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思想史話 · 第五章 莊子
莊周，戰國時代的宋國人。他的生卒年歲大概和孟子略相當而稍晚一些。他似乎也是一個從舊貴族階級沒落下來的人物，曾在他的家鄉蒙那個地方當過一段管漆樹的小官吏。他的生活很貧困，曾經靠打草鞋過活，有時候連飯也吃不上，還得向朋友借米。但是他很「清高」，對於那班富貴得意人物極端嘲笑。他覺得人生如夢，好象「看破紅塵」的樣子。現存《莊子》一書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都有很大的影響。
（一）全身免害
道家學說，特別象莊子的學說，儘管講得非常玄遠微妙，好象超出凡塵，但歸根究底，只是要「全身免害」而已。莊子並不象他表面那樣灑脫自在，在他的心目中，這個社會實在是很不太平，處處會碰到危機。他認為我們簡直都是「游於羿之彀中」。羿是個善射的人，「彀中」猶之乎說是射程中。游於羿的射程裡邊，隨時都有被射中的危險。這就是說，我們好象在箭頭上過日子，也正象我們平常說的「在刀尖上過日子」一樣。有一次他張著彈弓，注視著一個「異鵲」，就要打去，忽然發現這個「異鵲」正在準備著去捕捉前面的一個「螳螂」，而那個「螳螂」呢，也正在捕捉更前面的一個「蟬」。這樣一個螳螂在前，異鵲在後，迭相殘殺，危機四伏的局面，使他觸目驚心，於是乎連彈弓也丟掉而走開了。把社會看成這個樣子，除了「苟全性命於亂世」，還有什麼可干？所以老子已經是「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見《莊子·天下》篇引）。不求得什麼福，只求能免禍就夠了。莊子更是委曲婉轉，費盡苦心，尋求全身免害的方法。例如，一次，他和弟子們到山裡，看見一棵大樹，長得不成材料，做什麼用都不行，木匠們走過來連睬它也不睬。於是他向弟子們說，「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棵樹就因為長得不成材料，沒有用，所以才能不受砍伐，長到這麼大呀。隨後，他們路過一個朋友家裡，朋友為著款待他們，叫家人殺一隻雁。可是雁有兩隻，一隻能鳴，一隻不能鳴，究竟殺哪一隻呢？當然就殺了那一隻不能鳴的。於是乎弟子們提出問題了：那棵樹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而這隻雁卻是以不材致死，究竟是「材」好，還是「不材」好呢？莊子只好回答道：「周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也「材」也「不材」，這似乎可以倖免了，然而也還靠不住。所以最後他發揮出「一龍一蛇」，「一上一下」的一段議論，這就是說，該當龍時就當龍，該當蛇時就當蛇，一屈一伸，隨時變化，這才是最好的處世之道呢。事實上，莊子所謂「道」，就是一種「全身免害」之道。他明明說：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秋水》）
看他講「道」的妙用，全在善於屈伸而自全其身。這也可以說是楊朱一路「為我」「貴己」的思想吧。
（二）人貌而天行
儘管一龍一蛇，隨時變化，深得處世的妙法，但有時候仍不免遭禍，這又怎麼辦呢？莊子告訴我們說：「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既然人力無可施，沒有辦法了，那就只有認為命該如此，聽其自然。生就任他生，死就任他死。把自己變成「蟲臂」也好，變成「鼠肝」也好，隨他去。「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即使受了刖足之刑，把自己的腳砍掉了，就好象丟掉一塊土一樣，心裡也沒有什麼難過。人間哀樂全入不到心裡，好象失掉了人的感覺一樣。這就叫作「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因為形狀是個人，所以能處在人群中；但是因為沒有了人的心情，所以人間的是非善惡好象和他沒有什麼關係。本來是非善惡都是就人的思想行為而言的，只有人才講到是非善惡上。假如一個人的行動竟然象颳風、下雨、鳥鳴、花開一樣，全是一種自然現象，那還有什麼是非善惡可言呢？這樣，超脫了生死禍福，超脫了是非善惡，自由自在，遊戲人間，這就是莊子的理想生活。這是一種不認真的生活態度，把生不當成生，把死不當成死，善惡是非，看得不過是那麼回事。他教人象「虛舟」「飄瓦」一樣。無端飛來一塊瓦，打在你身上，縱使你是一個性情極褊急的人，也不至於對這瓦發脾氣。一個船碰了你，你發火了，正要向那船上的人鬧氣，但是一看見船上並沒有人，你的氣也就消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虛舟」「飄瓦」都是無知之物，對這些無知之物發什麼脾氣呢？莊子把這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象自然界的無知之物一樣的人，稱為「人貌而天行」。形貌是個人，而他的行動卻活象「天」一樣。這種境界怎樣做到呢？莊子不斷提到一個「忘」字。「忘年」，「忘義」，「忘我」，「忘物」，生死得喪，一齊忘掉，這不就大解脫，大自在了嗎？很顯然，這是沒落階級在物質世界中找不到出路，而只好自己哄自己，作一種無可奈何的精神麻醉罷了。
（三）盜亦有道
莊子所代表的是沒落貴族的思想，對於一切當權的統治階級是深切痛恨的。他看當時那些「諸侯」們都是大盜竊國。他打個比喻：為著防小偷，所以把箱篋封得緊緊的，鎖得牢牢的，可是一旦大盜來了，連你的篋都拿走，還惟恐你封鎖得不緊不牢呢。以此類推，世俗所講的什麼「聖智仁義」，無非是為竊國大盜作工具，沒有這些，他們的國還守不住呢。如田成子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篋》）齊國原有一套「聖智之法」，滿以為可以防止他的國家被人家竊去了。哪知道就有田成子這樣的大盜，不僅竊去齊國，並且連他所用以守其國的那一套「聖智之法」也一併竊去。這樣，齊國的「聖智之法」倒反而為田成子服務了。「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同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住了小盜，卻便利了大盜。「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同上）小盜有罪，而大盜當權。竊國大盜也居然講起仁義來了，這真是對於仁義的極大諷刺。
當個大盜也不容易，正需要聖智仁義這一套。「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同上）看，從跖這個著名的大盜口中居然講出一大套聖智仁義來！沒有這一套就不能成大盜。什麼是「仁」？分贓均勻。什麼是義？讓大夥先退。他把當時統治階級所講的那一套聖智仁義的醜惡本質作了無情的揭露。
（四）一切在變
莊子學說最精彩的地方，在乎他有一種「變」的哲學，一種「動」的宇宙觀。他看宇宙萬象都是刻刻不息地在那裡流轉變化。例如他說：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秋水》）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寓言》）
萬物都象飛跑一樣，一息不停地在變化著。每一個東西都在變化的過程中。每一個東西都作為另一個東西的種子而存在，一連串地變一個形態又一個形態。分明給我們畫出一個活宇宙來。這無疑地要算一種辯證觀點。把這種觀點應用在社會歷史上去，莊子也有許多很通達很聰明的話，如：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天運》）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歟？周魯非舟車歟？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同上）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秋水》）
這些話真是剔透玲瓏，開明極了。他認為古今之異，猶之乎水陸舟車之不同；行古道於今世，猶之乎使猴子穿著周公的衣服。把所謂「仁義」那些大道理都只當作客店（蘧廬）一樣，只能在旅途中臨時暫住一下，長久住下去是不行的。「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早晚市價不同，「未可以為常」。這裡邊一點保守泥古的氣味都沒有了。
可是這裡發生一個問題：既然說一切都要「應時而變」，同時又要返淳還朴，回復到原始自然狀態，這是不是矛盾呢？我覺得這裡面是有點矛盾的。但是莊子所以這樣講，倒另有個道理。我們應該知道，莊子基本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是否定一切的。這種虛無主義一方面反映了沒落階級對現實的不滿，所以什麼都要否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沒落階級找不到出路，對什麼都沒有信心。他說什麼「應時而變」，無非想證明一切都不可靠，什麼好，什麼壞，一切都沒有定準。照他講，大小沒一定，壽夭沒一定，都是相對的。什麼是正味、正色……也都沒一定，都是相對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也，非亦一無窮也」。是非善惡都沒一定，都是相對的。這樣一來，也就無所謂大小、壽夭，無所謂正味、正色，無所謂是非善惡，而一切都被否定。於是乎渾渾噩噩，漆黑一團，不是正回到他所理想的那個自我麻醉的「混沌」境界了嗎？可是儘管如此，他這個一切皆變的看法，畢竟帶有進步性，裡面閃爍著一種辯證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