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19章　義和團

打擊維新運動和太后重掌大權二事，並沒有保守派估計的那樣順利。一面是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威脅，一面是漢人對滿人統治的敵意日漸高漲，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變法勢在必行。如果慈禧太后要變法，則勢必讓人覺得她在肯定光緒帝1898年的詔書，等於在世人面前打了自己的臉。她更願做維新和守舊兩派之上的仲裁者。 1900年，國內的反對聲音使慈禧太后惱恨，國外對維新派的公開同情更使她怒不可遏。她最終決心把寶全押在守舊派上。守舊派則試圖將一切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滿引向洋人，引向皈依洋教的中國人，引向洋人修建的教堂和鐵路。 效果果然立竿見影。1900年6月，千千萬萬的拳民受了怪力亂神的蠱惑和守舊官僚的慫恿，相率起事，蔓延山東、山西、直隸和遼東半島。他們燒教堂，拆鐵軌，毀電報線，殺外國教士和中國教徒。6月20日，清廷對列強宣戰，拳民立即圍攻北京的使館和教堂。他們截斷了京津之間的鐵路，逼退了一支2000人的英國援軍。8月14日，八國聯軍（包括日、德、英、法、美等國）進入北京，清軍和義和團對使館和教堂的圍攻本就半真半假，此時更是煙消雲散。列強通過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向中國勒索了高達3.339億美元的賠償。 即使有外國的挑釁，也只有對西洋情形兩眼一抹黑的當權者，才會給清朝的國運帶來如此浩劫。 死硬派的首腦中有幾位是親王。19世紀60年代以來，教育皇室的機構名存實亡，他們的教育長期被忽視。他們從小不學無術，又慣於頤指氣使，很容易炫惑於民間的怪力亂神。所以，當山東拳民自稱得神之助、子彈不傷時，他們竟然深信不疑，連太后本人恐怕也信以為真了。 拳民被視作盡忠報國的義民和中外決戰關頭的可恃之力。他們所有非理性的暴力行為—殺教民、殺洋人、毀壞一切跟「洋」字沾邊的事物—當時統統被視作抵抗侵略者的愛國行動。1900年京師及京畿的大亂，是無知、迷信和群體狂熱交匯而成的。 關於義和團的起源，可謂眾說紛紜。關於這個問題，中國方面以勞乃宣（1843—192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認為，以「義和拳」為名的秘密會社早在1727年至1808年間已經存在，並且一直存續到19世紀末。「拳」指的是中國防身的技擊之術。「義和拳」既是一路拳術，又是使用這路拳術的會社的名稱。① 簡單來說，此團體起源於傳授此拳術的會社。由於官府命山東民眾組織團練，抵抗德國對山東的蠶食，於是各地的義和拳紛紛改稱「義和團」，由此取得了半官方武裝的身份。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如施達格（G. N. Steiger）博士所著的《中國與西方》（China and the Occident），則採用更狹義的概念，認為義和團是戊戌政變之後才出現的，是奉朝廷之命組建的武裝力量。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經證明此說不可信。 下文三篇義和團的文獻，第一篇是一份傳單，這種形式早在漢代就已出現，此後歷代不絕。傳單有時是出於好事者的胡鬧，有時卻是陰謀家利用無知和迷信倡亂的工具。另外兩篇是拳民的告示，很有典型意義。1900年4月到8月間，這種告示遍布華北鄉村。老人們想約束年輕人的逾矩行為，自己卻也信了義和拳的那套說辭。 三篇文獻都未直接抨擊洋人，但都訴諸佛、道等種種迷信。其中，第一篇文獻（特別是其中「十愁」的說法）流傳甚廣。 選文48　拳民告示② （1）義和團傳單 關公聖帝君降壇曰③：今年人死七分，求觀音菩薩大法慈悲，能救眾生，可傳送此帖，災能免。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三張免一家之災，若不傳說，荒（謊）言為神所惡，反加重災。 為善者可保，作惡者難逃，不信可看七八月間，人死無數。諸神聖時察人間善惡。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寧，二愁山東一掃平，三愁湖廣水連天，四愁四川起狼煙，五愁江南大荒亂，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義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隸鬧，九愁有衣無人穿，十愁有飯無人吃。殃轉福有命，代筆人免一家之災。 六月十九日、七月二十六日向南方上供，免爾之災。 （2）京都順天府宛邑齊家司馬蘭村義和團曉諭 京都順天府宛邑齊家司馬蘭村虔誠設立義和神團，為此曉諭嚴規村坊事： 竊有天主教，由咸豐年間串結外洋人，禍亂中華，耗費國帑，拆廟宇，毀佛像，占民墳，萬惡痛恨；以及民之樹木禾苗，無一歲不遭蟲旱之災。國不泰而民不安，怒惱天庭。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諸神下降，赴垣設立壇場，神傳教習子弟，扶清滅洋，替天行道，出力於國家而安於社稷，佑民於農夫而護村坊，否極泰來之兆也。而恐愚庶無賴之徒，仗勢橫行，依強凌弱，報與村首團長，以公為公，按法辦理，不准狥（徇）私為己。如有私情，神目如電，察示無私，輕罰重法，絕不寬宥。因以外教邪術迷人，上天惱怒，差眾聖下界赴壇，傳教子弟義和團。義者仁也，和者禮也，仁禮和睦鄉黨，道德為本，務農為業，而遵依佛教。不准公報私仇，以富壓貧，依強凌弱，以是為非。 齋堂川齊家司馬蘭村坎字團具 （3）告白 中原各省集市村莊人等知悉： 茲因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緘默。以致吾等俱練習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截殺教民，以免生靈塗炭。自示之後，曉諭村莊人等，無論爾等誰莊，如有教民，急速驅逐，自逞將教堂及伊等房屋，俱各延燒毋留。誰若招留抗違隱匿信主之人，吾等到處一例問罪，用火焚化，以致掣肘。尤恐不諭而誅，吾等不忍無故干受其累。勿違，特示。 義和拳具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在義和團運動的迅猛發展勢頭之下，朝中敢於站出來反對的人寥寥無幾。許景澄（1845—1900）和袁昶（1846—1900）是最傑出的兩位。許景澄，同治七年（1868）進士，曾任駐日公使（1880）、駐法、德、意、荷、奧公使（1884—1887）和駐俄公使（1891—1898）。袁昶，光緒二年（1876）進士，充總理衙門章京十餘年（1883—1894），1898年9月除直隸布政使，以三品京卿在總理衙門上行走。他們認為拳民全不可恃，中國向列強開戰無異於自殺，而圍攻公使館則嚴重違反了國際法。二人既是浙江同鄉，又是好友，聯名具奏鎮壓拳民，旋被誣為漢奸，6月26日被捕下獄，兩日後處斬。 下面的三封奏摺就是兩位勇敢的大臣所作。通過這三封奏摺，我們可以從北京的視角，對義和團運動的背景和發展做一總體的了解。 選文49　反義和團的殉難者（1900年）④ 第一封奏摺為戶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少卿袁昶所上，奏請剿拳民以弭巨患： 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上諭，即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團等名目之事，實系白蓮教餘孽，曾奉仁宗皇帝嚴旨密拿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東撫袁世凱遵旨覆陳，言萬無招撫編為營伍之理，言之最為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燈自稱明裔，妖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兵掩捕擒獲，就地正法，絕無能避槍炮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證…… 為今之計，惟有先清內城之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勢顯然。 許、袁二人的第二摺奏請保護使館，以維持大局： 竊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國公使克林德途遇槍斃之後，該匪遂攻擊各國使館。提督董福祥所統甘軍，尤與之聲勢相倚，狼狽為虐……今已二十餘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於東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眾，自詡能避槍炮之術，而今安在？ 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為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我國家與泰西各國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傳教，平日教民倚勢魚肉鄉里，以洋教士為護符，地方官或者希圖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憤，仇視教民，是皆臣等辦理不善……見異服異言，統呼之為毛子，銳以獮薙為快…… 臣愚請保全使館，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嚴旨切責董福祥，飭令甘軍悉行退扎城外……一面仍請責成大學士榮祿，剋期將拳匪一律驅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 1900年7月28日，許、袁的第三折直接導致了二人之死：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余，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掣全球，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槍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群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有餘。前山東撫臣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羞當世士耶？…… 大學士徐桐，索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啟秀，膠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甫入京師之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剿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為逆說……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為釀禍之樞紐…… 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為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眾……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並非朝廷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此摺奏聞之後，二人即被處斬。 ①譯者按：「義和拳」作會社名稱時，英文應譯作「Harmonious Brotherhood」，原書「Righteous and Harmonious Fist」的譯法不確，且有誤導性。 ②翦伯贊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義和團》（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١٩٥٧年，第١٤٨—١٤٩頁。 ③譯者按：在翦伯贊《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義和團》一書中，「關公聖帝君降壇日」是傳單的題目，而非正文。英文本譯者將「日」字看作「曰」字，把「關公聖帝君降壇曰」當作正文第一句，似較原書通順。傳單內容借關公之口宣傳，所以著一「曰」字，而作「日」字則難以索解。《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刊登了王火選輯的《義和團雜記》，收錄了一篇類似的傳單，開頭即是「關聖帝君降壇曰」。此處姑從英文本改動。 ④《光緒政要》卷二十六，第8—10頁；又見翦伯贊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義和團》，第159—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