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研究 · 顧頡剛序

《春秋左傳研究》是童丕繩教授的遺著。丕繩教授名書業，浙江寧波人，生於一九O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是知名的有成就的史學家。 我認識丕繩教授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記得在一九三四年，我收到他從杭州寄來的文稿《虞書疏證》，又在《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上讀到他對我所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的評論文章，才知道有這樣一位只念過幾年古書、連中學也沒有正式上過的青年學人。當時他在浙江圖書館印刷所當校對員，我因赴杭州省親之便，邀請他到北京協助我從事古史研究工作。第二年他如約來北京，代我編纂了《尚書通檢》，和我合寫了《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論》、《鯀禹的傳說》、《漢以前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等論文。我主持研究我國歷史地理的禹貢學會，請他擔任編輯，給《禹貢半月刊》編了一冊《古代地理專號》。我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講春秋史，所用的講義也是請他代寫的。可以說，抗戰前幾年我在學術上做出一些成績，和這位好助手的勞動是分不開的。 抗戰開始，我們先後離開了北京。我到大後方，他因家累到上海，在呂誠之（思勉）先生主持的光華大學歷史系任講師，講中國歷史地理，寫了一冊《中國疆域沿革略》（一九四六年開明書店出版）。同時，繼續我的工作和呂先生合編《古史辨》第七冊（一九四一年開明書店出版）。我一度在成都齊魯大學負責國學研究所的工作，請他遙領名譽研究員，囑他把《春秋史》講義重加修訂，正式署上他的名字，作為國學研究所的專著（一九四六年開明書店出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到宜興張渚鎮、常州橫林鎮等地教中學，和後方通信困難。抗戰勝利，我回到蘇州老家，才和他重新見面。我老家房屋多，他的夫人和孩子就住在我家，他自己在上海博物館擔任歷史部主任，兼任光華大學和無錫國專的教授。這時內戰爆發，知識分子生活極度困苦，很難開展有計劃的研究工作。 解放後，他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我也到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黨和人民給予我們很大的信任，工作條件優越得多了。只是難得見面，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朝夕相處，得共同研討商析之樂。我多年來積存了近百冊讀書筆記，要人幫助整理，他比我小十多歲，對我的學術思想又了解，自然是最合適的人選，想不到他竟會先我而逝，今天轉由我來為他這部遺著執筆撰序。 丕繩教授這部遺著是他晚年寫成的。《春秋左傳考證》一九六五年動筆，一九六六年五月完成，十二月改定。《春秋左傳札記》則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以更短的時間寫出初稿。這時離開他逝世只有幾個月，由於社會上的大動亂，他的健康狀況已弄得很壞，沒有精力再對《札記》作字斟句酌的潤飾。他把這個任務交給在西安的長婿黃永年同志，永年同志在同樣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這一工作。一九七三年，他的夫人把《考證》稿寄至我處，永年同志也寄來了經潤飾過的《札記》原稿。以後由我介紹給上海人民出版社張志哲同志。出版社把《考證》、《札記》合為一冊，題名《春秋左傳研究》，又請山東大學歷史系徐鴻修同志進行了些整理。黃、徐二位，都是丕繩教授的學生，他們對丕繩教授的學業熟悉，改筆除在文字上作潤飾外，內容沒有變動。 研究古史是丕繩教授生平的主要事業。前面講到的抗戰期間寫成的《春秋史》，是他早期研究古史的專著，已體現出很深的功力。當然從今天的要求來看，這部書還不能盡如人意。一是寫這部書時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在觀點上難免有問題。再則撰寫時過多考慮文字的流暢，一般不引史料原文，而把原文改成白話融化在記敘之中，不熟悉古書的人讀起來往往不知其講述之所依據。為了彌補這個缺憾，當時他本想另寫一部《春秋考信錄》，提供春秋史的史料並加以考證。一九六六年寫成的《春秋左傳考證》，可以說實現了這個夙願。不過《考證》的範圍內容較之當初計劃撰寫的《考信錄》已有所變動。《考信錄》只考春秋部分。《考證》所及，則如後記中所說，「舉凡古史傳說、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經濟、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態之大概，皆大致完備，並附以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證」，因為古史傳說和西周史事的較原始史料仍以見於《左傳》者為多，運用《左傳》等記載才有可能把古史傳說和西周史事考證清楚。所以這部《考證》實際上是丕繩教授生平研究古史的一個總結。這部《考證》史料引用得比較多，寫得比較詳細，到一九六七年，他考慮到還可簡略一些，史料只引用重要的、典型的，其餘最多注出書名、篇卷，不列舉原文，主要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寫出來，凡屬於常識性的都可從略，於是重寫了《春秋左傳札記》。《札記》第一卷是系統地考證古史傳說和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第二卷則是若干專題的考證。這《札記》和《考證》一簡一繁，各有所長。讀者可先看《札記》，得其概要，欲更求其詳，則再看《考證》。 丕繩教授這部遺著，我細讀了一遍，我認為有幾個顯著的優點：（1）系統、全面，正如《札記》例言所說「保存太古傳說、西周春秋史事之完整體系」。一部考證性的著作做到這點是極不容易的，這不比編寫講義教科書可以承用別人的陳說，每一條都必須經過自己的鑽研，提出自己的見解。因此考證著作通常只能考證某幾個方面，解決某一些問題，象丕繩教授這樣從古史傳說到西周春秋史事作出系統全面的考證過去還不曾有過。（2）當年呂誠之先生給丕繩教授《春秋史》寫的序言中說：「考索之精，去取之慎，蓋未有逾於此書者。」這個評語完全可以移贈給丕繩教授這部遺著。研究過古史的人都知道，古史的史料是既多且複雜的，搜集固不易，鑑別更困難。丕繩教授這部遺著正好承擔並出色地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把浩繁的史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按專題匯集到一起，並且提出審慎精到的看法。使後來的研究工作者不致無所適從，事倍功半。（3）過去研究古史傳說的人比較多一些，研究西周史的也有一些，研究春秋史的則寥寥無幾，多年來除丕繩教授的舊著《春秋史》外還不曾有過第二部專著。而這部遺著較之舊著《春秋史》可以說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尤其春秋後期社會經濟的變化、宗法封建的解體、列國政權的轉移等重大問題，都是前人所不甚了了，而這部遺著首先提出並解決得比較好的。這些都是丕繩教授六十年代的新收穫。丕繩教授所以取得這些可喜的新收穫，很大程度要歸功於他多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想深入解決社會經濟、宗法封建這類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從這點來說，這部遺著已經衝破了舊式考證學的樊籬。 丕繩教授治學的範圍是廣的，除古史外，在其他學術領域裡還作出過不少成績：（1）在古史研究的同時，對古代地理主要是春秋時期若干國家和國都所在地的研究，有關論文已匯編成《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出版），《春秋左傳考證》第一卷的「春秋地理之部」就是這個論文集的縮本。（2）抗戰前在北京時，對宋金和戰問題、明末農民戰爭問題的研究，寫有論文《李自成死事考異》。（3）解放後，結合教學工作，對中國歷史分期、古代東方史和中國手工業商業史的研究，除單篇論文外，印成專書的有《古代東方史》講義（一九五五年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論文集（一九五七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4）解放後，對先秦諸子思想的研究，以論文形式先後寫出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的思想研究，合稱《先秦七子思想研究》。（5）抗戰前就開始的對中國繪畫史的研究，和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博物館任職時對中國瓷器史的研究，後者在解放後印了一冊《中國瓷器史論叢》（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有論文《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新考》、《沒骨花圖考》以及解放後正式刊印的專著《唐宋繪畫談叢》（一九五八年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出版）。丕繩教授既兼擅山水畫，對藝術是內行，同時又是作風謹嚴的史學工作者，因此能排除偽畫、偽器和相沿偽說的干擾，根據可靠的文獻、實物為國畫和瓷器理出比較清楚的發展線索。丕繩教授自己也很重視這方面的成績，在六十年代又寫了一冊《南畫研究》和三卷《中國美術史札記》，後者的寫法和這部《春秋左傳研究》相似，是對畫史、瓷器史研究作一個總結。《南畫研究》去年已在《中華文史論叢》上發表，希望《美術史札記》也能早日付印公世。 丕繩教授不僅學問精博，而且有驚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詰屈聱牙的《尚書》在內，都能背誦如流。這些古籍里某個詞出現過幾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訴你。近人的學術論著他看過一遍就能歷舉其主要內容和論點。如果不是林彪、江青之流掀起這場大動亂對他身心的打擊，使他過早地離開了人間，肯定在今天能為我國的史學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 顧頡剛 一九八O年七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