襄公子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皋。」「子」當作「兄子」。《風俗通義》：「宋大夫有墨夷須、墨夷鴻、墨夷皋。」公子目夷即為宋襄公時之大司馬（僖十九年「司馬子魚曰·····」可證）。《通志·氏族略》：「墨台氏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後」，此或亦本《世本》等書。《潛夫論·志氏姓》篇以目夷氏為微子之後。《廣韻》六脂：「宋子目夷之後，以目夷為氏」。《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以墨翟為孤竹君之後。案左氏及《說苑·立節》篇所載公子目夷與宋襄公（太子茲父）互讓君位事，與伯夷叔齊讓國故事頗相似，墨子或為公子目夷之後（公子目夷之後，蓋有魚氏、目夷氏二支，或目夷氏即魚氏），故曾為宋大夫，後訛傳為孤竹國伯夷之後。總之，殷宋之後蓋有目夷氏或墨台（夷）氏，墨翟即其後也，此「目夷氏」與「狐駘」「目台」之地名有無關係，尚待詳考。 （117）「孟津」 周武有孟津之誓。（昭四年） 釋文：「孟，本又作盟。」案作「盟」者是也。《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溝洫志》並作「盟津」。隱十一年傳：「與鄭人蘇忿生之田······盟·····」杜註：「今盟津也。」其地本在大河之北，後始移河之南。前人多以「孟」為本字，「盟」為假借字，乃狃於《禹貢》之文，以《禹貢》已有孟津也。其實「盟津」之名本由周武王盟誓於此而得，《水經·河水注》即有此說。案《逸周書》中最古之篇《商誓》云：「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是為「孟津」原作「盟津」之確證。以此處之「盟」字系動詞，決不能說為「孟」之借字，漢初之偽《泰誓》亦作「盟津」，至今本偽《泰誓》則作「孟津」矣。《詩·大明》：「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天問》：「會量爭盟，何踐吾期？」此最古之訓詁，可見武王伐商確有會盟諸侯之事，「盟津」之名即由此來，則《禹貢》非周以前書審矣。 （118）鳥夷 或叫於宋大廟曰：「嘻嘻！出出！」鳥鳴於毫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襄三十年） 案：此種神話傳說表現宋人與鳥圖騰之關係，「鳥鳴於毫社」後，宋即「大災」，鳥與宋之關係可見。《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即此可見東方人之習俗。定四年載周封魯以「殷民六族」，「使之職事於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毫社。」是則魯之「國人」蓋主要為「殷人」，故盟於亳社。祭鳥蓋為殷及其他東方人之習俗，故臧文仲因殷俗「使國人祭之」也。殷人原有其先祖為玄鳥降生之神話，見《詩·玄鳥》等。甲骨卜辭中有「高祖夋」，「夋」字或作鳥首人身形，殷祖王亥又有「兩手操鳥，方食其頭」之傳說（見於《山海經·大荒東經》），此等皆鳥圖騰之遺蹟，殷人曾以鳥為圖騰蓋無疑問。與殷人極有關係者為淮夷（奄即淮夷一族），「淮」字從「水」從「隹」，甲骨卜辭有「隹夷」，當即「淮夷」。「隹夷」之「隹」，說文云：「鳥之短尾總名也。」又濰水之濰亦從「隹」，疑即「淮」字之分化。古濰水流域蓋亦以鳥為圖騰之族之居地。「淮夷」之大者曰「熊盈族」，《逸周書·作雒》：「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淮九邑。」證以《史記·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等文，則徐、奄、熊盈等皆為淮夷之族。所謂「熊盈」者，蓋指盈姓熊氏之族，「盈」當即「嬴」，徐奄秦趙郯等國皆贏姓（《路史·國名記》引《世本》：「淮夷嬴姓。」）。楚國王室則以「熊」為氏，是此類國姓皆「熊盈」之族也。秦之先祖亦謂出自玄鳥，與殷人同（見《史記·秦本紀》）。秦祖柏翳即益，實為玄鳥化身（「益」即「燕」-「玄鳥」），其長子大廉為鳥俗氏，大廉玄孫孟戲中衍傳說「鳥身人言」，中衍之後曰蜚廉，亦作「飛廉」。飛廉善走，疑由善飛傳說之擴大，實亦鳥圖騰之遺蹟。趙為秦之支族，少皞氏之鳥官中有「伯趙氏」，則「趙」或亦鳥名也。春秋時郯子敘其世系，雲「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昭十七年）。少皞摯可能即殷祖契之化身，鳳鳥即玄鳥之神話化（參《楚辭·離騷》，《天問》）。楚之先祖為祝融，近人多以為即驩兜，亦即丹朱，本為日神，即「日中之踆烏」，「驩兜」與「丹朱」亦鳥名，則楚人似本亦以鳥為圖騰之族。且秦、楚同以顓頊為遠祖，其本出一族而分為二氏族甚明，故春秋時二國頗相親近。與少皞名號相類者有太皞，似即帝嚳，帝嚳正與玄鳥、鳳鳥有關。左氏載任、宿、須句、顓臾等國皆「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僖二十一年）。「風」即「鳳」，（參甲骨卜辭、《淮南子·本經》）。太皞之族東方之國以鳳為姓，亦即以鳳鳥（玄鳥）為圖騰。又少皞氏之鳥官爽鳩氏本居齊地，其後「蒲姑氏因之」（昭二十年傳），「蒲姑」亦鳥中之鳩類也。《禹貢》冀州：「鳥夷皮服」，揚州「鳥夷卉服」（今本俱作「島夷」，非），蓋北自渤海灣，南至東海沿海一帶，皆居有所謂「鳥夷」。鄭玄釋冀州者云：「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顏師古釋冀州者云：「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 釋揚州者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蓋「鳥夷」本指以鳥為圖騰之部族。廣言之，古代中國東部居民多以鳥為圖騰，亦可稱為「廣義之鳥夷」，甚至東北部族亦有以鳥為圖騰之遺蹟（參見論衡·吉驗》篇，《魏書·高句麗傳》等）。 但所奉圖騰相類，未必即為一民族，因各族之宗教神話傳說等本可相互影響，特別是相互雜居之族，吾人所考只能證明古代中國東方及東北各族有相互雜居及文化交流之史實耳。 （119）姬姓之「戎」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莊二十八年） 案：《晉語》：「（文）公說，乃行賂於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則酈戎或在晉之東也。《莊子·齊物論》稱麗姬為「艾封人之子」，則酈戎男蓋為晉之附庸，猶大戎之於晉。莊二十八年傳：「大戎狐姬生重耳。」《晉語》：「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則大戎之君為唐叔之後，與晉同祖，故其後為晉大夫，亦猶酈戎男之為「艾封人」也。「戎」之中何以有姬姓之族？是蓋姬族支裔入居戎區，為其君長耳。然有可以補論者，周代所謂「諸夏」之族，實以「姬」「姜」「子」三大姓為中心。「子」為東族殷人之姓，「姬」「姜」皆西族之姓，「姬」「姜」尤世通婚姻，似本為一部落或一胞族中之二氏族，古人常連稱「姬姜」，亦連稱「氐羌」，二稱呼之間似有關係。「姜」即「羌」，章炳麟等論之已詳。或謂「羌」「姜」本一字，地望從人為「羌」，女子從女為「姜」，猶卜辭「鬼方」之「鬼」或從人、或從女。周代姜姓諸國及姜戎與氐羌均為伯夷--四岳（大岳）之後。（參《山海經·海內經》、《周語》、《鄭語》、左氏隱十一年、莊二十二年、襄十四年傳。）「氐」與「氏」通，「氏」亦作「坁」，或作「阺」，石門頌：「高祖受命······以漢詆焉」，「詆」即「氏」字。《史記·大宛傳》：「大月氏······遂都媯水北······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似「月氏」亦與羌有關。「月氏」之「氏」當即「氐」，音「支」，古音與「姬」相近，疑「姬」字出於「氐」，猶「姜」字之出於「羌」（但月氏非氐羌之族，周人亦非氐羌之族，只與氐羌之族有關係而已）。姬姓與「氐」之稱似均起源於岐山，「岐」字從「支」，音亦近「姬」。《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水在岐山下，姬水疑亦岐山下之水，所謂「以姬水成」，即謂黃帝之族以姬水為姓也。又「姬」「姒」二字古本音同通用，義亦相通，姒姓出於大禹，而傳說禹興於西羌（《史記·六國表》、《後漢書·戴良傳》、《新語·術事》篇等），則姬姓與氐羌有關係又可證明。巴、蜀一帶曾為氐族活動之地，春秋時之巴國雖不在後世之巴地，然固與後世巴地之族有關，巴國即為姬姓。案古「巴」「且」音通，集韻「妑」「姐」同字，音「紫」，故《史記·張儀傳》：「苴蜀相攻擊」，索隱：「苴音巴」，「苴」之音亦與「姬」相近。氐族實羌族之一支，《逸周書·集訓校釋》：「氐羌以鸞鳥。」孔晁註：「氐，羌地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矣。」蓋「羌」其大名，「氐」其小別。姬姓之族，如從母系言，亦為姜姓之分支，故以姜嫄為女性始祖（姜嫄在原始傳說中本「無夫」，實為周人之母系始祖）。「氐」「羌」之名，周人文獻中少見，如周金文、《周易》、《周書》（指較可靠之篇）、《周詩》、《春秋左傳》、《國語》、《論語》等書，幾乎未見「氐」「羌」之稱。惟甲骨文中特多，《詩·商頌·殷武》亦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似周人諱「氐」「羌」之名（「羌」字曾見於較晚出之書《牧誓》，「氐」字則周人文書中更難見），惟稱「姬」「姜」。《史記·周本紀》「古公乃貶戎狄之俗」，可見周人原雜有戎狄之俗，或原即戎狄之一而進化較早者。此倘即「姬」「姜」之名源於「氐」「羌」之名之故乎？ 周人自稱為「夏」，且較早進於農業，以農神后稷為始祖，似與氐羌原非一族。與姬周通婚之姜姓各族，應與姬周原為一大族之分支，亦未必真出自羌戎。觀晉地姬姓大戎、酈戎之例，及與周通婚之申戎（西申）等，似為夏族西遷之二大支，入居戎地，與戎族雜處，習俗文化相互交流，其族長又有入居戎地為其君長者，故取「氐」「羌」之名化之為「姬」「姜」。是猶夏余之杞之即東夷而《春秋》遂謂「杞，夷也」（僖二十三年），「用夷禮故曰子」（僖二十七年）；夏余之繒之即西戎，《鄭語》遂謂「申繒西戎方強」，等之於西戎；殷餘子姓之「亳」遷入西戎，《史記·秦本紀》亦等之於「西戎」，豈能謂杞、鄫即夷戎，子姓之「亳」亦戎族耶？後儒所謂「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案如杞、鄫、亳等），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案如春秋中葉以後之南夷楚、吳、越等國、及赤狄潞氏、白狄鮮虞等，皆已與華夏無甚差別），確為春秋時人之觀念。故吾人不能據其名及其傳說之祖先定其族之血統，否則匈奴稱為「夏後」，鮮卑各族亦多自稱為中原古帝王之後，豈可謂此等少數族即漢族乎？左氏載姜戎氏自謂「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襄十四年）。是華與戎實有區別。又如戎狄「被髮左衽」，吳越之人「斷髮文身」，與「諸夏」之束髮冠裳風俗大異，豈得因戎狄中有姬、姜、子等姓，吳、越之君自稱周、夏之後，遂混淆各族之民族界限乎？ （120）「四裔」 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御螭魅。（昭九年） 案：春秋時所謂「諸夏」及「蠻夷戎狄」等族之界限，實不甚清晰。有「諸夏」而即「夷狄」者，亦有「夷狄」而進為「諸夏」者，更有居於二者之間者。近人常以近代之民族觀念觀察之，使之現代化，遂致民族與部族之界限趨於混亂。其實西周春秋時所謂「諸夏」與「蠻夷」往往以經濟文化之差異為別，未必儘是血緣之名詞，欲考其真正種族之界限，實屬不易。且當時各族往往雜處交往，以至通婚，故純粹之種族甚難言。春秋戰國間由於兼併、會盟、朝聘往來以及通商等原因，中原地區各族各國已漸混化為一體，真正之「華夏族」於以出現，亦即後世漢族之前身形成。其居於四周邊疆地區而經濟文化較為落後者，遂被看成所謂「四裔」之「蠻族」，且以舊日雜居中原及邊區之夷蠻戎狄等族之名分被之東南西北四方，而有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稱，其說蓋始見於戰國中期書。《禮記·王制》等書沿之，遂成所謂「常識」。案之原始文獻，其說實有問題。「夷」即「人」字，見於甲骨卜辭，有「王征夷方」（即人方）等記載。卜辭中又有「隹夷」（淮夷），「歸夷」等稱號，其所在地點未詳。周金文中有「東夷」（《小臣謎殷銘》等）、「南夷」（《宗周寶鍾銘》等），又有在宗周附近之「西門曳」、「熊曳」、「套夷」、「京曳」、「畁刀曳」等（《師酉殷銘》）。《詩經》中有「混夷」、「串夷」皆在西方。「蠻」字見於周金文，有稱「蠻方」者（《虢季子白盤銘》），似指西北部族「儼狁」等而言。有單稱「蠻」者，西北國家鬼方可以稱「蠻」（《梁伯戈銘》），晉國附近亦有所謂「百蠻」（《晉邦蓋銘》），秦之附近亦有「蠻」（秦公鍾、秦公段銘），《詩經》中亦有「蠻方」之名，似均指西北之族（《抑》）。韓國（在河東？）附近亦有「百蠻」（《韓奕》），東方魯國附近亦有所謂「蠻貊」（《魯頌》及《論語》），《史記·匈奴傳》且有所謂「北蠻」矣。《詩經》中又有「蠻荊」之稱（《采芑》），指楚國（左氏亦謂楚之附近有「群蠻」），左氏載「陸渾蠻氏」（成六年）、「戎蠻子」（昭十六年），此為居於中原戎蠻之族。「戎」字亦見於甲骨卜辭，如「征戎」，而雲「在東」，又有「東戎」之名。周金文中有「東國戎」（《班殷銘》），《書·費誓》稱徐為「戎」，《春秋經》及《左氏傳》中以「戎」名之國族甚多，有魯、曹等國附近之「戎」（隱二年、莊二十年、二十四年），蓋在今山東曹縣附近。有楚國附近南方之「盧戎」（桓十三年），蓋在今南漳縣附近。楚國之南亦有所謂「戎」（文十六年）。有「北戎」（隱九年、桓六年、僖十年，亦見《竹書紀年》等書），所居蓋近晉、鄭、齊、許諸國，似為居大河以北而鄰近「諸夏」之戎。有「山戎」（莊三十年），蓋居「北戎」鄰近之山地中，或謂在山東境內，曾與齊及南燕諸國發生交涉。有無終氏等「諸戎」（襄四年、昭六年），蓋居河北山西二省境內。又有「酈戎」「犬戎」等，皆姬姓，在晉國附近，曾與晉通婚姻，且似為晉之附庸。此外周金文中儼狁亦稱「戎」（《不要殷銘》），《詩經》、《左》、《國》等書中皆有「西戎」之稱。又有「犬戎」，亦居西北，曾亡周室（「犬戎」亦稱「畎夷」）。中原亦多戎族，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陸渾之戎」，「九州之戎」，「戎蠻氏」等。「狄」字亦見於周金文，有所謂「最狄」（《斅狄鍾銘》）。鬼方亦稱「狄」（《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有所謂「西翟」（見《呂氏春秋》），似即西戎。春秋時赤狄、白狄縱橫於陝西、山西、河北等省間，蓋本為西族，後為北族，勢力且達山東、河南境內。長狄則侵擾齊、魯、宋、衛諸國（參文十一年傳），是西北東三方皆有狄族。哀四年傳「（楚）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是南方之楚國亦有附屬之狄族也。清人崔述作《豐鎬考信別錄》（卷三）已云：「蓋蠻夷乃四方之總稱，而戎狄則蠻夷種類部落之號，非以四者分四方也」，其說近是。在《左傳》中，尚未有以「夷」「蠻」「戎」「狄」分配東南西北四方之概念，但已有「四裔」之稱，且以為先王居「檮杌」之地。其說已開後世四方四族之說之先聲，是則左傳寫作時，中原之地已漸趨統一之故乎。 （以上春秋地理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