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17章　張之洞的改革計劃

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可謂再熟悉不過了。它成為數十年間中國文化政策討論的焦點。1898年，張之洞讓這句話一夜成名。張氏既是推動改革的開明大員，又是反對憲政的保守士大夫。他在工業建設方面的作為已經見於第13章。由於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太過重要，我們在這裡姑且拋開時間順序，簡要地對他的生平和思想做一整體的介紹。 張之洞出身於官宦之家，自幼受儒家教育，為同治二年（1863）進士。他登科不久就上書皇帝，並以此得名。他先後做過兩廣總督（1884—1889）和湖廣總督（1889—1907），其間曾短暫署理兩江總督。這些履歷使他成為晚清政府在一切重大問題上不可或缺的諮詢對象。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許多內外政策的制定首先由地方督撫提議。李鴻章、劉坤一、榮祿相繼去世後①，張之洞就成為首屈一指的元老重臣，入京出任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②事務。這是他最後的職位，實權甚少，對這個搖搖欲墜的朝廷難有什麼助益。這個朝廷的壽命只比他多了兩年。 張之洞的基本改革思想見於那部廣為傳誦的《勸學篇》。此書作於1898年，比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晚出38年。③ 上文已指出，「中體西用」的口號正是來源於馮氏。二人思路一致，而張氏晚馮氏一代，不僅在「西藝」上更富見聞，而且對於「西政」也了解更多。「西政」包括學制、財政、稅務、軍備、法制、獎勵實業等方面。但是，張之洞並不欣賞西方的哲學和政治學說，其思想大致可概括為以下三條： （一）振名教以保社稷。張之洞與曾國藩持守著同樣的義理，對朝廷忠心耿耿。作為三朝元老，他對朝廷感恩戴德，對於清廷的輕徭薄賦、寬柔養民尤其讚嘆不置。他還論證滿漢同種，保滿即保漢。 張之洞強調，孔孟之道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他批評將儒經譯成英文的做法，因為他覺得這些譯文都出自陋儒之手。他極為看重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曾說：「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④ 為保皇帝免遭革命之禍，民主制度、君主立憲和個人自由都在他抨擊之列。1900年，他在漢口鎮壓了一次起事，處決與事者20餘人。 張之洞對外國侵略切齒痛恨，是個十足的「鷹派」：他於1879年至1880年間主張對俄開戰，1882年至1885年間主張對法開戰，1894年至1895年間主張對日開戰，1901年中外議和期間又主張在東北對俄開戰—此次事件中，他對李鴻章的激烈批評驚動了朝廷。 在京師，張之洞被視為北派領袖，而翁同龢（1830—1904）則被奉為南派魁首。據張氏《年譜》，他頗為後悔自己沒有培養嫡系人馬。與翁氏相比，張氏更為開明，也更富遠見。他提倡以教育為根本入手處，漸進地改良，而不是像光緒帝和康有為那樣希圖急遽的變革。他尖銳地抨擊康有為的學說，他希望的是將孔孟之道與西方的技術、治理手段（而非政治體制）相結合：「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⑤—這句話又是那句著名口號的變體。 （二）教育救國。「教育救國」的口號在20世紀20年代風靡一時，而讀完張之洞的文章，你定會驚訝數十年前張之洞已經將這句話踐行到了何種程度。他在成都和廣州建立書院，資助書籍刊刻。在幕友的協助下，他撰成《軒語》與《書目答問》兩書，前者論治學與作文，後者則是一部中國基本典籍的書目，至今仍嘉惠學林。 後來張之洞認識到，教育是一國富強的晴雨表：「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⑥；「西國之強，強以學校」⑦。他自問自答：「種何以存？有智則存。」又說：「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⑧ 張之洞建議在京師和各省會建立大學堂，在各府建立中學堂，在各縣建立小學堂；辦小學的經費由行會和宗族組織供給；寺觀應改作校舍（在當時是激進的手段）。1893年，張氏奏請設立自強學堂。1896年，該學堂在南京成立。學堂延請外國教習，開設外交、農學、實業、商業等課程。1895年12月，他又計劃編練一支「自強軍」。自強學堂和自強軍的成立，將自強運動推向了高潮。1896年，張氏仿照曾國藩1872年的先例，派遣40名學生分赴英、法、德諸國留學。20世紀初，他又派遣許多學生留學日本。這些留學生歸國後，張氏就向他們詳詢外國情形。他擔任管學大臣⑨時，以歸國留日學生提供的信息為基礎，以日本學制為樣板，制定了中國學制。張氏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卻忽視了受教育者的心理。他設置的課程依然重視讀經與忠君。 （三）實業救國。在中國的經濟領域，張之洞是一位開路人。1889年，他在廣州開辦了中國第一家新式鑄幣廠。1895年，他的自強軍移駐上海郊外的吳淞，配以德國教官和近代化裝備，成為中國新式陸軍的骨幹。張氏名氣最大的手筆要屬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他在武漢開辦了織布局、繅絲局、製革局；他為武漢帶來了自行車、起重機和其他機械，為這座城市贏得了「中國芝加哥」的名號。他還積極推動鐵路建設，親自督建蘆漢鐵路。他鼓勵商會和絲、茶等產業的發展。他一生握重權，掌巨財，卻清貧以終。 1898年，他的《勸學篇》進呈御覽之後頗受嘉許，欽命下發40冊給各省督撫，命其「廣為刊布」。下面是其中重要篇目的節選。 選文45　張之洞《勸學篇》節選 正權⑩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為民權之議，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 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制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 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資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巨資，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編者按：張之洞隨後又列舉了「無益者」三條，此處從略。】 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 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為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 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為民主之國。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並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註：美國人來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下抉私，上偏徇，深以為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 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為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為耳。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 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眾有益，譯為「公論黨」可也，譯為「自由」非也。 若強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循序⑪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 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生者，先有谷氣而後可飫庶饈；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後可施藥石。西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 華文不深者不能譯西書。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穌經，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蠟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讚揚本國之強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舵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去毒⑫ 悲哉洋菸之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獸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過九載，猛獸之害不出殷都，洋菸之害流毒百餘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數十萬萬人，以後浸淫尚未有艾。廢人才，弱兵氣，耗財力…… 《論語》曰：「齊之以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顧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學得而化之。何也？ 中國吸菸之始，由於懶惰，懶惰由於無事，無事由於無所知，無所知由於無見聞。士之學取辦於講章墨卷，官之學取辦於例案，兵之學取辦於鈍器老陣，如是已足……大率皆可以不勤動、不深思、不廣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緩，緩生暇，暇生廢，於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 若學會廣興，文武道藝；城鄉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於閱報，強者學之於遊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探南北極，豈尚有俾晝作夜，終老於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為，況禁之哉？ 故曰興學者，戒菸之藥也…… 變法⑬ 變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為而與士民言？曰：不然。法之變與不變，操於國家之權，而實成於士民之心志議論。 試觀曾文正為侍郎時，嘗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詩賦之弊矣，及成功作相以後，若力持此議，當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館閣之人材，然而無聞焉。何也？大亂既平，恐為時賢所詬病也。 文文忠嘗開同文館，刊公法格致各書矣，以次推行，宜可得無數使絕國、識時務之才，然而曲謹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館，不考總署章京，京朝官講新學者闃然無聞。何也？劫於迂陋群儒之謬說也。夫以勛臣元老，名德重權，尚不免為習非勝是之談所撓，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 又如左文襄在閩創設船政，在甘創設機器織呢羽局。沈文肅成船政，設學堂，與北洋合議設招商局。丁文誠在山東、四川皆設製造洋槍槍彈局。此皆當世所謂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經營者皆是此等事，其時皆在同治中年、光緒初年國家閒暇之時。惜時論多加吹求，繼者又復無識，或廢閣，或滅削，無能恢張之者，其效遂以不廣。 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請征之經。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尚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為大，《禮》義也。溫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 請征之史……歷代變法最著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尚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若武靈之不終以嬖倖，魏之不永以子孫不肖，與變法無涉。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強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致亂，此變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剝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也。【註：西法以省刑、養民兩事為先務。】請征之本朝……即如輪船、電線創設之始，訾議繁興，此時若欲廢之，有不攘臂而爭者乎？ 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一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為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餘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計，皆有不便，故藉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弛欺飾而一無所為，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為苛求之談士。 夫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顧其私，故止為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歷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鶚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 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礦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搰，豈有成功哉？ 非攻教⑭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間已然。儒墨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後魏、北宋則老釋相攻……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然則此時為聖人之徒者，恐聖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 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中國，傳教既為條約所准行，而焚毀教堂又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砥厲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為害？如仍頹廢自甘，於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世用，才略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遊民藉端攘奪，無故肇釁…… 不特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遊歷內地，愚夫小兒見西國衣冠者則呼噪以隨之，擲石毆擊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並不問其為教士、非教士，歐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一，或稅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遊歷，或傳教，茫然不辨，一概憤疾則不明，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於公戰、勇於私鬥則不知恥。於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 至於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鏹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訛謬相沿，決不可信……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盡為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餘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內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得日斃數千萬之教民，日抉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慎勿以不智為海外之人所竊笑也。 ①李鴻章卒於1901年，劉坤一卒於1902年，榮祿卒於1903年。 ②關於學部，見第20章。 ③關於《校邠廬抗議》，見第5章（二）。 ④《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13—15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2頁。 ⑤《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48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第71頁。 ⑥張之洞：《勸學篇·序》，第1頁。 ⑦張之洞：《勸學篇·序》，第2頁。 ⑧《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第24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第53頁。 ⑨譯者按：原文為「minister of education」，當時學部尚未成立，教育事務由管學大臣掌管。時任管學大臣的是張百熙，張之洞只是會同張百熙、榮慶厘定學制。 ⑩《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23—26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第19—21頁。 ⑪《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27—28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第22—23頁。 ⑫《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38—40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第31—34頁。 ⑬《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第19—22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第49—51頁。 ⑭《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第51—53頁；又見張之洞：《勸學篇》，第74頁。