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 · 第37章 與頡剛論古史(3)

頡剛，我稱讚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此特你應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弄成。我看見的你的文並不全，只是努力讀書雜誌9，10，11，12，14（十三號未見過，十四後也未見過）所登的。我見別處登有你題目，十四號末又註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間你必更有些好見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來禹的一個次敘，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幾個觀念，如堯，舜，神農，黃帝，許由，倉頡等等，都仔細照處理禹的辦法處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歷時變的。龜甲文上成湯並不稱成湯。《商頌》里的武王是個光大商業、而使上帝之「命式於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誥》里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別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論到周之克殷，「於湯有光」的滑稽調上去「此恰如滿酋玄燁諛孝陵的話」。 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文王周公的轉變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波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詖行的冢相。 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箇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任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 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著頭腦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論》中的聖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便如訟棍。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實新學偽經，便是清朝的康有為做的。 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只是所習慣的環境太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傳：主義是前進不能，後退不許，半空吊著，簡直使孔丘活受罪。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著哩。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歷史學的興味外，也可以滅掉後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後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復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Org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標準。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他是個「大小總匯」，只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於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甚麼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於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來。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湧泉。當時不寫下，後來忘了一大半。現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其中好些只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　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丟失。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見你文之初，思如湧泉，曾於一晚想到《大學》《中庸》之分析。後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又把《禮運》一分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寫如下： 《大學》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見孟子時尚沒有《大學》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系統哲學」。孟子只是始提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大學》老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業是也。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也。列國分立時之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定於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係。 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財。理財本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見《大學》不見於秦皇。《大學》引《秦誓》，書是出於伏生的，我總疑心《書》之含《秦誓》是伏生為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要後於秦代了。且《大學》末後大罵一陣聚斂之臣。漢初兵革擾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最不曾用聚斂之臣，而景帝也未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 《大學》總不能先於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而立論，意者其作於孔、桑登用之後，輪台下詔之前乎？且《大學》中沒有一點從武帝後大發達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見以斷於武帝時為近是。不知頡剛以我這鹽鐵論觀的《大學》為何如？ 《中庸》《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其所謂中庸，正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Petitbourgeois之人生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不述索隱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而論社會家庭間事，顯然是一個世家的觀念（其為子思否不關大旨），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的東西，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筆墨——漢儒的筆墨。 從「子曰鬼神之為德」起，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已經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學。此一節顯然像是甲部丙部之過渡。至於(第三部，從「哀公問政」起到篇末，還有頭上「天命之謂性」到「萬物育焉」一個大帽子，共為丙部，純粹是漢儒的東西。這部中所謂中庸，已經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這一部中乃是一個會合一切，而謂其不衝突——太和——之哲學。 蓋原始所謂中者，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從其兩端；此處所謂中者，以其中括合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後王），上律天時（義和），下襲水土（禹）。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一個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孔子去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他一爐而熔之。「九經」之九事，在本來是矛盾的，如親親尊賢是也，今乃並行而不相悖。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這個「累層地」，你以為對不對？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為雖提禎祥，尚未入緯。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他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語錄。話說得無論如何頭腦不清，終不能成八股。以事為學，不能抽象。漢儒的八股，必是以學為學；不窺園亭，遑論社會。 《禮運》《禮運》一篇，看來顯系三段。「是謂疵國，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應於此斷，不當從鄭）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復問曰」到「禮之大成」一節須除去）是一段，是談魯生的文章。「夫政必本於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漢儒的議論，是一漢儒的系統玄學。這兩段截然不同。至於由「言偃復問曰」到「禮之大成」一段，又和上兩者各不同，文詞略同下部而思想則不如彼之侈。「是為小康」，應直接「舍魯何適矣」。 現在我們把《禮運》前半自為獨立之一篇，併合其中加入之一大節，去看，魯國之鄉曲意味，尚且很大。是論兵革之起，臣宰之借，上規湯武，下薄三家的仍類於孔子正名，其說先生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傳實指其名的地步。又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談堯舜，偏偏所謂「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後人所指堯舜的故事。堯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這理想，然後再Incarnated到誰和誰身上去。此地很說了些這個理想，不曾說是誰來，像是這篇之時之堯舜尚是有其義而無其詞，或者當時堯舜俱品之傳說未定，尚是流質呢。 所談禹的故事，反是爭國之首，尤其奇怪。既不同雅頌，又不如後說，或者在那個禹觀念進化表上，這個禮運中的禹是個方域的差異。我們不能不承認傳說之方域的差異，猶之乎在言語學上不能不承認方言。又他的政治觀念如「老有所終」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詳。又這篇中所謂禮，實在有時等於《論語》上所謂名。又「升屋而號」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 又「玄酒在室」至「禮之大成也」一段，不亦樂乎的一個魯國的Petitbourgeois之Kulturo。至於「嗚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論。春秋戰國間大夫紛紛篡諸侯，家臣紛紛篡大夫，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這時候尚未甚遠。這篇文章雖然不像很舊，但看來總在《易·系》之前。 《易·系》總是一個很遲的東西，恐怕只是稍先於太史公。背不出，不及細想。 二　孔子與六經 玄同先生這個精而瞭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許多雲霧。我自己的感覺如下： 易《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中庸》「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附易於宋。由這看來，顯系後起之說。而且現在的《易》是所謂《周易》，乾上坤下，是與所謂歸藏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訂，則傳說之出自孔門，決不會如此之遲，亦不會如此之矛盾紛亂。且商瞿不見於《論語》，《論語》上孔子之思想絕對和《易·系》不同。 《詩》　以《墨子》證《詩》三百篇，則知《詩》三百至少是當年魯國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魯人）。看《左傳》《論語》所引《詩》大同小異，想見其始終未曾有定本。孔子於刪詩何有焉。 《書》　也是如此。但現在的《今文尚書》，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書不同了。現在的今文面目，與其謂是孔子所刪，毋寧謂是伏生所刪。終於《秦誓》，顯出秦博士的馬腳來。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書一望而知其假外，周書中恐亦不少。 《禮》《樂》　我覺玄同先生所論甚是。 《春秋》　至於《春秋》和孔子的關係，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許因為我從甚小時讀孔廣森的書，印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偏見。現在先別說一句。從孔門弟子到孔教會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傳奇，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怪異的，二學究的，三為人情和社會歷史觀念所絕對不能容許的。 一層一層的剝去，孔丘真成空丘（或雲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說孔子不是個歷史上的人。但這話究竟是笑話。在哀公時代，魯國必有一個孔丘字仲尼者。那末，困難又來了。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並且是在反對他的人們的話中證到的。孔子以什麼緣由享大名雖無明文，但他在當時享大名是沒有問題的。也許孔子是個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須機會好；他所無端碰到的一個機會是個大題目，如劉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義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於他是大人物，也必由於他借到大題目，總不會沒有原因的。 不特孔丘未曾刪定六經，即令刪定，這也並不見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敗的六朝，雖然窮博士，後來也以別的緣故做起了皇帝。然當天漢盛世，博士的運動尚且是偏於乘障落頭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於六藝，便至於終其身不得致公卿。只是漢朝歷史是司馬氏班氏寫的，頗為儒生吹吹，使後人覺得「像煞有介事」罷了。但有時也露了馬腳，所謂「主上所戲弄，流俗所輕，優倡之所蓄」也。何況更在好幾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刪述六經，也但等於東方朔的誦四十四萬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決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馳名列國的道理。 現在我們捨去後來無限的孔子追加篇，但憑《論語》及別的不多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個線索來。我們說，孔丘並不以下帷攻《詩》《書》而得勢，他於《詩》《書》的研究與了解實在遠不及二千四百年後的顧頡剛，卻是以有話向諸侯說而得名。他是游談家的前驅。游談家靠有題目，游談家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則為演說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羅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學問，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只是才氣過人，把當時時代背景之總匯抓來，做一個大題目去吹擂，於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節了。 孔丘就是這樣。然則孔丘時代背景的總匯是什麼？我想這一層《論語》上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線索。周朝在昭穆的時代尚是盛的時候，後來雖有一亂，而宣王弄得不壞。到了幽王，不知為何原因，來了一個忽然的瓦解，如漁陽之變樣的。平王東遷後的兩個局面，是內面上陵下借，「團長趕師長，師長趕督軍」，外邊是四夷交侵，什麼「紅禍白禍」，一齊都有。 這個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個一般的風氣，而有造成一個普遍的大劫之勢，恐怕是從這時起。大夫專政，如魯之三桓，宋之華氏，都是從春秋初年起。晉以殺公族，幸把這運命延遲上幾世（其實曲沃並晉已在其時，而六卿增勢也很快），至於非文化民族之來侵，楚與魯接了界，而有滅周宋的形勢；北狄滅了邢衛，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勢。應這局面出來的人物，便是齊桓，管仲，晉文，舅犯，到孔子時，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來孔子這樣人物。一面有一個很好的當時一般文化的培養，一面抱著這個扼要的形勢，力氣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論語》上孔子談政治的大節，都是指這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