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進化論 · 2．生命進化的不同方向——麻木、智能、本能
進化過程的普遍觀點——成長——對立統一的趨向——發展和適應的含義
動植物間的關係——動物的大體趨向——動物生命的發展
生命進化的主要方向：麻木、智能、本能
智能屬性
本能屬性
生命和感知意識——人類在自然界中的表面地位
進化運動是很簡單的一種運動，我們應該很快就能夠確定它的前進方向，前提是生命描述的是一種簡單的過程，就像從炮管里射出的堅硬鐵球一樣。但是它前進的方式卻類似於那顆炮彈，會突然爆裂成很多的碎片，這些爆裂形成的碎片其自身又是一顆顆小小的炮彈，它們也會爆裂成更小的，會再次發生爆裂的碎片，它們就這樣在一種無法比較的時間長度中不斷進行下去。我們只能看到距離自己最近的東西，那也就是說那些粉碎性爆炸發生時候的那些碎片的運動。從它們身上，我們能夠回溯過去，一步一步地來到最初的運動那裡。
當一顆炮彈爆炸時，其特定的爆炸方式能夠通過其所含火藥的爆破能力以及金屬抗壓力進行闡釋。生命爆炸產生個體和物種的方法也是如此。我們認為，這取決於兩個系列原因：生命從非生命物質那裡得到的抵抗力，以及爆破能力——與一種不穩定的趨勢平衡性相關——這種能力是生命其自身就擁有的。
非生命物質的抵抗力是需要首先克服的阻礙。生命通過人性的力量似乎已經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它將其自身做得非常細小又極富暗示意味，屈服於物理和化學力量，甚至和它們在這條道路上共同行進一段距離，就像其努力離開的軌道上那每隔一段距離就會出現的軌道轉換開關一樣。在這種生命最簡單的形式現象中，很難說清楚它們是否還屬於物理學和化學範疇，或是它們是否仍然存活著。生命不得不因此進入非生命物質的領域，從而才能將其一點一點地拉回到原位上去，就像它和另外一條軌道之間有某種磁性吸引力一樣。首先出現的動畫形式因此也變得極為簡單。它們可能是一些質量極小的不同的原生質，表面上類似於今天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變形蟲，但是卻擁有著巨大的內部推力，這種內部推力能將其帶到生命的最高形式那裡。憑藉著這種推力，最初形成的那些有機物才能夠隨意生長。但是有序物質在擴張方面卻存在著一種限制，很快它們就會達到這種限制的邊緣，在超過了某個點之後，它們開始了分裂，而不是繼續生長。數個世代的努力和微妙奇蹟的發生對於跨越新障礙的生命來說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它成功地實現了元素在數量上的增長，為分裂做好了準備，而且還讓這些元素團結在一起。通過力量的分裂，它用一種不可溶解的紐帶將這些元素捆綁在一起。這種複雜的、准間斷的有機物因此就包含了功能性，而連續的活著的物體就僅僅只是生長得越來越大。
但是分裂真實和巨大的原因其實是那些生命自身所擁有的。因為生命是一種創造的趨勢，而且趨勢的本質就是在綑紮的形式中發展的，其方式是通過自身的增長，在不同的方向中，它的動力被分化了。我們都能夠在自己身上觀察到這一點，在進化中，我們將這個特殊的傾向稱為自己的特性。我們中的所有人在回顧歷史的時候都會發現人類孩子身上所具有的特性，儘管是不能被看到的，但是它們卻在不同人的身上共同存在著，這些特徵會因為他們尚且處在孩童時期而被暫時地掩蓋住：這種充滿了希望的猶豫不決是人類孩童時期最富有魅力的眾多特徵之一。但是這些互相交織的個性在成長的過程中會變得互不相融，於是，我們中的所有人都只擁有一次生命，我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就做出選擇。我們在現實中會進行各種不間斷的選擇，同樣，我們也會永不間斷地放棄很多東西。我們沿著時間的大道行走，足跡散落在所有我們自開始的時候就擁有，後來還剩下的東西之上；散落在我們可能會在未來擁有的東西之上。但是自然包含了無數的生命，它與我們所做的此類犧牲毫無瓜葛。它用那些分裂各個物種的連串事物來創造那些將會分開進化的物種。
此外，這些連串的事物其重要性可能各不相同。在一本小說寫作剛剛開始的時候，作家會賦予自己的主人公很多東西，而隨著故事的進展，這些東西都會被丟棄。也許這位作者可能會在自己的其他書中讓這些東西再次出現，將它們賦予新的人物，這些人物看起來可能就像從第一個人物身上分裂而來，甚至可能是其身上的某種特徵的再現，但是他們與第一個人物比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又都存在著某些不足和缺陷。在觀察生命進化的時候也是如此。進化道路上的分叉數量是非常之多的，但是在兩三條高速公路周圍存在著很多的死胡同，而對這些高速公路而言，其自身中只有一條路通往能進化成人類的脊椎動物，這條路非常寬廣足以成為通往完整生命氣息的免費通道。這個理念是在我們比較蜜蜂和螞蟻社會與人類社會的時候所得到的。其中，前者具有極強的組織性和統一性，但是異常單調，而後者對所有的過程都持開放態度，但卻呈現分裂的狀態，而且自身內部會形成強烈的爭鬥。理想的狀態是，一個社會，總是處於進步當中，而且一直非常協調，但是這種理想狀態可能是無法實現的：兩種互相完全不同的特徵，即便在胚胎時期能夠完全互補，但是在變得強大之後它們也絕對無法互相融合。如果一個能夠體現出通往社會生命的衝動，那是不是可以說這衝動的動力一直存在於終結於人類的進化線路呢，然後餘下的部分都留給了通往膜翅目昆蟲的道路：螞蟻和蜜蜂的社會也就是由此才呈現出和我們互補的一面。但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外在的表現而已。並沒有專門針對社會生命的衝動；這只是生命的普遍運動，其上的分支總是在創造新的生命形式。如果社會能出現在這些分支中的兩個上，那這兩條分歧的道路將會同時出現。由此，它們發展出了兩個等級的特徵，而我們也能從中找出模糊的互補關係。
於是我們對進化運動的研究必須闡明一定數量的分支方向，並評估各個線路上所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簡而言之，就是去確定各分散趨向的屬性，然後評估它們的關係。然後，將這些趨向合而為一，我們就能得出這起推動作用的不可分割的動力原理的近似值，或某種模擬值。由此，我們就得以證明，進化並不單純是機械論者所認為的一系列適應環境的行為；更不是目的論所說的是在實現一個全盤計劃。
適應環境的確是進化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這個我們暫且不說。顯然，如果一個物種不能適應它所生存的環境，那它必死無疑。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那就是認為外界環境是進化不得不去面臨的觀點，和說它是進化的直接原因的觀點，並不是一碼事。後者正是機械論的觀點。它絕對地排斥了原始衝動的假說，我的意思是，它排斥了一種推動生命的內在力量，這股衝動的形式越來越複雜，目的也越來越高層。而這衝動是顯然存在的，僅需瞥一眼化石，你就能看出生命壓根兒不需要進化；或者僅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進化——前提是，如果它一開始就做出了正確的抉擇，選擇了一種於自己很方便的形式。這種有孔蟲自志留記開始就沒有再進化過。海豆芽也是，它們至今都和古生代時期一樣，這些一動不動的傢伙經歷了多次浩劫，仍靜觀著地球的滄海桑田。
事實上，這些適應說明的是進化運動的蜿蜒曲折，而非進化運動的普遍方向，它仍然要低於運動本身[M.F.馬琳在一則關於物種起源的著名文章中提出了這種適應觀點，該文名為《物種起源》（L』Origine des espèces）［發表於《科學雜誌曳》（Revue scientifique）1901年11月刊，580頁］。]。就像通往鎮上的小路，不也是跟隨小山上浮下沉的嗎？地面本就不平，它不得不讓自己適應；但這路可不是為了這地上的坑坑窪窪而修建的，更別說它所通往的方向了。無論何時何地，鋪路的人都會涉及一些必不可少的因素，在這個例子中，就是路面所基於的土壤；但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來考慮這條路——而非東一段西一段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土壤的凹凸不平頂多只能讓工程延期，道路所指向的終究還是小鎮，一眼望去它還是一條直線。這個例子很適合生命進化和它所基於的環境——要說不同的話，那就是進化並非一條實在的線路，它的各個方向也永無終點，而且哪怕是在適應，都能富有創意。
但是，如果生命進化並非是一系列針對環境突變而進行的適應，那它也不會是對一個計劃的實現。計劃都是預先制訂好的。在被實現之前，它是會被體現——至少可以被體現——出來的。要想完全將之實現，那是猴年馬月的事了，甚至會被無限期擱置；但它的宗旨依然可以在當下、利用已然給出的條件進行推算。相反，如果進化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更新創造，那隨著它的發展，它不僅創造出了生命的形式，同時還創造出了能夠被智能理解的宗旨，以及能夠用以表現它的條件。這就是說，後浪總是推前浪，未來可不是一個宗旨就能說清的。
這是目的論的第一個錯誤。與之緊挨的是另一個更為嚴重的錯誤。
如果生命是在體現一個計劃，那它越是前進，就越該體現出一種更深層次的協調，就像工程師修房子，隨著磚瓦的堆砌，實景就會越發類似效果圖。而相反，如果在推動生命沿時間之路前進的衝動之中，我們找到了生命的一致性，那這協調就不是居於首位，而是排在後面的了。這種一致性源於一種後面的動力：它在開始的時候以一種衝動出現，而不是掛在終點當誘餌。在它的自我溝通之中，衝動分裂得越來越多。生命，相對它的過程來說，分散在各種表象里，而這表象毫無疑問都歸結於它們共同的起源，事實上它們都以各自的特徵相互補充，但同時也相互排斥和對立。於是物種之間的不協調還會繼續加強。的確，我們僅僅只是指出了它的本質原因。出於簡單明了，我們已經假設過，每個物種各自保有此種衝動然後傳遞給其他物種，然後在生命進化的各個方向，傳承都是直線式的。但是，事實證明，的確有延遲進化的物種；的確有退化了的物種。進化，不單指向前的運動；在很多案例中，我們都能觀察到一個時間界限，更常觀察到的是偏離和返回。正如我們在後面會講到的那樣，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導致進化分支的原因同樣也會導致生命偏離自己的軌跡，沉迷於它所帶來的前景中。由此帶來了越來越多的不協調。如果進步意味著在初次衝動所帶來的普遍方向上無止境的前進的話，那毫無疑問這就是進步；但這進步似乎只出現在進化的兩三條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高級的主線上；這幾條主線之間還夾雜著無數支線，相反的是，這些占據大多數的支線卻在偏離、受阻、倒退。那些事先就認定每個細節都與大計劃相連的哲學家們，在用這種理論去檢驗事實的時候卻一次次地碰壁；而且，當他們把萬物都置於同一級別的時候，由於其自身不認為結果是出於偶然，所以乾脆把萬物都視作偶然。那麼，他們就得先為偶然設定一個定量，而且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定量。我們必須認識到，自然中的萬物不是擁有連貫邏輯的。一旦認同了這一點，我們將得以一探在周圍凝聚這不連貫的中心。這種凝聚本身將會澄清餘下的內容；主要的方向將會顯現，生命在其中運動的同時，原始衝動也在發展。的確，我們不會目睹一個計劃在每一個細節上的完成。就實現而言，自然要比一個計劃更全更好。計劃意味著勞神費力：它關閉了被它指明了形式的未來。相反，在生命進化之前，通往未來之門大大的敞開著。藉助最初的運動，進化將永無止境。這個運動構成了有機世界的一致性——一個無限富饒的一致性，超乎於任何智能的想像可及，因為智能不過是它的一個方面或一個產物而已。
只是，詮釋這個方法要比運用這個方法容易得多。正如我們所言，要對過去的進化運動做出完整的詮釋，必須先知道有機世界的發展史。而實際情況並非這樣。為不同物種制定的譜系通常都經不起推敲，又因作者和作者所基於的觀點不同而各不相同，接著就引發出當代科學尚無法給出最終答案的爭論。然而，對不同結論的對比顯示出，它們更傾向於在一些細節問題上大做文章，卻不太牽涉主線上的內容；由此，通過緊跟主線，我們將會確保自己不劍走偏鋒。再者，只有它們才對我們重要；因為我們不同於自然學家，我們不是要找出各物種的連續秩序，而是要且只要確定出它們的進化方向。也並非所有的方向都對我們有意義：最吸引我們的是那條引向人類的道路。因此，我們在追隨條條道路之時，不能忘了我們的目的是要確定人類與動物王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在整體有機世界中動物王國所處的位置。
在開始第二點之前，我們得首先說說，動植物之間並無明顯特徵的區分。嘗試確定兩者區別的行為無一成功過。就某種程度而言，沒有什麼植物生命的特徵不出現在動物生命中，也沒有什麼動物生命的特徵不出現在植物世界的某個物種或瞬間。於是，那些沉醉於清晰概念的生物學家們自然而然地會把兩者之間的區別看成人為的。如果要像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那樣，必須為某物找出一個別的物種所不具備的靜態特徵，並以此來做界定的話，他們也許就是對的。在我們看來，適用於生命科學的界定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沒有哪個生命表象未包含其他生命表象的本質特徵，即便它尚處於潛在的初級狀態。不同之處就在於所在比例的高低。只要我們能夠證明這不是巧合，那這種比例的差別就能夠用來界定種群，而這種群在發展的過程中強化自己的特點。一句話來說，既只能用有無強化特徵的趨向，而非用是否擁有特徵的現象來界定種群。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只要重視趨向而非狀態，我們就會在動植物之間找出精確的界定和區別，發現它們關聯於生命的兩條不同分支。
此二者的分歧首先體現在攝取營養方面。眾所周知，植物可以從空氣、水分和土壤中直接獲取生命所需的養料，尤其是碳和氮，是以礦物形式被吸收的。相反，動物必須通過植物，或其他把這些植物直接或間接攝入體內的動物，才能獲取營養。所以說到底還是植物養活了動物。事實上，這條法則在植物世界裡也不是完全通用。我們毫不猶豫地將茅膏菜、捕蠅草、捕蟲堇等食蟲植物歸入了植物的範疇。另一方面，盤踞在植物世界裡的真菌卻活得像種動物：無論是靠發酵、腐生還是寄生，它們都是靠已經形成的器官組織來獲取營養。由此可見，具體情況終須具體的分析，我們無法通過獲取營養的區別來做一個靜態的界定，一刀劃清動物和植物的界限。但它們之間的不同卻可以為二者的動態界定提供一個起點，當中標註出了動植物各自發展的道路。有個顯著的事實，真菌安身於世界各地，數量之多難以想像，但它們卻不能夠進化。它們的有機形式並不高於組織，而在偏高等級的植物中，這種組織是在子房的胚囊中形成的，且先於新個體胚芽的發育。它們可以被稱為植物世界中的流產兒。它們的各種類仿佛只是一連串的死路，似乎放棄了植物的營養攝入方式的它們都被帶入了植物進化大道上的一個停頓點。而茅膏菜、捕蠅草和捕蟲堇以及通常的食蟲植物則和其他植物一樣，從根部吸收營養；同樣，它們也用自己綠色的部分去固定大氣碳酸中的碳元素。它們的獵捕、吞噬和消化昆蟲的能力多半都是因後來的一些極端情況才發展出來的，例如土地無法提供足夠的營養。那總的來說，只要我們不過於在意特徵的表象而把注意力放在它們的發展趨向上，只要我們把讓進化持續前進的趨向視作本質趨向的話，我們就可以說植物與動物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可以把從空氣、大地和水中直接得來的礦物元素轉化為有機物。但如今我們遇上了另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區別，不過它和以上的內容並無聯繫。
動物無法直接攝入隨處可見的碳和氮，它們必須搜尋包含這些元素的植物，要麼就是那些已經從植物中獲得了這些元素的動物。於是，動物不得不動。從在水滴里靠扇動假足搜捕有機物的阿米巴原蟲，到具有搜尋獵物的感知器官和運動器官，以及協調感覺和運動的神經系統的高級動物，動物的生命在整體上看是以它們在空間中的運動為特徵的。其最基本的形式為一小堆頂多裹著一層類蛋白膜的原生質，這層膜讓它們得以自由地改變形狀和運動。相反的是，植物細胞被包裹在一層纖維素薄膜中，這讓它們不能移動。而且，在植物世界中，從最底層到最高層的個體都在強化這同一個習性，它們不需要移動，只需要從周圍的空氣、水和土壤中直接攝入礦物元素就行。現實中其實也有會動的植物。達爾文在一本著作中展示了攀援植物的運動。同時他還對一些食蟲植物——諸如茅膏菜和捕蠅草——捕食獵物的才能進行了研究。金合歡是種敏感的植物，它的葉片運動眾所周知。不僅如此，從植物葉鞘內的原生質循環，我們也能見證出其與動物原生質之間的聯繫。同時，在很多動物物種（通常都是寄生蟲）中，有能觀察到類似植物才有的固定現象。這裡，再一次，我們不能就固定或移動這兩個特徵來區分站在面前的東西是動物還是植物。但在動物界中，固定通常看上去都像是該物種陷入了一種麻木狀態，不願在往特定的方向進化下去；寄生蟲就是這樣，它的特徵極似植物的特徵。另一方面，植物的運動方式既沒有動物那樣的頻繁也沒有動物那麼多的花樣。通常來講，它們僅僅演變自身的一部分，幾乎從來不會延伸到整個身體。偶爾有些例外，植物會表現出一種主動性，似乎是一種沉睡許久的活力意外甦醒了。簡而言之，雖然無論移動還是固定都既存於植物又存於動物的世界，但顯然前者更趨於固定，而後者更趨於移動。這兩種相互對立的趨向清晰地指出了兩條進化道路，而這兩條道路足以界定何為植物何為動物。然而，再一次，固定和移動不過是一些更深層次趨向的外在表現而已。
移動和感知之間存在著一個顯而易見的關聯。毫無疑問，高級有機物的感知力似乎綁定在某種理智機制上。神經系統越是發達，它對運動能做出的選擇就更為豐富和精確；同樣，與之相伴的感知力也更為清晰。但是，無論是這種運動，還是這個選擇，還是因此而來的感知力，都不是神經系統出現的必要條件；後者只會成型於一些特定的方向上，分散於大量的有機物質之中，然後進入更高的強度等級，進入一種初級而模糊的活動中。我們越是觀察低等的動物，越能發現它們的神經系統更趨於簡單，與此同時，各物種之間的差異也隨之增大，直至神經元素完全消失於分化程度較低的有機物中。然而，器官之間也是如此，組織結構也是如此；如果因為一隻動物沒有大腦就宣稱其不具備感知力，其荒唐程度不亞於因為它沒有胃而宣稱其不能攝入營養。事實上，正如其他系統，神經系統也產生於勞動分工。它並沒有什麼新創的功能，只是通過給予它反射和自主的雙重形式，把強度和精確度帶入了更高的等級。為了完成一次真正的反射運動，它需要一整套存在於脊髓或骨髓中的機制。為了在數條已確定的活動線路中做出自由的選擇，它需要各種大腦中樞——這是一個交叉口，各岔路的起點皆位於此——通往各種形式不同卻又同樣精確的運動機制。但在神經元素所不及，尚未聚合成一個系統的地方，反射和自主會以一種類似分裂的方式形成某個東西，而這東西既不具備前者的機械精確也不具備後者的智能游移。但它是一種尚未確定的反應，且也極為少量地參與了這兩項行為，因此也具備模糊的感知力。這就是說，最低級的有機物，其感知力與其自由移動的能力成正比。在與運動的關係中，感知力是因還是果呢？某種意義上它是因，因為它指導著移動。但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它又是果，因為是它在維持動力活動，而且，一旦活動消失，感知力就會消亡，至少都會陷入沉睡。很久以前，諸如根頭蟲之類的甲殼動物必定曾有過分化程度更高的結構，固定和寄生隨著退化出現，神經系統幾乎完全消失。那麼，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只有把所有的感知活動都定位於神經中樞上，有機物才可以進化。我們還能得知，這種動物的感知力甚至比分化程度更低、壓根兒就沒有神經中樞卻又保有移動能力的有機物還要脆弱。
那麼，那些紮根在地上，就地取食的植物，又是如何在感知活動的方向上發展的呢？那些包裹著原生質的纖維薄膜可不僅僅只讓這些最簡單的植物不能移動，還能在某種程度上讓它免受作用於動物敏感神經上的、使之免於睡覺的外界刺激。由此，植物沒有感知。然而，又一次，我們不得不注意一些根本上的分歧。「無感知」和「感知」並不是能被機械地各自粘貼於植物細胞或動物細胞上的標籤。當感知力沉睡退化為喪失移動力的寄生蟲體內時，它也可以甦醒在獲得了自由移動能力的植物中，此時它的甦醒程度與這種植物所獲取的自由度一致。不過，感知和無感知仍然標註出了此二者所發展的方向，基於這樣的看法，欲尋找感知動物的最佳樣本，我們必須上升至該類物種的最高形式；欲尋找感知植物的可能案例，我們必須儘可能下降至植物類的最低層次——例如藻類的遊動孢子，更普遍一點，下降至那些尚游離於動植物之間的單細胞有機物。就此立場、就此範圍，我們應該以敏感神經和覺醒後的感知力來界定動物，以無敏感神經和沉睡的感知力來界定植物。
總的來說，植物從礦物質里直接製造有機物；有了這種能力，它得以免於運動和感覺。而動物呢，不得不四處覓食，於是走上了運動行為的發展路線，所以擁有了越發清晰、豐富的感知力。
現在，我們似乎發現動植物細胞擁有一個共同的根源，而最初的生命有機物是游離於動植物之間，同時擁有兩者特徵的。的確，我們方才看過了此二者的特徵進化趨向，雖然有所區別，但又相互依存，同時出現在動植物兩者之中，唯一不同的就是所占比例。通常情況下，這兩種趨向之一會覆蓋或摧毀另外一個，但在個別環境中那被壓抑著的趨向將會重返舞台，奪回自己失去的位置。植物細胞的移動力和感知力並非不可喚醒，在條件允許或不得不覺醒時，它們將會煥發生機。另一方面，動物的進化一直以來都在被潛藏於它的植物趨向拖著後退，所以曲折、停滯甚至倒退。無論怎樣充分，無論動物的特徵呈現出怎樣的活力，麻木和無感知一直在靜待著時機。動物完全是靠疲憊的努力才保有這種特性，在它們進化的道路上，充斥著無數缺陷和衰敗的實例，而這通常都與寄生習性相關；它們就是無數變道植物生命的樣本。由此，所有證據都承載著一個共同的觀點，即動植物同根同源，它們的祖先結合了這兩種趨向最本初的狀態。
但這兩種在最初階段共生的趨向一旦發展起來便不可同存了。於是有了擁有固定力和無感知力的植物，有了擁有移動力和感知力的動物。在解釋這種分化的時候，並無涉及神秘力量的必要。只需一點便足夠，生命會自然地傾向於對自己更為便利的方式，只是植物和動物各自選擇了兩種不同的對自己便利的方式，來獲取碳和氮而已。植物不間斷且機械地從不停提供此類元素的環境中攝取它們；動物在感知力的指導下，通過間斷的行動和瞬間的行為，在已經固定了此類物質的有機物上尋找它們。它們各自付出著自己的努力，換句話說，各自享受著自己的閒暇。也正是因此，我們才會懷疑自己能否在植物身上找到神經系統——無論形式多麼原始。我們相信，它與動物持有的指導性意識是相對應的，是當它在用光將碳酸中的碳從氧中分離出來的時候，轉化太陽輻射的能力。而它與動物持有的感覺能力相對應的則是它的葉綠素對光的易感性。現在可以看出，一套神經系統首先得是一個能協調感覺和意願的機制，而植物真正的「神經系統」似乎是一個能協調易感性和葉綠素光合作用的獨特機制——或者換個詞來說，獨特的化學過程：由此可見，植物並不具備神經系統，在植物身上，這種給予動物神經及神經中樞的衝動肯定已經完結了，取而代之的是進行光合作用的能力。[就植物而言，在某些情況下，潛伏於它們身上的積極活動能力會得以恢復，動物也是一樣，在一些特殊環境下，它們也可以把自己轉化為植物的生命形式，然後自行發展出等同於光合作用的功能。事實上，瑪利亞·馮·林頓的最新實驗表明，一些鱗翅目的蝶蛹和幼蟲能在光的作用下固定大氣碳酸中的碳元素。［詳見瑪利亞·馮·林頓的《鱗翅目昆蟲對碳酸的攝入》（L』Assimilation de l』acide carbonique par les chrysalides de Lépidoptères）］]
對有機世界的初步窺探讓我們得以更精準地把握是何物將這二者聯合，又是何物將它倆分離的。
正如我們在前一章中講到的那樣，假設在生命的源頭存在著一種努力，它朝物質存在的必然性灌輸了極為大量的不確定性。這種努力不可能帶來能量的創造，或者，就算它能，但那新能量的大小也不是我們靠感官和儀器能夠測量出來、靠經驗和科學能夠推算出來的。那麼，這個努力所能做的，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開發已然存在的能量。現在，它發現只有一種方式可以辦到這一點，那就是緊抓潛藏在物質當中的那些慢慢積累起來的能量。這樣一來，它可以在任何需要行動的時候，只需牽一髮，便可動全身。這種努力本身只會占據已被釋放出來的能量。然而釋放的過程，雖然總是等於或小於任何可被測算的量，但會隨著重量越大、高度越高而越為有效——換句話說，可支配的潛在能量積累的越多，它就越為有效。現實情況中，我們星球表面最主要的能量來源就是太陽。而問題就在這裡：從太陽那裡獲得它不斷輸出，卻又部分懸留於地球表面的可用能量，然後將其適當地儲存起來，留給需要的時候，用在需要的地方，朝著需要的方向。構成動物的食物的物質就是這樣的能量庫。它們由非常複雜的、蘊含著潛在化學能的分子構成，就像炸藥，只需一點火花就能把能量釋放出來。那麼，很有可能生命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同時擁有這個炸藥和它所需要的爆炸能力。這麼說來，這些直接貯存了太陽輻射能量的有機物，在自由的空間運動中又將其釋放了出來。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假設，第一批生物在不停地積累太陽能量的同時，也在運動中以間斷且爆發的方式釋放能量。也許，就算是在當下，那些帶有葉綠素的纖毛蟲——例如眼蟲藻屬——仍然呈現出了這種原始的生命趨向，雖然形式低劣，不可進化。動植物之間的發展分歧是否可被歸結為對這個過程中兩條岔路之一的遺忘？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是不是因為生命在這顆星球上所遇見的物質的根本屬性拒絕了讓共存於一個有機物身上的這兩個趨向都能擁有長遠的發展？可以確定的是，植物主要趨向於第一種，動物主要趨向於第二種。但如果自然在一開始製造這些炸藥的目的就是為了爆炸，那麼動物——而非植物——的進化就在全局上成為了生命的根本方向。
動植物之間的「融洽」，它們各自扮演的互補角色，可能正歸結於在最初之時合二為一的那個趨向在它們身上都得到了發展。這種單一的原始趨向越是發展，越是難以在一個生物體內統一這兩種原本相互交融的特質。由此分道揚鑣，踏上了兩條不同的進化之路；由此出現了在某些方面對立或互補的兩種特徵，而無論是對立還是互補，它們永遠維繫著一種共生的關係。當動物順著不無曲折的道路，面朝一種在需要之時能越發被自由消費的能量進化之時，植物卻選擇了紮根原地，靜靜地積攢能量。我們不打算過於糾結這第二點。需要說明的是，在一個類似於動植物劃分的新劃分中，植物必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最原始的植物細胞不得不獨自固定碳和氮，但就在擁有超強氮固定功能的微生植物出現之後，它幾乎就可完全放棄這個功能，甚至在碳固定的功能上提升幾個層次。固定空氣中氮元素的微生物，以及那些將氨化合物轉化為氮化合物，再轉化成硝酸鹽的微生物，在最原始趨向的分裂中，它把整個植物世界內部的關係也分化成了植物相對動物那樣的關係。如果能為這些微生植物建立一個特殊的王國，那就可以說，在這片領域內的微生動物及植物中，我們可以看見所有在最初被包含於一種相互關聯狀態的生命的分解，它源自生命在這個星球上找到的可支配的物質。那麼，說這是一種「勞動分工」是否比較恰當？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這四個字並不是進化的真實概念。存在勞動分工的地方，必然存在聯合且聚合的努力。然而，我們所說的進化從來都是以分散而非聯合的形式獲得成功。它從不走向聚合，反而走向分叉的努力。在我們看來，那些存於特定事物之間的互補而融洽的關係，並非是在進化過程中因對適應環境的需求而產生的；相反，它只在一開始的時候才是最完整的。它始於原始的一致性，始於進化過程的事實——最初的時候，它們相互依存，完美互補——像一捆線束被分散開來，對應著它們的同步發展。
然後，那些被歸入分裂趨向的元素其重要性也各不相同，換句話說，它們的進化能力各不相同。可以說，我們方才在有機物的世界中區分出了三個不同的王國。第一個只包含尚處於初級階段的微生物，而動物和植物則朝著令人羨慕的命運飛去。事實上，這就是劃分趨向之後的普遍現象。在發展中的各種趨向當中，有的會無限延展下去，有的則或快或慢地走向各自的極限。後者並不直接來源於原始趨向，而是來自它的分支元素；它們是一些還將持續進化的真正基礎趨向所製造和遺留下來的殘餘物。現在，我們認為這些真正基礎的趨向承載著能夠將其識別的標誌。
這標誌就像一個仍可看見的軌跡，標註出了代表基本方向的原始趨向中所蘊含的東西。一個趨向之中的元素並不是緊挨在一起的相互排斥的物體，它們更像是精神狀態，雖然開始的時候總是孤零零的，但它們中的個體總會相互分享，於是最終它會包含它的主體的全部特質。沒有什麼是真正的生命表象。相反的，當我們在進化的一條線路上看見了本應發展於其他線路上的潛伏於原始記憶中的能力（recollection），我們就必須指出在我們面前的是從同一個原始趨向中分離出來的元素。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植物和動物展現出的是生命發展的兩條主要分支。雖然植物因固定和無感知而被區分於動物之外，但移動力和感知力卻仍然沉睡於它體內，作為原始記憶的能力，隨時可能覺醒。但是，除了這些通常都處於沉睡狀態中的能力，還有一些其他活動中的，並不阻礙基本趨向本身發展的能力。我們可以制定這麼一個法則：當一個趨向在它發展的道路上出現分歧的時候，每一個由此產生的細分趨向將會盡力去保留並發展原始趨向中的每一個與它現在的細分工作不相衝突的特質。這非常精確地解釋了我們在上一章中探討的問題，換言之，即在各自獨立的進化線路上出現了相同的複雜機制。這種存在於動植物之間的深層次的相似也許並不存在其他的原因：生殖繁衍也許只對植物而言才是奢侈行為，對動物來說它可是必要行為，而將植物推到這一步的衝動肯定正是將動物推到這一步的衝動，這種最本初的原始衝動要先於這兩個物種的分化。可以說，植物朝著複雜化發展的趨向也是一樣。這種趨向是動物世界的根本，一直受到對越發廣泛越發見效行為的需求的困擾。而對處於固定性與無感知的植物來說，它們呈現出這種趨向的唯一原因就是在最初承受了同樣的衝動。最近的研究顯示，當「突變」來臨之時，植物所進行的改變是隨機的；但我們相信，動物必定是在一條確定性高得多的線路上進化的。然而，我們不會在生命的原始雙線條問題上做深入的探討。讓我們走進動物的進化歷程吧，這才是我們更關心的東西。
我們說過，構成動物性的能力可以利用一種釋放機制來將儘可能多地貯存起來的潛在能量轉化為「爆炸」行為。最初的時候這種爆炸是偶然的，並沒有預先確定好的方向。阿米巴原蟲就是同時朝所有方向伸出它的假足。但是，隨著我們在動物界的發展，可以看出身體形式其本身指明了一些非常明確的方向，而能量就是順著它們傳輸的。大量神經元素將這些方向標註了出來。現在，神經元素逐漸從尚未分化的有機組織中顯現了出來。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神經元素出現的時候，在它及它的附屬物里，就已經擁有了能夠將逐漸積累起來的能量突然釋放的機制。毫無疑問，任何一個活體細胞都在一刻不停地釋放著能量，以維持生理的平衡。而從一開始就陷於麻木的植物細胞，則全神貫注地從事起了這種維持工作，似乎它把這種在最初只是方法之一的手段一路堅持了下來。然而，在動物里，所有一切都指向了運動，這意味著一切都指向東奔西走的利用能量。是的，每一個動物細胞都會在維持生命的時候釋放出足夠分量——通常是全部——的能量；但作為整體的有機物會試圖去吸引儘可能多的能量，讓其進入動力運動生效的部位。所以，在有神經系統以及與之互補的感覺器官和動力儲存器的地方，事情就應這樣，即身體的其他部位仿佛是在為它們做準備，並在需要的時刻把能量傳遞給它們，迫使它們以某種形式爆炸出來（這是它的根本功能）。
實際上，在高等動物之間扮演食物角色的東西是極端複雜的。它首先要為器官提供修復功能，然後提供動物所必需的熱量，讓其能在外界溫度變化的時候，儘可能獨立地釋放它們。因此，是它維持並支撐著有機物，神經系統就存於後者當中，神經元素也必須靠其存活。而一旦有機物不再向神經元素——尤其是它們掌控下的肌肉——傳輸它們所要釋放的某種能量，那它們就完全無法存活。甚至可以這麼推測，總的來說，這就是食物的根本及最終的目的。這並不意味著食物的絕大部分被用到了這個作用里。也許要花費大量的支出才能確保精力恢復，在扣除收集能量時的耗費之後，它將會消耗完的總量也許非常之小：這個總量依然是精力以及為了恢復精力而消耗能量的原因。所以動物需要的是食物中的能量。
似乎有許多事實指出，神經及肌肉元素與其他有機部分處於這樣一個關係當中。先看看在各生命體中，不同元素之間的營養物質分布。這些物質能分為兩類，一類是四價的，也稱類蛋白，另一類是三價的，包括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類蛋白具有很好的可塑性，註定會被用作組織修復——然後，歸功於它們所含的碳，它們偶爾還能提供能量。但供給能量的功能在第二類營養物質中有著更為獨特的發展：它們並不是構成細胞的一部分，而是直接置於細胞當中；它們以潛在化學能的形式運輸能量，並把它們直接轉化成運動或熱能。簡而言之，類蛋白的首要功能就是修復機體，而另一類則是提供能量。自然地，類蛋白並無其他什麼特別使命，因為機體的任意部位都需要維護。但其他物質並非如此。碳水化合物的分布極為不均，但對我們而言，這種分布上的不均勻具有最高級的啟發意義。
以葡萄糖作為傳輸形式，以血液作為傳輸媒介，這些物質化作肝糖原存在於構成組織的各類細胞中。我們知道，肝臟的一個主要功能便是將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而辦到這一點的就是肝細胞中的肝糖原。那麼，在這葡萄糖循環和肝糖原積累中，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發現，有機物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向肌肉元素和神經組織提供潛在的能量。有機物以兩個不同的方式運作，結果都殊途同歸。第一個方式中，它將儲備好的大量能量提供給了肌肉細胞：相比其他組織，肌肉中蘊含的糖原總量是非常之多的。相反，在神經組織里，儲量則非常小（神經系統的功能僅為釋放儲備在肌肉中的潛在能量，它從不在同一時刻去做過多的事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儲備會在被釋放出去的時候由血液補充回來，以此保證神經能夠立刻重獲潛能。所以我們說肌肉和神經組織都是很幸運的，前者貯存著大量的能量，後者總會在需求之時獲得其意願範圍內的補充。
說得更具體一些，這種潛在的能量是來自需要肝糖原的「知覺—動力」系統，就像是有機物的其餘部分僅僅是為了給神經系統以及它控制下的肌肉輸送能量一樣。是的，當我們把神經系統乃至「知覺-動力」系統所扮演的角色視作有機生命的調節器時，很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在神經系統與身體其他部分交流的這種良好職能之中，它是否真的就是身體所服侍的主人呢？可一旦我們能考慮到潛在能量——哪怕僅在靜止的狀態下——在組織中的分配，我們就會偏向這樣的假說；而一旦我們想到了能量釋放和貯存的條件，我們就將完全認同這一種說法。假設「知覺-動力」系統和其他系統一樣，同屬一個等級，存在於整個有機物當中的它會靜待潛在化學能的超標，否則不會執行任何的運作。相當於說，正是肝糖原的產物在調節神經和肌肉的消耗。相反，如果「感覺-運動」系統真是主人，那它運作的持續時間和覆蓋範圍將會——至少在一定範圍內——獨立於它所保有的肝糖原儲備，甚至獨立於整個有機物所保有的肝糖原儲備。它將運作起來，同時其他組織會儘可能地為其提供潛在的能量。這恰好就是事實的樣子，正如莫拉特和都佛的實驗所顯示的那樣[詳見1892年《生理學檔案》（Archives de physiologie）。]。肝糖原的功能依賴於控制它的敏感神經，而敏感神經的運作又從屬於某物對運動肌的刺激——這麼說來，肌肉在不計成本的運動中消耗掉了糖原，也耗盡了血液里的葡萄糖，最後讓不得不朝耗盡糖原的血液中補充儲備糖原的肝臟開始生產新的糖原。如此一看，一切都是從「知覺-動力」系統開始；一切都匯聚於這個系統；而我們也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有機物的其餘部分都是在為這個系統服務。
我們再來思考一下長期絕食會帶來的後果。在那些被餓死的動物中值得我們去注意的是，雖然它們的大腦幾乎完好，但身體的其他器官卻多多少少地減重了，同時細胞也承受了深度的異變[德·馬納塞涅，《完全失眠症影響的實驗觀察》，［出自《生物學檔案》（Arch. Ital. debiologie）1894年第21卷322頁起。最近，在一個因絕食35天而死於營養不良的人身上做了類似的觀察。可在1898年的《年度生物學》第338頁塔拉克維奇和斯查尼的論文摘要上查閱該案例的詳情］。]。這看上去似乎是身體的其他組織曾竭盡所能地維持神經系統的完好，僅把自身當作全神經系統的一種手段。
總結一下：長話短說，只要我們同意依據「知覺-動力」系統去理解大腦—脊髓神經系統以及在它其中的知覺器官和它所掌控的肌肉組織，我們就可以說，高級有機物於本質上就是在消化、呼吸、循環、分泌（諸如此類）系統上加裝了一套「知覺-動力」系統；上述的幾種系統其功能在於修復、清潔和保護後者，創造出持久的內在能量，以轉化為動力運動[居維葉曾說：「實際上，神經系統就是動物的全部；其他系統僅僅是為其服務。」［摘自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Arch. du Museum d』histoire naturelle），1812年，第73-84頁］。當然，必須對這個公式加以大量的限制——例如，允許包含神經系統在內的降級和退化現象的存在。不僅這樣，神經系統必須既包括知覺器官又包括運動器官，它在其中扮演調節器的角色。詳情請見Cf.福斯特在1885年於愛丁堡為《大英百科全書》編寫的「生物學」詞條。]。的確，越是完善的神經系統，就越是需要能夠維持它發展的各種功能，最後其自身也越發精準。鑒於神經活動來自快要將其淹沒的原生質群，它不得不在它周圍聚集各類可以支持它的活動。它們的發展必須基於其他活動，這再一次依賴到了其他活動，並無限地以此類推。有機物就是在如此錯綜複雜的運轉中越發高級，一路通往無限。對這些有機物中的某一個進行研究，讓我們覺得自己是在兜著同一個圈子，因為一切仿佛都陷入了一個死循環。但這圓圈必定有一個中心，這中心正是延展在知覺器官和動力組織之間的神經元素的系統。
我們在這裡就不過多探討這一點了，因為它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已經有過深入且詳盡的說明。我們只需回想一下，神經系統的發展受到了可供生命選擇的兩個方向的影響，前者既對運動更加精準的適應，後者則是更大的自由程度。乍一看這兩個趨向相互對立，實際上它們也的確這樣；然而，一條哪怕處於最低級形式的神經鏈也能成功地將此二者協調起來。另一方面，它標註出了一條介於外圍各點——知覺和動力——之間的清晰路線。由此，它將一個原本散漫在原生質群中的活動匯聚成型。但是，在另一方面，組成它的元素有可能是斷斷續續的；無論怎麼說，就算它們交雜在一起，都會呈現出功能性上的不連續，因為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會在一個類似交叉路口的地方終止，讓神經流得以選擇它的方向。從最卑微的無核原蟲，到鬼斧神工的昆蟲，再到最具智能的脊椎動物，這個進程最主要體現出的就是神經系統的進程，它會在每一個階段連接起這個進程所需的一切新型機理構造和複雜機制。正如我們在本書開始時預示的那樣，生命為物質注入了某種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例如不可預見性——是生命在進化的道路上創造出來的形式。同樣，不確定性越多，自由度就越高，這些形式成為了活動的載體。在一套神經系統中，神經元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首尾相連，在它們的各個末端會有各式各樣的岔路，這些岔路自身會呈現出各式各樣的問題，故神經系統就是不確定性的大雜燴。我們相信，耗費在創造這類器官上的生命衝動的主要能量，只需一瞥有機世界便可被輕易發現。只是，對生命衝動本身做出一些解釋還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絕不能忘記，貫穿整個有機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它總是尋找機會超越自己，且在執行任務的時候老是力不從心。激進派目的論的錯誤和幼稚正是由於對這一點的錯誤解讀。它將整個生命世界的樣子表述為一個架構，一個類似於人類行為的架構。一切布局都是為了讓機械的功能達到理想狀態。每一個物種，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扮演的角色、所處的地位；然後萬物合一，走進一場音樂會，表面上的不妥之音其實是為了發出最深刻的和聲。簡而言之，自由中發生的一切都如同人類只能所造就的一切，興許成就微不足道，但至少成果和付出的關係總是如此恰如其分。
但生命進化中從未有過此類的實例。耕耘和收穫不成正比。在有機物世界裡從下往上，我們的確是發現了一種偉大的努力；但往往英雄氣短，有時被反力量抵消，有時候誤入歧途，目的被形式蠱惑，實相被鏡像催眠。哪怕在它最完美的作品裡，它戰勝了外界的阻力，也戰勝了內在的自己，但這實則是得益於它所具備的物質實體。這一點，我們自身都能夠感覺。我們的自由，在運動中得到了證實，創造出了愈發增長的習慣，若無一種持續的努力能使其不斷進步，這種習慣便會被扼殺：讓它無懈可擊的是「無意識的行動」。思想之河道凍結了意識之川流。詞句和觀點，由此而敵對。
文字刺殺了靈魂。最狂熱的激情一旦具化為行動，自然就淪為對私利或虛榮的冰冷算計，它們極易披上其他的外衣，若我們不知道死者會在一定時間內保持生命的特徵，那我們將困惑不已，懷疑起自己的真誠，否定了愛和善良。
造成這不和諧的深層原因潛伏在已然無法彌補的節奏差別之中。生命普遍地自行變化著；生命的特殊表現形式被迫接受了這種變化，還總是慢它一拍。生命的移動永遠走在前面；它們想要用自己去標誌時間。普遍進化要走的並非一條大直道；每一個物種的進化都是迂迴前行。正如當風掠過時被捲起的沙塵，被生命颶風推動的生命也在圍繞自己旋轉。由此它們相對穩定、看似靜止，讓我們把它們視作東西而非進程，也忘記了它們那恆久不變的形式不過是一個進展的外在表象罷了。然而，當一切濃縮為稍縱即逝的影像時，承載生命的無形呼吸將在我們的眼前具象起來。有時，當我們身處母愛的某些表現中時，這種啟發突如而來，它攝人心扉，在動物中也是一樣，甚至當植物在關照自己的種子時也是這樣。這種蘊藏著生命奧義的愛也許能向我們傳遞生命的秘密。它向我們展示了生命的代代相承。它讓我們得以一窺，生命本身就是一條大道，生命本質則是傳送生命的進程。
普遍生命和其中表現形式之間的對立充滿了數不盡的相同特徵。也許能說，生命趨向的是最大程度的行動，然而每個物種卻更願付出最小程度的努力。考慮到其真正本質——即各物種之間的過渡，生命是一項不斷發展的行動。但被生命穿過的每一個物種都只會顧慮其自身的便利。這讓它們更傾向於只需付出極少勞動便可獲得的成果。它專注於將要採取的行動，從而陷入了局部的沉睡，忽略了生命的其餘部分。這麼說來，生命為創造新形勢而採取的行為，以及讓這種形式成型的行動，是兩種截然不同、往往對立的運動。前者緊隨後者，只是必須偏離其自己的方向，反之則無法繼續。就像一個正在跳過障礙的人，他必須把視線從障礙物上挪開且一直盯著自己。
就其定義而言，生命形式就是得以讓生命存活的形式。無論你對有機物適應環境是做何解釋，理由肯定是很充分的，因為反正這物種存活了下來。就這個角度來看，古生物學和動物學描述出的每一種傳承下來的物種都是生命造就的成果。然而，一旦我們將每一個物種都對應到進程——它將物種丟棄在半路，並未帶領它們通往早被設置好的目標——上時，我們得到的將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通常，這進程都偏離了航線；同樣普遍的是，它並沒有持續太久；原本的無垠大道變成了終點站。從這個全新的觀點去看，似乎失敗才是常態，成功反而是例外，而且總有瑕疵。我們將會看到，在動物轉變其目標的四個方向中，有兩條是死胡同，而另外兩條上的努力往往和成果不成比例。
資料文檔很難重現這一歷史的細節，但我們仍可勾勒出它的主線。我們已經說過，動物和植物肯定在很早以前就從共有的族系中分離了出來、植物陷入了靜止的沉睡；動物相反，覺醒程度越來越高，為了征服神經系統而不斷前行。也許，動物世界的努力創造出了擁有一定活動能力的簡單有機物，它們尚未定型的形狀能讓它們踏向無數不可知的未來。這些動物就類似於我們今天看到的蠕蟲，但也有一些區別：能與之進行對比的當代蠕蟲，只是擁有無限可塑性的空洞而固定的實例，孕育著未來的無限可能，是棘皮動物、軟體動物、節肢動物和脊椎動物的共同祖先。
在它們的前方埋伏著一個危險，這個障礙也許曾阻斷過動物生命的上升。一旦我們回收遠古時期的動物，就會忍不住被它們的一種特徵所震懾，它們似乎被囚禁在固態的套子裡，而這套子常常妨礙它們的運動，有時還讓運動功能完全喪失。相比當代，那時的軟體動物無一例外的長有外殼。節肢動物也普遍背著硬硬的甲殼，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屬於甲殼動物。更古老的魚類則被極為堅硬的骨質鱗片覆蓋[要查看這些不同的觀點，請參見高德伊的《古生物哲學論文》（Essai de paléontologie philosophique）中第14-16頁和第78-79頁]。要探尋這普遍事實的原因，我們必須深入一個趨向，那就是軟體有機物為了自我保護而努力使自己變得不容易被對方吃掉。每個物種都會在演變為該物種的路上選擇儘量簡單的方式。這就像一些原始的有機物，它們放棄了從無機礦物中生成有機物，轉而從植物身上攝取現成的物質，它們用這種方式踏上了動物生命的道路。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動物世界裡，許多動物都得依靠吃掉其他動物來維持生命。對動物來說——動物意味著可以動——它們可以利用其移動能力去搜捕那些防禦力較低的動物，像吃植物那樣吃掉它們。於是，能動的物種越多，被吃掉的風險就越高。由此，動物在通往越來越高級、越來越具移動力的道路上遭遇了一次突然的停滯。棘皮動物堅硬的鈣質皮膚、軟體動物的外殼、節肢動物的甲殼以及遠古魚類的骨質胸甲，可能都來源於動物物種的同一種努力：在敵對物種面前保護自己。然而，保護動物的胸甲卻降低了它們的移動力，有時還把它們固定在了原地。若說植物是以把自己裹進纖維薄膜的方式放棄了感知力，那動物就是因為把自己關在了一座堡壘或盔甲中而陷入了局部的沉睡。棘皮動物，甚至一些軟體動物至今都處於這種麻木狀態中。興許，節肢動物和脊椎動物也都隨時生活在它的陰影之中。然而，它們躲過了一劫，這種幸運的環境要歸功於高級生命形式的擴展。
事實上，在兩個方向中，我們都能看到生命運動的衝動在重獲主動權。魚類脫下堅硬的胸甲，換上了鱗片。而在更早之前，昆蟲就已經出現了，它們同樣丟棄了曾守衛著祖先的盔甲。更高的敏捷度成為了它們新的護身法寶，這讓它們既能逃離敵人的追捕，又能發動更為有效的進攻，還能選擇遭遇戰的地點和時間。在人類的武器發展史中，我們能找到相似的進程。最初的動機只是為了尋找掩護；接著，稍有進步了，人們開始追求更強的敏捷，以供逃跑；最重要的是學會進攻——進攻是最好的防守。於是，古希臘重甲步兵被古羅馬兵團取代；全副武裝的騎士不得不讓路給輕裝上陣的步兵；而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里，生命的進化道路都正如人類社會和個體命運的發展，最偉大的成功不外乎戰勝最嚴峻的風險。
那麼，移動力的增進顯然是為了動物的利益考慮。正如我們曾說的，普遍狀態下的對環境的適應，物種的任何演變都是為了其自身的獨特利益服務。這為變異給出了直接的原因，但通常這只是最表象的原因。而深層次的原因，正是把生命推入這個世界的衝動。是它讓生命演變出動物和植物，是它給予動物靈活機動的形式，是它在動物世界遭受麻木威脅的時候，確保——至少在某一個層面上——它們能喚醒自己，繼續前進。
在脊椎動物和節肢動物各自進化的兩條道路上，發展（排除因寄生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退化）最首要的部分就是「感知—動力」系統。它尋求著移動性和靈活性；同樣被尋求的還有運動的多樣性——經過多次實驗性的嘗試，且在最初的時候也並非沒有一條通往物質過剩和強大力量的趨向。但它卻是在諸多分叉的方向上進行著探尋。只需對節肢動物和脊椎動物的神經系統看上一眼，我們就能找到不同。節肢動物的身體由一系列或長或短的環節構成；這讓它們的機動能力被分配給了諸多——有時甚至數不勝數——附肢，它們中的每一節都擁有獨特的功能。而在脊椎動物身上，行動能力被濃縮到了僅僅兩附肢體上，且它們的實際功能並不嚴格受限於它們的外觀形式[關於這個課題，詳見紗勒的《個體論》（The Individual）中第118-125頁。紐約，1900年]。這種獨立性在人類身上體現得最為完整，我們的手可以用來從事任何工作。
這至少在我們眼中是這樣。但在我們所見的背後，也許還存有一些推論——兩股力量，存於生命內在，於一開始的時候相互交融，卻又註定了會在成長的旅途中分道揚鑣。
要定義這兩股力量，我們必須全面考慮節肢動物和脊椎動物的進化，它們分別標誌著各自的頂點。這個點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呢？這裡，幾何學意義的精確性會再次讓我們誤入歧途。我們不能通過簡單的標誌性符號去判斷同一條進化線路上的物種誰更高級。這兒有各式各樣的特徵，必須在各種特殊案例中進行對比和衡量，才能得知哪些是基本特徵、哪些是偶然特徵，以及它們要發展到何種程度才能夠被納入考慮範圍。
毫無疑問的，成果是判斷優勝的最普遍標準。就某個層面而言，這兩個詞語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在生物體的意識之中，成功必須有一種能夠在各種環境中生存發展，穿越無數困難和阻礙，然後占據儘可能多的廣闊天地的品質。一個敢於將整片大地都宣稱為自己領地的物種才是真正的領主，由此也是較高等級的物種。例如人類種族，它代表著脊椎動物進化的頂峰。在節肢動物中，昆蟲——尤其是膜翅目昆蟲——也是如此。有句話是這麼說的，人類是地上之主，螞蟻是地下之主。
另一方面，一些出現稍晚的物種大多是退化後的物種；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某種造成退化的特殊原因。按道理說，這些物種理應比之前更為高級，因為它本該站上進化中更高等級的舞台。如今人類應該算是脊椎動物中登台最晚的物種[雷勒·昆頓對該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食肉動物和反芻動物，以及部分鳥類都出現在人類之後［詳見昆頓的《有機界之海》（L'Eau de mer milieu organique）第435頁］。這裡我們可以說，雖然我們的普遍結論和昆頓先生的截然不同，但也並非就是完全矛盾；因為一旦進化真是我們所說的那樣，那脊椎動物肯定曾為了讓自己生存在最有利的活動環境下——實際上，生命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選擇了這個環境——而做出了努力]；而在昆蟲物種中，沒有誰比膜翅目昆蟲來得更晚——除非它屬於鱗翅目，這個物種多半是退化的產物，寄生在開花植物上。
那麼，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了相同的結論。節肢動物的進化在昆蟲——尤其是膜翅目——身上到達了頂點，而在脊椎動物處於相同地位的則是人類。那麼，由於昆蟲世界裡無孔不入的本能——它在膜翅目昆蟲中有著奇蹟般的發展，遠超過其他類型的昆蟲——我們可以認為，在排除指向植物生命形式的退化之後，動物世界的全部進化就發生在兩條相互對立的道路上，一條通往本能，另一條通往智能。
植物的麻木、本能和智能——在動植物共有的根本衝動中，這些元素是同步發展的，而在這個過程中——雖然無法預見其形式，但它們在其中被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它們隨著各自的成長而逐漸分離。一個始於亞里士多德，且已經嚴重扭曲了自然哲學的重大錯誤認為，在植物、本能和理性生命中存在的是同屬於一條趨向當中的三個相繼出現的發展等級，但實際上它們是隨著成長而分離的三個全然不同的方向。不是說它們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或者說通俗點：等級——而是說，它們根本就不是一個類型。
在這一點上多花點心思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已經看過植物和動物是怎樣相互獨立，又怎樣相輔相成的。現在我們必須展示的是，智能和本能也是既相對又相生的。但還是讓我們先解釋一下，我們是憑什麼去普遍判斷孰優孰劣的。現實中的它們根本就是不同的傢伙：它們並沒有相互傳承，我們也不能把它們劃入不同的等級。
正是因為在太初之時相互滲透的智能和本能保留了一些它們的共性。我們從未看見過存在於純粹的智能或本能。我們說過，潛伏在植物體內的感知力和移動力處的可被喚醒的休眠狀態；而動物則一直生活在墜入植物生命形式的陰影之中。這兩個趨向，從一開始就徹底地交融在了一起，之間從未有過完全的隔斷：它們無止境地相互縈繞在對方那裡。不同的只是所占據的比例。沒有哪種智能當中找不到本能的蹤影，更沒有哪種本能不被智能所圍繞。正是這個智能外套造成了諸多誤解。表面看去，本能多多少少有點智能的感覺，所以有人覺得本能和智能是一回事，它們之間的唯一差別就是複雜和完美程度，更直觀的是，其中之一相對另一個更具表現力。事實上，此二者相互依存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它們能夠互補，而它們得以互補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它們不同，本能中的本能反應能力剛好對應著智能中的智能思考能力。
我們一定要詳談這一點。它是最重要的一點。
讓我們在開場的時候先說一下，我們將要到達的彼岸將是世所不容的；因為我們要給本能中的本能反應和智能中的智能思考下定義，但所有具象的本能中都混進了智能，正如所有真實的智能中都滲入了本能。不僅如此，無論智能還是本能，都沒有把自身引入僵化的定義：它們是趨向，而非實物。同樣不能忘記的是，我們在這一章中認為智能和本能是被生命順著自身發展軌跡一路安插的表現。現在，生命通過一個有機物顯露出來，在我們的觀點中，這生命是要以某種特定的努力從物質世界中獲取某種特定的東西。如果我們感受到的是本能努力和智能努力之間的差異化，如果我們能看透這兩種模式在精神層面的活動，那毫無疑問其最顯著的區別就是兩種對待非活性物質的截然不同的手段。這種對它們相當狹隘的看法其實也有個好處，它為我們在區別二者的時候提供了客觀的依據。然而，它又只能給我們一個中間位置，普遍智能和普遍本能則圍著它上下搖擺。出於這個原因，讀者看見的將會像一個表格，其中，智能和本能的各種表象要比它們原本呈現出的樣子更為鮮明，而因為它們各自的不明確性和相互滲透性而存在於它們之間的過渡則被忽略了。我們沒必要在這非常朦朧的物質中力求清晰。讓兩者的表象更顯柔和，並修正圖標中幾何意義太強的東西——簡而言之，就是用生命的靈活去替代圖標的僵硬——總是能讓事後的工作更加簡單。
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的標誌時間究竟是哪一天呢？是第一批武器、第一批工具被打造出來的時期。布歇·德·佩特斯在奎格農-磨坊採石場的發現所引起的著名爭議，至今都沒有被人忘記。問題的關鍵在於，他發現的究竟是真正的短斧還是因意外而被破壞的打火石。我們假設就是短斧，那擺在我們眼前的就是出現的智能了，說具體一點就是人類智能，這一點無人懷疑。現在讓我們看看有關動物智能的趣事：除了很多被解釋成模仿一類的行為之外，對於它們的某些行為我們會毫不猶豫地稱其為智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製造意識的萌發，無論是它們自己製造了一件工具，還是為了達到目的而去使用人類的工具。猿和大象是智商僅次於人類的動物，它們有時可以使用人類製造的工具。位於它們之下很近位置的是能夠辨別人造物品的動物：例如狐狸，人類的陷阱在它眼中真的就是一個陷阱。不用說，具備邏輯推理能力的動物都具備智能；然而，把過往的經歷靈活運用在當下經歷方向上的推理，已經算得上是發明的第一步了。一旦這種意識具象成了某種「人」造的物件，那發明也就完成了。朝向這個成就的動物智能更像是朝向一種觀念。雖然在通常情況下，它並不能真正的造出並使用工具，但卻可以藉助自然賦予的本能所上演的極端變化而為此做好準備。而對於人類智能，我們尚未充分認識到它的機械發明能力從一開始就是它的基本特徵，直至今天，我們的社會生活也在圍繞人造品和工具運用，那灑滿進化之路的發明同時還標記著它的方向。要認識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因為我們花費了遠多於改變工具的時間來改變自己。我們個人乃至社會習慣的持續時間也遠超過讓這些習慣得以成形的環境的持續時間，所以一項發明的最終影響要真正為人們所注意，肯定是在它已經失去了新奇感之後。一個世紀以前發明的蒸汽引擎，到了今天才讓我們感受到它對我們的衝擊有多大。然而，它在工業界造成的革命卻徹徹底底地打破了原有的社會關係。新的想法不斷湧現、新的感受破繭成蝶。站在宏觀的角度，遠觀千年以來，那些過去時代的模糊輪廓、那些戰爭和革命，都顯得無足輕重，無論它們是否為人所銘記。然而，蒸汽機和與之一道出現的發明卻像歷史上的青銅和切削石器一樣，標註出了一個時代[保羅·拉貢曾著重強調過偉大發明對人類進化產生的重大影響［詳見其所著《科學史探查》（De Phistoire considérée science），重點在第168-247頁］]。如果我們能夠放下所有的傲慢，如果我們能夠嚴格把握歷史告訴的人類和智能那從未改變的特質，那當我們在界定自己物種的時候就不該說「智人」，而該說「製造人」。簡而言之，智能的最初特徵似乎就是一種能夠製造物品，尤其是用工具來進行製造的機制，也是一種能夠改變造物的能力。
那麼，一隻不具備智能的動物是否也能製造工具或機器呢？當然，只是它們的工具成為了使用者身體的一部分；而且，動物還擁有一種與這工具相關聯的使用本能。是的，我們不能因此而認為一切本能都包含於一個能夠使用天生機制的自然能力中。如此的定義並不是羅曼尼斯所說的「次級」本能；而不止一個「主要」本能並未包含在其中。但這個定義，正如我們暫時對智能的定義一樣，至少能確定各式各樣的本能在理想狀況下能夠企及的範圍。是的，我們常說絕大部分的本能都只是器官運作的延續或對器官運作的完成。本能活動從何而來？這自然的能力又將止於何方？我們不得而知。在幼蟲結繭、破繭成蝶的過程中，蛻變往往需要具備主動性的幼蟲做出適當的行為，在動物本能和生命材質的器官運作之間並無明顯的分界。我們也很樂意說，要麼是本能器官化了即將投入使用的材質，要麼就是器官化的進程緊隨在必須使用器官的本能之後。昆蟲最神奇的本能也就僅僅是將自己的特殊結構發展成運動：的確，社會生命在個體中進行了勞動分工，從而給不同的個體賦予了不同的本能，在不同的結構中我們也能夠看出相對應的區別：螞蟻、蜜蜂、黃蜂和一些偽脈翅目昆蟲的多態性眾所周知。由此，如果我們只考慮這類智能和本能均大獲全勝的案例，我們就會發現兩者之間的最根本的不同：本能最擅長的是對有機組織的運用甚至構建；智能最擅長的是對無機物件的製造和使用。
這兩種行為模式的優勢和劣勢都非常明顯。本能發掘出自身的可操作器具：這些能夠自我構建和修復的器具和所有自然的造物一樣，總有一套極端複雜的細節架構，卻又指向一個非常簡潔的使用功能，它會在受到需要的時候毫無困難地立即投入運作，其完美程度往往使人震撼。隨之而來的是，這種器具還保留著幾乎不能變更的結構，因為結構的改變會引發物種的改變。因此，本能必須特殊化，它並非什麼高深的東西，只是為了達到物種目標而對物種器具的利用。相反，由智能構造的器具則並非完美的器具。它需要花費努力，要操控它還挺麻煩。但由於它是用無機物製成，故可以隨意變換其形式，也可以服務於任何目的，將生物從不斷湧現的新困難中解放出來，並賜予它無限的力量。雖然它處理突髮狀況的能力不如自然器具，但隨著緊迫度的下降，它的優勢也越來越明顯。最重要的是，它是為製造它的生物量身定做的；因為它讓製造者獲得了一個新的功能，我們可以說它擴展了製造者的器官，它就是天然器官在人造品上的延生。對於每一個需要它去滿足的需求來說，它又創造出了新的需求；如此一來，它並沒有把動物封閉在一個只能無意識移動的圈子裡，而是為活動新開了一片廣闊天地，隨著它在其中越來越深入，它創造出的自由也越來越多。然而，智能相對本能的這種優勢只有在後期才能得以顯現，那時的智能已經把結構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不斷創造著極具建設性的器具。起初，人造器具和自然器具之間的優劣取得了很好的平衡，以至於很難預測究竟誰會把生命帶入一個更加宏偉的帝國。
我們可以推測，它們始於相互包容，最早的精神活動能在同一時刻包含兩者，如果我們回溯得足夠遙遠，就會發現一些比當今昆蟲本能更接近於智能的本能，以及一些比當今脊椎動物的智能更接近於本能的智能；在那個初級階段，智能和本能都還無法控制物質，淪為了物質的囚徒。如果生命內在的力量是一股無限之力，那很可能它會在同一時刻讓本能和智能在同一有機物上共同發展。但似乎一切都指出這力量是有限的，它在剛剛得以呈現之時就耗盡了自己。它很難在同一時刻深刻地走入不同的方向：它只能選擇其中一個。那麼，它面對著兩個能作用於物質世界的選擇：要麼直接創造出一個有機器具，要麼間接地通過有機部分——而非將其化作自然器具——去製作一個無機的物質工具。由此，智能和本能隨著各自的發展越發分離，卻又從未完全隔斷過。另一方面，昆蟲身上有一種優秀本能，正好閃耀著智能的微光，那就是它們對築巢地點、時間和材料的選擇：例如蜜蜂，個別情況下它們會在露天築巢，此時它們會發明一些全新而富於智能的蜂巢結構以適應新環境的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智能對本能的需求甚至超過了本能對智能的需求；要為天然物質塑形原本就關係到一種高等級的有機物——這等級之高是動物不可企及的——而這有機物本身就是基於本能發展來的。所以，當自然索性讓節肢動物朝本能方向發展的同時，我們在幾乎所有的脊椎動物身上都觀察到了智能的——與其說發展擴張，不如說——努力爭取。但構成脊椎動物精神行為基礎的仍是本能。不過，其上的智能仍隨時準備著取代本能。智能在組建器具上尚未取得成功；但至少它正努力地嘗試著，儘可能多地執行它試圖取代的本能的功能。智能的大獲全勝只發生在人類身上；人類的自然屬性難與敵人和饑寒抗衡，而這正好反襯出智能的成功。一旦我們努力去衡量它的意義，這不足之處便顯露出等同於史前文獻的價值；它是智能和本能最後的訣別。但毫無疑問的是，自然曾在這兩項精神行為模式——一個能確保立馬見效，另一個充滿風險，如果無法取得獨立那就成了勞神費力，而一旦取得成功就將擁有無限的可能——中搖擺不定；這裡，再一次印證了那句話：最大的回報需要面對最大的風險。由此看來，本能和智能是針對同一問題的兩套不同的適用方案。
因此，本能和智能產生了深刻的內部結構差異。在這兒，我們只討論與我們的研究相關的方面。可以這麼說：本能和智能相當於兩門截然不同的知識。但我們首先還是要解釋一下何為普遍語境下的意識。
曾有人問本能上的意識能達到何種程度。我們認為本能中的意識也分為大量的等級，互相之間差異極大；有時本能也多少具有意識，而另外一些時候本能又是無意識的。我們即將看到的是植物也具有本能，雖然這本能多半沒有感知能力。即便是動物，也難以具備不無意識——至少在其運動時——的複雜本能。但我們在這兒不得不指出一個不常被人察覺的區別，那就是在這兩種無意識之間，一個是意識缺席，一個是意識抵消。兩者都等於零，但一個零的表示的是壓根兒沒有，另一個零的表示的是正負相抵。一個向下墜落的石頭的無意識就是前者：石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往下掉。在本能無意識的極端案例中，本能的無意識是否也屬於這一類呢？當我們機械地做出習慣動作，當夢遊症患者自發地行動的時候，此刻的無意識多半是絕對的；但這完全是因為行為本身的執行壓過了它的表現。這些行為的執行和理念融為一體，使得意識無法立足於二者之間。表現被行為停止了。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一旦行為的完成受到阻礙，意識隨即就會出現。存在的意識被實現，然後填充表現的行為被抵消掉了。阻礙並沒有帶來什麼建設性的東西，它僅僅造成了一個空缺，把停下表現的行為給移除掉了。行為在帶來表現時的匱乏正是我們這裡所說的意識。
倘若我們更仔細地對其觀察，就會發現意識是環繞在可能行為或潛在行為周邊的光芒，而此類行為又圍繞生物做出實際的行動。它等同於猶豫或抉擇。在充滿各種同等的可能行為，卻又沒有發生任何實際行動的地方（例如尚未得出結果的沉思），意識將會強化。而在僅有一種可能行為的地方（例如夢遊症或更集廣義的自發性行為），意識就被弱化為零。一旦我們發現在一連串規則行為中，它的最後一個已經在第一個中得到了預示，那意識和知識就多少存在，另外，意識還會在遇到阻礙的時候從中閃現出來。從這個觀點來看，一個生物的意識也許該被視作潛在行為和實際行動之間的數值差異。它衡量出了表現和行動之間的間隔。
可以藉此而推論，智能往往會指向意識，而本能往往會指向無意識。因為，當被使用的器具是被自然有機化的，也是由自然物質結成的，且使用的結果也被包含於自然的意志之中，那所留下的選擇也就微乎其微了；表現中的固有意識因此相互抵消，無論何時它想要通過行為釋放自己，這種與表現相同的行為將構成它的抵消之力。在意識出現的地方，本能都不會像在影響它的障礙物中那樣發出光芒；正是本能的缺陷，這種存在於行為和目的之間的距離，成就了意識，於是這裡的意識就是一個意外。根本上講，意識強調的只是本能的起點，一整套自發運動就是從這個點上湧現而來。相反，缺陷正是智能的通常狀態。在困境中苦幹是智能的唯一本質。智能最初的功能就是製造非器官化的工具，因此就算面對著重重困難，它仍不得不選擇自己的工作地點和時間，以及用於製作的形式和材料。而且，它永遠不會完全地自我滿足，因為每滿足一個需求，新的需求就會誕生。簡而言之，當本能和智能都關係到知識的時候，本能中的知識是被執行和無意識的，智能中的知識則是被思考和有意識的。然而，與其說這是類型上的區別，不是說是程度上的區別。如果我們關心的僅僅是意識，那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我們根本看不出兩者的真正差別。
為了獲取根本上的差異，我們必須跳出照亮此二者的或明或亮的光線，直接走進兩個由本能和智能分別主導的具有深度差異的物體。
當一隻馬蠅在馬腿或馬肩上產卵的時候，它似乎知道它的幼蟲必須在馬胃中成長，也知道這匹馬會在舔自己的時候把幼蟲帶入消化道。而當一隻有毒的黃蜂叮向受害者的神經中樞，使其在不被殺死的前提下喪失移動力的時候，它就像一名熟練的昆蟲系外科醫生。但是，我們又該如何評論那種經常被人提到的小甲蟲，西塔里斯甲蟲呢？這種蟲子會把卵產在條蜂屬蜜蜂挖下的地道入口裡。它的幼蟲會在經歷漫長等待之後，趁雄蜂出門之後搭上它的身體，附著在它的身上，一直持續到「交配飛行」的時候，抓住機會從雄蜂身體轉移到雌蜂身體，靜待它產卵。接著，它跳上浸在蜂蜜中的蜂卵，把它作為食物，在幾天之內將其吃光，把卵殼作為外套，開始經歷它的第一次蛻變。浮於蜂蜜之上，它形成了器官，並把蜂蜜作為營養補給，成為了一隻甲蟲，一隻完美的昆蟲。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指出，西塔里斯甲蟲的幼蟲自出生開始就知道雄蜂會首先出現在洞口；同時還知道交配時的飛舞會讓它得到轉移至雌蜂身上的機會，而雌蜂又會把它帶到存放著能為蛻變提供養料的蜂蜜的地方；而在蛻變之前，它還可以吃條蜂卵，這除了能讓它在這段時間得到食物、爬到蜂蜜上層之外，還可以消滅掉來自卵里的競爭對手。所有這些，都在說明西塔里斯甲蟲仿佛知道它的幼蟲清楚這些一樣。這些知識——如果這裡存在知識——是不言而喻的。這知識並沒有向內反映在意識當中，而是向外反映在實際行為中。另外，這些昆蟲的習性還牽涉了一個概念，它針對於在特定時空點上的特定事物的存在或被產出，持有這種概念的昆蟲無須學習就已經懂得。
那麼，如果我們以相同的視角看待智能，我們會發現它同樣無須學習便可知道很多事情。但這兩個案例中的知識有那麼一點點不同。在這裡，我們必須小心，千萬要避開那些針對固有概念的古老哲學爭論。所以，我們僅將討論局限在各方都能認同的觀點上，即小孩能很快學會的東西，動物究其一生都無法習得；這麼看來，智能也和本能一樣同屬固有能力，所以它也是一種先天性能力。但是這種固有智能，雖然具備理解機制，卻並沒有一個直接理解的對象。新生兒初次找尋母親的乳頭，顯示出它對自己前所未見的東西具有一定的理解（毫無疑問，這是無意識的），我們認為，在這個案例中，它的先天知識具有一個特定的理解對象，所以這種知識屬於本能而非智能。所以智能並非某些客體的先天性知識。然而，如果智能無法自然而然地知道事情，那它也就沒什麼先天性了。那麼，被萬物忽視的智能能不能去理解萬物呢？除了物，還有關係。離智能相差甚遠的新生兒既不知道特定的物件也不理解任一物件的屬性；但在稍微長大一點之後，他就會聽到某個實物的名字，這讓他立即理解了這個稱謂所指代的意思，自然也就領會了名稱與實物之間的關係，相同的情況還包括由動詞表述的普遍關係，這種關係能夠迅速在腦中生成，就算說話時脫離它，人們也能夠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例如原始語言就根本沒有動詞。因此，智能生來就會利用各種關係，諸如相似關係、內外關係、因果關係等，所有包含主語、定語、謂語的短語全都潛藏著這樣的關係，無論這短語是被直接表述出來的還是在心裡理解到的。也許有人會問，智力是否具有針對這些特殊關係的先天知識呢？去判定它們是很多不可簡化的關係，亦或它們可以被歸納入更普遍的關係，這是邏輯學家的工作。但是，無論我們用什麼方法去分析思維，最後總會通往一個或多個大體範圍，而由於先天就能利用它們，所以意識占據了有關這些範圍的先天知識。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本能和智能中，無論是什麼先天知識，前者都基於物而後者都基於關係。
哲學家區分出了我們知識的物質和形式。物質是感知機制提供的處於基礎狀態的東西。形式是為了搭建出系統知識而建立在這些物質之間的所有關係。這種形式能否脫離物質稱為知識呢？假設這種知識不像我們擁有的習慣那樣被占據得如此穩固的話，那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所謂的習慣，與其說是狀態不如說是方向：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說它是注意力的一種天然指向。指導老師會教授分數的學生會在懂得分子和分母之前先畫出分數線；這麼一來，他便會得知這兩個東西存在某種普遍聯繫，哪怕他並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他知道了覆蓋物質的形式。在我們的體驗被植入的領域中，會在體驗出現之前發生同樣的事情。就讓我們使用約定俗成的詞彙，給智能和本能做出一個更為精確的界定吧：處於先天範疇的智能是針對形式的知識；本能則是對物質的知識。
從第二個觀點——即用知識而非行動——來看，存於生命中的固有力量再一次以一種有限動力的形象出現在了我們面前，其中交織著兩種不同甚至相反的認知模式。前者能利用自己的身體立馬搞定特定的客體。它會這麼說：「這個玩意兒還就是這個玩意兒」。後者並不專門針對某事；它僅是一種為不同客體、不同部分、不同特徵建立關係的自然能力——簡而言之，它是從前提推出結論、是用已知探索未知。它不認為「這就是」，而是說「如果這樣，那會怎樣」。由此，本能的知識可以用哲學家口中的「範疇」來進行展現，而智能的知識則必須用假設的方式來呈現。乍一看，在一開始的時候實用的還是前者。而一旦它的知識覆蓋了萬物，那它將永遠實用下去。但它卻只針對某種特定的客體，實際上，它只針對這客體的某一部分。但至少它熟知這一部分的知識；雖不會直接彰顯在外，但卻暗涌於已然完成的行動中。而智能剛好相反，它的天賦知識是外在而空白的；但它卻因此而得到了一門技藝，就是為那些即將對號入座的萬物搭建一個足以容納它們的框架。仿佛推動生命發展的那股有限之力，曾不得不在自然即天賦知識中對自己的限制方式做出選擇——一個是知識的延展，一個是知識的內涵。前者當中，知識被打包起來，裝得滿滿的，但隨即就會被指定到一個特定客體上；而在第二個情況下，它不再受到其客體的牽制，因為它原本就空空如也，成為了一個脫離物質的形式。這兩種趨向，從最初的水乳交融到最後不得不分道揚鑣。它們開始尋覓各自在世上的宿命，然後搖身一變成為了本能和智能。
如此一來，我們從知識而非行為的角度將這兩種相互對立的知識模式區分了出來。但知識和行為在這裡只是一種相同機制的兩個不同特徵。事實上，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第二個定義只是第一個定義的新說法。
說到頭，本能是使用天然器官工具的機制，它必須包含天賦知識（無論是潛在的還是無意識的），其中蘊含著相關器具和所針對客體的信息。所以我們說本能是對一個事物的天賦知識。而智能是構造非器官工具——即人造品——的機制。若有朝一日，大自然不再賜予生物適用的器官，那它很可能就會為了適應環境而發展出自己的「人造」工具。由此可見，智能的基礎功能就是在任何環境下化繁為簡，找到能解決問題的最佳答案。正是這樣，智能紮根在其所面對之環境和利用環境之方案之間的關係上。那麼，存於智能中的天賦就是建立關係的趨向，而這種趨向天生就包含了一些特定的最普遍關係，它能把每一種具體的智能行為切割成更加細分的關係。因此，在行為直指製造的地方，必定有基於關係的知識。然而，這種全然作為一種形式而存在的智能知識擁有一個本能的物質知識不敢仰望的優勢。正因這形式內部是一片空白，所以它可能挨個裝進任何它想要的東西，哪怕那些東西毫無作用。所以，形式知識不會受到「是否有用」的牽制，雖然截至目前它都是以其實用價值展露於世。具備智能的傢伙，內心都承載著超越其自然屬性的力量。
然而，它的自我超越程度並未達到它的期望，同樣，也沒有達到它自認為能夠達到的地步。智能的純形式特徵剝奪了它用以紮根最感興趣之物上的船錨。相反的是，擁有精妙實體的本能卻無法對它的客體做出進一步的把握；它不會思考。至此，我們走到了當下課題的關鍵節點。我們將要指出的本能和智能的區別，正是這一整段分析的底蘊所在。我們如此來說：有的事物可讓智能獨立探尋，但光靠它一個永無法找到。這些事物可由本能獨立找到；但它卻永不會將其探尋。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考慮到一些關於智能機制的初步細節。我們說過智能的作用就是建立關係。讓我們把這種關係的性質定義得更精確一些吧。就這一點上，只要智能被看做一種純粹的思辨機制，那我們要麼會過於模糊，要麼會過於隨意。於是我們要將範圍縮小到用於理解那些絕對、不可簡化、不可解事物的普遍框架中。這種理解力一定是和它的形式一道從天國墜入凡間，因為我們中的任何人天生就帶有它的面貌。當然，這種形式可以被定義，但也就僅此而已；我們無法追問它究竟為何會成為這般模樣。由此就可以說智能的作用從根本上就是統一的，它每一次運作的每一個目的都是在不同現象上搭建這個統一。但還是要先說一點，「統一」是個含糊不清的詞彙，它的意思遠不如「關係」甚至「思維」清晰，除此之外它也沒有表達更多。不僅如此，或許還有人問，相比統一，智能不更多是在分割嗎？最終，如果智能如其所願地進行著統一，或僅由於需要統一而尋覓著統一，那我們的所有知識就成為了針對意識——它與知識完全是兩碼事——的某些特殊需求的東西：若智能被塑造成不同的形狀，那知識也會隨之不同。智能不再依託於任何東西，而萬物卻都依賴於它；如此一來，把理解力抬得過高的我們，終結於把它賦予我們的知識置於過低的位置。當智能變得絕對，知識就成為了關係——相反，我們把人類智能對應到了行為的需要。設定好了行為，就可以推論出相關智能的形式。因此，這種形式既非不可簡化的，也非不可解的。而且，由於其不是獨立的，我們就不能說知識是基於其上，知識不再是智能的產物，而成為了現實的組成部分。
哲學家會回應說行為發生在秩序世界，這種秩序本身就是思維，而當我們用預先假設出的行為來解釋智能的時候，這個問題變得理所當然。其實，若我們本章的觀點是我們的最終觀點，那哲學家的說法就是正確的。而一旦這樣，我們就被斯賓塞的錯覺給愚弄了。斯賓塞相信智能是對物質普遍特徵帶給我們的印象的完整解釋：說的好像包含於物質的秩序不是智能本身一樣！我們將把這個問題放到下一章，當中就會闡述該問題所囊括的範圍，以及哲學史如何追溯智能和物質的真正起源的。目前，吸引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一種心理學秩序。我們正在追問的是，我們的智能在物質世界裡究竟占用了多少比例。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也無須對自己的哲學觀念做出選擇：我們完全可以站在常識的角度來看。
那麼，就讓我們從行為講起，並把智能的目標對準製造。這種製造完全是基於無機物質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算被用於製造的物質是有機物，它也把它當成無機物來使用，從來就不考慮其上的生命。而針對無機物本身的製造就只需處理一些固態物質；流體自然逃脫了被用於製造的命運。因此，如果智能的趨向就是製造，我們就有可能會發現，現實中的一切流體和生物中一切明顯的活物一道逃脫了被用於製造的命運。我們的智能，一旦逃離自然的掌控，便將無機固體作為其首要的客體。
在我們回顧智能作用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智能永不安於現狀，除非它正好在對無機物——說得更準確一點無機固體——產生作用。而物質世界的最普遍屬性是什麼呢？那便是延展：我們看到的是層層疊加的客體，而在客體內部又是層層疊加的部分。毫無疑問，這個觀點對我們很是實用，因為從我們之後的操作來看，要將每一個客體都視作可分開的部分然後隨意切割，得來的部分在我們眼中仍然是可以分割的，如此越分越細、無窮無盡。但就對於我們目前的操作來看，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暫時把手上的真正客體或已經從中解構出的真實元素看成許許多多的單位。這種按照我們的意願把物質不斷細分——愛怎麼分就怎麼分——的可能性其實已經包含在了我們所謂的物質延展的持續性上；但這種持續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僅僅是我們的一種能力，物質因這種能力而允許我們選擇一種非持續性的模式，這些非持續性正好可以從這些物質當中找到。實際上，那些以實相出現在我們眼前並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永遠都是那些曾被選中的非持續性模式，這完全是因為它掌控著我們的行為。所以說，非持續性是為它自己利益而考慮；它在其內部可以思考；通過我們意識的積極行動，我們由它形成了理念；而與此同時，智能持續性的表現則是消極的，若以真實實相的角度，它只能被視為潛在可能的東西。是智能的非持續性獨立形成了清晰理念。
另一方面，受我們作用的客體不用說都是移動的客體，但我們真要知道的重點是這些移動客體將要去往何方以及它們在當前道路上正處於何處。換言之，我們的首要興趣在於它們的行為方向或未來位置，而不是它們從這裡到那裡所經歷的過程，過程本就是運動自身。在我們的行為——這種被系統化的運動中，固存於意識中的是運動的終點或手段，它被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出來——一句話，就是它要實現的靜態計劃。只有當整體因途中的意外而前進、滯後、打斷時，那些在行為中正兒八經移動著的事物才會勾起我們的興趣。我們的智能從移動中脫身而出，因為移動無法為它帶來任何東西。若智能意味著純粹的理論，那它就應該發生在運動之中，因為運動即是真實本身，而靜態卻總是表象或相對。然而，智能卻意味著某些截然不同的東西。除非它想跟自己過不去，否則總是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它總是從靜態開始，就像這才是終極實相：當它試圖形成一個運動理念的時候，它是通過從各種靜態的糅合中構建出運動來辦到這一點的。若我們將這運動聯繫到恰當的目的之上，那此種操作便能輕易地證明出自己的正確；但它在思辨領域卻存在著不合理和危險性（它指向一個死胡同，帶來人為的哲學陷阱），這一點我們稍後再講。自然狀態下的智能簡直是在瞄準一個極為實用的結果。當它用糅合在一起的靜態取代運動的時候，它並沒有擺出一副要重構運動的樣子，哪怕它真這麼做了。它僅僅是以一種相對應的實踐來將其替換。哲學家錯就錯在這裡，他們把思考行動之源的方法引入了思辨領域。我們這一點放到更久之後再說。我們現在只需闡明一點，那就是我們的智能是憑藉其自然本性的特徵而被穩固性和不變性吸引的。智能只通過靜態性而形成一個清晰的理念。
那麼，製造存在於在物質中將一個客體切割成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種形式的獲得。我們總是選擇最為方便的物質；但是，為了將其選出——意思是說，為了在茫茫萬物中將其搜尋出來——我們必須（至少理論上是這樣）在各種物質身上嘗試造出該客體的形式。換句話說，一種針對於製造的智能，永不會止步於為事物塑形或將它視為最終結果，相反的是，它們會把視線放到所有物質上，並設想它們都能夠造出合適的形式。柏拉圖將優秀的辯論家比作技藝純熟的廚師，能根據自然標註出關節，在不傷及動物骨骼的前提下將其肢解。一種老是如此的智能看似還真是一種指向思辨的智能。但是行為——尤其是製造——需要相反的精神趨向：它讓我們將包括自然物在內的一切事物的實際形式都看做人為或暫時的；它讓我們的思維將那標註出其內在結構的外在線條從客體——哪怕是有機的生命——中移除；簡而言之，它是讓我們認為它的物質對它的形式毫不在意。由此，整個物質以一張巨大的布匹的模樣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可以根據需要將其裁剪，也可以根據喜好將其縫合。我順便說一下，正是因為這個能力，我們才敢斷言空間，這句話的意思是，一種同質化的空白媒介，既無限又能被無限細分，這讓它完全不在意被分割的方式。諸如此類的媒介永遠不會被觀察到；它只會被設想到。能夠被觀察到的，是被實體和其真實元素之間的界限上色、加固和分割後的延展。但當我們就這個物質來考慮自身能力——跟隨意願進行分解和重組的能力——之時，我們在一個同質化空間的形式中，於真實的延展之後，投放出了所有可能的分解和重組。這個空間於是首先成為了我們對事物的可能行為的計劃，雖然事物實際上具備一種自然趨向——我們之後再對其做出解釋——能進入到這樣一種框架中。這是由意識採取的角度。也許動物是一無所知，哪怕它們和我們一樣感受到了延展的事物。這個觀點把人類智能的趨向引向了製造。但我們現在可不能被這觀點束縛。這麼說就已足夠：依任何規律進行的分解或被重組進任何系統，此二者無限的力量為智能賦予特徵。
我們到這裡已經列舉出了人類智能的數個基礎特徵。但我們至今都還在對個體進行考量，尚未涉足社會生命。實際上，人就是生活在社會中的生物。如果人類智能當真針對的是製造，那我們就必須補充一點：這種智能肯定還關聯著其他的智能。設想出一種成員之間無須符號便可交流的社會是非常之難的。昆蟲社會也具備著某種意義上的語言，和人類一樣，這種語言能夠滿足公共生活的需要。唯有語言能讓協同行動實現。但螞蟻對協同行動的要求與人類對協同行動的要求根本就是兩碼事。昆蟲社會中往往存在多型現象，勞動角色的分配是天生使然，每一個個體都因其身體的結構而註定了它要行使的職能。任何情況下，這種社會都是基於本能的，因此，任何行為或製造都多多少少會受制於它的器官構造。比如螞蟻，確有一種語言，但構成它的符號數量極為有限，而當中的每一個，都自這個物種誕生以來就一直只針對一個特定的客體或行為：這些符號和它們所表達的意思緊密黏合在了一起。而相反，在人類社會中，無論製造還是行為都沒有一個固定的樣子，同時，每一個個體都必須學習那些東西，因為他沒有生來就長成那樣的身體結構。所以就需要一門語言，讓已經知道的人把信息傳遞給尚不知道的人。符號讓自己傳遞於不同客體之間的這種趨向是人類語言所獨有的。留心一下剛學會說話的小孩兒，你就能看出這一點。他會立即且自然而然地把他所學詞彙的意思擴展開來，利用那些純屬意外的聯繫或最為遙遠的類比把符號和客體拆分開來，轉移到其他任何你能想像到的東西上去。「這一切總能指代那一切」，這是小孩兒語言的潛規則。這個趨向錯誤地混淆於概括功能。動物自己就在概括；不僅如此，一個符號——哪怕是本能符號——總是在某種程度上表示著一個類別。但讓人類語言變得獨特的並非概括性而是移動性。本能的符號是固定的，智能的符號是移動的。
那麼，讓詞彙得以在各事物之間傳遞的移動性，同時還讓它們從事物擴展到了觀念。當然，語言從未將反射機制賦予給一個完全具象化且不可重置的智能。一個能夠反射的智力在最初的時候就擁有可供支配的額外能量，此外還具備特定而實用的努力。這是一種在概念上超越了自我的感知意識。但這種概念最終還要付諸實際。如果沒有語言，智能也許會一直被捆綁在那些它所感興趣的物質之上，如同身處夢遊之中，在忘我的狀態下被催眠似的工作。語言為智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那些生而可以在各事物間傳遞的詞彙實際上在一開始就是可以自由轉換的。由此，它們不僅僅能在被觀察到的事物之間傳遞，還可以從被觀察到的事物延伸到對該事物的回憶，從清晰的回憶延伸到一個稍縱即逝的畫面，而最終從這個畫面延伸至構成這個畫面的行為圖像，即觀念。由此，它向智能——截至目前都還是由內而外——揭示出了一整個內在的世界——對自己職責的沉思。最終，語言賦予了它唯一需要的機會。得益於詞彙是外在事物的事實，這讓智能得以觸手可及；同時它又是無形的，基於這一點智能可以深入其自身運轉的最深處。它最初要做的事就是製造工具，但這種製造只有在運用到特定方法的時候才有可能，這種方法並不是根據它們的客體量身打造，而是超越於它並由此給智能提供補給——這意味著完全中立的運作。自從審視自己所為的智能發現自己是一個觀念創造者起，它就希望為每一個客體創造觀念，哪怕這些客體與實際行為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聯繫。這就是我們為何說有的事物可讓智能獨自探尋。實際上，智能常獨自用理論來麻煩自己；它的理論樂於擁抱世間萬物——不僅僅是它天生就能掌控的無生命物質，甚至還包括生命和思維。
我們可以輕易地猜出它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即它處理這些問題時所使用的方法。起初，它是依據物質的形式而被設計出來。讓它得以拓展操作領域的語言，其出現的目的是給事物命名，僅此而已：只是因為詞彙可以移動，因為它流轉於各個事物之間，所以智能遲早都會將它拿下，正因其不基於任何事物，才好將它用於並非實物的客體上；這些客體一直在黑暗中等待著詞彙的到來，以進入光明的世界。而通過將這種客體推上台前，詞彙又把它轉化成了一種物體。於是，就算智能不再對它本身的客體進行操作，但卻仍保持著在操作中養成的習慣：它採用的形式的確是無機物的形式。它就是為此類工作而生。只要有這樣的工作，它就可以獲得滿足。而這就是智能說它只能抵達明確性和清晰性時所要表達的意思。
因此，為了能清晰而明確地考量自己，它必須在非持續性的形式下觀察自己。事實上，各概念是相互外在的，就像空間中的各種客體一樣；同樣，它們也有和這種客體相同的穩定性，它們就是基於其才得以成型。把它們放到一起，就構成了一個「易於理解的世界」，它把固態世界融入到了它的基礎特徵中，只是它的要素更加輕薄透明，相比實體物件的形象，智能可以更輕易地對其進行處理：實際上，所謂實體物件的形象不是物體的概念本身，而是智能對物體所做出的行為的表象。因此，概念不是形象而是象徵符號，我們的邏輯學一套在運用象徵符號時必須遵循的規則。隨著這些符號從對固體的觀察中脫穎而出，隨著整合這些符號的規則除了表述固體間最普遍關係之外一事無成，我們的邏輯在一門把物體的固定性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中獲得了勝利，這就是幾何學。邏輯和幾何相生相伴，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稍後就會看到。自然邏輯正是出於特定自然幾何的延展，而固體最能被直接觀察到的普遍特徵又暗示出了自然幾何。反之，自然邏輯又引發除了科學意義上的幾何，然後發展除了越來越深入的相關固體外在屬性的知識。幾何和邏輯都嚴格地適用於物質；它們在物質中就像在家裡一樣，而且還可以完全獨立地運作。但是，一旦脫離這個領域，純粹的推理就需要受到常識的監督，後者是個全然不同的東西。
由此，智能的所有基礎力量都趨向於把物質轉變成行為的工具，從詞源學的意義上說，就是轉變為器官。它並不滿足於造就有機物的生命，很樂意給予它們一些無機的附屬物，通過生物在工業上的能力把它轉變為各種各樣的器具。這就是為什麼智能總是沉迷於專注靜態物質。生命總是朝外看，把自己置身於自己之外，主要採用無機物屬性的方式，以將它們付諸實現。因此，當它轉向生命體並面對有機物時，會感到迷惑不解。它只能盡力去做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將有機物分解為無機物，因為它無法在不顛倒其自然方向並自我扭曲的前提下思考持續性、真實移動性、相互滲透性——用一句話說，就是生命這個創造性進化。
讓我們再來看看持續性。能夠被我們智能所掌握的生命的一個方面——實際上是我們的感覺所能理解的那個方面，這種感覺是我們智能的擴展——就是能夠引發出我們行為的那個方面。於是，為了改變一個客體，我們必須將其看做可分割的和斷續性的。從肯定科學的角度來看，當有機組織被分解為細胞之後，一種無與倫比的過程也就完成了。反過來，對細胞的研究還表明，越是深入地打量細胞，越是發現有機物的複雜。科學越是進步，它就越能看到成分混雜的元素的數量在不斷增加，這些元素相互獨立地簇擁在一起，構成了生物。科學也因此更接近生命了嗎？與之相反，當科學進一步研究聯合在一起的各個部分的細節時，難道就沒有發現，生物中真正的生命似乎在隨著其研究而不斷減少嗎？在科學家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趨勢，他們將有機物的實質看做持續性的，並將細胞看做一種人為劃分開來的實體。但是，即使這種觀點最終會占據上風，它也只能通過更深入的研究，將我們引向某種分析生物的方式上來，並因此將我們引向一種新的斷續性——即便這種斷續性與生命真正的持續性之間的距離似乎不是很遠。事實上，這種持續性不能用智能來思考，因為它追隨的是它的自然運動。智能即刻暗示了元素的多樣性和所有元素之間的相互滲透性，因此在我們的工業領域以及我們所從事的智能領域中，這兩種條件很難協調一致。
就像我們在空間中是彼此分離的一樣，我們被固定在了時間之中。智能並不是用於思考進化的，從這個詞的合適意義上來講——也就是說，改變的持續性是一種純粹的移動性。我們不應該過多的糾結這個觀點，我們會在一個專門的章節中對其進行討論。我們只需要知道智能將變化展現為一系列的狀態，每一個這樣的狀態與其自身都具有形同的本質，因此又是不變的。我們是否能注意到這些狀態中有誰發生了內部改變嗎？我們立即將其中之一分解成另一系列的狀態，在把這些狀態重新聯合在一起之後，我們會認為這構成了某種內部的改變。每一個這樣的新狀態都必須是恆定的，或者如果我們被迫去注意其內部的變化，那麼這些變化就會再次被分解成一系列新鮮的恆定狀態，以此類推，以至無窮。在這種情況下，思考就存在於重組之中，而且我們在重組的時候，自然會使用各種既定的元素，因而就會使用靜止的元素。因此，即使我們可能會儘自己的最大努力，通過做加法去模仿變化的移動性，但是正當我們以為自己握得很緊的時候，變化自身仍然也會從我們的指縫中溜走。
正因為智能總是試圖利用既定之物進行重組，所以才會讓歷史瞬間裡的那些新奇東西逃脫。它不承認不可預見的東西，同時拒絕了所有的創造。正是那種確定的前件引發了一種確定的結果，它是可以演算出來的，只有這一點獲得了我們智能的認可。只有存在一種確定的結局才會引發確定的方式去獲得這種結局，這一點也為我們的智能所理解。在這兩種情況中，我們都不得不去利用已知的東西，這種已知的東西也是由一些已知的東西結合起來的，簡言之，重複利用舊的東西。在此之中我們的智能無拘無束；而且，無論客體是什麼樣的，我們的智能都會對其進行抽象、分離、消除，以致在必要的時候，用一種極為相似的對等物去替換這個客體本身。但是，每一個瞬間都是一種全新的贈予，新東西不停湧現，下一秒出現的形式（即便它的產生會被看做一種被其原因所確定了的結果）永遠都不可預見——因為這獨一無二的原因會被視做結果的一部分，它與結果同在，而且與結果相互確定——所有這一切都會由外而內被我們的內心所感受所預測，但我們不能思考它，意思是說，不能根據純粹的理解力來表達它。難怪，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的智能打算做什麼。智能尋尋覓覓，找到了這種因果關係，將其表現在了我們的製造能力上，其中，我們繼續用同樣的部分去重組同樣的整體，重複同樣的運動以獲得同樣的結果。智能掌握得最深入的終局論是工業的終局論，在這種終局論當中，我們致力於實現一種既定的模式，換言之，即重組舊有或已知元素的模式。至於那種被稱之為發明的東西，卻是與工業模式相分離的點，我們的智能並不能完全把握它的湧現式的發展，即它的不可分割性；也不能把握它的熾烈的激情，也就是它的創造性。通常來講，發明也就是把不可預見的新東西分解為舊有的或者已知的元素，按一種不同的秩序對其進行排列。智能不能承認完整的新奇，也不能承認真實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此智能會再次讓生命的本質從指縫中溜走，仿佛它並不希望思考這樣一種客體。
我們所有的分析都把我們引向了這一結論。但是，我們幾乎不必對智能的運轉機制進行詳細的闡述；只需考慮結果就足夠了。在我們看到，智能處理非生命客體的技術是多麼純熟，但是一旦讓它接觸到生命體，卻顯得笨手笨腳。無論智能是想要處理實體的生命還是意識的生命，它都會繼續使用一種嚴格、生硬而且野蠻的手段，儘管這些手段並不是為了這個用途而設計的。衛生學或者教育學的歷史在這種事情上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當我們想到這些基本而急迫且持續不斷的需求時，我們就不得不保存我們的肉體，提升我們的靈魂；當我們想到這個領域賜予我們每一個人的特殊能力時，我們就不得不在我們自己和他人身上不停地做實驗；當我們想到那些因為醫療事故或者教育失誤而對我們造成的明顯傷害時，這不僅是對這種錯誤的暴露，也是對它們的懲罰，我們都會驚訝於錯誤的愚蠢，尤其會驚訝於錯誤的難以根除。我們可以在這種天生的倔強中輕易地發現它們的起源，這樣我們就可以用這種倔強，像對待無生命的物體一樣對待生命體，並且用輪廓分明的固態形式去思考所有的現實，無論它會如何流動。只有面對這種斷續性的、靜止的和沒有生命的客體時，我們才能無拘無束。理解生命天生的無能，這便是智能的特徵。
與之相反，本能卻是基於生命形式而被塑造成形。智能機械地處理一切事情，而本能卻會有機地處理這一切。沉睡在本能中的感知意識一旦醒來，一旦本能被包裹成知識而非展開成行為，一旦我們提出的問題能被本能所回答，那本能就會向我們透露出生命最核心的機密。因為本能只能憑藉生命組織物質的方式去完成這項工作——因此，我們不能說有機物在哪裡結束，本能又從哪裡開始。當小雞用喙啄開蛋殼，這其實就是本能行為，但是它只是完成了自己胚胎生命中所固有的那種運動。相反，在它自己胚胎生命的過程中（尤其是當胚胎以類似幼蟲的形式自由生存時），那很多這種其所完成的行為必須被解釋為本能。因此，最基本的原始本能其實就是生命過程。與之相伴的潛在感知意識通常只能在行為開始的時候得以體現，而這個過程中的餘下部分將會自行繼續下去。這種潛在的感知意識只需將自己擴展開來，然後完全潛入其自身的最深處，成為生命中的一種生殖力量即可。
當我們在一個生命體中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細胞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共同工作、共同分配任務、為自己同時也為其他細胞而活、自我維護、自我餵養、自我再生、並在應對危險時做出恰當的防禦反應的時候，我們怎能不想到如此多的本能呢？但是，這些卻都是細胞天生的功能，都是細胞生命力的基本元素。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我們看到蜜蜂的蜂巢居然是一個如此嚴格組織的系統，沒有一個個體能夠在離開其他個體之後獨自生存哪怕只一段時間，即便為這些離開的個體提供食物和居所，它們也無法存活；當我們看到這些的時候，我們還當真要承認，蜂巢其實是一個單一的有機物（這可不是比喻），在這個有機物中，每隻蜜蜂都是一個細胞，通過一種看不見的聯繫，與其他蜜蜂聯合在一起。賜予蜜蜂生命的本能與賜予細胞生命的力量之間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換句話說，前者是後者力量的延伸。在像這樣的極端例子中，本能與有機物的工作之間是相一致的。
當然，同一種本能在完善程度上存在著差別。例如，在野蜂和蜜蜂之間，這種差距就很大。我們需要穿過大量的中間蜂種才能完成從野蜂到蜜蜂之間的過渡，這關係到社會生活中的很多複雜性。但是，那些多少具有同源關係的組織，其組織學意義上的元素功能也存在著同樣的差異。在這兩種情況下，就同一個問題存在著多種變化形式。但是，問題的持久性非常明顯，而變化形式只會調整自己去適應環境的多樣性。
於是，在兩種情況之下，動物的本能和細胞的生命特質，都展示了同樣的知識和同樣的愚昧。一切都在進行著，細胞似乎知道了一些在其他細胞中與自己有關的東西；動物似乎也知道了一些在其他動物中能夠被它利用的東西——即其他所有尚處於陰影之中的東西。只要與一種物種聯繫在了一起，生命就仿佛從自己的其餘工作中被切割了下來，只剩下了與那個新生物種相關的一兩點內容了。此時的生命正如感知意識那樣運轉，如記憶那樣運轉，這難道不是明顯的事嗎？我在自己身後投下了所有的過去，卻毫不自知；我們的記憶只將一些零散的回憶注入當下，它們以某種方式補完了我們當前的形式。因此，在某個特定點上，一個物種所擁有的另一個物種的本能知識，是紮根於生命的一致性的，套用一位古代哲學家的話說，就是「對自身的整體共感[sympathy，在之前的中譯本中被譯作『同情』；但正如柏格森將在下文中指出的那樣，應從詞源學的角度去理解該詞；sym本意是共通、相同，pathy源自拉丁語pathia，來自希臘語的pathos，意思是『感受』」]。如果不將它們與這些回憶——看似被遺忘，卻會在需求的緊迫壓力下突然迸發——相聯繫，想要檢測出這些顯然產生於非常環境中的特殊的動物本能和植物本能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毫無疑問，科學解釋已經承認了很多的二級本能，以及很多不同種類的主要本能。但是，科學能否用其現有的解釋方法，成功將本能完整地分析一遍，還是很難說的事情。原因是，本能和智能是同一原理在兩種不同方向上的發展，一個保存在自己的內部，一個踏出自我之外，專注於外部的非生命物質。這種漸進的分歧證明了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基本不兼容性，並且指向一個事實：智能重新吸收本能是不可能的。本能中的那種天賦東西不能通過智能來表達，因此也不能用智能來進行分析。
一個天生的盲人，他剛好居住在另一群天生的盲人中間；這個人絕對無法相信的是，當他試圖去觸摸一個遙遠物體之前，不需要先觸摸到他與這個物體之間的其他物體。但是，視覺完成了這一奇蹟。在某種程度上講，盲人的感覺是對的，因為視覺是通過光波對視網膜的刺激而產生，它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就是一種視網膜的觸覺。這確實是科學的解釋，因為科學的功能就是根據觸覺表達所有知覺。但是，我們已經在別處展示了知覺的哲學解釋（如果它還能被稱為解釋的話）必須是另一種解釋。現在，本能也是一種遠距離的知識。本能與智能之間的關係與視覺和觸覺之間的關係一樣。科學除了能夠根據智能來對本能進行表達之外別無他法；但是，在表達本能的時候，智能卻只能仿造出本能的贗品，而不是深入本能之中。
想要確定這一點，你可以讀讀對進化生物學這一獨特理論的研究。這些理論可以縮減為兩大類，但是這兩個種類總是會被混在一起。第一種跟隨新達爾文學說的原理，認為本能是自然選擇保留下來的偶然差別的集合：如此這般的有用習性，憑藉基因的偶爾因素而被個體順理成章地採用了進來，已經從一個基因轉移到另一個基因，同時靜待時機，用同樣的方法把新的改良措施注入其中。第二種是將本能看做墮落的智能：物種發現某個習性有用，原本想要把它變成一種習慣，但是遺傳傳遞卻將這種行為變成了一種本能。在這兩種類型的理論中，前者的優點在於引入了遺傳傳遞，故沒有引起嚴重的反對；這個理論認為所謂偶然的改良措施本身就起源於本能之中，而不是個體去獲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這種理論卻絕對無法辦將大多數昆蟲的本能解釋為高級的本能。當然，這些本能並不是一次性就達到了如今的複雜程度，它們有可能是進化而來；但是，在類似於新達爾文學說的一個假說中，本能的進化卻能夠按照新本能的逐步添加來完成，而這些新本能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憑藉巧妙的偶然，與舊有本能相適應。很明顯，在大多數的例子中，本能不能通過簡單的堆積來自我完善：其實，如果不想破壞整體的話，每一種新本能都需要針對整體進行自我重塑。只憑機會，這種重塑是如何完成的呢？我同意，基因偶然的改良可能會被遺傳傳遞下去，然後以某種方式等待新的偶然改良的到來，讓它變得更具複雜性。我也同意，自然選擇可以消除所有那些不適於生存的太過複雜的本能形式。為了使本能的生命得以進化，就必定會產生剛好適於生存的複雜性。那麼，只有在某些情況下，當新元素的添加給所有的舊元素帶來環環相扣的改變之時，這種複雜性才會產生。沒有人會相信機會能夠完成這樣的奇蹟：我們會以某種形式懇求智能的幫助。我們應該假設，憑藉一種或多或少帶有主動意識的努力，生物才能發展出更高的本能。但是，隨後我們應該不得不承認，一種後天習得的習慣也能被遺傳，而且這種習性很有規律，足以保證進化。折中來說，這種情況難以預測。即使我們能夠將動物的本能說成是智能習得的、通過遺傳傳遞而獲得的習慣，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講清楚這種解釋如何能夠擴展到植物界，在植物界，永遠都不會是智能在努力，即便我們偶爾把它們看做有意識的。但是，當我們目睹藤蔓植物如此精準地使用它們的藤蔓之時；當我們目睹蘭花是如何巧妙地聯合起來，藉助策略讓昆蟲幫助它們完成受精之時，我們如何不去想，這本能是不是多得有點過頭？
這並不是說新達爾文學說的理論必須被全盤否定，也不是說要全盤否定新拉馬克學說。第一種學說主張進化是發生在基因之間，而不是個體之間，這種說法也許是正確的；第二種學說主張在本能起源的地方存在著一種努力（即使這種努力與智能的努力大不相同），這也是正確的。但是，前者將本能的進化看做一種偶然進化可能就錯了，而後者將本能的努力看做一種個體的努力也錯了。一個物種改良其本能時的努力，以及改良其自身時的努力都只能是一種更為深層次的東西，既不依賴於環境，也不依賴於個體。雖說運氣也是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決非全憑偶然；它也不單獨依賴於個體的主動性，即使個體在其中存有合作。
現在我們比較一下不同種類的膜翅目昆蟲在同一本能上的不同形式。它給我們的印象並不總是一種因為元素的彼此疊加從而造成的複雜性的增加，也不是在一個階梯上的步步向上。至少在很多情況下，我們都會想到一個圓形的環境，這些不同變種便是從這個圓上的不同點出發的，但所有的點都指向一個相同的中心，每一個變種都在朝那個方向做出努力，但是每一個變種的前進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以內，都在這個中心為其照亮的範圍之內。換言之，每個位置的本能都是完整的，只不過被或多或少地簡化了而已，而最為重要的是，本能通過不同的方式被簡化了。另一方面來講，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也確實得到了一種類似爬樓梯的印象，仿佛同一種本能已經在一條指向同一個方向的道路上讓自己變得越發複雜，而那些順著本能的線條一列排開的物種並不總是同源同族。因此在近幾年中，針對不同蜂種在社會本能方面的對比研究證明：無蟄針蜂的本能尚處於野蜂的基本和蜜蜂的完美之間；但是蜜蜂和無蟄針蜂之間依然沒有親屬關係。最有可能的就是，這些不同社會的複雜性程度與疊加元素的數量沒有任何關係。好像我們面對的是一首曲子，它作為一個整體，首先被轉化成了一定數量的音符，在這些音符上仍然存在著整體的旋律，而這旋律被演奏成了不同的變奏曲，有的非常簡單，有的卻需要一定的技巧。至於這首最初的曲子，既消失無蹤，又無處不在。如果我們試著要根據某種理念來表述它，都只能無功而返：從源頭上來看，它必然已成為了一種感覺，而非思維。某種黃蜂的麻痹本能也給了我們同樣的印象。我們知道，具有麻痹本能的各種膜翅類昆蟲都會把卵產在蜘蛛、甲蟲，或者毛蟲體內，這些昆蟲首先會接受黃蜂純熟的外科手術，然後靜止不動地癱上幾天，為黃蜂幼蟲提供新鮮的食物。這種昆蟲會叮咬受害者的神經中樞，摧毀其行動的能力，但是卻不殺死它們。這些不同種類的膜翅類昆蟲真可謂是具體獵物具體分析，考慮到了不同種類的獵物之間的差別。攻擊玫瑰甲蟲幼蟲的土蜂，只會在甲蟲身上叮一個點，但是在這個點上集中且只集中了甲蟲的運動神經節：叮咬獵物的其他神經節可能會導致其死亡和腐壞，這是萬萬不可的。黃翅掘土黃蜂將蟋蟀選作獵物，它熟知蟋蟀的三個神經中樞，分別控制蟋蟀的三對腿——至少看起來它是知道的。掘土黃蜂的第一口叮咬會選擇脖子下方，然後是前胸，最後是胸腹交接處。毛刺砂泥蜂會在毛蟲的九個神經中樞點上連續叮咬九次，然後抓住毛蟲的頭，用其下顎將其咬住，以麻痹毛蟲而不致其死亡。所以，蜂種麻痹獵物的主旋律就是「癱瘓而不致死」；至於變奏，則需要視獵物的身體結構而定。毫無疑問，這種麻痹手術並不是百發百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毛刺砂泥蜂有時會殺死毛蟲，有時也會麻痹不完全。但是，因為本能和智能一樣，都有出錯的時候，因為本能也會出現個體差異，所以就不能說毛刺砂泥蜂的本能是從嘗試性的智能試驗中獲得的。即使假設隨著時間的推進，泥蜂已經通過嘗試性實驗，漸漸學會了識別獵物的神經中樞，也學會了必須在頭部進行一些特殊的處理，使得獵物麻痹而不致死亡，針對此，我們又怎能將這如此特殊的元素和如此精確的知識想像成通過遺傳代代相承呢？如果在我們當前的所有試驗中，出現過一次此類傳遞的確鑿實例，那自然就不會有人來置疑這種後天特徵的遺傳性了。實際上，一種後天培養出來的習性，即便通過遺傳傳了下去，它所展現出來的效果也是既不規則又不準確。
但是，所有的困難都源於我們自己，是我們非要用智能去表達膜翅目昆蟲的知識。正是出於這樣一種願望，我們才將毛刺砂泥蜂比作昆蟲學家，昆蟲學家非常了解毛蟲——它將自己定位為局外人，不會從中獲得一種特殊的或者關乎生命的利益。我們認為，毛刺砂泥蜂必須逐一地學習毛蟲身上神經中樞的位置，就像昆蟲學家一樣——至少須在嘗試過這些叮咬效果之後，才能獲得關於這些位置的實用知識。但是，一旦我們假設毛刺砂泥蜂和其獵物之間存在著一種共感，它由內而外地透露了毛蟲的弱點，那我們就不再需要上述的觀點了。這種對弱點的感知可能與外部的自主覺察毫無關係，但若把毛刺砂泥蜂和毛蟲視為整體的存在，那它倆就不再是兩種有機物，而該被看做兩種行為模式。這便是兩者之間的具體關係。當然，科學理論不會對此有所考慮。它決不會將行為置於有機物之前，也不會將共感置於知覺和知識之前。然而，此時又是這樣，要麼就是哲學一無所見，要麼就是它的角色在科學止步的地方隆重登場。
無論是將本能看做一種「複合反射」，還是一種已經變成了自動行為的智能所形成的習慣，還是經由選擇積累而後固定下來的偶然優勢的總和，無論哪種情況，科學都主張要麼將本能完全分解為智能行為，要麼將其歸納入層層疊加以建立起的機制——就像被我們的智能所建立起來的那種一樣。此處我確實同意科學發揮了作用。在缺乏對本能的真正分析這一情況下，科學以智能的語境寫下了一冊本能的譯本。但是，科學自己邀請哲學以另一個方式來檢測物體，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如果我們的生物學依然使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如果生物學將所有生物都看做呈直線發展，如果它向我們展示了朝著智能進化、一路上穿梭於感覺與本能之中的整體生命的話，那我們，我們這種智能生命，就應該把目光轉回到較早也較低劣的生命機制里，在不破壞它們形式的前提下把它們裝入我們理解力里的模具當中。但是，生物學的一個明確結果已經表明，進化是沿著有分歧的道路進行的。正是在其中兩條線路——兩條主線——的極點上，我們找到了幾近純粹的智能和本能。那麼，為什麼本能應該被分解為智能元素呢？甚至，為什麼要歸納入完全的智能術語呢？在這裡想到智能，或者絕對的智能，就是回歸到了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論中，這難道還不夠明顯嗎？毫無疑問，即使回到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論中，也好過在本能面前做短暫的停留，這感覺像是逗留在一個隱逸秘密的門口。但是，即使本能並不屬於智能範疇，它也並沒有坐落在意識的極限之外。在情緒感覺的現象中，在非反射性的共感和獨感[antipathy，現代英語中為「反感」之意，此處對應共感，是在本性中相牴觸的方面]——即使是以一種非常模糊的形式，且與智能的相互滲透過於深厚——之中，我們體驗著只會發生於主動意識中的昆蟲的本能行為。為了將最初相互滲透的元素髮展到終點，進化確實付出了努力，但卻最終將它們分離了開來。更確切地說，智能首先是一種將空間中的一點與其他各點聯繫起來的能力，是一種將物質客體彼此聯繫起來的能力；它應用萬物，卻始終置身於萬物之外；而且，因為某種深刻的原因，智能只能覺察到「肩並著肩」綿延而出的結果。無論是何種力量導致毛蟲神經系統的誕生，其在我們和我們的智能的眼中不過是一種神經和神經中樞的並置。是的，我們由此得知了這種力量的外部效果。毫無疑問，毛刺砂泥蜂識別到了這種力量中極小的一部分——只與它相關的那一部分；但是，它至少能夠從內部識別，這種識別的過程與知識的形成過程截然不同——憑藉著一種直覺（生命內在的直覺而非外在表現出的直覺），這也許就像是我們所說的天賦共感。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關本能的各種科學理論一直都處於徘徊狀態，有的將其看做智能，有的則將其看做可以用智能去理解的簡單東西。或者我可以這麼說，這種科學理論要麼將本能比作智能的「退步」，要麼就將本能削減為一種純粹的機制。這兩種解釋體系都會在批判對方的時候獲得勝利，第一種體系表明，本能不可能是純粹的反射；另一個體系表明，本能是一種與智能不同的東西，即使落入無意識狀態也是這樣。這就意味著它們是兩種象徵體系，在某些方面都能被接受，在另一些方面也都不足以說明它們的客體，此外，還意味著什麼呢？具體的解釋不再是科學上的解釋，而是形上學的解釋，這種解釋必須沿著另一條道路尋找，不是沿著智能的方向，而是「共感」的方向。
本能就是共感。如果共感能夠擴展其客體，並仔細考慮其自身，那麼它便會將生命運作的鑰匙交給我們——就像接受過訓練的發達智能會將我們引向物質。因為智能和本能所走的是兩個對立的方向，智能指向非生命物質，而本能指向生命。智能藉助於科學（智能的工作）將會給我們傳遞越來越完整的物理操作的秘密，帶給我們一種有關生命的非生命翻譯，智能在生命周遭活動，從外部提取了儘可能多的有關生命的觀點，將生命拉向自己，而不是讓自己進入到生命之中。但是直覺將我們引向了生命的本質——這裡所說的直覺指的是站在客觀立場上，且擁有自我意識能力的本能，它能夠將這種意識反射到其客體之上，並將其無限擴張。
此類的努力並非不可能存在，人類擁有的審美能力和正常的知覺能力就能證明它的存在。我們的眼睛能夠覺察到的生物特徵都是裝配好了的特徵。生命意圖就是順著生命路線的簡單運動，將生命路線捆綁在一起然後賜予它意義，這種意義是我們的肉眼無法看到的。畫家試圖重獲的正是這些意圖，他藉助某種共感將自己放回客體之中，藉助某種直覺的努力，打破模特與他之間的空間障礙。實際上這種審美直覺和外部知覺一樣，只能獲得個體。但是，我們能夠轉而構思一種與藝術同方向的調查，這種藝術將普遍生命作為其客體，就像物理科學一樣，追隨外部知覺所指引的方向，將個體事實延長到普遍規律。毫無疑問，這種哲學獲得的有關客體的知識，將永遠不能與科學獲得的有關客體的知識相提並論。智能仍然是發光的核子，在這些核子周圍，本能只形成了一道模糊的星雲，甚至會被放大或者純化為直覺。但是，在缺乏只為純粹的智能所保留的所謂知識的情況下，直覺讓我們得以掌握智能無法帶給我們的東西，展現出其補足智能的方式。一方面，直覺將會利用智能的機制本身，去展現智能模具有多麼不合適；另一方面，憑藉其自身的運轉，直覺會帶給我們一些模糊的暗示，告訴我們必須用什麼來代替智能的模具。因此，直覺會讓智能認識到，生命既不能被納入眾多，也不能被歸於單一；無論是機械的因果關係還是終結論都無法為生命進程提供一個夠資格的譯本。那麼，通過我們和其他生物之間建立起共感交流，並擴大它帶給我們的感知意識，直覺將我們引向了生命本身的領域之中，這個領域相互滲透，進行著永無止境的創造。但是，即使直覺因此而超越了智能，但推動直覺上升到其該有的水平的那股動力卻是來自智能。沒有智能，直覺就會保持本能原有的形式，被固定在對它沒有實際效益的特殊客體上，並且被這個客體轉向外部落入到動力運動當中。
知識理論該對這兩種能力（智能和直覺）做何解釋？因為沒有在它們之間做出足夠清晰的區分，所以知識理論陷入到了解不開的難題之中，創造出理念的幻象，並與問題的幻象十指緊扣。這些問題我們都會在稍後的部分進行討論。我們應該看到，就這一點來看，它的問題是與形上學的問題共存的，而且這兩種問題都依賴於經驗。一方面，如果智能中確實充滿了物質，本能中確實充滿了生命，我們就必須將它們擠壓在一起，以便從它們之中獲得雙重本質；形上學也因此取決於知識理論。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感知意識由此分裂成了直覺和智能，那是因為意識在追隨生命之流的同時也需要將自己應用在物質之上，這是一種需要。因此，感知意識的雙重形式應歸於真實的雙重形式，而知識理論則必須建立在形上學的基礎之上。事實上，這兩條思路是彼此相通的；它們形成了一個圓形，在這個圓中，除了憑藉經驗對進化進行研究再無其他中心。感知意識穿梭於物質，在物質中迷失了自我，最後又在物質中找回了自我，進行自我劃分和自我重組，因此，我們應該形成一種觀念，即這兩個術語之間是相互對立的，而且還可能同出一源。但在另一方面，通過仔細思考這兩種元素的對立性和其起源的同一性，也許我們應該更加清晰地說明進化自身的意義。
這就是本書下一章的主題。但是，我們剛剛注意到的事實已經向我們表明這樣一個觀念：生命既與感知意識相聯繫，也與某種類似於感知意識的東西有聯繫。
縱觀整個動物世界，感知意識似乎與生物選擇的力量成正比。它點亮了圍繞在行為周邊的潛能區域，填充了已完成和可能完成的行為之間的間隙。從外部看來，我們可以將感知意識看做一種對行為的簡單援助、一盞由行為點燃的燈、一個在真實行為和可能行為之間摩擦出來的轉瞬即逝的火花。但同樣我們必須指出，如果感知意識是原因而非結果，那物體的發展也應該是這樣。我們可以假設，即使是在發育最不完善的動物之中，感知意識不偏不倚地覆蓋了一大片廣闊的領域，但它卻被某種鉗子死死夾住：神經中樞的每一次前進，都會因為讓有機物能在更多行為中做出選擇，從而引發出能夠包裹真實的潛能，由此放鬆了鉗子，使得感知意識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行。第二種假說和第一種假說一樣，感知意識仍然是行為的工具；但是，說行為是感知意識的工具也許更為確切，因為被囚禁的感知意識獲得自由的唯一方式便是以行為去複雜化行為，用行為去對抗行為。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在這兩種假說中做出抉擇呢？如果第一種假說是正確的，感知意識必須無時無刻不明確地表現出大腦的狀態；那麼精神狀態和大腦狀態之間就呈嚴格的平行對應（只要是在智能所及的範圍之內）。第二種假說剛好相反，認為大腦和感知意識確實是共生共存，但卻並不是平行關係：大腦越複雜，有機物的行為就有更多的選擇，感知意識就越能夠超出其物理載體。因此，如果知覺是相同的，那人和狗對於同一場景的記憶將面臨同樣形式的改變；但在人和狗對這一場景的記憶本身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在狗的大腦中，記憶仍然是知覺的戰俘；只有當相似的知覺重現了同一個場景，記憶才會被帶回感知意識之中，接著，它會通過一種對當前知覺的認知——不是思考而是執行——呈現出來，而不是通過一種對記憶本身的實際重現。與之相反，人類的大腦卻能夠隨意召喚出這種記憶，無時無刻不獨立於當前的知覺之外。它不會局限於重演過去的生活；它只會通過想像將其顯現出來。大腦的「本地化修改」機制與記憶息息相關，它在人與狗身上是相同的，兩種記憶在心理學上的差異並不是產生於兩種大腦機制之間在細節上的特定差異，而是源於大腦整體之間的差異。兩者之間更為複雜的那個大腦，通過設置更大數量的機制用於對抗另一方，已經讓感知意識從整體和全部的限制中自我釋放出來，達到獨立。事情就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我們必定會選擇這兩種假說中的第二種假說，這就是我在上一本書中，通過研究最能體現感知意識狀態和大腦狀態之間關係的現象，研究正常認知和病態認知——尤其是失語症形式的病態認知——所要想證明的。如果事實不能證明這一觀點，那麼純粹的推理也能將其說明。我們已經提到過認為大腦狀態和精神狀態之間存在對等的假說，其先決條件是多麼地自相矛盾，兩種互不相同的象徵手法又是何等地混淆不清。
從這一點來看，就算生命的進化不能被歸納到任何實際的概念中，但它依然接受了一種更為清晰的意思。仿佛一股感知意識的洪流——和所有的感知意識一樣，它負載著大量相互交織的不同潛能——已經滲入到了物質之間。它已經將物質有機化，但是它的運動卻立即受到了無休止的妨礙和分割。一方面，感知意識確實不得不進入睡眠狀態，就像蠶繭中的蛹一樣，休養生息，準備著它的翅膀；而在另一方面，感知意識中所包含的多種趨向已經分散在多個系列的有機物中，此外，這些趨向還在運動中獲得了外在的表述，在表現中獲得了內在的表述。在這些進化進程中，有的生物睡得越來越沉，而其他的生物卻越來越清醒，而部分生物的冬眠也滿足了其他生物的活動需要。生命，就是發射到物質中的感知意識，將其注意力固定在它自身的運動上，或者它所經過的物質上；而且，它已經由此轉向了直覺或智能的方向。在第一眼看來，直覺似乎比智能略勝一籌，因為在直覺中，生命和感知意識仍然各自為陣。但是，看看生物的進化我們就會知道：直覺不會走得太遠。從直覺上來看，感知意識發現自己受到了外殼的嚴格限制，這樣直覺便不得不縮減為本能，換言之，它將只包含生命中讓它感興趣的一小部分；而且只能將這一小部分包含在黑暗之中，可觸而不可見。在這方面，視野很快就被關閉了。與之相反，感知意識在將自己塑形為智能時，即首先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質上時，似乎自行將自己客觀化了；但是，就是因為它讓自己適應了來自外部的客體，它才能成功地在這些客體中間移動，避開這些客體為它設置的障礙，由此為自己打開一片廣闊的天地。此外，一旦感知意識獲得了自由，它就能自行轉向內部，喚醒仍然處於沉睡之中的潛在直覺。
從這一點來看，不僅發現感知意識呈現出了進化的運動原理，同時還發現，在有感知意識的生物之中，人類占據的是個非常有利的位置。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區別不再是一個程度問題，而是一個種類問題。我們會在下一章中展示這一結論是如何得出的。現在，讓我們展示一下前文中的分析是如何表明這一點的。
值得注意的是，發明結果與發明本身絕對不成正比。我們已經說過，智能是基於物質而成形，它首先指向的便是建造。但是，它是為了建造而建造，還是說它是有意為之？建造包括對物質的塑形、柔化、彎曲，將其轉變為一種工具，以便操控它。造福於人類的正是這種操控，它甚至比發明本身所創造出的物質結果更具意義。即使我們從現成的物體中獲得了一種臨時優勢，即使這種優勢是所有發明家所追尋的，但是與發明在各方向上所引發出的新觀念和新感覺相比，這種優勢便顯得微不足道了，仿佛這種結果的本質部分就是將我們提升至高於自身的位置，以便拓展我們的視野。結果和原因之間是如此的不均衡，以至於很難將原因看做效果的生產者。原因釋放結果，同時也的確安排好了結果的方向。一切仿佛是這樣的：智能掌握物質的主要意圖就是讓一些東西穿過被物質壓抑著的事物。
當我們將人類的大腦和動物的大腦作比較時，就會獲得同樣的印象。最初的不同似乎只是尺寸和複雜性的不同。但是，若用功能來進行評定，就必定會發現一些別的東西。在動物的大腦中，大腦所建立的動力機制——即那些自動養成的習慣——除了達成這些習慣所標註出的、貯存於這些機制中的運動之外，別無其他目的。但人類大腦的動力習慣可能會產生第二種結果，它與第一種結果不成比列：它能夠牽制住其他的動力習慣，並由此克服自動行為，釋放感知意識。我們知道語言在人類大腦中所占據的廣闊區域。與詞彙相對應的大腦機制所占據的區域尤為廣闊，這樣它們便可以控制其他的機制，包括與物體自身相對應的機制，甚至可以用來讓不同的機制之間相互制約。與此同時，感知意識被貯存起來，然後獲得了釋放，它被拽入並淹沒於行為的達成中。
因此，這種差別肯定要比我們從膚淺檢測中得出的差別更為精確。這是吸引注意力的機制和轉移注意力的機制之間的差別。就像紐克曼設計的蒸汽引擎一樣，最初的蒸汽引擎要求額外聘用一個人專門負責開關閥門，要麼讓蒸汽進入汽缸之內，要麼往汽缸中噴射冷水霧，讓蒸汽凝結。據說有個男孩被聘來負責這項工作，工作非常辛苦，於是他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將閥門的手柄用鐵絲綁在引擎的橫樑上。然後，機器就能自己打開或者關閉閥門；完全自行完成。現在，如果有一個觀察者將第二種機器與第一種機器作比較，不用去考慮負責看管兩台機器的男孩；他會發現這兩台機器僅僅是在複雜程度上有些許不同。這確實就是我們只看機器時所能覺察到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眼兩個男孩，我們就會發現，其中一個為了開關閥門而忙得滿頭大汗，而另一個卻可以隨意離開機器到一邊去玩耍，從這一點來看，兩台機器之間的差別非常徹底，第一台機器將注意力看做一個俘虜，而第二台機器則將它看做自由之身。我們認為，同樣的差別也能在動物的大腦和人類的大腦間找到。
那麼現在，如果我們希望用終局論來表達這一點，我們就應該說，感知意識為了解放自己，已經被迫將有機物分解為兩種互補的部分——一部分是植物，一部分是動物——然後在本能和智能兩個方向上尋找出路。感知意識在本能方向上沒有找到出路，而想要獲得其智能的一面，感知意識就必須從動物飛躍到人類。因此，歸根結底，人類可能被看做我們星球上所有生命有機物存在的理由。但是這可能只是一種表達方式。在現實中，只存在「存在趨勢」和「相反趨勢」；因此，生命就是這樣進行整體進化的。我們必須嚴密掌控這兩種趨勢之間的隊形。也許我們能夠由此為它們找到一個共同的源頭。毫無疑問，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滲透到形上學裡最為晦澀難懂的領域。然而，因為我們必須追隨的兩個方向已經被清晰地標註出來了，一個方向是智能，另一個方向是本能和直覺，得知這一點的我們再也不怕迷路了。一篇有關生命進化的調查表明，知識的概念和形上學是相互包容的。一旦看清了兩者，這種形上學和這種評論便會輪流對整體的進化進行一定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