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26章　胡適與中國的實用主義

胡適是《新青年》的老作者，也是陳獨秀的好友，在《新青年》變為共產黨機關刊物之前，他還是該刊編輯部的成員。胡適留美期間（1910—1917）曾師從杜威，他公開自承思想受惠於穆勒、莫烈和赫胥黎。胡適留學期間形成的基本觀點和他日後的觀點驚人的一致。 1917年，胡適受北大之聘，擔任哲學門教授，併兼任英文教授會主任①，一直擔任到1926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時，胡適早已因反對古文、提倡白話文而聲名鵲起。離開北大的四年半（1926—1930）時間裡，他遊歷歐美，並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時間。1931年，胡適回到北大，出任文學院院長。1932年至1937年間，他還擔任了《獨立評論》月刊的主編。《獨立評論》延續了中國前馬克思主義時代的自由主義觀點。 胡適對白話文的提倡，是受實用主義哲學薰陶的結果。如果把下面兩篇文章擺在一起讀，其關係就一目了然了。1916年至1917年間，他的文學革命的倡議一出，立即得到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的響應。他的朋友錢玄同甚至提出了廢除漢字的主張。 胡適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一直秉持一種懷疑與評判的態度。他認為這種態度是新思潮的本質。一方面，他以「整理國故」來闡發這種態度—他對許多經典和文學作品的批判性評論和他未完成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都對中國的學術做出了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他致力於中西制度與思想的比較，在1923年之前，他的興趣甚至還包括個人主義和婦女解放。 1921年陳獨秀等人創建中國共產黨之後，胡適與他們產生了根本的分歧。「一戰」之後，中國的思想界出現了三股明顯的趨勢：第一股以舊派學者、翻譯家嚴復為代表，對於在中國施行西方制度已不抱希望，退回了守舊的立場，從而在新文化運動中喪失了影響力；② 第二股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開始將馬克思主義的新元素引入中國思想界；第三股以胡適為代表，堅信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從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間，第三股趨勢在中國學術界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 選文62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③ 研究問題 輸入學理 整理國故 再造文明 （一） 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攏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腳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為「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為並不曾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著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二） 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誌與報紙，便可以看出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編者按：後面又列舉了幾種北京、上海、廣州的報刊。】 為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因為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為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徹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麼問題；後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於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勢力來恢復孔教的尊嚴；卻不知道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為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故安福部的議員通過孔教為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竟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於大多數人是無關係的，故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為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漸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於是文言白話就成為問題了。後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為世間決沒有人情願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人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並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的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 為什麼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炮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儘量的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稗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方面做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症下藥的工夫，不但不容易，並且很遭犯忌諱，很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過激派」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意義上著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三） 以上說新思潮的「評判的精神」在實際上的兩種表現。現在要問：「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持什麼態度呢？」我的答案是：「也是評判的態度。」 分開來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 盲從是評判的反面，我們既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自然要反對盲從。這是不消說的了。 為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為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著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 為什麼要整理呢？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為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為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如太極圖，爻辰，先天圖，卦氣，……之類，—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因為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如罵楊朱、墨翟為禽獸，卻尊孔丘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這叫做「整理國故」。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四） 新思潮將來的趨勢，依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介紹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攏統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晨三時 選文63是胡適對新文學運動的概述，我們之所以選錄這一篇，是因為它不但細緻描述了早期新文學運動的種種面相，也總結了幾位運動主將的主要思想。「白話」和「國語」兩個詞往往可以互換。按字面含義理解，「國語」即「國族的語言」。但是在文學革命的語境中，尤其是在下文的語境中，它主要是「白話」的意思。 選文63　胡適論文學革命（1922年）④ 中國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所以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稱「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那時代的小吏已不能了解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了。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政府不能不提倡這種已死的古文；所以他們想出一個法子來鼓勵民間研究古文：凡能「通一藝以上」的，都有官做，「先用誦多者」。這個法子起於漢朝，後來逐漸修改，變成「科舉」的制度。這個科舉的制度延長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壽命…… 但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這二千年之中，貴族的文學儘管得勢，平民的文學也在那裡不聲不響的繼續發展…… 【編者按：隨後，胡適用兩頁的篇幅追溯了自漢代以降白話文學的演進，將其分為五個時期，每個時期都有一種代表性的文體：漢代樂府詩、唐代的白話詩和佛教文學、宋詞、金元雜劇、明清小說。小說是最近500年最有影響力的文學潮流。此處從略。】 中國的國語早已寫定了，又早已傳播的很遠了，又早已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活文學了，—然而國語還不曾得全國的公認，國語的文學也還不曾得大家的公認；這是因為什麼緣故呢？這裡面有兩個大原因：一是科舉沒有廢止，一是沒有一種有意的國語主張。 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與那些白話報或字母的運動絕不相同。第一，這個運動沒有「他們」「我們」的區別。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第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做「死文學」。從前那些白話報的運動和字母的運動，雖然承認古文難懂，但他們總覺得「我們上等社會的人是不怕難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方才正式在雜誌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 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時胡適還在美洲，曾有信給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見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他那時正在用白話作詩詞，想用實地試驗來證明白話可以作韻文的利器，故自取集名為《嘗試集》。他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獨秀答書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反對即是注意的表示。 民國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內中錢玄同的討論很多可以補正胡適的主張。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話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旨說：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國語。 【編者按：在第199頁至206頁，作者評論了1918年北京的幾份白話刊物，還談及了守舊人士反對之激烈，著重討論的是1919年林紓與蔡元培的論戰。學生掀起的五四運動進一步刺激了白話刊物和書籍的出版。此處從略。】 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於新潮流，或採取歡迎的態度，或採取研究的態度，或採取容忍的態度，漸漸的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係。因此，民國八年以後，白話文的傳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詩的作者也漸漸的多起來了。民國九年，教育部頒布了一個部令，要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 依這個次序，須到今年（一九二二），方才把國民學校的國文完全改成國語。但教育制度是上下連接的；牽動一發，便可搖動全身。第一二年改了國語，初級師範就不能不改了，高等小學也多跟著改了。初級師範改了，高等師範也就不能不改動了。中學校也有許多自願採用國語文的。教育部這一次的舉動雖是根據於民國八年全國教育會的決議，但內中很靠著國語研究會會員的力量。國語研究會是民國五年成立的，內中出力的會員多半是和教育部有關係的。國語文學的運動成熟以後，國語教科書的主張也沒有多大阻力了，故國語研究會能於傅岳芬做教育次長代理部務的時代，使教育部做到這樣重要的改革。 【編者按：第208頁至211頁討論了最近舊派學者的反對聲音。第211頁至213頁最後一段評價了新文學最近五年的成就。此處從略。】 ①譯者按：1918年年初，胡適出任英文教授會主任；1919年，北大改門為系，胡適擔任英文系主任。 ②見第16章。 ③《胡適文存》卷四，第151—164頁；又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第498頁。 ④原題《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胡適文存》卷二，第188—213頁；又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第181—2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