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 · 第36章 與頡剛論古史(2)

封建一個名詞之下，有甚多不同的含義。西周的封建，是開國殖民，所以封建是謂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西漢的封建是割裂郡縣，所以這時所謂封建但是一地理上之名詞而已。宗周或以滅國而封建，如殷、唐等；或以拓新土而封建，如江漢。其能封建稍久的，在內則公室貴族平民間相影響成一種社會的組織。其中多含人民的組織。人民之於君上，以方域小而覺親，以接觸近而覺密。試看《國風》那時人民對於那時公室的興味何其密切。那時一諸侯之民，便是他的戰卒，但卻不即是他的俘虜。這種社會是養成的。後來兼併愈大，愈不使其下層人民多組織（因為如此最不便於虜使）。其人民對於其公室之興味，愈來愈小。其為政者必使其人民如一團散沙，然後可以為治。如秦始皇之遷天下豪傑於咸陽，即破除人民的組織最顯明的事。封建社會之滅，由於十二國七國之兼併，秦只是把六國滅了罷了。封建的社會制早已亡，不待秦。 中國之由春秋時代的「家國」演進為戰國時代的「基於征服之義」之國，是使中國人可以有政治的大組織，免於匈奴鮮卑之滅亡我們的；同時也是使中國的政治永不能細而好的。因為從戰國秦的局面，再一變，只能變到中央亞細亞大帝國之局面，想變到歐洲政治之局面是一經離開封建制以後不可能的。（從蒙古滅宋後，中國的國家，已經成了中央亞細亞大帝國之局面了。唐宋的政治雖腐敗，比起明清來，到底多點「民氣」。） 在漢初年，假如南粵趙氏多傳一百年，吳濞傳國能到宣元時，或者粵吳重新得些封建社會的組織。但國既那末大，又是經過一番郡縣之後，這般想是甚不自然的。漢初封建只是劉家家略，劉邦們想如此可以使姓劉的長久，遂割郡縣以為國。這是於社會的組織上甚不相涉的。頂多能夠恢復到戰國的七雄，決不能恢復到成周春秋之封建。封建之為一種社會的組織，是在戰國廢的，不是在秦廢的。漢未嘗試著恢復這社會的組織，也正不能。 我覺得秦國之有所改變，只是順當年七國的一般趨勢，不特不曾孤意的特為改變，而且比起六國來反為保守。六國在戰國時以經濟之發展。侈靡而失其初年軍國之精神（特別是三晉），秦國則立意保存，從孝公直到秦皇。 漢初一意承秦之續，不見得有一點「調和二者」的痕跡。這層漢儒是很覺得的。太史公把漢看得和秦一般，直到王莽時，揚雄劇秦美新，亦只是劇漢美新耳。東漢的儒家，方才覺得漢不是秦。 儒家雖由漢武定為國教，但儒家的政治理想，始終未完全實現。東漢晚年禮刑之辨，實是春秋理想與戰國理想之爭，魯國理想與三晉理想之爭。魯國以國小而文化久，在戰國時也未曾大脫春秋時封建氣。儒家的理想，總是以為國家不應只管政刑，還要有些社會政策，養生送死，乃至儀節。三晉思想總是以為這都非國家所能為、所應為，國家但執柄。其弊是儒家從不能有一種超予Ethics的客觀思想，而三晉思想家所立的抽象的機作，亦始終不可見，但成君王之督責獨裁而已。 近代最代表純正儒家思想者，如顧亭林，其封建十論，何嘗與柳子厚所論者為一件事。柳子厚的問題是：封建（即裂土，非成俗）於帝室之保全，國內之秩序為便呢，或是但是郡縣？亭林的問題是：封建（即成俗，非裂土）能安民或者郡縣？亭林答案，以為「郡縣之弊其弊在上」必層層設監，愈不勝其監。刺史本是行官，旋即代太守，巡按本是行官，旋即代布政，愈防愈腐，以人民之中未有督責也。 中國離封建之局（社會的意義），遂不得更有歐洲政治的局面，此義我深信深持，惜此信中不能更詳寫下。 商鞅趙武靈王李斯實在不是一輩人。商鞅不是一個理想家，也不是一個專看到將來的人。他所行的法，大略可以分做四格：（一）見到晉國霸業時之軍國辦法，以此風訓練秦國；（二）使警察成人民生活的習慣；（三）抑止財富的勢力侵到軍國。此亦是鑒於晉之頹唐；（四）使法令絕對的實行。商君到底是個三晉人。自孝公以來秦所以盛，我試為此公式：\"以戎秦之粗質，取三晉之嚴文\"。 商鞅這種變法，是與後來儒家的變成法家，如王莽，王安石等，絕然不同的。 趙武靈王不曾變法，只是想使人民戎俗而好戰，以便開拓胡地中山，並以並秦。他是一個甚浪漫的人。但不見得有制度思想。 李斯的把戲中，真正太多苟卿的思想。荀卿所最痛言的「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李斯實現之。他的事作與商君的事作甚不類。商君是成俗，李斯是定權衡。 這些人不見得在當時即為「眾矢之的」。我們現在讀戰國的歷史，只能靠一部《史記》。《戰國策》已佚，今存當是後人輯本（吳汝綸此說甚是），而這部《史記》恰恰是一部儒家思想的人做的。商君的人格，想也是很有力量而超越平凡的。看他答公孫痤之言，何其有見識而有擔當。且後來一靠孝公，不為私謀，秦國終有些為他訴冤的人。即令有人攻擊他，也必是攻擊他的私人，不聞以他之法為眾矢之的。 至於李斯，後人比忠者每稱之。《史記》上有一個破綻，「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可見子長時人尚皆稱許李斯，非子長一人在《史記》上作翻案文章耳。子長最痛恨公孫弘，最看不起衛霍一流暴發戶，最不謂然的是好大喜功，故結果成了一部於漢武帝過不去的謗書。他這「一家之言」，我們要留神的。 陳涉造反，尚用扶蘇的名義，可見當時蒙將軍之死，必是世人歌泣的一件事。蒙氏有大功，而被大刑，不合太史公的脾胃，把他一筆抹殺，這豈能代表當年的輿論哉。如果《史記》有好處，必是他的「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羨貨利而羞賤貧」。但頭一句尚是他的老子的好處，他的儒家思想之重，使這書但成「一家之言」。假若現在尚有當年民間的著述，必另是一番議論。我們現在切不可從這不充足的材料中抽結論。 到了後世甚遠，儒家思想，儒家記載，專利了。當年民間真正的輿論，就不見了。 宋前曹操在民間的名譽不壞，從宋起，儒家思想普及民間，而曹公變為「眾矢之的」。當年何曾是如此的。 以上一氣寫下，一時想到者，意實未盡也。 弟斯年十五、十一、廿八。 三 頡剛兄： 兄(第六信提出一事，弟於上次信敘了我的意思很多。我現在補說下列幾句： 中國社會的變遷，在春秋戰國之交，而不在秦。七國制，秦制，漢制，都差不多。其得失存亡，在政而不在制。 商鞅一般人不見得在當時受惡名，我又舉下列兩事：（一）李斯上書，舉商君以為客之益秦之例；（二）公孫衍、張儀，孟子的學生大稱之，大約是當時時論，而遭了孟子大頓罵。孟子是儒家，不見得能代表當時時論。 有一人頗有一部分像商君者，即吳起，在其能製法明令以強國。而吳起所得罪的人，也正是商君所得罪的，即是當時的貴族。大約戰國初年的趨勢，是以削貴族的法子強國。 弟斯年十五、十二、七。 （原文刊載於1927年11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六期） 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頡剛兄： 這篇文章的思想，和我上次信上的意思大致相同，這是很可快樂的事。但是最好還是希望我們的想頭不同，才有爭論。 這篇文章里，我也有幾點與你所說小異： （一）孔子不見得是純粹的這麼一個君子，大約只是半個君子而半個另是別的。孔子也罵君子，是你也舉的。《論語》上有好些話出於君子之外。至於「他修養的意味極重，政治的意味很少」，這話恐怕不盡然。《論語》上先有這麼些政治的意味的話。 （二）古文一派恐不始於向、歆。我的書太不熟，七年國外，忘得光光。我所記得的最早古文思想，是東方朔對武帝話，以周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但這話也正出於《漢書》，實不能取為確據。有了董仲舒一流之巫師，則古文一種較National的東西必起來本無疑也。 （三）兄謂「宗教一面的材料沒有寄頓之處，就改拉了老子做教主成就了道教。……孔子就成了士大夫的先師了」。這話大致很對。但最初拉老子的人，還是那些偏於古文的儒家，如王弼何晏等。黃巾道士並不拉老子。等著道士拉老子，恐是葛洪前後的事了。 孔子之政治思想，我認為甚緊要。內談正名，外談伯道，實是當前的大題目。伯道在孔子時沒有一點壞意思。現在人想起伯來，便想到西楚伯王，遂誤會了。 《論語》上孔子之修養彩色，恐亦是由《論語》之成就造成。《論語》當然是有子、曾子一派的。這派人總是少談政事，多談修養，好弄那些禮貌的架子。有子便是架子大家，大約是架子「似夫子」。我們就這一派人的傳記看孔子，自然由這個角的Perspective加重這一派人的彩色。 我有一個非常自信的成見，以為我們研究秦前問題，只能以書為單位，不能以人為單位。而以書為單位，一經分析之後，亦失其為單位。故我們只能以《論語》為題，以《論語》之孔子為題，不能但以孔子為題。孔子問題是個部分上不能恢復的問題，因為「文獻不足征也」。否則匯集一切孔子說，如孫星衍所願自效於他所想像以為七十二代文人者，亦正亂七八糟。今以《論語》的單位，尚可抽出一部分的孔子來，其全部分的孔子是不可恢復了。於墨子莊子等等俱如此，俱以書為單位，而於分析之後不勉強補苴罅漏。其有不能解決之問題「及史之闕文」而已。 弟斯年十五、十二、七。 （原文刊載於1927年12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七期）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 頡剛足下： 我這幾年到歐洲，除最初一時間外，竟不曾給你信，雖然承你累次的寄信與著作。所以雖在交情之義激如我們，恐怕你也輕則失望，重則為最正當之怒了。然而我卻沒有一天不曾想寫信給你過，只是因為我寫信的情形受牛頓律的支配，「與距離之自成方之反轉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懶者之行步，德國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國內朋友信竟是稀得極利害，至於使老母發白。而且我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復原狀態。我的身體之壞如此，這麼一個習慣實有保護的作用救了我一條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當年讀稽叔夜的信說他自己那樣懶法，頗不能了解，現在不特覺得他那樣是自然，並且覺得他懶得全不盡致。我日日想寫信給你而覺得拿起筆來須用舉金箍棒之力，故總想「明天罷」。而此明天是永久不來的明天，明天，明天……至於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後又是明天，明天，明天……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對於愛我的朋友如你，何以為情！ 私事待信末談，先談兩件「努力周報」上事物。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以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著，必然寫出寄適之先生交別的報登，竊自比季子掛劍之義，然而總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當時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記得者寄我頡剛。潦草，不像給我頡剛的信，但終差好於無字真經。只是請你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對於丁文江先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一篇文章的意見。（以下見「評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文，不復載。） 其二，論頡剛的古史論。三百年中，史學，文籍考訂學，得了你這篇文字，而有「大小總匯」。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拿這兩樣比著看，量是語文學的成績較多。這恐怕是從事這類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為從事這科，不如從事史學文籍考訂者所受正統觀念限制之多。談語言學者盡可謂「亦既覯止」之覯為交媾，「握椒」之為房中藥。 漢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為之，並不因此而失掉他的為「大儒」。若把「聖帝明王」之「真跡」布出，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這一派比較發達上差少的史學考訂學，一遇到頡剛的手裡，便登時現出超過語文學已有的成績之形勢，那麼你這個古史論價值的大還等我說嗎？這話何以見得呢？我們可以說道，頡剛以前，史學考訂學中真正全是科學家精神的，只是閻若璩、崔述幾個人。 今文學時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華之士；又專以門戶為見，他所謂假的古文，固大體是假，他所謂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績，只是一部《古文尚書》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這也只是提議，未能成就）；而語文那面竟有無數的獲得。但是，這語文學的中央題目是古音，漢學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所以最大的成績是統計的分類通轉，指出符號來，而指不出實音來。現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嘗不可凌孔巽軒而壓倒王氏父子。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 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只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關於文籍的發覺，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現，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你這古史論。現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後來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 偶然的發現不可期，系統的發掘須待文籍整理後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的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無量題目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猶之乎我們可以造些動力學的Theorem，但這根本是Newton的。我們可以研究某種動物或植物至精細，得些貫通的條理，但生物學的根本基石是達爾文。學科的範圍有大小，中國古史學自然比力學或生物學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種獨立的，而也有價值的學問。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 去年春天和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倖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