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譯註 · 俞序第十七

【題解】 本篇是董仲舒研究《春秋》之後所寫的序言。古人寫序一般都放在書後。《漢書·禮樂志》顏師古註：「俞，答也。」該篇論述諸人對《春秋》的評述，探討《春秋》的意義，是一篇重要的參考材料。 仲尼之作《春秋》也(1)，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2)，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3)，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4)，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5)。」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6)。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7)：「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8)，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殺於位，一朝至爾(9)。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10)：「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11)，因其國而容天下。」 【注釋】 (1) 仲尼之作《春秋》：孔子作《春秋》，是戰國秦漢時代的流行說法，包括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王充都是這種觀點。仲尼，孔子的字。 (2) 「上探」二句：原作「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當改為「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惠棟、董天工皆如此校改，是，今從之。 (3) 「故引」二句：史官所記，謂之「史記」，這裡指魯國史記，即從周初到孔子生活年代的魯國《春秋》。《春秋公羊傳解詁》隱公第一題疏：「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所以《春秋》只是據魯國歷史按編年史體例來寫，而所敘述的事則包括各諸侯國的大事。 (4) 「史記」二句：十二公，就是《春秋》所記指魯國的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國君。《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因此可以說《春秋》所記是衰世之事，多貶也就是正常的。 (5) 「吾因其」四句：行事，指歷代王者行為。在敘述中表達王道之意。講理論比較空泛，借史事來講道理更加明確切實。此言也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受到《春秋》的影響，也包含深意於其中，因此，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 (6) 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子貢、閔子、公肩子均為孔子弟子，公肩應為複姓。《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甚眾。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此處「公扈」應為「公肩」之誤。切，切實可行。資，人才資源，可供國家取用。 (7) 子夏：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衛國人，故稱「衛子夏」。《孝經緯·鉤命決》：「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論語緯·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春秋緯·說題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知孔子傳《春秋》於子夏。 (8) 「有國家者」四句：《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董生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言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董仲舒引子夏言，司馬遷引董仲舒言，可見《春秋》大義相傳系統。 (9) 「故或脅窮」三句：脅窮，被脅迫得走投無路。掩殺，被突然襲擊殺害。《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引子夏言：「《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早絕之。不早預防，奸臣漸長，一旦發作，不可收拾。 (10) 世子：即世碩，相傳為孔子弟子。《漢書·藝文志》載《世子》二十一篇。《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世子作《養書》一篇，討論養性之道。 (11) 《春秋》詳己而略人：《春秋》記載史事，記魯國事詳細，記他國事簡略。己，指魯國。人，指其他諸侯國。 【譯文】 仲尼寫作《春秋》，向上探求天端，擺正王公的位置，順從萬民的願望，向下闡明得與失，起用賢才，以等待後來的聖人。因此引述周代史書上所記載的史實，整理過去的事跡，辨正是非，表現君王的心思。歷史所記載的十二位君王之間的事，都是衰世的事情，因此弟子感到困惑，孔子說：「我憑藉這些往事，並寓以王道之心，認為用空言表現出來，不如往事深切顯明。」所以子貢、閔子蹇、公肩子說它切合實際，可以作為國家的借鑑。它切合實際，以至於臣子弒殺君主、國家滅亡，君主逃亡不能保住國家，之所以這樣，都是因為不明白正道，不閱讀《春秋》。因此衛國的子夏說：「擁有國家的君王，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就無從看見前後及兩邊的危難，就不知道掌握國家的大權是君王的重任。因此有的君王受到脅迫，走投無路，喪失國家，有的被出其不意地殺害，這不是一朝一夕就達到這種地步的。如果能夠遵循《春秋》的法則，並實行它的正道，哪是只排除災禍呢，簡直就是堯、舜的德操啊！」因此世碩說：「功勞延及子孫，光照百代，聖人的德行，沒有比恕道更美的了。」所以我先說：「《春秋》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先治理自己的國家而後兼濟天下。」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1)，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之以天心(2)。愛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3)，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4)。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5)。」不愛民之漸(6)，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7)。」故子池言：「魯莊築台，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8)；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9)。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10)。」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11)。」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12)。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13)，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14)。 【注釋】 (1) 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曾子，孔子弟子曾參，魯人，傳《孝經》、《春秋》。子石，世碩的字。另，子石也是孔子另一弟子公孫龍的字。 (2) 「仁，天心」三句：《呂氏春秋·不二篇》：「孔子貴仁。」《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儒家核心價值觀是仁，以天為仁。 (3) 「愛人」二句：思考禍患並加以預防，是仁的重要表現。《春秋繁露·仁義法》：「未至預備之，則美之，善其舊害之先也。」 (4) 「故蔡得意」三句：《春秋》定公四年：「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莒，楚師敗績。」「蔡得意於楚」，是以戰敗楚而得意，似亦可通。改楚為吳，可備一說。《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谷。」這就是「魯得意於齊」，這也是戰敗齊而得意。《春秋》皆不告，說《春秋》不記載這兩件事，表示不滿意。改告為善，也可以通。《鹽鐵論·刑德篇》：「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惡之，與不告、不善，大意相同。 (5) 「怨人」四句：怨人、敵國、攘竊之國，都是自己的敵對勢力。不可邇、狎（xiá）、不久親，不可接近親密。這都是防患的意思，為民除患之意。 (6) 不愛民之漸：漸漸地不愛撫人民。 (7) 「《春秋》重人」五句：《春秋》重視人民，奢侈暴虐，使人憤怨，或賊害人，都要受到譏刺。這些當政者最終都要招來災禍。 (8) 刻意：刻薄殘酷。 (9) 「上奢侈」四句：上奢侈，崇尚豪華。這是當政者自己的享受。上，通「尚」，崇尚。刑又急，刑法是對人民的，動不動就要用嚴刑峻法。魯莊公、晉厲公都是自己沒有仁愛之心，對人又求全責備。 (10) 君子辭：《春秋》襄公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何詁：「君子為中國諱。」 (11) 「吾因行事」二句：借記述事件，來闡述王道之心，即表達王道思想。 (12) 「假其位號」四句：蘇輿註：「因成知順，桓、文是；因敗知逆，魯莊、晉厲是；亦有因敗而得其順者，宋襄是也。假位號，因成敗，此聖人作《春秋》之意。因故事以明王義，事不虛而義則博貫。凡以維綱紀，定是非，始於止亂，終於致治。」蘇說可從。 (13) 麤（cū）：「粗」的異體字。 (14) 二名：兩個字的名字。《公羊傳》認為「二名」不符合禮儀。後王莽改制，即用《公羊》說，禁人二名。 【譯文】 《春秋》的道義，得到的多就可以做君王，得到的少就可以做霸主。因此曾子、子石極力稱讚齊侯，能夠安撫諸侯，尊奉天子。這是霸王之道，都是依據仁而得來的。仁是天心，因此接著論述天心。最愛人之處，沒有比擔心憂患並預防它更大的，因此蔡國在吳國得志，魯國在齊國得志，《春秋》都不記載。所以接著說：「與你有仇怨的人不可親近，對敵國不要過分親近，喜好占奪盜竊的國家不可以長久親近，都是防止禍患、為人民除害的意思。」漸漸地不愛護人民，以至於死亡，因此說楚靈王、晉厲公被活活殺死在君位上，都是由於不仁導致的。也因此褒獎宋襄公不乘人之危，與其不行正道獲勝，不如行正道而失敗，《春秋》很看重它，並用它改變習俗，成就聖王的教化。所以子夏說：「《春秋》重視人，各種譏刺都是根據這一點，有的君主生活奢侈淫靡，使人憤怒，有的君主暴虐無道殺害人，最終都禍及自身。」所以子池說：「魯莊公修築高台，把柱子漆成紅色，雕刻屋椽；晉厲公的刑法刻薄殘酷，都得不到好死。」國君奢侈、刑罰殘酷，都是因為心中沒有恕道，對別人求全責備。所以接著論說《春秋》，依據人情，赦免小過失，因而《傳》明確地說：「這是君子的話。」孔子說明得與失，表現成與敗，痛恨當時的世道不仁義，喪失了王道的本體，因此依據人情，赦免小過失。《傳》又明確地說：「這是君子的話。」孔子說：「我憑藉往事，寓以王道之心。」假借周代的位號，以理順人倫，根據成功與失敗，以表明合理還是不合理。所以他所褒揚的，齊桓公、晉文公實行正道獲得成功，他所厭惡的，亂國這樣做，終究失敗。所以《春秋》開始說重大的罪惡，殺死君主滅亡國家，結束時說赦免小過失，這也是從粗略處開始，從精微處終結。教化流行，恩澤遍布，天下的人，人人具有君子的德行，很少有過錯，這也是譏刺「二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