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宣言 · 創造宣言 二

寫在《植物小世界》創刊號之後 《植物小世界》是七位小朋友合力編成，今天與大家初次見面，是值得稱讚的一件事。不久以前，一位先生談及本校缺少生物學教師，這個需要應待解決。我聽見這話，覺得生物學教師未到校前，我們也應該充分運用自然環境來教育我們自己和小朋友。我於是非正式地和幾位頂小的孩子閒談，問問他們南瓜是怎樣長出來的，綠葉對於南瓜之長大有什麼關係，兩種南瓜花有什麼作用。這時南瓜的雌花特別少，有幾位小朋友自動去找，居然找著了，討論觀察更覺得切實有趣了。於是小同志就由一兩人而增加到七位了。我對於植物學的根底最淺而且完全是書本的，對於實物認識很少。所以我和小朋友只可以說是共學而不能說是教導。我們立了幾條共學的原則： （一）從生物到書本； （二）從實踐到原理； （三）從具體到抽象； （四）從個體到系統； （五）從近處到遠處； （六）從用手到用腦； （七）從肉眼到顯微鏡； （八）從好玩到學習； （九）從不用錢到不得不用錢； （十）從不輕採摘到不得不採摘。 上述原則，著重點雖分先後，但實際是分不清，大部分是交流，是相互發展。我現在要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方法。 一天我說要看看雙子葉植物的發芽，請王治平去弄南瓜來培養。王治平問西瓜子是不是好替代？我說可以，他說西瓜子發芽是現成的。三周年紀念時吃西瓜摔的西瓜子正在發芽咧。他說著就走出去拔了一根來——最好的雙子葉標本！ 昨天我想到，既有雙子葉標本，最好還得有單子葉標本來比較。穀子發芽要等好多天，如何可以快些辦到？江貴和走來，我問他，我們要看穀子發芽，你有辦法嗎？他說：有，買點谷種來，擺在水裡。我一個鐘頭之內就要看穀子發芽，你能想出辦法來，就算你本事好。他想了一想，向門外一看，說：田裡有，割稻時掉下的穀子都發芽了。我說，好，請你拿個碗去把大的小的拔十幾根來。五分鐘內，他拿了回來，我看了很高興，因為這就是不花錢的、不費時、不用等待的單子葉植物發芽標本。這一碗裡的谷芽是缺少頂小的一種，仇玉良自告奮勇再去采來補足，經郭富昌整理陳列，構成穀子發芽的活動影片。 小孩們幹得很高興，有的提議要出壁報。野心真大，學了一個星期的植物學就要出壁報，我雖然覺得他們沒有把握，但是相信出壁報發表可以增加他們努力學習的興趣，所以也贊成。這就是《植物小世界》的發芽的小史，希望大家幫助指點，踴躍參加，使它長成一個植物大世界，那就更慶幸了。 新中國的新教育 四種力量聯合了，不單可以打退日本，並且可以造成新中國。新中國的新教育就應該根據這一點。否則就有教育也不過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那讀書的也不過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新中國的新教育，應是幫助中華民族爭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國的新教育，應該啟發中華民族的抵抗力量，應該促成聯合戰線，不惟要促成，並且要推動；應認明中華民族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應培養中國的鬥士。 我們的目的既定，技術如何？我們技術方面，有四個辦法： 第一，我們應該認社會做學校。破廟、亭子間、曬台、客廳、一片空地都是現成的學校，中國不須再造幾千百萬的學校，就有幾千百萬的學校。 第二，我們應該即知即傳。我們今日所知的事，今日即傳給別人，我傳你，你傳他，大家教來教去。同樣，學生今日學的，今晚就可教給別人，一人可教十人八人，多至三四十人，少至一人二人。如果你不肯教人，我也就不必教你。中華民族小小的這一點事，你都不肯幫忙，我教了你，將來大了，也是一個敗類，實在無須教你。 中國人求學，往往不在服務，在出風頭。他們將學問往頭顱裡邊裝，學問一裝，頭顱就大，越裝越大，再裝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來，頭腦更大，從此就鎖起來，不再開了。開必須金鑰匙，否則永遠不開。這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將來的亡國奴。我這回到星加坡，聽說星加坡的中國人，十人有八人不認得字。如果十人僅有八人不認得字，有二人認得字，那倒容易。認得字的二人，每人教四個人就得了。 第三，要有新文字。新文字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可是，大家都要抗日救國，槍桿對外，大家攜手、妥協，等到共同的敵人打完了再說。 學新文字只要三四分錢，時間不過個把月，學會了，就可以看新文字印成的報。現在廣東話的、客家話的、福建話的新文字都已出世，很便當了。文字寫出來要可以聽得懂，願意聽。不過學新文字，漢字也不能丟掉。 第四，用漢字寫文章，要寫得人家聽得懂。最好請教四位先生，這四位先生也是不要花錢的： 一是耳朵——寫了文章，要讀給耳朵聽，看看聽得懂聽不懂，聽不懂就要改到聽得懂。 二是老媽子——寫了文章最好讀給家內的老媽子聽，問她聽得懂聽不懂，聽不懂就要改到使她聽得懂。 三是人力車夫——也是一樣，讀給他聽，不懂改到懂。 四是小孩子——還是一樣，讀給他聽，從中改好。 這些先生，有時可以把我們的文章改得非常的好，好得自己想不到的好。記得有一回，南京小先生們成立一所「自動學校」，這名目已經來得可喜，所以我寄一首詩去送他們，道： 有個學校真奇怪，大孩自動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學如在。 不到三天，他們回信說，好是很好，可是裡頭有一個要改，「大孩教小孩」，難道小孩不會教大孩嗎？「大孩自動」，難道小孩不能自動嗎？所以「大」字要改為「小」字，「大孩自動教小孩」一句，改為「小孩自動教小孩」，真佩服極了。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點，是老教育坐而聽，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卻是有行動的。譬如抗日救國，須有行動，可是，行動又不能錯誤，所以要有理論。「抗日救國」是目標，「聯合戰線」是步驟，新中國將從行動中生出來！ 文化網 文化細胞雖是最下層的組織，但是光棍的細胞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我們必須把一個個的「文化細胞」聯合起來，結成一個文化網。 在都市裡，每一鋪戶里的識字者與不識字者組織一個生活教育團，繼續不斷地共同教、學、做，便成了一個「文化細胞」。有了這個「文化細胞」的組織，這一鋪戶里的人便可以活到老做到老，教到老學到老。如果一條街上之「文化細胞」都聯了起來，成了一街的文化組織，再進一步，一區的街文化組織都聯了起來，成了一區的文化組織，以至全市的文化組織，那便是有了文化網的作用了。我們可以稱它為街文化網、區文化網、市文化網，鄉下的可以稱為村文化網、鄉文化網等等。 「文化網」的目的無論在鄉下，或是在城裡，都是要把單個的「文化細胞」聯合一氣，把它範圍裡面的人一齊撈到時代的岸上來，不使一個漏掉。 「文化網」對於「文化細胞」負有兩種使命：一是培養新的「文化使者」去創造新的「文化細胞」。例如這一條街上或這一個村里，有一半的人家家裡沒有識字的人，我們就可以叫每一家派一個人來，一面學一面回到家裡去創造新的「文化細胞」。二是從外界吸收新血液，向著範圍內的每一個「文化細胞」繼續不斷地灌注進去，使它們可以繼續不斷地生長。例如某街某村之「文化網」必得運用說書、灘簧、留聲機等等，把「文化細胞」的分子每星期號召來開一次會，以磨擦出來新的精神。範圍較大的區域，更可運用演戲、電影、無線電話來號召。我們要寓教育於娛樂，才能發揮這「文化網」的作用。如果到會的人覺得是單單來受測驗或是受訓練，不久將要變成一樁枯燥無味的事情，大家都要望而生畏了。 文化細胞是基本的組織，文化網是提綱挈領的作用，從事普及教育者必須兼籌並顧，方能發生廣大深刻的效力。 從窮人教育想到窮國教育 假使一個農家有四個小孩，只能給長子上學，餘下三個孩子，一個要看牛，一個要耙狗屎，一個要在家裡打雜。那個讀書的兒子，漸漸地手也懶了，腳也懶了，看不起務農了。種田的爸爸、養蠶的媽媽，打雜、看牛、耙狗屎的弟弟妹妹，都不放在眼睛裡了。他把知識裝滿一腦袋，一點也不肯分給親人，大家也不以為奇。因為做先生是要得了師範畢業文憑才有資格。他初小畢業，欠人的債已把老子的背脊骨壓得駝起來了；等他高小畢業，老子又賣了一匹老牛。他從小學考進初中、高中、師範的時候，他的老子是從自耕農跌到佃農、僱農的隊伍里去了。弟弟們有的短命死了，有的長得像茅草一樣了。他自己是學了師範弄不到教員做，畢業不啻是失業，老起麵皮做「守知奴」，吃著沒知識的人的飯，還嫌不衛生，受人栽培還罵人愚笨。這一家是難免家破人亡。 假使這個長子進的不是消費的傳統學校，而是富有意義的工學團，日裡從工學團里學了生活所需的知識技能，晚上便和盤托出獻與父母，教導弟弟妹妹。他對於學問是販來就賣，用不著的便不要。他認得一個字便有資格教這個字，便認定是他的責任把這個字教與別人知道。如果弟弟守牛沒有回家，他便到草地上去施教。倘使父親是個種棉花的農人，他一定想法子把種棉學術與他父親溝通起來，他與其浪費時間學跳舞，寧可去請教人家如何選種條播。他學得幾樣不費錢的衛生法必定是當天傳給家裡的人。他是一個社會人，只是從家裡出發。他其實是要把他做得到的學問立時貢獻給社會。他是與社會、家庭共同長進。學問沒有止境，他的進步，他的家庭的進步，社會的進步，都沒有止境。他是活到老，做到老，學到老，教到老。一直到進了棺材才算畢業。一樣的窮人，走的路線不同。結果是一個天一個地。 上面所說的是窮人所走的兩條路，即是窮國所走的兩條路。第一條是滅亡之路，以前的中國便是馬上加鞭在這條路上飛跑。第二條是生命之路，從今以後，中國必須懸崖勒馬朝著這條路上走來才能起死回生。其實說破不值半文錢，只要轉過頭來，即是康莊大道！ 齋夫雜談 行是知之始 陽明先生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為不對。應該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們先從小孩子說起，他起初必定是燙了手才知道火是熱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過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過石頭才知道石頭是硬的。太陽地里曬過幾回，廚房裡燒飯時去過幾回，夏天的生活嘗過幾回，才知道抽象的熱。雪菩薩做過幾次，霜風吹過幾次，冰淇淋吃過幾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紅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過幾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著鐵，碰著銅，碰著木頭，經過好幾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燙了手又冰了臉，那麼，冷與熱更能知道明白了；嘗過甘草接著吃了黃連，那麼甜與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著石頭之後就去拍棉花球，那麼，硬與軟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種種，我們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富蘭克林放了風箏才知道電氣可以由一根線從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燒水，看見蒸汽推動壺蓋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動機器；伽利略翁在畢撒斜塔上將輕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輕重之球是同時落地的。在這些科學發明上，我們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墨辯》提出三種知識：一是親知，二是聞知，三是說知。親知是親身得來的，就是從「行」中得來的；聞知是從旁人那兒得來的，或由師友口傳，或由書本傳達，都可以歸為這一類；說知是推想出來的知識。現在一般學校里所注重的知識，只是聞知，幾乎以聞知概括一切知識，親知是幾乎完全被揮於門外。說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過是些從聞知里推想出來的罷了。我們拿「行是知之始」來說明知識之來源，並不是否認聞知和說知，乃是承認親知為一切知識之根本。聞知與說知必須安根於親知裡面方能發生效力。 試取演講「三八主義」來做個例子。我們對一群毫無機器工廠勞動經驗的青年演講八小時工作的道理，無異耳邊風。沒有親知做基礎，聞知實在接不上去。假使內中有一位青年曾在上海紗廠做過幾天工作或一整天工作，他對於這八小時工作的運動的意義，必有親切的了解。有人說：「為了要明白八小時工作就要這樣費力地去求經驗，未免小題大做，太不經濟。」我以為天下最經濟的事無過這種親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經濟問題便是集中在這種生活上。從過這種生活上得來的親知，無異於取得近代政治經濟問題的鑰匙。 親知為了解聞知之必要條件已如上述，現再舉一例，證明說知也是要安根在親知裡面的。 《白鼻福爾摩斯》一書裡面有一個奇怪的案子：一位放高利貸的被人打死後，他的房裡白牆上有一個血手印，大得奇怪，從手腕到中指尖有二尺八寸長。白鼻福爾摩斯一看這個奇怪手印便斷定兇手是沒有手掌的，並且與手套鋪是有關係的。他依據這個推想，果然找出住在一個手套鋪樓上的科爾斯人就是這案的兇手，所用的兇器便是掛在門口做招牌的大鐵手。他的推想力不能算小，但是假使他沒有鐵手招牌的親知，又如何推想得出來呢？ 這可見聞知、說知都是安根在親知裡面，便可見「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行知行 謝育華先生看了《古廟敲鐘錄》之後對我說：「你的理論，我明白了，是『知行知』。知行底下這個知字是安得何等有力！很少的人能喊出這樣生動的口號。」我向他表示欽佩之意之後，對他說：「恰恰相反。我的理論是，『行知行。』」他說：「有了電的知識，才去開電燈廠；開了電燈廠，電的知識更能進步。這不是知行知嗎？」我說：「那最初的電的知識是從哪裡來的？是像雨一樣從天下落下來的嗎？不是。是法拉第、愛迪生幾個人從把戲中玩出來的。說得莊重些，電的知識是從實驗中找出來的。其實，實驗就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有創意的把戲。把戲或實驗都是一種行動。故最初的電的知識是由行動中來。那麼，它的進程是『行知行』，而不是『知行知』。」 「既是這樣說，你就應該改名了。掛著『知行』的招牌，賣的是『行知』的貨物，似乎有些不妥。」 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開始研究王學，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論，正與陽明先生的主張相反，那時以後，即有頑皮學生為我改名，常稱我「行知吾師」。我很樂意接受。自去年以來，德國朋友衛中先生，即傅有任先生，每每歡喜喊我「行知」。他說：「中國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棄『知行』的傳統思想，才有希望。」近來有些人常用「知行」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字，我不敢奪人之美，也不願代人受過。本來，「知行」二字，不是我姓陶的所得據為私有。我現在所曉得的，在中國有黃知行先生、熊知行先生，在日本有雄濱知行先生，還有幾位無姓的知行先生。知行隊中，少我一個，也不見得寂寞，就恕我退出了吧。我對於二十三年來天天寫、天天看、天天聽的名字，難免有些戀戀不捨，但為求名實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讀書與用書 一、三種人的生活 中國有三種人：書呆子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工人、農人、苦力、夥計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爺、小姐、太太、老爺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二、三帖藥 書呆子要動動手，把那呆頭呆腦的樣子改過來，你們要吃一帖「手化腦」才會好。我勸你們少讀一點書，否則在腦里要長「痞塊」咧。工人、農人、苦力、夥計要多讀一點書，吃一帖「腦化手」，否則是一輩子要「勞而不獲」。少爺、小姐、太太、老爺，你們是快樂死了。好，願意死就快快地死掉吧，我代你們挖墳墓。倘使不願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脫掉，把那享現成福的念頭打斷，把手兒、頭腦兒拿出來服侍大眾並為大眾打算。藥在你們自己的身上，我開不出別的藥方來。 三、讀書人與吃飯人 與讀書聯成一氣的有「讀書人」一個名詞，假使書是應該讀的，便應使人人有書讀；決不能單使一部分的人有書讀叫做讀書人，又一部分的人無書讀叫做不讀書人。比如飯是必須吃的，便應使人人有飯吃，決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飯吃叫做吃飯人，又一部分的人無飯吃叫做不吃飯人。從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飯，不成為飯桶了嗎？只知道讀書，別的事一點也不會做，不成為一個活書架了嗎？ 四、吃書與用書 有些人叫做蛀書蟲。他們把書兒當作糖吃，甚至於當作大煙吃，吃糖是沒有人反對，但是整天地吃糖，不要變成一個糖菩薩嗎？何況是連日帶夜地抽大煙，怪不得中國的文人，幾乎個個黃皮骨瘦，好像鴉片菸鬼一樣。我們不能否認，中國是吃書的人多，用書的人少。現在要換一換方針才行。 書只是一種工具，和鋸子、鋤頭一樣，都是給人用的。我們與其說「讀書」，不如說「用書」。書里有真知識和假知識。讀它一輩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書的本來面目就顯了出來，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農人要用書，工人要用書，商人要用書，兵士要用書，醫生要用書，畫家要用書，教師要用書，唱歌的要用書，做戲的要用書，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書。行行都成了用書的人，真知識才愈益普及，愈易發現了。書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讀書人所能據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書人，讀書的專利便完全打破，讀書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飯吃了。好，我們把我們所要用的書找出來用吧。 用書如用刀， 不快就要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見婆婆。 五、書不可盡信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在書里沒有上過大當的人，決不能說出這一句話來。連字典有時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的《論語》的《半月要聞》內有這樣一條： 據二卷十二期的《圖書評論》載：《王雲五大辭典》將湯玉麟之承德歸入察哈爾，張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宮太液池」，雨花台移入南京「城內」，大明湖移出「歷城縣西北」。 我叫小孩子們查一查《王雲五大辭典》，究竟是不是這樣，小孩子們的報告是，《王雲五大辭典》真的弄錯了。只有一條不能斷定，南京有內城、外城，雨花台是在內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內，因家中無志書，回答不出。總之，書不可盡信，連字典也不可盡信。 六、戴東原的故事 書既不可以全信，那末，應當懷疑的地方就得問。學非問不明。戴東原先生在這一點上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引導。東原先生十歲才能開口講話。《大學》有經一章，傳十章。有一條註解說這一章經是孔子的話，由曾子寫的；那十章傳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門徒記下來的。東原先生問塾師怎樣知道是如此。塾師說，朱文公（夫子）是這樣注的。他問朱文公是何時人，塾師說是宋朝人。他又問孔子和曾子是何時人，塾師說是周朝人。「周朝離宋朝有多少年代？」「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麼，朱文公怎樣能知道呢？」塾師答不出，讚嘆了一聲說：「這真是個非常的小孩子呀！」 七、王冕的故事 王冕十歲時，母親叫他到面前說：「兒啊！不是我有心耽誤你，只因你父親死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火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著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天就要去了。」王冕說：「娘說得是。我在學堂里坐著，心裡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里，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蔭樹下看。 現在的學校教育是對窮孩子封鎖，有錢、有閒、有面子才有書念。我們窮人就不要求學嗎？不，社會就是我們的大學。關在門外的窮孩子，我們踏著王冕的腳跡來攀上知識的高塔吧。 要把學習的門打開 一個文人，不能像過去那樣，長頭髮，衣服髒得很，爛了也不補，愛說點風涼話，這是不對的。不要像舊文人那麼酸溜溜、文縐縐的樣子，更不該鑽牛角尖。當我看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時，我真佩服他的博學，他在描寫列文和農人收割的時候，一草一木，他卻寫得出名字和樣子。所以，你們要把學習的門打開。 說書 中國有三種呆子：書呆子、工呆子、錢呆子。書呆子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錢呆子是賺死錢、死賺錢、賺錢死。對於書呆子我是勸他們少讀點書，多干點有意義的事，免得呆頭呆腦，因此，我從前在曉莊辦了一個圖書館，叫做「書呆子莫來館」。但是一方面叫書呆子不要來，一方面為什麼又要圖書館呢？要叫工呆子、錢呆子多看些書，把頭腦弄得清楚一點，好把世界的事看個明白。但書是一種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為著用，為著解決問題。斷不可以呆讀。認清這一點，書是最好的東西，有好書，我們就受用無窮了。正是： 用書如用刀， 不快自須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見婆婆。 自力更生 一次，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自力更生』才是中國的出路。」這是多麼奇怪啊！帝國主義者要想獨占中國，故意製造這個「自力更生」的煙幕彈，我們倒把它用來當作救命仙丹，你能說不奇怪嗎？比方有一群人走到荒野里去，遇著幾隻老虎，有些人被老虎壓倒在地，一隻特別兇猛的老虎正在那兒把他們大吃、特吃，吃得高興的時候，還說一句俏皮話：「你們要自力更生啊。」假使這些被吃的人，毫不抵抗，別人的援助也一概拒絕，還跟著老虎瞎說，我要單憑我自己的力量翻身。天下有這樣呆人呆事嗎？老實說，單靠自力，不能更生。自力更生是一句謊話。中華民族應該走的路線是：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既說聯合，便包含著自己應負的責任。純粹依賴別人的人，是沒有資格和別人聯合的。最後我對我的那位朋友說：「你每次參加紀念周的時候，大概是在那兒做你的甜蜜之夢吧？不然，你怎麼把中山先生的遺囑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也忘掉了呢？」 學習外國文 學習外國文好比配一副萬里眼鏡，這種眼鏡，每一位追求真理的青年都應該戴，而且應該自己磨。怎樣磨呢？要風雨無阻，行住不停，天天磨，月月磨，磨它五年十載，總會成功。倘一曝十寒，時學時輟，到老無成。 比牛頓大一倍 人類生孩子總歡喜孩子生得又白又胖。倘使生得瘦一點、黑一點，父母或朋友們對於他便要減少幾分寵愛。普通人大概多少有這樣一種心理。稍微懂得優生學一些皮毛的人甚至於根據身體的大小強弱，武斷種子之優劣。這是一個錯誤。人不是一隻豬，何能以肥瘦定高下？中國普通孩子生下地大概是八九磅重；新近我們有兩位朋友生了一個孩子，稱稱只有六磅。我怕他們受了一般見解之影響，或者對於他們的小寶寶有所歧視，便寫了一封信，恭賀他們說：……聽說您們生了一位六磅重的小寶寶，我很歡喜。近二百五十年來領導自然科學之權威牛頓（Sir Isaac Newton）生下地只有三磅重。您們的小寶寶是比牛頓加倍了，將來對於人類的貢獻也可比他多一倍。…… 牛頓生時，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派去請醫生來救他的是兩位接生婆。伊們一面走，一面埋怨說：「我們這樣拚命地趕，真是太愚蠢了！他能活到我們回家，就算是奇蹟。這樣一隻小老鼠！他總是不得活的；我們就把腿兒跑腫，也得不著一句感謝。姐姐！我們吃這門飯，是沒有法子喲。天老爺選著我們幹這件事，也只得干吧。謝天謝地，好容易走到了。」出乎接生婆意料之外，牛頓竟活了，而且活到八十五歲（一六四二年生，一七二七年死）。 胡適捉鬼 胡適整理國故，最有見地。他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成三分之一，已是不朽之作。但他所撰時論，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發表一文，《我們走哪條路》，裡面陳說中國五個鬼，即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而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竟武斷地將它一筆勾銷。梁漱溟曾寫了一封信駁他。東京的幾位朋友對於他這種見解也深致不滿。我個人則以為除了外國帝國主義之外，認為國內還有一個大妖精被適之忽略了。這個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多生主義。因為多生所以田不夠種、工不夠做、飯不夠吃；因為多生所以窮，因為窮所以有病不能醫，有子女不能教；因為大家多生所以窮親戚多、窮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貪；因為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為盜、為匪、稱兵、構亂。貧窮、愚昧、疾病、貪污、內亂，當然是要打倒的，但是國內若不剷除多生之迷信，國外若不推翻帝國主義，則這五個小鬼必定是跟著我們寸步不離。其實，帝國主義之總司令也是多生主義，因為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場。世界最大之亂源便是多生主義。這個妖怪不除，世界哪能太平，中國哪會有出路？下面是我送適之的一首詩： 明於考古， 昧於知今： 捉著五個小鬼， 放走了一個大妖精。 大胖子 去年「新世界」來了一位大胖子，名字叫佐利（Jolly Ray），身重五百六十多磅，有我三倍半重。我便把伊的照片剪下來題了一首遊戲詩，寄給一個小學校去做國語和算術的練習。我的遊戲詩是： 佐利女子胖中胖， 稱稱五百六十磅。 將伊和我比一比， 三個半！ 這首詩和照片有一封信附去。在信里我希望小朋友們把各人的身體稱一稱、算一算，和佐利女士比一比，將第四句改了寄給我看，那麼我下次還有東西寄贈。 陽曆鬧的亂子 黛玉《葬花詩》里說：「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這是中國普通人對於一年的觀念。泰西人民從埃及以及到現在，都說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其實，這種通常的口頭語都是不正確的。地球繞太陽一周所需之時間是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六秒。我們現在已改陽曆，對於這五天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六秒的零頭自然不可再像從前那樣忽略。埃及人和羅馬人當初只算一年為三百六十五天，把零頭略去，弄得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因為每年差這個小零頭，四年便差一天，四十年便差十天，四百年便差一百天，日積月累起來，連四季都弄顛倒了。到了該撒的時代，時令差了八十天光景。他在公元前四十六年把它糾正過來。這年他定了十四個月，四百四十五天，是歷史上最長的一年。這是補足從前缺欠的辦法。從這年以後，他定了每四年閏一天，把這一天加在二月的日數上。羅馬風俗二月只可有二十八天，雖該撒之專制也不敢擅改，所以平常年份的二月總是二十八日。其他月份月大三十一日，月小三十日。閏年照現在看來是二月有二十九天。但是照羅馬人的說法，這增加的一天，是稱為三月前一日，不稱為二月二十九日，所以羅馬人的二月二十八日的風俗便被該撒驅過去了。該撒之後，曆書為主教Pontiff所管。他們把曆法弄錯，三年一閏，三十六年中多閏了三天。奧古斯都（Augustus）為他糾正過來。他是一位好名的人，見著七月，是因該撒得名，而且是月大，便也要用自己的名字稱呼八月（August），且改月小為月大，致使月份大小次序受他搗亂。但是該撒所定四年閏一天的辦法，未免長了一點。因為四個五時四十八分五十秒只有二十三時十五分二十秒。每年多算十一分十秒，在一百二十八年內便要多算了一天。一天一天的堆積起來到了格列高里第八（GregoryⅧ）（一五八三年）已經是多算了十天。他於是把一五八三年的十月五日定為十月十五日一直推到年終。為了使以後不致再發生這種錯誤，他規定凡世紀年（centuryyear）如一九〇〇、二〇〇〇、二一〇〇、二二〇〇，刪去最後兩個圈，用四除得淨的閏一天，除不淨的不閏。這樣一來，四百年中便減了三個閏年。但是格列高里第八的改正還不能算徹底，因為在一萬年中還有兩三天的錯誤咧。 天山虎 平生見虎，只有紙上虎、幕上虎、檻中虎罷了，以未見山中虎為憾，屢欲畫吾心中虎以寄山中虎之思。古人說：「畫虎不成，反類犬。」我畫虎未成，像貓不像狗。今棄虎寫詩，不知可像詩貓否？ 您看天山虎， 莊嚴而神武。 一嘯震天地， 狂風追驟雨。 野性未消磨， 森林可自娛。 夜宿山之崖， 朝游水之滸。 好聽鳥唱歌， 百獸為之舞。 飽時不傷人， 餓時吞水牯。 曾過浣紗溪， 不戀浣紗女。 歸來明月下， 臥對白雲語。 五毛錢的總司令 日本，東京一處有圖書館二十七所。規模大的有兩所：一為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一為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上野圖書館藏書六十七萬冊，東大（即前文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書六十萬冊。這兩個圖書館比了巴黎國立圖書館之五百萬冊、倫敦大英博物院圖書館之五百萬冊和華盛頓北美合眾國國會圖書館之四百四十萬冊，還不免有小巫見大巫的樣子，但在文化貧窮的東方實在可以雄視一時了。東大圖書館為美國煤油大王創立之洛氏基金會捐款所建築，共費五百五十萬日金合華幣一千一百萬元，洛氏基金會捐款四百萬日金，餘一百五十萬日金為國庫支出。這個圖書館不許校外人閱覽。我得到洛氏基金會蘭安生介紹信，可以設法進去看書，但因回國期迫，沒有受用。上野圖書館是公開的，只要出五分錢，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進去看書。閱書人每天平均約一千二百人。若有專門問題，可以費五毛錢買張研究券進入研究室閱覽。這樣不但該館自有之六十七萬卷書可以聽你調閱，館外的書，也可代你借用。這個辦法對於學術的研究可算是便利極了。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一位朋友，他對我說：「你花五毛錢便捐得這個百萬卷書的總司令，是可以自豪了。」 芭蕉先生 芭蕉先生以扇芭蕉扇得名。扇芭蕉扇的人多著咧。茅草棚前赤膊乘涼的農人，誰不扇芭蕉扇？何以都無名而名獨歸先生？這不是偶然的。都市中眾人都扇團扇摺扇，而先生獨扇芭蕉扇，人見先生即見芭蕉，見芭蕉即見先生，便不知不覺地將先生與芭蕉結了一個不解緣，久而久之，連先生的姓名都忘了，而芭蕉未忘，想到先生便想到芭蕉，想到芭蕉便想到先生，不得已，實在是自然而然的，大家便稱先生為芭蕉先生了。先生之所以在團扇摺扇叢中扇芭蕉也並不是故意立異，實以芭蕉為用至大，不甘使它埋沒。客有問芭蕉扇於先生的，先生說：「我在烈日下跑路用不著戴帽；中途遇雨，不必張傘；走倦了隨地坐下有現成的墊子；半夜涼了蓋在小肚上比被兒輕便；熱得不可耐，一人扇扇而眾人共得清風。都靠著這把芭蕉扇。」芭蕉先生有友，在鄉下教孩子，平日不好管閒事，但鄉下阿斗受人欺負，問計於友，友必盡心為他們盡策。友常搖芭蕉扇散步于山林中，故鄉人常呼他為芭蕉孔明，以示別於扇鵝毛扇之孔明。芭蕉孔明卒以屢打抱不平，得罪權勢，下獄，獄卒索錢，身邊無餘物，割愛以芭蕉扇送他。這芭蕉扇特大，先生路過獄卒家，作見獄卒方搖扇乘涼，認識扇為友物，以數倍之價向獄卒購來。今先生拿著在繁華都市中作逍遙的便是這把扇子。 一碗麵的代價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帶著餓肚到新愛倫影戲院看影戲，乘著休息的十分鐘，走到門口，下了一碗麵吃。這碗面費了十四個銅板，連煮帶吃只用了五分鐘，可算是經濟極了。看看還有五分鐘便乘機問問麵攤營業的情形。攤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計二元，月納巡捕房照會捐二元。每月可賺三十元。我說你的進款比鄉村教師還要好一點。他說「苦來些」，每天深夜四點鐘回家，早上七點就要出來買材料，準備一天賣的麵餃。如果不是這樣，一家人便不能活。我看沈君臉色黃瘦，確是辛苦太過的結果，十四個銅板一碗的面，雖是平民的午餐，但是另一平民的康健換來的。今年想起此事，發生無限感慨，便寫了一首詩想送老沈，但老沈已是不知去向了。 新愛倫門前面一碗， 花了一十四個小銅板。 攤販名字叫老沈， 自做夥計與老闆。 每月可賺三十元， 教師不如擺麵攤。 哪知他說「苦來些， 一夜只睡三點鐘； 若要多睡一刻兒， 兒女凍餓誰做東？」 將他從頭望到底， 一株枯樹立秋風。 面兒代價我知了， 不是紫銅是血紅！ 老吳的白話文 一天我在弄堂中遇見老吳擺著一個山芋攤子，備有馬、牛、羊、雞、犬、豬六種竹籤代表六等獎品。我看見那個豬字，疑他已經受了新文學的影響，卻又見那犬字便疑他對於老文學還有眷戀之情。我因好奇心便問他改「豕」不改「犬」之緣故，才知道他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不徹底之文學改良家。這是我送老吳的一首遊戲詩： 老吳賣山芋， 抽籤定贏輸。 簽分「馬」「牛」「羊」， 又有「雞」「犬」「豬」。 勸將「犬」改狗， 他說要依書。 我說書中「豕」， 不是你的「豬」。 好像小腳婆， 想做大腳站。 今日學生中， 老吳有門徒。 數數桃和李， 老吳勝老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