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譯註 · 答歐陽崇一

【原文】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①。』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②。」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雲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工夫尚多鶻突③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④，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⑤。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雲「擇」，又雲「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語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⑥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處意未瑩⑦，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注釋】 ①落在第二義：原為佛教語，指脫離根本宗旨，未到終極境界。 ②「吾有」二句：語出《論語·子罕》。 ③鶻突：也作「鶻鶟」，模糊，不明確。 ④酬酢：本義為賓主相互敬酒，此指交往處世。 ⑤發用流行：運用和傳布。發用，運用、使用。流行，傳布。 ⑥發明：闡述並加以發揚。 ⑦瑩：透徹明白。 【譯文】 崇一來信道：「老師說：『德性的良知，不依憑於見聞，如果說想要多聞就選擇其中善者行事，想要多知，就刻意追求瑣碎的見聞，已經脫離根本目的了。』我私下覺得良知雖然不是依憑見聞而產生並存在的，然而學者的認知，未必不是由見聞引發。拘束於見聞固然不對，但是見聞也是良知的外在體現。現在您說不得要旨，大概是專門針對那些以見聞治學的人而說的，如果是為致良知而尋求於見聞，好像也是知行合一的方法。是否是這樣？」 良知不依憑於見聞而存在，而見聞無一不是良知的外在體現。所以良知不為見聞所拘束，但也並非與見聞無關。孔子說：「我有知識嗎？其實沒有知識。」良知之外，再無其他學問。所以說致良知是治學的關鍵，是聖人教誨的第一要義。如今刻意追求瑣碎的見聞，就是捨棄關鍵部分，偏離了根本宗旨。近來同道友人當中沒有不知道致良知一說的，但是他們的方法還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正是因為缺少你這樣的疑問。一般來說治學的關鍵是要能夠抓住核心問題，如果將致良知作為核心問題，那麼多見多聞，無一不是為致良知下功夫。在日常生活中，處世交往時，即使有千頭萬緒，也無一不是良知的運用和傳布。離開處世交往，也就不能做到致良知了。所以說二者是同一件事。如果說通過見聞來尋求致良知，那未免就會將其理解為兩件事。這和那些刻意追求瑣碎見聞的人雖然稍有不同，但是在沒能理解惟精惟一宗旨這點上卻是一樣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然說「選擇」，又說「認知」，那麼良知也未嘗不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作用。但是其用意卻是在多聞多見的基礎上去選擇和認知，那麼就已經弄錯了關鍵。崇一你對這些想必已經理解，今天的問題，正是為了闡述發揮致良知之學，對同道中人非常有益。但是話說得不透徹，失之毫釐謬之千里，也不能不認真考慮。 【原文】 來書云：「師云：『《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①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②。」「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③。」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④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注釋】 ①辛壬之歲：指辛巳、壬午兩年，即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和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 ②「思曰」二句：思慮要通達，通達才能聖明。語出《尚書·洪範》。 ③「心之官」二句：心這個器官在思考，思考才能獲得。語出《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④靈覺：指人對事物的領悟理解。 【譯文】 來信說：「先生說：『《繫辭》說何思何慮，是說思慮都只是發自天理，並沒有另外的思慮，並不是說沒有思慮。心的本體就是天理，有什麼可思慮的？學者下功夫，雖然殫精竭慮，也只是要恢復其本體，而不是自己刻意去思考出來。如果刻意去思考，那就是私自耍小聰明了。』學者的弊病，大抵不是沉溺於空寂的臆想，就是刻意去思考。我在辛巳、壬午兩年犯了前一種毛病，近來又犯了後一種毛病。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發揮和效用，這和刻意安排有什麼區別？我擔心自己錯將妄想認作現實，迷惑了卻還沒能發覺。」 《尚書》說：「思慮要通達，通達才能聖明。」《孟子》說：「心這個器官在思考，思考才能獲得。」怎麼能少了思考？沉溺於空寂臆想，與刻意去思考，正是私自耍小聰明，同樣都是喪失了良知。良知是天理的昭彰體悟所在，所以良知就是天理，思考是良知的發揮和效用。如果是由良知所發揮運用的思考，那麼所思考的無一不是天理。由良知所發揮運用的思考，自然是明白簡易，良知也自然能體會到。如果是私心刻意安排的思考，自然是紛紛煩亂不勝困擾，良知也自然會分辨清楚。總之思考的是非正邪，良知沒有不清楚的。所以錯將妄想認作現實，正是因為對致知之學還不理解，不知道要在良知上體悟認知罷了。 【原文】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修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①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②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真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③」，「思不出其位④」。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真知也。若雲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⑤」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雲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⑥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注釋】 ①帥氣：統領氣力。 ②暴其氣：妄動義氣。語出《孟子·公孫丑上》：「持其志，無暴其氣。」 ③「君子」句：君子做事著眼於實際。語出《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④「思不出」句：語出《論語·憲問》：「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⑤「不得」二句：語出《孟子·告子上》：「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⑥二：三心二意。 【譯文】 來信又說：「先生說：『常人治學，終身都只為了這一件事，不論有事無事，終身都只是這一件事。如果說寧願不理事，也不能不加以培護修養，卻是將其看成了兩件事。』我認為覺得精力衰弱，不能夠處理完事情，這就是良知；寧願不理事，也要培護修養的，這就是致知。怎麼是兩件事呢？如果事出有變，有些事不能不處理，而精力即使衰弱，稍加鼓舞也能夠支撐，那麼用意志統領氣力就行了。然而說話辦事終究沒有氣力，做完事就困頓不堪了，不是相當於妄動義氣了嗎？這些輕重緩急，良知固然未必不知道，但是倘若迫於時勢，還怎麼能顧及精力？倘若精力有限，還怎麼能顧及時勢？這樣的話該怎麼辦？」 寧可不理事，也不能不著意加以培護修養，對初學者說這些也不無益處。但是當成兩件事來看，就會出問題。從孟子說的「一定有各種各樣的事情等著你」來看，君子從學終身都只是「集義」一件事。義，就是宜，內心得其所宜就是義。能夠做到致良知那麼內心就得其所宜了，所以「集義」也只是致良知，君子處世，該行動就行動，該停止就停止，該生存就生存，該求死就求死，斟酌安排，無非是要致真知，來求得自心滿足而已。所以說「君子行事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考慮事情不超出自己的能力範疇」。大凡想做能力所不及的事，勉強要做智力所不能完成的事，都不算是致良知。而大凡「使他的筋骨受到勞累，肚子裡感到飢餓，口袋裡空空的，想做些什麼都會受到干擾，這就是為了要讓他的性格變得堅韌從而使他平常所不具備的能力得到增強」的，都是致真知。如果說寧可不理事，也不能不加以培護修養，也是先有了功利之心，計較於成敗利害，喜惡也由此決定，因此將理事當成一件事，而將培養又當成另一件事，這就有了贊同內在而排斥外在的用意，就是私自耍小聰明，就是將義當作外物，就有了「如果內心不能決定，就不要去行動」的弊病，就不是致真知來求得自心滿足的功夫。所說的鼓舞支持，事情完結就疲憊不堪，又說迫於時勢，精力有限，都是看成了兩件事，所以才會這樣。大凡學問的功夫，專心致志就是誠，三心二意就是偽。所有這些都是因為致良知的心意欠專心真摯的緣故。《大學》說：「所謂意念誠實，就像厭惡難聞氣味一樣厭惡邪惡，就像喜愛美麗的女子一樣喜愛善良，這樣才能說心安理得。」曾經見過有厭惡惡臭、喜好美色，卻需要鼓舞支持的人嗎？曾經見過做完這些事就疲憊不堪的嗎？曾有迫於時勢，精力有限的嗎？從這些就可以知道病根在哪裡了。 【原文】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①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②則自入於逆、億③。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④，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為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⑤，「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⑥？」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為己，未嘗虞⑦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⑧」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注釋】 ①御：對待。 ②覺：警覺，警惕。 ③逆：預先懷疑。億：通「臆」，隨便猜疑。語出《論語·憲問》：「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④存心：存有戒備之心。 ⑤「不慮而知」句：語出《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恆易以知險」句：語出《易經·繫辭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⑥「先天」四句：語出《易經·乾·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⑦虞：憂慮。 ⑧「至誠」二句：語出《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忠信濟水 孔子一次率領弟子來到大河邊，河水極寬，且水流湍急，連魚都難以橫渡，卻有一人游水過來。孔子問：「莫非你有道術，能從水面游過來？」那人說：「我有忠信，所以能游過來。」孔子對弟子們說：「你們記住，游水都需要忠信，何況做人呢？」 【譯文】 來信又說：「人心機巧詭詐百出，如果毫不懷疑地去對待，往往會為其所欺騙。加以防備的話，自己又不免失之憑空猜疑。預先懷疑欺詐，那也是欺詐。猜疑他人無信，那也是無信。被人所欺騙，又是不夠警覺。不去預先猜疑，又經常有所警覺，只有良知透徹的能做到吧。然而區別只在毫釐之間，背離警覺又暗合欺詐的人太多了。」 不預先猜疑而能夠有所警覺，這是孔子出於當時人專門用心於猜疑他人欺詐無信，而使自己陷於欺詐無信，還有不去猜疑的，但是卻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往往又被人所欺詐，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話。他並不是要教導人存有戒備之心來專門警惕他人的欺詐與無信。存有戒備之心，是後世那些猜忌、陰險、刻薄之人所為。而只要有這一念頭，就已經偏離了堯、舜之道，不預先懷疑猜忌而為人所欺騙的，還不失為善。只是不如能做到致良知而自然而然預先有所警覺的人賢能罷了。崇一你所說良知透徹的人，大體已經得到其中真旨了。然而也只是憑領悟察覺，恐怕還沒有從實際中有所體會。大體良知在人心中，橫亘萬古、充塞宇宙而從來沒有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所謂的背離警覺和暗合欺詐的人，雖然沒有預先懷疑他人，卻恐怕不能沒有自欺；雖然不隨便猜疑，卻恐怕不能做到自信。他們或許常常懷有先覺的念頭，卻不能常常自覺。常有希望先覺的念頭，就已經流於預先猜疑，而足以蒙蔽自己的良知了。這是背離警覺和暗合欺詐所不能避免的。君子求學是為了修養自身，從來不擔心別人欺騙自己，只是永遠不欺騙自己的良知而已。所以沒有欺詐，那麼良知就沒有偽飾，而做到了真誠，真誠就會光明。自信，那麼良知就沒有困惑，而得以光明，光明就會真誠。光明與真誠相生，所以良知常有知覺、常有光明。常有知覺、常有光明就會像高懸的明鏡一樣，來到面前的事物無論美醜都不能遁形了。為什麼呢？沒有欺詐而保持真誠，那麼對方的欺詐也無所容身，只要有欺詐就會被察覺。自信而保持光明，那麼對方的無信也無處容身，只要無信就會被察覺。這就是「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就是子思所說的「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而子思說「如神」，認為「可以前知」，依舊是一分為二地說，這大概是為了推斷思誠的功效，依舊是對不能先覺的人說的。如果就至誠而言，那麼至誠的妙用，就稱之為「神」，不必說「如神」了。至誠就無所謂知與不知，不必說「可以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