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24章　尋找新主義

（一）異彩紛呈的新思想 久衰之餘的清帝國在1912年轟然傾覆。袁世凱隨即迅速掌權，人們不禁感到辛亥革命是歷史的失敗。產生幻滅感的不單是國父孫中山一人，許多知識分子都茫然無所適從。以忠君為核心的政治和道德的舊規範已經崩壞，而適合議會政治的新規範並未建立。 後續的事件說明，1912年清朝的滅亡和1916年袁世凱的去世確實「揭開了蓋子」。在當時緊張政局的刺激下，各種意識形態、社會運動、社會實驗都狂熱地迸發出來。現代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有留洋經歷。六年之中，他們經歷了一連串劇變：1913年國民黨反袁的二次革命，1914年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膠州，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他們還見證了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以及1919年巴黎和會上反對將德國在山東的利權轉讓給日本的鬥爭。1919年的五四運動迎來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一點也不奇怪。 1912年至1923年的11年，時間晚近且變化劇烈，研究起來著實棘手。歷史學家們對這段歷史也視而不見，實堪浩嘆。這11年是現代中國思想偉大的萌芽時期，此點應予體現。導論中已經說過，本書的下限不會超過1923年，因為1923年之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思想和政治的影響明顯成為有待研究的核心問題，這一問題留待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解決。所以，本書對1912年至1923年的考察是最不充分、最不愜人意的一部分—僅僅是強調了研究它的必要性而已。 本章首先選取了蔡元培（1868—1940）的兩篇文章。他的思想是中國古典傳統和歐洲現代自由主義相結合的產物。陳獨秀（1879—1942）早年與蔡氏類似，崇尚法國大革命的思想，特彆強調個人自由。後來，他和李大釗（1889—1927）都轉向了列寧主義。這個與俄國革命一致的傾向，導致了根本上的分裂。胡適是杜威的學生，標舉實用主義，代表了五四運動的另外一翼。五四一代湧現出了不少政治家，他們分屬兩個陣營，而這兩個陣營最終將世界一分為二。這一時期還有一些政治領袖是腳跨兩個陣營的，這一點也不能忽視。 1911年之後不同的思想派別，都發源於對一個共同的問題的探索：共和時期的價值和目標為何？中華文明的深刻危機使得這種探索非常迫切，畢竟這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密切關注的。觀點的碰撞很快觸及了「大本大原」問題：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科學方法的意義，唯物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優點，全盤西化抑或保留「國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有的討論都致力於中國意識形態的重建。 讀下面幾篇文章之前，我們不妨先注意幾位大牌政論家的言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中國社會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厭惡和反感借辜鴻銘之口表達了出來。辜氏認為西方功利主義的文化無法滋養心靈，而中國的精神文明則至善至美，不但足以拯救中國，而且可以將西方從文化危機中拯救出來。辜氏認為，西方文明的基礎無非是物質至上、恐怖和貪婪。他激烈地排拒科學、機器、輪船和鐵路，勸說國人尋求內心的富足，過中國式的生活。作為一種姿態，他不顧非議，一直留著辮髮。 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梁啓超也對西方懷有同樣的反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遊歷歐洲，寫下了遊記《歐遊心影錄》，認為歐洲過度崇尚科學，過度發展物質文明，滋養了弱肉強食的風氣，造成了人人互相為敵的社會；西方文明已然破產，科學發明助長了戰爭和對文化特質的無情破壞。整個歐洲社會似乎都陷入了一種懷疑、悲傷和恐懼的狀態—簡言之，陷入了精神世界的迷惘。 在這一問題上，胡適與梁啓超意見相左。胡適批評那些認為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東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人。他認為，一種文化的物質和精神兩面不是非此即彼的，也不是對立的；精神文化必須建立在物質文化的基礎之上。他指出，西方文化並沒有忽視人類的精神需求。胡適信奉的是杜威的實用主義。 吳稚暉（即吳敬恆，1865—1953）以鐵桿國民黨員聞名於時。他接受過傳統教育，卻是西方科學文明的堅定擁躉。他為唯物主義辯護的文章，除了他的追隨者曾撰文提及，還未得到認真研究。吳稚暉代表著國民黨元老中一條影響不小的思想路線。 張東蓀（1886—1973）代表著民國初年的折中主義哲學流派。張氏既是哲學家、宣傳家，也是一位大學教授。從清末起，他的思想一直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在20世紀40年代，他成為民盟的領導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他主張中國須深入地吸收西方文化。後來，通過對中國社會的親身觀察，他又認為中國不能完全跟著西方走，自從中國接受了西方文化，政治變得波詭雲譎，社會不再風平浪靜，而實實在在的進步卻微乎其微。張氏認為，如果中國完全採納西方的物質文化，社會就會變得畸形；最好的出路是復興中國的精神文化，以平衡西方的物質文化。 章行嚴（即章士釗，1881—1973）曾留學日本和英國，精通法學和邏輯學，以文筆簡明暢達著稱。他是1914年創立的《甲寅雜誌》的主筆，翻譯了白芝浩（Walter Bagehot）、莫烈（John Morley）等人的著作。章氏早年一度鼓吹自由憲政，最終卻成為西方政治制度的反對者。他反對西方制度的出發點是，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將工業國的政治制度強加在這樣一個農業國之上，就像羊披虎皮扮的假老虎，永遠也打不過真老虎。中國的精神在於安貧樂道，西方人卻看重財貨，用金錢左右政治。章氏認為，中國的工業尚處在嬰兒期，農業也欠發達，此時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將鑄成大錯。 劉師復（1884—1915），廣東人，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的鼓吹者，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晦鳴學社就是由他創立的。1907年，同盟會重要人物李石曾（即李煜瀛，1881—1973）在巴黎創辦《新世紀》周報，將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學說介紹給國人。隨著1910年《新世紀》停刊和1915年劉師復去世，無政府主義運動就暫時偃旗息鼓了。五四運動興起後，吳稚暉和李石曾由法國回國，他們仍然推崇無政府主義，但究其實際內容，卻已非復當年。 顯然，要這樣一一列出每個人的思想，永遠也列不完。我們還略去了章炳麟（即章太炎，1868—1936①）這個國粹派的老頑固。章氏早年參加革命，任東京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晚年卻拚命反對新思潮和白話文運動。民國初年，這種前後見解截然兩分的名人比比皆是。在下一章，我們試圖勾勒出某些知識領袖有代表性的思想進展。 20世紀的中國變化太過劇烈，如果你堅持一個觀點，縱使這個觀點當時是激進的，然而轉瞬之間就會顯得保守了。日後嚴肅的研究或許能夠證實這個猜想：中國知識精英的價值觀和文化理想的變遷，有一明確的趨勢貫穿其中，這個趨勢指向的正是群眾革命運動。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梁啓超都是北京知識界的中心人物，同屬一個社會階層和群體。蔡元培1912年至1919年間的幾篇文章，以及胡適1919年至1922年間的文章②，都說明了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正在茁壯成長。而我們選取的陳獨秀1915年至1923年間的文章③，顯示出他拋棄了個人主義，轉而將馬克思主義奉為中國圖存的新指針—這一趨勢在當時的美國還鮮有人談論，到了20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得到關注。無獨有偶，梁啓超在1922年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概論》④（在這50年中，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投身於實際政治），其文舉重若輕，議論精妙。讀罷此文可知，儘管梁氏的思想因時而變，但在1922年，他對理性和進步的信念依然同辛亥時期無異。與之相反，孫中山在1919年至1923年間，明顯經歷了一次與陳獨秀相似的大轉變。 可以說，參加革命最為積極的知識分子都是拋棄了西方自由傳統的人，區別只在於有人拋棄得徹底些，有人拋棄得少一些。似乎要凝聚革命力量，就非拋棄自由主義不可。我們無須細究早年的陳獨秀和孫中山有幾分是真「自由主義者」，也不用去管他們後來接受了幾分馬列主義。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說，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革命政治已經證明，從西方自由主義出發直接解決中國問題已不可能。於是，在1923年，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到來了，本書也就此畫上句號。 （二）蔡元培與教育自由 蔡元培是民國初年著名的自由主義教育家。他曾先後擔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2—1913）、北京大學校長（1917—1927）、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1928—1940）。中央研究院是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的最高研究機構。正是因為他早年對教育自由的爭取，五四運動才得以孕育，新思潮才成為可能。中國的上一代政治和學術精英多曾求學於北大，並受到蔡元培的影響。 蔡元培是一個厲害角色。他接受的是傳統教育，而且一舉登科，點了翰林。然而，他的思想並沒有被儒家的條條框框所限。他反對儒家的繁文縟節，反對學校供奉孔子，提倡將儒家經典分散在文學、史學、哲學等現代學科之中，做科學的研究，而不要求所有學生必修。 蔡元培熟悉西方哲學，對克魯泡特金、達爾文、尼采、馮特、勒龐等人的學說興趣尤濃。1912年，他退出民國第一屆內閣後遠赴歐洲，遊學於萊比錫大學。在「一戰」期間的法國，他寫了兩部著作，一部關於哲學原理，一部關於歐洲美學史。他的《中國倫理學史》（1931）也是辭約旨博。蔡元培是公認的學貫中西的大家，但他的主要貢獻還是提倡教育自由和思想自由。他相信，學術機構應該免受政府干預。國民黨的宣傳家曾經稱讚，蔡元培領導的知識運動「旨在發現西方富強之原，取其精華納入中國固有之哲學，在知識和精神上實現新融合，從而使華夏舊文明重獲新生」。他在道德操守上堪稱表率。雖然身為國民黨元老，但他晚年辭職，隱居香港而終，只因看不慣烏煙瘴氣的南京政府。 從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蔡氏思想中有著明顯的康德烙印，在擔任教育總長期間，他堅持不懈地追尋中西道德哲學的相通之處。 選文57　蔡元培《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1912年）⑤ 近日在教育部與諸同人新草學校法令，以為徵集高等教育會議之預備，頗承同志餉以讜淪。顧關於教育方針者殊寡，輒先述鄙見以為喤引，幸海內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 清之季世，隸屬政治之教育，騰於教育家之口者，曰軍國民教育。夫軍國民教育者，與社會主義僢馳，在他國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國，則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藉武力，勢難恢復。且軍人革命以後，難保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將使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採者也。 雖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財力而孳乳。於是有第二之隸屬政治者，曰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寓於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於美洲，而近亦盛行於歐陸。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者也…… 軍國民、實利兩主義，所以補自衛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皆所以泯營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進以提撕實體觀念之教育。 提撕實體觀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極方面，使對於現象世界，無厭棄而亦無執著；積極方面，使對於實體世界，非常渴慕而漸進於領悟。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雖然，世界觀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與現象世界之關係，又非可以枯槁單簡之言說襲而取之也。然則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 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此為康德所創造，而嗣後哲學家未有反對之者也。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至美術則即以此等現象為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例如採蓮煮豆，飲食之事也，而一入詩歌，則別成興趣。火山赤舌，大風破舟，可駭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圖畫，則轉堪展玩。是則對於現象世界，無厭棄而亦無執著也。人既脫離一切現象世界相對之感情，而為渾然之美感，則即所謂與造物為友，而已接觸於實體世界之觀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現象世界而引以到達於實體世界之觀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者也。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三者，為隸屬於政治之教育。（吾國古代之道德教育，則間有兼涉世界觀者，當分別論之。）世界觀、美育主義二者，為超軼政治之教育…… 本此五主義而分配於各教科，則視各教科性質之不同，而各主義所占之分數亦隨之而異。國語國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屬於實利，而依准美詞學者，屬於美感。其內容則軍國民主義當占百分之十，實利主義當占其四十，德育當占其二十，美育當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觀則占其五…… 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後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茲不贅），可以不論。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尚實，即實利主義也。尚公，與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不免有廣狹之異，而要為同意。惟世界觀及美育，則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證明之，以質於當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討論焉。 選文58節選自蔡元培致林紓（字琴南，1852—1924）的公開信。林紓當時是北大保守教員陣營的一員。⑥ 這封回信有兩個背景值得注意：第一，它作於五四運動爆發六周之前，信中提倡學術思想之自由，議論鞭辟入裡，正是當時自由奔放的開創性時代精神的象徵；第二，寫作這封信的1919年，正是儒家帝國的舊統已然斬絕，而現代政黨政治的新統尚未能起而代之的時代。 選文58　蔡元培治理北京大學的方針（1919年）⑦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編者按：《月刊》發刊詞作於1918年11月，其中寫道：「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狹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①譯者按：章太炎生於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即1869年1月12日，原書所言不確。 ②見第26章。 ③見第25章。 ④見第28章。 ⑤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91—98頁。 ⑥譯者按：1906年秋，林紓任京師大學堂預科和師範館經學教員，1913年辭去北大教職，1915年起執教於正志學校，1919年時仍在該校，並非北大教員。 ⑦《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