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18章 1898年的失敗
1898年春，康有為等人的屢次上書以及康有為有關日、俄改革的著作上呈朝廷，使開明官員關心起維新的問題。最重要的則是引起了光緒帝本人的對維新的重視。此時是自1889年皇帝成年、太后撤簾歸政以來，光緒帝掌權最充分的時候。光緒帝認識到了變革的必要性，於1898年6月11日頒下詔書，宣布變法。同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向皇帝保薦康有為、梁啓超、黃遵憲等人推動變法。6月16日，光緒帝破格召見康有為，著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以專摺奏事之權。光緒帝和維新派的諸領袖都偏於理想而短於政治經驗。他們在短時間內頒布了大量改革詔令，而沒有細查改革的社會與政治條件是否成熟，推行之後能否見效。這些詔書中有關於科學研究的，有關於西法練兵的，有關於發展農業與教育的，有關於公布公共預算的，有宣布廢除八股文的，有罷免守舊官員的，有裁撤閒曹的，不一而足。把持著肥差的官員和只曉得起承轉合的士子紛紛群起反對他們。保守主義者們慫恿慈禧太后鎮壓維新變法，說如果不鎮壓，太后自己也權位難保。9月21日，太后下令軟禁光緒帝，再度垂簾聽政。由此，守舊派完全掌握了局勢，其倒行逆施最終導致了義和團運動。我們首先敘述一下當時複雜的朝局，然後再考察更為複雜多變的保守主義思想。康有為和梁啓超以芝麻小官而驟得大權，又有些自以為是，於是激起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彈。
（一）朝廷與皇帝
在變法之爭的大題目下還有幾個小題目：新舊之爭、滿漢之爭、英俄之爭、帝後之爭。慈禧太后只關心皇室的利益，如果維新運動奉她為領袖，她對維新的阻撓就會大大減少。但是即便如此，矛盾仍然不可避免：慈禧太后權力的支柱是她所寵幸庇護的太監和守舊大臣，而皇帝則是維新一派的領袖。不撤換太后的人馬，新政便無從施行；如果太后同意施行新政，則大權必定旁落無疑。新政直接威脅到了她本人的地位，也動搖了守舊大臣的地位，畢竟他們是改革的主要對象。如果主張維新的光緒帝握有實權，則太后和守舊大臣便風光難再。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員榮祿（1836—1903）死心塌地地依附太后，反對維新，以保全祿位。協辦大學士徐桐（1820—1900）也是一位守舊大臣，光緒帝對他極為反感，1887年至1898年的11年間只召見過他一次。仗著太后對自己信任有加，徐桐一直未遭罷黜。
此一時期，朝中有南、北黨之爭。太后支持以徐桐和大學士李鴻藻（1820—1897）為首的北黨，光緒帝則支持以帝師翁同龢為首的南黨。剛毅（卒於1900年）也是太后眼前的紅人，竭力阻撓變法，並且主張廢黜光緒帝。不消說，臭名昭著的太監李蓮英（卒於1911年）也反對一切變法措施。榮、剛、李三人沆瀣一氣，破壞維新事業。
地方督撫中，唯有湖南巡撫陳寶箴將變法詔書切實施行。山東巡撫和四川總督都是榮祿的黨羽，對詔書陽奉陰違。兩廣總督譚鍾麟和兩江總督劉坤一也唯榮祿之命是從。皇帝敦促劉坤一、譚鍾麟切實推行變法，劉氏竟以未收到詔書為由推諉，而譚氏則直接置而不答。
攻擊變法的御史與守舊大臣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即令一位御史與守舊大臣素無瓜葛，只要能參哪個維新派一本，馬上就能得到守舊大員的垂青。例如，有一個叫曾廉的舉人上書請殺康有為。曾廉的動機為何，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徐桐覽書大悅，馬上將曾廉邀請到自家宅邸，奉為上賓，不久又保薦他出任知府。在朝臣之中，翁同龢大體上是守舊派，長期以來一直是光緒帝最信任的師傅。翁氏看到皇帝對康有為等人的倚重更勝自己，不免心生嫉妒，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
裁撤冗員和閒曹，如詹事府、通政司、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以及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使許多官員一夜之間就要丟掉飯碗。舉人和貢生也將喪失入仕的機會。將寺觀改作校舍的想法則過於簡單，實則難以辦到。當時高級僧尼往往與紫禁城內的太監有交情，從而間接地能和太后搭上線。當和尚告訴太監寺廟將被拆毀，地皮挪作他用，連太監自己也可能被掃地出門，那麼太監就會竭盡所能說服老佛爺儘快停止變法。
總之，維新派領袖幾乎全是漢人，而反對維新者以滿人高官居多。剛毅曾說變法是損滿益漢，另一名滿人高官則說，康有為在保朝廷和保國家的面目之下，其實是想排除滿人而保全四萬萬人。1898年7月，一位滿人高官的妻子向太后哭訴，說所有滿人都要遭到罷斥了。據說太后聞言大驚，這促使她下決心出辣手鎮壓維新派。1898年9月，太后在榮祿的幫助下發動了戊戌政變。包括譚嗣同在內的六名維新領袖被處斬，光緒帝則在幽禁中度過餘生。1908年太后死期已屆時，她的外甥已先她一日去世了。
下面這段光緒帝和康有為的對話發生在關鍵的6月16日，皇帝發動百日維新五天之後。由於這段對話是康有為去世後他的一位門生追記的，所以文中稱康有為曰「先師」。這段對話可能就是這位「當代聖人」自己記錄的版本。
選文46 康有為同光緒帝的對話（1898年6月）①
先師二十八早入朝房，與榮祿遇，與談變法事。榮祿入對時，即面劾先師辯言亂政。榮祿下，先師入對。皇上問先師年歲、出身畢，先師即言：「四夷交侵，分割漸至，覆亡無日。」
皇上言：「皆守舊者所致耳。」先師奏言：「皇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即在是；既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
皇上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先師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累致敗，終必無功。」皇上然之。
先師又奏言：「所謂變法者，須將制度、法律先為改定，乃謂之變法。今言變法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又請先開制度局，皇上以為然。
先師又奏：「臣於變法之事，嘗參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採擇。」皇上曰：「汝條理甚詳。」先師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為不厲行之？」
皇上以目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先師知皇上有所礙，又奏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
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先師對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實無暇晷，無法參考新學，實無如何。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事，當無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則彼等無從駁議。先師又曰：「昨日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皇上一笑。「自割台後，民志已離。欲悚動臣僚之意，團結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師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開；而民智不開之故，皆由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緣以八股考試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先師對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師對曰：「皇上既以為可廢，請皇上即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皇上曰：「然。」
皇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先師略言中國礦產遍地，生財有道，但當設法開源，不患財用不足。先師又詳奏譯書、派遊學、派遊歷各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猶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末及推廣社會，以瀹民智而激民氣，並招撫會匪。因問，遂奏謝保國會被劾，皇上為保護之恩。皇上點首稱是。久之，皇上點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條陳來。」先師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為從來所未有也。
在以上文字中，維新派一再引日本為榜樣，足見甲午戰後，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中逐漸雜入了絲絲欽佩。一些中國人開始考慮赴日留學，明治維新的領袖在中國大受歡迎，伊藤博文就是一例。他於1898年秋造訪北京。消息傳開，許多官員建議借伊藤博文的長才助中國變法，兼可密切兩國邦交。貴州舉人傅夔奏請留伊藤博文為相，以行新政。伊藤博文被中國官員尊為再造日本的名相，而光緒帝已經憑著一腔熱情，紙上談兵地推行新政三個月有餘。他決定於1898年9月20日接見伊藤博文，而維新運動第二天就夭折了。
選文47 伊藤博文同光緒帝的對話（1898年9月）②
伊藤奏曰：外臣博文此次來到貴國，係為漫遊，本日蒙陛下召見，殊為光榮。恭維陛下改良舊法，力圖富強，此於保全東亞局面上實有重要之關係，自不待言。博文漫遊已終，歸國奏明皇上陛下，陛下必宸衷欣悅。博文謹祝大皇帝聖壽萬年！
伊藤奏畢，光緒命之坐，遂作下列之問答。
光緒：久聞貴爵大名，今日不圖竟得相見，誠屬快慰之至！
伊藤：本日辱蒙召見，親得咫尺龍顏，榮幸實無有過於此者。
光緒：途中平安否？
伊藤：托陛下洪福，路上極為平安。
光緒：貴國大皇帝陛下安否？
伊藤：此次決定漫遊後，曾入宮覲見，龍體極為安泰。
光緒：貴國維新以來之政治，為各國所稱揚。貴爵對於祖國之功業，實無人不佩服。
伊藤：過蒙獎譽，萬不敢當。臣不過仰體我天皇陛下之聖謨，聊盡臣子之職分耳。
光緒：貴我兩國，地勢上同在一洲之內，最親最近。目今我國改革，迫於必要，朕願聞貴爵披瀝其意見，請貴爵將改革順序方法，詳細告知總理衙門王大臣，予以指導。
伊藤：敬奉諭旨。王大臣如有諮詢，臣依實際所見，苟有利於貴國者，必誠心具陳。
光緒：常與貴國同心協力，永久繼續親密國交，為朕所最為切望者。
伊藤：我國天皇陛下之聖意，亦實相同。此心若能普及於兩國臣民，則交誼日漸親密，實屬易事……
之後的對話就是禮節性的了，意義不大。會見後，皇帝賜宴招待伊藤博文。
（二）反變法的保守思想③
維新運動的反對者在思想上建樹甚少。他們乞靈於傳統的教條以抗拒變革，認為有祖宗之法足矣。然而觀其議論，仍不乏高見。他們的見解同樣是這段歷史具有啟發性的組成部分。
按政治思想劃分，保守主義者有兩大類。第一類保守主義者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改變。他們有的認為治國就該靠人治加德治，無所謂法治，也就無所謂變法；有的認為祖宗之法無論如何也不可廢，則也就無所謂變法。第二類人的反對則沒有那麼絕對。他們有的相信中法本就優於西法，所以不必變；有些人則承認西法確有優長之處，卻與中國國情不合。他們最能認可的說法是，西法非必不可取，西政非必不可用，但康有為的變法則弊大於利。他們認為，康氏變法最嚴重的害處就是腐蝕人心—中國制度之優越在於王道，而西洋人唯重金錢，西法則並用法治與霸政。
王先謙（1842—1917）是學林泰斗，《東華錄》的編者之一。他與大藏書家葉德輝（1864—1927）都認為，中國之壞是人之壞而非法之壞，所以言變法不如言變人。王先謙進一步宣稱，西方人公心重而中國人私心重，所以民主制度難以行於中國，其說如下：
夫所謂自治雲者，從前西國本無政教，百姓困苦，不能相忍，自下劘上，以成此局。中國數千年聖帝明王，殫其作君作師之心力，積累經營，籌慮既周，防檢尤密。其立國之本，固不侔矣。而中西公私之懸異，即由此而生。西人各挾一自治之權，鳩合大朋，互相抑制。坐而謀者公益，出而議者公害，政令公之，財產公之，土地公之【註：如印度取自公司，而歸之國家是也】，其勢皆出於不得不然。而上無齟齬不安之見，民無推諉坐視之心者，習成故也。
中國之民，自黃帝、堯、舜以來，戴君若天，望君若神，又樂其寬然有餘也。而欣欣焉以自私，擊壤之歌是也。自夏後氏家天下，民亦以為吾君之子也，而相與私之，君與民各據其私而私之……今以中國自私之心，而行西人自治之政，其不能相合決矣。④
褚成博也認為最緊要的便是變人心，他於1898年寫道：
當今之世，非無治法之患，實無人心之患。欲求變法，先宜變心……自同治初元，曾國藩、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諸人，因外患日深，力崇西學……咸謂始雖效彼所長，終當駕乎其上。乃因循至今，島寇偶侵，全局糜爛。是豈法之不變，變之不善哉，亦誤於行法之不得其人耳……船械諸工，果能符宗棠原議，悉由華廠自辦乎？……（李鴻章）所派學生，果有一二造詣精絕、為國竭忠禦侮乎？……創設海軍，果能遵葆楨原議自動訓練乎？推之他事，莫不皆然……大率有初而無終，言多而行少……遠猷敗於粉飾，患氣伏於貪私……從前總理衙門籌議海防云：各事一不得人，均歸虛費，其誤在用非其人，不在法之不善。⑤
一些守舊士人比較中西政治之後，認為西人除機械、算學外一無所知，而中國政治則為德治，為王政，為義，為太平，為永久。有道德力量在後面撐腰，中國必定能夠統一區宇，賓服四夷。黃仁濟是一位保守論者，他寫道：
若謂天地人物，皆可以算學得之，似此則外洋宜有治而無亂，有興而無衰，有生而無死，有存而無亡，有強而無弱，有富而無貧。何以治亂興衰生死存亡富貧之故，外洋亦又得而握之。蓋此算數之中，又有一天理之主宰焉。外洋但知一時一事之推測，而中華早悉百世千載之推測，斯即我中華有聖人，而外洋不能企及者……
外洋專重利，並行一信字，上下同心，有君臣一體之意，其國雖富強，終不能群情一統。我中華共重義，兼行一仁字，因少同心，反形衰弱。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實由此而推引。外洋專從數，並行一術字，凡事皆有數定，故並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善惡貞淫吉凶禍福之理，全然不講。中華則於數中兼說一理字，百事聖經聖傳皆有理以窮其間……⑥
循著這一思路，許多士人和官員都承認西方之長在於富強之術，但此富強之術須加改造，以適應中國國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語有多重內涵。誠如衛德明（Hellmut Wilhelm）教授所言，體用兩分的思想在中國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內」和「外」。⑦ 在朱熹的學說里則稱為「體」和「用」，相當於理學框架下的「理」與「氣」這對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中體西用」的頭號闡釋者張之洞就精通朱子之學，無怪乎他將所有學術都分為兩類—「舊學為體，新學為用」。這個兩分法用到政治學說上，就體現為德治為主、法治為輔的思想。有些人將「中體西用」解釋為以霸道雜入王道，因為他們腦中還存著一個古老的觀念—律法不外乎君主懲罰人民的工具。仿行西法不過一時權宜，中國治道的常經大法仍在於仁義道德。於是，這個口號又可以理解為：以服膺孔孟、尊戴君上為本，以夷人的「霸政」為輔，從而致國家於富強之境。士人文悌寫道：
故其事必須修明孔、孟、程、朱，《四書》《五經》《小學》《性理》諸書，植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綱常倫紀、名教氣節以明體，然後再習學外國文字、言語、藝術以致用。則中國有一通西學之人，得一人之益矣。⑧
不少旅行日記告訴我們，這種態度可以一變而成為對西方異俗的厭惡。袁祖志《涉洋管見》中有一節讀來趣味橫生：
中土四時咸備，氣候均調，泰西則寒暑不時，冬夏亂序，有自古迄今霜雪不降之處，該處之人，畢生不識六出花為何物……
以人事而論，中土首重倫常，次隆仁義。泰西則子不養父，臣玩其君，妻貴於夫，三綱淪矣。因夫婦之道不修故，婚姻之禮遂廢。女子二十有一便縱其任意擇夫，盡有屢擇方配之人，不以先奸後娶為恥。青年碧玉，到處求雄；皓首孤孀，盡堪招偶。風俗之壞，一至於斯……
以言禮樂，則天子之居與齊民等。不過規模累大，而無森嚴堂陛之象。君主之容與君後之象懸以待沽，民間作為玩具，尊卑之分泯矣……
言乎服御，則除土耳其一國被服離奇外，其餘各國相同，毫無分別。尊卑一式，貴賤難分。夏無紗葛之適體，冬鮮裘絮之章身。但有車馬之勞，而無藍輿之適。婦女裙長七尺，徒掃垢壤，帳帷高懸一丈，難拒蚊蚋。
以言乎飲食，則無分冬夏，均啜冷水涼醪；不解烹庖，但識牛脂羊肋；傳餐無幾，徒勞器具之繁；式食庶其，不勝僕從之瘁；羹湯絕少，珍錯全無焉。
以言乎政治，則暴征苛斂，亘古罕聞。竟有按照物價所值，如數輸納，或查得偷漏，則遞加十倍百倍以示懲罰。或有地稅，或有丁稅，或有身稅，或有屋稅，或有招牌稅，煩重極矣。取之不厭，民何以堪，又復尊尚邪教，任其橫行，竭民脂膏，啟造禮拜堂，以有用之錢，置之無用之地，殊堪駭異。
至於律不載戀奸之條，妻可以置妾控夫，尤為可笑。此外則倒置失宜者，囹圄之反為天堂也。居大不易者，食用之貴如珍寶也。五倫不修而五穀不備也，百藥不詳而百草無香也……⑨
中國第一任駐英副使劉錫鴻在《英軺日記》中寫道：
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為富強，遽謂為有用之實學哉？……究其禁奇技以防亂萌，揭仁義以立治本，道固萬世而不可易。彼之以為無用者，殆無用之大用也夫！⑩
另外一條批判西方物質至上主義的思路是，認為中國物質文明的停滯是因為中國人重大道而輕器物。例如，劉岳雲（1849—1917）說：「夫夷之技，一工人耳，薦紳之所不道，而學士大夫之所鄙也……中國之才百倍於夷狄，特摒棄弗為，別求其至遠至大者也。」⑪
有的人則沒那麼自大，反而有幾分悲觀。他們認為西方物質文明領先太多，中國人想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難於上青天。想要圖存須得另闢蹊徑，西化並不可取。大儒俞樾（1821—1907）開出的藥方，就有幾分道家消極抵抗的味道：
然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即或決命於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人耳。吾賞罰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為輩如牆而進，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⑫
最後，有幾種說法是專門針對西洋機器的：
（1）中國人單憑人力和經驗就能勝過機器。沈純寫道：
中國舵工，視日暈雲氣而知何時有風雨，察水紋沙線而知此處有暗礁，驗山形水色而知此海屬何處。一日經歷，終身不忘。他如琉璃河之鐵桿、廈門之獨石橋、都中之華表、廣東之雕牙器、埃及古宮之楹棟、義大利之石刻，悉未嘗借力機器。洋人見之，率皆摹撫流連，莫測其妙……⑬
（2）中國人口過於龐大，如果應用機器，許多勞動力將失業，社會的秩序與安寧將被嚴重擾亂。此論點被學者朱一新（1846—1894）痛切闡發：「西國地廣人稀，故耕種亦用機器。若中國用此，一夫所耕，可奪十夫之利。彼十夫者，非坐而待斃，即鋌而走險耳。」⑭
張自牧也說：
南畝之農夫，北山之礦工，及夫輓車操舟者流，數千百萬之人，畢生胼胝於其中，一旦為機器所攘奪，失其謀生之業，其有不相聚焉亂者乎？泰西機器之行未及百年，而大亂屢見，殆由此也。⑮
（3）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機器的生產卻是無限的。自然資源一旦枯竭，人類的生存便將面臨困境，所以應該抵制機器。俞樾說：
今彼中（西洋）人則不然，但知窮極天地之所有，以供吾一日之用。語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聞彼中用煤無度，產煤之地日以少矣……然即煤之一物而推之，則知用之無度必有窮……日復一日，菁華衰竭，恐天地塊然不復能生人物矣！⑯
①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第26—28頁；又見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96頁。
②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第229頁。
③關於本節，請參看陳鍫《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7冊第1輯），台北：正中書局，1956年。
④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卷二，光緒三十二年版，第75—76頁（譯者按：陳鍫之文將《書札》誤作《文集》）。又見王先謙：《葵園四種》，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933頁。
⑤陳鍫：《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第151—152頁。
⑥陳鍫：《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第156—157頁。
⑦Hellmut Wilhelm，「The Problem of Within and Without，a Confucian Attempt of Syncret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Ideas.
⑧文悌：《文侍御悌嚴劾康有為折》，見蘇輿：《翼教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30頁。
⑨袁祖志：《涉洋管見》，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六十冊），第470—478頁。
⑩劉錫鴻：《英軺日記》，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五十六冊），第184頁；又見錢鍾書主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第240頁。
⑪劉岳云：《食舊德齋雜著》卷一，《〈格物中法〉序》首頁，無頁碼。
⑫俞樾：《賓萌集》卷二，第6頁。
⑬沈純：《西事蠡測》，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六十二冊），第530頁。
⑭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四，第50頁，《拙庵叢稿》本；又見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70頁。
⑮張自牧：《瀛海論》，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六十冊），第489頁；又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歷代邊事資料輯刊》（第五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17—18頁。
⑯俞樾：《賓萌集補篇》卷六，第79—80頁，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