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21章　經濟發展

本書的主要關注對象是思想而非經濟，但一些經濟概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企業家精神」在本質上是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表述？讓我們避免此類無謂的爭論，把注意力投向20世紀初中國湧現出的實業新思想。新思想的出現，既是由於受到外來的刺激，也源於對中國自身需求和潛力的新認知。 1896年之後，西方的刺激更加看得見摸得著了。由於《馬關條約》允許日本人在口岸從事貿易、工業和製造，其他國家援引最惠國條款，也獲得了同樣的利權。此後，外國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無非是為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日本、英國和德國的企業紛紛在上海開設紡織廠，中國實業家也迅速跟進。手工業是農村家庭的主要副業，如今已無力與更廉價的機器製造品競爭。慢慢地，農民不得不開始用血汗錢換取洋布、洋菸。 1898年，為了鼓勵實業，總理衙門規定，發明新式武器者給予50年專利權，發明新式民用品者給予30年專利權。1898年起，帝國主義列強又大量攫取鐵路、礦產的利權。清政府不得不採取反制措施。1903年至1911年間，大員們積極推動幾個大型工業項目。朝廷又派遣貝子載振赴歐美和日本考察實業。1903年，朝廷設立商部，1906年改為農工商部。包括《公司律》在內的《商律》也得以頒布。高官們帶頭提倡國貨，例如1905年袁世凱在天津開辦考工廠，展賣商品。商部也在北京興建了一座展賣商品的大樓，還敦促各省興辦高等實業學堂。留洋歸國者通過考試後，賜工科、商科進士等出身。1910年，兩江總督端方還辦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博覽會—南洋勸業博覽會。 1903年至1908年間，127家中國企業向農工商部登記註冊，註冊資本共計3219.98萬元，涵蓋紡織、麵粉、繅絲、電力、菸草、火柴、鑄鋼等領域。十年中，中國靠著外國貸款和承建，築成鐵路6000英里。為了抗衡外國銀行，中國也成立了一批新式銀行，如1897年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1904年成立的戶部銀行等。戶部銀行在1908年重組為大清銀行，1913年又改為中國銀行。1907年，成立了浙江實業銀行。 此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只是略約地折射出世界其他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大大落後於英、日等國企業在條約口岸的擴張。在航運、碼頭、紡織、保險、銀行、鐵路、礦業的投資方面，任何一家中國企業，無論官辦商辦，都無法同怡和洋行一家匹敵。外國資本在中國步步緊逼。一些中國士大夫開始了新的商業冒險，轉型為新式企業家。官僚墨守成規是官督商辦體制的一大缺陷。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之所以能開辦如此多的企業，是因為下轄地區的大小事務都歸他們統管。他們通常會差人代管這些企業，因而官僚主義就不可避免。無論是大員本人還是他們委派的管理人，都不可能夙夜在公、忘我工作。他們也沒有商人逐利的動機，不可能全神貫注於成本、價格以及市場上的每一點風吹草動。 跨入新世紀，中國實業界的領袖中有兩顆新星最為耀眼—盛宣懷和張謇。中國人應對西方經濟侵蝕的路數五花八門，盛氏和張氏代表了其中兩種。二人都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他們雖也謀得了一官半職，但從未躋身封疆大吏之列。與其說他們是官僚，不如說他們是實業領域的專家和經理人。 盛宣懷出身於江蘇的官宦人家，鄉試落榜後投入李鴻章幕府。1873年，盛氏受李鴻章之命，出任輪船招商局會辦。在招商局，和他搭班的是兩位買辦出身的廣東商人，一名唐廷樞，一名徐潤（1838—1911），二人日後都顯赫一時（徐潤靠著茶葉和地產生意發了大財）。盛宣懷認為近代化的交通和通訊是強國之要，所以李鴻章命他督建蘆漢鐵路和津滬之間的電報線。一旦有哪個官辦企業陷入困境，盛宣懷就會被派去當救火隊長。上海第一家紡織廠毀於大火後，李鴻章派盛宣懷接管該廠，盛氏募集商股，將其重建。漢冶萍公司資金不足，必須出賣股份時，又是盛宣懷從張之洞手中接過了管理權。上面的每一樁都是籌錢的苦差事。 盛宣懷做地方官最高不過道台，顯示出的外交手腕卻絲毫不下於他的實業才幹。1876年，他陪同李鴻章赴芝罘與威妥瑪談判買斷吳淞鐵路事宜。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為東南互保而奔走，使南方得以置身於衝突之外。 盛宣懷顯然是個同時解決多方面問題的天才，如輪船、電報、鐵路、礦務，他的頭銜也越來越多。1896年時他是津海關道，併兼任當時中國大多數鐵路工程的總辦，還主持著輪船招商局和電報總局。德璀琳看到盛氏攬了這麼多肥差，便提醒李鴻章要防著他一手，李氏卻置之不理，他評價盛氏是個「小心人」。 1886年，盛宣懷在天津創建了北洋大學堂，1897年又在上海創建了南洋公學。兩校都是實力不俗的工科學府，不但培養工程師，還培養政治家。王寵惠和陳立夫就畢業於北洋大學。到了20世紀初，盛宣懷的權勢已炙手可熱，政敵也越樹越多。1908年，他以醫治肺癆為名東渡日本，實則是躲避國內的尖銳批評。在日本，他會見了政界和實業界的要人，並考察了日本的實業。1911年2月，盛宣懷官拜郵傳部尚書。在任上，他力主鐵路國有化政策，結果點燃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在條約口岸，盛宣懷的外國競爭對手讚賞他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鍥而不捨、精力過人，卻不怎麼信任他。濮蘭德（J. O. P. Bland）說他是個「老狐狸」，而馬士（H. B. Morse）則說「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信不過他」。無論盛宣懷的手腳是否乾淨，他的民族主義情感還是很強烈的。1896年5月，張之洞邀請他主持蘆漢鐵路的建設，這是張氏抵抗外國經濟侵略的一步棋。在給張氏的回信中，盛宣懷慨然說：「再拼數年心血，為中國掙一口氣，亦不敢惜。」① 1898年5月，為了抵制外國代表提出的關於鐵路利權的過分要求，盛宣懷寫道：「所以不憚艱險，挺身任之，利鈍非所計也。」② 盛氏一往無前的銳氣使他成就了許多功業，也令他得罪了不少人。他還有一個小小的成就，那就是建立了中國紅十字會（1909），而更重要的成就則是建立了中國首家現代銀行。他將銀行視為抵抗外國（尤其是俄國）金融侵略的一種必要手段。張之洞對此事的態度不冷不熱，盛宣懷卻十分熱心。下文就是盛氏的一封奏摺。 選文53　盛宣懷論現代銀行（1896年）③ 銀行昉於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國之貨財，以應上下之求給。立法既善於中國之票號、錢莊，而國家任保護，權利無旁擾，故能維持不敝。 各國通商以來，華人不知務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銀行乃推行來華，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見本末，亦多建開銀行之議。商務樞機所系，現又舉辦鐵路，造端宏大，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議者謂國家銀行，當全發帑本，簡畀大官，通行鈔票，由部造發，如英法等國，財賦皆出入於銀行，是戶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風氣不同，部鈔殷鑑未遠，執官府之制度，運貿易之經綸，恐窒礙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西人，取資洋款，數千萬金，咄嗟立辦，其詞甚甘，其權在彼，利害之數未易計度。 臣惟銀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則力不合；力不合，則事不成。欲慎始而圖終，必積小以成大。擬請簡派大臣，遴選各省公正殷實之紳商，舉為總董，號召華商，召集股本五百萬兩，先在京都、上海設立中國銀行，其餘各省會口岸，以次添設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經理。 臣前在上海與開設粵、閩、浙、滬、江、漢各海關官銀號之紳商候選道嚴信厚議及銀行之事。嚴信厚顧全大局，情願以其獨開之銀號，歸併公家之銀行，使其氣局寬展。並照滙豐銀行規制，以精紙用機器印造銀票，與現銀相輔而行，按存銀之數為印票之數，以便隨時兌現……銀行用人辦事，悉以滙豐章程為準則。合天下之商力，以辦天下之銀行。但使華行多獲一分之利，即從洋行收回一分之權。並照西例，俟有餘利，酌量提捐歸公，預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國家即陰受其益…… 1896年11月，恭親王面告盛宣懷，大意是朝廷已准許俄國在京城開設中俄銀行，如果中國事先不自設一銀行，則利權將被俄國一網打盡。所以，清政府是最迫切地想看到這家銀行如期開張的。1897年6月，銀行正式開業，資本500萬兩，限華人持股。④ 盛宣懷一生成就了許多功業，也置下了萬貫家財。他說自己的一生還有三大憾事：沒有中過進士，沒有做過督撫，沒有遊歷過西洋。他的價值觀和抱負還屬於傳統一路，比他年輕一些的張謇（1853—1926）卻有著不同的性格和理想。 張謇出身於江蘇農家，1894年甲午科殿試，他從314名進士中脫穎而出，狀元及第。這是一份巨大的榮譽，日後對他的事業助益良多。1882年，他被派往朝鮮供職，由於文才出眾、辦事用心，引起了李鴻章、張之洞等大員的注意。1895年，他本可擔當重任，卻決心投身實業。 張謇以狀元從商而名聲大噪。他厭惡官場的條條框框，更痛恨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譏評。他痛感於日本之勝，決心改變中國的貧弱現狀。李提摩太曾發表自己的改革主張，包括發展教育和實業、改善公共衛生和福利、提高大眾生活水平等。張謇對李提摩太的建議頗為動心，將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鄉—江蘇通州。江蘇的通州通常被稱作「南通」，以別於北京附近的通州。南通產良棉，而甲午戰後日本也在培育良種棉花。張謇白手起家，1898年在南通創建了大生紗廠。他既是工廠的管理者，又是官商之間的橋樑，畢竟官府的照顧是不可或缺的。張氏本人的意圖在1897年大生紗廠的《廠約》中說得明白，現節錄於下。 選文54　張謇的經濟觀 通州之設紗廠，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通產之棉，力韌絲長，冠絕亞洲，為日廠之所必需；花往紗來，日盛一日。捐我之產以資人，人即用資於我之貨以售我，無異瀝血肥虎，而袒肉以繼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貧，國於何賴？……是以二十一年（1895）冬，南皮督部既奏以下走經理其事，不自量度，冒昧肩承，中更人情之乖，益以商市之變，千磨百折，忍侮蒙譏，首尾五載，幸未終潰。是非下走才力智計之所能，蓋大府矜諒於上，有司玉成於下，而二三同志君子賢人劻勷而提挈之力多也。今廠工已畢，紗機已開，凡我共事之人，既各任一事以專責成，事有權限，無溢於權限之外，無歉於權限之內，事庶舉手。⑤ 我們可以從本篇和其他文章中推測，張謇辦實業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有韌勁、肯吃苦；第二，同地方官員和督撫關係良好，這一點多少得益於他狀元的名聲。他可能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儒商。他多年工作不領薪水，有時旅費竟要靠賣字來籌。他還要同鄙夷棄儒從商的社會風氣做鬥爭。1925年，將要退休的張謇在股東會上發表了一份宣言，回顧了自己棄儒從商的歷程： 謇不幸生當中國上下不接時代，投身實業所受之困辱，及年力已衰不堪重困久辱，須請股東舉賢為代……況謇亦股東之一，視公司與地方自治、與全國實業，都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故認為亦廣亦重也…… 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即有聲望之要人，亦不輕見；見必不為屈下……年三十以後，即憤中國之不振；四十後中東事已，益憤而嘆國人之無常識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謀新矣而不當，欲自為之而無力。反覆推究，當自興實業始。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而適違素守。又反覆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恃，捨身餵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 一廠計自丙申至己亥（1896—1899），為負謗含垢，強力圖成，無息賠息之一節；自庚子至辛丑（1900—1901）為漸轉復厄、支柱危險之一節；自壬寅至丙午（1902—1906），為日進有功之一節；自丁未至乙卯（1907—1915），為平流而進之一節……二廠計自丁未至戊申（1907—1908），為整地建廠、無息賠息之一節，己酉至乙卯（1909—1915），為歲獲贏餘之一節……（一廠）總凡二十七年，贏利兼正餘二者，凡九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餘兩……（二廠）開機後十六年，贏利兼正餘二者，凡三百五十一萬七千一百餘兩，合共一千三百四十八萬一千七百餘兩……二十餘年自己所得之公費紅獎，大都用於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以累股東，而慷他人之慨也……⑥ 張謇待工人如慈父，仿照日本做法為工人興建宿舍。1903年，他曾赴日本一行。下面摘錄幾段張謇的日記，以見日本政治和實業制度的影響： 日人治國若治圃，又若點綴盆供，寸石點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國如烹小鮮」，日人知烹小鮮之精意矣。 日人治工業，其最得要在知以予為取，而導源於歐，暢流於華，遂足分歐之利而興其國。然大概工價，則過華或倍或二倍。我政府而有意於通商惠工也，利過於日有五說焉：一、原料繁富，二、谷足工廉，三、仿各國之長使利不泄，四、饜民生之好使不願外，五、與世界爭進文明，其要則「以予為取」一語賅之。日本凡工業製造品運往各國，出口時海關率不徵稅，轉運則以鐵道就工廠，又不給則補助之。國家勸工之勤如是。然地少谷貴，工資與製作之業並增均長，而言工業者猶務進不已也。與世界競爭文明，不進即退，更無中立，日人知之矣。 回經安治川，觀范多隆太郎所有之鐵工所……能造汽車及浚渫機船，匠目無歐洲人，台灣基隆有分場。我思上海製造局規模之大，經費之宏，几几十倍於此，曾未為農工實業造一船、制一械，以市於民而收其利，以助農商之業而分人以利。彼此相較何如也？…… 日本士大夫為官、商，聽其人志願，方為官則一意官之事，及為商則一意商之事。華士大夫則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⑦ 到1910年，張謇不僅掌管著南通和上海的三座紗廠，還經營著航運公司，承運自己的產品，另有麵粉廠、榨油廠、釀酒廠和鹽業公司。短短十年，南通一躍成為一座工業城市。與此同時，南通還逐漸具備了從幼兒園到南通學院的一套教育體系。南通學院設有貿易、師範、蠶學、農學、醫學、工程等學科。在慈善方面，南通還建起了育嬰堂、養老院、殘廢院和盲聾學校，還有一座新式監獄。在文化設施方面，南通擁有了博物館、圖書館和公園。這些進步大多是由張謇促成的。 張謇也因德高望重而被推任公職。他是20世紀初立憲運動的領袖，而且是江蘇省諮議局的議長（1909—1911）。1912年，他受孫中山之邀入閣，出任實業總長，1913年至1915年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在張謇的推動下，中國頒布了第一部公司法和破產法。然而，袁世凱並沒有給他太多施展的空間，他不久就辭官回鄉了。1917年，他在南通開辦了一所伶工學校，邀請劇作家和名伶任教。1920年，他邀請梁啓超和杜威（John Dewey）來伶工學校發表演說。胡適（1891—1962）在為《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作的序中寫道：「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⑧ 下面一段文字，是1913年張謇在就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的典禮上的演說。這篇演說道出了他對工業化的總體想法，他尤其堅信棉、鐵生產是中國進步之必需。這一觀點在當時的中國並不如今天這樣深入人心。 謇嘗研究海關貿易冊，知棉、鐵兩業，可以操經濟界之全權。昔年從事棉業，困苦艱難，屢蹶而後振，顧於鐵業，未涉津涯……但鐵業為吾華一線生機，今日為世界各國所注目者，僅此一廠。辦事人積十餘年辛苦，苟不至矢盡援絕，決不肯半途而廢……況十年樹人，李君昔年所遣吳、李諸君，又自歐洲學成而返，他國人方為之震驚而嘆服。正可再接再厲，努力進行……國家規永久之業，而用人惟賢，辦事務實，則雖國有，而無弊害……⑨ 1914年，張謇寫了一封信敦促政府發展礦業： 竊聞製造之業莫重於鋼鐵，經濟之原莫先於貨幣。東西各國靡不有煉鋼製幣之官廠及金銀銅鐵諸官礦，平時以供社會之要需，戰時以備國家之緩急…… 新頒礦業條例，惟食鹽、煤油二種定為國有，其他各礦在國家方力持開放主義，原無與民爭利之心。然如鐵如鉛，不特為輪軌機械之所必需，亦實為槍炮彈藥之原料，而釆煉費巨，聽民自為，動多流弊。似宜濟以官力，免蹈漢冶萍覆轍。⑩ 張謇的生平雖然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但有一點頗為明顯：他極力彌合儒教與近代產業間的鴻溝，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①《愚齋存稿初刊》卷二十四，第27頁。 ②《愚齋存稿初刊》卷三十一，第32—33頁。 ③《愚齋存稿初刊》卷一，第14—15頁；又見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中國通商銀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頁。 ④《愚齋存稿初刊》，卷二十五，第12頁。 ⑤原題《廠約》，見《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一，第7—8頁；又見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張謇全集》（第三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頁。 ⑥原題《大生紗廠股東會宣言書》，見《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八，第33—36頁；又見《張謇全集》（第三卷），第113—117頁。 ⑦以上三段日記見《張季子九錄·專錄》卷四，第1—34頁；又見《張謇全集》（第六卷），第482—794頁。 ⑧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5頁；又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42—544頁。 ⑨原題《漢冶萍就職演說》，見《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五，第13—14頁；又見《張謇全集》（第三卷），第793—794頁。 ⑩原題《擬具官營礦業辦法呈》，見《張季子九錄·呈文錄》卷九，第3—5頁；又見《張謇全集》（第二卷），第2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