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 · 第35章 與頡剛論古史(1)

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頡剛兄： 今天把你一向給我的信，從頭「編年」一看，覺其中或者不曾有信失去。我共收到你的六封快信，最末一封為十一月十八論孔子，對麼？現在分條從頭一一細答，因以前信每不盡意也。 我對於你的「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有下列的意見： （一）你這個「古疆域小，一個中央」思想，自然再對不過。這篇文章卻並未提到「統一的由來」，若謂有個大的世界觀念便能統一，則從無是說。 （二）我對於你的「古史辨」美中不足之一，是看你說殷頗有「扶得東來西又倒」之勢。殷誠然不是一個一統天下，誠然還不如成周，但也決不會僅等於昆吾大彭。殷的疆域，東邊「海外有截」，西邊伐鬼方，到了甘肅境，北邊你已承認他遊牧到了直隸的保定。而且敵國之周，都那樣稱他，連曰大商大商，真像克殷才定了天下樣的。我們在這些地方，應該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缺的地方，即讓他缺著。此文中你說商，也未免有與古史辨中同一趨勢。 （三）「知道他們已經遊牧到直隸保定了」，此句似應於他們下加「至少」二字。因為找出證據來者，可斷其為有，不曾找出證據來者，亦不能斷其為無。 （四）你引孟子「夏後殷周之盛」一段話，甚悖你古史辨原則。你正是去辨這些話哩！孟子的歷史說，即是你所去辨累層地中之一層。「湯百里，文王七十里」一流話，泛言之，則是「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矣」，顯然不合事實。 （五）姜羌是否一字，似乎我們尚未得證據。 （六）《左傳》的文句，最不宜乎固執去用，因為今本不知經過多少手也。「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豈必是當時楚王之言，誠恐是《國語》中語來語去之語耳。且楚在齊桓時並不處南海待楚滅越後方真正處南海。 （七）你說「因為那時四海以內有個九方千里之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說」。這話我想不見得如此。九本是一多數詞，如汪中所舉例。但即令九州之九由方千里者九來，而九州是從哪裡來呢？孟子這句話實在太模糊。當時的七國中，齊燕趙秦楚俱不止千里，秦楚竟過三四千里，而韓魏不及千里。且那兩國千里是誰呢？當時的小國，周衛魯俱遠不及千里，而宋也不及，中山總是為人分來分去的。 州一個觀念，必是一個海國的觀念。州島恐本是一個字，只是「方言的歧異」，用久遂有兩義。故《禹貢》一面言州，一面言島夷皮服。州在《詩》尚是島之義，渚、島、州皆舌頭髮音也。如九州之觀念不起於海邊人民，則應雲九宇，九有，九方，而不應雲九州。我久疑此小九州之故說亦起於齊。去年告M.Pelliot，他雲島州一字甚可能。 在Veda中，大陸與島嶼亦是一字。今春找到AugustConrady二十年前一文，名「紀元前六世紀印度在中國之影響」，於此一點甚致疑。他說州之觀念及推小至大之瀛海環州，均見於Veda，當是由印度到中國。但此涉想之無稽甚顯然。如由印度來，何不先至秦而反至齊？且此傳說之見於Veda，究竟是原印度日耳曼人的思想呢，或者是印度土物？如是印度土物，則Veda此說亦是借自被征服之民。如是原印度日耳曼人的思想，則原印度日耳曼人亦並非島夷，焉得發明此思想。且此思想並不同見於希臘及日耳曼的早年神話，故此思想甚難謂之為「Cosmology印度的」。充量亦僅是印度早年土物。或者當年印度東南一帶，南洋諸國，以直到中國的青營，有此一種Vedie之傳說，其流入印度日耳曼人者，遂入Veda，流入齊國者、遂有九州大九州之說也。「齊國的鄒」有此說，甚可長想。 兄謂因為「齊國人有了這種想像，所以他們就有航海覓地的事業」，這話適得其反，因為他們有航海覓地的事業，所以他們才有了，或從別人得了這種想像。古代齊國海路交通是大而早的。法顯回來，由青州上岸。孫權要找遼東，竟布置海征的計劃。漢文景武時，南越和匈奴能相策應。而殷之相土，已戡定了海外一塊地方。大約齊之海上交通是史前世的事啦。 （八）徐福與日本一段故事，當是日本人當年慕漢族而造之謠言，與造武天皇等一以漢家皇帝之為號出於一個心理。 （九）《山海經》怕是很後的書，何以你不疑他一下呢？ （十）「那時候人敢於放膽思想所以常有很聰明的話（下至）……一個行是了」。我想，放膽思想只能有很荒唐的話。當時的一般陰陽家識緯論者，每是有些方技的。他們卻是著實的觀天。觀天的人見星一夜起東落西一回，而其中有以年變位置者。地動之一種想像甚可有，所難者，說明此天系統耳。歌白尼、蓋理律均是說明此系統。至如於地之動一種涉想，即巴比倫之牧童恐也必有想到者矣。且地動與認地是行星亦並不是一事。 （十一）「但何以後來武功就低落，疆土就不能再開拓了！」你的答案是「尊重儒家」，給德化之說征「服」。我想後來漢家皇帝何以不再拓土，不是由於德化之說。我於心有一甚複雜的議論，此時寫下累數千字。待下次作一長談罷。 （十二）我總覺得你這篇文理，與在《古史辨》上，頗犯一種毛病，即是凡事好為之找一實地的根據，而不大管傳說之越國遠行。如談到洪水必找會稽可以有洪水之證，如談到緯書便想到當時人何以造此等等。其實世界上一些寓言（Parables），一些宇宙論（Corsmologics），每每遠到數萬里。洪水之說，今見之於Genesis者，實由巴比倫來。其在巴比倫者由何來，今不可得而考。緯書上一些想像，及洪水九州等觀念，我們不可忘傳說走路之事也。漢陰陽家多齊人，而制歷者或有外國人，二百二十萬年及顓頊諸歷，焉知非中央亞細亞流入者也？如必為一事找他的理性的事實的根據，每如刻舟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行，鑿矣。 弟斯年十二月七日 （原文刊載於1927年11月8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二期） 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 一 孟真兄： 弟有一疑難問題，乞兄一決： 在《論語》上看，孔子只是舊文化的繼續者，而非新時代的開創者。但秦漢以後是一新時代，何以孔子竟成了這個時代的中心人物？ 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 商鞅，趙武靈王，李斯一輩人，都是新時代的開創者，何以他們造成了新時代之後，反而成為新時代中的眾矢之的？ 弟覺得對於此問題，除非作下列的解釋才行： 孔子不是完全為舊文化的繼續者，多少含些新時代的理想，經他的弟子們的宣傳，他遂甚適應於新時代的要求。 商鞅們創造的新時代，因為太與舊社會相衝突，使民眾不能安定，故漢代調和二者而立國。漢的國家不能脫離封建社會的氣息，故孔子之道不會失敗。漢後二千年，社會不曾改變，故孔子之道會得傳衍得這樣長久。 兄覺得這樣解釋對嗎？請批註，愈詳細愈好。 弟頡剛十五，十一，十八 二 頡剛兄： 十八日信到，甚喜。 你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對於這個問題本身有討論。你問：「在《論語》上看……何以孔子成了這個時代的中心人物？」我想，我們看歷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為他求一理性的因，因為許多事實的產生，但有一個「歷史的積因」。不必有一個理性的因。即如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時在中國大行，豈是謂佛教恰合於當年社會？豈是謂從唯物史觀看來，佛教恰當於這時興盛於中國？實在不過中國當年社會中人感覺人生之艱苦太大（這種感覺何時不然，不過有時特別大），而中國當年已有之迷信與理性不足以安慰之，有物從外來，誰先誰立根基，不論他是佛，是祆，是摩尼，是景教，先來居勢，並不盡由於佛特別適於中國。且佛之不適於中國固有歷史，遠比景教等大。那種空桑之教，無處不和中國人傳統思想相反。然而竟能大行，想是因為這種迷信先別種迷信而來，宣傳這種迷信比宣傳別種迷信的人多，遂至於居上。人們只是要一種「有說作」的迷信，從不暇細問這迷信的細節。耶穌教西行，想也是一個道理。我們很不能說那薩特的耶穌一線最適宜於龐大而頹唐的羅馬帝國，實在那時羅馬帝國的人們但要一種「有說作」的迷信以安慰其苦倦，而恰有那薩特的耶穌一線奮鬥的最力，遂至於接受。我常想，假如耶穌教東來到中國，佛教西去歐洲，未必不一般的流行，或者更少困難些。因為佛教在精神上到底是個印度日耳曼人的出產品，而希伯來傳訓中，宗法社會思想之重，頗類中國也。（此等事在別處當詳說） 我說這一篇旁邊話，只是想比喻儒家和漢以來的社會，不必有「銀丁扣」的合拍。只要儒家道理中有幾個成分和漢以來的社會中主要部分有相用的關係，同時儒家的東西有其說，而又有人傳，別家的東西沒有這多說，也沒有這多人傳，就可以幾世後儒家統一了中等階級的人文。儒家盡可以有若干質素甚不合於漢朝的物事，但漢朝找不到一個更有力的適宜者，儒家遂立足了。一旦立足之後，想他失位，除非社會有大變動，小變動他是能以無形的變遷而適應的。從漢武帝到清亡，儒家無形的變動甚多，但社會的變化究不曾變到使他四方都倒之勢。他之能維持二千年，不見得是他有力量維持二千年，恐怕是由於別家沒有力量舉出一個Alternative（別家沒有這個機會）。 儒家到了漢朝統一中國，想是因為歷史上一層一層積累到勢必如此，不見得能求到一個漢朝與儒家直接相對的理性的對當。 這恐怕牽到看歷史事實的一個邏輯問題。 說孔子於舊文化之成就，精密外，更有何等開創，實找不出證據。把《論語》來看，孔子之人物可分為四條。 （一）孔子是個入世的人，因此受若干楚人的侮辱。 （二）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只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但這種淺義，甚合孔子的時代（此條長信已說）。 （三）孔子的國內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如果孔子有甚新物事貢獻，想就是這個了。這自然是甚合戰國時代的。但孔子之所謂正名，頗是偏於恢復故來的整齊（至少是他所想像的故來），而戰國時之名法家則是另一種新勢力之發展。且戰國時之名法家，多三晉人，甚少稱道孔子，每每譏儒家。或者孔子這思想竟不是戰國時這種思想之泉源。但這種思想，究竟我們以見之於孔子者為最早。 （四）孔子真是一個最上流十足的魯人。這恐怕是孔子成為後來中心人物之真原因了。魯國在春秋時代，一般的中產階級文化，必然是比那一國都高，所以魯國的風氣，是向四方面發展的。齊之「一變至於魯」，在漢朝已是大成就，當時的六藝，是齊魯共之的。這個魯化到齊從何時開始，我們已不可得而知，但戰國時的淳于髡鄒衍等，已算是齊彩色的儒家。魯化到三晉，我們知道最早的有子夏與魏文侯的故事。中央的幾國是孔子自己「宣傳」所到，他的孫子是在衛的。荀卿的思想，一面是魯國儒家的正傳，一面三晉的彩色那麼濃厚。魯化到楚，也是很早的。陳良總是比孟子前一兩輩的人，他已經是北學於中國了。屈原的時代，在戰國不甚遲，《離騷》一部書，即令是他死後戀傷他的人之作，想也不至於甚後，而這篇里「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遠及堯舜」四端中，三端顯是自魯來的。又《莊子·天下篇》，自然不是一篇很早的文，但以他所稱與不稱的人比列一下子，總也不能甚遲，至遲當是荀卿呂不韋前一輩的人。且這文也看不出是魯國人做的痕跡。這篇文於儒家以外，都是以人為單位，而子鄒魯獨為一Collective之論，這裡邊沒有一句稱孔子的話，而有一大節發揮以鄒魯為文宗。大約當時人談人文者仰鄒魯，而鄒魯之中以孔子為最大的聞人。孔子之成後來中心人物，想必是憑藉魯國。 《論語》上使我們顯然看出孔子是個吸收當時文化最深的人。大約記得的前言往行甚多，而於音樂特別有了解，有手段。他不必有甚麼特別新貢獻，只要魯國沒有比他更大的聞人，他已經可以憑藉著為中心人物了。 魯國的儒化有兩個特別的彩色： （一）儒化最好文飾，也最長於文飾。抱著若干真假的故事，若干真假的故器，務皮毛者必採用。所以好名高的世主，總采儒家，自魏文侯以至漢武帝。而真有世間閱歷的人，都不大看得起儒家，如漢之高宣。 （二）以上項更有關係的，是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中國始終沒有脫離了宗法社會。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也只有一小部分的希臘及近代歐洲，脫離了宗法社會。雖羅馬也未脫離的。印度、日耳曼民族中，所以能有一小部分脫離宗法社會的原故，想是由於這些民族的一個最特別的風俗是重女子（張騫的大發明）。因為女子在家庭中有力量，所以至少在平民階級中，成小家庭的狀態，而宗法因以廢弛。中國的社會，始終以家為單位。三晉的思想家每每只承認君權，但宗法社會在中國的中等階級以上，是難得消失的，這種自完其說的宗法倫理漸漸傳布，也許即是魯國文化得上風的由來。 本來宗法社會也但是一個有產階級的社會，在奴婢及無產業人從來談不到宗法。宗法的倫理必先嚴父，這實於入戰國以來專制政治之發達未嘗不合。那樣變法的秦伯，偏諡為孝公。秦始皇統一後，(第一舉即是到嶧山下，聚諸儒而議禮，迨議論不成，然後一人游幸起來。後來至於焚書坑儒，恐懼非其本心。秦王是個最好功喜名的人，儒家之文飾，自甚合他的本味。試看嶧山刻石，特提「孝道顯明」，而會稽刻石「匡飭異俗」之言曰，「有子而嫁，背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看他這樣以魯俗匡飭越俗的宗旨，秦國的宗法倫理，在上流社會上是不會墮的。故始皇必以清議而納母歸。孝之一字必在世家方有意義，所以當時孝字即等於decency，甚至如劉邦一類下等流氓，亦必被人稱為大孝，而漢朝皇帝無一不以孝為諡，暴發戶學世家，不得不如此耳。有這個社會情形，則魯儒宗之倫理傳布，因得其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